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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卢晓蓉，1946年出生，是民生公司卢作孚长子卢国维的女儿。
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此时卢作孚所在的民生公司，也是内忧外患。晓蓉记得，爷爷几乎每天都要早出晚归，可即使他再忙，也会挤出时间和她逗逗乐，或者带她出去兜兜风。对于卢作孚，膝下的第一个孙女晓蓉就是他最好的人生慰藉。
卢晓蓉(二排中) 彭云(前排右一)
民生公司的老人，也曾记得，民生公司开会时，年幼的卢晓蓉就在台上走来又走去，卢作孚也不会干涉，任她来回地溜达。
幼时的卢晓蓉，老爱皱眉头，卢作孚见了，曾感叹：“这孩子从小爱皱眉头，将来长大了不知会有什么样的际遇。”
1959年秋天，卢晓蓉考入了我们重庆三中初62级2班。报到那天，她忽然从班级的花名册上，发现了彭云的名字。
从此，卢晓蓉与彭云，同窗六载。初中时，彭云任团支书，晓蓉任中队长；高中65级时晓蓉任班长，彭云仍然任团支书。那时学生都住校，同学之间朝夕相处，亲密无间。
因彭云是江姐的儿子，爱乌及乌，我们班因有了他，而格外与众不同。学校对此班关爱，选派优秀老师任教；市里也是另眼相看，有什么重要活动，常会邀请此班同学参加。
卢晓蓉在学校，也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在65年高考时，卢晓蓉落榜了。
卢晓蓉后来写道： “我第一次报考大学是1965年。其实早在1964年的夏天，我就嗅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有几位当年毕业品学兼优的学长因为出身不好没有考上大学，为我们树立了“脱胎换骨”的好榜样：“上山下乡，扎根农村一辈子”。
待到刚升上高三，市委派出工作组进驻我们学校我们班，一把“贯彻阶级路线”的“左”刀，便把好端端一个班拦腰“劈”成两半。“一半”是“依靠对象”和“团结对象”，“另一半”是“孤立对象”和“打击对象”。据说市委工作组是带着理论依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来的。
于是上课时，“一半”坐前面，“另一半”坐后面；复习时，“一半”有老师辅导，“另一半”自力更生；考试时，“一半”开卷，“另一半”闭卷；政治试卷，“一半”的题目是“长大要接革命班”，“另一半”的题目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卢晓蓉即从班长、年级主席的“巅峰”，跌入了“另一半”的低谷。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卢晓蓉只能向高年级的榜样看齐，选择不了自己的出身就选择自己的出路。连续写了六份书面申请，要求不参加高考直接下农村。其实潜台词是，很害怕背上一个“考”不上大学的“坏”名声。见到卢晓蓉的态度很坚决，当时的校长找卢晓蓉谈话。
我向来很尊重这位文质彬彬的南下干部。记得初中毕业升学考试以后，我和几位女同学在校园里散步，正好遇见了这位校长。同学们一拥而上，纷纷向他打听自己能不能升上高中，他慈祥而和蔼地望着我说：
那年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以全年级第一的成绩中榜。而今这位校长找我谈话，还是往日的模样，只是眉宇间增添了几丝忧愁，口吻也绝无当年那么有把握：
“你不是说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吗？考大学也是祖国的需要嘛，你应该带头考好。考不上大学再下农村也不迟。”卢晓蓉知道，老校长在当时那种自身难保的情势下的心里话，寄托着他的祝愿和希望。
卢晓蓉就这样被动地参加了运动前最后一次高考。高考前填志愿时，她在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十个空格里，无一例外全部填上了农学院。排名从北京农学院到最后一个新疆建设兵团农学院。
哪知志愿表交上去后，班主任两次找卢晓蓉改填志愿，第一次说学校研究过了，她可以报考北京大学化学系，“那个系在全国都很有名。”第二次又对她说：“北大化学系还不是全国最好的系，最好的要数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系主任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你报考这个系吧。”卢晓蓉没来得及核实梁思成当时还是不是系主任，就再次改填了志愿表。只是留了一手：其余九个志愿，仍是清一色的农学院。
最后结果当然是落榜，一个大学都没有考上。班主任得知后，若无其事地说：“大概是志愿填高了。”
时隔七年之后的一个偶然机会，卢晓蓉看到了这张志愿表，发现“中学成绩”栏里除了体育80多分，其余都在90分以上。“优缺点”栏里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可是在“此生是否录取”栏里，却写着“此生不宜录取”，上面还盖了一个母校的大红印。”
随后，卢晓蓉去了四川最艰苦的地区之一，大巴山区万源县，在那里劳动、工作、生活了13年。
1978年高考，填报志愿时，卢晓蓉犹豫了。在家庭出身一栏，填吧，有爷爷资本家的阴影；不填吧，又会犯有隐瞒家史的罪名。横竖都难堪，不如硬着头皮写吧，爷爷卢作孚，民生公司总经理。
出乎意料的是，卢晓蓉竟成了全县第一个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考生，而且还是华东师范大学。那一年，卢晓蓉已经32岁，并有了一个4岁的女儿。从此，大学四年，彻底改变了晓蓉的后半生。
大学毕业后，卢晓蓉与当时录取她的吴铎教授，异地重逢。卢晓蓉问起：您当年哪来那么大的勇气录取我？
吴教授回答：抗战时，我乘过你爷爷公司的船，从湖北去四川避难，特佩服你爷爷的勇气。
卢晓蓉，作为爷爷卢作孚最钟爱的长孙女，其命运，其悲欢，也深受爷爷的影响，好在最终有了一个很好的结局，同学们都为她高兴。
当年，29岁的江姐走向刑场的时候，她唯一带着的就是自己儿子彭云的照片。
江姐在临刑之前给谭正伦（彭云父亲彭咏梧的前妻）写下一封托孤遗书，信里满载着江姐作为一名母亲，对儿子浓浓的牵挂之情：“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孩子决不要娇养，粗茶淡饭足矣。”
彭云是谭正伦带大的，彭云曾说，“我和谭妈妈的感情与亲生的母子没有任何区别，我一直就叫她妈妈。”
彭云身高只有1.60米，个子不高，从外表上看，除了脑袋略大和戴着一副眼镜以外，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然而我们这个班却因为有了他而与众不同。不仅学校对我们倍加关爱，还为这个班选派优秀教师，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而且市里对这个班也另眼相看，重要活动常常会邀请这个班参加。只要彭云在公众场合亮相，必然会造成轰动效应……来自全国乃至其他国家的信件雪片般飞来。
大凡学校里有什么学习竞赛，彭云一定名列前茅，他还一直担任班干部。有一次我们班到渣滓洞举行纪念活动，不知怎么被认出来彭云就是江姐的儿子，楼上楼下顿时被挤得水泄不通。为了安全起见，班上一位男同学赶紧换上彭云的衣服和眼镜和彭云“调包”，这才成功“突围”。
卢晓蓉形容中学时代的彭云，“从不声张，从不骄傲，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低调。”
彭云本人则更愿意把这种低调归结为天性，“我对别人的关注比较淡然，而且一直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上课看小说，还被老师没收过几次，可就是学习成绩好。我能一直做班干部，除了特殊身份之外就是成绩好，人缘好。”
1965年高考，彭云成为四川理科状元。清华大学招生的老师几次找他做工作，劝他去清华学习。但彭云决定继承父业上军校，选报了当时大名鼎鼎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
哈军工是军校，考生的身体条件要求不同于一般的大学，身体方面最低的要求是满足陆军服兵役的条件。彭云体重不够，只有92斤，还戴着一副600度的高度近视镜，第一轮体检就给刷下来了。
后来，学院了解到彭云的特殊情况后，破格录取了彭云……
1973年，彭云与在北京工作的大学同学易小冶结婚。易小冶家在北京，外公是杨开慧的舅舅。1975年，彭云调到了北京四机部一个研究所工作，全家得以团聚。
1977年，恢复高考和研究生考试以后，彭云考取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研究生。随后，他又考取了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赴美国，先后在密歇根韦恩州立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学习，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
1987年，彭云在中科院软件所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后，又前往美国。从此之后，他一直在美国工作和生活。并成为了计算机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是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系终身教授。
江姐牺牲在原“中美合作所”，她唯一的儿子却定居美国。为何没回祖国发展？记者采访时，彭云说出了原因。
记者问：“江姐在狱中受尽磨难，并写下遗愿‘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您怎么看待母亲的遗愿？人生选择中有没有过矛盾和挣扎？”
彭云答：“我在做人方面应该说达到了母亲的要求，我为人正派，做学问也很努力。但是，要说为祖国做贡献，确实，没有太多了。这样说来，母亲的遗愿我只做到了一半。母亲可能还是希望我能在国内发展好一点吧！但只要我不做坏事，没做对不起国家、亲人、朋友的事，我想她也不会责怪我，但遗憾是有的。母亲的遗愿我只做到了一半。”
问：“去美国后，为何会一直留在那里？身为烈士的后代，定居美国？”
答：“我就是想做点学问，没什么太大的志向，其实开始的时候没想一直留在美国。后来，研究做得还算可以，就这么做下去了，回国的事也就拖下来了。从研究的内容来说，当时感觉国内比较看重两头，一头是纯理论，一头是完全应用，而美国学校里大部分是做中间段，适合我。”
彭云答：“其实我总在想该不该回去。也曾经努力过，但想不好回国做什么。我似乎找不到着力点。原来，我想做出大东西就回祖国，但还没等做出来就老了。”
问：“您在国外的时候会时常想起自己的特殊身份吗？周围的人是否知道？”
彭云答：“经常会想到，因为那是我血脉中的一部分，我怎么能忘呢。周围的同事和学生们也都知道，因为这个事情是没办法保密的，但大家很少当面和我谈论这个事情。”
彭云答：“我想会的，毕竟亲人朋友都在这里（中国），儿子也在。我看到国内的发展很兴奋。”
彭云还坦言：“我这个人就是爱念书，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踏踏实实做点学问。在现在这个学校虽然也很忙碌，但是很安静，环境宽松，适合我。在马里兰大学教课、带研究生，同时做一些行政工作，生活很充实。”
我们都老了（今年75岁），盼望卢晓蓉和彭云都回来参加我们的同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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