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征祥: 最后的救赎

卸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在北京郊外买地造了一个墓园，去上海把父母的遗骸接来安葬，自己造了个守陵的小屋，在此度过了平静的1921年。

在双亲墓前，他还请人铸了一个自己跪着的铜像。外人说他孝心至诚，而他自认罪愆深重，这一跪，也不知跪向父母还是跪向国人。

如果不出意外，他和夫人培德·博斐将要在这里安度余生了。在父母的墓边，他已经为自己和妻子建好了生圹。但妻子突然罹病，打乱了他的计划。

培德夫人患的是高血压和脑溢血。1922年春天，他听从医生的建议，陪同妻子前往瑞士卢加诺疗治。庞大的医疗支出使他不得不考虑出来重新担任公职，北京政府还算有情有义，把原驻瑞士公使支到日本去，把空出来的位置给了他。

夫人的高血压一直不退，医生只好定期抽血来降低血压。每次抽血，这个忠诚的丈夫必陪侍在侧，即使有贵客来访，也不例外。有一次，瑞士总统来看公使先生，正巧培德·博斐要抽血了，陆公使就说：“总统先生，对不起，请您单独坐一会，我要到卧室内照料内人抽血了。”

为了留住妻子的生命，他还特意一个人跑到罗马去朝圣，请求教皇为妻子祝福。他觉得自己这一生，于妻子亏欠太多，当年从圣彼得堡回到北京，培德·博斐为了不给他添麻烦，长年闭门不出，以致北京的外交界都以为他的妻子长年在国外，有的干脆以为他是个王老五。

当主治医生告诉他，夫人的病有可能不治时，他简直肠断心裂，自1899年与培德·博斐结为伉俪，他从来没有觉得像现在这样需要她。为了安慰妻子，他暗示说，如果妻子真的先他一步去世，他将听从许师教海，进入隐修院，再不续娶。

养女莉莉的逃婚出走带来的心理动荡，让死神提前把这个女人带走了。他们结婚时，培德·博斐已经四十四岁，过了生育年龄，陆奉召回到北京后，他们在同仁堂孤儿院抱养了一个伶俐乖巧的女孩，取名莉莉。

这个女孩自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英语和法语，陆征祥夫妇走到哪就带到哪，疼爱得不行。赴欧参加巴黎和会，船票那么紧张，他们也带了莉莉和家庭教师同行。这次陪夫人去瑞士养病，这个宝贝女儿自然也一同前往。

此时的莉莉已经二十出头，正是一个女孩如花绽放的年龄，出落得楚楚动人。不久，女孩坠入了情网。她爱上的是驻瑞士公使馆的一个英俊小伙子，说起来此人也是外交世家出身，他的父亲就是陆征祥参加巴黎和会时的得力助手王广圻。不久，两个年轻人就订了婚。

或许是这一对年轻人太出色、他们的结合太顺利了，命运开始了对他们的捉弄，在这个未婚夫离开瑞士去其他国家工作期间，生性爱热闹的莉莉不甘寂寞，频繁出入各种社交场合，竟被一个风流倜傥的当地青年诱惑，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他。

这个青年是当地一个杂货店的小伙计，经常混迹于各种舞会，对他这样一个登徒子来说，搞定像莉莉这样的未经尘世的女孩子，真是易如反掌。

可怜莉莉的那个未婚夫，一点也没有觉察到什么异常，依然一封接一封给未婚妻写火热的情书。

未婚夫见寄出的情书全都石沉大海，疑虑之下，请假来到伯尔尼。就在陆征祥陪着这个年轻人打纸牌的当儿，莉莉从外面回来了。

她沉着脸，回房拿出订婚戒指和这个年轻人送的所有礼物，对他说：我以前不懂事，我和你订婚原来是一种错误，现在请你把这些都取回去，从今以后我们就只做普通朋友。

婚约解除了，这让一向重面子的陆征祥夫妇觉得特别难堪。他想过托人把莉莉带回原来的孤儿院，又觉不忍心。

他还想过把女儿送到美国去读书，写信给驻美的施肇基托他照管，陆家退婚的事已经传遍了外交界，施肇基一口回绝了他的托付。无奈之下，夫妻俩只得加紧对莉莉的看管，不让她与那个小伙计见面。

他们在莉莉的卧房门外贴了一张允许来访的客人名单，并告知门房，如果来访者不在名单上，就不准见面。他们满心以为，只消把莉莉软禁一段时间，等她平静下来就会回心转意，没想到一个深夜，这个内心激荡着爱情的姑娘竟然用棉被裹身，从三楼卧室的窗口跳下来逃走了，从此再无音讯。

发生了这一变故，培德·博斐的血压更高了，她告诉丈夫，她似乎已经听到了天主呼唤的声音。

1926年4月，陪伴他走过二十七年的培德·博斐去世，他辞去公职，送夫人灵柩回到比利时布鲁塞尔下葬。做完这一切，他觉得，自己的红尘生活也该结束了。

某日，他登上阿尔卑斯山巅，远望日光下的雪光闪耀的群峰，忆及多年前许景澄说过的他将寄身修道院的话，心中忽有灵光一闪。他现在已无父、无师、无妻，孤零零一个人在大地上，只有一心靠自己，靠天主。从山上下来，他已然明白，自己的余生将如何度过。

他决定把自己献给上帝。妻子临终前跟他说，上帝将赦免所有人的罪孽，接引他们去往天国。他相信，热爱天主的妻子一定在那里等着他。

6月的一天，他来到比利时西北的古老城市布鲁日，在那个有着一千余年历史的本笃会的圣安德鲁隐修院做了一名修士。

在隐修院的圣堂里，为这个来自东方的修士举行了隆重的“更衣礼”。他穿着由颈及踵的长袍，颈后挂着一顶风帽，脸上标志性的上翘的菱角胡也剃去了。他不再叫陆征祥，他现在叫天士比德，也叫比德兄弟。这一刻，他相信在天上的妻子也看见了他。

“死亡把我们分离了，修会生活又使我们重新团圆。她监视我，我伴随她，也替她祈涛。她从上看我，我从下望她，我俩之间，绝无间隔。”

尘世间的那些“罪案”，他还会时常满怀内疚想起。既然所有人都要赤条条走到上帝面前，那么所有的罪愆都是要清算的。民元前后，那一笔贻误国事的大账，前清老臣不能辞其咎，民国要人不能卸其责，即使升斗小民，也都有一份含懒自弃的责任要负。他说自己，“于此笔大账上欠负不轻，于前清账上、民国账上、国民分子的账上，都负有重大的欠缺”，此番弃绝于俗世，栖身于异国他乡的隐修院中，就是希望以这最后的救赎，“减轻我一身对世界、对祖国、对民众之罪恶账目”。（《文史资料选编》第三十三辑，《陆征祥致刘符诚书信》。）

1931年夏天，许景澄遇难三十周年的忌日，这个被巨大的孤独包围的修士写下了一篇祭文，在回忆了许景澄多年前教他学外交礼仪的往事后，他说：“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以栽成我者吾师也。今先后俱天国，而祥独存，岂不悲哉？虽然，祥以衰朽多病之体，自入院后，除朝夕诵经外，与拉丁文道德学哲学神学以及新旧圣书等，无不竭吾智能，以略探其精微。……九泉之下，吾师当闻之，当亦为之快慰。祥惟有永遵主命，日领主名，以终吾年耳。”（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谈荟》，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作为对他二十年苦修的褒奖，罗马教皇于1946年升任他为比利时刚城圣伯多禄修道院名誉院长。就任仪式上，有人从修道院旧址上取下一块基石送给他。他在答谢中说：“诸位先生，你们赠我一方石头，若使天主允许，我想亲自把石头带回东亚。”

在中国建一个天主教隐修院成了他最后的梦想。这是因为他一直记着许景澄昔年在圣彼得堡对自己说过的话：欧洲的力量不在于它的威力，亦不在于它的科学，而在于它的宗教，等到有机会进入最古老的宗派，遵从教会的内心生活，从而掌握其中的奥秘，你要带回给中国。老人天真地以为，中国有了天主教隐修院，在文化上就与欧洲有了平等地位。在以法文写成的《人道主义的会合》里，他流露出了把东西方思想、伦理、精神汇合在一起，铸造成一股推动世界的新动力的想法，他认为，这股力量可以跨越一切障碍。

他的祖国此时已经陷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是一场兄弟相残的内战，建造隐修院的事最后不了了之。

三年后，一个奇寒无比的冬日，当众天神接迎他去往另一个世界时，东方世界还笼罩在弥漫的战火中。去世前几天，比德兄弟给他的同胞们留下了最后的遗言《致中国同胞书》。

这是一封译成中文两百余字的短信，在信的最后，他说，西方所有的优点，不在各国自私自利的富强，而在基督的教义：

“基督的教义，乃天主的恩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