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男爵”：罗曼·冯·恩琴在东西方之间的错位人生

来源: 燃烧的岛群   作者: 李珂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有一个肆虐外蒙古的“疯男爵”——罗曼·冯·恩琴-施特恩贝格（Roman von Ungern-Sternberg）。

他原本是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在沙俄军队里服役，后来沙皇被推翻，他加入白军与苏俄政权开战，被打败之后，带着残兵败将入侵外蒙。当时的旧中国积贫积弱，北洋政府无力管控外蒙，留守军队被他打败了。

冯·恩琴勾结外蒙的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得到了高官厚禄。但是，他的野心并不止于此，也志不在此。他试图重现成吉思汗的游牧帝国，并且反攻回苏联，复辟君主制……

一、外蒙的不速之客

1911年，中国内地相继爆发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等起义，清朝的统治岌岌可危。一些外蒙古贵族希望借此机会谋取独立，7月，杭达多尔济、海山秘密出使沙俄，寻求外援。

12月29日，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库伦即蒙古大汗位，称“博克多汗”，宣布建立大蒙古国。1912年1月，沙俄领事派出哥萨克骑兵，将清朝驻军司令强制驱逐出境。

清朝于1912年灭亡之后，中国四分五裂，军阀混战，但中华民国一直拒绝承认外蒙古独立。博克多汗试图将内蒙也纳入囊中，于1913年出兵锡林郭勒盟，第二年又攻打呼和浩特。

博克多汗一直试图谋求强大的沙俄的支持，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沙俄无暇分兵，放弃支持外蒙古攻取内蒙古，博克多汗的计划落了空。

《袖珍中华全图》里的蒙古，亚新地学社 中华民国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签订协约，外蒙古取消名义上的独立，但保持高度的自治权。

1917年，俄罗斯爆发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沙皇俄国灭亡，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苏俄红色政权。但是，不愿服从苏俄的军队，形成大大小小的武装团体，苏俄国内战争爆发了。

大多数意识形态与红色对立的武装团体被为“白军”。白军的首领之一，格里戈里·谢苗诺夫（Григорий Семёнов）带领外贝加尔哥萨克割据在西伯利亚，与外蒙相邻。

1919年3月，谢苗诺夫在赤塔召开了大蒙古大会，宣称要建立一个统一外蒙古、内蒙古及呼伦贝尔等地的“大蒙古国”，尊博克多汗为国家元首。他还得到了日本的支持下，企图占领东北的中东铁路。但是他军纪败坏，在控制区内奸淫掳掠，广积民怨。

冯·恩琴是谢苗诺夫手下的得力干将，波罗的海德意志人贵族，出生在爱沙尼亚，在沙俄军队服役时就多次去蒙古考察，懂蒙古语。他还参加过日俄战争，到过中国东北，略懂中文。

1919年2月至9月，在上司谢苗诺夫的指派下，他再次去了中国东北，结交各种复辟势力，还促成了谢苗诺夫与军阀张作霖的会面。1919年7月，他在哈尔滨以东正教婚礼的仪式娶了一位清朝格格，姓金，东正教名字是埃琳娜·巴甫洛芙娜（Елена Павловна），她是中东铁路哈满护路司令、呼伦贝尔镇守使张奎武的亲属。这场政治婚姻只是为了拉拢清朝复辟势力，冯·恩琴结婚后就匆匆离开，一年后通过副官向她通知离婚。

谢苗诺夫的部队以军纪败坏而著称，冯·恩琴自然也不例外，他和他的部下大肆抢劫西伯利亚和蒙古之间往来旅行者，作为自己的主要资金来源。

例如，北京和天津的报纸报道，1919年1月25日，六名从伊尔库茨克返回库伦的无辜中国商人被冯·恩琴指控为“布尔什维克间谍”，并且被抢走了50~60万卢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被掠夺的货物被送往哈尔滨，通过白俄流亡者代理商在那里出售，而它的利润则被冯·恩琴用来购买军队补给品。此外，他利用这项资金来源在哈尔滨和海拉尔购置产业，两年之后还用它作为启动资金占领了库伦。

1919年年底，谢苗诺夫与苏军激战，在第二年夏天被彻底击败，从西伯利亚败走到远东。部下罗曼·冯·恩琴与他分道扬镳，决定去外蒙冒险一试。在外蒙，冯·恩琴的对手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军队。

许多外蒙古世俗王公们对博克多汗的神权政治不满，在政治上倾向于中国。眼看着外蒙古即将卷入苏俄内战，他们更是忧心忡忡。1919年8月，蒙古外务衙门向北洋政府请求派遣部队，协助防御库伦。11月7日，中华民国派徐树铮出兵外蒙古，软禁博克多汗，取消外蒙古自治地位。

1920年8月，冯·恩琴带兵来到蒙古边境，通过秘密信使与软禁中的博克多汗取得联系。博克多汗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请求他尽快赶来将北洋军队赶走。

身穿蒙古袍（德勒），佩戴圣乔治勋章的冯恩琴，大约1920年

1920年10月1日，冯·恩琴带领着一支大约800人的军队，号称“亚洲骑兵师”，取道乌斯季-布库昆（Усть-Букукун）村入侵蒙古，向西南方向进发。

10月26日晚上，他带领大约3000人向库伦以西的买卖城发动进攻。但是，他自诩为“蒙古通”，却弄错了买卖城的位置，带着部队迷了路。他们跌跌撞撞地走了一夜，唯一的交战是与中国部队的小规模战斗。

11月2日至 4 日，他再次发起进攻，但还是被中国军队击败。他带着部下退到库伦以东一百六十英里处的扎姆库伦（Zam Kuren）扎营。

这时，中国军队没有乘胜追击，及时消灭他，因为内地已经在7月爆发了直皖战争，徐树铮所在的派别失势。徐因此被罢免职务，返回北京。留在蒙古的驻军，被拖欠军饷几个月，士气十分低落。

冯·恩琴充分利用了当时的混乱局面，宣称他要来解救活佛博克多汗，拯救蒙古，救民于水火之中，还拉拢了蒙古王公卢夫桑特塞文（Гомбожавын Лувсанцэвээн），成功地吸引了不少蒙古人入伙。他还劫掠那些为中国驻军提供补给的商队，补充自己的物资。此外，他的“亚洲师”不断得到白军部队的补充，后者是从外贝加尔地区溃逃而来的。最后，他拼凑了大约1460人，再次向库伦发起进攻。

中国军队虽然有大约7000人，还有火力和防御优势，但是长期欠饷，纪律松弛，也缺乏训练。另一方面，冯·恩琴带领的部队虽然人数少，却是一群亡命之徒。

那年冬天，蒙古的气温低至零下20度，他们冻饿交加，如果占领库伦，就得到食物和住房，只能孤注一掷地战斗。中国军队试图尽最大努力封锁城镇，但冯·恩琴仍与博克多汗以及城里的奸细保持联系。

1921 年1月18日，他的军队在铁勒河畔发动佯攻，让中国人相信主要攻击将来自这个方向。事实上，主力将会从南部和东部发动进攻。

1921年2月1日夜，白军真正的行动开始了。冯·恩琴派出两支部队，一支用机枪封锁商队道路，阻止中国人获得增援，另一支则准备第二天早上从东部偷袭中国人。他还没忘记派人营救自己的同伙博克多汗。

两百名藏人和蒙古人翻过库伦西南的山坡，将软禁中的博克多汗解救出来，带到博格达乌拉山上的文殊菩萨寺。他的主力部队，总共五百人左右，悄无声息地逼近中国军队的前沿阵地，并在第二天打败了后者。

冯·恩琴的人在库伦周围的山上四处放火，给中国军队制造恐慌，以为冯·恩琴已经包围了这座城市。白军以这些篝火引路，准备进行决定性的进攻。

2月4日，冯·恩琴亲自带领人马，从东面发起决定性进攻，首先攻占了中国军营和买卖城，然后是外蒙首府库伦。

冯·恩琴在他的士兵中间，带领他们猛攻库伦的城门，表现出疯狂的勇敢。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来攻破城门：用栅栏、炸药、攻城槌。城门被攻破后，中国军队继续与白军激战，虽然双方都使用枪支，但也使用各种各样的刀、剑，甚至砍肉刀。

在城里的三处有战壕和铁丝网的防御建筑里，中国军队进行了最后的抵抗。白军用手榴弹炸破了窗户和门，中国军队继续反击，弹药耗尽时就放箭，向袭击者投掷石块。双方都杀红了眼，没有给对方留下俘虏。

2月5日，中国军队的士气彻底崩溃了，超过两千名人逃离了这座城市。库伦和买卖城陷入了混乱和恐怖之中，白军和蒙古追随者们肆意掠夺，杀戮居民，破坏城镇。买卖城在战火中被付之一炬。直到三天后，冯·恩琴才下令停止抢劫活动。

原本封锁商队道路的白军，在路两旁和树丛里架设机枪，无情地杀戮逃亡者。他的亲信鲍里斯·列祖辛（Борис Резухин）带着哥萨克骑兵和来自西藏的仆从军，对幸存者穷追不舍。

中国军队为了躲避追击的骑兵，绝望地丢弃一切辎重，而这是在蒙古冬季生存所必需的。结果“路上散落着大衣、衬衫、靴子、帽子和水壶”。

在铁勒河沿岸数英里内，随处可以见到成片成片死去的中国人、马匹和骆驼。幸存者加入了另一支中国军队，后者大约有四到六千人。他们来自中俄边境，原本是恰克图附近的另一个“买卖城”的驻军，南下的最初目的是解救库伦，但是来得太迟了。

这支合军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组织混乱，在库伦以北二十英里处遭到列祖辛带领的部队的伏击，很快就被击溃。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中国军队被白军及其追随者包围，被杀死或被驱散。

两年后，一位丹麦探险家亨宁·哈斯伦德（Henning Haslund）描述道：在前方的大草原上，我们看到许多中国人的制服，毡靴和羊皮散落在各处……许多红色的斗篷里都有漂白的骷髅碎片。徐将军的一万士兵的最后残余，在逃离蒙古人的过程中留在了那里，这一切沉默和死亡是中国士兵在‘草原之乡’的最后成就。”

徐树峥

冯·恩琴手下的白军实力并不强，他本人也不熟悉蒙古的情况，去库伦还走错了路，前两次进攻都失败了。但是，北洋军队被拖欠军饷，临阵换帅，士气低落，才没有及时消灭他，反而被他打败。从整体而言，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北洋政府的各派军阀忙于混战，才让白军的残兵败将有了可乘之机。

二、逆练“黄祸论”

1921年2月22日，是农历新年，也是蒙古分裂势力复辟的“黄道吉日”。博克多汗举行典礼，大封伪官伪将，把大功臣冯·恩琴封为“和硕亲王”，赏赐明黄顶戴，插三根孔雀花翎，其他白军首领也得到了封赏。但是，这对“君臣”并没有表面上那么融洽。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博克多汗”

博克多汗在两面下注。他是一个精明狡猾的政治家，刚被救出几天，就写信给莫斯科的苏俄政府及北京的民国政府，重申与两个政权合作的意愿，并向苏俄声称自己是被冯恩琴的手下“用武力绑架的”。

日后，当他努力讨好苏俄时，还说，他在执政期间被冯·恩琴劫持了，一直在做傀儡。冯·恩琴也许会反驳说，所有政治权力集中在博克多汗手中，而他仅仅是蒙古的军队首领。事实上，他们俩各怀鬼胎，都在试图最大化自己的个人利益。

冯·恩琴的野心不止是蒙古，更不止眼下的高官厚禄。他有一个疯狂的梦想，那就是成为20世纪的成吉思汗，以蒙古为基地四处扩张，建立一个游牧帝国。

最重要的是，他要反攻回苏俄，在俄罗斯恢复君主制。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918年被处决，他寄希望于沙皇的弟弟米哈伊尔大公，却不知道米哈伊尔也已经被处决。

他认为，没有君王就如同“大地没有天空”一样，君主是对抗革命和混乱的最终堡垒，只有他们才能保持“真理、善良、荣誉和传统不被不虔诚的人践踏”。

1890年代，随着西方殖民者与亚洲国家的冲突增多，亚洲人口的增长，西方舆论界出现了“黄祸论”。

这种恐惧里，还伴随着对东方宗教拥有的“神秘力量”的模糊的恐惧。德国人对此格外在意，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对庞大的、半开化的邻国沙俄忌惮有加。德国舆论界经常抨击沙皇俄国有着“亚洲的野蛮专制主义”。

德皇威廉二世提出构想，让画家赫曼·克纳克福斯（Hermann Knackfuß）画了一幅名为“黄祸论”的版画。版画里描绘了欧洲各国被人格化成英勇但脆弱的女性形象：大天使米迦勒忧心忡忡地凝视着远方，东方一片硝烟弥漫，佛陀端坐在火焰之中，神情出奇地平静。

1895年4月给沙皇的一封信中，威廉二世旁敲侧击地写道：“这显然是俄罗斯未来的伟大任务，耕耘亚洲大陆并保卫欧洲免遭黄种人的侵略。”

“欧洲各国家，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黄祸论”版画 1895年

与德国互为镜像的是，俄国知识界出现了“泛蒙古主义”的风潮。虽然沙皇俄国以血腥手段征服了亚洲，黄种人在国内备受歧视，地位低下。但是卡尔梅克蒙古人、布里亚特蒙古人等民族地位的边缘化，正好是“距离产生美”，成就了俄国知识分子对它的“叶公好龙”——它代表了某种英雄主义和狂野、浪漫的向往。

蒙古人、鞑靼人和斯基泰人被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愿景，代表着桀骜不驯和野蛮的自然生命。

这一切，在沙皇俄国的军官冯·恩琴身上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他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处于俄德两国的夹缝之中，身份尴尬。在俄语中学和圣彼得堡的军校就读期间，他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阅读了大量的俄语、德语相关书籍，把蒙古当成了一个幻想乡。当命运把冯·恩琴推向蒙古时，他产生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逆练“黄祸论”，利用黄种人反攻回西方，扑灭布尔什维克革命。

苏俄也在积极准备对付冯·恩琴。早在1919年11月，莫斯科就命令苏军第5军第104旅在边境做好准备，以便最终“越过边境”，在蒙古“粉碎和摧毁”白军残余力量。

但是，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战乱频发，粮食短缺，使得苏军无法立即发动进攻。在第二年，随着冯·恩琴出乎意料地占领外蒙首府，蒙古人民党的首领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向苏俄求援，苏俄对这个威胁越来越重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冯·恩琴要实现逆练“黄祸论”的计划，首先要对行动基地——蒙古进行掠夺。

由于外蒙从中国分裂出来，中国内地的商人被掠夺、 屠杀和驱逐，企业损失惨重，外蒙与内地的贸易物资急剧减少，库伦的物价暴涨，蒙古人的工资却降低，许多人失业，民不聊生。冯·恩琴自己的小金库——在哈尔滨和海拉尔购置的资产，也被中国当局没收。

到了4月，冯·恩琴的资金已经变得紧张了。对他而言，最容易的办法就是大规模搜刮民用资产，用来维持他的新军队。冯·恩琴的财政主管维特男爵（Baron Witte）奉命搜刮价值300万美元的白银，以支持他的军事计划。

中国人的钱庄、票号以及所有可以被剥夺的生意都被席卷一空。白人的企业也没有被他们放过。在此期间，有许多人被逮捕、拷打和处决，甚至全家被谋杀。

1921年5月，冯·恩琴的压力开始显现，地位岌岌可危。蒙古人民党从苏联那里得到了金钱和武器，然后夺取了恰克图。冯·恩琴在外蒙的威信被严重削弱，他的部下与蒙古官员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

。蒙古官员开始公开抱怨，问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离开。冯·恩琴则痛斥他们目光短浅，腐败无能。随着他下令没收当地蒙古人的牲畜和货物，矛盾愈演愈烈。

根据一项详细的统计，冯·恩琴手下的白军夺走了 4635 头骆驼、40174 匹马、牛26407头，绵羊和山羊100729只。这些所谓的“征用”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对许多牧民来说，这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1913年 外蒙首府库伦

冯·恩琴虽然异想天开，但是也知道他的补给不足以维持长期战争。至少一开始，他并没有计划去尝试征服整个俄罗斯。

他计划的是一次突袭，如果成功地对苏俄和亲苏的蒙古人民党进行打击，他的声誉将会大大提高，然后他就可以返回库伦，建设自己设想的伟大的亚洲游牧帝国，或者，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可以攻下西伯利亚的外贝加尔地区，并改造它成为一个新的抵抗中心，来自苏俄东部省份的白军会源源不断地来投靠他。又或者，如果他能引诱苏俄军队深入蒙古，然后包围并消灭他们，那就更好了

冯·恩琴虽然以“蒙古通”自居，骨子里还是一个典型的大俄罗斯主义者。他是君主制的忠实信徒，认为忠君爱国是天经地义之事，如果他对苏俄的进攻成功，如愿重现成吉思汗西征的奇迹，也是为了征服俄国，复辟罗曼诺夫王朝。

他与白军里其他几个著名的首领有一个吊诡的共同点——统统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外族雇佣兵。白军最大的首领是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此人的祖先是被沙俄军队俘虏的土耳其军官。

高尔察克的祖先信仰伊斯兰教，他们这些后代却为博取沙皇欢心而改信东正教；哥萨克首领邓尼金的母亲是波兰人，从小在沙俄统治下的波兰长大；另一个哥萨克首领科尔尼诺夫，1917年在“九月事变”中试图镇压布尔什维克起义，此人出生在西伯利亚，母亲是卡尔梅克人；割据外贝加尔地区的谢苗诺夫有布里亚特蒙古人血统，而冯·恩琴出生在爱沙尼亚，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早年甚至不会说俄语。

也许沙俄的顶级贵族们心知肚明，军队已经腐朽到了极点，自己打仗无能，只能启用这些“外人”来做打手。

随手给一些随手封赏的头衔，一些虚无缥缈的承诺，就可以让这些平日里被压抑的人误以为有了出头之日。他们启用这些能征善战的“雇佣兵”来打仗，自己却带着金银财宝逃到西方，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后来，末代沙皇的堂弟西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Кирилл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大公甚至成了希特勒的金主，伊拉里昂·瓦西里奇科夫（Илларион Васильчиков）大公夫妇和他们的儿女则勾结纳粹德国反攻苏联。

他们连纳粹都敢利用，何况是利用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冯·恩琴并不是唯一一个深陷骗局的人。骗局总有拆穿之日，冯·恩琴的意义更显得荒诞。

三、 从蒙古征服苏俄？

历史上的很多事，第一次出现时，是了不起的奇迹，第二次则是闹剧。

1235~1242年，蒙古帝国发动第二次西征，在1238年攻灭基辅罗斯，征服罗斯诸公国，1241年冬天在维也纳城下被神圣罗马帝国击退，1242年南下巴尔干，与拜占庭帝国交战，1921年春天返回伏尔加河下游，建立金帐汗国。

后来，曾经俯首称臣的莫斯科大公反叛大汗，推翻金帐汗国，自立为沙皇。后来，以莫斯科为中心，又扩展成了庞大的俄罗斯帝国。转眼到了1917年，二月革命，沙皇被推翻，君主制被扫入旧时代。

到了1920年，在冯·恩琴男爵的带领下，白军的一支号称“亚洲师”的残兵败将入侵外蒙，次年2月帮助外蒙的分裂势力独立建国。

冯·恩琴的目的在于复兴成吉思汗的帝国，打造一个亚洲的游牧帝国，从太平洋到里海，作为蒙古帝国的继承人，并且帮助俄罗斯“克服革命”。

虽然白军已经在苏俄内战中失败，但是冯·恩琴试图利用部分民众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来恢复俄罗斯的君主制。他还希望利用其他白军、蒙古人，联络了中国东北和内地的保皇党，还寻求得到日本人的支持。

然而，他对上述势力和西伯利亚的局势都没有准确的情报和信息，其行为也与日本的战略背道而驰。

此外，蒙古的资源不允许他的军队长期维持，当地民众对白军的态度越来越不满，军队纪律也出现恶化。因此，冯·恩琴急需一场胜利来维持自己的威望。

试图复辟沙俄的将军冯·恩琴，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想象绘画

1921年5月21日，冯·恩琴发布了第15号命令，宣布开始对苏俄领土的战役：“……我们看到人们之间的失望和不信任。有一个名字是被需要的，这是人尽皆知、亲爱的和受人尊敬的名字。

这样的名字只有一个——俄罗斯土地的合法所有者，全俄罗斯皇帝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在与俄罗斯犯罪破坏者和玷污者的斗争中，请记住，随着俄罗斯道德的彻底堕落，精神的彻底崩溃和肉体的彻底败坏，不能用旧的评估原则来指导。刑罚只能有一种——不同程度的死刑。

旧的正义原则已经改变。不存在“真理和怜悯”。现在必须有‘真相和无情的严厉’。邪恶来到地球，是为了摧毁人类灵魂中的神圣原则，它必须被连根拔起……”

冯·恩琴把“亚洲师”分为两个旅：一个由他自己指挥，另一个由他的亲信列祖辛指挥。按照计划，后者应该越过边境，在色楞格河左岸行动，沿着苏军后方行动，深入西伯利亚，炸毁沿途的桥梁和隧道。

冯·恩琴的旅负责攻击和占领边境城市恰克图和上乌金斯克（乌兰乌德）。冯·恩琴的旅有2100名士兵、20挺机枪和8挺大炮，列祖辛的旅有1510名士兵、10挺机枪和4挺大炮，留在外蒙首府库伦的部队有520人。

这个“亚洲师”里有超过16个民族，主要是俄罗斯人、蒙古人、布里亚特人、汉人、巴什基尔人、鞑靼人等。此外，蒙古其他地区的白军分队也隶属于冯·恩琴。

冯·恩琴的旅于5月21日从库伦出发，缓慢向北推进。列祖辛的旅先行一步，开始袭击色楞格河以西的苏俄边境。此时，苏俄苏军已从不同方向调兵至蒙古边境，在人力和武器上拥有多重优势。

6月初，列祖辛的旅在外贝加尔地区击败了数支苏军的小股部队，但是与冯·恩琴的旅失去了联系，并且有被苏军包围的威胁。

6月8日，列祖辛开始撤退，转入蒙古。冯·恩琴的旅在6月11日至13日的恰克图战役中被击败。在后方，苏军与蒙古人民党一起打败冯·恩琴的留守部队，后者弃城逃跑，7月6日外蒙首府库伦落入苏俄之手。

冯·恩琴让他的旅与列祖辛汇合，想要集中兵力，对苏军形成局部优势。他们可能在7月7日或8日就已经接近列祖辛旅，但是在4至5天后才有可能渡过色楞格河并会师。

7月18日，亚洲师进行了最后一次战役——前往乌兰乌德。第二次战役时，亚洲师的兵力为 3250名士兵，拥有6挺火炮和36挺机枪。

1921年8月1日，冯·恩琴在乌兰乌德西南110公里处的古西诺奥泽尔斯克（Гусиноозёрск）取得胜利，俘获300名苏军士兵、2挺枪、6挺机枪、500支步枪和一支车队。

虽然取得胜利，冯·恩琴却也意识到，他对民众起义的希望是不切实际的，民众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拥护沙皇。

上乌金斯克（乌兰乌德）周围的大片地区被苏联宣布进入戒严状态，成千上万的苏军被动员起来，装甲车和飞机也被调动，用以追踪冯·恩琴的部队。

冯·恩琴发现自己被苏俄军队包围了。没有最后的战斗，没有善恶之间的决战，只有一系列的阻击、小规模冲突和仓皇撤退。

8月5日，冯·恩琴的部队又在新米特里耶夫卡（Новодмитриевка）村战役中被打败，之后他们一直在撤退，在8月14日退回蒙古，苏军在身后穷追不舍，还派出飞机投掷炸弹。

最后，冯·恩琴带着精疲力尽、灰头土脸的部队回到蒙古。越过边境的仅有五百人，许多人都失去了坐骑，其余的人在战斗中被打死、掉队或俘虏，或者逃跑。

四 审讯、处决与复活

当时，库伦乃至整个外蒙已经被苏俄和亲苏派控制，冯·恩琴赖以支持的后方没有了，所以他决定前往西藏，希望在那里展开新的冒险。

但是，他这个更加大胆疯狂的计划并没有得到支持。士兵和军官们确信冯·恩琴的计划注定让他们不可避免地死亡。结果，两个旅都发生了针对冯·恩琴男爵的阴谋，目的是杀死他，然后逃走。

1921年8月17日至18日晚，部下秘密杀死了他的亲信列祖辛，第二天晚上，又有人向冯·恩琴自己的帐篷开枪，但他设法逃脱。部下又干掉了听命于他的几名军官。

冯·恩琴试图返回他的旅，重新控制局势，但他们开枪赶走了他。后来他遇到了以前的蒙古追随者，但是这些人也不愿意效忠于他了。

在8月20日，蒙古队长比谢勒图-寨·桑敦（Бишерельту-гун Сундуй）把冯·恩琴绑了起来。

这时，苏军也在四处搜捕冯·恩琴，并且从战俘那里了解到士兵哗变的信息。随后，这一小股蒙古人的部队和冯·恩琴一起被苏俄的游击队抓获。

冯·恩琴的所谓“亚洲师”，即两个叛变的旅向东进发，穿过蒙古逃到东北。在路上，这群乌合之众损失了大多数人马。

他们多次与苏军和蒙古本地的土匪进行小规模战斗，或死或投降，只有少数人继续进行徒劳的挣扎。

10月6日，当他们终于到达了中国控制下的满洲里海拉尔时，只剩下六百人了。他们向中国军队提供缴械投降，以换取食物、金钱和火车票，坐火车前往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

这个闹剧般的“亚洲师”终于解体了，它的成员们作鸟兽散，混在白俄侨民里。冯·恩琴则被押回苏俄，送往西伯利亚的新尼古拉耶夫斯克（Новониколаевск）接受审判。这个城市以沙皇的名字命名，几年后被改名为新西伯利亚。

被苏军俘虏的冯·恩琴 身穿蒙古袍 戴套筒取暖，1921年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

冯·恩琴是一位备受瞩目的人物，不仅因为他是白军的重要首领，更因为他分裂外蒙古，到头来成果却被苏俄占有。当时，东北亚的局势，一片混乱，备受国际关注。

自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以来，他是被苏军活捉的白军首领里最重要的一个。不止是苏俄国内的报纸，英国的《伦敦时报》和美国的《纽约时报》也报道了他被捕的消息。

当高尔察克被捕时，苏俄在西伯利亚的统治尚不稳固，只能草草处决。但是，冯·恩琴落网时，西伯利亚大势已定，苏俄可以更轻松地处理他。对他的处理成为一场游行，代表着革命对腐朽贵族的胜利。载着他的火车，每到一站就会停下来，向群众和记者展示。

早在8月26日，列宁得知冯·恩琴被捕的消息后不久，就通过电话向西伯利亚当局传达了指示：“我建议对这个案子多加关注，确保指控有理有据，翔实可信。如果证据齐全，明显是不容怀疑的，那就安排公开审判，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然后枪毙。” 。

1921年9月15日，苏俄政权对冯·恩琴进行了公审。此前，他在外蒙实行了酷刑和恐怖统治，用残酷的刑罚对待属下，枪毙白俄逃兵，像对待中国人一样抢劫、勒索和谋杀欧美人和俄国人……这些事实被白俄添油加醋地传扬出去，被媒体广泛报道。

他们感到惊讶的，并不是冯·恩琴有多么残酷，而是对“自己人”残酷，他被塑造成了一个在蛮荒之地变得入乡随俗的怪物，像康拉德小说《黑暗的心》里描写的那样。

因此，群众们纷纷赶来，像看怪物一样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在拥挤的剧院里争先恐后地争夺座位，挤得水泄不通。不少人抱怨无法挤进会场看热闹。

根据苏俄官方报告，有数千人参加庭审，庭审持续了五个小时二十分钟。冯·恩琴的罪名有三项：1.叛国、与日本勾结，2.企图推翻革命，复辟恢复罗曼诺夫王朝；3.长期使用恐怖和暴力行为。

这场审判不需要证人，因为冯·恩琴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除了第一项之外，因为虽然他想得到日本人的支持，但是日本人不愿意。辩护律师给出的唯一建议，是他可能在精神上存在问题，因此不适宜被判处死刑，而应该被单独监禁。

尽管冯·恩琴的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精神病，在他幼年时期就因精神病而入院治疗，直到1918年才去世。但是，对心高气傲的冯·恩琴来说，这个苟活的建议只是徒增羞辱。于是，他断然否认自己的家族有精神病史。

五点一刻，冯恩琴被宣判死刑，当天晚上立即执行。在临行前，他与行刑队合影，站得笔直，就像自己不是阶下囚，而是在参加沙俄军队的阅兵游行。

被苏军看守期间的冯·恩琴

接受审讯期间的冯·恩琴

新西伯利亚市（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市）街景旧照，冯恩琴被处决地点为红街和斯维尔德洛夫街交叉处

冯·恩琴就这样死了。但是，关于他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他对外蒙的“征服”成果，落入了他的敌人苏俄之手，成为后者的战利品。在他死后的一百年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如蝇逐臭，对他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造神运动。

首先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白俄侨民。出生在沙俄的波兰人费迪南德·奥森多夫斯基（Фердинанд Оссендовский），曾在外蒙伪政权里任职，与冯·恩琴相识。

后来，在半自传小说《野兽、人类和神》（Beasts, Men and Gods）里，他用诗意的夸张语言大肆渲染，把冯·恩琴捧成了敢于以一己之力挑战中苏两国的勇士和虔诚的佛教徒。

这本书于1922年在纽约出版，1925年俄语版在拉脱维亚的里加出版。这本书迎合了西方对西伯利亚和蒙古的神秘想象，立即成了畅销书，短短两年就重印了二十次。

《野兽、人类和神》小说封面

中国东北的白俄流亡者，也在各种报刊和杂志里对他展开天马行空的书写。

他们当中，有人曾经与他一起打劫无辜的中国商人，焚烧库伦和买卖城，有的人在哈尔滨和海拉尔为他分赃销赃；有人逃离了他在外蒙的统治，了解他在的荒唐作为，却信口开河，还有人参与了最后一次远征苏俄时针对他的哗变，向他开枪，欲杀之而后快。

如今，冯·恩琴死了，带着同伙们的所有秘密死了，他们便为他大吹法螺，活像一群撕咬狮子死尸的豺狗。

他们幻想他并没有被苏俄枪毙，而是去了西藏或藏在蒙古的某地，成为一名藏传佛教的得道高僧，也许某天还会出山，带领他们复辟沙俄旧制，重整河山……

白俄甚至捏造了一个故事，说冯·恩琴在爱沙尼亚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他们死于苏俄之手，因此他心理受到刺激。

事实上，冯·恩琴的妻子，只有被休弃的“金格格”。他与她聚少离多，甚至可能对她鄙视厌恶，从未共同生活过。

据说，冯·恩琴在外蒙库伦夺权时，“金格格”想赶去与他团聚，但是冯·恩琴派副官去截住她，并且带话说，如果她敢来库伦，他就用鞭子抽她。

当“金格格”赶到满洲里时，只从副官那里得到了一纸休书。30年代，“金格格”在伪满皇宫里伺候，冯·恩琴昔日的上司谢苗诺夫也成了在华白俄难民与哥萨克雇佣兵的领袖之一，被日本情报部门收买，为伪满洲国的统治者溥仪效力。

冯·恩琴的妻子金格格（埃琳娜·帕夫洛芙娜）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这是她与一名侍女的合照，不清楚哪一个是她，笔者猜测可能是左边那个，因为站的靠前，而且服饰比较华贵。

在西方，冯·恩琴被视为右翼神秘主义的先驱，希特勒和希姆莱都对他产生过兴趣。

1938 年，一本小说在德国出版了，题为《我命令！恩琴-斯腾伯格男爵的奋斗和悲剧》（I Order! The Struggle and Tragedy of Baron Ungern-Sternberg），书中将他描绘成元首希特勒的先驱。

此后，接力棒又转回了苏联、当代俄罗斯，甚至是蒙古。人们要么依旧赞美他对沙俄的忠诚，要么将他与藏传佛教里的神话人物和当地的民间传说结合起来，把他捧成“白色战神”“大黑天”。

与他有关的小说、音乐和电影屡见不鲜，据不完全统计，小说有19本，音乐有13首，电影有9部。

冯·恩琴，一个幽灵骑士，他那僵死的尸体被后人出于不同目的从棺木里拉出来，一次次强制复活，他的形象也变得越来越光怪陆离。

五、认贼作父的骑士

“疯男爵”罗曼·冯·恩琴-施特恩贝格有许多身份：沙俄贵族、白军中将、清朝遗老遗少的“驸马”、蒙古伪政权亲封的“和硕亲王”和自封的“成吉思汗继承人”。

很少有人关注，他原本的身份是德国骑士的后代，沙皇俄国的少数民族——波罗的海德意志人。

自从他的祖先汉斯·冯·恩琴（Hans von Ungern）在1269年成为里加大主教的封臣，他的家族便居住在波罗的海东岸。当时这个地区称为“利沃尼亚”（Livonian）。

“恩琴”（Ungern）这个姓氏，在德语里意思是“不情愿的”。在冯·恩琴的家族里，流传着一个传说：他的一位祖先不愿向沙皇伊凡雷帝脱帽致敬，沙皇下令把他的帽子用一根大钉子钉在头上，把他活活钉死。这个故事在家族里代代流传，后人却不理解它的含义。

利沃尼亚，是沙皇的梦想和梦魇所在。伊凡雷帝早年在东方征服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挟雷霆之威向西方扩张，试图打通波罗的海出海口，发动了长达25年的利沃尼亚战争（Ливонская война，公元1558—1583年）。

冯·恩琴的祖先，可能是一个当年被俘的德国骑士，因不愿臣服而被虐杀。伊凡雷帝征服了东方的大片土地，却被一个小小的利沃尼亚绊住了脚步，用尽残酷手段也没能征服它，反而拖垮了留里克王朝。

不可一世的伊凡雷帝死后不久，留里克王朝分崩离析，俄罗斯进入大空位时代（公元1598—1612年）。世间大势，此消彼长，没有什么人是不可战胜的。

1577 年，伊凡雷帝占领利沃尼亚的科肯内森（Koknese）要塞，左下角是被俘虏的德意志骑士

一百年后，罗曼诺夫王朝的彼得大帝卷土重来，经过了21年的大北方战争（Северная война，1700年－1721年）才夺取了波罗的海出海口，将利沃尼亚纳入囊中，为俄罗斯的霸业放上了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1721年，彼得大帝将俄罗斯正式命名为“帝国”，自己则加上了“皇帝”的尊号。他对伊凡雷帝的前车之鉴十分警惕，对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礼遇有加，赋予他们自治权，尊重他们的财产和文化，允许他们开办德语学校，保留德国国籍。

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为沙俄的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当中有攻灭克里米亚汗国的克里斯托弗·冯·明尼希（Christoph von Münnich），有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元帅巴克莱（Barklay），还有完成了俄罗斯第一次环球航行的海军中将冯·克鲁森施滕（von Krusenstern）。

冯·恩琴家族也不例外。在沙俄军队里服役时，每当被问起他的家族时，冯·恩琴就会骄傲地说：“我的家族有72人为俄罗斯帝国捐躯而死！”

沙俄不止向东方扩张，也向西方扩张，专制制度也在不断强化。瓜分波兰后，沙俄于1797年剥夺了部分波兰城市的自治权。1831年镇压了波兰起义后，沙皇尼古拉一世剥夺了所有城市的自治权。

这一举措不仅针对波兰，还包括波罗的海沿岸，即使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一向对他忠心耿耿。1856年，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不仅向西扩张受挫，还丢掉了“欧洲宪兵”的身份。

由于被西方孤立，沙俄的官方意识形态随之发生了变化，从君主主义、正统主义转向民族主义，甚至危险的泛斯拉夫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

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沙俄又多了一个强邻，双方关系十分冷淡。1877~1878年，沙俄在俄土战争里打败奥斯曼土耳其，兵锋直指君士坦丁堡。

但是，德国首相俾斯麦召开柏林大会，挫败了沙俄吞并巴尔干、肢解奥斯曼的野心，因此，继土耳其和奥地利之后，德国成为泛斯拉夫主义者的又一个眼中钉。

讽刺的是，沙皇自1762年起便是德意志贵族出身，皇后也尽数为德意志贵族，这样一个外来者家族，为了领土野心而纵容泛斯拉夫主义，将自身的安全放在摇摇欲坠的钢丝上，不啻于与虎谋皮。

19世纪80年代，俄德两国不仅因遥远的巴尔干问题而继续较劲，还因俄国谷物倾销问题打起了长达十年的贸易战。

俄罗斯的预算赤字增长惊人，到1893年已经涨到看7430万卢布，火烧眉毛的沙俄不得不撤换财政部长，尽快解决问题。

1894年，俄德两国签订了为期十年的贸易协定，两国降低了彼此商品的关税，互相让步。

在俄德贸易战期间，波罗的海沿岸的俄罗斯化程度不断加深，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的权利也被不断剥夺，他们的德语学校被强制关闭，办公和商业语言被改为俄语。

俄国的政治日益激进，俄罗斯族知识分子鼓吹泛斯拉夫主义，宣称除立陶宛人之外，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也是斯拉夫兄弟，却在千年之前被条顿骑士团侵略了。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人的民族主义也日益增长，矛头直指占经济和政治上占优势地位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上层阶级。

7岁的冯·恩琴，1893年拍摄的照片

罗曼·冯·恩琴出生在奥地利的格拉茨（Graz）。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他们这些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习惯于做候鸟式的迁徙，冬天待在德意志老家，躲避严寒，夏天回到北方的“利沃尼亚”领地管理地产，但是在十九世纪末，他们不得不在德国和俄罗斯两国之间做出国籍选择。

他的生日也反映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按照公历，他出生在1886年1月10日，但是按照俄历，他出生在1885年12月29日。

他5岁时，父母婚姻破裂，父亲因精神病而入院治疗，三年后母亲再婚。当时，波罗的海沿岸的德语学校大多被沙俄关闭，大学也改用俄语授课，包括德语文化界的知名学府——爱沙尼亚的塔尔图大学。

他早年在庄园里接受德国家庭教师的教育，1900年被送往爱沙尼亚塔林市的尼古拉耶夫中学——以沙皇的名字命名的中学。

他自幼无人照管，脾气暴躁，而且不太会说俄语，在同学里显得格格不入，多次发生肢体冲突，留级一年后仍然功课不及格，于1902年退学。

由于他是军功贵族出身，虽然出了名的顽劣，却还是被送入圣彼得堡海军学院。三年后，他因为不守纪律而被开除，随后又加入沙俄陆军，去参加日俄战争，但是沙俄在这场战争中惨败。

俄国1905年革命期间，爱沙尼亚人发生暴动，他们在乡村烧毁德意志人的庄园，在城里打碎窗户玻璃，洗劫房屋。1905年12月，短短一个多星期里，德意志人拥有的五分之一财产被毁。

冯·恩琴家族的多处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其中包括冯·恩琴长大的杰瓦坎特（Jerwakant）的庄园。

这个庄园被烧的只剩下一个焦黑的房屋外壳。沙皇调来两万名俄罗斯士兵镇压暴动，杀死六百余名叛乱者，将数千人送往西伯利亚。

1905年革命，对冯·恩琴震动颇大。经此一事，原本桀骜不驯的他开始对沙皇感恩戴德，甘为鹰犬。

他认为，要维护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的地位，就要拥护原先的正统主义，君主制度。君权神授，天经地义，帝国的统治是万事万物的自然秩序，动摇了它就是威胁世界秩序本身；革命则会带来毁灭，文化、荣耀、荣誉和精神通通荡然无存。

冯·恩琴不相信暴动是因为官逼民反，也不相信沙皇鼓吹泛斯拉夫主义、出卖德意志同胞是出于对领土的贪婪和野心，反而一厢情愿地认为“沙皇陛下被奸人胁迫，而百姓们，他们的内心仍然忠于沙皇、信仰和祖国，但被知识分子带领着误入歧途。”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俄国与德意志帝国兵戎相见。1914年，在波罗的海德意志人里，保留德国国籍的公民都被流放到伏尔加河流域。

而后，许多俄国国籍的波罗的海德意志公民也被怀疑为间谍和内应，一同流放。在同胞被大肆流放之际，为了向沙皇表忠心，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冯·伦宁坎普（von Rennenkampff）和冯·弗兰格尔（von Wrangel）领兵在向德国的东普鲁士发动进攻，却在坦能堡战役里被德军击败。

当时，冯·恩琴与他的堂弟弗里德里希·冯·恩琴（Friedrich von Ungern）也在俄军阵营里，参加了这次疯狂而荒唐的冒险。俄军惨败于坦能堡战役，总共有三万人阵亡，他的堂弟就是其中之一。

弗里德里希·冯·恩琴的堂弟面对德意志祖国的机枪发动死亡冲锋，成为家族里为沙俄而死的第73人。

罗曼·冯·恩琴侥幸从这场战役里死里逃生，被命运带到了遥远的蒙古和西伯利亚，却还是中邪般地应验了这个效忠誓言。1921年，在以沙皇的名字命名的“尼古拉耶夫斯克”，他成了为沙俄而死的第74人。

1914年8月20日 坦能堡战役的情况

坦能堡战役现场照片，在战壕里死亡的俄军士兵

历史仿佛是一个讽刺的轮回。四百年前，冯·恩琴的祖先因不愿屈从沙皇而惨死，四百年后，作为沙皇的死忠，冯·恩琴在遥远的西伯利亚接受公审，被几千人围观，就像一只滑稽的猴子。

他那件红色的蒙古袍，本来是活佛封他为“和硕亲王”的奖赏，却被当做战利品挂在法庭中央，当做他那疯狂而荒诞的冒险的见证。

六、错位的文明与野蛮

冯·恩琴继承了祖先的骄傲和固执，但是没搞清楚他的祖先宁可去死，为的是什么？为了文明不向野蛮屈服，为了后代不落得他这样的下场。一个只有靠恐惧才能让人服从的统治者，不值得效忠。

1942年苏联与蒙古合拍了电影《他的名字苏赫巴托尔》（Его зовут Сухэ-Батор）。

电影里的主角是蒙古人民党的军事部长苏赫巴托尔。他投靠苏俄，将白军的势力从外蒙逐出。

此后，苏联将蒙古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苏赫巴托尔在1923年死亡，原因不明。根据乔巴山的说法，他可能是被苏俄毒死的。

《苏赫巴托尔》电影剧照

这是第一部在荧幕上展示冯·恩琴的形象的电影。作为电影里的主要反派，他与主角苏赫巴托尔互为镜像，代表着俄国红白两种势力对异国的争夺。

他们一个亲沙俄，一个亲苏俄，一个焚烧了库伦的买卖城，一个焚烧了恰克图的买卖城。

电影里，另一个与冯·恩琴形成对比的是北洋将军徐树峥，但是并未与他正面交锋。电影采用春秋笔法，体现了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对徐树峥的形象刻画，俨然是“黄祸论”的翻版。

作为合法政府的代表，他被拍得面貌猥琐，傲慢无礼，将蒙古人献给客人的哈达当做抹布扔在一边。

在另一段情节里，同样参加宗教仪式，冯·恩琴却接过哈达，恭敬地放在佛像脚上。

事实上，徐树峥的真实长相酷似蒙古人，而且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比起来对着佛像画十字、后来在苏俄法庭坚称信奉基督教的冯·恩琴，他更熟悉佛教和蒙古礼节，

电影里的北洋政府代表徐树峥，位于画面中间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苏联挑选了“沙皇专业户”演员尼古拉·切尔卡索夫（Николай Черкасов）来扮演冯·恩琴。

这位演员也与末代沙皇有着相同的名字。切尔卡索夫在1938年扮演了俄罗斯第一位“民族英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拍完《他的名字是苏赫巴托尔》后，又在1944年扮演了伊凡雷帝，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伊凡雷帝，这两位君王的荧幕形象都轰动一时。

他在扮演冯·恩琴时表现出的疯癫、残暴和神经质，都投射到下一个重要角色伊凡雷帝身上，而正是伊凡雷帝当年虐杀了冯·恩琴的骑士祖先。

电影中的冯·恩琴

“疯男爵”的谢幕，这一场戏是历史名场面的致敬——19世纪的英国总督查理·戈登（Charles Gordon），在苏丹的喀土穆死于马赫迪民兵的标枪之下。一个“白人救世主”深陷于“野蛮人”的汪洋大海，为帝国效忠而死。

虽然“马赫迪”起义者并不认为自己野蛮，但是19世纪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可以为戈登报仇，再度征服苏丹，把戈登的雕像树立在世界各地的英国殖民地。

有所不同，冯·恩琴走向命运终点时，沙俄帝国也分崩离析了。

但是，冥顽不灵如他，死也要站得笔直，笔直如同那支贯穿戈登胸膛的标枪，仿佛一个为旧时代殉道的苦行僧。相比于死在西伯利亚，被几千人公审、围观和嘲笑，这种结局是一种仁慈。

油画 戈登将军的最后一次站立，乔治·乔伊（George W. Joy）绘 1893年

沙皇也有自己的“保尔·柯察金”。冯·恩琴在“尼古拉”中学上学，在“尼古拉”市被枪毙，死后被扮演沙皇的“尼古拉”扮演，可谓是为沙皇而生，为沙皇而死，为沙皇奋斗了一辈子。

他对着佛像画十字，在蒙古袍上挂圣乔治勋章，并不是什么佛教护法，而是一个东正教传统形象里的“圣愚”。

苏联宣传机器要做的是剥削尽最后一丝“圣愚”价值，而启用沙皇专业户来扮演他的第一个荧幕形象，是对他的“忠心”的最大肯定。

此后，冯恩琴成了俄国右翼民族主义者、君主主义者文化里的一个灵魂人物。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蒙古上映的戏剧影视，冯·恩琴的扮演者几乎都是俄罗斯族，他的德意志属性逐渐被剥除得一干二净。

《纪念恩琴男爵》（Памяти барона Унгерна）里唱道：“白卫军的黑色男爵/在夜晚，白骑士飞驰/紧握着惩罚之剑/为了俄罗斯，为了沙皇/以复仇之火……恩琴男爵的队伍/虽然他是德国贵族，但他的精神比其他人更俄罗斯……”

在少年时代，冯·恩琴说不好俄语，与同学们摩擦不断，在哥萨克部队里仍旧备受排挤，性格孤僻冷漠，而他为“幻想乡”蒙古带来灭顶之灾，孤注一掷地发动为沙皇复仇的战争，并且为此而死后，却真正完成了“俄罗斯化”。

讽刺的是，当冯·恩琴为沙皇而战时，当冯·恩琴第一次出现在荧幕上时，波罗的海德意志人都在被驱逐，破门拆家，妻离子散。

1918~1919年，波罗的海沿岸成为苏俄内战的战场，数百名德意志贵族再次被逮捕，流放，直到《布列斯特条约》签订，俄德停战后才返回故乡。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民族国家成立后，又没收了他们的土地。

1939年，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又成为纳粹德国与苏联的交易筹码，被没收财产，赶回德国。

1939年，波罗的海德意志人被驱逐回德国

1939年，一批波罗的海德意志难民在德国斯德丁（什特青）港下船

冯·恩琴生前活在意识形态的夹缝里，是沙皇俄国强制“俄罗斯化”的一个失败产物。他早年丧父，混迹在哥萨克里，沾染多种恶习，一心复辟君主制，不惜分裂外蒙。当他反攻苏俄失败之后，蒙古也成为苏俄的“战利品”。“疯男爵”的思想始终处于混沌状态，为了一个不存在的目标而服务。他到死都搞不清楚，谁是文明，谁是野蛮。这不是种族决定的，是制度和文化决定的。比起来他自己犯下的罪行，那些大国沙文主义者也不遑多让。他们怎么可能，怎么可以，一边杀害一个人的同胞，一边利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