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美国海军主义与美国霸权崛起

来源: 史学月刊     作者: 李赛林,伦敦大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21世纪的美国牢牢掌控着世界海军的头把交椅,美国海军对制海权的控制构成了其世界霸权的重要军事基础,它在维护美国海外利益,干涉全球事务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美国的制海权并不是一天建成的。早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北美殖民地就广泛存在着“孤立主义”(Isolationism)思想。正如潘恩在《常识》中所说,“我们就应当同欧洲的任何部分保持不偏不倚的关系”【1】。这一思想得到了美国国父们的支持,贯穿了美国的历史,在如今仍然具有不小的影响力。随着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的经济高速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美国国内也逐渐产生了被称之为“干涉主义”（Interventionism)的思想【2】。根据学者统计,在19 世纪,美国发生了99次对外干预,涉及全球各个地区【3】。1898年的美西战争,可以被视作美国外交政策从“孤立主义”到“干涉主义”转型的关键节点【4】。这一转型的顺利实现,离不开19世纪末美国海军主义所提供的思想资源与理论支持。

本文旨在讨论美国“海军主义(Navalism)”在促进美国摆脱孤立主义走上干涉主义道路的影响。美国海军主义认为海上力量是决定一个国家军事地位与国际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并强调组建强大海军来支持国防和商业的扩张【5】。它诞生于美国19世纪下半叶的“镀金时代(Glided Age)”。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美国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化强国的蜕变。在1850年到1900年间,美国经过高速发展,成了当时世界上除英国外最强大的经济体。数据显示,美国1891年的工业总产值相当于1840年的6.6倍【6】。19世纪末,美国生产的钢铁比德国和英国的总和还要多【7】。然而,镀金时代的美国饱受经济危机的困扰。从1873年到1896年的24年间,有一半的时间处于经济危机当中【8】。经济危机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全国51%的财富,而占人口总数44%的穷人只拥有1.2%的财富。这导致了美国国内尖锐的社会矛盾,工人运动此起彼伏【9】。

19世纪下半叶全球性海军军备竞赛所带来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是美国海军主义诞生的国际背景【10】。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国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是一种席卷全球的国际现象。1880年,海军最强大的六个大国的军舰总吨位为139.3万吨,10年后达到164.9万吨。1900年、1910年和1914年的数字分别为275.2万吨、558.4万吨和728.3万吨【11】。19世纪90年代,美国海军实力在全球仅排名第12位【12】。在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及激烈军备竞赛的情况下,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黯然失色。美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以应对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双重危机,海军主义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本文认为,美国海军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支持对外干涉主义的思潮。这一思潮受到了历史环境和当时社会思想的影响,它的诞生是美国社会内部矛盾与国际环境相结合的自然产物。这一思潮在社会、政治及外交决策领域产生了显著影响。美国精英阶层是海军主义的天然受众,他们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将其推广至社会各阶层。在精英与民众的共同促进下,海军主义逐渐成为一股有强大影响力的政治思潮,推动了美国从孤立主义向霸权干涉主义的转型。对这一议题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海军建设、制海权争夺以及大国崛起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历史学界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

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尚为薄弱。学者们已经对海权论以及美国海军的崛起做出了探讨,但是对于海军主义这一思潮缺乏整体的认识【13】。海外学界对海军主义研究颇丰,但现有研究更多关注少数著名海军主义者如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Mahan)等人的思想,较少将海军主义作为一个思潮研究其对美国向霸权干涉主义转型的影响【14】。现有的研究成果对海军主义的具体内涵仍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海军主义是一种支持建造强大海军的国防政策【15】，另一些学者认为,海军主义是一种军国主义意识形态【16】。从这些现有的研究来看,这一领域仍然有挖掘的潜力。本文将立足于外交文献等一手资料,结合19世纪末美国政治家、思想家以及军事家所撰写的论文和专著以及丰富的二手资料,通过梳理美国海军主义的思想来源,讨论美国海军主义的本质以及思想内涵。本文也将利用当时的专业期刊、报纸、通俗读物讨论海军主义如何引起美国社会对海军事务的关注和热情。最后,本文将聚焦于报纸、美国外交档案(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以及国会记录(Congress Records)讨论海军主义对美国摆脱孤立主义走上霸权干涉主义道路的实际影响。

一、美国海军主义的思想内涵

在具体讨论海军主义的思想内涵之前,需要区分三个概念,即干涉主义,海军主义,以及海权论(Doctrine of Sea Power)。国内学者对于这三个概念的区分并不仔细,很多时候存在混用的情况。这三个概念是层层递进的。干涉主义是与孤立主义相对应的概念,这两者是对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传统二分法解读。前者指的是美国应该主动介入国际事务,后者是指美国避免干涉国际事务【17】。干涉主义是海军主义的上位概念,其代表人物有弗里德里希·J.特纳(Fredrick Jackson Turner)、约书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以及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有些学者也把西奥多·罗斯福和马汉也列入干涉主义者。海军主义在干涉主义的基础上,更强调将海军作为实现扩张的物质基础。

海权论是一个被误用比较多的概念。马汉在1890年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本书往往被认为是美国海权论形成的标志,但有些学者会用这个词指代海军主义。虽然海权论高度概括了海军主义的内涵,但这并不代表海权论可以同海军主义画等号。马汉所提出的海权论,实质上是为了已经存在的海军主义思潮提供一个研究范式,在随后的发展中,海权论已逐渐成了海军主义的理论基础,但海权论本身并不是一个思潮,它被包含在海军主义之中。

1.谋求制海权

海军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内涵是谋求对制海权的控制。美国海军上尉约翰·福赛斯·梅格斯(John Forsythe Meigs)在1887年海军战争学院的讲座中说道：“对海洋的控制……为决定伟大的战争和国家的命运做出了巨大贡献。”【18】这一思想内涵源于英国的海权思想。早在17世纪,英国已有许多评论家指出英国繁荣的海洋经济与国家的海军力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共生关系。人们已经认识到,制海权奠定了英国取得成功的基础。17世纪初,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gh) 宣称：“谁控制海洋,谁就控制贸易;谁掌控了世界贸易,谁就掌控了世界财富,从而掌控了全部世界。”【19】1650年和1651年英国颁布的《航海条例》以及1652年第一次英荷战争的爆发标志着海权思想在英格兰的形成。在战胜荷兰之后,英国白金汉公爵总结道：“英国的利益无疑在于贸易,因为贸易可以使我们富裕或安全。没有强大的海军,我们将成为邻国的猎物,没有贸易,我们既不会有水手,也不会有船只。”【20】英国海权思想核心理念可以被概括为：“海军是这个国家的安全、荣誉和福利的主要来源。”【21】

美国海军主义对制海权的追求与英国的海权思想一脉相承。西奥多·罗斯福在1895年和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合著的书中花了很大篇幅论证英国的海权思想,并提出美国也应该效法英国打造强大的海上力量【22】。美国著名海军主义者马汉对英国的海权思想非常推崇,认为英国对制海权的控制是其崛起的制胜法宝【23】。通过对1660年至1815年间英国帝国战争的历史研究,马汉把过去零散的对海权的见解、想法和学识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即“海权论”,它构成了美国海军主义的理论基础。马汉认为,制海权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并作为主要因素在塑造大国的兴衰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更具体地说,一个国家的繁荣依赖于海洋经济的繁荣,这包括生产、航运和殖民地三个要素。工业品的生产需要以航运的垄断作为支撑,殖民地可以为工业品的生产提供原材料并且成为工业品的倾销地。这三种要素互相支持,为国家的繁荣带来强大的推动力【24】。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2.打造进攻性海军

为了取得制海权,美国海军主义鼓吹建设强大的进攻性海军,这也是海权论的应有之义。根据历史学家安德鲁·兰伯特(Andrew D. Lambert)的说法,海洋大国在经济、财政、军事上对海洋的依赖,使得制海权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海上贸易和渔业直接或间接地为相当一部分人口提供了工作。这些产业所产生的收入使维持一支强大的舰队成为可能,这支舰队担负着促进和保护经济的任务【25】。早在19世纪中期,一些美国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了海军对保护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的重要性。这一思想以罗伯特·W.舒菲尔德(Robert W.Shufeldt)、托马斯·O.塞弗里奇(Thomas O.Selfridge)、塞缪尔·富兰克林(Samuel Franklin)以及艾伯特·巴克尔(Albert Barker)为代表人物。但是,这些知识分子认为海军应当以防御为主,提议美国加入现有的以英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即可,拒绝对外扩张【26】。这不是日益崛起的美国所需要的,这种思想很快被抛弃。

19世纪末的海军主义以海权论为理论基础,倡导海军的角色应当从消极防御转向积极进攻。西奥多·罗斯福在毕业论文中对防御性的海军策略提出了严厉批评：“依靠一支部分由破旧的废船和部分由比旧船更没有价值的新船组成的海军来防御是愚蠢的。”【27】美国在19世纪末飞速增长的海外利益证明了防御性海军在维护海外利益方面毫无用武之地。来自新泽西州的议员哈里斯在第47届国会中发表了一段激情洋溢的演说,他声称,当今的美国拥有雄厚的财力与自然资源,有着两侧海岸线和五千五百万人民,足以负担并且极其需要一支强大的进攻性海军去维护美国的海外利益【28】。因此,海军主义者们提出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的口号。正如海军上校约翰·索利(John C.Soley)所言,美国需要“建造强大的海军,去远洋摧毁敌人的商业和巡洋舰”【29】。

3.呼吁军事技术创新

海军主义非常强调军事技术创新以促进海军建设。19世纪下半叶,铁甲舰逐渐取代传统的风帆战舰,各式各样的新技术被应用到战舰当中,全球各国都开展了如火如荼的造舰运动。军备竞赛对海军建设提出了技术创新的要求,海军主义强调机械科学和新式军事技术应当成为发展的重点,相信美国海军可以通过技术突破快速缩小与欧洲列强海军的差距。海军主义对新技术的重视明显受到了美国19世纪末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e)”的刺激。为了应对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衰退,美国产生了两个著名的社会运动：民粹主义(Populist)运动与进步主义运动。民粹主义大量借鉴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带有左翼政党的鲜明色彩。它支持生产资料,特别是铁路和电报的国有化,并且提倡累进所得税和八小时工作制。民粹主义运动所提倡的激进政策激起了美国经济精英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民粹主义的激进措施只会给国家带来更多的混乱,所以精英们提出了进步主义以抵消民粹主义的影响。进步主义相信社会内部的弊病可以通过合理的改革在现有体制内得到纠正。更重要的是,进步主义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和发展背后的驱动力,因为技术的进步可以提高生产力,创造就业机会,并提高更广泛人群的生活水平【30】。一些呼吁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海军主义支持者如马汉和西奥多·罗斯福本身也是进步主义者。他们认为政府机构应该像企业一样运作,强调效率和标准化,海军建设也是如此,应当努力进行技术创新,简化操作,减少浪费,提高性能,这将有力有效解决美国海军的孱弱【31】。

4.实现对外扩张

美国海军主义带有强烈的扩张主义色彩,这一思想内涵是海军主义追求的根本目的。不同于欧洲传统殖民主义,美国海军主义不追求控制更多的土地,而更强调在海外经济和工业品市场的扩张。马汉、威廉·麦金利、西奥多·罗斯福和亨利·卡伯特·洛奇对殖民地的定义是“通往拉丁美洲和亚洲市场的垫脚石”【32】。这种经济扩张主义受到了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在1889年的著作中,马汉对美国西部边境的消失表示了担忧,并指出了它对美国未来经济和政治结构的负面影响。他准确预言了1893年的经济危机。这场由生产过剩问题导致的经济衰退和工人罢工猛烈地冲击了美国社会。马汉指出,外国市场提供了解决经济危机的手段。通过向海外倾销商品,可以有效解决美国国内的生产过剩问题,并调节社会贫富差距【33】。

这种扩张主义还暗含了一定的宗教色彩。西进运动(Westward Movement)在镀金时代的结束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宗教焦虑,因为西进运动在美国历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是美国清教徒所声称的“天定命运(Manifested Destiny)”的具体体现【34】。在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Turner)的笔下,西进运动使得新大陆有别于旧大陆。广袤的西部处女地充当了美国的“安全阀”,使美国社会比欧洲社会更具流动性。对西部的探索也激发了个人主义和创新精神,让民主和自由的精神得以生根发芽【35】。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Bureau of the Census)公开宣布了西进运动的结束【36】，而这一声明意味着“天定命运”的宗教精神在现实中失去了支持。而马汉将美国的对外扩张描绘成“自然的、必要的、不可抑制的”【37】，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天定命运”宗教精神的复兴,并且为海军主义的扩张赋予了宗教合法性【38】。

美国海军主义的四个思想内涵是层层递进的。以夺取制海权为基础,以打造进攻性海军和推动技术创新为方法论,并将海外扩张视为最终目标。总体来看,美国海军主义所包含的主要内涵并非新的观点,而是对已有思想的总结。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认为通过打造强大海军控制制海权的方式可以同时解决内部的社会矛盾和来自外部的安全威胁。海军主义强调所谓的内部矛盾和外部威胁在本质上都是由美国孱弱的海军实力所造成的。只要解决了军事实力的问题,所有的矛盾都将迎刃而解。

二、军官与政客：海军主义核心支持者的形成

在揭示美国海军主义思想内涵的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审视其影响美国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关键力量。本文认为,海军主义对实践的影响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精英阶层成为海军主义的天然拥护者。隶属于精英阶层的海军军官与职业政客在美国海军主义发展与实践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直接推动了美国海军建设和海洋政策的改变。在这一部分中,本文将着重分析这些核心支持者——军官与政客在美国海军主义中的地位与作用。

1.从水手到专家：转型中的海军军官

在美国海军主义的发展中,海军军官无疑是这一理念的坚定拥护者。19世纪末,随着美国工业化的完成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美国海军建设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契机。海军军官们凭借丰富的海军知识和专业技术,为美国海军建设提供了关键性的技术支持。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海军军官的身份认同在海军建设的过程中发生了重要转变。他们从传统的水手逐渐向现代工程师转型,期望借助尖端技术应对外部威胁。这些军官将自己视为一个以科学为基石的“知识共同体”,深信他们掌握了海军建设技术、全球政治的独特见解,以及对海军、经济和国家行为的法律管理【39】。正是凭借这些专业素养,海军军官们能够理解海军主义的核心理念,并将其直接应用于美国海军先进舰艇的设计,从而使得美国在追求海权霸主的道路上持续前进。例如,这些海军军官成功地引进了钢船体、蒸汽机、电气系统等创新技术,以及如鱼雷、机枪和速射火炮等新型武器【40】。这些技术极大地提升了美国海军的现代化程度和战斗力,使其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强大的竞争优势。简言之,海军军官的技能和知识为美国实现强大海军的宏伟蓝图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巩固了海军主义在美国的地位。

从现实的角度讲,海军军官之所以成为海军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在海军废弛的情况下缺乏晋升道路,海军主义所鼓吹的海军建设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晋升机会。美国历史学家N.米勒认为,60年代的海军军官忍受了“沉闷、单调和机械的折磨”,却没能得到“公平的提拔”。一名正常的海军学员从毕业之日起需要7年时间才能赢得第一笔佣金【41】。19世纪后期,海军军官甚至出现了供过于求的情况。在1882年,每四名士兵中就有一名海军军官,这加剧了向上流动的问题【42】。

在意识形态方面,这些海军军官大多出身于美国精英阶层,对于左翼民粹主义运动怀有恶感。例如,彼得·卡斯滕(Peter Karsten)的研究表明,海军官员本质上是美国中上阶层的代表,他们大多出身于商人、工厂主、官员、以及精英中产家庭(详情见下表)【43】。表中可以很明显地观察到,普通的农民和工人很少把孩子送进海军学校。到了19世纪末,这一现象更加明显。例如,在1896年的一个总共30人的海军学院新生班级中,只有一名学生来自农民家庭。这个所谓的农民家庭“拥有3000公顷土地”【44】。

美国的精英阶层甚至打造了一个封闭的海军军官选拔制度以维持海军军官的精英倾向。当时的国会议员、总统和海军部长基本控制了美国海军学院(Naval Academy)的录取名额,精英之间的裙带关系使得精英阶层的后代可以轻松地获得录取,这体现了海军录取对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的强烈偏见。海军选拔制度还作出特别规定,允许优先录取军官的儿子。此外,在录取之前的笔试和面试也排挤了普通阶层的考生。要想通过考试,需要扎实的知识和认真的准备,学校培训和特殊的私人辅导可以提供这些知识,而普通家庭难以承受高昂的培训和辅导费用【45】。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海军主义所倡导的通过对外扩张而非社会财富再分配去解决国内社会矛盾的观点自然可以获得海军军官们的极大好感。

2.党争、共识与职业政客

职业政客在海军主义的实践中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在政治上为打造进攻性海军扫除了障碍。在海军主义发展的初期,职业政客对海军主义的态度比较暧昧,他们对海军建设的支持往往包含了党争的需要。在美国内战结束后,激进的共和党人立刻以腐败和奢侈为理由攻击海军部门,以此寻求政治优势。在1868年总统大选之时,部分共和党议员对民主党控制下的海军部门的腐败发起了进攻,并提议大幅削减海军开支【46】。但是在1872年时,共和党和民主党对海军的态度发生了翻转。此时,民主党人士成了反对海军建设的主力军。1872年2月,《纽约太阳报》的编辑查尔斯·达纳(Charles Dana)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指责海军部长乔治·罗布森(George Robeson)滥用职权,甚至可能犯有刑事罪行。在众议院一些民主党人以及那些与共和党领导层决裂的自由派共和党人的支持下,该海军部长被迫接受国会对海军的审查。与1868年大选期间一样,这些政治攻讦还与削减海军经费的主张结合在一起【47】。

1873年10月的“弗吉尼亚号”事件似乎是在国会中形成建设海军共识的契机。这次与西班牙海军的冲突深深刺激了美国人,所以在有关是否给海军拨款的国会辩论中,罕见地出现了无人反对的情形【48】。然而,在1874年民主党控制众议院后,很少有海军建设项目在国会获得批准。民主党甚至削减了海军预算,以凸显财政保守主义的政治主张。与此同时,他们还将美国海军的失败归咎于共和党的浪费和奢侈【49】。在此之后,国会中两党对于海军建设的态度逐渐明晰。共和党成了海军建设的拥趸,而民主党则强烈反对任何有关海军的提案。从1866年到1886年的20年间,国会只批准了两项海军建设的项目。在这两个例子中,都是由共和党同时控制着国会和白宫。

进入80年代后,随着经济危机的逐步加深以及列强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海军主义思潮逐渐向国会内渗透,一些职业政客摒弃了党派立场,通过支持造舰法案表达自己对海军主义的支持。1885年民主党人格罗弗·克利夫兰(Glover Cleveland)入主白宫。克利夫兰和他所任命的海军部长威廉·柯林斯·惠特尼(William Collins Whitney)虽然都是民主党人,对过度扩张海军抱有戒心,但他们也受到了进攻性海军观念的影响【50】。一些民主党议员也呼吁组建一支强大的海军,向海外展示国家实力和声望以回应欧洲列强的武力威胁。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塞缪尔·B.马克西(Samuel B.Maxey)问道：“没有海军,哪个国家能成为一流强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人马修·C.巴特勒(Matthew C.Butler)也是建议美国放弃传统海上战略的人之一【51】。

在克利夫兰政府的主持下,美国国会在1885年至1889年间建造了30艘军舰,总吨位近10万吨,其中既包括较为先进的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也包括基于海岸防御战略建造的炮舰【52】。这种奇异的建设方案实质上体现了长久以来政府和国会内部关于防御性和进攻性海军建设路线的纷争,但是民主党主政时期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等进攻性战舰的建造,恰恰证明了职业政客们对海军主义的支持,表明美国的海军建设正逐渐摆脱党派的立场。以海军部长的党派分布来看,不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可以成为海军部门的一号人物。从1882年到1898年间,一共有2位民主党人,3位共和党人担任过海军部长,他们都对发展海军持正面态度。

90年代初的美国国会中出现了大量支持海军主义的议员,国会内部就建设海军这一议题上形成了跨党派的共识,一系列的海军建设法案得以顺利通过。1889年前后,美国海军拥有了一些先进的装备和一批训练水平较高的军官,但总体上却仅仅是一支分散在全球范围内以中队(squadron)形式部署的小规模舰队,仍不具备成熟的远洋作战能力【53】。1889年萨摩亚危机中的飓风毁船事件经过海军部的调查,原因被归结为“发动机陈旧落后,蒸汽动力不足”,这一结论在1889年海军部长年度报告中由特雷西本人直接披露,为加速海军舰船更新换代提供了极好的口实【54】。

海军部长特雷西同时具有海军军官和职业政客的双重身份,他的这份年度报告被认为是美国海军政策发展中最为有力的一份文献。特雷西声称,20艘兼顾防护、火力和速度的战列舰组成的舰队,将具有足以阻止敌国舰队攻击美国海岸的能力,攻势性的作战行动即使在防御性质的战争中也将格外有效。报告中同样建议建造20艘“炮群强大、装甲厚重、吃水适中”的炮舰用于港口和海岸防御【55】。这个提议大获成功：既满足了海军主义者群体对于远洋战舰的渴望,又照顾了沿海地区议员的选票需求——对于沿海选民而言,永久泊驻港口的炮舰远比难得一见的远洋舰队更加鼓舞人心。

最终,在特雷西为首的海军主义者的争取下,年度报告赢得了相当广泛的认可。到1890年国会审议海军拨款法案时,尽管各方议员就具体的战列舰建造标准、投入及数量争辩不休,仍有部分议员如新泽西州的威廉·麦卡杜(William McAdoo)秉持旧海军主义的近海防御观念,激烈地反对建造战列舰【56】。这一法案最终仍然在缅因州众议员查尔斯·鲍特尔和海军事务委员会的亨利·卡波特·洛奇等一批支持海军主义的议员的据理力争下通过,三艘印第安纳级战列舰被批准建造【57】。

无论是海军军官还是职业政客都身居美国精英阶层。海军军官为海军建设和取得制海权提供了直接的物质技术基础,他们对海军主义的拥护更为坚定,因为这一理念在现实利益与意识形态层面都与他们的诉求相符。相较之下,职业政客对海军主义的态度较为矛盾,因为他们缺乏对海军的感性认识和现实利益的关联,所以党派利益在他们心中往往占据更高的地位。然而,在外部威胁和社会左翼运动的紧迫氛围中,职业政客敏锐地意识到,海军主义所指向的霸权干涉主义有助于维护其既得利益。因此,他们愿意在海军主义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一种跨党派共识。总之,美国精英阶层在海军主义问题上的立场多种多样,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他们最终达成了建设强大舰队以控制制海权的共识。这一共识对于美国海军建设以及国家转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海军狂热：美国海军主义的社会传播

海军主义作为一种维护精英利益的思潮,与普通民众的生活似乎相去甚远,但为了实现扩张目标,海军主义的核心支持者们必须争取民众的支持。对于一般美国人而言,他们往往既不了解海军的内部运作,也缺乏海洋战略知识。在传统孤立主义的影响下,普通民众对海军主义者要求增加军费的举措甚至可能抱有本能的反感。然而,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本文将探讨海军军官和职业政客如何在社会层面上引发民众对海军建设的关注,以推动海军主义在美国的传播。这一过程揭示了海军主义在美国社会中的传播途径,以及上述海军主义者如何通过不同的策略与手段,设法拉拢民意,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从宣传海军主义的意识形态,到挖掘普通民众对国家安全与利益的关切,他们努力将这一理念植入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1.专业化海军与科普读物

1873年10月,一群具有改革思想的海军主义军官建立了美国海军协会(Naval Institute)。他们定期开会,以提高专业和科学知识水平。从1875年开始,在会议上阅读和讨论的有关技术主题和战略的论文陆续发表在《美国海军协会学报》(U.S.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上,四年后此刊成为季刊。这个刊物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为海军发展创立的刊物,它致力于“海军专业和科学知识的进步”【58】。该刊物基本上集中于海军方面的技术问题,主要面向新一代海军专业人员。其中强调科学、工程和技术的文章很快就超过了期刊上其他所有主题的总和,占了1874年至1879年出版文章总数的80%【59】。

这些文章用词佶屈聱牙,专业水平极高,需要扎实的数学、物理学和工程学知识才能读懂。因此,美国海军军官们通过撰写面向大众的科普读物,向普通人灌输海军的重要性。在1873年,《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的海军》的文章。这篇文章通过比较美国海军和欧洲强国海军的技术差距,表达对美国建设强大海军的期待以及对目前国防态势的担忧。与海军精英内部曲高和寡的专业读物相比,该文章语言通俗易懂,文学性较强,非常具有可读性【60】。随着1890年海军法案所批准建造的三艘战列舰和一批装甲巡洋舰在1895年后逐步完工并加入现役,《科学美国人》等杂志上出现了不少关于新式装备的介绍文章【61】。海军军官们用激昂的文字赞扬了新式舰船的先进水平,这使得全国上下的普通民众对其颇感自豪。从1883年到1898年的15年间,《科学美国人》中有关海军的文章数相当于以往30年的总和,这些文章大多是对目前海军装备如枪炮、装甲、无线电技术发展的科普。海军军官们抓住一切机会向普通民众介绍海军的最新发展,以获得民众的同情和支持。

2.政治讨论与新闻期刊

另一方面,海军军官们积极撰写社论以呼吁民众对海军的热情。90年代的马汉可谓是笔耕不辍,不仅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和《海权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两部流传甚广的巨著,还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等刊物上发表了以《美国向外看》(The United States Looking Outward)为代表的一系列时事文章,详细阐述其海军主义策略与扩张主义政治观点。西奥多·罗斯福以及詹姆斯·巴恩斯等坚定的海军主义者,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在80年代至9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了1812年英美战争中的战略问题。这些著作通俗易懂,获得了民间的好评。他们大肆赞扬英美战争中美国人英雄般的努力并且抬高海权的重要性,甚至大力鼓吹开凿地峡运河以及在古巴、夏威夷等战略要地修建基地。这是为了使美国在将来同列强难以避免的争斗中占据优势地位。而要实现这样的战略目标,就必须进一步提升海军实力,将欧洲殖民者和不断增长的日本势力排挤出去。这种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发言,明显是为了将海军和爱国主义捆绑在一起,从而将海军主义塑造成爱国主义的代名词。

海军军官们的努力使得海军主义在民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以至于新闻期刊刻意在出版物中加入海军内容以迎合读者。在新闻界,19世纪晚期是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所谓的“黄色报刊”的编辑们发现,海军内容往往可以吸引大量的读者。所以为了提高销量,他们经常撰写海军的血腥战斗来兜售他们的报纸。以《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为例,80年代中还很少涉及海军话题,进入90年代以后,很多海军军官在该杂志上发表对海军建设的评论。海军上将鲁斯、海军部长特雷西、希伯特等,都在该杂志上讨论海战策略。它的市场占有率在1889年和1897年间,从4.8%增长到了8%。此外,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图书出版业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海军,但到了19世纪90年代,几乎每家出版社都出版了海军内容的图书,并且销量喜人【62】。来自市场的积极反馈证明了海军主义的社会传播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3.爱国主义与海军公共活动

支持海军主义的职业政客也对宣传海军事务展示出了较高的积极性。他们通过举办各种与海军有关的公共活动以唤起民众对海军主义的支持。例如,在1887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纽约政府组织了演讲和游行纪念美国海军的阵亡将士。在纽约市,“纽约州州长、陆军中将和市长接受了国民警卫队和共和国大军的敬礼……华盛顿、拉斐特和法拉格特【63】的雕像,尤其是这位老海军上将的雕像,都被装饰的别具一格”【64】。一些海军造船厂的官员们专门组建了乐队为民间的游行和海军的检阅提供音乐演奏。这些乐队很快成为民间海军庆祝活动的支柱。他们在节假日进行表演,并定期在美国各地的城镇公共场所提供以海军为主题的夏季娱乐。这些乐队所谱写的海军作品甚至激发了很多城市和高中乐队的灵感【65】。

民众对这种海军活动反响热烈。1887年6月17日,纽黑文市政府组织了水手与海军纪念雕像的揭幕仪式。据《纽黑文晚报》(New Haven Evening Register)报道,当天有7.5万人抵达纽黑文,2万人参加了奥兰治街的游行【66】。1892年,为了纪念哥伦布的大航海,官员们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活动——国际海军展览。海军主义者以美国联邦政府的名义邀请各个海军强国的最现代化的舰队参加了这次展览。成千上万好奇的美国民众涌向展览港口,而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军士兵则在乐队、当地消防和警察部队的带领下在纽约街头依次行进。这次展览使得纽约成为了一次海军盛会,各国海军精锐尽出,各种新式武器被展出,这对美国民众产生了极大的视觉冲击。海军主义者刻意使用这种直观的方式放大美国民众对于列强海军的恐惧,从而获得他们对海军主义的支持。

士兵和水手纪念碑

在推广海军主义的过程中,海军主义的核心支持者的关键策略是将海军主义与爱国主义绑定,淡化其阶级特征,以赢得民众的支持。海军军官在期刊和报纸上发表的评论以及政治家们组织的公共活动都围绕着这一目标展开。实际效果表明,海军主义者在社会层面的推广成功地将民众对国内阶级问题的关注转向了国家安全议题。尽管当时经济危机严重,民众仍然支持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建设海军而非解决社会问题。这充分说明了海军主义者在社会中传播这一思想所取得的显著成果。广大民众不论是自发或是受到了诱导,他们都在美国霸权崛起中起到了客观的推进作用。海军历史学家马克·舒尔曼对此评述道：“在1882年至1893年间,海军主义遍布美国,它不仅是少数狡诈的帝国主义者的事业,而且是伴随着国家繁荣发展而兴起的全国性运动。”【67】。

四、危机与干涉：美国海军主义的实际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海军主义思潮在美国海军军官和职业政客中取得了广泛支持,催生了进攻性海军建设的逐步实施。随着分别代表了海军军官和职业政客的意见领袖的罗斯福、洛奇的不断升迁,以及马汉海权理论在政府和军队内部的迅速传播,作为政治团体的海军主义者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个团体吸引着越来越多深受海军主义思想影响的年轻中下层军官,此外,还有人数众多的民间普通海军爱好者为其提供民意基础。进取而强硬的海军主义者们已经俨然横跨两党与社会各阶级,足以对国家道路的走向施加影响。本部分将通过分析19世纪90年代的萨摩亚危机、委内瑞拉危机以及美西战争等历史事件,探讨海军主义如何逐步推动美国走向霸权干涉主义道路。

1.萨摩亚危机

萨摩亚危机表明了美国海军力量的日益自信,以及为了追求战略利益而与欧洲列强对抗的意愿。这一事件为美国更加激进和扩张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对于直接参与海外军事行动的海军成员来说,80年代海军狂热中的民意和媒体环境为其带来了明显的利好——在媒体的渲染下,即使是不甚成功的行动也可能被描述为英雄壮举。最能体现这一点的便是1889年的美英德三国萨摩亚危机：在这场戏剧性对峙的最后,一场前所未见的超级飓风毁坏了驻扎在当地阿皮亚港内的三国军舰,美国海军三艘军舰被毁,其中包括由海军上将刘易斯·金伯利指挥的太平洋舰队旗舰特伦顿号。在这场惊人的风暴中,金伯利上将中规中矩地组织了撤离和救援行动,舰上大多数船员生还,但特伦顿号这艘旧海军最为优秀的无甲战舰也彻底毁坏。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事故发生之初的新闻报道有一些对于金伯利的质疑,但随着海军部长特雷西对其免于追责并肯定其工作,媒体对其报道的基调很快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开始大加赞许金伯利在这次行动中表现出的爱国精神和专业能力【68】。原本差点变成败军之将的金伯利一下子成了海军爱好者们心目中的英雄,在1891年的《青年手册》征订广告上,还能在用以招揽读者的特约撰稿人名单中找到他的名字,其公众影响力可见一斑【69】。

从纯粹技战术的角度看,金伯利在萨摩亚危机中的表现尚属称职,却也并不出类拔萃,而媒体依然将其形容成海军英雄。由此可见,此时的媒体即使并无海军背景,也仍然对海军军人和海外军事行动抱有好感。但凡能够找到正面报道的角度,便要多加赞美。显然,这种好感和赞美对于公众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在这种正面宣传中成为英雄的军官们,又有机会借此知名度继续推广海军主义。这种潜在的“造星运动”此时只是稍有雏形,却也为九十年代直至美西战争后的大规模偶像化海军主义宣传做了铺垫——80年代末的金伯利或许只是一名有一定知名度的海军将领,而九十年代直至新世纪的马汉、罗斯福、杜威甚至陆军的潘兴,却着实从“战争造星”中捞足政治资本,为海军主义者的政治团体化整合和直接介入政治决策奠定了民意和权力基础。因此,萨摩亚危机被认为是海军主义对美国对外道路开始产生影响的标志性事件。

2.委内瑞拉危机

委内瑞拉危机进一步表明了美国维护其在西半球主导地位的决心,有效地展示了美国海军的力量,成了美国建立地区霸权的里程碑事件。在委内瑞拉危机中,海军主义和美国的爱国主义情绪联系在了一起。海军主义者通过塑造“英国威胁”,扩大了其政治影响力。在1895年至1896年的委内瑞拉边境危机中,美国舆论界出现了大量反英主义言论,渲染英国在南美大陆的扩张行动,引起了国际上广泛的不安【70】。1895年7月20日,在克利夫兰总统授意下,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向英方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阐述了美方对于争端历史的认知和基于门罗主义精神介入争端的合理性【71】。但英国方面在对这份照会进行研究之后,认为门罗主义和国际法并不相容。英方认为,美国仅以委内瑞拉是美洲国家为由便介入争端不具备合法性。两国在针对门罗主义适用性的认知上发生了分歧。在此焦点时刻,以洛奇为代表的海军主义者们通过在报纸上撰文,呼吁国会和民间关注这一事态并对英国持强硬立场。他声称：“门罗主义的至高无上地位应该立即确立,如果可以,就和平地确立,如果必须,就武力确立。”【72】这一公开发言更加点燃了海军狂热。12月17日,克利夫兰总统向国会递交了关于英美委内瑞拉争端的特别咨文,对英国的观点予以反驳,并在陈述的最后暗示可能诉诸战争【73】。

战争的阴影再次给海军主义者对政治决策的介入提供了助力。此时的美国并不具备和英国一战的能力,美国虽然在海军建设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却仍与正处于巅峰的英帝国相去甚远。在被反英情绪笼罩的第53届国会第3次会议中,参议员洛奇作为国会中海军主义者的代表顺水推舟地再次成功促使了新一轮海军拨款法案的通过,两艘战列舰被批准建造。最终英美两国各自妥协,通过仲裁方式暂时确定了英属圭亚那和委内瑞拉间的边界。虽然这一危机被缓和下来,但是海军实力不如人的恐惧,已经被海军主义者们塑造成取得内部凝聚力和赢取民意,从而干涉政治决策的常规工具。自1895年至1898年美西战争前夕,每年的海军拨款法案都通过得相当顺利,从具体辩论记录来看,马汉、洛奇、特雷西等海军主义者们所极力鼓吹的海权思想和进攻性海洋战略也开始逐步为议员们理解和认同,经过接近二十年的努力,海军主义终于在国会这一美国政治中的决策层站稳了上风。

3.美西战争

美西战争是美国走上霸权干涉主义道路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海军主义对美国国家转型产生影响力的高峰。自1896年2月17日西班牙驻古巴总督维勒(Valeriano Weyler y Nicolau)走马上任并实施血腥的集中营政策以来,古巴境况极为凄惨。按西班牙当局的保守估计,集中营造成的死亡人数占到了古巴总人口的40%以上【74】美国民众一直通过媒体报道关注着古巴形势。其中影响力尤其突出的便是纽约报业大亨赫斯特和普利策分别持有的《纽约新闻报》(The New York Journal)和《纽约世界报》(The New York World)。这两家被认为是“黄色新闻”的大众报纸发行量非常大,在中下层民众中影响广泛【75】。赫斯特和普利策虽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海军主义者,但从其公开发言看,同样也属于扩张主义和海军建设的支持者。两人对干预古巴事务甚至开战均持支持态度【76】。在赫斯特旗下《纽约新闻报》记者的报道中,西班牙殖民者“将古巴人集中起来屠杀,逼迫他们向皇权屈服”【77】，1897年9月17日的一篇报道甚至直接将标题拟为“古巴地狱”(The Cuban Inferno),并把报道中提及的西班牙殖民官员和军队称为“有组织的恶鬼”和“屠夫”。作者公开呼吁：“我们有在一周之内终结暴政的实力,为何要不断忍耐下去?”【78】

面对西班牙暴政统治下的古巴惨状,当时在野的民主党对西班牙在古巴实施的暴政统治非常反感,认为美国有义务帮助古巴人民赢得自由,因此大部分民主党人支持积极干涉。与此同时,共和党内部则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来自西部产银区的白银派共和党人,激烈批判麦金莱总统领导下的共和党保守派所坚持的金本位制和传统孤立主义外交政策【79】。

西班牙的军事活动明显对美国的海岸安全产生了威胁,触动了海军主义者的敏感神经。对于权力和影响不断增强的海军主义者而言,美西战争无疑是一个直接扭转美国外交道路的绝佳机会。西奥多·罗斯福和亨利·卡波特·洛奇这两位关键人物分别作为支持海军主义的海军军官和职业政客的意见领袖,早就对拿下古巴和菲律宾颇有兴趣,并将西班牙视作假想敌。1897年罗斯福被任命为麦金莱政府的海军部长助理时,他一直鼓吹对古巴进行武装干涉且与西班牙必有一战【80】。

海军主义者们就这一话题在国会辩论和主流报刊上不断发声,使得国会内外形成了明显的主战氛围。支持海军主义的国会政客们积极接受《纽约新闻报》采访,直接就古巴问题发声。国会政客作为当时民众所公认的意见领袖群体,其发言无疑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和权威性。和《纽约新闻报》类似,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也时常刊登类似的报道、采访和社论。两家黄色报纸尽管竞争激烈,但政见和受众群体十分类似,形成了一股难以忽视的舆论合力。这些发言中言辞尤为激烈的部分,往往被《纽约新闻报》摘录起来写成报道,冠以“国会打响了为古巴而战的第一枪”这样耸动的标题【81】。

海军主义者在新闻报刊上的持续发力让美国民众了解了古巴形势,并点燃了他们对于西班牙殖民政府的敌意,这种强烈的情感波澜在缅因号事件发生后转化为激烈的好战情绪。1898年2月15日发生的缅因号事件是美国转向开战决策的关键点,这场蹊跷的大爆炸造成了266名美国公民的死亡,并彻底摧毁了这艘1895年入列服役的新式装甲巡洋舰。缅因号的被毁在海军主义者们看来是绝佳的开战借口——洛奇在1899年出版的《与西班牙的战争》一书中声称：“是难以控制的民众情绪使得国会选择开战,参议员们知道战争是唯一的选择。”【82】。显然,海军主义核心支持者们倾向于将发动战争归因于缅因号事件后的民心所向,进而挟战争舆论之威,和民主党人及白银派共和党人联合起来,直接对麦金莱总统和保守派施压。

1898年4月20日,麦金莱在国会压力下不得不签署战争决议。4月23日,美国海军便迅速封锁了古巴主要港口,并派遣早就有所准备的杜威舰队从香港出发攻打菲律宾。最终,准备充分、装备精良且士气高涨的美国海军大获全胜,充分证明了攻势制海理论和之前多年以来海军建设的正确性【83】。海军主义者们由于出众的战功和准确、超前的战略判断,在这场战争中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声望。由于这场战争,美国控制了以前由西班牙占领的领土,影响力急剧扩张,并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大国。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帝国主义野心的诞生,也充分证明了海军主义在塑造美帝国主义轨迹中的巨大影响。

五、结 语

海军主义在美国外交思想史中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如果将建国初期的“孤立主义”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干涉主义”视为美国外交思想中对立的两面,门罗主义、边疆学派、进步主义以及海军主义这些思想则构成了一道从“孤立”逐渐走向“干涉”的连续光谱。孤立主义拒绝对外干预,而门罗主义则主张有限的对外干涉,它将干涉的范围限定在南美洲从而避免和欧洲列强的直接冲突。边疆学派和进步主义虽然突破了门罗主义在地理范围上的限制,并鼓吹对外扩张,但是它们却缺少简明扼要的方法论,空谈的色彩较为明显。而美国海军主义则构造了一套关于文明扩张的帝国主义竞争的完善学说,并将其主张落实于“建设足以承担全球责任的先进海军”上,这在方法论上补全了美国对外干涉主义的最后一块拼图。换言之,由于美国国家历史较短,本身产出的思想极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海军主义为其之前理论化的讨论提供了具体的实践方案,可以称得上是美国外交思想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从19世纪末美国动荡的社会现实以及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来看,美国海军主义这个“里程碑”的诞生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镀金时代的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以及西进运动结束所带来的焦虑是产生海军主义的内因。全球各国的海军军备竞赛和欧洲列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构成了外因。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美国海军精英结合了已有的英国海权思想和进步主义,推出了海军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的具体思想内涵并无太多新意,不论是海权论抑或扩张主义,都来自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已有的思想。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将这些零散的思想进行统合,直击美国所急需解决的痛点。在内部问题上,海军主义主张向外转移矛盾。在外部问题上,海军主义倡导以暴制暴的进攻性海军政策。这种明确的方法论足以使一般公众对其产生好感,并且为当时美国社会中兴盛已久的扩张情绪和“天定命运”式的自豪感寻得了一个极为具体可行的落脚点——将发展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军备)与美式爱国主义等同,既是普通民众眼见本国船坚炮利时的自然反应,也是海军主义者们所乐见的舆论引导方向。

海军主义在诞生后迅速对美国的内政和外交都起到了直接的影响。在19世纪80年代这短短的十年间,一系列造舰法案的通过足以证明海军主义对内政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海军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扭转美国在外交上的孤立主义,从而推动美国走上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干涉的道路。因此,海军主义者团体在国会内不断进行斗争,通过媒体发声鼓动好战情绪,并且主动团结各党派各阶层中的海军支持者和好战分子。经过萨摩亚危机和委内瑞拉危机,海军主义逐渐在外交事务上取得了话语权。这种影响在美西战争中被格外放大和凸显,并随着战争胜利而被记在了海军主义者们的功劳簿上,这场战争也成了美国外交道路发生转向的关键节点。这充分证明了在由杰斐逊范式下的“孤立主义”逐步走向威尔逊式“全球的美国”的关键时期,19世纪末的美国海军主义成了引导美国控制制海权并走向世界霸权的重要思想助燃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