由抵货而赈灾: 1923年天津民众对日态度转变述论

来源: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1923年春，国人因日本拒绝交还旅顺大连、拒绝中国取消“二十条”的要求，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天津民众的表现甚为积极。但由于部分商人态度的消极，进行中有较大阻力，实际行动与制定的规划、措施之间存在相当的距离。当9月1日日本发生强烈地震后，天津及南北各地民众即转而积极开展赈救日灾活动。国人对日态度的这一转变，官方的大力推动为表层的直接原因,商人难以接受因抵货造成的经济损失，方为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日遭震灾只是提供了契机，而国人对“救灾恤邻”古训的秉承、“以德报怨”的善良愿望，则为这一转变涂上中国文化的底色。

1923年春，国人因日本拒绝交还旅顺大连、拒绝中国取消“二十条”的要求，开展了抵制日货、经济绝交运动，但当9月1日本发生强烈地震后，即转而积极进行赈救活动。半年之间，国人对日态度经历了由抵制日货、经济绝交，到积极救助日本地震灾害的巨大转变。笔者拟以天津为考察范围，就其主要情况略述如下。

一、交涉失败与抵货呼声

旅顺、大连久为日本觊觎，甲午之役中国战败，签订了包括割让辽东半岛的《马关条约》（上图），但英法俄三国干涉的结果，日本未能实现吞占辽东半岛目的。而俄国则继而于1898年与清廷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租期25年。日俄战争后，战败的俄国将其在南满的侵略权益转让日本，旅顺、大连终成为日本囊中之物，[①]尔后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又将旅顺、大连的租期延至99年。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未能被接受；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拒绝讨论中国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只是将中国的相关提案、声明列入大会记录备案。

随着旅顺、大连25年租期届满之日（1923年3月26日）的临近，国人对此事的关注度在不断提高，届时收回旅顺、大连的要求与呼声日益强烈。1922年11月1日、1923年1月19日，中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二十一条”无效案。1923年3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馆同时照会日本政府和驻华公使，声明取消二十一条，并接洽收回租期届满之旅顺、大连，但遭到日本政府断然拒绝。[②]

中国南北各地民众随即举行集会、演说、游行等活动，抵制日货、经济绝交的呼声随即而起。天津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各界民众和社团纷纷起而抗争，在维护国家主权、抵制日货问题上发出强烈的呼声。自3月20日起，天津多个社团开始行动，坚久爱国会、坚决救国团分别发表通告、张贴通启，号召“国人誓死力争”。救国十人团、旅津宁津同乡会等也都做出相同的表示。[③]3月21日，天津救国联合会召开会议会决定，分别致函直隶各县各团体，请从速组织救国联合会，一致力争。同日晚间，救国十人团在会所开会，会议主持者报告称，中国与日本的交涉日趋险恶，“本会应召开大会鼓吹民气，做政府外交之后盾”。与会者均表赞成，并决定将此前发出的传单再印一万张。[④]唤醒团开会决定，召开全体大会推代表赴团体代表会，呼吁“实行真抵制日货”，通告全国勿五分度热度而坚持到底。[⑤]

宋则久(1867-1956)

天津各团体代表会，是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各界社团联合而组成的一个团体，共有100多个团体加入其中，积极开展了要求收回山东主权等活动，后遭官方压制停止了公开的活动。在新的情况下，团体代表会积极谋求恢复活动，并于3月22日在广东会馆召开大会，有80多个团体的代表200余人到会。会议主席宋则久报告称，此次中日交涉，如果“我等漠然视之，则前功尽弃，故仍宜继续猛力进行”；时子周报告近来中日交涉情况并称，如此次不能收回旅大，“吾辈实无颜以对子孙”。与会者议定：由今日起借用各教堂、各宣讲所进行讲演，并在各街市举行游行演讲；通知全市人民挂白旗，并印传单、发通电，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3月26日在南开学校操场召开天津国民大会，并举行示威游行。[⑥]

在各界社团体呼吁、集会的同时，各种演讲、游行活动随即展开。21日下午，河东李公楼模范女学、崇贞高等小学的学生，每人手持写有“争回旅顺大连”“誓不承认二十一条”“同胞快起”等字样的白旗，在两校校长张晓斋及教职员的率领下结队在复兴庄、旺道庄、郭家庄等各村游行、演说。各村“听者甚众……大为感动，并嘉其热忱”。[⑦]张晓斋校长和两校教职员还决定，自明日始，每天下班后，即分别到各村演说，“藉以唤起人民之省悟，援助政府，一致力争，收回旅大”。[⑧]河北女师范学校、严氏女学两校学生，也于21日到西马路、北马路及河北一带演讲中日交涉问题，听者“无不激愤”。[⑨]

22日下午，各团体代表会的24位讲演员分为6组，出发游行讲演。各位讲演员慷慨陈词，“听者无不动容”。此外团体代表会还雇用了两辆汽车，巡游全市，散发传单。22日晚，国货售品所十几人，手持白旗，游行各街市，向各商号进行宣传：现在与日本交涉失败，“人民均宜有表示……各商号均宜挂白旗”，上书“收回旅顺、大连”“取消二十一条”,以表示我们的坚决态度。是日晚，坚决救国团也出发游行各街市，沿街呼喊“收回旅大”“取消二十一条”，并于沿路通知各商家挂白旗，围观者甚众。[⑩]23日，王醒年、宋维翰、董家瑞等三人，“左手持白旗，右手持号筒，在各处游行演说”，备述日本由俄国转租旅顺、大连而拒不归还的情况，呼吁国人“本着个人的良心与责任……一致誓死力爭，作政府的援助”，所到之处听者甚众。之后又到《新民意报》馆前演说，该馆员持白旗表示欢迎，并设茶招待。[11]24日，团体代表会的讲演员分为6组，分别前往河东、河北大经路、河北大街、南市、四马路、城西一带演讲。同时雇用汽车游行全市，沿路散发传单，并请大家3月26日参加市民大会。[12]河东大王庄新民学校学生为“唤起民众，共图挽救”，25日也在校长靳子屏及教师的带领下在河东一带游行讲演。[13]

此数日中，各界团体、各界人士及各校学生的集会呼号，演讲游行，对民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些商家及天津总商会亦有积极的反响。3月23日，天津商人包括照相、木器、织染等各同业公会，均召集会议，通知各同业悬挂白旗，26日同赴市民大会，“并研究抵制日货之进行办法”。[14]一些在日本设有分庄采购日货的商家，“纷纷电致各分庄，嘱其停购日货”，收束账目以备回国。[15]至3月24日，大胡同、估衣街一帶的商店前，多已挂出写有“否认二十条”“收回旅大”“抵制日货”等字样的白旗，往来者观之，“无不触目惊心”。[16]天津总商会3月25日发布公告，请各商家在门前悬挂白旗，并派人参加26日的市民大会。请各同业公会、各商家一体周知、照办。[17]

此外，北洋大学、南开大学、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南开中学、新学书院、女师范学校等校的学生，尤其是东北籍学生“连日一再集议”，决定采取一致行动并参加26日的市民大会，直隶省官立中学亦决定全体学生参加市民大会，其他“各学校之预备赴会者亦颇不少”。[18]

天津各团体代表会作为各社团的联合组织，是3月26日天津市民大会的发起及组织者。自从在3月22日的会议上决定召开天津国民大会后，即进行了充分的组织、联络等准备工作，各界团体、各方人士也进行了一些宣传动员活动。各团体代表会3月25日再次开会，对翌日市民大会的准备工作进行协商，对会议的程序、会后的游行路线等具体问题进行最后的规划。各方代表报告了各自团体的准备情况，其中多个行业工会及各业人士均于26日放假或停工一天或半天，以保障大会的进行。[19]

3月26日，天津市民大会在南开学校操场如期举行。是日各团体及各界民众前来参会者约达20万之多，与会者皆手执白旗，上书“否认二十一条”“力争旅大，还我国土”等字样。队伍中不断有人大声呼喊“还我旅大”“誓死不承认二十一条”等。[20]会场中除主席台外，会场四周还设有4座讲台。大会主席宋则久致开会词称，此次中交涉中日本“不讲公理”，我们集会、做大游行，就是要“表示民气”，抵制日货一事，我们要“各凭良心”，从今日起再积极进行。宋氏言毕，与会者高呼“不买日本货！”“不卖日本货！”之后，各团体代表会的讲演员在会场四周的讲演台继续演讲，痛述此次对日外交的失败，呼吁国人“必须抵制日货”，“誓死与日人对抗，义无反顾”。演说者激昂慷慨，与会者热烈鼓掌。大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出会场北行，走南马路、东马路，入水阁街，经宫南宫北街，走锅店街、估衣街、然后走北马路、东马路，进东门，在广东会馆前解散。[21]

3月26日的大会使天津民众的反日情绪达到高潮。3月26日前后，天津之外的很多城市也均举行了抵制日货的示威及宣传活动，其中多座城市的参加者达万人以上，反日示威运动遍及全国。[22]

市民大会翌日，各团体代表会即开会讨论并议决多项行动办法：请各报馆及各广告社不登日本广告；继续组织讲演员分组到各县、各乡镇讲演；请各商家、车站的广告牌均贴上“否认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等字样的标语，并多印传单，到各戏园、茶馆、旅馆等处散发；等等。关于抵制日货具体如何进行，会议决定致函总商会，请其派代表到会磋商抵制日货的具体办法。[23]

上述情况表明，在各界民众抗议日本侵害中国主权，以抵制日货与日本进行抗争的这场运动中，各界人士组成的社团，特别是由各社团联合而成各团体代表会，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成为这一运动的组织者、指挥者。这是清末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新式工商阶层力量不断壮大，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初步形成，民间社会逐渐成长的结果。各种社团在这一运动中联合起来，形成一致行动的统一力量，则表明社团的发展开始走向成熟。

再者，此次官方的态度对动员民众参予运动也比较有利。在如期收回旅顺、大连，废除“二十一条”这一关乎国家领土主权的问题上，民众与官方立场一致，一些社团也主动提出要做政府的后盾。在22日的天津各团体代表会会议上，宋则久提出，此次中日交涉“非有民气援助政府，外交上决难胜利”。鉴于以往如1919年五四运动中官民对立的情况，时子周指出，举行集会、游行“一般市民恐有官厅干涉，必有观望者”，但此次直隶省议会致电各县请力爭外交，吳佩孚亦有同样主张的通电，“吾想官府决不干涉”。而且，由时子周领衔建立天津救国联合会的申请，也经直隶省长、天津警察厅批准立案而顺利组建。[24]故而在多个社团的言论中，都有支持政府，作政府后盾的表示。[25]这是其与五四运动中天津抵制日货行动迥然有别之处。

此外，在以往抵制日货及其他民众运动中，人们曾提出要防止“五分钟热度”的问题，此次抵制日货行动中，这一提醒亦屡屡出现，反映了有识之士要引导民众克服国人自身这一弱点的良苦用心。[26]

二、抵制日货的进行、阻滞与结束

集会、示威游行之后，抵制日货的行动开始了。与抵制日货有最直接利害关系和行动的主体无疑是各业商人和天津总商会。经团体代表会与天津总商会协商，天津总商会制定了抵制日货的具体措施并于4月9日通知各行业商家，请一致进行。其主要内容有：新批之日货和旧有存货查清数量，报总商会备查，此后不得再批购；上述日货准予销售，销售后报各行业公会和总商会，随时销账，防止此后暗购；各行业公会推举调查员若干，随时调查检举以为监督。[27]对于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团体代表会制定了如下办法：制作一种上书“抵制日货”的小白旗和一份志愿书，请商人到团体代表会领取旗子，填写志愿书。如果被发现售卖日货，处以售价五倍的惩罚。各小商贩也表示要积极抵制日货，河东区小商贩还在7月中旬成立了救国团，其章程宣称：“以不买不卖日货以达到旅大收回、二十一条取消为目的”。[28]

如此，从4月开始，天津抵制日货行动开始进行。在团体代表会6月6日的会议上，有代表报告了日前到北洋第一商场检查日货的情况，商场经理称，业已与该商场内各商户约定，“凡有日货，一律拒绝”。[29]在6月27日的团体代表会，报告了有关不卖日货，不去日租界娱乐场所的情况，其中“洋广货同业北马路、估衣街、郭店街一带，均无日货陈列”，有人到河东鸿茂永颜料铺来买日本磁漆，但商铺坚持不卖。[30]

但在抵制日货的实际进行中，出现的问题与阻力还是相当大的，这些问题和阻力主要来自各业商人及天津总商会。天津团体代表会与总商会议定的抵制日货的实施方案是，对于售卖日货的各门市商和摊商，限其在5月31日前将现有日货售完，届时未能售出的日货即全部封存。故自4月28日起，团体代表会即组织了13个检查小组，分别到各商家，请其在期限后不再售卖日货的规定上盖章认可。开始时不少商家拒绝盖章，但在团体代表会人员的劝导下，到5月12日，已有占售卖日货商家绝大多数的5436家商人盖了章。[31]此后，各商家“多将所存日货贱价出售”，不足一个月即多已销售告罄。但是，总商会又向团体代表会要求将封存期展限20天，于是一些商家又“纷纷添购日货”，继续售卖。[32]

进入6月后，团体代表会加强了对各商铺销售日货情况的检查，关于检查售卖日货情况成为其每次会议的重要内容。按照4月下旬制定的抵制日货方案的规定，一些商家进入6月后开始不再售卖日货，而继续售卖或使用日货的商家亦为数不少。在6月中旬的数次团体代表会会议上，检查抵货情况的报告分别称，五金行30余家商铺中，“真正决心抵制的只有三家”，而销售日货最多的两家，皆仍在日本有进货庄；[33]议和成、聚庆成等6家饭庄均“尚有日货”；制做透明皂所用的火酒虽有西洋货可用，但多家造胰厂仍“倶用日本火酒以图渔利”。[34]且许多商家并未能遵守将在日本的进货商撤回的承诺，故6月5日团体代表会针对此问题致函总商会指出，各商家应“顾全大局，纵有利益，亦应牺牲”，[35]但绸布棉纱商同业公会在6月底致函团体代表会称，本会当初曾召开董事会，“表决各商一律撤回日本阪庄，今已逾期两月，各商阪庄撤回者固有，而未撤回者仍居多数”，故请团体代表会出面，催促“尚未撤回者务即迅速办理”。[36]

进入7月，有民众向团体会举报，高阳商帮由山东青岛等地“私运棉纱一两千包”；也有商铺将日货伪装成国货继续销售；团体代表会的日货检查员报告称，某些商号出售的日货皮件，“多假冒国货”。[37]团体代表会7月6日会议的报告事项中，有数项涉及商人继续购进和出售日货，包括某金店用的镶石为日货，西头横街庆发成购买日本铁若干吨，三条石公记药材庄贩运日货等。[38]

抵货进行之初，为防止此后再有日货进入天津，团体会与总商会制定了对日货实行放行单的制度，即发货商出售日货须持有盖团体代表会和商会调查长印章的放行单，否则即予以扣留。7月9日，绸布纱同业公会的调查员在河东竹记起卸行查到日货人字呢3箱、斜纹呢2箱，均没有放行单，并查明是在日人商行购进，该同业公会遂对其私自购进日货的行为进行了处罚。[39]7月20日，公民血心团20余人到杨柳青检查日货的情况是：一些商铺的灯口、大福烟卷、火柴、花标、铅笔等日货，确实“封存不卖”；但际盛德号的日货臭虫药、瓷盆，西林记商行的日货汗衫均在售卖；东胜记在售卖的日货裤衩及其他衣服，店主称材料是日货，衣服是自己做的。[40]从上述各节来看，抵制日货进行期间，商家仍继续售卖或使用日货的情况是较为普遍的。

面对商人抵货的消极而造成的严重的阻碍，7月20日，团体代表会发出《致本埠各商号通函》称， “三月来之牺牲，未为徒费”，希望各商家在此之关乎胜负的“最后五分钟”，勉力做出牺牲，否则前功尽弃，已做出之牺牲“亦付诸流水”，[41]并做出讲演团每周日分别到大直沽、竹竿巷等处讲演的安排，[42]但此后商家继续售卖日货的情况并未见转变。7月27日团体代表会上，报告的事项涉及闸口义生源购买日商增幸面粉一万袋，山西会馆后门的福利¨制作洋镜用的完全是日本原料等。[43]同日，团体代表会鉴于各金店、首饰楼所售妇女首饰镶嵌的真、假珠石，“大多数全是日本货”，妇女所用化妆品及布匹杂货等类中，“日本货也很多”，提出“买时均要留神”的告诫。[44]情况至此，非但抵制日货的实际进行情况与当初制定的方案、办法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当团体代表会继续检查日货，其与商人间的关系遂变得更为紧张起来，终触发了公开的冲突和暴力对抗行为。

7月中旬，绸布纱业有万源成等4家商号因违反有关不再售卖日货的规定，私自购进日纱而受到绸布纱同业会的惩罚。其中万源成被罚款2400元，恒庆号被罚款2222元，久丰号被罚停业4天，其余尚有“甚多”商号亦被罚款数额不等。[45]此事引起绸布纱业部分商人的极大不满，7月27日的团体代表会会议上，宣读了一署名为绸布纱同业会“不平人”的来函，指责“万源成议罚违法”。[46]而7月27日，当同业公会会的韩姓、卢姓两位调查员到和记兴号进行检查时，绸布纱业跑合人邱子良出面进行阻挠，[47]并将两位检查员“留于号内”，经团体代表会人员前来劝说，邱始将韩、卢两位检查员放出。次日，邱子良又到两位调查员所在的商号寻衅，并将卢姓调查员殴伤。当天绸布棉业会全体调查员随即提出辞职，绸布棉业会调查委员会则宣告“因有特别事故”，暂停办公，而德瑞兴、中和成等9家商号亦具函退出绸布棉同业公会。[48]团体代表会闻之，即于本为休会期的29日（周日）召开紧急会议，并致函绸布棉业公会董事会，称调查委员会停止办公，“与抵货前途大有妨害”，请通知其“照常办公”。[49] 7月31日上午，团体代表会派出讲演员前往各商家进行劝说。当许凤山、刘雁宾等13位讲演员到万德成纱庄进行劝导时，邱成良偕同数名日本人，“汹涌而至，立将各讲员驱开”，邱子良则对诸讲演员破口詈骂。各讲演员见势“不敢与较，遂相将欲行引去”，邱子良则赶前撕打，并将自己的衣服扯破，且夺过讲演员手中的“维持棍”，自做伤口数处。警察赶来后，邱某“假装疯魔，自称系被讲员群殴致伤”。警察遂将邱子良和讲演员一起带往警局讯办。[50]虽诸讲演员当日晚间即被送回家中，[51]但这一因查处日货所酿成的暴力冲突，又给予艰难进行中的抵货运动以极大的冲击。

《益世报》记者此前面对众多商家因不满检查日货而纷纷退出绸布棉业会的情况，曾惊呼“吾国不救，殆天数使然欤！”[52]此时《益世报》再发评论，虽仍勉励“团体会诸公，不以小挫而灰心，不因小丑而解体”，但亦不禁感叹抵制日货运动已“危如累卵”。[53]

实际情况诚如《益世报》所评。万德成纱庄事件，与五四时期天津抵制日货运动中，检查员与商家发生冲突的魁发成事件如出一撤，[54]正在困顿中艰难行进的抵货运动受到如此巨大的冲击，实难以继续下去，[55]团体代表会当日下午即开会决定，讲演活动“暂停数日”。[56]

与此同时，另一方面，由于抵制日货给日本商人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日本驻津总领事抵货初期即与直隶当局交涉，要求“取缔抵制日货”。[57]7月初，日本天津居留民大会向日本政府提出更激烈的办法，包括解散排日团体，处罚领导者，日商所受损失由中国赔偿等。同时，日商也以中日亲善为名，寻求与天津总商会、团体代表会间的和解。于是，情况开始转圜。

杨以德（1873—1944）

进入7月下旬，在时任直隶省警务处长杨以德（上图）的联络下，天津总商会及团体会的代表开始与日本商人代表会面、对话。7月24日，两方人士在杨以德的私宅见面晤谈，“双方谈话均无大相抵触之处”，并另订日期继续对话。[58]8月1日，杨以德再次在私宅约集中日商界代表会面商谈，日本商业会议所代表17人和天津总商会的核心人物卞月（庭）廷、杨晓林、张品题等17人出席。双方发言者虽都述说了各自立场，但亦均表示要把握中日两国“共同的利害”，和睦相处。卞月廷表示，希望能常常见面，“从此无抵货现象”。[59]经过这次对话，双方和缓的趋势又有推进。8月20日，天津总商会举办了中日人民恳亲会。双方各有代表百余人出席。中国方面，天津总商会会长和诸位会董在内的商界重要人士尽在其中，团体代表时子周、鲁嗣香、马千里等亦与会，日本方面出席160余人。双方发言者多表示，中日两国虽有分歧，但两国国民应疏通意见，解决纠葛，“真实携手”。[60]9月1日，由日商举办第二次中日恳亲会，双方到会者达五百余人。日方主持者商业会议所会長竹內三一称，经双方接洽，“已有彼此携手，真诚亲善之希望”。中方代表张品题表示，近来对实业、贸易的问题，“感无限痛苦”，诚如竹内会长所言，“中日两国有如夫妻”，虽偶失和，事过情迁，依然亲爱如故，愿消除障碍，“以期真正亲善”。[61]中国商人停止抵货，恢复与日正常商业贸易的意愿已经明确。

自7月下旬以来的月余间，中日两国商界及其他人士在如此频繁的聚谈、“恳亲”，寻求和解。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诸多社会团体、各界人士仍在努力地继续推进抵货运动，[62]但此时的抵货行动确实已难以为继。[63]而随着9月1日日本关东大地震的发生，中日关系的局面随即发生重大转折，抵制日货行动终告结束。

三、由抵货而赈灾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M7.9,横滨震后场景

9月1日，东京时间11时58分，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人员、财产损失惨重。中国各大报刊立即进行了广泛充分的报道, 国人对日态度迅速转变，天津与南北各地随即展开了规模广泛的赈救行动。

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新闻媒体即时作了及时、充分的报道，并呼吁国人亟起赈救日灾。[64]其时之北京政府，大总统黎元洪已在曹锟的逼迫下出走天津并交出了大印，由摄政内阁柄政。日本震灾发生后，外交部即派员赴日本驻华使馆慰问，[65]并在内阁会议讨论了救助日灾问题，决定由政府拨款20万元赈济日灾；同时令各省军政长官联合当地绅商、社会团体，组织日灾急赈大会；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及红十字队赴日救灾等。[66]之后且邀请各界名流商议赈救日灾事，并决定：通令各省区一律筹款赈济；解除粮食输出之禁令；邀请各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及银行、新闻、商会、军警各界组织日灾协济会等。[67]根据北京政府的命令，9月４日，直隶省长王承斌召集天津总商会负责人等商讨赈救日灾办法。[68]

同时，津门各界人士积极开展了赈济日灾活动。9月3日，梁启超发表通电称：“救灾恤邻，责无旁贷， 谓宜尽吾力所能逮，迅派军舰商船，募易服食各物，驰往急赈。”[69]同日，蛰居天津的段祺瑞发起救灾同志会，并致电北京政府、孙中山先生、各省军政长官及各团体，请各处“ 广为劝募”，赈济日灾。[70]9月5日天津红十字会会董以日本赈灾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均称日本人民遭此奇灾，“本会当急起援救，义不容辞”，并议决如下：致电驻京日本公使、日本东京赤十字总会社等表示慰问；开全体会员大会，议商救济办法；致函天津总商会、教育会、各慈善团体及各机关，请一致对日本奇灾援救；急购白米运赴横滨、东京等灾区；组织救护队出发援救等。[71]同日，天津报界公会为救济日本震灾事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表示，此次日本遭受巨灾，本會应予設法急救，以尽邻邦国民救灾恤邻之义务。会议议决：成立日本奇灾救济会；致慰问书予驻津日本总领事、日本公使芳泽；由各会员担任劝募震款之责任，分散捐启，尽力劝导。[72]同日，日租界内的各华商亦聚会决定募集款项赈救日灾。[73]9月7日，募集日本急赈会发布募捐启呼吁各界民众“慨解义囊……以期集腋成裘”。[74]天津总商会8日召开董事会，商讨救济日灾事宜，决定与急赈会合作进行，如此“力量较大”。[75]在赈济日灾中，募集赈款是最主要的内容。各界民众捐款的情况是赈济活动进行如何最实际的反映。天津在持续四个多月的赈救日灾活动中所募集款项的大致数目，根据笔者对直隶省日灾救济会和天津警察厅急赈会捐款鸣谢公告及段祺瑞的救灾同志会捐款清单（刊于《大公报》《益世报》）所进行的统计，情况如下：

1923年9月11日至12月25日，天津《大公报》共刊登直隶省日灾救济会和天津警察厅急赈会代办日本震灾募捐的鸣谢公告51份，共列有捐款团体1398个、个人977人，捐款总额共大洋33134元、旧制钱7180文；1923年9月15日至12月30日，天津《大公报》共刊登落款为“救灾同志会段祺瑞等谨启”的中国实业银行经收救灾同志会捐款清单25份，共列有捐款团体59个、个人332人，捐款金额共大洋227780.34元。[76]此外，天津红十字会捐赈衣千件，由中华实业工厂捐助木箱10个，将衣物交由日本驻津领事转寄。[77]此外，天津警察厅急赈会连续两天在上平安影园放映电影，得款591.08元，电影园免收电费、房费共64.5元也一并作为捐款。[78]

在天津各界民众积极赈济日灾的行动的同时，中国南北各地许多城市也均是同样的情况。包括上海在内的诸多城市均停止了抵制日货、经济绝交运动，转而为日本震灾募捐、运送粮食和各种物品，派医疗队，等等。

身处这一由抵货而赈灾的转变,国人是怎样的一种思想和心态？梁启超在9月3日的通电中称：“过去数年间，日本政府举措颇招吾国恶感，……然患难相恤，人道宜然。”[79]天津总商会会长卞月庭在主持赈救日灾会议表示，中日之间以前的误会之事，“另当別论”，赈救日灾总商会要“努力进行”。[80]诸多人士亦表示，要将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日本政府与日本民众区别开，对日本震灾进行积极赈救。上海工商友谊会发表宣言称：此次对日经济绝交是为警告日本政府，对于被灾之日本人民“应予以人道上救济”。[81]国会议员孙洪伊发表通电指出：国人对于日本不无怨愤，然中日两国间的冲突，皆日本政府之咎，“于其人民何尤”。[82]

对于某些反对赈济的主张，人们进行了劝说。陆费逵在中华书局劝赈日灾的会议上指出，某些同人以国耻为恨，但不忘国耻是一事，而人道主义又是一事，“不妨并行”。[83]在济南赈济日灾游艺会开幕式上，针对反对赈济日灾的主张，多位人士在演说中均主张将对日交涉与赈济日灾分开，“一方面赈济日灾，一方面不妨力争旅顺、大连”。[84]

正在避难的日本人聚集在一起，边上就是正在燃烧的房子

当然，在国人赈救日灾的行动中，不排除其中有希望通过赈救活动，提高国际地位，且感化日人，以利于今后的对日外交的成分。梁启超在其号召国人起而赈济日灾的通电即称：“我国当觏闵函侮之余，若能率先仗义，为诸国倡，殊足以发展东方文化利 他忘我之精神，于增进国际地位，关系抑非细也”。[85]亦有人著文指出：由于中国社会各界对遭受震灾的日本人民进行积极的赈救，“中日两国人民的感情从此一变，而中日邦交也将从此面目一新了”。[86]国人的这种思想认识既是秉承救灾恤邻的古训，也表现了中华文化传统中那种以德报怨的良善之心。勿庸讳言，某些政客、军阀之 积极赈济日灾，亦或具有某种政治的背景或包含某些个人的打算，但这也并不能影响有众多平民百姓广泛参加的这场赈救日灾行动的纯洁性。

上述中国人民积极的赈灾行动，对遭受震灾的日本给予了多方救助，日本官方与民间各界的致谢之声不绝于耳。

四、 结语

1923年，实为中国之多事之秋。年初是中日间这场关于“二十一条”和旅顺、大连问题的交涉，接着，临城劫车案所引起的国际交涉，给北京政府出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6月中旬总统黎元洪在直系军阀的百般挤兑下，被迫出京。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成功，沐猴而冠。国人这一由抵货而赈灾的转变即是在政局如此变动的背景下完成的。

在发动民众与日本危害中国主权的侵略行径抗争，开展抵制日货的运动中，天津各界社会团体发挥了主要和重要的作用。时至1920年代，在天津这个北方最重要的工商业口岸城市，民间社会力量经过清末以来的发展及多个社会运动的历练，已逐渐壮大成熟，并出现了某些颇富声望、具有号召力及及动员民众经验的领袖人士。而各团体代表会将多个民间社团联合起来，集体协商，统一行动，更提高了民间社团在民众中的影响力。

总的来看，此次抵制日货运动，呼声强烈，但所采取的实际行动与之相较则有相当的距离。实行抵货行动的主体是商人，而商人趋安求利的特性，使其难以接受经济上的损失，以及社会生活呈现出的非常状态，这是导致抵货运动过程中其被动、迟缓以致敷衍行事的根本原因。此前，在1919年抵制日货的行动中，天津商人的行动亦属被动、拖延，[87]此次情况基本如前。

日本发生强烈地震灾害后，天津民众及许多社团迅速、积极开展赈济日灾活动，其直接原因无疑是北京政府及天津当局出面大力推动，而此时抵货行动正处于众多商家态度消极，积聚的矛盾终导致冲突爆发，抵货运动面临巨大阻力而难以为继之时，况且天津总商会正在应日商邀约寻求和解，日本震灾的发生则为这一转圜提供了契机。故此次抵货行动的停止远非“五分钟热度”问题，商界对自身经济利益的维护、对中日关系前景的考量，或方为问题之根本所在。而以此感化日人，换来两国关系的转变，在此时国人心目中或亦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对救灾恤邻古训的秉承和以德报怨的善良愿望，表现出国人纯洁的道德心，则为这一由抵货而赈灾的转变涂上了一层中国文化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