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石玉湘

作者: 刘支水

【“百度”石玉湘，上面有一篇名为《他剿过共，当过匪，两次背叛革命，为什么仍然享受副军级待遇？》 的文章。在辰溪的历史上，他，也算是个人物。今天，我把自己曾经亲自采访过他的经历分享给大家，一起去听听这位传奇人物的传奇人生吧。】

红卫兵徒步串联的第二天，我们抵达辰溪的北邻沅陵县城。时下，一九六四年的特赦战犯石玉湘，传闻就被安排在这风水宝地的小南京——沅陵县城工作。

沅陵，是长江中游支流沅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她历史悠久、民风淳朴、人杰地灵。抗日战争时期长沙大火后，省府迁至沅陵。这里曾一度成为湖南省抗日救亡的指挥中心，热闹非凡，有小南京之称。

我们决定在沅陵县城逗留一天，走访湘西近代这位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石玉湘。

沅陵县城座落在沅江东岸。隔着宽阔的江面，与西岸通向辰常公路的驿码头隔江相望。城内有一条约二千米南北走向的主街道，街道上店铺林立，行人川流不息。顺着街人的先后指点，我们在东侧临江一条巷街中，终于找到了一个小文具店，石玉湘正好一个人在文具店上班。

石玉湘像

石玉湘，字岩佛，又名石西庵，一九O七年十月，出生于辰溪仙人湾乡望乡村。石小时家道殷实，青少年时期一直在学堂读书。他曾分别启蒙于辰溪县立小学，就读于沅陵和常德几所附小及常德明明中学。他与我们这群到访者，堪称属正宗辰溪老乡。他身材较魁梧，正宗的国字脸庞，花白的头发整整齐齐地朝后倾翻，浅兰色中山装合身得体，挺立的身姿仍显着一丝军人的韵味。当他见到我们这群不速之客，不约而至的青年学生光临，略微显有一丝难以觉察的惊愕与不安。为了缓和气氛，破解尴尬场面，我们当即称呼他老同志（当时年代不流行称老先生），反复说明我们是串联路过沅陵顺便来看看他，和老乡老同志拉拉家常聊聊天。经过一番诚恳的解释，他那写在脸上的紧张，才慢慢松驰下来。这一瞬间的晴雨变化，让我察觉到此人确非等闲之辈。临危不惧、机敏应变，那潜在的特殊素质，确非常人之所能及。

他说他是戴罪之人，有愧对辰溪家乡父老。但一生也曾做过不少好事，功过皆存。与他的交谈，时而似畅流的潺潺溪流，时而沉闷如挤牙膏。

在带有诚挚的乡情气氛交谈中，他向我们介绍了他坎坷起落的人生故事。

“我小时候家境优渥，父亲叫石宝臣，曾是国民革命军第九混成旅贺龙的部下，任少校骑兵营长。在讨伐四川军阀杨森时，军内出了叛徒。我父亲奉命对叛徒进行追缉，不幸在战斗中误入叛徒设置的伏击而阵亡。母亲对父亲的死很伤心，悲痛欲绝。我了解了事情经过原委后，更增加了对军阀的痛恨，那时我已十八岁。贺龙将军后来给我家送来了二千大洋抚恤，鼓励我好好读书，将来尽忠报效国家。在他的启迪点拨下，我思想有所进步，开始向往共产主义。不久在学校我秘密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应邀到常德农民讲习所任讲师，宣传讲述进步道理。”

“一九二七年五月份，驻长沙的反动军阀许克祥，首先发动了马日事变，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让长沙城一时变得腥风血雨。由于我受聘在常德农习所任过讲师，也被牵连抓捕入狱。狱中对我反复录供，但我一直只承认在农习所只是教农民识字，因无任何新东西，反动派只好作罢。幸亏我共青团员身份没有暴露，在被整整关了一年零二个月后释放出狱，总算侥幸捡回了一条性命。”

“出狱后，我在长沙云麓中学读了两年高中，尔后又去报考中央军校，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八期武冈分校。贺龙照顾我家的抚恤钱，对我读高中和报考军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七年的清共大屠杀，让我吓破了胆。为了前程，在信仰上我重新站队，投机从军参加了反动军队，加入到国民党阵营。一九三三年，在上峰带领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鄂、湘一带，也参加过多次对红军的围剿，这是加入国民党阵营后，第一次实际反共行动，是我的罪过污点。”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国民党军队中，积极参加了抗击日寇近三个月的淞沪会战，参加过抗击日寇的徐州、武汉战役，在湘赣的铜鼓、修水一带进行过抗日游击战。战场上，我怀着满腔民族仇恨，出生入死奋勇杀寇，立下了不少战功，因此得到上级长官的赏识。在军中逐渐被提拨，后来升迁为上校团长。”

石玉湘

“一九四三年，我奉命在湖南浏阳建立抗日爱国学校。期间，有朋友介绍三位青年来我处参军。在军营训练时，这几位青年不肯吃苦，吊儿郎当，经不起训练，实属纨绔子弟之类。为达到撵走这三位青年离开军营，我便暗暗使出一招：特写书信一封，将其三人推荐给陕北的抗日军政大学，来个顺水推舟。信中我不但介绍夸奖了该三人的进步爱国激情表现，还对陕北抗日军大进行了一番褒赞。谁知信件竟被宪兵团截获，蒋总司令误认我通共，下令将对我撤职查办。好心办砸了事，我真是有口难辨，无奈之下，我只好离开军队，亡命逃到广州，后去香港，避难了一年又二个月之久。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高层才撤消了对我的处分，恢复了我的军籍党籍，于是我又回到了国民党军中。”

听着面前这位年近六旬老人这弄巧成拙故事的讲述，我不免在心中产生一种不恭的窃笑。

“老同志，听说你为了湘西解放，为剿匪作了不少的工作。”我们接过话题，调转了内容。

他犹豫了一会，然后还是慢吞吞、断断续续接着讲了起来。

“说到辰溪剿匪，两个关键人，是我和张玉琳。我与张的关系，还得从上辈说起。我的父亲石宝臣和张的父亲张贤乐，曾是拜过把、换过贴、金兰结义的兄弟。到了我这辈，我与张自然成了莫逆之交，互有亲家之称。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时任湖南保安第五旅少将旅长的汪援华，在沅陵发动了三.二事变。消息传到辰溪，驻辰省保安十三团三营营长张玉琳，火速派人找到我，要与我共商大事、共谋大计。当时辰溪有南庄坪和松溪口两个兵工分厂，厂内库存有大量枪支弹药。这些枪弹，尚若一旦被周边邻县他人所抢，辰溪治安形式会势必大乱，那乱局真叫人不敢想象。我们自已如能把这批武器搞到手，会于辰溪人民有利无害。沅陵、麻阳三.二事变有例在先，我们可乘乱跟进及时动手。”

“三月五日，我和张玉琳，把从各乡、保抽来的一万多青壮年农民及社会闲散人员集中起来，迅速部署包围了南庄坪兵工厂，命令当时护厂的三个中队放下武器，然后打开庫房，进行枪支弹药抢劫。总共抢得枪支21000余支，迫击炮500余门，轻重机枪900余挺，弹药500多万发。邻近沪溪的匪首徐汉章，永顺匪首向质云，古丈的匪首张平，本县的米昭英等，闻讯后，纷纷先后来辰，向我们提出山上野鹿见者分肉，讨要分羹枪支弹药。为了防止因此事翻脸火拼，我们只好拿出部分枪炮弹药打发给他们，让其离境。三月五日我们抢夺兵工厂枪弹这次行动，后来大家称叫三.五事变或三.五匪变。”

“有了枪，同时也有了扛枪的人，于是我们便树旗组编了队伍，宣布成立国防第一军。张玉琳任军长，我任副军长，主管军事和队伍编建。国防第一军既不属于共产党领导，也不受于国民党编制，不过此时辰溪的军政大权，暫时已牢牢控制在张和我手中。”

“对于我们拖起的这支万人队伍，中共地下党陈策曾先后二次找过我，说湘西解放指日可待，要我们认清形式归顺人民，张和我也一度表示同意过。后来蒋介石委派张中宁来辰收编，在名利的驱使下，最终我们还是彻底倒向了国民党。张玉琳在收编后任暂二军副军长，我任第一师师长。”

“八月份，解放大军挺进湘西，沅陵、溆浦、辰溪相继解放。张玉琳见势不妙立即找到我，说蒋总司令在重庆待见他，他得必须马上前往。军内的一切事务，均委托交给于我，让我代理行使暫二军军长之职，然后，他带着妻小从芷江机场出逃，飞往台湾。辰溪解放，我只得带着残部溃逃到麻阳铜仁一带，自已坐镇住在麻阳吕家坪。”

“一九四九年九月下旬，我收到了湘西纵队司令员陈策老叔几经转至的来信，在信中，陈令员提到包括四十七军李义处长在内，都希望我去火马冲谈谈我部的出路问题。陈策曾和我父亲结拜过兄弟，是我的前辈，我对他是敬重的。他的来信，是旨在对我出路和命运的关心，我不得不重视，于是我带着副官去了火马冲，面见了陈司令员和李义处长。经过他们诫导，我同意弃暗投明，归降解放军。”回到吕家坪后，因事关重大，便与暫二军八师师长胡震一起，召集连以上军官会议，商定投诚事宜。十月上旬，我带着残部，由麻阳赴火马冲，交出一千多条人枪，宣布投诚归顺。”

“投诚消息一公开，便迅速引来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和恐吓。十月下旬的一天深夜，我在县城住地室内的熟睡中，突然被一把飞进臥室的匕首惊醒，匕首上穿着纸条，纸条上写有投降必自毙、战斗尚有功的警告，落款则是军统一三四号。这说明国民党军统特务早已盯上了我，暗示我得马上离开共产党，否则有丧命之险。经过两天两夜思考权衡，我决定乘夜色悄悄离开辰溪住地柳树湾，离开共产党政权所辖地盘，当晚翻山越岭到了长田湾。”

“长田湾山高林密，是我的大本营据点，这里隐藏着我的一些部属。我召集了雷振远等几个团长开会，在会上检讨了自已上了共军的当，白白交了一千多条枪。指出游家坳与解放军一战，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得不偿失。在会上研究讨论今后行动方案，重新变更作战策略，以分散隐蔽、各自为战、保存实力、相互照应的办法，游击于辰怀芷一带深山老林。”

“一九五O年二月，四十七军从四川回师湘西，正式开始剿匪，我的队伍被认定为土匪部队。当时我身边能实际控制的武装人数，不过六、七百人。面对解放军剿匪部队的强大攻势，我率着残部真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一天，我正在和部下商讨今后对策时，同时收到四十七军一O四师师长刘子荣、政委陈郁宏的来信，要我去辰溪或芷江面谈，只要我等肯放下武器就给出路，否则便采取军事行动。”

“我和身边的几个团长们认为：目前处境困难，在解放重兵包围下，活动地盘越来越小，只能在西晃山一带东奔西窜，毫无招架之力。解放军领导的来信，这真叫天赐良机。如果顽抗下去，让解放军武力围剿，则大家小命难保。这是最后一个好机会，事关生死存亡，在信使的带领下，我去芷江面见了解放军刘、陈，表示愿意归顺人民。次日，我便命令隐匿在大山中的胡震、胡振华、张玉德、张玉玖等部，上交枪支，就地投降。从此，暫二军命运宣告结束，而我却和人民终于站到了一起，获得了新生。”

“一九五二年，我被遣送抚顺战犯营改造，一九六四年被特赦。共产党不计前嫌，今天仍然给我安排了工作，生活上便有了出路。”
……

这位老人，年轻时向往过共产主义，因贪生怕死走向反面投奔国民党、围剿过红军。在山河破碎国难当头时，他又勇驰抗日沙场屡建奇功，尤其是湘西剿匪中他率部投诚，大大减少了血染战场。他的传奇，给人们留下了颇多的争议和思考。

这位老人，无论对错，他是长辈，是老乡，值得我尊重，我们挥手向他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