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第一次山西之行

作者: 刘静波     来源: 太原道

在一次整理中，意外发现了一份封皮黄旧、纸张脱落的册子，这是一名军医赠送给同窗的礼物，封底上还留有赠言。近百年过去了，当事人都已作古，因缘际会，这份礼物被又一次打开，里面果然藏着一段往事。1921年12月底，新婚燕尔的梁漱溟应赵戴文之邀，协学生陈政赴晋讲学月余。梁先生转圜于太原各校，前后为法政专门学校、国民师范、山西大学、第一师范、第一女子师范、省立一中、农业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医学传习所师生和阳曲县小学教员讲演十场，由陈政笔录成文后，以山西省教育会杂志临时副刊公开出版。翻开的正是这份《民国十一年一月梁漱溟先生在晋讲演笔记》，其内容已收入1992年出版的《梁漱溟全集（卷四）》。

《民国十一年一月梁漱溟先生在晋讲演笔记》及其目录

一、引荐入晋

入晋之前，梁漱溟已在北大任教多年，因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被《新青年》派视为维护传统道德的“旧古董”，与李大钊、胡适等人发生论战。一时间，谤满京华，誉满京华。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多方探求救国途径，追寻落后根源，先洋务、后立宪、再共和，由器物、及制度、至文化。最终认清西洋诸物端赖文化本源，绝非凭空创制，而东西文化迥然有别，生搬硬套西洋经验、零敲碎打改良推进于事无补不说，反乱了自身阵脚。于是，陈独秀等《新青年》派认为应当将种种枝叶抛开，直截了当求最后之根本——伦理思想、人生哲学，通盘更换。当此“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的节节斩伐……要向咽喉去着刀”的危急时刻，梁漱溟痛感不彻底弄清和解决东西文化问题，“中国民族不会打出一条活路来！”他责问“到今日西方学术思想输入的几何？固有的东方学术思想发挥者何人……除横冲直撞的新思想家就是不知死活的旧头脑……”

1921年8月，山东学界同人欢迎梁漱溟作“中西文化哲学”讲演后合影

梁漱溟被环境和问题“逼迫”“牵引”着，研究比较起西洋、印度、中国文化来，试图彻底厘清三者之异同，以便找准自身定位，寻出一条“活路”。顺势，他也从西洋思想而印度思想，再转到儒家思想上来。梁漱溟在北大边研边讲，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系列讲演，由学生陈政笔录成文，后经屡次讲演完善，于1921年公开面世。

梁漱溟坦言没有读过“四书五经”，所受仅五年半中学教育，更不曾留洋，且“出校即作革命活动”。因此，他既不像其他旧派人物，于儒学有着深厚复杂的情感；又不如“新派”代表的众留洋学生，醉心欧美、日本、苏俄，立场取势较为中立。事实上，他对倡扬“德赛两先生”，甚至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主张的新思潮“莫逆于心”，但他认为新派主张好不代表真懂道理，他就是要替新派问个明白。在蔡元培等教授赴欧美欢送会上，梁先生质问那些畅言“希望他们（蔡元培等）将中国文化带到欧美而将欧美文化带回”者：“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呢？”然而没人回答，散会后，“陶孟和同胡适之先生笑着说：你所提出的问题很好，但是天气很热，大家不好用思想。”梁先生对动辄谈论“东西文化”却不明所以的空话，随口附和“东西文化必将调和”的论调，甚或“觉得问题宏大无从下手”的推辞一一反驳，通过究本清源，让东西文化各安所归，缓解了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民族精神失落危机，也理所当然地遭致了《新青年》派的猛烈攻击。

其时，新文化运动风生水起，旧欧化尚未认清，新俄化又席卷而至，致使各界目迷五色、莫之所从。山东省议会副议长王鸿一在《三十年来衷怀所志之自剖》中道：“吾……一生致力革命工作，而其根本两观念，即一为解决贫民生计而革命，一为不满秦汉以后奴儒学术，及更不满奴于欧化俄化而革命是也”。他虽“不满”却不甚解，于是“南胡北岳，寻师访友”，先“经北大学生徐彦之介绍晤见蔡孑民（蔡元培）、李石曾（李煜瀛）两先生，谈许久不得要领……后又谒见胡适之先生，并参读各种新书……乃盖觉疑莫能释”。后听闻北大哲学系的陈亚三、王星五两位谈起梁漱溟先生如何把西洋的长处、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处继承下来，但同时又恢复了中华民族、中国学问的自信云云，当即赴京拜访，并动员山东教育厅长王讷聘请梁漱溟赴济南讲学。1921年8月，梁漱溟先生乘暑期之便，应邀在大明湖畔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讲演，王鸿一先生“每日从众人列座就听，自始讫终四十日间，未尝一日间断”。期间大雨兼旬，王不为阻隔，每日先到。他为梁漱溟的学识所倾服，“每讲罢，欣快握手，高谈甚豪”。自此，王鸿一到处宣扬北大梁先生学术主张如何之好，1921年他为“西北移垦”事宜赴山西斡旋，当面向阎锡山、赵戴文推荐，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公开出版，引起了阎、赵的注意。

不唯欧美、苏俄，另寻中国出路，是梁漱溟与阎锡山、赵戴文、王鸿一等人的思想共识（虽然各自的观点、办法差异巨大），这是他们相识、结交的前提。在王鸿一的引荐下，阎锡山、赵戴文也以山西省教育厅名义延请梁漱溟赴晋讲学。

二、遍踏诸校

梁先生以政局开篇。1921年12月31日，他在山西法政专门学校做了“如何奠定现在的国家”的讲演，并与全体师生合影留念。梁先生直指军阀乃国家祸乱之首，人人深受其害却无动于衷，一般国民漠视国事、不争权利，“革命先辈”煽风点火、助长气焰，任由“武人势力”坐大，终至辛亥革命“所争得的参与政权及个人自由权利，全被剥夺无疑”。其衅端“二次革命”可谓开启了不断革命的不归路。如果说黄兴等人囿于武人之见，那么梁启超借助武力便大不应该。结果“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终于完全成了武人的世界。少数人又“假冒民意掠夺政权”，结果是民主共和的新路徘徊往复，专制威权的旧路已然断绝，“那末，大家只忍气吞声让这种乱象自由的继续下去罢了。”他号召法政学生要一面学得西方争持的态度，一面固守传统“义”的觉悟，那么国家或可免灾避祸、步入正规。

1921年12月31日，梁漱溟在山西公立法政专科学校讲演后与学校师生合影留念

梁漱溟时年29岁，面对相差无几的第一师范学子们，是非常乐于分享经验、答疑解惑的。他现身说法道：“一个人发育将要完全的时候，不知不觉有种种不宁帖的情境……在这时候，很想求得自己所要求的人生生活……不愿模模糊糊的过下去”，于是常常觉得苦闷，甚至幻想出世或厌生，且不容易劝转。直到父亲离世，梁先生才突然从儒学中重获新生，舍弃了出家的执念。深刻的人生体验和复杂的思想变迁使梁漱溟成为了指引青年的资深“前辈”。他认识到特殊的人生生活，“无论什么财货、圣贤、仙、佛、功业、学问”统统是不合理，逃不过一个“浅”字。青年们激越是常情，“但希望他能归于平实”“得一个‘人的圆满’”。途径不需外求，而是“顺着我们的本性去走”，“一个人，只要能完全听凭自己真实、真诚的、不自欺的直觉，他虽然不希望成一个大人物，但是他里面有真实的气力，自然有作大事业、成大学问的可能。”

第一师范学生仍是学生，阳曲县小学教员已为人师，讲演内容自然不同。梁漱溟将教育归为两项：知的教育与情的教育，两者截然不同又不可偏废。人们要对付生活，必须具备各方面的知识，但知识仅是生活的工具而已，情志才是生活本身；知识来自于后天的外授，情志则是先天的本能，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然而，本能极易受到扰动，需要适时调适，不然“生活很难妥帖恰好”。虽说西方偏于知、中国偏于情，但中国人却“常常把教给知识的方法用于情志教育”，每每诉诸于枯燥无味的教条和功利诱导的赏罚，结果于人无效乃至有害。梁先生意在告诫教员们爱护和引导孩子们自然成长。

无论是人生志趣、社会教育，还是国家发展，都脱不开浸淫其中的文化取向。照梁漱溟的看法，文化“只是人类种种生活方面的样法”。既是“样法”，当然各有偏好，核心差异在“西方人的生活是求诸外的，中国人是求诸己的。”这绝非简单的“开化与半开化，进步与未进步”之别，是迥然不同的两种路径。西方人的外求取向，表现在物质方面是极大的开拓精神、发达的自然科学，船坚炮利、国富民强；表现在社会生活方面是对威权“有反抗推翻克服的精神”和团体内的平等意识，于是教皇、君主权力旁落，民主共和蒸蒸日上。中国人的内求取向，表现在物质上是匮乏科学进取精神和盛行自我满足哲学，于“精巧制作素来排斥”，一心专注农业立国；表现在社会生活上，则一味忍耐退让，不求推翻打破，有朝代更迭而无本质改观。因此，西方人因他的精神面貌取得了他应得的地位，中国也因自己的面貌而得到自己的地位。但梁先生又指出，西方在理智一路上走的“太远太久，很感困苦”，人与自然、人与人间界限太深，阶级对立，没有情趣。归根到底，西方文化追求的只是工具，中国文化求的才是本质，然而，无有工具，何达本质？因此，梁漱溟号召在科学上必须迎头赶上，在社会生活上倒是应该有所保持，尤其是涵养生活情趣的家庭，通过逐步改良，推进社会文化融合更新。

梁漱溟在医学传习所、农业专科学校之讲演“中西医学比较观”

十篇讲演，系统而各有侧重地论述了梁先生的人生观、教育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今天读来，依然是质朴真诚、用意极深的。讲演题目均乃梁漱溟先生自己择定，内容既视受众群体的差异而别，又依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观念相通；既充分照顾到各校学生的智识高下，又适度留意了校际之间的专业分野，可谓梁漱溟先生这一时期文化思想的集中体现。

三、议政建言

1921年10月，阎锡山和到访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有番长谈。谈话中，阎锡山突然绕开晋省教育发了一番看似无意实则良深的感慨，阎谓之“一未成计划之计划”，既对当下的新文化运动亮明了态度，又为后来的“物劳主张”啼破了先声。阎道：“夫文化者，解决人群共同生活之困难，发展人群共同生活之美德者也。何者能解决人群共同生活之困难，展人群共同生活之美德，何者即为真文化运动……如何能使终岁勤劳、以力度日之人衣食住用不至困难……能解决此问题之物，即为真文化；固无论其为新文化也，旧文化也，欧文化也，亚文化也。”阎锡山不像激情论道的青年学人，他大权在握、更加务实，反复权衡、仔细盘算是其典型特征，不到迫不得已，他不会轻易表明态度、作出抉择。相反，阎奉行“拿来主义”，新旧东西、儒佛基督、民主大同、军国共产样样采择吸收、为我所用，野心勃勃地要创设一套统摄万物的“中的哲学”。新文化运动以来，阎锡山冷眼旁观思潮涌动，热心盘算收益、对策。特别是在接见被苏联遣返的汾阳侨民代表后，引发了他对共产主义的本能敌视和高度警惕。为了及早应对，阎自1921年6月21日起，在山西督军府进山“邃密深沉之馆”召开了长达两年四个月的“进山会议”，每周开会2次，每次2小时，试图研究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两极端之外一“适中的制度”。

讲学期间，梁漱溟先生受邀出席了“进山会议”。每周与阎锡山及其幕僚“谈人生问题、社会问题，游心于远，构思入深”。对于阎锡山的深谋远虑，梁漱溟赞赏有加，称其“天资特出”。但两人初次相见却并不愉快，梁对阎的一些做法也不甚认同。

继督军府自省堂之后，阎锡山在文瀛湖畔又建设了“大自省堂”。1922年1月1日上午，正式召开自省堂开幕礼，各界人士近千余人参加。洗心总社社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身着上将礼服莅临会堂，发表了题为《建设此堂之心根与本社同人之责任》的演讲。梁漱溟作为第一内宾发表演说。梁登台之前，山西省议长崔廷献等政界要人和山西大学法学、文学、工学院长等本地学者一一发言，百般体会督军训话。年轻气盛又生性耿直的梁漱溟感到十分不快，当场责备他们对长官不秉言直谏，反曲意奉迎，应该“表示不同的意见才好”，令阎锡山等人相当难堪。据梁漱溟回忆，会后，阎锡山对邀请他出席大会的安排深表不满。

梁漱溟住在太原文庙，也是阎锡山、赵戴文宣扬国粹精神与陆王心学的“宗圣总会洗心社”及其官方刊物《来复》报社所在地。直到1980年，梁漱溟依然饶有兴致地对艾恺谈起那份宣讲儒家、“一周一个来复”的薄刊。为了对民众进行思想诱导，维护其“用民政治”的各项主张，阎锡山、赵戴文拾起了儒家这副马甲，借用陆王心学和基督教忏悔式样，在全省成立了洗心社，阎自任总社长，每周开展活动，先自省十分钟，然后“大讲孔孟尊君之道，或王阳明的良知良能学说”，着力“阐发明德新民开物成务之道”。

在京时，梁漱溟已对宣扬“洗心”“自省”的《来复》周刊有所了解，并心生反感。梁漱溟以为“要使人的行为合理，全在培养愉快心理”，而不是“时时警惕、悔过、洗涤旧恶”。等到太原后，一进督军署自省堂，迎面“悔过自新”四个大字令他颇受刺激、很不愉快。梁漱溟对农业专科学校的师生直言，像“山西这样设法使人如何变成好人，在别的地方是没人理会的，我们当然应该赞叹，不过作法的确是不对，我们也不能不说。”他断言这种逼人向好的法子，“即使偶然能收效一时，也决不是长久的”，因为“只有合常理的是能长久的；不合常理的不但不能长久，实在全无效力。”督军署的所见，侧面证明了梁先生参加“进山会议”的真实性。

民国十年之行揭开了梁漱溟来晋和与阎交往的序幕。在风云变幻的民国，梁曾屡赴晋、陕（宜川县秋林镇）与阎锡山晤面，或传道讲学，或走访考察，或斡旋建言，乃至聘作顾问。王鸿一和他主掌的《村治》月刊也系阎锡山出资襄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