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教会新报》到《万国公报》：一份报刊的前世今生

作者: 黄显功

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于1868年在上海创办和主编的《中国教会新报》，后又改名《万国公报》，是近代上海最早的中文期刊之一，也是众多早期传教士办刊物中影响最大的。这份期刊积极地向国人宣传西方的化学物理知识、文化思想和科技发明，打开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对清末西学传播和维新变法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书店出版社曾于2014年影印出版了全套《万国公报（全60册）》，至 2018年又出齐了全套《中国教会新报（全10册）》。本文为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原主任黄显功为《万国公报》影印本所做出版前言，内容有删节。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方传教士担当了重要的历史角色。从明清之际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到晚清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作出了特殊贡献。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出版是其主要的活动内容之一。从1815年起，传教士米怜与马礼逊创办了第一份定期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创了中国近代报刊出版的新局面，至1951年中国传教士报刊被停办的136年间，传教士中文报刊从诞生到终结的变迁，正是中国历史从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时期。这些报刊承载了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产生了广泛、持久而深刻的影响，是中国报刊史，新闻出版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宗教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其中，影响最大的《万国公报》尤为引人注目，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传教士中文报刊。

▲马礼逊与米怜，他们于1815年8月5日在南洋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近代第一份中文期刊

《万国公报》是一份前后连续出版近40年的报刊，它接续其前身《中国教会新报》和之后改名的《教会新报》，从1868年创刊到1907年终刊，实际发行时间长达35年。这份办刊时间最长的传教士中文报刊见证了晚清社会的深刻变化，参与了西学传播与维新变法的时代浪潮，成为记载中国近代风云变幻的重要文献。

一、沿革

《万国公报》的前身《中国教会新报》发刊于1868年9月5日，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该刊由林华书院出版发行，美华书馆印刷，刊期为每周一卷，除歇夏、歇年外，全年共出版50卷。从1872年8月31日改称《教会新报》。在前后6年期间，共发行300卷，到1874年9月5日改名为《万国公报》。从1874年到1883年，《万国公报》为周刊，共出版450卷，1889年到1907年为月刊，共出版227册，合计共出版677卷（册）。

作为传教士主办的刊物，其办刊内容自然会体现其身份特征，与宗教宣传相关联。林乐知创办此刊的目的是宣传基督教，藉此加强教会与信徒之间的联系，传播福音，发展信众。他在创刊号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自己的办刊主张，“俾中国十八省教会中人同气连枝，共相亲爱”，并使“外教人亦可看此《新报》，见其真据，必肯相信进教”。因此，《中国教会新报》作为一份教会通讯类刊物，在其初期主要是宣教和报道教会动态，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也同时刊登世俗新闻、时论与科技内容。

▲《中国教会新报》封面

1872年8月31日，《中国教会新报》改名为《教会新报》，卷号与前刊名相连续。从201卷起，《教会新报》始以按栏目编辑内容，据《林华书馆告白》所言：“谨启者，本馆新报办至二百零一卷，即是五载之首卷也，往年所载事件可登即登，不分门类，若远若近，笔墨纷投，甚为欣幸。今五载，新闻必更新式，拟分五类，不紊有条，一曰政事，二曰教事，三曰中外，四曰杂事，五曰格致。每期广为搜罗，别其类而登诸报。”从其设置的教事近闻、政事近闻、中外近闻、杂事近闻和格致近闻的比例来看，世俗内容已大大高于教务内容。特别政事近闻一栏所载中外消息，一度成为全刊重点，该刊的宗教性质也日益淡薄，世俗化倾向更加明显了。

1874年7月18日，林乐知在《教会新报》上的“告白”宣称：“本报即将更名为《万国公报》。”对此更名，林乐知只是在第301卷（正式易名《万国公报》）上说：“既可以邀王公巨卿之常识，并可以入名门闺秀之清鉴，且可以助大商富贾之利益，更可以佐各匠农工之取资，益人实非浅鲜。”在此虽未说明具体原因，但确实表明了办刊人希望扩大社会受众的强烈愿望，试图通过淡化刊名的宗教色彩，以争取更多读者的认同。对此，华人主笔沈毓桂在《辞万国公报主笔启》对20年前的改名曾作如下解释：“然新报编订之初，国事与教事，尚合而一之，而教事较国事为尤重。……新报篇幅有限，势难遍收，自不得不择人所愿睹而登之，以快众览，此又易新报为公报，并多载国事之所由来也。”（《万国公报》第61册，光绪二十年正月（1894年））

▲《万国公报》封面

在林乐知的苦心经营之下，《万国公报》持续出版了15年，1883年7月28日，该刊出至第750卷后宣告暂时停刊。林乐知对此解释道：“惟是本馆主职司教长，凡教中事务俱归经理，又拟建中西大书院，慕资购地，鸠工庀材，事属创行，诸行劳瘁，主笔者襄理庶事，亦虑顾后失前。不得已，议将公报自七百五十卷后暂为停止，一俟院务就绪，再行商办。”（《公报暂停小启》，《万国公报》第746卷）

▲林乐知创办的中西书院，后于1911年迁往苏州，并入东吴大学

《万国公报》停刊近6年后，迎来了由上海广学会接办的转机。广学会原名同文会，是成立于1887年的一家图书报刊出版机构，是在华传教组织和商人，政治与外交人员组成的联合体，其出版物在中国近代影响甚大。广学会十分重视已在中国具有良好基础的《万国公报》，决定将此作为自己的机关报，仍请林乐知主持编辑。1889年2月，这年的正月初一，《万国公报》复刊出版，英文名称由Globe Magazine改为A Review of the Times。从此，这份由林乐知个人主办编辑的刊物转变成为机构性质的机关报，是西方在华传教士等人士的重要舆论喉舌，影响日益扩大。

复刊后的《万国公报》由周刊改为月刊，定期为每月15日出版。从此改“卷”称“册”。每期正文篇幅通常为30页。从丙午年（1906年）正月的第205册正文篇幅增至90页。但在1907年5月主编林乐知逝世后半年，《万国公报》在12月出版到第227册后，正式停刊。

二、《万国公报》主编林乐知

《万国公报》主编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是美国基督教南部监理会牧师。他1836年1月3日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1859年携妻子到中国传教，经过210天的海上航行，1860年6月初抵达上海，时年24岁。来华之初，取了一个“林约翰”的中文名字。不久因美国发生南北战争，他失去了本国教区的经济支持而陷入困境，被迫终止传教而去谋生，曾贩卖粮煤，做过洋行经纪人，翻译。1864年经冯桂芬推荐任上海广方言馆教习，改名林乐知，兼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1868年又接受上海字林洋行之聘，参与《上海新报》编辑工作。林乐知在此期间日夜忙碌，奔波各处，上午在广方言馆授课，下午到翻译馆译书，晚上则编辑报刊，星期日布道。当他生活安定之后，于1868年9月5日以“林华书院主人”的名义，自费创办了《中国教会新报》周刊，重新履行传教的使命。

▲林乐知一生为中国近代翻译、教育、新闻出版等事业做出众多贡献。

林乐知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之下仍热情地投入宗教刊物的出版。其动机如他坦言：“余年弱冠即来华海，欲求一民间之报而杳不可得，间尝接晤华人，亦鲜有能谈下事者，回思欧美诸国创立日报、间日报、三日报、礼拜报、半月报、一月报、季报、年报，诸馆各就体例以传见闻，开拓心胸、启发智慧，至深且远，他事莫可比拟。中华为堂堂大国，乃竟相形见拙，不觉代为浩叹。”（《重回华海仍主公报因献刍言》，《万国公报》第122册，光绪二十五年二月（1899年））因此，林乐知创办《中国教会新报》不仅具有宣教的职责，还有引进和推广西方近代新闻出版的意图。

▲林乐知于1892年创办的中西女塾，旧址设在今黄浦区汉口路西藏中路口，1917年迁入沪西忆定盘路（今江苏路155号），为今上海市第三女中前身

林乐知在华以办刊为主要形式从事传教倡学活动达40余年。在此期间，他创办了教会学校中西书院、中西女塾，因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的贡献，曾获清政府表彰，授予五品顶戴官衔。他在晚年回忆时说：“余以美洲下士，寓居于中华者，历四十余年。其间撰著《万国公报》，历三十余年。设立中西书院、中西女塾，董理广学会译书，亦历十余年。实无一日不以兴华为念。且久居是乡，习知其事，视寓邦与宗邦无异，盖即人亦共称为寓华之老友，而深望逆旅主人之振兴者，几几乎存亡与共，忧乐与同矣。” 1906年5月，林乐知返美时因其在华的影响力，曾受到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特别接见。1907年5月30日，林乐知在上海病逝，享年71岁。

三、《万国公报》的影响与影印出版

林乐知从创办《中国教会新报》起就不遗余力地主动推销，想方设法扩大发行量。此举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更大的意图是为了实现其传教的使命。在其经常刊登的“告白”上，反复进行自我宣传，除有针对性地赠阅外，还积极拓展代销点，制定优惠办法，奖励发行者。在1896年和1897年的《万国公报》“告白”中，连续重复说明发行的效果：“购阅者大都达官贵介、名士富绅，故京师及各直省阀阅高门，清华别业，案头多置此一编，其销流之广则更远至海外之美澳二洲，似此大地风行，庶副中国月报。”虽然《万国公报》几经跌宕，但在发行上稳步增长，社会影响不断扩大。这既是报刊经营的成功，也是读者对其所刊内容的认同与响应。

《万国公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阶段是在复刊之后到戊戌变法，它是当时主张变法维新人士的重要思想来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均深受其影响。广学会认为《万国公报》“是惟一对中国维新变法服务的刊物。在官员和学者中的发行量增加得很快。”后世的历史学者均普遍认为《万国公报》是晚清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同时，《万国公报》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舆论阵地，他们不仅从该刊学习了西学与变法思想，而且踊跃阐述自己的政见，也成为了《万国公报》的重要作者，如王韬、郑观应、康有为、孙中山等均在此发表了重要文章，对推动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95年8月17日，北京强学会甚至袭用同样的刊名创办了《万国公报》杂志，可见其在中国维新人士和知识分子中的影响。

▲《万国公报》连载孙中山写给李鸿章的《上李傅相书》

《万国公报》在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作为报刊形式的新闻史上诸多创新的影响，更有作为内容与思想意义上的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价值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一座重要的文献资源库，亟需整理发掘。

由于《万国公报》出版时代早，延续时间长，文献存世的状况并不理想，给学术研究造成了诸多不便。1968年台湾华文书局影印出版了缩小本，但仍缺700余页，且版面印刷效果欠佳。1998年，三联书店出版《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将《万国公报》列入其中，出版了排印本《万国公报文选》，整理选录了一批重要文章。此次重新出版的《万国公报》是据上海图书馆所藏，并整理增补后的原大影印完整版，为人们全面利用《万国公报》提供了新文本。衷心感谢上海书店出版社为此所付出的艰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