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一词最早出现于1927年上海。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迁至上海。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927年11月，中央在上海建立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直接领导人是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历史上，中央特科在挽救中国革命命运的关键节点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特科”被笼罩上神秘的色彩，成为影视剧作热点。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东北也活跃着一支颇富神秘传奇色彩的特殊革命组织——满洲特科。在身处敌穴、险象环生的斗争历程中，为世人留下了一个个惊险曲折、动人心魄的故事。
满洲特科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和指挥的中央特科派驻东北的分支机构，受中央特科和中共满洲省委双重领导，即在政治上受中共满洲省委指导，在组织上直属中共中央特科。担负着搜集情报，保卫党的机关以及掩护同志、营救同志等重要任务。上世纪20年代，东北正处于国际国内多种矛盾的焦点，也成为国际情报中心。中共中央对于东北地区的工作高度重视，为了及时准确地掌握各方面情况，从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之日起，即筹划成立党领导特务情报组织。
1928年11月上旬，周恩来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回国返沪途中停留沈阳。他一方面传达了六大会议精神以及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并详细听取了满洲省委的工作汇报，另一方面还专程到东三省兵工厂走访，接见了兵工厂的党、团员，深入了解和掌握革命斗争情况。一周后，周恩来回到上海，便决定立即着手满洲特科的筹建工作。1928年底，满洲特科正式成立，直属中央特科领导。
1930年，中央特科正式委派中央特科红队成员蔡伯祥到沈阳组建满洲特科，任特科书记，原中共满洲省委情报工作负责人赵唯刚担任秘书长。依照中央特科的模式，满洲特科的组织机构也分设四科。
第一科是总务科，负责租房子、设立机关等工作。由“善于交际熟悉当地社会情形者，及在社会上已有相当根据之忠实同志”组成，由蔡伯祥具体负责。蔡伯祥的本名为邵达夫，“老蔡”“蔡麻子”都是别人对他的称呼。蔡伯祥毕业于上海一所医科学校，是个医生，曾在上海开过一个小医院，中央特科有人受伤都会到他那里医治。蔡伯祥工作经验丰富，来沈阳后便在城内开设了一家首善医院。为防止宪警特务的盘查，赵唯刚还特意请察哈尔都统汲金纯给蔡伯祥的医院题写了牌匾，以迷惑敌人。
第二科是情报科，负责搜集东北军政机关和日本方面的政治军事情报，掌握敌情。主要由赵唯刚负责。赵唯刚1927年在日本加入共产党，回国后先在沈阳东北兵工厂工作，后又进入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任教官，以教官的身份作掩护。赵唯刚也和蔡伯祥一样，有多个名字和多重身份，曾用名有：赵石羽、石际民、赵国元、扎哈诺夫等。在奉系高层中具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许多奉系军政要人，如杨宇霆、汲金纯、高维岳都与他私交深厚，在蔡伯祥未来沈阳前，赵唯刚利用东北讲武堂教官的身份及各种社会关系搜集了包括军事技术、军事生产计划、产品产量品种、原料来源、军队编制、人员配备、军事装备等大量军事方面情报，并迅速转交给中央特科。
第三科是行动科，负责铲除叛徒，营救同志，相当于中央特科锄奸队。蔡伯祥一方面请求满洲省委挑选忠实勇敢的工人或士兵去上海学习两三个月，由中央特科进行训练以便开展锄奸工作。另一方面，在当地遴选优秀的同志由蔡伯祥进行训练后做“红队”工作。不久，满洲省委从奉天兵工厂和北陵路选出两名同志交给中央特科训练。
第四科是电讯科，负责报务工作。由满洲省委从哈尔滨调派过来一名朝鲜同志负责报务工作。满洲特科在组织上设立四科，由于满洲特科人较少，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一人多能，如负责情报工作的赵唯刚多次为党的同志找铺保、租房子等。
1929年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选派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刘少奇出任第五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7月14日，刘少奇和妻子何宝珍来到奉天（今沈阳市）。他到达奉天后，首先住在一家旅馆里。三天之后与满洲省委接头后，满洲特科将刘少奇安排到南满铁路南侧的工业区惠字78号（今沈河区惠工街四段宏业南里二号），即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学员宿舍居住，并负责刘少奇安全保卫工作。刘少奇当时化名为赵子琪，对外以海军司令部某副官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从刘少奇入住宿舍起，张学良的异姓兄弟、以调查学生中的共产党出名的高胜岳，被派来出任总队长。为此，引起满洲特科高度警备，蔡伯祥对赵唯刚交代：“我们党有位领导同志住在你们那里，要特别注意他的安全，并了解一下，为什么最近高胜岳被派来高等军学研究班当总队长，是不是嗅到了什么。”后经赵唯刚调查了解，得知高胜岳来研究班纯属偶然，原因是他“整人搞内耗”，东北军没地方安排，只好把他安排到这里，蔡伯祥这才放了心。在满洲特科的积极协助下，刘少奇在满洲省委的工作顺利展开。周恩来对满洲特科的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
1930年3月下旬，刘少奇奉命调离满洲省委，党中央派李子芬任满洲省委书记。因贯彻和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对于党员陈尚哲、杜兰亭的被捕，并没有足够重视，也没有采取应急措施。杜、陈二人叛变后，带领敌人大肆搜捕党、团员和群众。4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李子芬、组织部部长丁君羊、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饶漱石、满洲省委秘书长刘若云、共青团中央巡视员邱旭明等19名主要领导人被捕，在沈阳的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只有王永庆一人逃脱，中共满洲省委工作完全陷于瘫痪。当时，在宪警、密探、特务遍布的沈阳城，整个沈阳城被白色恐怖气氛所笼罩。中共满洲省委遭到大破坏的消息根本无法向党中央报告，满洲特科快速行动，蔡伯祥通过特殊渠道及时向中央特科汇报了这一重要情况，党中央十分重视，立即决定让正在上海汇报工作的满洲省委成员廖如愿火速返回沈阳，快速恢复了省委的工作，使本已命悬一线的中共满洲省委转危为安。
中共满洲省委遭破坏后，满洲省委秘书处的重要文件被装在一个柳条包内，于23日转移到了省委印刷所。印刷所由李一雨夫妇负责，是满洲省委的秘密机关。印刷所是租用一个东北军退役旅长的房子，虽然被捕人员都不知道这个地点，但也十分危险，一旦文件落入敌手，对党的危害难以估计。又因为对形势过于恐慌，李一雨夫妇外出躲避，满洲省委派人去取件时已经大门紧锁，无法及时转移文件。4月28日，满洲省委派秘书处秘书张光前配一把钥匙进屋去取，没能成功。之后又派人再次尝试用钥匙开门，结果引起了房东的怀疑。起了疑心的房东随后进屋查看，发现几大柳条包里装的全是文件，连忙追问是谁的东西，当时情况危险，如处理不当，将直接威胁到满洲省委和特科的安全。于是，“抢包”成为满洲特科的当务之急，有着丰富特工经验的蔡伯祥，决定晚上亲自带队去找房东。
晚上，蔡伯祥、赵唯刚等人乘车来到租房处，事先在车上放好了枪、汽油以及厚礼，预备万一谈判不成，便动武抢出文件或放火烧掉文件。不出所料，房东一看有礼物又有钱，还听说赵唯刚是军界的，态度有了好转，立刻愿意归还柳条包。临走时，房东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告诉你朋友，下回可要注意点啊，情况复杂啊！”就这样，一场危机得到了化解，避免党组织遭到更大范围的破坏。同时，满洲特科积极组织营救被捕人员，通过被捕党员丁君羊和王心斋的亲属关系，分别找到国民党中常委丁惟汾和张学良的亲信辽宁教育会长王化一，并促使丁、王二人向张学良疏通关系，设法营救被捕同志。5月，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大”会议，丁登门拜访，请张学良对此案从轻发落。事后，张学良虽未释放他们，但也未按照蒋介石重判。最终，李子芬等大批满洲省委干部，在“九一八”事变后被营救出狱。
1929年3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中的士兵运动给各省委的指示信》。信中说：“在目前党的总的政治路线‘夺取群众’之下，士兵运动，当然不能离开这个原则。我们必须根据这个原则，去做夺取广大士兵群众的工作。”这一指示，对满洲特科在东北军中开展士兵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搜集军事情报，协助满洲省委开展工作，满洲特科多次派人打入东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是张作霖父子执政东北期间创办的综合军事学校，东北军中，上自最高统帅张学良，下至连排长，绝大多数都是从讲武堂毕业的。1930年春，党组织决定派省委秘书处的刘伯刚去那里做兵运工作，赵唯刚以讲武堂教官的身份将刘伯刚安排在“机迫平传习班”（机关枪、迫击炮、平射炮学习班的简称），为官兵们讲授日本语，对外则宣称是学习班班长杨炳森的朋友。刘伯刚经常利用节假日和官兵交谈，一位姓贾的学员是学习班的三个队长之一，自己住一个房间，刘伯刚常去和他聊天，借机宣传革命思想，很快发展了卢透云等四名党员。此外，刘伯刚还常到东陵山林守备队去找士官聊天，但不料引起了他们的怀疑。7月一天，刘伯刚把党的刊物《满洲红旗》带到野外看，不慎被人偷去，因而被捕。赵唯刚和杨炳森得知后，立即到清乡委员会去，找到审判官、书记官，说了不少好话，但因事关重大，谁也不敢放人。回来后，赵唯刚找蔡伯祥研究营救方案，但由于情况特殊，没有营救成功。不过赵唯刚通过给刘伯刚送行李的机会，把他在“机迫平传习班”发展的四名党员的名字记了下来。从此，这四名党员由赵唯刚联系。尽管特科在此次营救人员方面没有取得成功，但在讲武堂的士兵运动并没有遭到破坏。特科还对东北军各旅团派到东北讲武堂学习的士兵做工作，了解东北军各旅团情况。
1930年7月，通过这些士兵，了解到东北军第15旅在中东路战争中有3个团的士兵被苏联俘虏，在苏联受到很好的待遇，许多人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有很好的兵运工作基础。蔡伯祥向中央汇报提出，在这些士兵结束学习后，将“第十五旅三十八团兵士仍然叫他们回籍工作，同时将较好的、较轻伤兵士一二人，一同带入三十八团去当兵，作宣传，同时知道他们，叫他们首先组织兵士联合会。此外，再找第十五旅轻伤兵士一二人仍回十五旅四十三、五十一团去当兵，或者使他们代为找出几个线索出来，我们设法开始去组织他们，将来便使该两团人兵变，而转成红军，作游击战争，组织苏维埃。更使三十八团受该两团的影响而兵变。”卢透云等人回到驻博克图的第38团后，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发展了10余名共产党员，组织了士兵委员会，准备组织暴动。1930年10月，韩源波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接管了士兵工作。根据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决定停止全国搞武装暴动的计划。1931年初，韩源波前往博克图巡视，制止第38团举行武装暴动。赵唯刚帮助其办理了护照证件，不幸韩源波在博克图遇难，满洲特科立即对其住处进行清理，避免更大的损失。
1929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告密，导致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候补委员杨殷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在上海被捕并遭杀害。中央特科行动科曾计划劫囚车营救彭湃等四人，但因国民政府临时更改囚车行程和时间而未能成功。白鑫投向国民政府后，被安置于国民党特工范争波的公馆内暂避。因为他了解很多党的机密，危害极大，党决定必须将这个血债累累的叛徒处决。周恩来亲自到白鑫的住所等地观察现场，结合连日所获情报，经研究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交由中央特科重要成员陈赓负责执行。蔡伯祥在任满洲特科书记之前，曾是中央特科红队有名的神枪手。这次陈赓特地将他调回上海，协助惩办叛徒白鑫。1929年11月11日下午，在陈赓的亲自指挥下，蔡伯祥与红队其他同志在白鑫住所周围埋伏下来。傍晚，白鑫由范争波弟兄等五人陪同，从家门口走向停放汽车的地方，还没来得及上车，就被冲上来的红队队员团团围住。企图夺路而逃的白鑫企图顽抗，最终被蔡伯祥等人击毙在弄堂里。
1930年4月至8月，中央特科派陈赓、钱壮飞等人到天津、沈阳等地进行情报工作。适逢东北党的地方组织遭敌人大肆破坏，对外地来沈人员更是详加盘查。为避开敌人的跟踪和追捕，陈赓等人在蔡伯祥的安排下，分别住在满洲特科成员的家中，陈赓就住在赵唯刚家里。此后，在满洲特科同志的大力协助下，陈赓等人圆满完成了这次情报工作，并将满洲特科的工作情况及时汇报给了中央。1931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幸而钱壮飞等同志及时获取了顾顺章叛变的情报，上海的党的机关才免遭大的破坏。顾顺章叛变前，工作上关系最密切的就是陈赓，因此党安排陈赓立即隐蔽起来，为安全起见，决定派他到天津去。经过周密计划，中央特意调熟悉天津情况的蔡伯祥护送陈赓和陈养山去天津。他们于6月16日离开上海，乘坐中国的船只怕出问题，于是选定一艘开往塘沽的英国货船。货船上乘客稀少，船上只有统舱，男女混杂地挤在一大通铺上，经过四天四夜到达塘沽，又改乘火车，终于抵达天津。蔡伯祥把陈赓等人安排到法租界住下，一切安頓好后随即赶回了沈阳。
满洲特科人员少，存在时间也不长，但能够获得大量重要情报。主要是制定获得情报的策略特别，当时满洲特科情报活动的主要对象是东北军政当局和日本方面的活动，主要采取“打进去，拉进来“的办法，深入敌人的要害部门，获得重要情报，或将敌人机关中可以利用的人争取过来，为我们所用。
满洲特科主要安排人员打入两类机关。一是军事政治机关。如军令厅、秘书厅、军务处、省政府以及日本警察署等。二是警备机关。如宪兵司令部、清乡局、警察厅、侦缉处等。其他次要机关，如电话局、电报局、电灯厂、无线电台、粮秣厂、被服厂、兵工厂、迫击炮厂、航空处、交涉署、财政厅、交通委员会、市政公所、葫芦岛筑港处等，根据工作需要扩展工作范围。1930年中原大战时，满洲特科重点搜集东北军方面的情报。在东北军入关作战之前，满洲特科从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密电处得到可靠消息，详细了解了东北军出兵的目的、军事部署以及出兵的条件。通过对蒋介石、张学良之间的电报人员往来及东北当局内部的分歧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此次东北出兵，表面上虽然帮蒋介石，但绝非彻底的讨伐阎锡山、冯玉祥。这是因为张学良要留下阎、冯二人，以制约蒋介石，今后的局面，仍然是军阀割据”。
满洲特科的重要情报使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及时了解东北局势及军阀战争的进展，并对战后全国的局势作出判断。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就开始了在东北的经营，因此监视和搜集日本在满洲侵略活动的情报是满洲特科一项重要的工作。满洲特科在日本活动最集中的大连专门设立了第二科，并派人打入日本特务荒木与吉平佐卫门集团中，侦查日本侵华的动向和阴谋活动情况。1931年4月20日，满洲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详细报告了日本在东北各地驻军、修建军营、工事、进行的军事训练和增兵情况，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要直接占领满洲“。1931年8月，满洲特科人员在沈阳南满铁路车站等地发现车站的大仓库，本来已经很大了，又扩大了许多；原来是铁丝网围着的，现在用木板围起来，防止外面的人看；周围又搭了很多临时军用帐篷，还挖了不少掩体。从高处往里看，发现里面有很多日本青年在接受军事训练等异常现象。为此，赵唯刚还特地到四平去了一趟，也发现了类似现象，南满铁路的给水塔旁均加了日本岗哨。经过对日本异常现象的分析预测，满洲特科判断作出了日本人要对东北动手了的结论，并及时向中共满洲省委做了汇报。
日本关东军推出原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为伪省长
9月初，赵唯刚又给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打报告，称日本在南满铁路沿线军事活动异常，有近期“动手”现象，提示东北军做好备战准备。这一重要情报虽然没有得到东北军的上层官员的高度重视，却为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正确地把握日本的侵略动向，及时制定反对日本侵略满洲的政策和策略提供了可靠依据，从而及早地向东北民众敲响了抗日的警钟。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于第二天召开常委紧急会议，分析当前东北局势，讨论应对措施，制定了斗争方针、任务、策略和口号，并发表抗日宣言。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联合发表《为日本强占东三省宣言》。同日，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洲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9月21日，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对东北的形势作了进一步分析，更加明确我党的任务，向中共中央报告“九一八事变”的详细经过，制定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之后，满洲省委又陆续发表了多项宣言和决议，严厉抨击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动员民众起来反抗外敌入侵。
从“九一八事变”之后，满洲特科的工作也发生变化，尤其是中共满洲省委撤销后，满洲特科的使命也终结。满洲特科的成员加入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和“觉社”、“东北留日青年会”等共产党外围情报组织，有的还打入日伪组织，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特殊的贡献。特别是在1941年，东北情报组织获得日本不会北上与德国夹击苏联的重要情报，避免苏联分兵，一举扭转德国进攻苏联的战局。1944底，东北国际情报组织“东青救”成功刺探出70万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兵力和火力分布图，导致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仅用24天就摧毁日本关东军，创造了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