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班底: 信仰与命运

作者: 孙岩

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事变,中国全面抗战爆发。

为因应抗日战争的需要,蒋介石计划将戴笠的特务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军统局)。

在1938年8月正式挂出“军统”牌子前,戴笠于1938年2月在湖南临澧,用“军委会特训班”的名义,开办了他特务生涯中最大规模的一期特务训练班。

临澧特训班培训人员1000余人,是军统局的开山立柜之作,成为特务处扩编为军统局的基本干部(此前特务处共约1610人,数据来源于《蓝衣社的概念与其特务工作》,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编)。

戴笠说他为了办临澧特训班,调集了特务处所有的精英:戴笠自兼主任,余乐醒、乔家才为副主任,谢力公为总教官,主要干部和教官有王崇五、吴景中、程一鸣、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廖华平等。来授课的,还有刘启瑞、杨继荣等。

戴笠为临澧特训班只招到一百多学员。当时特务处郑州办事处主任梁干乔想发展个人势力,从山东、河南、江苏招收到一千余名失学青年,要自己办特训班。戴笠得知后就硬把这批学员劫了过来。

军统局正式成立,刘启瑞、余乐醒、谢力公先后任军统设计委员会主任,廖华平、乔家才先后任督查室主任,余乐醒任技术室主任,杨继荣任第一处处长……

几乎就是军统局的班底。

他们是中国近代谍战史上极有影响又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

军统临澧特训班的上述教官和主要干部,除了戴笠,都是苏联给中共培训的干部或特工,其中一些还经过克格勃的特别训练。

电视剧《风筝》讲“信仰至高无上”。中华道德又讲“闻义能徙,知善能改”。其间的是非对错,并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

成为军统局班底的这些人,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他们的信仰变换、命运浮沉、于抗御侵略、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之大节,非常值得探究。

图、军统特训班

梁干乔,1924年加入中共,黄埔军校一期,又与蒋经国、邓小平、杨尚昆等一同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第一期留学生。

他在苏联接受托派主张,1927年在莫斯科的阅兵式上,打出“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标语并高呼口号,制造了轰动一时的“红场事件”。

被苏联政府逮捕送往西伯利亚集中营,他设法逃回中国,成为中国的托派领袖。

被中共开除党籍,又放弃托派加入国民党,成为复兴社十三太保和军统前身“十人团”之一,西安事变时曾代戴笠主持军统工作。
因为戴笠办临澧特训班抢走了他招收的近千名学员,1938年梁干乔与戴笠决裂离开军统,去西北胡宗南的第十战区做政治部中将主任。
余乐醒,1919年和周恩来、李富春、赵世炎等一同赴法勤工俭学,又一同发起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1925年到苏联“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前身)培训。1926年回国,参加北伐任叶挺独立团的政委,又和叶挺率部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脱党,1932年加入复兴社特务处,长期主管军统的技术部门和特务培训。
陆遂初,中共早期党员,黄埔军校四期,北伐时在政治部工作,1927年后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隶属大名鼎鼎的佐尔格小组,1935年被复兴社特务处逮捕叛变,加入特务处任情报科国际股长,抗战时任中美合作所情报组长。
廖华平,1919年同周恩来等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参加中共,1923年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1930年任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1931年被国民党北平宪兵司令部逮捕叛变,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抗战时任军统督查室主任。
吴景中,1922年加入中共,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与蒋经国同学),回国后投国民党,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抗战时任中苏情报所所长、军统西北区区长,抗战胜利后任军统天津站站长,是电视剧《潜伏》里吴站长吴敬中的原型。

程一鸣,1926年加入中共,在周恩来、顾顺章领导下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1927年去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曾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克格勃的前身)受训。回国逢顾顺章叛变,“与党失联”,1932年经吴景中拉拢加入国民党及特务处。抗战时任军统上海区书记、西北区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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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留法勤工俭学成员,前排左四周恩来,三排左二余乐醒

这些人都改变或背叛了早先的信仰,唯有乔家才是例外。他1924年加入国民党,黄埔6期毕业,加入复兴社特务处,抗战期间在太行山坚持抗日游击战。沈醉在《军统内幕》中将他列为共产党的叛徒,可能乔家才在黄埔军校期间曾国共双栖,但他从1927年国共分裂到死,都坚持反共的顽固立场。

抗战胜利后,乔家才任军统北平站站长。毛人凤有个情妇刘秋芳,想抬举为北平市立法委员,乔家才不与配合;刘秋芳为丈夫李广向毛人凤讨得天津稽查处处长的官职,乔家才又写信抨击。毛人凤怀恨在心,借“马汉三谋杀戴笠”案,将乔家才一并逮捕。转往台湾关押。

乔家才没有罪名被长期关押,引发台湾保密局内部不满,毛人凤就派谷正文和他谈判,只要出狱后不追究不骂毛人凤,就可以释放,被乔家才严辞拒绝。

1957年毛人凤死了,乔家才还要“讨个说法”不肯出狱,还是接掌保密局的谷正文带人硬把他抬了出来。

乔家才被捕入狱,妻子和四个子女失散在大陆。乔家才留下遗嘱,“骨灰永留台湾,不要携回大陆……我对留在大陆之子女未尽教养之责,内疚很深,希我妻替我多多照顾,以弥补我之愧疚。”

1994年乔家才过世,却只将财产的1/5分给子女(每人40万台币)。

个中原由,台湾保密局局长谷正文曾告诉李敖:“乔老死前跟我说,我不要把遗产分给共产党!”

对子女深深的歉疚,以及险些被蒋介石和毛人凤杀害,都挡不住他的“仇共”,都不能让共产党共他的产。

图、1948年吴景中全家在天津的合影

余乐醒,则是这些人中参加共运最早、与中共高层渊源最深、学问最大、在军统威望最高、改变“信仰”最多的人。

参加共运最早、与中共高层渊源最深。余乐醒是湖南醴陵人,新文化运动时是毛泽东发起的“新民学会”成员;1919年和周恩来、李富春一同赴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与周唯真、邓小平同为书记局书记。他回国后和叶挺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当时林彪任连长,因弄丢连队的经费险些被枪毙,还是余乐醒和陈毅阻拦,救了林彪一命。

学问最大。余乐醒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化学和机械专业,在法国骑术之城索米尔练就精湛骑术和枪法,又到比利时和德国游学,到苏联“克格勃”培训。

在军统威望最高。1932年余乐醒被戴笠拉入复兴社特务处,直到1938年开办临澧特训班,他近乎戴笠的“导师”,戴笠有事就向他请教。他长期主管军统的技术部门和负责培训工作,因为有真才实学又能够和学员打成一片,因此深得学员拥戴,威望甚至超过戴笠。

改变“信仰”最多。年轻时余乐醒曾接受过“无政府主义”,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改信奉共产主义。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对革命失去信心,脱党去搞“实业救国”,创办了“中华汽车专门学校”,几年里培养了千余技术人员,曾被誉为“我国汽车,实自此始”。

1930年,余乐醒投靠标榜“三民主义”反蒋的冯玉祥、杨虎城,到西北军担任陕西机器局的副局长。但1932年他又投靠蒋介石,成为军统元老。因为在军统威望高让戴笠嫉妒和感到威胁,1940年捏造罪名把他逮捕,意欲加害。余乐醒的小舅子沈醉苦苦求情,才保住他的性命,但直到戴笠死后才恢复自由。

余乐醒出狱后对国民党大为不满,遂又投向共产党,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联系。

建立新中国后,安排余乐醒到一家机械厂做工程师,他又心生不满,1952年被人检举逮捕入狱,不久死在狱中。

罗曼罗兰说人生是一幕信仰之剧。

这批改变最初信仰的留苏特工,命运都曲折坎坷。

戴笠死后毛人凤接掌军统。这些留苏特工大多属于军统中的郑介民(也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派系,遭到毛人凤的整肃排挤。除了乔家才被陷害入狱,吴景中、王班联也被逮捕入狱,其他人基本是坐冷板凳。王班联后来被释放流落香港;吴景中转押台湾后,幸得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蒋经国搭救出狱,于1983年病逝。

吴景中的遭遇和乔家才相似,遭逮捕解往台湾而妻子和三女一子流落大陆,作为大特务的家属备尝劫难。直到连续剧《潜伏》播出,有报道吴站长的原型吴景中的情况,他的子女才得知父亲已在三十多年前故世。

图、军统特训班的女学员

这些改变最初信仰的留苏特工,在抗日战争时期都投身于国共合作、抗击侵略者的民族大业。其中历经内战外战的幸存者,即使乔家才这样的反共分子,也都支持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反对台独。他们晚年到访大陆,国家领导人都予以礼遇,亲切话旧。可算是“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