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港(庙街)事件和中国舰队的交缠

2025-09-15

来源: 知乎

作者: biandan 行以求知，越行越不知

一、尼港事件的本真

对庙街我有相当深的执念。它是黑龙江尾的一个港口城市，1850年被俄国人占领后，成为他们夺取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东岸的基地。2015年我曾坐船从共青城到庙街，住了三天，抱着照相机城里城外溜达，还遭遇秘密警察盘查。所以，此文的写作虽然全凭资料，但自认为有得自实地踏察求证的理解。

说庙街不能不说说庙街事件，日本人称之尼港事件，英文Nikolayevsk（Nikolaevsk） Incident，惨剧发生在1920年。

1918年9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开入尼港

尼港事件后的废墟，1920年6月摄

日本领事馆废墟，1920年6月摄

十月革命后，俄国退出一战，停止对德作战并与之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令本来同属协约国阵营的其他国家大为怨怼，他们主要担忧德俄联手。1918年夏，协约国14国借故出兵从几个方向侵入俄国，远东方向是在海参崴登陆的，中国北洋政府的军队也在其中，名义是护侨。随着苏俄（当时苏联尚未成立，苏维埃俄国简称苏俄）逐步战胜白军，以美国为首的协约国干涉军到1920年春开始撤离，可是日本军队不肯撤出。日本是应美国邀请参加干涉军的，最初美国提议各自出兵七千人，结果是日本出兵1.2万人，而实际上日本最多时出兵达到7.3万人，侵占之地远至外贝加尔的赤塔。日本企图独吞远东利益的行动，招致协约国伙伴不满，施加强大压力，而日本国内也有反对声浪，加上苏俄政权日趋稳固，所以，干涉后期日军主要是在沿海，最终于1922年10月退出海参崴，离开了俄属远东大陆，但撤出库页岛北部则是1925年的事。

看一下1919年布尔什维克形势最恶劣时的地图，可见占的地盘小得可怜！整个乌拉尔山以东全部失控，成为高尔察克和其他各支白军的自由天地。但红军游击队也到处活动，他们装备简陋，意志坚强，作风泼辣，在某个意义上说就是马贼、杆子。当然，他们是有意识形态理念的杆子，为穷人的利益而战，依靠穷人，包括从监狱放出的囚犯，也包括华人和朝鲜人。

1920年1月，一支四千人的红军游击队抵近庙街，当时庙街驻扎有一支350人的白军守备队和一支300人的日军守备队，居民约1.2万人，日侨400多名。日军进驻庙街是在1918年9月间，据称，他们的存在，在那个战乱年头维持了本地安宁。

红军游击队经过小规模战斗后包围了庙街，要求守方投降。鉴于战胜无望，日方决定只要秩序得到维护，就不介入红白争斗。白军只好缴械，提出的条件是私有财产得到保护，居民不被虐待。这类投降条件，人类史已经证明，绝大多数只是投降者的面子，很悲哀，却是事实。

2月28号，在城市装饰悬挂的红旗下，居民戴着花环迎接游击队进城。不久后，游击队开始清算支持白军的人，但始终觉得日本军队在旁掣肘，遂要求日军自愿解除武装。据故事的叙述者说，提出这要求时红方已预见了日军不会接受，所以这其实是个挑衅举动。果然，3月12号凌晨1时日军发起了对游击队的突袭，激战数日，结果是日军大多数战死，投降的士兵也没多活很久，最终和城里日本侨民一起都被处决，全部死亡日本人约700名（有说800多名）。

消息传到日本，反应激愤，“雪耻”呼声高涨，这是一定的。但是日本受制于国际形势并不能随意行动，而且也一时不知向哪里发泄怒火，因为远东被白军和协约国军队占着，找不到苏俄军队去打，庙街远在冰冻的黑龙江入海口内，派遣军队也不能很快赶到。协约国的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对日本在远东的企图十分警惕。

到4月，美军撤出海参崴，日军才成了远东沿海的实际主宰者。庙街的红军游击队赶在日军抵达前，屠杀了居民中他们认为的反革命分子和白军、日本人，焚城撤走。屠杀发生在河边，死者数千之众，为节省弹药，游击队用的是刺刀。6月3日，日军抵达，还是没找到作战对象。游击队来去飘忽，有的资料说，他们在雪野里骑着鹿打仗。

日本向莫斯科提出抗议。游击队领导人雅科夫•特里雅皮钦（Yakov Triapitsyn）被己方逮捕，7月9日被处决，一系列罪名之一是“持续破坏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信任”。

尼港事件后日本军队占领了库页岛北部，明确地宣布以之作为和苏俄讨价还价的筹码，经过反复谈判，到1925年才撤军，但是获得了库北煤炭和石油的一些特许权。西方认为，这部分财富帮助了日本军国的崛起。

以上叙述主要基于一本记载尼港事件的早期著作，1924年在德国出版，作者A.Ya.Gutman是日本一家俄文报纸的编辑，他采访了一些惨案的幸存者，并接触到调查委员会的文件，书中用几乎一半篇幅收录了33份当事者的证词。此书1993年在加拿大翻译再版，书名是“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这是庙街的俄名全称）的毁灭：俄国内战中远东的一个插曲，1920年”（The Destruction Of Nikolaevsk-On-Amur:An Episode In The Russian Civil War In The Far East,1920）。我没看到这书，但读到了书评。写评人指出，本书作者并非客观的观察者，他是激情澎湃的反共人士，这是读者应该心里清楚的。写评人还指出，当时在远东能否找到一个客观的观察者，也实在成问题，作者完全没提到，当时在那个地区，白军首领们也在对无辜平民实施着同样暴行，包括对犹太人的暴行。不过，写评人也指出，虽有偏见，详细记述协约国干涉晚期发生在俄国远东的一个鲜有人提及的历史事件，并把事件放在政治环境中，在这一点上此书是有价值的。

网上能找到些别的书的片段，作者立场有所不同，比如一本书里提到红军游击队曾两次派使者劝降，都被杀死，第二名使者还被挖出了眼睛，他名叫奥洛夫（Orlov）；日本守备队指挥官名叫石川正雄，他在战斗中被打死，副领事石田虎松则携全家自杀。

放在战争史里，尼港事件不是一个大的战役，甚至不是对局部胜败有重大影响的战斗。日本用此借口占领了库页岛北部五年，但在日俄远东争夺数百年的历史中，这五年也仅是个小片段，就算没尼港事件，日本人也会找别的理由和机会去争取想要的领土和权益。游击队领袖特里雅皮钦被布尔什维克处死的理由“持续破坏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信任”，透露了苏俄是希望干涉军早早退出的，而他的暴行发生在干涉军将要撤离时，迟滞了这个过程。

还有个花边消息，是关于特里雅皮钦的一位女战友，他和她一同被处死。有的文章说他们是情人，有的文章说他是司令，她是副司令，A.Ya.Gutman的书说她是游击队里负责宣传的干部。那书里还说特里雅皮钦年龄在26-28岁，而有的文章说他是个独臂中年人。在传说里，每个人都可以迅速地走样，成为人们自己愿意相信的样子。

二、尼港事件和中国舰队的交缠

我想讲述的其实是尼港事件的另一条线，近几年中文媒体上流传颇广的一个故事：中国海军参与了尼港事件，并且痛击了日本人。这传说越传越神越解恨，登上了一些杂志的版面。事实怎样呢？何以为证？

游击队主要干部，居中白衣者是雅科夫·特里雅皮钦，旁边的女性是妮娜·勒贝德娃（Nina Rebejewa，或写为Nina Lebedeva，是俄文到英文的不同翻译），即那位宣传干部。有资料说和特里雅皮钦一起被处死的有二十多人，估计这几位都在其中。照片拍摄于1920年4月，这是游击队仍在庙街期间。

“利绥”号，原是德国的内河炮舰，1903年下水，一战时期此舰在华，中国对德宣战，没收之并改名“利绥”。加入吉黑江防舰队后，1932年落入攻占东北的日寇之手，后属于伪满洲国。

上文“尼港事件的本真”说的是事件中的俄日关系，现在说中日关系。是的，事件有中国海军的参与。中国海军还有过那能力？老实说不是能力问题，而是被命运捉弄问题。红白军、日军、中国人、朝鲜人，在尼港事件中交织，是的，可以说那年头的远东故事诸主角悉数登场。

1、无路可行、无端卷入的过客

十月革命后，俄属远东就乱了套。中国也处在辛亥革命后的乱局中，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上秩序不靖，受各种力量侵扰，因之，北洋政府决定组建吉黑江防舰队，从驻扎在上海的第二舰队抽调三艘炮舰，其中有两艘是内河平底船。舰队由上海航行北上，到海参崴稍歇，继续走，穿过库页岛和大陆之间的鞑靼海峡，进入黑龙江口抵达庙街。因为有两艘是不适宜航海的平底船，同行的还有一条运输舰和一条拖船，拖带它们。运输舰在走到鞑靼海峡时南返了，所以进入黑龙江的有四条船。那时候的船小的可怜，最大的“江亨号”也只有排水量550吨，舰长名叫陈世英，福建人，江南水师学堂出身。另三条船是：内河平底炮舰“利捷”、“利绥”号和武装拖船“利川”号。

这时是1919年秋天。庙街的华侨告诉陈世英，还有十天就上冻了。陈世英急忙带队上驶，可是走到伯力遭岸上炮火袭击，同时得闻前方江面有水雷。眼瞅进入松花江是无望了，停留在敌意满满的伯力也不行，既然不能进也不能停，另找个能呆的地方就唯有庙街。陈世英赶在封江之前回到庙街，停泊在港区过冬。1920年1月，红军游击队来到，红白日军开战。四条中国军舰坐冰观虎斗，看了几个月的戏。不光是看，自己也被卷入了，拖至下一个江面结冰时节将临才得脱身。

有文章说在伯力炮击陈世英舰队的是白军，也有文章说是日军。而水雷是谁布设的呢？这都并不那么重要。世道大乱，谁都不能长久占有某个地方，局面瞬息万变，正因此，突然出现的一支力量使各方都怕它对自己有害，所以戒防之。

如上文“尼港事件的本真”所述，庙街的日本人尽数被屠。海参崴的日文报纸说有中国人和朝鲜人参与，原指向红俄的日人举国激愤便添了指向中国人的成分。这么说倒也不是全不沾谱，因为中国人和朝鲜人在黑龙江下游为数甚众，大多是穷人，参加游击队不奇怪。何况一战时派入俄国的中国劳工加入红军并非秘密，比如任辅臣的“中国红鹰团”就很著名；而朝鲜人因为1910年被日本吞并，仇日顺理成章。俄国作家契诃夫1890年做了次横穿俄境的旅行，经过庙街去了库页岛，最后从南方海路回国，他的《萨哈林岛旅行记》第一章写到庙街的中国人，有这么几句：“这里一方面没有等级偏见，同流放犯可以平等相处，可是另一方面，在森林里开枪打死一个流浪的中国人，就像打死一条狗一样。当然，拦路抢劫就更不是什么罪过了。”可见中国人在庙街的存在是稀松平常的，而且社会地位低下。我找到一张日本人绘制的庙街战事地图，图上标出了两个中国人居住区，加起来人口有九百，一个朝鲜人居住区，人口有五百。时驻庙街的中国副领事张文焕也说，参加红俄游击队的中国人有七八百人，因而担忧日军报复，但法理上他们是侨居国外的平民，干了什么事，中国政府没有直接责任。说是这么说，很快就压力骤增，日本报纸说中国舰队炮击了日军，有日本兵的日记为证；另一说法是中舰把舰炮借给了红游。这就和当地华人参加游击队不是一码事了。6月初，日军派遣队抵达庙街时，中舰已和庙街华侨一起移驻上游四十公里的一个叫马街或麻盖(Mago)的地方。日舰追来，命令中舰不准移动。北洋政府极力辩驳。双方联合调查拖到9月才举行。

有意思的是一个世纪后的最近几年，中国大陆媒体盛传陈世英出于对红色革命的同情和对日寇的愤恨而把舰炮借给红军游击队的说法，颇有击掌相庆的兴奋。网搜一下“庙街事件”、“陈世英”，可得些具体描写，大体是说红游武器缺乏，不能攻克敌军营垒，便向陈世英借炮，陈召集舰长们会商后同意借出，红游遂克敌。为防日方报复，中舰官兵统一口径，修改武器弹药管理账册，使调查团未能找出破绽，最终全身而退；中国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道歉，把陈世英革职永不叙用，而事实上继续在海军中升迁，换用他的字季良为名，后来抗日战争中战绩卓著。这些描写越来越像要拍戏的剧本，也进入了“百度百科”的陈季良传，登上了纸质杂志。把戏本弄的像正史，也是拜网络时代之赐，可惜连一些基本的事件日期都谬以千里。

那么，陈世英他到底想干嘛？干了没有？中国人究竟掺和了多深？调查团发现了什么，得出了什么结论呢？

2、还原陈世英舰队与红、白、日军的关系

关于庙街事件里中国舰队的角色，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员张力发表在2005年第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的《庙街事件中的中日交涉》一文，是现在可见的资料最结实的中文著作，叙述了战事原委、中日争论过程、调查团的结论和后续的撤侨撤舰行动，大致如下:

两国人员组成的调查团于1920年9月7-18日在庙街进行了调查询问，整个气氛对中方不利，一是在日军的威势下，二是日方有第三方证人支持其“战斗期间中国舰队攻击了日军”的说法，而中方只有舰员，别无证人。即使这样，日方说法还是没被纳入调查结论。关于中方在庙街战事中的“过错”，调查结论有四点：

一，庙街的中国副领事张文焕与红游有过从。领事固然有责任保护侨民，但与形同马贼之红游有个人交往，仍是过错。（张文焕是当时在庙街的中国政府最高代表无疑，之所以称副领事，大约那个领事馆只设副领事。）

二，3月12日凌晨战斗开始时，有日本兵接近中国舰只，遭水兵用机枪射杀三人。中舰射击时并不知是日兵，发现后，将尸体投入江上冰窟。

三，中舰把三尊舰炮借给白军，其中一尊五响炮落入红游之手，中舰没及时索回。

四，战斗期间，中国水兵在街上行走，与日军发生误会，中国水兵射击。而且，有中国水兵在街上被红游拦去要求教授操炮，照办了。

这就是嚷嚷几个月得出的正式调查结论。日方就张文焕和匪徒来往，陈世英管理部队和武器不善，对死亡日兵不敬，要求中方道歉、赔款、惩处责任人。中方答辩：一，领事为保护侨民，谁在那里势大就得和谁打交道，所以无过错；论及个人交往，则是个人行为，中国政府不担责任。二，依据中舰和白俄达成的协议，无关人员接近中舰的，中舰可以自卫射击，此协议由白俄向全城通报过，所以那夜射击没过错。（协议显然是红游进入庙街之前达成的，以后并未更改。）而将日兵尸体投入冰窟，是因战事持续，无法交还，且尸体不应长时曝露。三，战斗期间，中舰不可能控制借出的舰炮的去向，也不可能斗胆去找红游索回失炮，那不是自找霉头么。四，街上和日军交火出于误会，而水兵被红游掳去，让干嘛就得干嘛，哪有嘚啵嘚啵费话的份儿。

辩解归辩解，日方要求的道歉、赔款、惩处，最后中方都照办了。陈世英被场面上革职，但换个名字继续当舰长并升迁这事，日方不可能不知，已然得了面子也就算了。陈世英在险境中历时一年之久，冰封冰解，花谢花开，分分钟血肉横飞，能稳妥应对，保全部队，理所应当视为有功之臣。

这里头最符合戏剧“翻转”要求的梗，是由传说的中舰把炮借给红军变成了借给白军！陈世英何故这么做？是对红色革命的仇恨吗？其实一切都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在外不惹事不掺和，但大家也得要活下去。他秉持中立的态度自始就是坚定的，可是四条军舰冻在江上，漫漫长冬，远离家国，他要为全体官兵负责，首先得有吃有喝有煤烧。庙街华侨接济了他们，陈世英需要钱来付账，这就是为何借炮给白俄部队。他或许没料到红俄那么快就得胜了。

还原一下陈世英舰队和庙街各方的关系，会比较有趣。他必须和庙街三任主人打交道，先是白俄，然后红俄，然后日本人。我看了日本人绘制的庙街战事地图后，才知去年（2015年）那几天我在庙街走来走去都在核心战区，日本领事馆、宪兵队驻地和红游总部驻地，都离我住处不远。红游总部驻地现仍是个院子，院门旁的墙面有字“1911”。日本领事馆原址现是一片荒地。宪兵队驻地原址变成了公园，有好几个历史事件纪念碑，包括那时期内战的，但没有关于尼港事件的。我估计日领馆和宪兵队的房屋那次被摧毁后就没再修复。陈世英的军舰停泊在港区，距岸有几百米，战斗发生时船上还庇护着一些各国侨民，冰面光坦毫无阻碍，他实在没理由莽撞主动介入战事。

（3）来看看否认中国舰队参战的证据

3月12日凌晨日军向红军发动突袭，18日残余日军投降。19日陈世英发电给国内的吉黑江防舰队司令王崇文，报告了战斗情形。28日，陈世英又一次发报给王崇文，提及红游首领特里雅皮钦请中舰为此次战斗作证，以备将来和日本诉讼。（这里的意思显然是特里雅皮钦希望中舰作证是日方挑起战斗。）陈世英以中立为由拒绝了。电报还提到特氏答应为中舰提供燃煤。（可见陈世英舰队的给养问题是要害。）

6月初抵达庙街的日军派遣队由多门次郎大佐率领。此后，外国侨民和一些俄籍难民乘日船撤出，但中国难民不可以走。就在日媒说中舰借炮给红游、中舰攻击日军的宣传攻势最猛的时候，一个从庙街撤出的名叫拉词那的俄妇7月份在海参崴见了中国总领事，说白俄曾通过张文焕请中国舰队助战，被中方以中立为由拒绝，但是借给了两尊炮和120发炮弹，后来是否索回她就不知道了，但她肯定，说中舰支持“激军”（激进派部队，指布尔什维克）作战是子虚乌有。她所说的这件借炮的事，也应该是红游进入庙街之前，因为红游入城正是白军投降缴械的结果。

也是7月份，一对从庙街撤出的美国人代尔夫妇在海参崴见了中国总领事和驻在那里的中国海军海容舰舰长林建章，作证说 — 我还是引用张力文章的原话吧：“7月初，一位逃离庙街来到海参崴的美籍人士，向邵恒濬总领事说明了日军进入庙街前后的情况。他指出：5月22日，（苏）俄军首领特氏和副官等人向领事馆及利绥舰舰长毛锺才求助，毛舰长声明对俄国赤白军及日军均守中立。特氏表示中国既不相助，他将毁去全城，请华侨离开庙街。当时张文焕总领事和毛舰长要求依照国际法，勿加害日人，特氏同意照俘虏办法，不加残害。毛、张担心空言无据，再备函请特氏保证日俘生命，要其签字。特氏却说甚忙，由电话答复应允。华舰与领事遂率华侨前往距庙街40里之麻盖。”【此处有误，应为公里，再，“张文焕总领事”也和上文抵触 — 我注。】

解说一下。这位美国人之所以知道上述交谈，想来是因为他就避难在毛舰长的船上。游击队指挥官特里雅皮钦可能是希望中舰能帮助抵御迫近的日军，或者是帮助解释发生过的事，我个人以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但被中方拒绝。特氏说那么请华侨离开庙街也应该不是怄气，而是说他既然不可能抵抗日军报复，就要毁灭该城，让中舰带着华侨先走。（另有一文章说，红游毁灭庙街之前，出动人员协助中国舰队把华侨和各国侨民送到马街，即麻盖。）

以上两个证言，为中方抵挡日方宣传攻势起了作用。而陈世英3月28日发给王崇文的电报里提及的特氏请求陈世英为战事作证，也可间接佐证中舰与战事无直接关联。

6月初，日本军方披露一个日本士兵的日记，说是多门次郎支队发现的，这个兵被红游俘虏，最终处死，日记中说日军守备队被攻克是因为有中国舰队炮击，而日本兵冲向中国舰队时，遭多挺机关枪击退。“日记”经由日文报纸刊载，惹起轩然大波。粗看，似乎这里说的日兵攻击中舰的行动，在后来的调查结论里得到承认，实则不然，调查结论说日兵接近中舰是3月12日凌晨，这是日军对红游发动突袭之时，中舰不可能那么快就已经对日方开了炮，因为连红游都猝不及防遭到了严重损失，后来才转入反攻；并且，该士兵“日记”里说红游依赖中舰炮火支援才攻克日军阵地，照此说，也应该是战斗后期，而不是初期。所以，“日记”造假的可能性极高。那么，日军对红游发起突袭的凌晨有士兵接近中国舰队是要干嘛？我个人以为，企图夺取重火力恐怕是真实的意图。在当时的庙街，这舰队拥有的火力应该是最强大的。

3月18日，日军刚刚投降，张文焕发给外交部的电报就忧虑日本援军会报复，反复力请国内派船接运难民，然而，黑龙江是凝冻着的。到5月下旬，终于有船从哈尔滨派出来了，又沿途被红俄、白俄、日军用各种理由阻截，8月初才把第一批难民接走。随同这批难民的领事官员说张副领事身心交瘁，还说，舰队水兵情绪不稳，已近溃变，声称要弃舰跟着难民离开。中方一再要求日方放行军舰，勿拖到再次上冻，结果是调查询问完毕才得放行，舰队9月30日抵达伯力。

张力的文章说：“中国是时的对抗对象原是俄国，却无端卷入日俄庙街冲突之中。……中国海军官兵除了因滞留庙街过久，而有情绪不稳现象外，当时并没有强烈的仇日抗日情绪。”这是说的中国人方面。日本人方面呢？有一篇文章说到麻盖事件：

1920年6月2日前后，重返俄国西伯利亚地区庙街之日军以怀疑华人参与红军，且航行于江面之华籍船舶形迹可疑，遂在麻盖附近海域攻击悬挂中国国旗之运柴风船，并击毙船上华工34人；翌日，日军又在下卡卡满屯虐杀华人29名、麻盖岸上枪毙华人11名，总计两日内共计75名华人遇害，此即麻盖事件。本案初经庙街领事馆张文焕调查，但因中日双方正就庙街事件之华舰炮击案进行交涉，张氏为免生其它波折，遂未提出抗议，仅照会日本驻俄使馆，揭示伤亡人数。后又遭外交部王鸿年参事以“舰事难办，瞩勿提出”为由，压制对日交涉的提议。致使本案延宕至同年12月31日庙街事件交涉结束后一周，中国才正式对日本提出惩凶、道歉、赔偿之交涉，时距事件发生已逾半载。本案经中日双方多年零星且无交集之争辩，始终缺乏积极交涉的关键点。北京政府在交涉过程中，过度拘泥于国际法，自我设限之消极态度相当明显，这也解释麻盖华人遇害事件最后为何在中日双方在探讨各类“外交要案久悬不决”时，经遭秤斤论两后，为中国政府放弃交涉，终成外交史上之悬案。

这段文字，是《烈日·苦寒：1920年俄国麻盖华人遇害事件之研究》一文的摘要，文章发表在《侨教与海外华人研究学报》（2013/12/01)，作者黄文德。

1980年代末期有段时间，我每两周到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看一次电影，那是美国人招待北京各大媒体记者的专场，是意识形态渗透的战略行动的一部分。电影看的还是挺爽的。每次开演前，一个中文倍儿溜的小年轻官员都会介绍剧情，有一次他自嘲道，美国人打输了越战，就在所有关于越战的电影里把越南人打的落花流水。我想近几年国内中文媒体欢传的陈世英在庙街参与痛击日本人的壮举，也差不多是这意思。也许中国人真的需要一场对日本人的战胜。

也或许，中国并不以一时之胜为胜，中国之深，深不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