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干与山东青岛“鲁案善后谈判”的前前后后

来源: 文史天地

清末民初，青岛的大地上，曾经闪现过一位侠肝义胆、金戈铁马的铁血英豪的身影。他就是孙中山先生忠实追随者、中国同盟会在山东的重要领导人——陈干。陈干在他46年的人生旅途中，很多足迹都留在了这座城市的年轮和肌理中，特别是他早年在青岛建立“震旦公学”，后来又参加收回青岛的“鲁案善后谈判”，成为这座城市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记忆。

一、开风气之先的震旦公学

陈干（1881—1927），字明侯，山东昌邑人。早年投身行伍，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1905年，在日本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旋即回国，辗转于东北及山东等地，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与徐镜心、丁惟汾、栾星壑、刘冠三等人一道，成为同盟会在山东的主要领导人，构成了辛亥革命中不可或缺的“山东团队”。

1907年，陈干从东北回到故乡昌邑省亲。不久，从昌邑出发，坐着胶济铁路的火车，来到了德国殖民统治之下的青岛。从此，与青岛结下了不解之缘。

陈干抵达青岛不久，刘冠三也紧随其后来到了青岛（刘冠三在济南开办“山左公学”引起当局注意并受到迫害，被迫离开济南）。二人一拍即合，决定在青岛新办一所学堂，这就是蜚声遐迩的“震旦公学”。

1908年初，震旦公学在青岛胶州街正式成立。震旦公学以培养革命党人和有志青年为己任，对于青岛思想和风气的转变起到了催化和激励作用，其社会影响力不容小觑。可惜，震旦公学昙花一现，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到1908年底，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之下，震旦公学画上了句号。

▲1913年任陆军中将的陈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干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北洋军阀的统治建立后，已经官至陆军中将的他，解甲归田，于1918年底再次来到青岛隐居。时过境迁，此时的青岛，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已经由德国易手到了日本手中，继续处在殖民者的蹂躏之下。

二、“鲁案善后谈判”的玄机

青岛的命运，在1919年迎来了重大的转机。一场伟大的“五四”运动，彻底击碎了日本试图继承德国在中国青岛的这块“遗产”的迷梦。北洋军阀政府在“五四”运动压力下没敢在巴黎和会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就为后来“华盛顿会议”解决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有利的契机。1921年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使青岛回归中国的悬案再一次浮出水面，引起广泛关注。1922年2月4日，中日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其附件，规定原来德国在青岛的租借地、公产、海关、海底电缆等交还中国，胶济铁路、盐场、电台等则由中国赎回，矿产由中日合办，日本在六个月期限内完成撤军。6月2日，双方在北京交换已获两国政府批准的条约正式文本，条约正式生效。从这时起，一直到中国正式收回青岛，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中日双方展开了围绕接收青岛的一系列谈判，这就是所谓的“鲁案善后谈判”。这个谈判，进行得极其艰难。尽管中国最后成功收回了青岛，但其中的折冲樽俎，足以让这个谈判永远载入史册。

按照中日双方的约定，换文即意味着条约生效，接下来的“鲁案善后谈判”，基本上就是围绕技术性细节展开讨论。然而，恰恰就是这个貌似很简单的谈判，因日方居心叵测、心怀鬼胎，变得复杂起来了。在那个时代，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国际上大行其道，横行无忌，给后人留下了“弱国无外交”的思维定势。在这方面，按捺不住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勃勃野心的日本，表现得尤为突出，成为典型的规则破坏者和恃强凌弱的急先锋。在整个“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并没有取得绝对优势的这个“东方暴发户”，试图在“鲁案善后谈判”中扳回一局，于是，中国所面临的谈判形势异常严峻。

问题是，中国主事者王正廷（1882—1961）是喝着洋墨水成长起来的年轻外交官，即所谓的“西崽”，虽然此前参加过“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相关工作，虽然此后出任过外交总长甚至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声名显赫，但是，就事论事，这次“鲁案善后谈判”，他能顶得住日本的软硬兼施和威逼利诱吗？能跳得出日本精心设计的圈套与陷阱吗？答案是否定的。

▲1922年12月10日12时，中国收回青岛主权

1922年3月3日，北洋政府任命王正廷为 “鲁案善后督办”，全权负责青岛回归的有关事宜。6月7日，又任命他为“鲁案”的“中日联合委员会”中方委员长，何宗莲、唐在章、徐东藩为第一部委员，劳之常、陆梦熊、颜德庆为第二部委员。当时的分工是这样的：第一部讨论青岛行政接收问题，也称“行政委员会”；第二部讨论胶济铁路接收问题，也称“铁路委员会”。几乎与此同时，日本也组建起了谈判班子，为首者就是时任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1873—1947），这个此前担任过日本外务省政务局局长等要职多年的外交官，阴险狡诈，诡计多端，绝非善辈，不好对付，配备给他当助手的出渊胜次、秋山雅之介、大村卓一也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精通对华事务者，分任日方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委员。

6月26日，中日联合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敲定了谈判程序与方式，随后，两个部分别展开紧锣密鼓的谈判。第一部委员会，在6月29日至11月29日期间，先后进行了50轮谈判，最后于12月1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细目协定》及其附件，在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中国政府将于12月10日正午在青岛恢复行使主权；第二部委员会，在6月30日至12月5日期间，经过21轮谈判，最后于12月5日签署《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定于1923年1月1日正午日本将胶济铁路移交给中国，为此，中国须向日本支付日金4000万元，以发行国库券的形式筹得。

第一部的谈判，一波三折，风波不断，格外引人注目。如公产偿价，日方狮子口大开，张口索要1827万元，中方评估只值934万元，你来我往，讨价还价，一场拉锯战之后，日方降为1100万元，但又于心不甘，霸王硬上弓，硬要把盐田偿价600万元加上，试图索要1700万元，中方还价1060万元，差价过大，一度谈不拢，为了不拖延青岛回归的时间，中方最后妥协让步，以1600万元达成协议；胶济铁路沿线矿山偿价，在中方同意淄川、坊子和金岭镇三矿实行中日合资开发的情况下，日方还不算完，蛮横无理地再行索价764万元，中方让步，以500万元达成协议。除了这些数目巨大而精准的补偿款之外，还有看不见的甚至更为恶毒的不平等条款，如日本要在青岛永租土地、要求内地开放、允许日本侨民居留、青岛至日本佐世保的海底电缆的共享等，明显地侵犯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内容，中方都表现得较为软弱，甚至予以默认。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国内引起舆论大哗，中方的首席谈判代表王正廷一下子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率先对他的软弱提出强烈谴责和抗议的，不是别人，正是隐居在青岛、在“鲁案善后谈判”中途被仓促起用的中方第一部谈判代表陈干。

9月5日，因身体原因，第一部何宗莲辞职，总统黎元洪任命正在赋闲的陈干取而代之，主持第一部的谈判工作。陈干走马上任之后，以一以贯之的刚直不阿和嫉恶如仇，对谈判时中方代表的所作所为表达出强烈不满，先是怼上了王正廷的浙江老乡、国际法专家徐东藩，继而直接怼上了顶头上司王正廷，引爆了社会舆论，一时间，“陈王之争”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

三、“陈王之争”的真相

“陈王之争”，聚焦到土地永租权、内地开放和海底电缆等诸多热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火药味越来越浓。

陈干之所以对土地永租权这么警觉，是因为他发现在日本人蓄谋已久的提出永租青岛土地之后，徐东藩和王正廷态度暧昧、步步退让，从30年、50年一直让到了99年，这与1898年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胶澳租借条约》几无二致。这令陈干义愤填膺、拍案而起。正是在他的大声疾呼之下，山东各界群起响应，大有同仇敌忾之势，最终让这个土地永租权悬置了起来，不了了之。

至于“内地开放”，陈干认为徐东藩和王正廷擅权越界，无原则地允诺让日本人进入内地自由居住，贻害无穷。他在致友人郭梁丞的一封函电中说：

收一青岛而去一山东，虽愚者不为，况山东侉子未必尽愚耶。凡条约之所无者，决不能办。试问当局之人开会五个多月，所办者何事？此等昧心语，非“时髦外交家”绝不能出！

陈干所指斥的“时髦外交家”，也就是当时所谓的“西崽”，喝着洋墨水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外交官。实事求是地讲，这批人构成了北洋政府乃至后来国民政府外交官队伍的主流，他们良莠不齐、利弊兼具，外语好、见识多、视野广、观念新，这是其无可比拟的优势与专长，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先天的劣势与局限，那就是或多或少具有“软骨”和“西化”的痕迹，挺不起腰杆子，这令陈干这些本土生长起来又经历过枪林弹雨考验的铁血军人很是看不起。

四、“别纸约定案”的是非

真正让“陈王之争”白热化的导火线，就是所谓的“别纸约定案”。德国占领青岛时期，对铺设海底电缆相当重视，建起了“青沪线”和“青烟线”两条海底电缆。日本占领青岛后，在此基础上，又铺设了“青佐线”（青岛到日本佐世保）。“青佐线”的战略价值不言而喻，日本一直想在交还青岛时在海底电缆问题上“留一手”和“钻空子”，这就让中日谈判陡增了不少变数。

《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第26条规定：“日本政府声明，关于青岛、烟台间及青岛、上海间前德国海底电线之权利、名义、特权均归于中国。惟该线之一部分，为日本政府用以安设青岛、佐世保之海线，不在此例。至关于青岛、佐世保线在青岛上岸与其运用之问题，应由按照本约第二条所设之联合委员会按照中国现行各合同之条件协定之。”按照这条明文规定，青佐线本身没有大的悬念，然而，谈判时，日方精心策划了一个“拓展项目”，超越“青佐线”，试图觊觎更多的海底电缆，而且还要谋求在1930年12月30日之后中日两国共同拥有这些新生的海底电缆，野心之大、图谋之远，昭然若揭。

在第38次中日谈判中，日方代表突然发难，提出了7条建议，写在一张纸条上。其中第3条这样写道：“日本政府允随中国政府之希望，将长崎、宝山间，台湾、石川间，及大连、芝罘间之日本海底电线，由中国政府支付日本政府敷设。该线及所需费用之半额，并照两国所规定之条件于千年九百三十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后，归两国共有。”这一条，不仅超越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的相关规定，甚至超越了青岛回归本身，严重越界，离题万里，而且也超出所有人的预料，胃口太大，欲壑难填。中日代表为此展开激辩，没有达成共识，但，诡异的是，这张纸条竟然附着“会议纪要”，存档了！这就为引爆“陈王之争”埋下了伏笔。

▲中日卫兵在胶澳督办公署门前举行交接仪式

陈干在调阅谈判档案时，偶然发现了这张纸条，惊愕万分，勃然大怒。前边他已经一再与王正廷争执，强调已经签署生效的条约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就不能再横生枝节加进谈判中了，那只会让中方吃亏、让日方占便宜。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土地永租权、内地开放等焦点问题刚刚捋出眉目，这又闹出一个更过分的“别纸约定案”了。

面对质疑，王正廷辩驳道：“至此项别纸约定案既与鲁案无关，未经双方议定，而仍列入会议录中，局外人对之不无疑问。不知会议录者记载会场一切之事实。此案既由日本提出，不问其内容究何若或准或驳，皆应据实直书，以存庐山真面目。不能以其未经决定而不载入，亦不能以其载入在会议录遂拘束其理由。”他的意思就是，收进“会议纪要”中的议题，不等于就是答应了对方的无理要求。王正廷的一番辩驳，说服不了陈干，两人依然唇枪舌剑、论战不休，及至青岛回归之后，甚至一度发展到了差点诉诸公堂的地步，最后的结果是不了了之。

五、青岛如期回归

1922年12月10日12时，青岛回归仪式正式举行，流落在德国和日本殖民者手中长达25年的青岛，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青岛回归，对于树立中国国家正面形象和激发民族进取精神，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青岛回归之后，北洋政府在此设立胶澳商埠督办公署，进行统治。陈干受首任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之邀，出任公署高级顾问，后来又曾兼任胶济铁路理事，居住在青岛观象山脚下，度过了一段平静而温馨的日子。

六、壮志未酬血洒金陵

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开始，中国形势出现了巨大转机。陈干再一次投笔从戎，加入北伐军的行列，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支队司令。不久，卷入蒋介石与李宗仁的斗争中，1927年8月18日，被李宗仁下令杀害。一代英杰，饮恨刑场，壮志未酬，撒手人寰。

作为辛亥革命时代涌现出来的先驱，陈干站在了那个时代、那个族群的最前列。他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也受过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洗礼，拥有超越乡土、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的自觉和自省。这其中，有对传统乡土意识的认同、继承和耦合，有对更加理性、更加先进的近代乡土意识的渴望、呼唤和追求。

陈干的时代，早已离我们远去。那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痛苦中徘徊和挣扎、在黑暗中寻求光明和希望。陈干，还有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的有识之士，为了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在岁月的流逝中，他们的身影正渐行渐远，但他们的精神、风骨和事迹却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