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大使的抗战岁月: 胡适在美国的外交苦斗与思想坚守（1938-1942）》

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很少有像胡适这样充满矛盾又极具特色的外交使节！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自由主义思想的倡导者，胡适在1938年至1942年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期间，以其独特的知识分子外交风格，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为中国争取国际支持。

这位拥有三十多个荣誉博士学位的学者大使，以”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决心，在美国进行了四百余场演讲，促成关键性对华贷款，并在美日谈判的最后关头力挽狂澜。

1937年9月，胡适以国民政府特使身份赴欧美进行抗战宣传，此时他并无正式外交职务，主要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进行演讲，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

这一安排源于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与胡适的一次关键性会谈，蒋介石希望利用胡适在美国学术界和舆论界的影响力为中国发声。

1938年7月，正在法国访问的胡适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要他出任驻美大使。

这一任命对胡适而言充满矛盾！

早在他1917年从美国学成归国时，就曾立下”二十年不入政界”的誓言；1932年他又重申这一立场，表示要专心学术。

面对国家危亡，胡适在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表露了内心的挣扎：”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

胡适最终接受任命有多重考量。

一方面，他深知美国的态度对中国抗战至关重要！当时美国朝野弥漫着浓烈的孤立主义气氛，不愿为中国卷入战争。

另一方面，蒋介石看中了胡适在美国的独特影响力——他不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校友，更与美国知识界、政界有着广泛联系。正如胡适后来在赠予同事陈光甫的照片上所题：”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

10月5日，胡适到馆上任，27日向罗斯福总统递交国书。

就任之际，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胡适可说是”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大公报》发表社评指出：”胡适之先生之受命为大使，及其本人之肯于担任，这都是平日想象不到的事。这个问题本身，就象征着中国是在怎样一个非常时期。”

蒋介石给他的核心任务是：促使美国改变对中日战争的中立态度，同时寻求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当时美国国务院内”暮气沉沉”，远东司长贺伯克(Hornbeck)对胡适”讲话有如老师教训学生”。

更困难的是，美国1935-1937年通过的一系列中立法案，禁止向参战国出售武器，这成为中国获取美援的最大障碍。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位书生大使开始了他的外交征程。胡适任驻美大使四年间(1938.9-1942.9)的外交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通过大规模公开演讲影响美国舆论；

促成多项关键性对华贷款；

在美日秘密谈判中维护中国利益。

这些努力为中国抗战赢得了宝贵的国际支持。

胡适深谙美国政治运作规律，明白没有民众支持，罗斯福政府难以改变中立政策，演讲成为他最重要的外交武器。

据不完全统计，任大使四年间，胡适在美国各地进行了超过400场演讲，创造了外交史上的纪录。

其中两次大规模巡回演讲尤为突出：第一次是1938年初，从纽约出发，经克利夫兰、芝加哥、西雅图、洛杉矶等地，再到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行程1.7万公里，演讲57场，平均每天一场半。

第二次是1942年被宋子文架空后，半年内行程近6万公里，演讲200多次。

这些演讲有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覆盖面广，从大学讲堂到市民集会，从专业团体到广播电台，胡适尽可能接触各类美国民众；

二是善于用美国人能理解的方式讲述中国抗战，如将中国抗战比作北美独立战争，提出”苦撑待变”的战略思想；

三是坚持用英语演讲，直接打动美国听众。

他在1939年10月30日纽约美中协会演讲《我们还要作战下去》，1940年3月5日佛罗里达州演讲《远东和世界将来的和平》，1941年11月28日纽约市参议会演说《我们需要的是哪种世界秩序》等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纽约时报》评论道：”重庆政府寻遍中国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合适的人物……他所到之处，都能为自由中国得到支持。”

日本方面对此极为不安，《日本时报》指责胡适”不恰当地利用其外交职务，谋划要唤起(美国)民众对日本的仇恨”，甚至警告美国要制止这种”恐吓美国人民”的行为。

胡适在舆论宣传中保持知识分子本色，退回政府特拨的2万美元宣传费，尽可能自己解决困难。他认为”自己的演讲能力就是最好的宣传”，这种廉洁自律的作风赢得了美国社会的尊重。

除了舆论宣传，争取美国经济援助是胡适的另一项核心任务；他与金融专家陈光甫密切合作，共同促成了多项关键性贷款。

最具突破性的是1938年12月签订的”桐油贷款”。

当时美国国会规定每个国家从进出口银行借款累计不得超过3000万美元，且商界不愿得罪日本。胡适和陈光甫创造性地以桐油为抵押品，成功获得2500万美元贷款。

这笔贷款达成时正值武汉失守，胡适致函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称：”正当中国局势危急的时候，这笔钱，对于中国真有救命及维持体力的作用，也是心脏衰弱时的一针强心剂。”

更重要的是他们推动美国修改了贷款限制，为后续援助铺平道路。

1940年3月，胡适又协助促成2000万美元的”滇锡贷款”。

这些贷款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陈光甫在日记中描述了谈判的艰辛：”余在此接洽事宜，几如赌徒场中掷注。日日揣度对方人士之心理，恭候其喜怒闲忙之情境…盖自知所掷之注，与国运有关。”

这种如履薄冰的谈判中，胡适的学术声望和人际关系发挥了关键作用。

胡适在争取美援过程中展现出灵活的外交智慧。在”桐油贷款”谈判关键时刻，美国因担心中日可能和谈而考虑取消借款。胡适擅自修改外交部电报署名向美方证明中国抗战决心，最终挽救了这笔贷款。

1941年底，胡适在阻止美日妥协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可能是他大使任内最重大的外交成就。

当时日本因美国经济制裁亟需缓和关系，而美国也因欧洲战事想暂缓远东压力，双方秘密谈判拟定《日美谅解方案》。

11月22日，美国务卿赫尔召见中、英、奥、荷四国大使，告知美方有意与日本签订临时协定。方案内容对中国极为不利，可能牺牲中国利益换取美日暂时缓和。

胡适当即表示反对，并于24日再次向赫尔抗议。

11月26日，他与宋子文一同面见罗斯福，据记载，一向温文尔雅的胡适”第一次在美国最高领导人面前发了脾气”。

他们成功说服罗斯福放弃妥协，赫尔随后向日本提出”赫尔备忘录”，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最终导致谈判破裂。

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胡适得知消息后异常兴奋，在日记中写道：”这使我国家民族松了一口气，太平洋局势大变了。”

美国的参战不仅分散了日本兵力，更从根本上改变了亚太战局。

历史学家张忠栋认为，胡适在阻止美日妥协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他大使任内最重要的贡献。虽然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有多重因素，但胡适的外交努力无疑影响了罗斯福政府的决策走向。

胡适的外交风格独具特色。与职业外交官不同，他更注重”公开外交”和”舆论外交”，善于运用学术演讲影响美国社会。

他曾说：”眼前第一要义，在于弘大度量，宽恕待朋友，体谅朋友在大患难之中，有时顾不到我们，切不可过分责备朋友。”这种体谅盟友困难的态度，反而赢得了美国的信任与尊重。

1942年胡适卸任时，《纽约时报》表示”震惊”和”遗憾”，猜测”除非国内另有高职等待他，否则此项免职绝对是一项错误”。

1942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胡适认为促美参战的主要任务已完成。

3月至5月间，他在全美及加拿大旅行2.6万公里，演说百余次，回来后”顿觉精疲力竭，加之心脏病渐显”。

8月15日，国民政府以”心脏衰弱，不胜繁剧”为由免去胡适职务，由魏道明接任。胡适当晚致电重庆：”蒙中枢重念衰病，解脱职务，十分感激。”

美国舆论对胡适去职反应强烈！

《华盛顿邮报》报道称：”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最近六个月来曾遍游美国各地，行程达三万五千里，造成外国使节在美旅行之最高纪录。”

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政府发表以魏道明继胡适之为驻美大使，中外均感失望。”这些反应表明，尽管在国民政府内部胡适地位下降，但在美国社会他仍享有极高声望。

胡适去职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对他作出严厉批评：”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

这一评价有失公允！

首先，胡适在美期间确实获得了26个荣誉博士学位，但这正是他在美国影响力的体现，而非纯粹的个人荣誉追求。

其次，蒋介石忽视了胡适在舆论宣传、争取初期美援和阻止美日妥协等方面的贡献。

评价胡适使美不能完全用职业外交标准，而应考虑他作为文化使节的独特作用。

宋子文与胡适的冲突，本质上是战时外交中”专业外交”与”政治外交”的矛盾。

宋子文代表的是国民政府内部权力核心的直接介入，而胡适则体现了学者外交的独立性与长远眼光。

这场权力之争的结果，反映了战时中国外交的复杂性与蒋介石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态度。

胡适的驻美大使生涯呈现出鲜明的知识分子特色，与传统的职业外交官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书生大使”的风格既有其独特优势，也存在明显局限。

胡适始终保持着学者本色，这深刻影响了他的外交方式。

最典型的例子是珍珠港事件前，当数百部北平图书馆古籍善本运至美国国会图书馆时，胡适一入书库就”情不自禁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看起书来”，让陪同官员在走廊苦等两小时。馆长亚温斯急得大叫：”‘侯大使’，你’候’得我们好苦啊！”这种对学术的真挚热爱，既是他的人格魅力，也偶尔影响外交礼仪。

在使馆管理上，胡适的学者风格表现为重内容轻形式。

他不太注重使馆的等级秩序和行政程序，导致”使馆工作班子组织欠佳，效率不高，纪律松弛”。他对赴美的国民政府要员常有招待不周之处，引起不满。

他的学生唐德刚评价：胡适是”摸鱼捉虾，误了庄稼”——善于抓具体问题，却疏于整体管理。

然而，正是这种非官僚化的特质，使胡适在美国社会获得了独特认同。

他退回2万美元宣传费、自提皮包不摆排场、尽可能自己解决困难的做法，与美国实用主义精神相契合。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是为国家出来做事的，吃点苦不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要做奴隶。”这种朴素爱国情怀打动了美国各界。

胡适外交最突出的特点是重视公开演讲和舆论影响。与传统秘密外交不同，他相信改变美国民意就能改变政府政策。

这种理念源于他对美国政治的深刻理解——在民主国家，没有民众支持，领导人难以做出重大政策转变。

这种”演讲外交”成效显著。

日本方面感到在对美外交上无法与他匹敌，《日本评论》甚至说”日本要派三个人才抵得过胡适一个”。

美国媒体评价他”接受名誉学位之多，超过罗斯福总统；其发表演说次数之多，则超过罗斯福总统夫人”。

胡适成功地将中国抗战与美国价值观联系起来，为后来中美同盟奠定了舆论基础。

胡适的外交思想深受其自由主义价值观影响。

面对盟友的迟疑和局限，他主张理解而非指责。在皖南事变后转达美国对国民党的批评时，在美援不及预期时，他都强调要体谅美国的困难：”英美大强国，岂自甘心情愿失地丧师？岂不关心我们的痛痒？我们总得体恤朋友，朋友明白我们够得上做患难朋友，将来才有朋友永远和我们同安乐。”

这种强调相互理解、反对零和思维的外交哲学，与传统的现实政治形成对比。胡适相信，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关系，比短期的利益交换更持久。

胡适担任驻美大使的四年(1938-1942)，正值中国抗战最艰苦、国际环境最险恶的时期。关于胡适使美的历史评价，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内部的批评最为严厉。

蒋在日记中指责胡适”患得患失”，”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

国民政府内部如孔祥熙等人发起的”倒胡”风潮，更多是权力斗争而非客观评估。

美国媒体和舆论则给予高度肯定。

《纽约时报》认为国民政府”寻遍中国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合适的人物”。胡适卸任时，该报甚至表示”除非国内另有高职等待他，否则此项免职绝对是一项错误”。

《华盛顿邮报》详细报道了胡适的演讲成就，对其去职表示遗憾。这种反差印证了胡适在美国的成功更多是在公共外交领域。

日本方面的反应从侧面证明了胡适的影响力。

《日本评论》承认需要派三个人才能抵得上胡适一个，《日本时报》指责他煽动美国反日情绪，这些反应表明日本将胡适视为重要的外交对手。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的主要成就可归纳为：

第一，舆论宣传方面，通过四百余场演讲，成功影响了美国民意，打破孤立主义氛围，为中国抗战赢得广泛同情。

第二，经济外交方面，与陈光甫合作促成”桐油贷款”和”滇锡贷款”，虽然数额不大，但打破了美援僵局，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

特别是在桐油贷款谈判中，他擅自修改电报挽救贷款的行为，显示了他对国家利益的忠诚超越官僚程序。

第三，战略外交方面，在1941年底美日谈判的关键时刻，与宋子文一起成功劝阻罗斯福对日妥协，这一贡献被许多学者视为他大使任内最重要的成就。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

从更长时段看，胡适的驻美经历是他自由主义思想在外交领域的延伸。他相信理性对话、相互理解和价值观共鸣的力量，这种信念在战争阴云下显得尤为珍贵。

尽管现实政治常常残酷，但胡适展示的另一种外交可能性：基于文明对话而非权力算计！

1942年9月卸任后，胡适没有立即回国，而是留在纽约从事《水经注》研究，直到1946年重返北大。

这四年大使生涯，在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中只是短暂一章，却在中国抗战外交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