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 一个总能在坏局势里发现变革契机的商人

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从社会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和震动。

1907年，南通成立保坍会，1917年又成立水利会，会址设在农会，两会的会长均是张詧。前排左三起：荷兰水利专家特莱克，张謇，张詧。

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

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洋务运动一再强调中体西用的艰难政治氛围中却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他们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这一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最值得今天的我们重新认识的东西。

张謇与家人。左起：柔武，非武，陈石云，粲武，张孝若，张謇，融武，吴夫人，聪武，养子佑祖，养子襄祖。

张謇中状元的那一年正值甲午，中国先前数十年的繁荣发展终于没能经得起战争的考验，与日本的一场有限战争将中国打回原形。痛定思痛，中国人开始了一段新的航程。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在于君主立宪，在于重构中国的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政治变革，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1895年，张謇列名上海强学会，积极投身维新运动，深度介入1898年变法运动、1900年东南互保。1901年，清廷新政重启后，张謇理所当然又成为新政以及稍后的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

朝野都希望张謇能到北京实地观察，亲身验证朝廷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立宪诚意，以此决定各省咨议局的“国是”立场。

张詧（左三）张謇（左四）张孝若（左七））与美国教育家杜威博士（左六）。

各方面的劝说打动了张謇。1911年6月8日，张謇一行风尘仆仆抵达北京，展开了一场风风火火的劝说活动。

张謇描述此行是“尽最后之忠告”。那时，像他那样愿意继续尽忠言批评政府的已经很少，人们都在静默地等待朝廷一错再错。当统治者拒谏时，所有的苦口婆心都是自讨苦吃。

1911年，清政府成立责任内阁，内阁由13人组成：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那桐（满）、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善耆（皇族）、度支大臣载泽（皇族）、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皇族）、司法大臣绍昌（满）、农工商大臣溥伦（皇族）、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

在历史大转型时代，张謇这样一个有力量有办法沟通朝野的人物非常重要，他的存在不是让形势更恶化，而是为恶化的形势找到一个改变的理由和契机。试想，如果不是张謇出面劝说摄政王、庆亲王；如果不是张謇与袁世凯保持着密切联系，互通信息；如果不是张謇、赵凤昌等与革命党人孙中山、宋教仁、黄兴有比较友好的关系，可以比较顺畅的沟通；如果不是张謇这一批实业家、立宪党人过去十余年的苦心经营，深耕底层，东南半壁在革命风潮的影响下，怎会如此稳定，半个世纪前的混乱极有可能在东南地区重演。历史是底层社会渐渐推动的，但历史的巨变一定有英雄伟人登高一呼，张謇、张詧，就是近代中国大转型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的中国当然与张謇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历史转型的角度看，现在的中国并没有真正完成社会转型。社会转型需要全民启蒙，更需要先知先觉，需要精英参与，需要社会变革的引领者。我们这个时代的先知先觉和引领者在哪里？这是我在阅读这部《百年张家》时忍不住思考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