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对当代中东地缘政治的影响

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不仅涉及列强如何填补其在欧洲的政治真空，而且还涉及如何瓜分马格里布和新月地带等大片土地。伴随中东政治地理范围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东方问题中“欧洲部分”的阶段性解决，前者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变为中东问题了。可以说，没有东方问题，就没有今天的中东问题，中东地区政治与社会的变革或许也不会那么困难和曲折。当代中东问题的根源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日渐瓦解的奥斯曼帝国的掠夺和瓜分，以及战后对中东土地、资源和人民肆无忌惮地巧取豪夺。

由于在对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上欧洲列强各怀鬼胎，长久以来他们未达成任何接近一致的政策。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欧洲列强关心的是如何在帝国瓦解后获得更多的利益。他们的选择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案：（1）维持土耳其的存在。英国和奥地利曾经试图通过劝说素丹实施有效的改革，从而成为抵抗沙皇俄国南下扩张的堡垒。但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他们陆续放弃了这一政策。（2）肢解土耳其。沙皇俄国、法国、英国和奥地利先后采取此一政策。沙皇俄国放弃了其在 1833～1897 年期间短暂支持过的维持现状政策后，转而积极实施肢解土耳其的政策。1840 年之前和 1871 年之后，法国也开始谋夺素丹在北非的领地。进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奥地利开始着手实施积极的扩张政策，在逐渐失去对德意志的控制之后转向与俄国争夺巴尔干。英国也不甘人后，主张巴尔干国家脱离奥斯曼，实现独立。

然而，上述四大国尽管肢解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目标雷同，但背后的国家私利不仅各异，而且相互矛盾和冲突。

沙俄从政治和战略角度出发，热切渴望获得黑海乃至地中海的出海口，以打破冬季由于波罗的海和北冰洋结冰而导致海港被冻、国境被封锁的不利局面。在宗教层面上，自 1774 年后，沙皇就自认为是希腊正教的保护者，巴尔干地区的宗教事务当然也要由沙皇而不是作为异教徒的土耳其素丹来管辖。在民族和种族层面上，沙皇更将自己看做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斯拉夫人的天然保护者。基于这些考虑，沙俄必欲置奥斯曼帝国于死地而后快。

法国的目标亦很明确，主要有两个：在政治经济方面，自从拿破仑时代，法国就开始扩展其在北非和近东的利益，因此，它支持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的属地反抗素丹的统治；在宗教方面，法国自恃对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罗马天主教徒拥有保护权利，因而主张更积极地干涉帝国事务。

实力较弱的奥地利，一方面担心某个强国会控制多瑙河流域而对其产生威胁；另一方面，由于奥匈帝国的臣民包括为数众多的斯拉夫人，与奥斯曼帝国的民族构成有很大的亲缘性，任何从奥斯曼帝国获得独立的斯拉夫人的政治要求，往往导致奥地利国内斯拉夫人的同样要求。因此，直到 1870 年以前，奥地利对奥斯曼帝国的态度相对保守。

正是由于列强各怀鬼胎，相互牵制，在时间上延缓了奥斯曼帝国瓦解的进程，但也在空间上进一步累积了列强在东方问题上的矛盾，以及日后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毫无疑问，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是个渐变的过程，能够长期保持国土的完整而不被北方的强国所肢解，其实是由于欧洲大国彼此矛盾、冲突的结果。但基于上面提到的理由，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又难以避免。

于是，东方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硝烟中得以“解决”，垂死的奥斯曼帝国最终崩溃，新的列强争夺在帝国废墟上迅速上演。中东问题开始取代东方问题而走上地区政治舞台的中心，新的角色纷纷上场，中东社会拉开了百年冲突的帷幕，变得愈加混乱和无序。

1915 年 4 月，上述四国在伦敦签署秘密协定，承认意大利在土耳其沿地中海地区拥有特殊的权益。1916 年 9 月，经过一年的谋划，英法达成了分割奥斯曼帝国阿拉伯各省的秘密协定，即《赛克斯－皮科协定》。同年 11 月，英国还强迫卡塔尔接受奴役性的条约，把后者变为其保护国。为换取沙皇俄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支持，英法允诺战后沙俄可兼并奥斯曼帝国的黑海海峡地区，并可占领伊斯坦布尔；作为交换，沙俄则须将波斯的“中立地带”让给英国，并切实保障英法在该地区的特殊利益。

除了欧洲列强间的私下交易外，英国还打着支持阿拉伯人独立的旗号，公开与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地的阿拉伯人领袖达成共同对土耳其作战的协议，同意战后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这些政治允诺见诸 1915～1916 年间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麦克马洪与身在麦加的汉志阿拉伯教长谢里夫·侯赛因之间的五次通信，史称麦克马洪－侯赛因书简。侯赛因在第一封信中“明确要求大英帝国承认阿拉伯各国的独立，”麦克马洪也肯定地表示：“英国愿意承认和支持区域内各处的阿拉伯人在麦加酋长所要求的界限范围内独立自主。”于是，阿拉伯人在 1916 年 6 月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英法等协约国对奥斯曼帝国的作战中，对英国从西奈半岛经耶路撒冷向大马士革的进攻起到了决定性的帮助，加速了帝国的瓦解。

然而，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方面要赢得世界犹太人、特别是构成德国和奥匈帝国人口很大一部分的犹太人对协约国的支持，另一方面英国看中了通往印度洋的海上通道苏伊士运河，巴勒斯坦的战略地位不言而喻。由于战后阿拉伯人的独立自主不符合英国利益，因此时任外交大臣的阿瑟·詹姆斯·贝尔福于 1917 年 11 月 2 日，不顾先前“英国已经答应为巴勒斯坦成为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做出准备”的承诺，致信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爵士，声称“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此即为《贝尔福宣言》，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国赞同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之家”的著名宣言，它也被看作是导向建立以色列国之进程的最初起源。世界犹太人为之深受鼓舞，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英国对阿拉伯人的出尔反尔和对犹太人的利诱，加剧了阿拉伯和犹太民族间的隔阂和仇恨，当代中东地区阿拉伯和犹太两大民族的矛盾由此发轫，它也为日后更为尖锐的民族对抗和大规模冲突埋下祸根，并最终导致了二战后的阿以冲突。一个世纪以来的中东为此付出了惊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代价，引发长久战争和暴力冲突，和平迟迟不能实现，至今恶果难消。

一战还使英国对伊朗和阿富汗的控制得到加强。早在一战爆发前，为了对付主要敌人德国，英国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开始同法国接近。1904年英法两国签订协约，确认了各自在奥斯曼帝国北非领地的势力范围，即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的特权，英国则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权，英法在上述两国的殖民统治进入新阶段。此外，为了确保英国通往印度通道的安全，在面临德奥进攻和双方互有所求的情况下，1907 年 8 月 31 日，英俄也签订协约，调整了两国争夺殖民地的矛盾。协约规定：把伊朗分为三部分，北部属俄国势力范围，东南部属英国势力范围，中部划为中立地带，成为英俄扩张的缓冲区；同时，俄国承认阿富汗为英国的附属国。就这样，阿富汗、伊朗的边界也基本确立。

中东各国进入现代的政治边界并非沿自然山脉、河流或道路等划分，一方面造成属于同一民族的各地阿拉伯人被划入不同的宗主国统治，逐渐形成带有地方色彩的政治民族意识；另一方面也造成许多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文化民族被人为地分割到不同的国家境内，形成不少国家边境地区众多民族混杂而居的现象，成为后来的边界冲突和战争的重要原因。

一战不仅确认了战胜国在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也使得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早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就已经开始在北非的殖民统治得到列强的相互承认，成为既成事实。

1914 年一战爆发后，英国宣布埃及为其保护国，德国则指示土耳其军队进攻埃及以夺取运河，但没有成功。战后（1922 年）英国承认埃及独立，但仍保留在运河区的驻兵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英国借口保卫埃及的安全和稳定，于 1936 年迫使埃及签订为期 20 年的《英埃同盟条约》，规定英军继续驻扎运河区，亚历山大港仍为英国的军港等，进一步强化了对埃及的实际控制。

法国早在 1903 年就对摩洛哥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受英国支持的法国在摩洛哥的行动引起德国的反应，虽然 1905 年到 1906 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得到解决，但法国的“特殊地位”也得到了正式承认，而摩洛哥的治安托管权则给予了法国和西班牙。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由德国引起，加剧了欧洲列强之间的紧张，但 1912 年 3 月 30 日签订的《非斯条约》则把摩洛哥变成法国的保护国。根据《非斯条约》，同年 11 月 27 日西班牙得到了今天摩洛哥北部和南部地区（伊夫尼地区）保护者的地位。阿尔及利亚也在十九世纪初被法国入侵，1871 年成为法国的三个省，1905年全部沦为法国殖民地。二战中，阿尔及尔曾为北非盟军指挥部所在地，一度是法国的临时首都。1934 年，的黎波里及昔兰尼加殖民地被合并为“利比亚”殖民地，使得意大利在欧洲列强瓜分中东的进程中稳占一席之地。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中东地区的政治边界，就这样在一战的硝烟和战后余波中大体尘埃落定。

阿拉伯半岛和海湾地区，主要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如前所述，受到英国“保护”的还有海湾地区的 10 个酋长国。由于英国的所谓保护，伊拉克对科威特、伊朗对巴林的主权诉求都没能实现，这些保护国后来都独立或联合成新的国家，成为今日中东政治版图中的一分子。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当时伊斯兰神权统治中心的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们不顾伊斯兰世界的普遍反对和抗议，坚决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和伊斯兰教长的职位，撤销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法）庭，废止了学校的宗教课程，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现代共和国。而名义上独立的埃及法鲁克王朝则满足于偏安一隅，选择与英国合作，承认英法对新月地带的实际占领，继续听任英国对海湾酋长国的“保护”，传统的伊斯兰法遭约束，世俗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大行其道。

随着英、法、意等国在中东的步步进逼，中东各国人民反对西方殖民者的斗争也不断加强，中东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政治及武装斗争成为历史的必然。在西方军事、政治和文化的入侵面前，传统的伊斯兰世界显得束手无策。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巨大政治、军事优势，伊斯兰世界的应战与西方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西方的现代入侵不仅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制度开始瓦解，而且也使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伤害。”如何确保伊斯兰价值观不受侵蚀？如何使穆斯林传统社会得以延续？伊斯兰教怎样才能复兴？等等，都成为摆在伊斯兰世界面前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在伊斯兰教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同时，试图复兴伊斯兰教的传统主义者也在积累能量，寻找时机。哈桑·班纳在埃及创建的穆斯林兄弟会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走上中东政治舞台的，成立不久就传播到中东其他地区，对后来中东各地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兴起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到 1948 年时，其分支组织已遍布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等地，成员有 500 万之众。仅在埃及国内，就有 2000 个分部，成员 50 万。

由于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和社会紧密相连，因而政治伊斯兰运动的鼓吹者和领导者们试图以宗教指导世俗政治的主张，在广大伊斯兰世界中有着先天的优势。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作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核心，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整套包罗万象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体系，对广大穆斯林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生活习俗，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所以，穆斯林的宗教观是其价值观念的基础，影响着他们对其他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包括对待历史和西方的态度。”

所谓政治伊斯兰运动，也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成为“伊斯兰教政治化的直接产物, 即‘伊斯兰教中的政治’或‘政治中的伊斯兰教’”。刚被一战催生的现代民族主义的群体意识加上根深蒂固的传统宗教信仰，使得基于阿拉伯民族意识和伊斯兰宗教价值基础上的穆斯林民众与西方列强（包括犹太复国主义势力）的集体对峙和冲突，获得了持久而强大的支持力量，特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目标与相对单纯的宗教信仰合二为一，已有的民族矛盾和政治对抗因宗教信仰的差异而进一步扩大。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运动的源头，肇始于一战后外来势力对中东各国的恣意干涉与政治高压，应是不争的事实。

总之，正是由于西方列强的疯狂争夺、挑拨离间，一战后的中东地区才会陷入动乱、战争的恶性循环之中，流血冲突和大规模战争此起彼伏，持续的和平成为难以企及的梦想。然而，列强并没有汲取一战的教训。相反，在战后变本加厉地干涉中东事务，使得有关问题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愈演愈烈。毫无疑问，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地区成为连续战火的地区，也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之不懈努力试图推动和实现和平的地区。

一战遗留的历史问题、二战带来的灾难性恶果、冷战在中东的蔓延、四次阿以战争、两次海湾战争、苏美分别发动的两次阿富汗战争、苏丹黎巴嫩也门和阿尔及利亚各自的内战、两伊战争、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激战正酣的叙利亚内战，层层叠加起来，成为延迟、拖垮现代中东政治发展的沉重历史包袱，而它们都来自共同的源头——一战及之后外部列强制造的地区政治动荡。

今天，外部势力、特别是西方列强应从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中总结经验和教训，真正为中东地区各国和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积极协助中东问题有关各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非继续延续以往的干涉政策，从而为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乃至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或许这才是国际社会竞相反思一战对当今中东地区影响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