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新 乱世棋局中的边陲孤臣 ——从河州杨大老爷到新疆杨老将军

文/癿鸿宾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54岁的慈禧太后亲自为22岁的光绪皇帝挑选了一位皇后，她的侄女——叶赫那拉·静芬，也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隆裕皇后。随着少年天子的大婚礼成，年轻的光绪皇帝开始亲政，垂帘听政二十余载的慈禧太后则以”颐养天年”之名移驻颐和园，皇帝意气风发，将一群空谈义理的”清流派”书生擢拔至枢要。随后这些未经基层历练的士大夫们拟出诸多不切实际的新政，与李鸿章等实务派老臣的冲突日益白热化。与此同时，一位出生于云南蒙自，时年25岁的书生走进了中国的历史，他叫杨增新。

光绪

1864年，杨增新生于云南蒙自一个书香世家，祖先是明代中叶从江苏上元（今南京市江宁区）迁居而来，祖上曾做过建水县知县。杨增新的父亲杨纪元举人出身，是云南有名的学官，他对三个儿子一向注重言传身教，三个儿子也很争气，三子杨增炳考取秀才，长子杨增龄考中举人，次子杨增新少年苦读，24岁中举，25岁时，也就是光绪皇帝大婚的1889年高中进士，自此踏上仕途，一家三子可谓满门贤良。杨增新高中进士后，曾在京城当过短期的小京官，后因无法负担京城高昂的生活成本和人情往来，请求外放，被签分甘肃。杨增新由北京启程，几千里的行程，杨增新全靠步行，到了四川境内受人接济，才买了一头毛驴，驮上夫人和行李，也正因如此，他也顺道了解了西北各地的风土人情。当秋风掠过陇原，青衫书生杨增新牵着瘦驴踏入甘肃地界。黄土坡上的枯草簌簌作响，像一卷未启封的奏折，等待他蘸着墨色与血性书写。到了甘肃，杨增新初充藩属薪饷所委员，次年调任藩属文案。1890年8月，其父去世，杨增新回乡丁父忧，光绪十九年（1893）二月服满返甘。

甲午战争爆发后，宁夏将军钟泰募兵勤王，得知杨增新精明干练，便让他总理新募振盛军十营的营务兼管带一个营。杨增新白天操练士兵，晚上还要挑灯夜战整理书写文书。“裁决如流，钟大赖之。”随着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署，战事结束，杨增新也率部返回兰州，任中卫县知事。甲午一役，令中国人真正感觉到痛彻心脾。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说的，“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光绪帝颁布上谕，确定了“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的基本经济政策。

中卫县民族、宗教、教派成分复杂，对于刚入仕途的杨增新来说，及时、果断、稳妥地处理“河湟事变”后遗留下来的民族、宗教、教派问题，让社会尽快安定下来，是需要一定的治事才华和智慧的。杨增新在很短时间内，便解决了中卫县十分棘手的教派纷争问题，社会秩序也很快安定了下来。由此，杨增新很快被提升为营务总督。因总理营务有功，光绪二十二年（1896），陕甘总督魏光焘以“明干有为，胆识兼优”列保候补；中卫县的显著变化很快引起了原新疆巡抚、后升任陕甘总督陶模的注意。这当中自然也少不了宁夏将军钟泰的极力保荐。秋九月，河湟事变平定，陶模以“年强才裕，任事实心”奏保杨增新补渭源县知县缺。十月十三日，又以“文武兼资，才堪治剧”标准选用“人地相宜”的杨增新署理河州。

河湟大地的烽烟终于点燃了他的宿命。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的河州，正值蔓延河州、西宁等地的反清事变刚被镇压下去，甘军董福祥部的前锋马安良以”投降不杀”的骗降伎俩已从河州杀到了西宁，董福祥本人正坐镇西宁“善后”。大军过处，寸草不生，河州城内虽然社会混乱局面已经结束，但人心未定，怎样安抚民众是直接影响反清事变之后河州社会经济发展和稳定的重大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杨增新上任后实施了一系列兴利除弊、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经济、缓和矛盾的治理行动。杨增新通过官府发放赈灾款，“清理叛产，招民领种”，吸引大批外出逃亡的流民返回家乡，恢复生产。在河州城西北建社仓，仓粮从军粮中拨给，春贷秋收，定息壹分。每逢荒月，其亲自督赈，河州境内遂不见饿殍。以往官府所需的柴米油盐等物品，均由商号供给，杨增新全部进行了蠲免。革除以前地方官吏征收赋税时的十分之三羡余，改制钱两千七百文抵银一两的粮价，折征为两千三百文制钱抵一两银，并永成定制，使老百姓缴纳赋税的负担有所减轻。改革河州东北乡生产麦子而必须交纳青稞的旧例，允许百姓交纳赋税时以一石麦抵两石青稞。同时，官府出资修复在“河湟事件”战乱中遭到破坏的大量水磨，并对战乱中易主的水磨要求一律归还原主，这些措施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当时，河州天花流行，婴儿多有夭折，杨增新捐款在河州城内设牛痘局，专事治疗，后又在莲花堡、太子寺、循化等地推广，控制了天花的进一步蔓延。

彼时的河州，“荆天棘地，百废待兴”，仅在境内驻扎的部队就有魏光焘的湘军、牛师韩的豫军、雷正绾的川军、董福祥的甘军，总数相加不下数百营，成了河州很大的治安隐患。杨增新周旋于几支部队中间，没有厚此薄彼，军民相安无事。尤其在处理汉回纠纷矛盾时，杨增新的处事均能让各方接受且满意。当渭源县衙的惊堂木换作河州城头的暮鼓时，陶模、崧蕃等封疆大吏的奏章里，已频频浮现“西北砥柱”的赞叹。

河州的残垣断壁间，杨增新掀起了一场静默的变革。杨增新认为，河州教派纷争，经济凋敝，皆缘于文化的落后。民众愚昧，民智不开，根本原因仍在于教育的落后。于是，杨增新身兼数职，兴办书院，教授当地回、汉士绅子弟入学就读。一时间，河州大地尊师重教、兴办教育蔚然成风。河州凤林书院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由时任知州王全臣动员士民捐建，同治年间遭兵燹损毁，后复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因战乱停办。杨增新知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书院的恢复，对于河州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他积极推动书院的重建工作，自捐俸银500两，动用董福祥拨付的5500两善后银重修，河州凤林书院得以恢复，此外，他还创设了宁河龙泉和莲花堡爱莲书院，新建义学28所，为河州的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书院的恢复和创设，不仅为河州培养了大量的师资力量，也为义学和私塾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一步推动了河州教育的发展。在杨增新的精心规划下，凤林书院开设了诸多新式课程，每当考试时节，他都会亲自前往书院阅卷，并与师生们共同探讨学术问题。这种亲力亲为的教学方式，使得凤林书院的学术氛围日益浓厚，名声远扬。此外，杨增新还选拔了邓隆、金树仁、张乐山、张质生等优秀学生到署衙读书，并亲自担任他们的导师。在庚子年和辛丑年的科举考试中，河州一举夺得9名举人，其中两榜解元均来自河州，这一成绩在全省范围内名列前茅。

杨增新在河州一干就是五年，赢得了“杨青天”的美名。乡民争着给他立“德政碑”，河州百姓有言“王公（全臣）活我，杨公（增新）教我”。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批准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标志着千年科举的落幕，清末最后一次大型改革“立宪运动”随即展开。凤林书院也在光绪三十一年改名为河州凤林学堂，以适应新的教育发展趋势。为了纪念杨增新对河州教育的卓越贡献，1915年，河州人在凤林学堂的东北角为他建立了一座生祠，命名为“杨公祠”。值得一提的是，地处西北的河州，自明代嘉靖年间有志书以来，志载百姓为其立碑建祠的主政官员，在杨增新之前有三人，分别是清康熙年间知府王全臣，字仲山，湖北钟祥人；康熙年间河州卫守备游道亨，字元次，江西广昌人；乾隆年间河州知州张永淑，河北（直隶）满城人。以上三人于城北城隍庙旁建三贤祠合祀，为一人建生祠纪念的，仅杨增新一人。

杨增新通过教育平等与民生改善，为古老的河州大地带来了短暂的太平景象。1901年清政府颁布“兴学诏”，要求各地设立新式学堂，甘肃地方官员积极响应，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杨增新捐升道台，留省候补。不久，陕甘总督崧蕃任命杨增新为提调，创办甘肃大学堂。期间，甘肃大学堂改为甘肃文高等学堂。文高等学堂的学制，介于大学堂与中学堂之间，约略等同于民国初期的专门学校。杨增新率人一边建校，一边招生开学，次年7月（光绪二十九年夏季），学堂正式落成，成为西北地区较早的新式学堂之一，培养了不少兼具传统文化底蕴和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同年，崧藩举荐杨增新、王树楠等五人赴部引见，赴京、津、苏、沪、浙、皖等处考察学务。回甘后，杨增新又陆续创办武备、陆军、师范、巡警、工业各学堂，并亲手编写章程，规定课程。彼时甘肃省教育的繁荣均得益于杨增新的积极筹划。据说当时的杨增新，身兼各学堂的总办，且兼办统捐，巡警等职，兼管九项差事。每天身上并排带着九枚印章，办不同的事用不同的印章，并且还接待宾客，亲自书写文书，处理政务，迅速、快捷，桌案上从不留下积压的文牍。闲暇时间，他还去书院讲学、读书。当时杨增新时值壮年，精力过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47岁的蒙古镶黄旗人多罗特·升允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这个历史上著名的守旧派人物一到甘肃，就与风头正盛的杨增新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官场历来看重圈子，能力大小姑且不论，站队很重要，升允这位新总督觉得杨增新是崧蕃旧圈子里的人，因此多有打压之心，少有任用之举。上司打压，工作处处受限的杨增新被现实逼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苦闷异常。恰在此时，杨增新好友，曾在甘肃为官后调去新疆任藩司的王树枬很快了解到这一情况，不甘好友遭埋没，于是在新疆巡抚联魁面前大力举荐杨增新。机遇有时候就是这样，人字之上，只要恰在其时、恰在其处地加一笔，那就是个“大”字。杨增新没有想到，这一次换地方，换工作，竟然成就了一生的“大历史”。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44岁的杨增新以解饷之名抵达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杨增新到新疆后，先以道员留新候补，任陆军学堂总办都练公所参议官。当时，清廷正在诏令各省督抚积极保荐才智优异的官吏，以图刷新吏治。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1907年），新疆巡抚联魁觉得杨增新才堪大用，因而将他举荐了上去。联魁推荐杨增新的理由是：“平日读书研究经史，不为浮靡无用之学。居官以爱民为本，历任繁剧，忠信明决，确有政绩可指。吏治实擅专长，而又留心时务，淹贯中西，询为经世有用之才。”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杨增新被任命为阿克苏兵备道，尚未到任。两宫尤其是慈禧听说新疆有这么一位干才，很感兴趣，于是下诏杨增新进京晋见。两宫太后询问杨增新有关新疆的事情，杨增新长期为官西北，对西北情况非常熟悉，当两宫询问西北政事时，他应对如流、见解精到，深得赏识，吏部当时给杨增新的评价是：“该员年力精强，才识干练，起家牧令，卓著循声。在陇有年，情形熟悉。询以边务事宜，言之均得体要。询称关外得力要员。”

很多人都认为，杨增新马上会被重用，但最后仍被遣往新疆，仅是在军机处挂了个号，让其仍回阿克苏任上。如今看来，在如何任用杨增新一事上，慈禧即展现了她的老辣的眼光和独特的认识，她认为，当下时局，干才应该放在地方，朝中有中庸维系者即可。杨增新来自新疆，那里甚需应变善为之才，因此将他留任新疆，大有裨益。这一次，慈禧执意要将杨增新留在新疆，其历史意义，不亚于当初力排众议，支持左宗棠西征。杨增新“治阿一如治甘时，吏畏民怀，庶绩咸熙”。很快，杨增新便于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调镇迪道兼提法使，成了新疆最有权势的人。

楚望台军械库一声枪响，武昌起义爆发，内地各省纷纷响应，清廷摇摇欲坠。消息传来，伊犁将军志锐、新疆巡抚袁大化和陕甘总督长庚、西安将军升允等清廷勋贵惊恐不已，密谋在库伦或阿尔泰建都，迎宣统帝西迁，借助俄人保护，联合内外蒙古以及甘肃、新疆的民众，偏安一隅，与革命军抗衡。不料革命党人和哥老会及新军竟先一步在迪化和伊犁相继发动起义，结果迪化的起义被清军镇压，而伊犁则获得了成功，1912年1月8日，到任仅50余天的末代伊犁将军他塔喇·志锐被革命党捕获，革命党欲推举志锐为都督，但志锐拒绝，遂被革命党人处决，而志锐的前任伊犁将军广福因滞留伊犁，出面斡旋满蒙驻军停火，而被革命军和哥老会推举为伊犁临时政府都督。李鸿章幕僚出身的新疆巡抚袁大化一面派兵进剿，一面向宣统请旨讨伐革命党人。袁大化的部队与革命军相峙于果子沟、大河沿、四棵树、精河一带，双方互有伤亡。眼看革命党人势力坐大，驻疆军队中遍布哥老会和革命党人，杨增新即以保卫省城，维持治安为由，向袁大化建议，由他出面招募回民兵勇。袁大化同意后，杨增新利用云南老乡马福兴急招募回兵五个营，形成了自己的军事班底。

时移世易，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逊位，袁世凯、黎元洪就任临时政府正副总统，对前清官吏多数留任，委任巡抚袁大化为新疆都督，命令他和伊犁都督府谈判，平定新疆局势。4月，双方代表云集塔城，开始和谈，袁大化自知手上沾满革命党人的鲜血，他留任都督，革命党人和哥老会肯定不会放过他，遂萌生退意，先是举荐喀什道尹袁鸿祐来接任新疆都督一职，不料袁鸿祐尚未赴任，便被当地哥老会众所杀。无奈之下，急于离开新疆的袁大化，只好在5月18日再次举荐了手握重兵的新疆提法使杨增新接任自己的新疆都督一职，并兼任新疆布政使。杨增新一上任，便接手主持与伊犁革命党人的谈判。双方和谈进行得十分艰难，双方争执得非常激烈，矛盾分歧也很大。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即“分治”还是“合治”；二是由谁主持全疆的军政问题；三是具体的人事安排。显然前两个问题是争执的焦点和核心。伊犁方面提出：以天山为界，实行南北分治，北面归伊犁革命党节制；天山以南归省府节制。杨增新强硬提出：整个新疆必须“合治”，前伊犁将军辖地塔城、阿勒泰统一划归新疆省管辖。有在北京的袁世凯作靠山，杨增新一方面利用手中握有的五营回军收缴迪化民间私藏的枪支，一方面电请阿勒泰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充当与伊犁方面的调停人从中斡旋，另一方面采取分化、利诱方式，瓦解伊犁革命党方面的力量，经过两个多月艰难的谈判，伊犁革命党人与新疆省政府签订十一项条款。在与伊犁革命党方面的谈判过程中，新疆的形势对杨增新是非常不利的。当时革命党伊犁大都督府和哈密、吐鲁番农民起义所占据的区域以外，新疆哥老会在各地的戕官事件频繁发生，极大震慑威胁着杨增新政权。但杨增新却运用电报遥控指挥，以细致的细节和缜密的思维一步步将局势扭转过来，其手段老辣程度可见一斑。

自此，乱世中的祖国西陲进入了杨增新时代，彼时的新疆危机四起:南疆各地，哥老会活动频繁;北疆科布多和阿尔泰处在蒙奸哲布尊丹巴活佛主谋“独立”威胁之下;东边哈密铁木耳起义，地方当局穷于应付;西面伊犁杨攒绪等领导的部分革命势力依然同省府对垒。毫不客气地讲，当时的新疆，稍有不慎，很容易就会陷入全面动乱，进而遭到列强肢解，那样的话，中原也必将陷入动荡，中华民国也极可能倾覆不存。1912—1928年，杨增新在新疆主政17年，面对沙俄蚕食、外蒙侵扰、内部起义等多重危机，深谙官僚体系运作的杨增新，采用“分而治之”策略，通过收编、分化、暗杀等手段清除异己，迅速稳定了新疆局势。他以“认庙不认神”的权术，名义上效忠北洋政府，实则保持半独立状态。1912年外蒙古在沙俄支持下进犯科布多，他力排众议出兵，击退外蒙军队，采取“科阿分治”之策，将阿勒泰留在了新疆，保全了11万平方公里国土。他降服白俄溃兵为“归化军”，平衡英俄势力，使新疆免于列强直接控制。

俄国十月革命后，大批沙俄难民涌入新疆，“近五六十万人”；沙俄旧部军队也窜入我国境内，“恃强要挟，多不法”。杨增新命令沙俄官兵放下武器，然后将他们安置在奇台，给予衣食，并调兵警戒、防其生变。杨增新软硬兼施，使这些俄国人乖乖就范。1920年夏，沙俄残部阿年阔夫和巴奇赤“拥众万余”，窜入阿勒泰地区作乱，道尹无力制止愤而自杀。杨增新调集部队四路围击，白军溃败，平定了阿勒泰地区。

苏联新政权建立之后，一度中断了和新疆的关系。后来，苏联主动派人来洽谈恢复通商的事。杨增新提出：通商可以，但要废除同治年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苏联商人必须照章纳税。苏方同意了。1920年7月，新疆方面设立伊犁税关，向苏联商人征收进出口税。不久，塔山也设立了税关。此后，新疆又通过谈判和苏联建立了相互平等的领事关系。新疆成了当时全国第一个没有外国领事裁判特权的省。妥善处理了和苏联的关系，是杨增新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一笔。

尽管杨增新在新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却如荒漠胡杨，以扭曲姿态扎根乱世，为边疆争取了喘息之机。他多次顶住沙俄压力，对“入侵就开战”毫不手软，对外本性强悍，对内却“以柔克刚”：农民耕田、士兵守疆，动静切换，全凭指挥。这些，都印证了一个老道理——稳定不是说出来的，需要用实际行动去拼。他的治疆理念坚持“文治为上”，尽量避免动用武力。他认为，军事力量并不是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而是政治治理。

新疆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各民族交错杂居的局面。各民族长期生活在同一地区，虽然曾出现过一些疏远、隔阂，甚至是敌视的情况，但总的来说，新疆的民族关系主流仍然是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在这个过程中，杨增新起到了很强的推动作用。

杨增新执政期间，民族团结与民族发展是同等重要的大事。作为“父母官”，只要生活在新疆，不管哪个民族的人，杨增新都将其视为新疆子民来爱护，重视解决普通百姓的民生问题。之前清朝治理新疆靠“协饷”，每年有二三百万两左右，用于维持新疆的整体稳定和治安。清朝灭亡了，协饷没有了，那么如何继续发展新疆的事业呢？杨增新积极地和基层的沟通，实现政府与基层的良性互助与互动，同时凭借谋略、心智，将新疆保持在中国领土范围内。他提倡百姓们开垦荒地、利用水源、开发资源、普及教育，促进了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也促进了新疆的民族团结与和谐发展。杨增新深得新疆百姓的拥护，他们在提到杨增新时都敬称为“杨将军”，这得益于他执政期间为新疆做出的贡献。

与在河州主政时一样，在掌握了新疆军政大权后，杨增新依旧还是布衣素食，清廉高洁，一件棉袍能穿十几年。他从来不置私产，狭小的卧室既是办公的场所也是用餐的地方，在这里他案无留牍，夙夜为公。杨增新不读无用之书，生活中没有特别嗜好，偶有闲暇之时便寄情于山水之间。

后人给历史中的杨增新打上的标签是“守旧”。这大概源自他在新疆省政府“大堂”上所悬挂的那副木制对联：“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境有桃源胜境，狃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可神州大乱，杨增新这个旧时代的旧官吏，守住的又何止是旧传统？“士君子当大乱之时，又当责无可缷之时，一切拼命做去，挽回一分便算一分，保全一隅便算一隅”。杨增新唯一革新的方面就是吏治。杨增新是新疆近代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让自己的亲属插足新疆事务的主政者。因为杨增新自己清廉公正，所以他能够以国家分裂的后果来警示新疆官员：“念西藏以自治，非独藏人之罪也，我汉官之不肖，迫西藏以自治，而后英人得而乘之也。”杨增新是一位旧时科举制度下进入仕途的人，他一生素守清廉。无论在河州还是新疆，他以身作则，为官清廉，绝不收受贿赂，他更加强对财政的监督。在执政期间他力惩贪官污吏，贪官轻则丢官，重则丧命。他告诫各道、县官员，不可“暗室亏心”，不要授人以柄，使自己名败身裂。阿克苏县知事徐文彬等贪污受贿，被杨下令处斩。杨的亲信，塔城道台张健因舞弊关税被查获，杨将其调来迪化，再不任用；杨的云南同乡，喀什提督马福兴因“霸占公田，聚敛民财”，杨不念旧情，命将其擒拿枪决。反之，杨对克己奉公的官员，则大加褒奖，给予信任和重用。

据杨的副官说：他很少按时睡觉。有时在书房批公文晚了，就把卷宗当枕头，躺下就睡，第二天起来把脸一抹，又办他的公。他也不讲究卫生，吃完饭嘴往袖口上一擦，手脏了往膝盖一抹。天长日久，膝盖上和两个袖口，都是两个黑坎。他经常穿的是一双红蓝缎鞋，手上拿一把绳甩子，到下午就出来，先到将军衙门前的照壁。照壁前有卖小吃的，那些做小买卖的摊贩，见到将军就像见到自己朋友一样，亲热地打招呼：“将军，今日我的面好得很， 我给你抓一盘子。”他就吃，一边吃一边拉家常，“买卖好呀？一天能挣几个钱？”小贩一五一十地回答。将军面刚吃完，隔壁卖茶水的端着一个黑碗走过来，“将军你喝茶。”他端过来就喝，很随便。有时天还早，约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他又到十字街上去。不管那个铺，他坐下，随口问道“买卖怎么样呀”。到了顶更炮一响，将军告辞了，他回去的时候，门岗还在那里“下棋”呢。 同样，因为杨增新自身的清廉，其开创了“民告官”的“邮禀”举报制。百姓控告官员，只需贴上邮票寄来，无需躬递。凡官员遭举报，轻则立即查办，重则先撤后查，倘若查无实据，不追究控告者责任。

与此同时，在大幅度削减官员数量后，杨增新推行“高薪养廉”制度。虽然新疆官僚的薪酬是内地同级官僚的数倍(也有资料称是内地的十倍)，但是由于新疆官员数量被大幅削减，整体并没有增加财政支出负担。杨增新曾经自豪地讲“十年以来，从未加赋税，从未借债，人民负担尚轻”。

正是杨增新主政的十七年间，新疆短暂实现了由乱到治的转变，在其主政的中后期，新疆的武装力量更是削减到主政初期的一半。他多次向北京政府提出裁军建议，并在新疆开展了实际的裁军行动，直到1927年，新疆的军队人数已经不足一万人，而他所依赖的回族新军也裁减了一半。

杨增新去世时，“全省人民巷哭野祭，女人孺子亦相向而哭”。“当地老百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怀念杨增新本人和杨增新时期”，百姓提到杨时皆使用敬语“杨将军”。(1990年版《维吾尔族历史》)。这种极高的声望在相对封闭的南疆甚至延续了百年。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镰，1986年他在若羌县遇到百岁罗布人库万·库都鲁克，老人依然不是直呼杨增新，而且使用敬语“老将军”，谈到动情处，泪水夺眶而出。

诚然，杨增新治疆并非无懈可击，“从思想到行动的全面保守主义策略”治理新疆，听上去没有“开明治疆”时髦。国内史学界对杨增新的评价，也基本上停留在《大公报》在杨增新遇刺身亡后的评论上，重复地给杨贴上“保守落后分子”的标签 。 但是，杨增新治疆模式，在既不需要中央财政支持，也无需武装力量维持的情况下，实现了“17年来，新疆各族人民相安无事，没有闹过乱子”。这种既不需要“胡萝卜”、也不需要“大棒”而实现新疆稳定的“保守主义”治疆，不正是新疆实现长治久安需要的政府治理模式吗？

民国十七年（1928年），杨增新通电易帜，表示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并就任新疆省主席。同年7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的委任状还没到，时任新疆军务厅长兼迪化道尹的樊耀南在新疆俄文法政学校第一期毕业典礼结束后的宴会上，对毫无防范的杨增新痛下杀手。樊耀南为什么要刺杀杨增新，成了一桩悬案，而杨增新从河州带去的学生，时任新疆政务厅长金树仁得知恩师遇难，急忙调兵镇压，将樊耀南等人擒获处决。杨增新死时66岁，次年，尸骨取道苏联经西伯利亚铁路运回北京安葬。多年后，与之有过交往的瑞典学者斯文·赫定说：“杨增新差不多是过去时代的最末一个代表者，具有最高度的中国伟大的旧道德、傲气和爱国心，他唯一的梦想是中国的统一。”曾任 “新旧” 新疆省主席的包尔汗对其评价道：“他在新疆十几年，同帝国主义国家和他们的代理人没有签订过丧权辱国的条约或做过类似的口头默契，他没有依靠他们谋求什么，也没有借过外债。”一位地质学家说：“没有塔里木的油气，没有准噶尔的煤铁，中国就没有21世纪。”而塔里木的油气、准噶尔的煤铁，都是杨增新时期保留在中国境内的，因此也可以说是：没有杨增新，中国就没有21世纪。

随着杨增新的去世，他“忠于新疆，终于新疆”的志愿竟一语成谶，标志其个人化治理模式的终结，新疆再次陷入混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