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回忆丨俄国人在满洲

摘选自《杜鲁门回忆录》

早在1946年2月,俄国人就开始在满洲寻衅。根据我所得到的报告,显而易见,俄国人在打算利用他们答应从满洲撤退作为手段,从而取得这个战略地区中的举足轻重的特权。

中俄两国在1945年8月所缔结的共同防御条约承认满洲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俄国人只保留如像铁路运输等某些权利。自从俄国参加对日作战后,他们就占领了整个满洲。俄国人在一个后来与中国政府所签订的协议中,答应以1946年2月1日作为撤退他们军队的最后的日期。

1946年2月9日,马歇尔写信告诉我说,满洲的“局势令人担忧”。他接着写道,他已告知中国的外交部长说,“中国必须以尽可能快的步伐继续完成它的计划中的统一工作,以便消除它目前所存在的易遭苏联暗中攻击的弱点,只要中国有一个独立的共产党政府和一支独立的共产党军队存在,这个弱点也就存在”。

马歇尔又写道:“其次我告诉他说,我认为他不应该对苏联政府许下诺言–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答应给它以它所要求的包括经济特权之类的战利品。……

“我告诉王世杰说,我认为时间对苏联来说是不利的,因为它的军队留在满洲的时间愈长,在世人的心目中,它就愈加清楚地变成为一个故意违犯条约的国家。……”

马歇尔对我说,他这次的报告写得非常详细,“因为我感觉到这不仅在我的使命之外的事情方面牵涉到我，而且也许比目前其他问题对世界的协调一致更有危险性。……

“我认为我国政府必须立即在这方面对中国不但要进忠告,而且要多做些工作…

“我们必须在这里尽可能快地腾出我们的手来,以避免与俄国人发生类似今天英国在希腊驻军方面所发生的不可避免的争吵。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结束’中国战场’而且代之以迅速派遣军事顾问团。(魏德迈在我的催促下实际上已在南京暗中组织这个顾问团。)在这方面,除了留下一些侦察部队、运输部队和一些留守部队和地方警卫部队之外,我们必须从中国撤出一切海军陆战队。最后撤退的目期应该立即决定……我并非要求现在立即开始这一行动,但是我希望在下一个月就着手做。在这段时间内我同意大量减少海军陆战队的力量。中国应宣布要派遣军队到日本去的意图。……

“由于中国具有国内统一的明确的事实,由于美国战斗部队撤走而使龃龉消除,以及由于它的部队参加了驻日盟国占领军因而提高了它的地位,中国到那时就可以将满洲问题提交远东委员会。……

我于2月12日回信给马歇尔说:

“亲爱的马歇尔将军:

“……我很赞同你所提出的试验性的行动。

“关于派遣美军顾问团去中国的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不久就可将一项计划修订完成，他们所提出的方案将送给你,征求你的意见。

“我对你所提出的关于从中国战场撤退军队的建议很感兴趣,并且很愿意知道你对于撤退军队的日期的看法。魏德迈将军最近的报告表明,根据他目前的计划,中国军队运入满洲要到1946年9月1日才能结束，而对这些军队的后勤支援工作要到1946年10月31日才能终止。

“由于中国军队运入华北是要看你所担负的使命的进展情况而定,因此我认为关于这一战场活动阶段的可能日期的情报,到目前为止都是不可靠的,我希望你顺利完成你的使命,以使这种活动无须进行。

“我将以极大的兴趣等候着你的关于从华北撤退海军陆战队的进一步的建议。

“你所提及的关于英国军队驻在印度尼西亚和希腊而引起的事态发展,使我更加迫切地希望，一俟美国军队在执行我国对中国的政策方面已不再必要时,马上从中国撒出。“至于你所谈到的远东委员会与满洲问题的关系，我认为该委员会所能给予满洲形势的唯一实际可行的考虑将在赔款方面,那就是处理日本在满洲的财产。我想你也具有同样的看法。我们认为，远东委员会只应该考虑直接与投降、解除武装和管制日本有关的问题与政策,它的活动范围不应该扩大到带有更普遍的性质的远东问题。

“请允许我再一次对你表示我的信任和崇高的敬意。”和马歇尔一样,我希望他所建立的三人小组会很快地结束中国的内战。这些三人小组就是停战小组,每一个小组都是由一个国民党军官,一个共产党军官和一个来自马歇尔执行部的美国军官所组成的。

为了在中国两方面军队间的停战协定上增加它的影响，马歇尔曾作了三千英里的飞行,跑遍了整个华北,直到内蒙古的边境。他和这个地区的所有的重要司令官谈过话,并向我提出报告说,他能够在这个地区内促使他们普遍了解停战以及为了实现停战而设立这个机构的目的。在延安时,他曾和毛泽东晤谈过。

困难是非常多的,并且有不少仍未得到解决。然而马歇尔认为,他的第一阶段工作已经完成了。中国两党之间已达成了停战协定。彼此之间的猜疑气氛也稍为减轻些了。马歇尔现在要求回华盛顿来和我作一次个人商谈,并作出一个援助中国政府各个部门的计划。我很想看到他,就批准了他的提议。他在回来之前曾就他所见到的形势向我提出了一个详细的报告。他于3月14日抵达华盛顿之后,我曾和他作了好几次长谈。

他告诉我说,就在他离开中国之前,蒋介石最后答应让停战小组进入满洲,而这在以前他是反对的。实际上,马歇尔认为这一情况使他可以暂时离开中国一下,以便在华盛顿着手进行几件在他认为有助于解决中国问题的事。然而,马歇尔离开中国之后,蒋介石对到满洲去的停战小组的权力曾加以极严格的限制,以致他们都无法执行任务。结果,战斗又在满洲的几个地区爆发了,而且还由此蔓延开来。

例如,在4月6日,马歇尔的代表吉勒姆将军报告说,国民党政府当局在沈阳扣留了停战小组中的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在北平还速捕了另外一些人。而且“中国空军”的飞机还在共产党的中心延安城市上空“盘旋”。另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俄国人走了之后立即占领了满洲的重要据点。还有的情况是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军队已经占据了的地方,共产党军队向他们进攻,并把他们赶出去。

马歇尔将军把他逗留在华盛顿的短短几十天时间都花在和政府官员们商谈关于贷款给中国的问题上，以及关于以船只和剩余物资的形式援助中国的问题。他能够取得协议,促使当时储存在中国的剩余物资转交中国,并保证中国可以得到若干小型沿海与内河的船舶。我责令财政部在各方面都和他合作,并达成了一项协议,立即给予中国五亿美元的贷款。什么都办好了,只差中国方面在这个文件上签字。不幸的是,蒋介石的代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坚持要在他签字之前作一些修改。使事情更趋于复杂的是,蒋委员长在同一天在中国发表了一项演说这个演说实际上就是要诉诸武力。财政部认为,如果在中国不能实现政治解决,那么给予贷款就不符合我国的政策,这种看法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他们的看法是对的。

马歇尔将军于4月18日回到了中国,他差不多一落脚就碰上了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指控,说美国飞机轰炸了他们驻在四平街的军队。但是,马歇尔执行部能够证明,这些飞机虽然是美国制造的,却属于国民政府所有。

四、五月间,我一直收到共产党在满洲取得胜利的报告。经过剧烈的战斗之后,他们占领了省会长春,又在没有遇到国民党政府军队的抵抗的情况下占据了满洲的北部工业中心哈尔滨，蒋介石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在满洲实行停战的建议,尽管他显然无法压制他们。敌对行动蔓延到了中国内地，到了汉口附近和南京近郊。

马歇尔的停战小组急忙赶到冲突地区去制止这种趋势,停战命令在某些重要省份生效了。事实上,直到5月下半月马歇尔认为可以将在中国有可能重新实现和平的迹象打电报告诉我的时候,情势才有好转。在这段时期内,蒋介石似乎承认让共产党军队占领满洲的大部分。他不再坚持要收复那些已失去了的城市,他似乎在考虑让马歇尔执行部的三人小组来接管长春,认为这是一个可能实现的折衷方案。当然共产党是不愿意放弃那个重要城市的,他们甚至还不愿意交给中立机构来管理。

这种政策上的显著改变只是一时的,可是,当蒋介石在沈阳和其他重要据点同他的将军们磋商之后,他又重新拾起了早先的老方案。他要求共产党恢复被他们切成好几段的华北的交通线,以示他们的诚意。他又提出问题说,他怀疑马歇尔个人是否准备为共产党的诚意打保票。

马歇尔第一次发出了低沉的调子。

他打电报给我说:“我是在逆时而行,不然的话我是很有希望的。事实上,成功不是建立在谈判问题上,而是建立在战场的发展上。”

只是由于马歇尔的坚持,才找到了一些和平解决的基础,最后,达成了一项在满洲暂时停火的协议。6月7日,双方答应休战十五天,由马歇尔的参谋长拜娄德将军率领的小组到长春去监督停火。

马歇尔写信告诉我说,他希望在这段暂时休战的时期内,取得一个较长期的解决方案。但是两方面似乎都非常不愿意这样做。国民党政府在满洲的司令官一再说,他准备十五天之后立即重新向共产党的阵地进攻。另外一方面,共产党拒绝国民党政府的计划,认为它们全是些过分的要求。不幸的是,蒋介石的建议中有一个建议是,当中国双方无法取得协议时,停战小组中的美国成员应有最后决定权。自然,共产党只是把这个提议看成是指控的根据,说美国是站在国民党方面的,他们不理睬这个计划。

国民党政府的要求是,共产党除了从满洲之外,还应该从华北的某些地区退出,共产党对此也加以拒绝。当国民党政府宣称已把两个军派往这些地区时,马歇尔断言说,“现在我们已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当时有一些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领导人物颇有信心地认为可以在战场上打败共产党,这种估计在马歇尔看来是极端错误的。他认为蒋委员长的军队不但不可能很快地取得胜利,而且失去了这种立即取胜的机会之后,他们会发现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得到苏联支持的共产党。最后,失败的只会是蒋介石–要不然就是美国进行全面的干涉。

但是由于马歇尔的耐心坚持,终于使得共产党接受了国民党政府所提出的给予停战小组的美国成员以决定权的建议，由于消除了这个障碍,谈判才再度显得较有希望。暂时休战延长了十天,以便可以有较长的时间来进行谈判。

在这个时候,由于国会里提出了几个提案而且注明要通过马歇尔感到非常棘手,提案的内容是,不规定以蒋介石与马歇尔将军进行合作作为条件就延长对蒋介石政府的租借法案和给予其他的援助。这是令人伤心的事,并且给马歇尔将军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自然,我不能阻止在国会里谈论这类的话。正如以后几年所一再出现的,中国政府企图从其他方面施加压力来从我国政府取得好处。

每逢一些人在华盛顿或我国其他地方发表演说,号召对蒋介石进行“全力援助”时,中国的“死硬派”便增加了新的信心,并且阻挠马歇尔为和平而进行的努力。接着,共产党自然就把这样的声明说成是美国人两面派的证据。由于我国某些人说话比较随便,马歇尔的伤脑筋的工作就增加许多困难,这些人自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但是他们只是在帮助“死硬派”而已。在中国,反美宣传、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都在有增无已。这些行动一方面是被共产党同时也可以说是被国民党中的极端派所激起的。

7月间,我任命司徒雷登博士–北平燕京大学中的一位美国名教授–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博士是在中国出生的,他的成年时期大半在中国度过。深入了解中国的人不多,受到中国人尊敬的西方人也很少。我认为他对马歇尔是会有很大帮助的。他的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当然会使得同各方面的领袖人物的商谈更加容易些。

但是7月间发生了激烈的和大规模的战争。正如马歇尔报告上所说的:“国民党人责备共产党人在江苏和大同地区发动战争,而共产党人则责备国民党人在江苏、山东和湖北发动战争。”同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开始发动了一个残酷迫害人民中的自由分子的运动。秘密警察把他们中的许多人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昆明有两位教授–民主同盟的盟员–就遭到了暗杀。蒋委员长的态度审慎而镇静。实际上他告诉马歇尔说，一切都会安然无事。然而只要战争继续下去,共产党人是不愿意恢复谈判的。他们对自己军队的控制显然是放松了，7月29日,一些共产党武装人员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小队进行攻击,打死了三个,伤了好几个。

中国事件的变化使我感到头痛。南京国民党的学生团体的反美游行示威,迫害自由人士的残酷的新政策,蒋介石要在战场采取自由行动–所有这些事情说明,国民党中央政府是与我的维护中国和平的努力背道而驰的。

当我阅读马歇尔的报告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都有一些人愿意根据一个和平解决方案来共同工作。但是双方也都有一些极端分子不要谈判,决定要拿武力来解决他们国家的命运。蒋介石委员长自己则似乎介于这两类人之间。在今年春季,他周围的温和派的影响无疑是占了上风,他同意做些让步,尽管还表现出了不十分心甘情愿的样子。然而,现在看来好像是极端的军人集团得势,他不再愿意听取马歇尔的忠告了。在马歇尔的同意之下,我决定亲自向蒋介石发出呼吁。8月10日,我让中国驻美大使将下列信件转交给介石:“自从我派遣马歇尔将军到你处充任我的特使以来我一直在密切地注视着中国的局势。非常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得出结论,他的努力显然是徒劳而无益的。“我确信,马歇尔将军在与你的会谈中，已把美国政府和消息灵通的美国舆论的全面态度和政策正确地反映了出来。

“近数月来,中国政治局势的急剧恶化,已引起美国人民严重的关注。在您的领导之下,美国一直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强大和民主的国家;但是,如果我不把最近的情势发展迫使我得出的结论说出来的话,那我就是不诚实的,这个结论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极端分子的自私利益妨碍了中国人民的愿望。

“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达成协议时，美国曾费扬这是具有远见的走向达成国家统一和民主的步骤。美国对于你们没有以具体措施来实现这些协议所感到的失望，逐渐变成了我们对中国看法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美国,愈来愈多的人认为,鉴于冲突日益扩大,特别是鉴于压制新闻自由和钳制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的趋势日益加强,我们对待中国的全面政策就必须重新加以考虑。人们并没有忽视最近在昆明杀害著名的中国自由主义人士的事件。不管这种残酷杀害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它所导致的结果却是使美国人密切注意中国的局势。人们日益相信,你们是在企图用武力、军事或特务,而不是用民主方法来解决主要的社会问题。

“最近的事件使我们对中国人民和平与民主愿望的信心受到了震动,但是我们的信心并没有破灭。美国政府和人民仍旧坚定地希望帮助中国在真正的民主政府下获得持久和平和经济稳定。然而，人们日益感到，中国人民的愿望遭到了军国主义者和一些反动分子的阻挠，他们不懂得这个时代的自由趋势，而在阻碍着这个国家走向富强康乐。美国人民强烈地反对这种情况。

“除非在和平解决中国国内问题上，确保在短期内有着真正的进展,否则就不能期望美国舆论会继续以无私的态度来对待你们的国家。而且我有对美国人民重新说明和解释美国的立场的必要。“我真诚地希望能在最近的将来，得到阁下的令人鼓舞的好消息,以期促成我们共同宣布的目标。”当蒋介石收到了这封信时,他便邀请马歇尔到他避暑地同他一起住。他没有提到我给他的那封信,只是告诉马歇尔将军说,他认为共产党已决定采取暴力政策。他否认他的政府的行为有任何地方表明他实行一种实力政策,即使是在共产党人改变了态度时也没有这样做。

马歇尔报告说:“目前,蒋委员长似乎已清楚地倾向于把实力政策看成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他又说,他已再度促使蒋委员长注意实行停战为政治协商扫清道路的重要性。马歇尔指出,如果让战火普遍燃烧下去,占便宜的只是共产党。蒋介石在给我的回信中完全把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

“我衷心地感谢您8月10日的来信，从这封信里知道您是真正关怀我国的幸福的。

“自从乔治·马歇尔将军来到中国之后，他便不遗余力地为达成我们的共同目标–中国的和平与民主–而辛勤地工作着。我也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尽管在与他的努力合作之间还有不少的障碍。

“但是要求和平的愿望应该是相互的，而对共产党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放弃以武装夺取政权、推翻政府和建立一个有如目前蔓延于东欧的极权政府的政策。在我国维持和平的最低要求，即是放弃这种政策。共产党在1月间签订协定以后,进攻并占领了东北的长春和山东的德州。在6月停战期间，他们进攻了苏北的徐州、山西的大同和太原。最近几天,他们以徐州和开封为目标,对陇海铁路发动了一次广泛的攻势。

“当然,政府方面的若干下级人员也有错误,但是与共产党方面肆意违反协定的情况相比较,这些错误还是比较小的。政府方面任何时候发现任何错误,我们对犯错误的人总是严惩不贷的。

“我在8月14日对日战争胜利的文告中，宣布了加速扩大政府基础的坚定的政策，并为此邀请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来实现1月30日政治协商会议中所通过的和平建设纲领。我衷心地希望中国共产党会接受我们的观点。政府方面将尽最大的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在我国实现和平与民主。

“我正竭尽全力和马歇尔将军合作，以期实行作为我们共同宣布过的目标的政策。我们的成功必须建立在共产党真诚地响应我们的呼吁上。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我期望能继续得到您的支持。”

我在答复蒋介石的信中,欢迎这种进一步努力来解决中国问题的表示,并希望立即停止武装冲突,以便我们能够帮助中国完成其恢复和重建的任务。

事实上,蒋介石也的确答应要在政治解决方面作进一步的努力。然而,和马歇尔的看法相反,他要在他同意停战之前先达成政治协定。与此同时,共产党发出了一个在他们的地区内动员一切可利用的人力的文告。在共产党看来,这是一种防御措施。而在蒋介石看来,这是共产党侵略意图的明显的证明。僵局似乎是不可打破了。每一方都在指控另一方先发动战争,两方面都不愿意在对方没有放弃在停战期间所取得的任何或全部利益之前停手不打。

马歇尔现在要求两方面坐下来和司徒雷登博士谈谈,以便设法打破僵局。其目的在促使成立一个包括四十个成员的国民政府委员会,这个国民政府委员会将是走向政治统一的第二步。蒋委员长提出了一系列的条件,他说,要他同意停止敌对行动,共产党就必须答应这些条件,在马歇尔看来,政府军队是可以取得一些暂时的胜利以迫使共产党接受这些要求的。马歇尔认为,共产党人是了解到这一点的,因此就设法取得他们可以从局部胜利中获得的一切有利之处。

马歇尔于8月30日向我报告说:“两方面都有一些军事领导人物暗地里持有某种中国式的看法,认为要想有一个可以接受的调整方案,少不了就得打几个月仗。千百万受难的人民在这期间的遭遇被忽视了。苏联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来进行干涉,也被忽视或没有被提到。”

蒋介石自己似乎希望战争继续延长到秋天。他认为共产党必须为定于11月召开的国民大会提出他们的代表候选人名单他把这看作是任何停火谈判的一个条件,他告诉马歇尔说,他打算宣布他希望于10月10日召开的国民政府委员会的第一次正式会议的代表名单。换句话说,他打算至少要把战争继续打到那一天为止。

另一方面,共产党却不愿意着手筹备召开国民政府委员会除非他们得到保证同时采取步骤来停止敌对行动。蒋介石曾于5月里问马歇尔他是否能担保共产党有诚意,8月里周恩来却希望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来保证蒋介石和他的政府的诚意。

9月13日,马歇尔报告说:“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受到两面夹攻。”他们唯一的希望似乎是周恩来和共产党人会认定战争的矛头是在指向他们,因而可能对蒋委员长的要求作最大的让步。10月2日,马歇尔写来三封信,大意是说,他认为他的使命已处于绝境。他请周恩来回来,不要再独自留在上海,但没有成功。他也没有能从蒋介石那边得到任何让步,他现在公开地宜布他要占领张家口。共产党在一个声明中回答说,向张家口进攻将被看作是政府要发动一个无限期内战的信号。因为张家口是政府于6月间同意交给共产党的一个城市。

马歇尔向我报告说,他认为必须向蒋介石提出一个直言无讳的备忘录。在这个报告里他很清楚地说明,他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都不同意。此外,他还进一步列举了他对两方面都不同意之点,然后得出结论说要劝告蒋介石,让他知道,除非立即在停战方面取得达成协议的基础,否则他就要请求结束在中国的使命。早些时候,他曾以同样的坦率语句告诉过共产党,除非他们在报纸和宣传中不再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否则他便将放弃这个调停工作。

在这个时期里,我准备让马歇尔回来。

蒋介石经过劝告之后便对共产党提出了一项建议,虽然这个建议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令人满意。实际上,蒋介石之愿意采取这个步骤,只不过是想不让马歇尔公开宣布调解已归失败而已,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然而,共产党是不会听信蒋委员长的任何主张的,除非他们得到取消对张家口进攻的保证,而且他们还希望能保证恢复1月份达成最初的停战协定时的相互间的车事状态。当然,这就意味着要国民党方面放弃在这段时期里所取得的一切进展,这个条件蒋介石委员长是不会接受的马歇尔这时写信告诉我说,他的结论是,美国政府不能够卷人这个两党以武力来打交道的斗争中去,他再度坚持说,除非首先停火,否则谈判是不会取得成就的。10月5日他报告说,在他看来他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因此,把他召回是合适的。

当蒋委员长听说马歇尔已经提出了结束在中国的调解使命时,他便建议在张家口战役中停火十天,同时关于政治和军事问题的讨论仍在进行。马歇尔一向热切地不放过任何可以导致停战的机会,答应把这个提议转交给共产党。

共产党的回答是,他们同意停火,如果没有时间上的限制的话,他们也同意召开会议,如果议题事先不加以限制的话–这个处境马歇尔是难以摆脱的,因为共产党的协商代表批评美国的政策偏祖于国民党,也即暗指马歇尔本人有偏心。

10月9日,马歇尔亲自跑到上海去劝说周恩来,但是这位共产党领袖的态度非常强硬。他显然是不愿意作任何让步,还怀疑这是蒋介石所授意的,最后,他告诉马歇尔说,他认为美国帮助中国政府是不适当的,他认为马歇尔关于最后的建议向公众所作的解释是歪曲了事实真相的,对共产党是不利的。这种指责使得马歇尔作出了以下的答复,既然他已不再被看成是不偏不倚的,那么他就将从一切谈判中退出来。

这时中国的事态已进人了一个新的局面,马歇尔只是一个关心的旁观者。司徒雷登大使和少数党派的代表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这些少数党派形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中间力量其中像民主同盟和共产党站在一边,而其他一些少数党派像中国青年党,则极力争取独树一帜。这些少数党这时已进入舞台作为调解的临时中心。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没有参加这些会议。然而,这个“第三党”组织却把会议的进展情况告诉他们。周恩来在这些调解者的劝告之下回到了南京,但他这次的来临不幸恰巧碰上蒋委员长久已计划好的台湾之行,共产党把这种行动解释成为故意回避。中央政府的进攻满洲的安东和山东的烟台更增加了共产党的怀疑,同时也打击了“第三党”组织的情绪。而且,蒋介石从台湾回来时又重新提出了他以前的要求,而共产党也再次重申他们过去的拒绝。

与此同时,蒋委员长接受了“第三党”的劝告,答应把国民大会的开会日期延迟三天。这个会议结果在11月15日开会了,但是参加这个会议的非国民党成员只有几个。

共产党把这看成是最后的决裂。在他们看来,政治协商会议在1月里所签订的协议规定了必须在召开国民大会之前组织国民政府委员会,并把政府的权力移交给这个新委员会。中央政府抢先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自然就被共产党看成是对一月协议的最彻底的破坏。

周恩来回延安去了,只留下了少数几个代表,但是在他离开之前,他告诉马歇尔将军说,他预料蒋介石政府不久将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战役来占领延安。周恩来对马歇尔说,这将意味着用谈判方式来取得和平的一切希望全都破灭了。

共产党因此就放弃了谈判。蒋介石似乎很有信心地认为他的军队可以征服共产党。马歇尔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毫不迟疑地向蒋委员长指出,共产党能够打持久战,而当蒋介石的军队想继续占领城市时,共产党能够任意地切断国民党的供应线和交通。

马歇尔提醒蒋委员长说,如果俄国援助共产党,他们的供应线就要比他本人的供应线短得多,而且很不容易受到攻击。他用尽了一切办法企图使蒋介石相信,在一次纯粹的军事冲突中不论目前看来对他多么有利,他将无法获得对这个国家的永久的统治。

尽管对他作了这样的警告,蒋委员长仍旧自行其是。他深信共产党绝没有合作的诚意,只有在军事上打败他们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也没有把其他一些重要的事情加以考虑。例如，马歇尔对他提到了中国不安定的经济状况,对此他说,中国已经习以为常了,事实上是把马歌尔的话顶了回去。

尽管在对前景的看法上存在着这些公开的分歧,蒋委员长仍请求马歇尔留在中国做政府的顾问,马歇尔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他认为,被国民党的极端分子所煽动起来的反美情绪,以及这些人在政府中居于显要的地位,将使任何美国顾问的处境感到困难。

12月28日,马歇尔将军向我提出建议说,如果关于当时正在筹划的谈判的第二次努力归于失败的话,他就应该被召回华盛顿。从他的报告里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甚至在没有作这种努力之前,这种努力就已注定是要失败的了。我决定不等到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再作处理。1月3日,我下令让国务卿召回马歇尔,以商谈关于中国和“其他事务”。

“其他事务”的范围包括整个国务院的活动。因为当他还在横渡太平洋的归途中,我便宣布他做国务卿了。

我派马歇尔将军到中国去是为了设法制止战争,以帮助国民党和共产党签订协定,组织一个联合政府。他建立了一个执行部,战争是暂时被制止了。中国人就在他们之间开始了这些永无休止的、东方式的谈判,只有精通棋艺的能手才能跟得上他们。谈判是这样进行的:一方面提出了一个建议,对方接受了但是附有三个条件;这方面接受了这三个条件,但是却对每个条件又提出另外三个条件。中国人的老办法是要保证万无一失。可是,到1946年战争又爆发了,蒋介石当时就决定要占领华北和满洲。马歇尔将军反对这种主张,魏德迈将军也反对这种主张,但是他不听。我们供给他以装备、金钱和到满洲去的船只，他便将他的受过良好训练的和装备很好的优秀军队运到沈阳去。直到最后大势已去了,他们还留在那里,而且投降了。他们向华北地区作了一系列的延伸的活动,并在有城墙的城市里修筑工事。蒋介石的司令官是很不中用的。他们有一种想依靠筑有城墙的城市的变态心理。他们认为空旷的地区是危险的。空旷地区本是他们应该驻扎的地方。但是他们认为一个有城墙的城市比较妥当;因为他们能够看见人们进来。自然,没有人来，他们就住在城里。共产党切断了他们的交通线,破坏了他们唯一的铁路线;因此对他们说来是不利的。1947年初,马歇尔将军是承认失败了。他说两方面都不愿意执行协议。蒋介石没有倾听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家之一的忠告,他是输给共产党了。

毫无疑问,马歇尔的使命没有能取得他和我所希望得到的成就。战火很快地蔓延到了全中国,直到共产党成了大陆的主人,蒋介石带着残兵败卒逃亡台湾,这场战火方告熄灭。

马歇尔的使命之所以未能获得成功,是由于蒋介石政府得不到中国人民的信仰和支持。蒋委员长的态度和行动和一个1日军阀差不多,他和军阀一样没有能得到人民的爱戴。我毫不怀疑地认为,只要蒋介石稍微迁就些,本是可以达成一项谅解的。我是不相信事后聪明的价值的。我派遣马歇尔将军到中国去这件事做得是否对,是不应该根据某些人现在的认识那样去考虑的。这应该根据在1945年我们所能认识到的去判断。在那个时候,一般人都认为,中国各种不同的势力是能够被说服使这个国家统一起来的。当然,争夺政权的斗争还会继续下去,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国民党政府就不能在这个斗争中取得胜利,正如欧洲的非共产党政府那样,如果它是关心人民和国家的基本需要的话。这在当时看来,还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据我的了解，赫尔利和魏德迈是这样想的,我们的军事和外交专家也是这样想的。而且这些专家中还有人相信,美国能够强迫中国统一一实际上,那就是说,我们能够“强迫他们接受”。当然,持有这种态度的人是不适宜于担任这项工作的。在我心目中马歇尔是最合适的人,因为他有深厚的民主素养,而且真诚地相信要让人民去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他深信应相信人民,不应迷信武力的原则,这个原则不仅可以应用于美国,而且对于任何国家的幸福都是很重要的。

我非常了解马歇尔将军。在参议院国防计划审查委员会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每星期举行例会,从这些频繁的接触中,我对他产生了崇高的敬意,认为他是一个人物,一个杰出的军人。他清楚地懂得我希望在中国所要达到的目的,他完全依照我在他临行时告诉他的政策纲领行事。

马歇尔和我都没有被中国共产党只不过是“土地改革者’这样-种说法所欺骗。马歇尔将军知道他是在和共产党打交道,他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当他于3月里回到华盛顿时,他告诉我说,他们的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曾经很坦白地宣布说,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坚定地相信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和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马歇尔从中国的来信中也指明,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定会得到俄国人的支持。

我也没有为斯大林在波茨坦的谈话所欺骗,他说中国共产党不真正是“道地的”共产党,后来他在给哈里曼的声明中又说,他认为在中国打内战是愚蠢的。我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从事争夺中国的政权已几乎近二十年。我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是想看到中国变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共产主义不受人民大众的欢迎,因为人民的需要,以及人民的呼声,已经得到了满足和回答。

我知道,世界和平不是靠多打几次仗可以获得的。更重要的是,我一向知道,有两片广阔的土地不是任何近代的西方军队所能征服的,那就是俄国和中国。要想以武力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这两个巨大的地区,在过去是愚蠢的,在现在也是愚蠢的!

在1945年和1946年整整两年中,这样的思想甚至还没有表达出来便会遭到美国人民的拒绝。那个时候华盛顿的国会议员同声高喊着要“让青年们回来”,同时,随着成百万的美国士兵被复员站送回国之后,我们在全世界以及中国的影响就越来越小了。

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有机会给中国以经济援助,以恢复这个国家的元气,这样,我们便能够削弱共产党的号召力。但是这样的援助只有当该国秩序安定下来才能给予,同时也只有当该国政府享有足够的威信,能够让人确信这种援助不会落入军阀和奸商的口袋时,援助才会起作用。

自然,蒋介石最后由于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和美国的援助而被打败了,因为他的将军很多都带着由我们的武器所武装起来的军队投到敌人的阵营里去了。只是当这样的投降开始大量出现时,我才决定停止继续把物资运到中国去。

可是,当马歇尔在中国时,取得重大的军事成就的却是中央政府而不是共产党,虽然马歇尔在分析这些胜利时把它们看成是虚假的胜利,并且正确地预言蒋委员长在军事上最后要失败。但是在我看来,国民政府的这种失败主要是由于他们拒绝倾听马歇尔的忠告。

有必要再次说明,马歇尔是去做顾问工作的,不是去做指挥工作的。我派他到中国去不是去干涉那个国家的事务，而是去对那个地方的和平事业提供我们所能提供的帮助。他被派到那里去不是去替蒋介石做工作的。如果马歇尔将军在他的使命中没有取得成果回来,那是因为两党都不是真正地希望按照协议组织一个联合政府来统一中国。

我试图通过马歇尔来实现的解决办法,就是要使蒋介石不需要美国全面的军事干涉而可以拯救他自己的唯一的办法。要给马歇尔的使命以正确和公正的评价,就必须记住,在他出发到中国去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共产党之间就已签订了一个争取国家统一的正式的书面协议。这个协议是以前在赫尔利大使-当时他领导着我们驻在中国的外交使团–的帮助下达成的如果没有这个协议,那我就不会派马歇尔去中国了。我派他去的唯一的目的是帮助实施那个为中国领袖们所乐意接受的方案。我们的本意绝不是将我的意志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