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的万国公报，传奇人生特工董健吾

作者: 卢铭安

山海里陈家从祖辈前清翰林陈汝康成为基督徒起，以致陈氏家族的陈淼生、陈巳生、陈震东、陈震中、陈震海、陈申义等一大批陈家后代都成基督教徒。

然而从抗战开始或更早，陈氏家族思想观点转向左倾，更为甚之的是十位男丁均走向抗日前线，其中，包括陈巳生与陈氏小辈都加入共产党。这一切都与抗战前后的中国走向何方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然而，包括山海里陈家在内的华人教徒，都与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中国传教时，所引带的近代新文化、新科技等有着不少的关联。

1902年由山西巡抚岑春煊和李提摩太共同创办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前身），她是中国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堂之一，和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一道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纪元。

李提摩太与清末翰林学士合照。后排右一是清末中国知识分子陈汝康，右二是中国大学问家知识分子张元济，右三是洋人传教士李提摩太

1895年，康有为协同多人，包括传教士李提摩太跟张元济、陈汝康等人组织强学会，把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灌输给中国知识分子，试图改变中国的政体，还搞“戊戌变法”等一系列反清活动，期间，山海里陈家祖宗陈汝康和挚友张元济，受洗加入了基督教。

1890年，李提摩太继任上海广学会总干事，直至1916年。在这一时期，广学会成为在中国传播西方思想最著名的出版机构之一。几乎同时，李提摩太为《万国公报》撰写文章。《万国公报》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JohnAllen，1836－1907）在1868年的上海的昆山路景林堂创办，后来归属广学会。直到1907年林乐知逝世，《万国公报》大概是在当时的中国对政府和知识界最有影响的杂志。

李提摩太第一个可能没想到，在去世大约一百年后，他会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驱。2012年，他的名字出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的报纸上。这是因为，早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前19年，李提摩太就在《万国公报》上向中国的读者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第一人。第二个沒想到是，他的好友陈汝康的三子陈巳生，会在1950年中共打败国民党后成为上海广学会董事长。

1899年2月至4月间的《万国公报》连载了李提摩太节译的长文《大同书》，其中有“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虽然不同于现今的通行译文，但所引用马克思之言的确来自《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学说也被他认为是西方讲求安民之新学来向中国宣传。在李提摩太回忆录中，他自豪地记录了这样一则传闻：

“驻北京的俄国公使卡悉尼伯爵曾与恭亲王奕訢谈论起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当得知恭亲王认为这是一本对中国非常有用的书时，俄国公使不以为然地说：“它宣传以民主对抗权威。如果书中那些观点在中国被广泛接受，那么四万万中国人就会通过投票对六百万满洲人取得压倒性胜利。你们就只好回老家了。”

1902年8月，李提摩太在上海江西路惠福里口210号，设立了山西大学堂译书院，附设于西学专斋，是继同年5月由京师大学堂上海译书局与南洋公学译书院合办的大学译书院之后的中国第二所大学译书院。译书院先后聘请英、美、日译员及校阅者10余人，翻译了23种25册国内急需的教材，“足供师范高等各学校之用”。

李提摩太

“历史钩沉||上帝的使者——李提摩太在中国”作者刘伟波一段文字如下。

鲁迅先生说：“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頞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奉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大量的西洋人随着利炮坚船来到中国，大多是参加中国这个盛大的人肉筵席的，但倘若真有“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不是为了分享这人肉的盛宴，而且历四十五年之久，“往来于穷乡僻壤，出入于大街小巷，周旋于三教九流，奔走于高堂华屋，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了我们民族生活的各个层面”，其目的仅仅是为了把上帝的福音传遍中华大地，以别样的方式来改变中国的人肉筵席，那么，不管他的方法是如何与我们固有的文明相隔阂，仅仅凭借其高尚的动机就应获得我们后世国人的感激与敬意。更何况，他所带来的除了我们陌生的“上帝”以外，还有我们必须接受的先进的文明。

马克思说1840年鸦片战争使“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中国的首要条件”。毛泽东也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文明世界的真理，不仅有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去寻找，也有外国人历经千难万险给我们送来，并努力地传播。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就是这样的人——一个上帝的使者。

遏制不住对中国的思念，1919年初，73岁高龄的李提摩太预订了初秋返回中国的船票，未及启程，1919年4月17日李提摩太与世长辞。

所幸，李提摩太建立的山西大学堂旧址仍在，现在是太原师范附中。现在的山西大学有李提摩太的半身塑像，山西大学附近的学府公园也有李提摩太的塑像。

久久凝视着李提摩太依然永远深邃的眼神，心里默念：文明世界的真理，不仅有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去寻找，也有外国人历经千难万险给我们送来，并努力地传播……

在“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陈已生经族亲周吉斋（平安轮船公司总帐房）引荐，出任由近代著名航运企业家郑良裕创办的，上海知名的平安轮船公司副总经理。这是陈已生第一次实践“实业救国”，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建立和管理多家知名公司，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了不可忘缺的功劳。“资本家”的身份并不防碍他的“宗教救国”言和行，而且还演绎得有血有肉，轰轰烈烈。

与山海里陈巳生有着非常相似的经历是“红色牧师”董健吾，俩人都是圣公会牧师，都与“基督将军”冯玉祥是好友，而且山海里离董主堂的北京西路圣彼得堂只隔一个街区，这种巧合只有上帝才知道。

圣彼得教堂在北京西路（原爱文义路）351号，现为上海市中心北京西路成都路口华盛大厦的原址，教堂在我国近代史及上海教会史中，有值得纪念的意义。

1897年，美国圣公会上海显主堂牧师李思伦在爱文义路购地筹建新堂，翌年10月落成，定名圣彼得堂(St.PetersChurch)，首任牧师俞恩嗣。教堂毗邻圣公会广仁医院（后更名宏仁医院）。在1914年实现了自养。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地处虹口战区的圣公会同仁医院迁来，借用广仁医院。

圣彼得堂信徒中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较多，教堂唱诗班的水平较高，指挥是上海音乐学院葛朝祉教授，成员有女中音歌唱家董爱琳等都音乐专业人士。

1966年，圣彼得堂总堂不得不关闭，停止宗教活动，由上海市胸科医院占用。文革结束后圣彼得堂没有归还教会，并且在1994年在市政改造中被拆除。不过，该教堂一直有着爱国传统。

据原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回忆：

“由于中国牧师的爱国热情，圣彼得堂在当时的国庆、国家纪念日都举行特别的礼拜。国庆礼拜时，堂里会插上很多大大小小的国旗。牧师的讲道也密切联系时局，如在东北沦陷、卢沟桥事变以后举行的礼拜中，俞恩嗣、林步基牧师的讲道都谴责敌人的侵略，歌颂爱国战士，并以“上帝是公义的”鼓励信徒不要灰心，要有坚持的韧劲，并关爱受难的同胞，实现爱国的真精神。这类礼拜的捐款则用作慰问前方将士等。

1937年全面抗战后，圣公会江苏教区以全体圣职人员和信徒的名义，向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及美国圣公会总议会致电，谴责国际间的侵略，呼吁援助中国。这件事是交给圣彼得堂操办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抗战初期，此堂青年团的一员汪孚孝组织排练了一个活报剧《怒吼吧！中国》，中国是演员扮演的一头睡狮，起初躺在地上任人欺负，后来它大吼一声，醒过来了，打败了敌人。这是我小时候第一次看抗日的活报剧，是在圣彼得堂里看的！”

北京西路351号圣彼得堂

历史学家的部分学者认为一些理想主义者所表现的左倾言行，是从康德和黑格尔的学说流行起始。他们相信道德的力量，能建立“地上的天国”。他们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主张，跟基督教教义没有矛盾。用今天的话说，这些天真的左翼人士就叫白左。他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能说是跟共产党肝胆相照的诤友。由于西方基督教教会本身就有左右之分，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基督教延伸。

五卅运动和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宗教界和青年会不少上层人物面对祖国日益危机的环境和时刻，开始反省自己的信仰是否与时具进，上海基督教更有甚者投身于祖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其中上海中华圣公会圣彼得堂的第五任驻堂牧师董健吾，是最早以实际行动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最终加入中共特科，娴熟地使用自己的身份和环境，…

“红色牧师”的身份和功绩，直到1978年9月，李维汉（老资格中共统战部长）亲自证明董健吾的革命经历，使董获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79年，上海市委统战部举行董健吾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虽然历史是公正的，是否迟了些，其实董健吾一生中有过多次机会可以公开身份的。其中一次是在1955年。

1955年，周恩来收到了一封特殊来信，信中表述在审查工作中发现一名叫董健吾的“特务”。但据他自己交待，他曾是中央特科人员，参加过多次重要行动，并且还帮助抚养过毛主席的三个孩子。

在周恩来的干预下，一年多后，董被释放，干起了自由职业。按理，周恩来是非常熟悉和了解他的，当初圣彼德教堂设有中央特科的安全屋，周和陈赓都有一枚进入安全屋的钥匙。只是1955年的“潘杨事件”正在风头上，多少人受牵累以致长期关押，董健吾能获得自由是不幸中的大幸，若以此正名，那是节外生枝。董也是聪明人，此后，他低调做人，有些“销声匿迹”，直到7年后，陈赓大将找到他，董健吾的身份才有些“水落石出”。

1961年2月的一天，在上海以推拿行医谋生的董健吾突然接到国防部办公厅的通知，让他到锦江饭店对面那幢神秘的小楼去。原来，是陈赓将军看望他来了。陈赓紧紧拥抱着这位曾出生入死的战友，感慨万端地说：“我这次是受中央负责同志的委托来看望你的……”

董健吾

陈赓太了解董健吾了，1929年，就是他吸收董成为特科的秘密成员。他所进行的革命活动是秘密的，与教堂并无多大关联，但为保密起见，听说当时堂里所雇用的花匠等人都是地下党员。圣彼得堂不大，却有四个出口：除了大门和与宏仁医院相连的门以外，圣台旁有一个小门可以通到大街上，还有一个简陋的门与隔壁里弄相连（后来堵上了）。根据组织的需要，通过董健吾的精心设计，将教堂内部构造进行了一番修改，加设了一系列后门、密道、便门、暗室，使其成为了一个理想的特科联络点，也是紧急时便于有关人员脱身的安全屋。

中共地下党曾在此经常召开秘密会议，鲁迅、李立三、李维汉、潘汉年、冯雪峰等人都曾经到这里来接头。1930年2月12日，由鲁迅、潘汉年、柔石、郁达夫、田汉、夏衍、冯雪峰等人也是在圣彼得堂秘密发起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简称自由大同盟，是中共领导的外围革命群众团体，自成立之日起即遭到国民政府压制。1931年2月，自由大同盟主席龙大道在上海牺牲，遂自行解散。

加入特科情报科的董健吾，此时的他凭借着与国民党显贵宋子文、顾维钧等人同学的关系，以及在青帮中“同”字辈的地位，再加上牧师的身份，经常出入于达官贵人的家庭之中，为组织积极收集各方面的情报，并不参与武装锄奸行动。只是有一次打破贯例，那天在教堂的密室，陈赓神色严峻地布置董健吾一项任务——协助红队，除掉出卖彭湃（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等人的大叛徒白鑫。果然，董牧师不负重托，很快就为锄奸行动搞来精准情报和行动细节，力助特科红队干净利落地完成锄奸任务。

1931年大同幼稚园师生在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合影，二排左一为毛岸英，左二为杨殷之子，二排右一为毛岸青，其旁为毛岸龙。后排左三为李立三夫人李崇善，怀抱者为其女儿李力，左七为郑兰芳。前排左六为彭湃之子彭小湃，左七为恽代英之子恽仲希。

1930年2月，陈赓要求董健吾利用自己的牧师身份，办一个幼稚园，专门收养革命烈士和党的领导人在上海的子女。由于当时党的经费拮据，董健吾一面在教友中募捐，一面回青浦老家把祖母分给他的几十亩田产全部卖掉，筹得了钱款租了教友肖智吉医生在戈登路（今江宁路）武宁路拐角处的两幢石库门房子，创办了大同幼稚园。为了避人耳目，还请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了匾额。大同幼稚园收养的孩子，大多是烈士遗孤和党的领导人的子女，其中有澎湃的儿子、恽代英的女儿、蔡和森的儿子、李立三的女儿等。

1931年初，在培德里搞地下印刷的毛泽民钱希均夫妇得知嫂子杨开慧被反动派杀害，心中无比悲愤，他们担心凶残的敌人杀害3个侄子，就建议党中央把3个孩子接到上海。党中央同意他们的建议，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3人就由舅妈李崇德和外婆向振熙辗转护送来到上海。安排进大同幼稚园（在戈登路）抚养。

不久，大同幼稚园由戈登路迁至陶尔斐斯路341号（今南昌路48号）。1932年，由于特科领导成员顾顺章的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为了保护革命者的后代，党组织决定立即解散大同幼稚园，但董健吾仍负责抚养岸英、岸青两兄弟（岸龙于1931年夭折），直到1936年春天，董健吾通过他与张学良的关系，由著名爱国将领李杜将军把兄弟俩护送到前苏联学习。

其实，陈赓见董健吾起因是1960年6月，美国《密勒氏评论报》的著名记者、《西行漫记》的作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在阔别中国25年后再次来到中国引起的。在他与毛泽东的会谈中，他提出了想见一见“王牧师”。竟无人知晓“王牧师”的行踪。中央再次调查，最终通过董健吾在圣约翰大学同学，也是地下党的浦化人，才搞清“王牧师”就是董健吾，原来这个“王牧师”，就是在当年白色恐怖的特殊环境中数次出入红区、屡建奇功、身为共产党员却又有着牧师身份的上海地下党特科成员董健吾。

中央同意俩人见面。可惜斯诺等不及，错失了见面的机会。但是斯诺却救了董健吾。其时董健吾处境困难，靠按摩为生。年底，毛主席、周总理要陈赓到上海以中央的名义安排董健吾工作。当时毛泽东对陈赓说：“我总算才明白，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周继吾”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也就是抚养我的三个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是党内一怪。党内有两个怪人，一个做过和尚(许世友)，一个当过牧师，都邀请他们出山。”

1961年陈赓会见了董健吾后，并把董的情况向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作了介绍，董的境况才有所改善。1962年6月，经柯庆施根据中央的指示作出批示，董健吾被安排为参事室参事，不过，这次“养”了起来，只是半正名而已。

1970年秋天，斯诺最后一次来中国访问时，再次想到了第一个将他护送到延安的王牧师。然而，此时的“王牧师”已在那场疯狂的运动中被折磨的奄奄一息，因胃癌末期已经被打发回家的董健吾，有幸被医院收回救治。虽与斯诺二次失去见面机会，但还是减少了临终的痛苦，也算斯诺再次救了董健吾。

1970年12月25日，一个长期战斗在秘密战线上，并且作出卓越的历史性贡献的优秀共产党员，就这样黯然谢世了。临终前，曾经在他身上炽烈燃烧的生命之火快要媳灭时，董健吾仍然坚定地说：“知我罪我，自有公论。”

1891年，董健吾出生于青浦镇东门棣华桥董家。祖父董守志曾在几个地方当过县令，祖母沈氏娘家经营船业，在上海滩颇有影响。沈氏是一名教徒，所以她给新出世的孙儿取名守清，健吾是他后来自己改的名字。董健吾从小在教会学校里读书，1914年他考取了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专攻神学。与他同学的，有浦化人、宋子文、顾维钧等。在圣约翰大学内，董健吾非常活跃，校长卜舫济非常赏识这位出色的学生。董健吾在毕业后又去神学院进修了两年成了一名正式的牧师，当了卜舫济的助手。

受“五四运动”影响，董健吾爱国主义思想迅速萌发，倾向进步。“五卅惨案”期间，他带头在圣约翰大学降下美国旗，升起中国旗。这样，他与本来非常赏识他的美籍校长卜舫济决裂，被开除学籍。离开学校后，董健吾在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圣彼德堂担任了住持牧师。

董健吾精通教义，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拉丁语，在圣彼德堂布道时，很受教友们的敬爱。后被他在圣约翰大学的同学浦化人（中共党员）请到有“基督将军”之称的冯玉祥部队布道。到冯部后，冯玉祥决定董健吾担任自己的秘书，不久又升为秘书处主任，并兼家庭英语老师。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期间，在冯玉祥部工作的共产党员颇多，担任冯玉祥部队政治部主任的就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刘伯坚。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四一二”大屠杀；7月，宁汉合流，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就在中国革命处在非常艰难的时刻，董健吾却由刘伯坚和浦化人介绍，于1928年在西安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新近出版的关于基督教青年会的档案，董健吾时任西安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

1928年秋的一天，蒋给冯发了一道密信，要求冯把董这个敌人抓起来。结果冯不但没有抓董健吾，还安排董离开并送上200大洋。这就是冯玉祥“清党”时，礼送董健吾出境的奇事。

11月，董健吾又回到上海，继续在圣彼德堂担任牧师，并和党组织接上关系，这就有了上述的锄奸和开办幼稚园的两大传奇故事。

董健吾初期是与中共上海地下党派往互济会（中共在1925年上海领导成立的团体，主要任务是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并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的负责人王弼联系。在王弼的领导下，董健吾参加了互济会的一些工作，并认识了潘汉年、李维汉等中共要人。在互济会，董健吾的主要任务是借以牧师身份到狱中向犯人布道的机会，沟通被捕的中共党员与狱外党组织和家属的联系，然后由地下党组织根据具体情况对被捕人员展开营救。

1936年元旦过后，董健吾接到女儿董惠芳带来的宋庆龄口信。他女儿从13岁起就是董健吾与宋庆龄间的秘密联络员，口信要他去莫里哀路（今香山路）宋庆龄的私宅会晤。董健吾和宋子文是同学，与宋庆龄的关系也很好。原来，由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迫于形势的压力，国民党企图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两党间的问题，蒋介石要求宋子文同共产党秘密接触。宋子文知道二姐宋庆龄和共产党有联系，就把信交给了宋庆龄。宋庆龄考虑很久，则把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交给了她和宋子文都熟悉的朋友董健吾。当时董还担任地下党与宋之间的联络员，由此可见，没有人比董更适合担任会影响中国之命运的历史任务，董也从宋严肃的表情中看出这封信同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便郑重地接受了任务。随后，董健吾将密信缝在自己的丝绵背心里，一路历尽艰辛，到达西安，却又因时值隆冬，大雪封路受阻在西安困顿了近一个月，最后董健吾通过当时在西安的张学良将军协商，动用了张的私人飞机护送他跨越了白区和红区的最后一道屏障，于1936年2月27日到达瓦窑堡，见到了陕甘宁地区领导人秦邦宪、林伯渠，并将密信转交给了毛泽东、周恩来。董健吾是“四一二”政变之后沟通国共双方的第一个联系人，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大功献，宋庆龄称赞他“益国匪浅”。

不久，美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上海会见宋庆龄，向宋庆龄提出去西北红区采访的请求。宋庆龄通过电台与陕北取得联系。当时中共中央正需要一个有影响的西方记者来客观公正地报道红区的情况，于是斯诺的请求马上得到了毛泽东等的同意。宋庆龄想到董健吾与张学良的关系，便把护送斯诺去陕北的任务再次交给了他。几天后，斯诺就见到了他在《西行漫记》中所描述的：

“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布大褂，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他穿过打开着的旁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

自称姓王的牧师——董健吾。在护送路上，王牧师幽默诙谐、谈吐不凡，斯诺继续写道：

“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一行……”

由此可见，斯诺对董健吾的评价甚佳。

送别斯诺，董健吾返回上海。由于情况突变，与他单线联系的潘汉年去了香港，董健吾与地下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四处漂泊，历尽磨难与冷遇……但是他并未消沉，仍然像一名战士孤独地坚守岗位。

1937年7月5日，为了能够通过当时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董健吾用笔名“幽谷”，发表了《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刊登在当时的著名时政文化杂志《逸经》上，成为在国统区发表的第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上海人间书屋出版的《逸经》杂志在其第33、34期连续发表后，立即在上海引起了轰动。

目前，公认此文是最早详细介绍长征全过程的文章。记述了中共中央率领的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全过程历史。

然而，“幽谷”究竟是谁，曾引起研究者的一度猜议。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由董云飞披露：“幽谷”是他的父亲董健吾。

1936年6月，董健吾受宋庆龄之托到西安，以“王牧师”身份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由于他身份特殊，不仅成功护送斯诺和马德海等人进入陕北，而且有条件看到了1936年由红一方面军将士撰写、红一方面军组织编辑的反映长征历程的资料汇编原稿。正是利用这些原稿，董健吾改写成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篇幅不长，但把红一方面军经历的主要战斗、事件以及行军路线，都按时间顺序交代得非常清楚。其中有许多细致的情节描写，如讲述红军战士强渡乌江、由安顺场到泸定桥的艰难行军等。

文章发表半个月后，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大型期刊《月报》转载此文，并把标题改为《二万五千里西行记》。这篇文章发表后，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更迅速传遍了国统区，在国统区民众中树起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正面形象，对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发挥了很大作用。

此后，随着以陈已生为主要参决策与和资助者之一的复社《西行漫记》斯诺著作译本的出版，红军长征的故事广为流传，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