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之后，国民党的生死抉择

来源: 历史研习社   作者: 任逸飞

1916年6月，袁世凯一命呜呼，孙中山的讨袁事业取得阶段性的成功。然而此时国际上的大战还没有停止，袁死之后的国内形势也存在诸多变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又当何去何从呢？

一、孙中山的联德战略

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但实权却掌握在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皖系军阀段祺瑞的手里。围绕着中国是否加入一战的问题，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迅速激化。

进入1917年，袁世凯主政时曾一度讨论过的中国参战问题又再度喧腾起来，由于德国使用“无限制潜艇战”威胁到了尚未加入战争的美国的安全，德美关系濒临破裂，至1917年4月，美国正式对德宣战，并要求中国政府采取一致行动。自美国参战后，欧洲战局的发展已愈发对德奥同盟国不利了，北洋政府如果此时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阵营，显然是可行的。然而黎元洪和段祺瑞对这一问题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皖系军阀段祺瑞的背后有日本撑腰，令人倍觉吊诡的是，在日本成功解决袁世凯后，就一改过去反对中国参战的口吻，开始积极动员中国参战，段也希望借助日本力量，通过参战提升个人权威，成为北洋集团的新领袖，1917年5月，他利用“督军团”压迫国会尽速通过《对德宣战案》，引发议员的不满。当美、英等列强看到中国此时参战只能是愈发有利于日本在远东扩张霸权后，纷纷变换立场，转而支持总统黎元洪阻止参战。结果黎、段矛盾“白热化”，黎元洪于5月21日免去了段祺瑞总理职务，段前往天津另组“军务总参谋处”，俨然第二中央，黎在压力之下不得不同意督军团团长张勋入京”调停国事”，却不成想事情演变成了7月1日张勋拥立废帝溥仪“复辟”的闹剧。

这场闹剧很快被回师北京的段祺瑞镇压，大总统黎元洪因此事引咎辞职，改由冯国璋担任。顶着“三造共和”美名的段祺瑞认为旧国会和《临时约法》已因“复辟”被废止，“法统”断绝无恢复之可能，需另行选举新国会。

段祺瑞的上述举动引起孙中山的坚决反对，孙中山视其亲自参与制定的《临时约法》以及据此召集的第一届国会为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果实，袁世凯死后北洋的政局乱象更让他坚信只有捍卫国会与约法才是建设“真共和”的途径。1917年7月，孙中山在两广军阀的支持下，连同部分旧国会议员及海军，南下广州另行召集“非常国会”，筹组“中华民国军政府”，轰轰烈烈的“护法运动”由此拉开帷幕。

▲段祺瑞

孙中山南下“护法”意味着在南方另行组建政权，在列强看来是有意制造中国的分裂，威胁其在华权益，自然不能予以同情。而经历了“二次革命”的顿挫与“讨袁”的艰辛，孙中山在对外策略上也来到转折关头：日本寺内正毅内阁在段祺瑞执政后，迅速抛弃了孙中山，转而支持北洋政府，孙对联络日本已不再抱有希望。

另一方面，孙中山过去曾一直热切盼望英国的援助，然而英国自袁世凯上台以来，全力挺袁，金钱输送源源不绝，客观上导致革命党在与袁世凯的斗争中每每落败，造成惨重牺牲。正因如此，1917年4月，由朱执信执笔，孙中山口授了一本名为《中国存亡问题》的小册子，这本书采极端敌视英国的立场，孙中山认为中国加入协约国参战没有任何实际好处，相反，德国素来对华友善，同盟国如果在战争中获胜或许对中国更有利。就这样，孙中山逐渐开始把合作的目光转向德国。

恰好面临战局恶化的德国也有意对华实施拉拢，在无法阻止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后，德国驻华公使辛慈（Paul Hintze）开始寻求和孙中山接触，意图促成中国政局的变化使德国在远东转败为胜。台湾学者李国祁通过查阅德国外交部的机密档案，找寻到了德方金援孙中山的详细记录：1917年3月25日，北洋政府宣布对德绝交，辛慈在下旗返国的中途，委托德驻上海总领事克里平（Knipping）洽商与孙中山合作倒段的办法；孙中山派其好友曹亚伯与克里平联络，此时孙正积极运动海军司令程璧光率舰队南下，需要大笔经费，克里平承诺将援助孙200万元，双方一拍即合。

▲1917年7月，孙中山就任护法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

6月23日，孙中山、岑春煊、唐绍仪联名邀请程璧光在上海静安寺路哈同公园晚餐，引起舆论瞩目，6月27日，孙中山派人将麦加利银行支票30万送交程璧光，孙能够如此爽快地拿出这笔经费无疑与克里平的金援有极大关系。1917年7月22日，海军发布“讨逆通电”，程璧光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舰船十余艘前往广州，海军南下护法显著增强了孙中山方面的实力，孙之联德战略可谓颇见成效。

二、护法经费的真正来源

有趣的是，假使翻阅蒋介石《日记》可以发现，关于这笔德国援助孙中山“护法”的资金，蒋本人也是经手者之一。1917年春，卸任东北军参谋长的蒋介石栖居沪上，与陈果夫、苏曼殊住在法租界蒲石路新民里。至护法运动开始，有鉴于蒋多年来在江、浙两地领导讨袁的经历，孙中山授命其主持东南各省的党务军事，而有关德国资金一事，蒋在《日记》中记载如下：

“当时德国公使下旗归国，以其在华留余之资金约二百万元贡献于本党总理，资助革命。总理命余极秘密经理此事，即以此款运动北洋舰队，由总理交程璧光率领南下，赴粤组织军政府，而留余在沪主持一切。当时唐绍仪暗使陈炯明向总理追问此运动海军之款从何而来，总理只答其可问介石自明，及余抵粤军时，陈（炯明）复向余追问，余乃设辞曰，卖却交易所各股票所得也，陈乃信以为真。今日世人以余在交易所投资百万元所得资金贡献总理作军费之说，其或亦由此以误传误而来乎！”

孙中山与德国方面的接触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所以外间并不详知双方交易的内幕，甚至连陪同孙中山护法的唐绍仪和陈炯明也不察其中底细。但从蒋介石的记载看，他显然很清楚这笔款项的来源是德国，可以判断他与曹亚伯一样参与了款项的接收和拨交海军的工作。

至于陈炯明为何会相信蒋介石关于资金来自“交易所各股票所得”的说辞，就需要提到蒋介石自1918至1923年，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做股票生意。结合杨天石的相关考证可知，孙中山本人曾亲自参与了上海交易所的筹办工作，而在他前往广州领导护法运动后，交易所的业务便交由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及陈果夫等人负责。已有论者指出，孙中山设立交易所的目的，正是想通过股票交易累积资金以为开展革命事业之用。

不过，蒋介石在交易所的“战绩”并不好，最后赔得血本无归。根据《日记》中的记载：“其实当时总理与余及季陶、静江四人所有之优先股，最高价时亦约值百余万元，其后皆为静江一人投机输完，总理与余并未有获得毫利，更于革命无关。当静江投机倒账时，余反由粤借汇廿万元补救静江也。惟总理赴粤时，确由交易所董事公开供给二十万元之数，以为发起倡导者之报酬而已，此世人传余为在交易所任成员或投机之说所由来也。”

可见，蒋介石在交易所的投机买卖和筹措运动海军护法的经费之间似乎没有直接关系，不过孙中山自克里平处所获资金是否有部分余款被投入到了交易所的买卖之中，因缺乏资料，尚存疑问。

孙中山在广州虽然名义上成了“护法军政府”的所谓“大元帅”，然而自护法运动开始以来，革命党的行动自始至终即受到西南军阀陆荣廷、莫荣新、唐继尧等人的百般压制，其方针政策根本无法有效贯彻，“护法”渐渐沦为西南地方实力派对抗段祺瑞“武力统一”的招牌。到了1918年5月25日，在西南军阀的唆使下，广州护法军政府决定将原先的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变相取消了孙中山的领导地位，孙中山闻讯愤而辞职，护法事业就此中辍。

▲1918年5-12月援闽粤军行动图（见黎东方《蒋公介石序传》

不过对于孙中山来说，这一年多的艰苦奋斗也并非一无所获，通过收编原广东省长朱庆澜所辖亲兵20个营，革命党于1917年底组建了一支武装，并被护法军政府派至粤闽边境，预备北伐。这支称为“援闽粤军”的部队由陈炯明担任总司令，许崇智、邓铿担任副总司令和参谋长，一批革命党员也加入其中，为之后孙中山继续推展革命事业预留地步。

三、蒋介石崭露头角

孙中山迫切希望援闽粤军能尽快发起对福建督军李厚基的军事行动，攻入福建，开辟一块革命党人自己的根据地，借此摆脱西南军阀的掣肘。而要达到此目的，急需党内通晓军事的人才到前线加以指导，孙中山再度想起了蒋介石。1918年3月初，他电召身在上海的蒋来粤，3月5日，蒋抵达广州面谒孙中山，旋即往汕头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与陈炯明、邓铿会合，3月15日，蒋被正式任命为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领上校军衔，负责制定进攻福建的第一和第二期作战计划。

5月9日，援闽粤军发布总攻击令，以陈炯明居中路，许崇智、邓铿分任左、右翼指挥，全军沿粤、闽省境的宽广正面展开攻势。依照蒋介石事先制定的作战计划，粤军在战争初期进展顺利，5月30日左翼攻克永定，而蒋介石本人则在粤军右翼突遭李厚基“闽浙联军”反攻，战略要点大埔失守的紧要关头，力排众议，于7月30日亲赴大埔指挥炮兵击敌，据称是弹无虚发，部下皆视之如神，一举稳定了战场形势。8月31日，粤军三路胜利会师漳州，进逼厦门。

此后，蒋介石复率援闽粤军第二支队数千士兵，沿大樟溪山路迂回敌方侧翼，试图以奇袭的方式攻占福州省城。12月8日，第二支队在蒋介石的指挥下成功占领永泰，西距福州仅30公里。

正当蒋介石打算一鼓作气攻入福州的时候，随着1918年11月一战的落幕，英、法、美等列强开始腾出手来重新过问中国政局。列强对此时中国南北分裂的状态皆深表不满，认为已严重威胁各国在华权益；与此同时，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南、北双方互有胜负，段祺瑞也意识到其“武力统一”政策在短时间内怕是难以奏效。于是自12月起，南北议和逐渐步上轨道，而在和平停战的大背景下，援闽粤军的作战行动也不得不宣告终止。12月，粤军与“闽浙联军”协议休战，蒋介石“奇袭福州”的计划就这样功亏一篑了。

自1917年开始，一战中协约国与同盟国阵营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孙中山将联合的目标从日本转向德国，为了取得动员海军南下的经费，革命党与德国驻华外交人员密集接触，蒋介石也深度参与了对德交涉，从德方获取了调动海军的巨款。

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就在江浙沪一带配合陈其美开展讨袁工作，从肇和舰起义再到攻打江阴要塞，蒋都亲临一线、百折不回，而1914年上书孙中山提出倒袁方略，更让孙见识到了蒋“文武兼资”的过人才干，对其愈发信任。因此在陈其美意外身故后，蒋介石等于接替了陈其美成为华东地区革命党的主要负责人，在党内的地位稳步上升。孙中山在军事上也更多地求助于蒋，委派他处理前线更为艰巨的的任务，这就包括1916年东北军在山东的作战和1918年援闽粤军的行动。

凭借自身优异的军事素养，蒋介石从制定作战计划，再到亲赴战场排兵布阵，对革命党的军事进行献替良多。尤其是粤军大埔一役，他运用炮兵方面之专长，以一己之力扭转了战局，其“善战”的名声逐渐在党内群僚中树立起来，以至于当时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致蒋介石的函件中称：“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之一人。”显然，蒋介石之后能够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全权主持国民党新武力的组建和训练工作，与他在讨袁和护法时期的这些战场历练是分不开的。

四、蒋介石向往苏俄

一战期间尚发生了一件对此后人类历史影响深远的大事，那便是俄国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发生三天之后，上海的《民国日报》和《申报》即刊登了消息，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于什么是“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主义”完全属于不明就里。直到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相继发表文章《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才算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介绍俄国革命的情况。然而就像后世研究者所指出的，从这些文章的内容可以判断，李本人对于马列主义理论也没有多少确切的认识。

▲油画《列宁在斯莫尔尼宫》

上述情况随着1919年的到来发生了急剧转变。年初召开的巴黎和会曾被中国知识界寄予了厚望，被视为可使中国“挽百十年国际上之失败”、“与英法美并驾齐驱”的重要外交活动。可是，和会的结果却是要求中国将山东权益全数转交日本，“强权”再次战胜了“公理”，巨大的心理落差令中国的知识人和青年学子从根本上质疑起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相当多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新生的苏俄，走俄国的道路被认为是改造中国社会的可行选项，“俄国热”一时之间蔚然成风，引介和传播社会主义替代了过去的西洋文明，成为了此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方向。

蓬勃进展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起了身处上海的孙中山的注意，他看到了学生和工人群体中所蕴含的力量，也意识到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意义，但是他所领导的革命党此时却仿佛置身事外，没有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如何能让革命党重新焕发出活力，积极地参与新文化运动，回应民众的诉求，同时强化组织、吸纳新进，预备“革命之再起”，成为了孙中山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此，孙中山再度对党实施了改组，1919年10月10日，他将中华革命党更名为中国国民党，希望能吸纳广大青年学生加入革命阵营；同时，又命革命党人戴季陶、沈定一、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人分别创办《星期评论》和《建设》两份刊物，作为国民党人响应新文化运动，绍介和研究新思想的舆论阵地。

五四思想界的“向左转”和国民党人研讨新思潮的热烈气氛不可能不对蒋介石发生影响。从这一时期的《日记》可以看出，蒋已开始有意识地大量阅读包括《新青年》在内的进步书刊，以及有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不仅将“研究新思潮”列为自己的学课，对苏俄的兴趣也日益浓厚。1919年11月16日，蒋介石在从日本神户返回上海的轮船中阅读《俄国革命记》，并在日记中留下“想望靡已”四个字。1920年元旦，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年拟学习俄语，预备赴俄考察一看。”此后蒋介石果真下了一番气力学习俄文，还请朱执信为其讲解过一次。

▲《星期评论》成为五四时期国民党人响应新文化运动、鼓吹新思潮的重要舆论阵地

蒋介石对俄国革命的关注，是与他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悲观失望分不开的，他希望借由对苏俄的观察与研究，汲取中国革命值得效法的经验。1919年11月，他先后完成两篇文章，题为《世界各国政府对付俄国劳农政府的手段》及《如何打破外交的迷信问题》，投于《星期评论》，惜稿件皆未被采用，不过文章的相关内容却成了不久后向孙中山进言的重要依据。

蒋赴俄考察的动议很快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1920年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往孙先生处议事，命我以代表名义赴俄。”然而这一时期的孙中山毕竟还没有把效法苏俄看成革命的唯一出路，有鉴于陈炯明所辖粤军在漳州正日益壮大，他依然希望蒋介石能随时回到粤军中效力，为反攻两广做准备。于是蒋所期待的赴俄之行久拖不决。这对于迫切想要摆脱国内令人窒息的社会状况，到异国换换空气的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令人沮丧的。

但蒋并没有就此放弃赴俄的打算。1920年3月，他借上书孙中山的机会，再度申述了国民党应尽早师法苏俄，并安排人员赴俄考察的重要性。他批评孙中山过去在外交上借重日本、欧美却屡屡失败，反观苏俄，尽管四面皆敌，被列强封锁，但“卒不为其所困者，亦以其内部之团结坚强，实力充足，乃有所恃而无恐耳。”蒋介石认为现在国民党的处境和苏俄相差无几，若想打开局面：“本党惟有团结内部，放弃外交，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以谭义金（指邓尼金）等反动军凭藉外交之失败为殷鉴，则内部巩固，实力充足，自有发展之余地也。”

蒋介石坚信“赴俄考察政治，为彻底解决国是之计”，3月14日，他在《日记》中进一步阐发了自己对“世界革命”的认识：“革命当不分国界，世界各国如有一国革命能真正成功，则其余当可迎刃而解。故中国人不必要在中国革命，亦不必望中国革命先成功。只要此志不懈，则必有成功之一日，当先助其革命成功最速之国而先革之也。”上述观点与稍后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所提出的“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竟多有暗合之处。

1920年4月，蒋最后还是接受了孙中山的委派，前往漳州襄助“粤军回粤”了。而他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踏上苏俄的土地则要等到1923年，此时经历了陈炯明叛变重大打击的孙中山终于下定决心向苏俄求援，在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他斩钉截铁地表示：“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这番话距离蒋介石所建议的“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已整整过去了四年。正像杨奎松所言，与过去一般的认知极为不同，蒋介石实际上才是国民党“以俄为师”最早的主张者和坚持者。

五、小结

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以欧洲为主战场，但其影响很快波及于亚洲，特别是日本与中国最终都以参战国的身份加入了战争，并获得了参与战后和会的资格。长期从事中国与一战关系研究的徐国琦便指出，正是由于中国加入一战，才使欧洲层面的“大战”（Great War）变成了“世界大战”（World War），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

从北洋政府的角度，参加一战，其切近目的是为了阻止日本扩张，争取一个战后和会的席位，早在1915年，袁世凯即已开始做上述的筹备工作。但更重要的是，参加一战代表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试图在构建新的世界秩序中掌握一定话语权的努力，这次尝试虽然在巴黎和会上失败了，但由此激起的五四运动，却成为了近代中国在迈向“民族国家”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此后国内的知识界将目光转向苏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一场深度与广度前所未有的“大革命”开始在中国酝酿。

▲1924年孙中山与蒋介石在广州火车站

相较北洋政府，长期处于在野地位的孙中山及其革命阵营虽不具备宣战权，但一战对其开展革命行动的影响同样巨大。可以预料，假使没有大战所造成的局势变动，革命党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几乎已无东山再起之可能。正是利用了战争期间各参战国在华利益的矛盾，孙中山借助日本和德国或明或暗的支持，于1916和1917年连续开展“讨袁”和“护法”之役，确保了革命党在民国的政治版图上不至于湮没无闻。而到了五四时期，他更是感受到了国内新思潮的动向，开始为新的革命做准备，并最终领导国民党走上求取苏援的道路。

最后，再来谈一下蒋介石。从笔者先后撰写的三篇文章可以看到，作为革命党内的一颗新星，蒋介石与一战的联系大致可以从三个阶段来考虑：

一、在一战爆发以前，蒋介石在《军声杂志》中预测了巴尔干问题终将引发欧洲列强间的战事，并已开始留意欧洲政局的变化与中国间的连锁关系；二、在一战爆发后，蒋介石率先建议孙中山因应大战造成的环境变化，及时调整革命党的斗争策略，而他本人更是亲身参与了革命党的各项行动，以其“勇敢、诚笃、知兵事”的特质获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在党内积累了相应的人望；三、一战结束后，蒋介石受到了俄国革命和五四新思潮的熏染，思想趋于激进，一再表示要前往苏俄考察，并上书孙中山提出国民党应尽快师法俄国。

回顾一战前后蒋介石的人生轨迹，不仅可以看到这场世界规模的大战如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同时也可观察出大时代下一位民族主义者成长与思维演化的历程。而中国在一战中提升国际地位的企望，将由他在二十多年后于另一场世界大战中继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