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打开国门的不同路径 ——从两国各自“第一人”的视角省察
正是上述相似的经历将他们造就成为冷静环视周围世界的民族先觉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自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比较二人“开眼看世界”视角、方法、影响，不失为认识当时两国状况的一个有效途径，从而发现异同，引发思考。
我们先看一下林则徐的西学研究成果及其效用：
林则徐主持翻译、编译的西方书刊主要计有：《四洲志》、《各国律例》、《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等。从林则徐组织翻译书刊的内容看，可大致分为以下几大类，即：海外、特别是欧美国家地理学知识；直接服务于外交的情报及其外交技术；欧洲舆论对中国的反应。
由于林则徐对西洋列强及其动向有了初步的了解，因此他的对外策略远高于其他官吏。当时，主和派强调不可“轻起边衅”，甚至提出容忍鸦片贸易；抵抗派则主张执行“闭关绝市”以彻底断绝一切对外贸易的强硬政策。林则徐属坚决抵抗派，反对被动让步，但同时也反对“闭关绝市”论。林则徐的原则是“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在采取一系列严禁鸦片的措施的同时，明确承诺“不带鸦片者，仍皆准予通商”。他针对英国“以船坚炮利称其强”的现实，于海防上倾注了极大的努力，在给道光帝的奏章中提出：“设法密购西洋大铜炮……务使利于远攻。”并“用价一万八千元购得西洋大号旧夷船一只，一备兵勇演习仰攻”，此为中国购买西洋船只之始。1840年4月又首次仿造西洋式战舰，奏报朝廷：“今春检查旧籍，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蓬如洋式。”
可见林则徐是在试图建立一支有近代装备的新式海军。若能如此，“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逆夷以舟为巢穴，有大邦水军追逐于巨浸之中，彼敢舍舟而扰陆路，占之城垣，吾不信也”。综观上述不难看出，林则徐所了解的西洋知识直接应用于对外交涉，是制定具体“驭夷”策略的重要参考资料，主要是为“驭夷”的需要，具有明显的实用倾向。这些译书，事实上，也确实为办理“夷务”发挥了作用。
北洋舰队战舰
但是，林则徐似乎对于西方列强的本质认识不清。对中华民族潜在危机的认识不足，甚至认为只要有一支近代化的舰队即可渡过危机。林则徐作为钦差在广州期间，英国在外交和军事上始终无法逞强的历史事实似乎也更坚定了自己的认识。以林则徐为先导，一批求索的中国人，他们对学习西洋的范围和认识，直至十九世纪末，仍被限定在军事技术和产业技术领域内，限定在“师夷”和“制夷”思路上，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研究鸦片战争史的专家茅海建先生说：“我在研究鸦片战争史时，很快便得出结论：清朝迎战必败，应当尽早与英国缔结一项对其相对有利的和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避开衅端，与其缔结城下之盟，接受屈辱的“和平”，是清朝的士大夫们包括林则徐在内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堂堂天朝也无法接受这样的选择。结果，鸦片战争以抵抗开始，以失败而告终。清政府对洋人的态度，并未因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而有所改进，仍是以天朝自居，满不在乎。似乎“万年和约”一签，一切都万事大吉了。
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依然如故，几乎所有与鸦片战争有关系、本应作深刻反省的重要角色，包括林则徐在内，在战后都没有真正地清醒过来，更不用说其他人了。在五十年后的甲午战争中，清朝统治者仍然没有接受鸦片战争血的教训，当时的清朝舰队与日本相比不谓不强，结果也是中方惨败。至此，中国人才终于明白仅效法西洋的皮毛是无补于事的，从而才产生了要求更大规模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百日维新”。
从林则徐的拒敌于国门之外，到《辛丑签约》签订后的国门洞开，由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开始倡导的向西方学习，发展到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运动，其间花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而最终仍不免归于失败。中国近代西学的先天不足，影响了国门打开的方式，延宕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成为近代中国落后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再来省察一下我们的近邻日本人最早是如何向西方学习的：
日本“开国史上的第一人”是渡边华山，他在学习西洋的动机上与林则徐是相同的。渡边华山明确指出：“搜索西洋诸番之事情，实今时之急务”“不审敌情则无以立兵备之策谋。”(《慎机论》)渡边华山充分认识到西方船炮的威力以及日本传统海防布局和武器的落后，并在《诸国建地草图》一文中提出过海防构想图，很明显二人对西洋关心的重合部分在于海防。然而，这个重合部分几乎是林则徐西学知识的全部内容，而对渡边华山来说只占其研究西洋成果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不太重要的一部分。
渡边华山西洋研究的真正价值是他深刻地认识到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在于“物理之精确”，而且“不惟于万物以图穷理，且于万事议论皆专务穷理”(《初稿西洋事情书》)，并提出西洋富强的根源是“学校之盛行”，即“其政事以养才，造士为先”，通过教育“成才成德后，入教院、成学师，施其所学”(《外国事情书》)。
起初，日本在遭受外来侵略时，也曾遇到与中国类似的情况，主张断绝与外国的一切联系，排除、打击外国势力，出现过排外主义论调。比如幕府于1825年颁布“异国船只击退令”，命令沿海各藩对前来近海的外国船只一律开炮轰击。1837年美国商船“摩里逊号”为送还日本漂流民和要求缔结通商条约驶来日本，幕府决定依照成法予以武力驱逐。对此，渡边华山通过分析当时国际形势，提出了日本应采取的对策。他清醒地指出：“五大洲内除亚细亚外，四海大抵已成洋人领地。于亚洲之内，亦仅唐土、波斯、我邦未遭洋人之污秽。”(《再稿西洋事情书》)对日本来说，“英吉利求之于我者，如蝇逐膻，驱之而必复来”(《慎机论》)。针对内外形势和力量对比的现实，渡边华山认为“古来唐土御戎之论、我邦之神风不足恃”(《初稿西洋事情书》)，揶揄幕府的攘夷政策是“井蛙之见”，主张取消“异国船击退令”，并提出“因时变而立政法乃古今之通义”(《初稿西洋事情书》)的对处原则。他始终抱定一个“变”的信念，以至于临终前仍念念不忘“数年之后为之一变”。
黑船事件
在对外问题上，渡边华山对主张“攘夷”的幕府采取了的批判态度。渡边华山对幕府“攘夷”政策的激烈批判，对于改变了日本政府对外政策的走向，起到了重要的校正作用。加上幕府吸取了中国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认识到炮击西方船只的危险性，随即废除了“异国船只击退令”。黑船来航后，即使批评幕府怯弱、因循守旧的攘夷派，也不再强硬地坚持开战。幕末以来，日本也曾有过与西方国家直接进行军事较量的尝试。在萨(萨摩藩)英(英国)战争中，萨摩藩因不敌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大炮而损失惨重。既然打不赢，日本人便转而求其次，从“知己知彼”开始，进而“师夷长技”，再图“百战不殆”。日本应对外患，经历着从“攘夷”不成到“师夷”，然后励精图治伺机“制夷”的逻辑。
萨(萨摩藩)英(英国)战争图
对比之下，渡边华山对西洋各国本质认识的水平远远超乎林则徐之上，他是从原理上认识西洋社会，从而在理论上提出了迎接西洋挑战的总原则。结果日本当其面对西方强势的炮舰时，明智地选择了“避战”策略。这种变通的策略使日本以一种“体面”的开国方式，通过明治维新，较为迅速、快捷、成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逐渐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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