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招商人 (二)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盛宣怀

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和他的产业帝国

1884年受命整顿招商局过程中，盛宣怀最终成功地取代了唐、徐二人，坐上了轮船招商局的第一交椅，称“督办”。除却被袁世凯借“丁忧”夺去控制权的五年，盛宣怀一直牢牢掌控着招商局的最高权力，长达三十多年。招商局也由此深深烙上了盛氏个人的印记。

晚清著名诗人、名臣陈宝箴长子陈三立（陈寅恪之父）曾评说：盛宣怀“最受知李文忠公（李鸿章谥号）”，而盛也将李“引为毕生第一知己”，每每以“恩师”、“傅相”称呼之。早年，他曾对李表明心迹：除努力办好轮船、电报之外，“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

这一腔表白都已成为历史事实。在中国近代史上，两人均以“行做大事”和誉毁参半而留名于史籍。二人都勇于任事，在种种“谣啄”中，有勇往直前的魄力与决心，以及为达成目标不惜违背儒家正统伦理的手段。

盛宣怀出身于江苏常州一个官宦世家，其父祖两代皆因科举走上仕途。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其父盛康和李鸿章同效力于湘军幕中，故而有同僚之谊。盛康擅长理财，打得一手好算盘，曾做过胡林翼部队的税收、盐务官，因业绩出色为李鸿章所推崇。

凭借父辈的官场人脉，盛宣怀青年时即入李鸿章幕中。因其机敏、才识和勤勉逐渐为李所赏识。李鸿章也有心对盛进行栽培、磨砺，既交给他创办、主持一系列近代工商业企业的机会，也为他打通官场升迁的途径。在李鸿章的提携下，盛宣怀“行做大事”兼“做高官”，十余年间从一个小小幕僚一路晋升至天津海关道的要职。

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入幕不久的盛宣怀也随之走上晚清的历史舞台。

李鸿章准备筹办招商局时，盛宣怀颇为跃跃欲试。他为之草拟了最早的一份关于如何组建运营轮船公司的《章程》，并多次主动请缨。但在李鸿章看来，二十来岁的盛宣怀虽然“机敏果敢”，在经验、财力和商界资源都不足以肩负招商局一把手的重责。在搭建招商局的“领导班子”时，他只给盛安排一个会办身份——让他代表官方（实为李鸿章的代表）和商人们沟通，兼管漕运和揽载事宜，成为联络官商的关键人物。

在做会办期间，盛宣怀最重要的成就是促成招商局并购旗昌一案。

1876年年底，徐润获知旗昌想出售在华轮运业务，亲自跑到湖北武穴，找正在勘矿的盛宣怀商量。听完徐、唐的一番陈说后，盛宣怀立刻从湖北赶回，和有关人员商谈此事。

据其子盛同颐回忆：盛宣怀先找李鸿章商议，并提出一个筹款方案：由清政府饬令盐商搭购招商局股份792000两，并通饬各藩司、海关道劝谕富商们认股。当时华北持续大旱，饥荒蔓延数省，赈灾是头等大事，李鸿章以“费巨难筹”拒绝了盛宣怀的计划。

盛宣怀并没有因此放弃。他又跑到南京，面见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沈葆桢。沈先以无款拒之。经盛一番“此局关系国防大计、江海利源”的陈说，这位最为关心海防的封疆大吏终被打动。最后，沈葆桢同意从他的藩库里筹银50万两，再由他和李鸿章会同奏请朝廷，由江苏、浙江、江西和湖北各省拨款，把共计100万两的官款存入招商局的账户作为贷款。

和唐、徐等民间商人不同，盛宣怀和官场的联系更为纵横交错。除了被视作李鸿章的心腹外，他和其他晚清重臣、封疆大吏张之洞、沈葆桢、刘坤一等人都有往来。张之洞对盛的才干、见识尤为赏识，从不吝惜溢美之词，称“方今有才思、有魄力、深通西法商务者，惟津海关盛道为最”。相比李鸿章，张之洞觉得缺少一位如盛那般有力的左右臂膀。

1875年因遭王先谦弹劾，盛宣怀离开招商局，奉李鸿章之命前往湖北督办煤铁矿勘探。到1880年，颇有历练的盛宣怀很顺利地创办了另一家重要的洋务企业——中国电报局。

辗转数年之后，盛宣怀终于如愿成为轮船招商局的督办。在写给盛宣怀的信里，李鸿章叮嘱他务必振奋精神，把招商局做成“铁板模样”，“使来者确不可移”，也不辜负自己一片“维持斡旋之苦心”。

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官僚正迅速成长为中国第一代官僚资本家。

较之唐、徐等民间商人，盛宣怀怀抱着更宏大的产业蓝图，也越来越有调动更多资源的能量。从1884年起，他以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这两家企业为基础，创办了一连串近代企业，横跨轮运、电报、纺织、煤炭、钢铁、铁路、金融、教育，打造了一个初具规模的近代中国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1896年是盛宣怀个人大发迹的一年。在张之洞和新任直隶总督王文韶的联合保举下，他被清廷任命为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督办，加授太常寺少卿，同时被授予专折奏事的特权——这意味着盛宣怀成为可以直接和皇帝对话的人物。

当年11月，他向清廷奏议成立“中国银行”（后更名为“中国通商银行”），命招商局从当年余利和历年船险公积金中集股共80万，附入中国银行，成为中国首家银行的最大股东。之后，两家企业在人事和资金上一直保持着极为紧密的特殊关系。招商局的高管长期兼任通商银行总理以及董事长、董事等职务。

同年，盛宣怀从湖广总督张之洞手里接班长期经营不善的汉阳铁厂。他认为铁厂经营的最大问题在于缺煤。为了解决用煤问题，他着手修筑专线铁路并添置铁驳以改善萍乡煤矿的运输条件。为此，招商局向汉阳铁厂投资10万两。此后，招商局频繁向汉阳铁厂、萍乡煤矿两家企业追加投资。

1908年，盛宣怀把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组成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并奏请由“官督商办”转为完全商办。这成为他后期倾注心血、财力最多的事业重心，也是他调动招商局的资源为之贡献最多最大的——截至1908年，招商局对汉冶萍的投资已达101.9万两。

可以说，在中国近代第一家重工业托拉斯——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招商局起了关键作用。

盛宣怀一直非常重视新式教育。创办企业时，他往往会同时创办附设于企业的带有训练班性质的学堂。在披荆斩棘、奋力开拓的过程中，他深深体会到如果缺少相应的新式人才，新式企业将一事无成。

自1872创办以来，轮船招商局常年资助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各大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每年出资2万两白银。其中，还出资承担清廷最早外派留美幼童的费用。

1896年，在盛宣怀的提议下，两江总督刘坤一筹建南洋公学及达成馆。盛氏给予慷慨资助，除个人捐地外，办学所需经费都由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集捐筹办，其中招商局每年捐款6万两。南洋公学后归邮传部，成为当时中国交通系统的最高学府，“规模之宏远，成绩之灿著，卒推本校为东南诸省之冠”。

清末，招商局公学

1896至1909的十余年间，招商局向教育部门正式投资70万两，还不包括其他各种临时性的拨款资助。

此外，招商局在大德榨油公司、江苏铁路、浙江铁路、粤汉铁路都有投资入股。截至1909年，招商局的局外投资高达182万多两。

在盛宣怀构建产业帝国的过程中，招商局源源不断为他新办、承办的煤炭冶金、纺织、电讯、金融的企业“输血”。除了直接的投资附股，还有大量的短期借款以及资产被用作担保抵押以帮助获得来自银行的借款：

1898年，盛宣怀以招商局位于上海外滩的货栈和其他岸边房产做抵押，向礼和洋行借款400万马克，用作萍乡煤矿购买采煤用的机器设备以及铁路铺设。他也经常抽调招商局账上的资金，去帮助解决手中其他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1906年，汉阳铁厂欠招商局16.65万两短期贷款，萍乡煤矿欠下35万两。1913年，汉冶萍公司欠招商局的短期贷款达29.2万两。

这些“腾挪移拿”显然常常是没和商股股东们商量。1890年左右，盛宣怀不顾会办郑观应的反对，把大约30万两银的资金从轮船招商局转给上海机器织布局。由于大量的资金被抽调，招商局常常出现“局款如洗，异常支绌”的局面。

“在盛宣怀掌控的这一些关联企业，招商局基本上是只进不出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虞和平分析说。他把招商局所做的局外投资称为资金关联，“这些企业和招商局并不存在着产业关联。”

“因为这一连串公司都是由他一个人掌控的，他在调动资金上很方便，这有利有弊，一旦中间出现资金链断裂，就会引起整个产业帝国的崩塌。到后来，盛宣怀没有等到那一天，大清帝国就先崩塌了。”

在清末国力衰微、政治乱象频发的最后十多年，盛宣怀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构筑起一个初具规模的产业帝国和财团，几乎创造了一个奇迹。正如人们后来对他所做的评价——“非常之人，于非常之世，成就非常之事”。

1908年，招商局组建中国第一家钢铁煤炭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

随着盛宣怀逐渐成为掌控晚清中国经济命脉的人物，他也成为清廷和各方政治势力争取和拉拢的对象。慈禧太后曾说：“如今看，盛宣怀是不可少之人”；张之洞更称他为“可承上注下，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的中国官场罕有能与之匹敌的人。1900年孙中山在南方策划革命时，也把盛宣怀列进了“新政府内政官员名单”。在孙氏的名单上，盛宣怀是唯一一位清政府高官。

身为一个毕生从事实业的高级官僚，盛宣怀深知经济建设背后之艰险，因而对具有巨大破坏力的社会动荡有着天然的反感和恐惧。在1900年的“庚子国变”中，他联合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等地方督抚们，策划了“东南互保”的抗旨行动，避免了中国最为富庶的半壁江山陷入“拳乱”和西方列强的武装干涉。

盛宣怀的思想始终没有超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义框架。他对康梁的变法不以为然，对孙中山倡导推动的革命更是心怀抵触。毕生心愿是：在社会稳定的大环境里，稳步推进经济和社会建设。

1911年，清廷在朝野各方压力下宣布“预备立宪”。在公布的“皇族内阁”中，盛宣怀被简授为邮传部尚书。上任之后，他立即着手全国范围的铁路修建，并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当年6月，因赎买川汉铁路股份的具体条件与川民僵持不下，激化了矛盾，最终导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继而引发武昌起义。数月间，200多年的满清王朝分崩离析。

辛亥革命爆发后，盛宣怀避乱日本。1912年，他回到上海。

在人生最后的四年里，盛宣怀回归到一个商人的角色。在民初的政治动荡里，他以招商局商股代言人的身份和企图染指招商局的各方政治力量博弈，竭力保全招商局的资产和控制权。

先是孙中山想以招商局资产为抵押向日本银行借款，为新生的南京临时国民政府筹措急需的军饷。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的成果后，则企图再次控制招商局。盛宣怀通过长达半年的角力和董事会选举，成功地让支持自己的股东们占据了董事会的大部分席位。从此，招商局进入了长达10多年的“商办”时期。

1916年4月27日，73岁的盛宣怀病逝于上海。其正室庄夫人为他操办一个极其奢侈风光的葬礼，耗资30万白银，轰动上海滩，似乎要告慰夫君一生为公家操持的辛劳。

在盛宣怀生前死后，有关他的贪腐之说和“富可敌国”在民间广为流传。自1870年代随李鸿章涉足洋务运动起，相关的弹劾便与他如影相随。在李鸿章的保护下，他每一次都能全身而退。

盛宣怀去世后，1920年李鸿章长子李经方作为他的遗嘱执行人，在《申报》公布财产清理结果：总额为银元13493868.855，扣除应偿款及提存各款，各房子孙们可分为11606014.388。这已是经革命“侵渔过半”后的现款数目了，此外，还有大量的土地、股票、房产。

在盛宣怀所创办的一系列“官督商办”企业里，他个人都持有大量商股，并积累起巨大的财富。照“集商股”的规则，这并不违法。早年奉李鸿章之命在湖北开矿失败，盛宣怀个人也蒙受过巨额损失，如他所忿忿地辩称：“他人坐享海关道大俸大禄贻之子孙，我则首先入股冒奇险而成兹数事。公乎？私乎？”

据说，盛宣怀最初持有招商局的股票不多。1883年，徐、唐二人先后出局，当时招商局濒临倒闭，股价大跌。盛宣怀借机大批吃进股票，一跃成为招商局的最大股东。所以，张謇的挚友刘厚生讥讽盛是“非私不谈公”之人。

然而，“公”与“私”的利益交错，官与商的两种身份并举，到后期越来越撕扯着盛宣怀。在晚清纷乱的政局里，他最终不免陷落于“进退失据”之中——为保全自己的财富，在为汉冶萍公司向日本银行借款谈判中留下了“污点”。

公乎？私乎？官乎？商乎？爱国乎？害国乎？

一百年前的盛宣怀之问，今天依然还留下一道让中国企业家、政治家和制度经济学者苦苦思索、未得其解的难题：如何破解政商关系？如何界定产权问题？以及，如何从制度上真正解决国有企业代理人的激励和受监督问题……

赵铁桥

“闯入”的改革者——从赵铁桥到刘鸿生

1930年7月24日上午8点50分，在外滩靠近福州路的轮船招商总局门口，一辆“纳喜牌”轿车缓缓地靠近、停下。

一个国字脸、梳着大背头的壮实男子从车里出来，大步走向招商局大楼的大门。突然空中响起“啪啪”的两声闷响，随后，男子发出痛苦的叫声——“我给人暗杀，我给人暗杀。”随后有人向外滩方向逃去。中枪男子捂住腰部和胸口，鲜血从这两个部位不断地涌流出。在旁人的搀扶下，他进入办公室，随后被送往红十字会医院。

据《申报》的报道，当晚9时，男子因为子弹穿透肝脏，失血过多，心脏停止了跳动。

中枪男子名叫赵铁桥，是南京国民政府派驻轮船招商局的首任总办。暗杀事件的主谋是李鸿章的长孙、招商局主持者之一的李国杰。在赵铁桥对招商局的清理整顿中，李被免去职务，并被夺去了对积余公司的控制权。他于是以重金联络上民初著名的“暗杀大王”王亚樵。恰好王和赵铁桥过往也有恩怨。两人一拍即合，共同策划了这一桩谋杀案。

1933年，长期担任招商局内部审计工作的李孤帆出版《招商局三大案》一书，详细披露他所查获的招商局汉口分局施氏父子舞弊案件、天津分局麦氏父子舞弊案、积余公司李国杰舞弊案。

李孤帆说公开这些内容，目的是为了培养社会公众“对于贪污人员不妥协之精神”，也希望自己的查账方法“能够提供给查处贪污案件时参考”。

从清末宣统年间到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收归国有期间，是招商局企业史上弊病最多、最为人诟病的时期。盛宣怀去世后，招商局被把控在李氏、盛氏和其亲信傅氏三大家族的手里。这些家族后人多为平庸无能的纨绔子弟，借着权力中饱私囊，侵吞局产，地方分局也是如此。致使局内乌烟瘴气，黑幕重重。当时有人尖锐地指出——“招商局者，中国旧式衙门与买办制度之混合组织也。”

此即李孤帆所言：“招商局问题，一整个的中国问题之缩影。”

赵铁桥以一个老同盟会员、职业革命家的勇敢与莽撞，撕开了招商局内部黑幕的口子，并付出了性命。

时隔两年五个月，一位气魄不凡的浓眉男子在四名保镖的护卫下，也踏进了位于外滩9号的“轮船招商总局”大门。

2017年初冬，本刊记者从外滩9号出发，至广东路口右拐，约十分钟的路程走到位于四川中路33号的“创业大楼”。这是一栋外墙呈褐色的旧式钢筋混凝土大楼，底楼为一家老上海风情的餐厅所占据。坐着狭小的老式电梯来到3楼：一间间颇为宽敞的办公用房排列在走道两侧，地面上镶嵌着六角形的白色小地砖。

1931年，上海滩著名的“企业大王”刘鸿生在这块用16万银子买下的地皮上，另耗资86万两建成这栋8层的办公洋楼，他委托上海有名的哈沙德洋行做设计。建成后，他把自己旗下主要企业聚拢到这里，从煤炭、火柴、纺织、码头到新办的银行、保险公司，合并成一个颇具雏形的托拉斯——“刘鸿记帐房”。

刘鸿生

大楼第八层是刘氏公馆的所在，夜晚时分站在顶楼阳台上随意眺望，旧上海滩最繁华的夜景一览无遗。

从1932年11月到1934年2月的两年时间里，刘鸿生频繁地奔走于外滩9号和四川中路33号之间，扛起两家公司的重责。

刘鸿生原籍浙江宁波，生于上海，其父原在温州至上海的海轮上做总账房，不幸中年病逝，家道由此中落。他聪颖好学，靠着奖学金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后因拒绝校方送他出国修神学当牧师的安排，被迫中途辍学。

离开圣约翰大学后，刘鸿生靠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做翻译。后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会长周仰山的帮助下，给英商（河北）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经理当“跑街”。他头脑聪明、腿脚又勤，很快把开平煤销遍上海，自己也靠着佣金积累起一笔财富。3年后，刘鸿生升任英商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买办，后又坐上了开滦矿务总公司买办的位子。

一战爆发后，欧洲强国忙着交战无暇东顾，而战争又使得他们对食品和原料的需要大大增加，这给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带来一个千载难逢的黄金时期。

1920年，刘鸿生在苏州创办鸿生火柴公司，聘用外国技师和留美化学博土生产“洋火柴”。此后十几年间，他不断把触角伸向其他行业领域，又陆续创办水泥、码头、货栈、纺织、搪瓷等企业，成了名副其实的“企业大王”。

一战结束后，洋货倾销卷土重来。刘鸿生认为中国人必须联合起来以自救求生存。在他的号召奔走下，1930年，长江沿岸“裕生”、“燮昌”、“大昌”、“耀华”及杭州“光华”等7家中小火柴厂成立了“大中华火柴公司”，刘被推选为总经理。刘鸿生采用“联华制夷”“产销联营”和同行合作进行市场分割，成立“华中地区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规定产销额度，稳定市场价格，避免同业倾轧。

面对洋商，他采取“联夷制夷”的战术，与美商联合实行产销管理，遏制了日商的“猴子”牌火柴在东北、华北、鲁豫地区的发展，以巩固国产火柴较稳定的销售市场。1930年，“大中华”的产量和销量占到中国火柴的22%，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火柴公司。

1932年秋，南京国民政府对招商局实现国营化后，急需一个精通企业经营管理的人来整顿并重振这家老牌企业的雄风。身负“企业大王”之名、在工商界声望颇高的刘鸿生成了他们眼中的人选。

在宋子文的再三游说下，刘鸿生虽深知招商局“积弊太深”，最终答应出任招商局国营化后的首任总经理。在写给儿子的家信里，他说自己决心“另一肩扛起招商局的任务”，“由于我们政府的支持和我能干的朋友的帮助，我希望达到成功。”

刘鸿生答应出任，也有个人的考量——当时刘氏企业摊子铺得太大，资金链吃紧，他也希望自己的为国效力能换得政府对他的支持。

1932年11月，刘鸿生带着几名自己企业里最能干的下属，踏进了轮船招商总局的大楼。他以“义务任职，不支薪水”出任总经理，当时上海滩报纸称赞他是抱着“牺牲精神”来做事的。

经刘鸿生提议，招商局理事会进行改组，精简人数，增设监事会，扩大了总经理的决策权限。他撤并一批重叠臃肿的机构，对总局和分支都实行裁员；对各业务科室实行聘任制，选用真正有航运、造船和管理经验的专家任职，一批留学生和在洋行当过买办的人员得到了提拔。

颇为突出的，是他对招商局沿袭数十年、弊病丛生的“买办制”开了刀。

买办又称“坐舱”或“总账房”，名义上是外籍船长的翻译，实则包揽了卖票权在内的一切事务，他们挟带捎包，私收运费，并向“茶房”（船上杂务人员）征收押柜、索贿；下面的茶房们又私卖铺位，夹带“黄鱼”，向客人勒索财物。据说，一名买办每年的灰色收入上万。一名内部人士曾说：“凡是做过局长、栈长、坐舱的人，发财致富，不知凡几。”

这些“买办”多是有来头的，或是军政要员的三亲六戚，或是青洪帮里的徒子徒孙。刘鸿生为此专门跑到南京去见宋子文，得到了宋的支持。在一年时间里，他顶着各种压力，终于成功废除“买办制”：责令所有“买办”一律解职，由船长全权负责船上事务，把“茶房”转为正式雇佣的服务生，由招商局付薪水，禁止他们私卖铺位、挟带客货；取消买办卖票权后，各码头设柜售票，乘客们凭票上船。

这一项举措，为招商局一年增加了约百万元的客运收入。

在刘鸿生推行改革期间，招商局的经营状况有所起色：船舶总吨增长迅速，轮运业务得到发展，固定资产总值有所增加。

自然地，他的改革波及了一些人的利益。被端掉饭碗的，就有国民党高官俞飞鹏的小舅子。俞为此曾连写三封信给刘鸿生，示意他手下留情，都被刘以“事关大局”婉拒了。惹得俞十分恼火，公开扬言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除了人事纠纷的困扰，让刘鸿生感到焦头烂额的还有招商局的债务问题。

截至1932年，招商局负债高达1700余万两，折合银元2500万元，仅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就高达200万余元，几近破产的边缘。此外，招商局还需要应付来自政府的各种亏本甚至无偿的公差义务。这使得招商局营业收入大减，亏损越发严重。1934年，国民政府干脆下令：该年度2月之前政府积欠各部队、机关的所有经费一律停止拨付，另案清理。政府之前欠招商局50万余元的应差租金也就不了了之。

刘鸿生为此请求政府拨款3000万元作为招商局清偿旧债和其他应急开支的基金。提案经交通部上呈后被搁置了。为解燃眉之急，他再次求助的款数也从3000万元一路减少到500万，依然没有下文。

政府的援助不能到位，他只得举新债以还旧债，继续向银行、钱庄借款。招商局的财务状况持续恶化：到1934年负债总额为3502.3万元，占到资本总额的59.10%，至1936年6月资产负债率上升到68.09%。

对于刘鸿生的改革，国民政府初期是给过一些支持的，到后期就逐渐变成了牵制。1933年春，交通部改组，俞飞鹏取代朱家骅成为代理的交通部长。他上台后，立刻发布一纸命令：取消招商局的理事会和监事会，重新恢复经理制，归交通部直管。

刘鸿生知道自己身为总经理实际已做不了什么，遂与全体理、监联名辞职。当年2月，他正式离开外滩9号。

这场持续三年之久、初期颇有成效的改革也以半途而废而告终。

学者王双认为，这场改革夭折的关键在于当时国营企业的体制弊端：彼时，交通部门既是招商局的主管部门，又是产权所有者的代表。当企业的改革触及“婆婆”、“老板”的既得利益时，必然会遭到多方掣肘、阻挠。“没有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一个企业尤其是国营企业的改革终究是不可能实现的。”

袁庚

袁庚——改革开放的“试管”和招商局的第二次辉煌

2017年10月，我沿着深圳湾的海岸线，从东段的小沙山出发至渔人码头做了一次海边徒步。

凉爽的海风带着一股咸味，海浪扑打着海滩，不远处的浅海里“生长”着一丛一丛深绿色的小乔木——那是著名的“海岸战士”红树林。远处，连接深圳和香港的跨海大桥在蓝天中划出一条漂亮的直线。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我脚下这一段沙滩是逃往香港的偷渡者选择最多的下海起点：在夜色的掩护下，他们偷偷下海，躲藏在红树丛中，等月亮升起，朝东南方向游去，如果顺利，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据《大逃港》的作者陈秉安披露，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由于大量外逃，宝安县的许多村庄呈现“十室九空”的景象。

“逃港的最主要原因，是饥荒和贫穷。”陈秉安解释说。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农民，也有知青、学生、工人甚至军人。

在宝安县沿海村庄里，出现了一种特殊职业——“捞尸佬”。当时，捞到一具尸体可在生产队里算八个工分。1980年蛇口工业区开建之初，建设者常常在作业时从泥沙中翻出一些白骨——那是溺水的逃港者留下的骸骨。

大规模的逃港，直到1979年以后才发生根本性转变。

1978年6月，61岁的袁庚踏进了香港干诺道西15号14层的大楼。他此行是受时任交通部长叶飞的委托，到香港对招商局的资产和经营状况进行实地调研。

在香港的两个月里，这位干过情报工作的老革命一边和驻港干部们摸底聊天、了解招商局的情况和可能的发展，一边兴致勃勃地研究起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他每天都从报摊买回来一堆报纸阅读，或在街头和便利店老板聊天，没几天就把他们的月入、进货摸得一清二楚。

此时的香港一派繁荣兴旺。自1960年代起，香港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发达富裕的地区之一，和台湾、韩国、新加坡并称为“亚洲四小龙”。

1978年中，红色中国的首都正在释放着一些新的空气——一场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正在进行中。“文革”已到尾声，封锁多年的国门出现了松动的信号。

回到北京后，袁庚向交通部递交一份材料。在《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里，他对招商局未来提出了“立足港澳，背靠全国，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的经营方针，建议冲破束缚，大胆地创办一批中小型现代化交通和其他工业企业，通过银行贷款、试行发行股票、吸收海外游资来解决资金问题，让这些企业实行自负盈亏、面向市场来经营发展。

三天后，《请示》获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当年10月，袁庚被任命为招商局副董事长，在香港全面主持工作。

在跑遍了香港、澳门和宝安县后，袁庚给国务院递交了一份请示，他提出：在香港对岸的广东宝安县设立一个对外工业区，把国内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与港澳、海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结合起来。招商局按照“参照香港特点，照顾国内情况”的原则对工业区进行管理，简化出入境手续，对有关建设、生产的物资进口、产品出口进行免税放行。

1979年1月31日上午，在中南海办公室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听完袁庚的汇报后，审视着香港和周边地区的地图。他接过袁庚递过来的铅笔，在宝安县南头半岛画了一个圈，约有30平方公里，说把这块给你吧。最后，袁庚只要了位于南头半岛南端、约2.14平方公里的蛇口。

这后来成为袁庚总结的“三大遗憾”之首。当年开发蛇口全部靠企业自筹，国家不拨给一分钱，对总资产仅有1.3亿的招商局来说，袁庚感受到了自己的压力。

建设中的蛇口码头

广东省建立出口加工区发展经济的设想，也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和支持，他鼓励他们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

作为内地封闭30年之后的第一个对外开放窗口，蛇口工业区很快引起了世界的好奇与关注：嗅到机会的企业家们一拨一拨地来访、商谈，1981年9月，包括李嘉诚、霍英东在内的“香港超级富豪团”也来拜访蛇口。

他们仍然疑虑重重：担心到内地投资的企业会被没收；担心赚的钱会被没收；担心没法炒掉不满意的工人；也担心许诺的各种优惠政策不能算话……

为了真正打消港商外商们的疑虑，袁庚和他的部下们卖力宣传，学习按国际商业规律来办事，尽量把行政干涉排除在工业区之外：他们以招商局的牌子与合资方在香港签约，让他们受到香港法律的保护，许诺10%的优惠利得税率，如有国家政策改变，由招商局来承担差额……

1980年在香港举行的蛇口工业区招商新闻发布会上，一位来自《明报》的记者向袁庚发问：请问袁先生，你在蛇口搞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场景安静了片刻，袁庚笑着回答：我们共产党搞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为了国富民强。过去因为没搞好，内地很穷。“争论（主义）是无用的，我们不能让人民继续过苦日子。内地已经打开大门，欢迎大家去考察去投资，希望大家看准时机，一同发财。”

在两年里，招商局为蛇口工业区签订下一批合资、独资兴办的企业：制氧厂，海运集装箱公司，钢厂，铝厂，船舶有限公司，船舶油漆公司，饼干厂，饲料厂……

在蛇口，袁庚每做一件事，几乎都是在突破当时受极左思维束缚的观念和制度：打破大锅饭，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工程建设项目实行招标制，并和承包单位订有赏罚合同；用工采取合同制，公开进行招聘……

这些在今天司空见惯的做法，当时无一不是在重重阻碍中突破，并随时可能触犯政治红线。

1980年2月，为了加快码头工程建设速度，袁庚决定打破大锅饭，对工人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工期随后进展得很顺。不久，中央两部委颁布了一个有关奖金的“红头文件”，超额有奖的政策被勒令停止。蛇口工地上再次出现了“磨洋工”的现象。

心急如焚的袁庚于是以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的名义，通过新华社内参向中央上呈调查报告。随后，时任总书记胡耀邦作了亲笔批示：交通部、劳动总局的规定在蛇口可以不实行。不久，工地又再次恢复了之前的忙碌景象。

慢慢地，这些在蛇口实验成功的经验和制度创新，随后逐步推广至全国。蛇口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支“试管”。

1980年代的蛇口改革，既在挑战被意识形态固化的制度和思维，也在打破原有的权力和利益格局。

当蛇口工业区还只是一纸方案时，各种告状信已经飞到北京了，告袁庚“搞资本主义复辟”、“里通外国”、“经营独立王国”、“不务正业”。为了摸清情况，中央部委曾秘密地多次派出工作组，到香港和蛇口调查袁庚和招商局领导班子的“问题”。

风声鹤唳中，被他从招商局抽调到蛇口的干将们接二连三地请辞，他们担心自己犯“政治错误”、不得善终。最后，袁庚不得不自己上场，出头掌管整个蛇口工业区，更加频繁地往来于香港和蛇口之间。

袁庚自己也半是认真半开玩笑地和身边的人说：中国历史上搞改革的，从商鞅、王安石到康有为、梁启超，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大不了我再回秦城监狱。”

1982年春，上海一份颇有影响力的报纸忽然以醒目的标题，刊出一篇《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文章，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深圳经济特区和蛇口。随即，从北京到地方包括香港的报纸、杂志纷纷加以转载、评论。

整个1980年代，对于改革开放、对于经济特区，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不同看法。

在乍暖还寒的政治气候里，袁庚的改革得到了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谷牧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一路上，他们也为蛇口工业区的试验亮起了绿灯。

袁庚在总结蛇口精神时，曾提出了一句刺激人心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考虑到当时社会的接受度，时任办公室主任的熊秉权建议去掉后两句。

这块标语牌之后几次竖起又摘掉。1984年，邓小平同志南下视察蛇口。袁庚特意叮嘱人把这句标语竖立在进入蛇口的路边，得到了“改革总设计师”的点头和赞赏。

当年天安门国庆游行，袁庚又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横幅挂到了参加游行的彩车上，作为蛇口改革开放的精神气质展现在全国人民眼前。后来有媒体评价——这句话当天引起的反响仅次于北大师生打出来的口号——“小平，您好！”

在袁庚的带领下，招商局投资创办了一批带着“蛇口基因”的优质企业。

1987年，招商局创办新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1988年，招商局发起创立平安保险公司，这是新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发起创办的股份制保险公司……

从蛇口激起的水花，也在撞击着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观念。

1988年，在改革最高潮，一桩“蛇口风波”轰动了全国，影响面波及到远在日本、美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也纷纷写信回国参与当时的社会大讨论。

当年1月，知名青年教育专家曲啸、李燕杰等人来蛇口和青年们座谈。他们在演讲中谈到深圳有两种人，既有建设者，也有淘金者。什么是淘金者呢？就是为了个人利益，图深圳的生活好、工资收入高，这个动机是不对的，青年人应该怀着对国家的爱、为特区创业而来。所以，“特区不欢迎淘金者”。

当场，蛇口青年就向教育专家们提出不同观点：有的说老师们说教很空洞，我们到深圳来为什么不能赚钱？有的说淘金者赚钱没有触犯法律，蛇口的一切是淘金者的血汗浇铸；有的干脆说“三位老师的思想在蛇口是没有市场的”。

会后第二天，三位专家撰写了一份《“蛇口座谈会”始末》上呈中央和有关单位领导，认为蛇口青年思想风气在走“邪路”，并点出一位与会青年的姓名。

一场社会大讨论由此爆发。当《人民日报》的记者为此事采访袁庚时，他作出明确表态：一，在蛇口不允许因言治罪，“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二，他非常赞赏一句话：“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他声明：“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对那位被追问姓名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

1984年3月28日，袁庚受邀到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作报告，介绍蛇口工业区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以及给国家改革开放带来的试验作用。第二天，《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刊登报告全文，“蛇口经验”的说法自此经官方盖戳。

这就是中国近四十年改革开放史上著名的“蛇口模式”。

今日蛇口

在主持招商局和蛇口的后期，袁庚也把体制改革的试验推入到更深的水域。

晚年面对媒体时，袁庚竭力淡化他个人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和贡献。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老人颇感欣慰地回忆：在他主政时，蛇口没有发生一起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案件，尽管当时干部们掌管人事权力，经手的资金数额动则以数十亿计。

1993年，75岁的袁庚从招商局掌门人的位置上功成身退。在人生最后23年里，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老人过着近乎隐居的安静生活，很少参加社会活动。

2016年1月31日，袁庚在蛇口病逝，享年99岁。

在他的追悼会上，多位国家领导人献上了花圈，向这位“中国改革的实际操盘手”、百年招商局第二次辉煌的主要缔造者作出了历史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