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帮的商战

作者: 竟陵

洋务运动时期的四大买办分别是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席正甫，其四人之中有三人的命运就与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有牵连，而且这三位是清一色的香山人，时人称为“香山帮”，是轮船招商局早期的战狼天团。其中，郑观应是洋务运动时期的四大买办之一，招商局中“香山帮”的三巨头之一，他的《盛世危言》中就有《商战》上下，专门论商战。

唐廷枢（前排正中）与徐润等（前排左二）等合影

郑氏谈商战之“商”，迥异于重农抑商的“商”，绝非“四民之末”也。《商战》（上）说：古人所谓商，商其所商，非今所谓商也。意指古“商”与今“商”不同，元、明以前，还没有与外洋通商，论本末，以农为本，商为末，通商以后，外重内轻，商人主外，地位变了，重商主义的商与重农主义的商，本末已转换。

重商主义基于人性好利，“孔孟之常经”辨义利，却不排斥利。《四书》“罕言利”，而《五经》多言之，汉儒尊《五经》，宋儒重《四书》，可见秦汉以前，儒也不忌讳言利，宋明以后，儒不言利而止于义，以义利之辨治内，以华夷之辨治外，治得中国内弱外衰，所以，南宋就有主张以利复兴中国者。南宋时期，浙东学派兴起，就有一种重商气象。其学可分三支，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他们从利入手，自作主张。

近人谈“商战”，最早见于曾国藩的《复毛寄云中丞》一信，信中说：秦从商鞅开始，就以“耕战”二字立国，法令多如牛毛，国祚不永；当今西洋各国，以“商战”二字立国，法令更密于牛毛，断无能长久之理。

“商战”、“耕战”并提，是说秦国与西洋都以战立国，以法治国，法令多如牛毛，区别仅在于重农或重商而已，而且从秦朝速亡，推测到西洋也难以持久。曾氏此论，不是从商业上立论，而是以国策论。但曾氏也仅见于国策，而无知国体也。其未知国体有所不同，国策之属性及效果亦自迥异。

由此可见，曾氏仅以“商战”一词论列强，而非主张“商战”者。

商的重要性，在重商主义里，被提到了“战”的高度。战，对于国家而言，是命运攸关的大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祭祀，宗法社会，拥有祭祀权，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戎”为战争，以战立国，确保国家安全。然，兵戎相见，为生死战，有阶段性，乃不得已而为之，耕战之“耕”，就是为此准备的，虽备战备荒，但其本身，尚未进入战争，仅为战争提供给养和战士。

《盛世危言》中有《商战》上下

而商战之“商”，则因其于国际贸易中不可避免的国家利益之争，而不得不以和平的姿态——商业的方式，通过“百姓日用”进行间接的战争，且经常性的商战之利，实优于兵战。兵战是商战受阻后，国与国之间的最后的决战。

因此，郑观应“以商立国”的方针里，并非是在单纯强调发展商业。在赵靖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里，郑观应所提出的“商战”领域内容广泛，有诸如：鸦片站、洋布战、零星货物战、矿物战、洋钱战等，囊括了国民经济的十个领域，以此论商战，颇有国民经济总体战的味道。

当初李鸿章筹建轮船招商局时候，唐廷枢和徐润已经是名望很高的买办。进入招商局之前，他们两个都已经给各自的外国洋行东主在中国打下了“大好江山”。李鸿章一召唤他们。他们可以放弃洋行优厚的待遇，而投奔草创中的招商局。他们此举或许真有点是为了“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唐廷枢

唐、徐二人进入招商局之后，听从盛宣怀官督商办的建议，打开门庭，广招商股。轮船招商局公开招股募资，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成立后，当即在长江航运中与洋商大打出手。当时，势力最大的轮船公司是美国的旗昌洋行、英国太古洋行。这旗昌洋行曾看重徐润，高薪聘请他。只不过，徐润最终决定投奔招商局。

作为具有近代特征的中国第一家大型轮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在1873-1883 年当中，由香山籍买办商人唐廷枢、徐润负责主持局务，确立起具有近代特征的运营模式：面向社会招募股份，实资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组建各口岸分支机构，拓展航线，扩大营运范围；把握有利时机兼并外商在华航运公司，快速壮大企业规模，企业“商办”特性显著。

1883 年之后，徐润、唐廷枢相继离开招商局，盛宣怀受朝廷之命全面接管企业的经营管理。盛宣怀入主轮船招商局之后，改弦易辙，对企业制度和经营管理进行了大的调整，基本废弃了唐、徐时期的企业经营模式，官方对企业的行政干预越来越多，官权日重。

说回商战上面，当时长江航运大战中，招商局有李鸿章撑腰，又有唐、徐二人合力经营。无论政策上还是经营上，都给外国洋行造成极大的竞争压力。就算两大洋行联手订立“齐价合同”，也无济于事。两大洋行的股票价值不断缩水。最终，旗昌洋行的股东会决定退出航运业，把公司专卖给轮船招商局。自此，招商局规模得到扩大而威势日盛。

徐润

香山帮在招商局一时气势如虹，徐润又与唐廷枢还一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打破了外商对保险业的垄断，使招商局所属船只和其他中国船只也能享受到近代保险业的好处，并从中获取了丰厚利润。当招商局资金周转遇到困难时，也是由徐润出面，利用在上海商界多年的旧关系，为招商局通融资金，使招商局一次次渡过难关。

唐、徐二人最值得称道的恐怕就是让轮船招商局进入辉煌时期。此后他们二人的命运却从此坎坷悲情。在轮船招商局经营得红红火火之前，他们已经认识到官督商办体制的缺陷，只是当时草创期间，官商两者互相需要而利益一致，体制矛盾为成为主线。

然而，作为民间资本的代言人，唐廷枢、徐润深知官权若不加限制，干预太多，必然会影响企业的商业化运营，因此企业章程中明确指出，“惟事属商办，似宜俯照买卖常规，庶易遵守。兹局内即拟公举商董数人，协同商总料理，其余司事人等，必须认真选充，不得人浮于事，请免添派委员，并拟除去文案、书写、听差等名目，以节靡费”。限制官方对企业的过多干预，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这一阶段轮船招商局企业制度呈现出明显的“商办”特征，成为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的“样本”。

徐润、唐廷枢相继离开招商局之后，盛宣怀接手全面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轮船招商局虽然在形式上并没有改变“官为扶持，商为承办”的官督商办体制，但实质上企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盛宣怀主持制定了新的企业管理制度《企业用人理财章程》，轮船招商局由“专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会办三四人应由督办察度商情，秉公保荐”，三年一任；“各分局总办皆称董事，得力而无亏空者酌量留用”；“各局司事由各局董事自行选用”；“得力董事必须优给花红，不得力者亦须随时惩撤”；“如旧人不用者，或荐来人员不得力而撤退者，造谣惑众，请发交督办明白禀复”加以处置。新的企业制度大大扩展了督办的权力。

督办是由官方指定的专派大员，之前每百股举一商董，于众董之中推一总董的制度安排被废除。企业会办（即副总董）也不再依照所据股权情况选举产生，改为由督办保荐。招商局下属各分局，也都由督办认为得力的人员控制。各分局总办，不再实行以往由董事会公议决定选派的程序，而由督办根据他是否得力来酌量留用，企业经营人员存“董事”之名而去其实。在大权独揽的督办体制下，盛宣怀又在招商局总局平行设立了揽载、运漕、银钱、保险、修验、煤料、翻译、案牍八股，每股负责人称为帮办董事，也完全由盛宣怀任免。企业组织结构最终形成以督办为首的垂直权力网。

香山帮的唐廷枢、徐润主持轮船招商局局务之时，在企业筹集资金方面，注重招收商股，吸纳民间资本。唐、徐除自身投资入股外，还联系众多亲朋好友，投资入股轮船招商局。一年之内轮船招商局招股40 多万两，资本筹集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招商局召开股东会议，重订入股章程，决定继续招收新股。在1881 年招商局招足100 万两之后，由于营业较为顺利，股票面值达200 万两，升值达200%以上。1882 年招商局决定另招新股100 万两。

在招收新股过程中，对老股东实行了一些优惠措施，规定凡持有百两旧股者，每股只需再交银80 两，便可以领到一张百两的新股票，到1883 年，新股100万两已收足，招商局股份银（即资本额）总共达到200 万两。此外，招商局重视在南洋华侨及华裔商人中吸收投资者。然而，在1885-1895 年期间，招商局一改过去对外公开招募股份的筹集资金办法，再没有对外召集股份，商人股份在官督商办股份公司中的比重有所降低，而官方款项和外国借款在官督商办公司总资产中的比例明显上升。

对照《徐愚斋自叙年谱》与《盛宣怀年谱长编》，可以看出，企业督办盛宣怀入主轮船招商局后，企业资本构成出现了大幅度变动。首先是以唐廷枢、徐润二人为突破口，破除了他们控股企业的格局。督办盛宣怀借唐、徐挪欠企业公款之机，迫使唐廷枢以其“轮船股份八百股作抵”清偿“银元七万七千”余两，徐润则交出轮船招商局830 股股票，抵偿所欠银88000 多两。唐廷枢、徐润离局，损伤了其他商人投资的积极性，通过他们联系而获得的买办资本次第以提款、下股(撤退)的形式退出企业。

1873年的轮船招商公局股票

莱特在《商埠志》中也指出，近年以来，公司(指招商局)的所有权起了某些变化。当其成立时，股票的75%至85%为中85国商人所有。但中国官吏不断地购买股票。到目前为止，他们像以前商人一样地控制了该企业的大部分权益。轮船招商局的“商办”局面被打破。1885-1895 年期间，轮船招商局各种抽提资金的活动接连不断，外流资金的数额增长明显。招商局资金外流项目多、金额大，资金集中于投资和借款两大部分，所投资金回款周期较长，同时，企业投资范围涉及当时洋务民用企业的煤、纺织等主要行业，和企业督办盛宣怀所主持的企业紧密相关。

等到轮船招商局上了轨道之后，唐、徐二人联合新入局的郑观应上书李鸿章，要求将轮船招商局民营化。这一联名书就成了官商决裂的导火索。而盛宣怀就抓住这次机会，从背后中伤唐、徐二人，从此夺得招商局大权，深得李鸿章赏识而又是官督商办发起者的盛宣怀把轮船招商局变成国营色彩浓厚的企业。

唐廷枢与徐润被赶出招商局的遭遇，应了“狡兔死，走狗烹”的寓言。唐廷枢逝于1892年，据当时人称，“身后萧条，子嗣靡依，未能稍食其报。”也就是说，他没有给子孙留下什么财产。徐润逝于1911年，所积累的财富也不过万两。

唐、徐经营招商局的初期，他们的重要对手就是郑观应。就在旗昌被击溃的1877年，郑观应与太古的合同到期，唐廷枢竭力拉拢郑观应入局，太古方面出价挽留。郑观应考虑再三，还是继续帮太古打工五年。

就因为这样，招商局看在郑观应的份上，太古才能和轮船招商局签订垄断合同。当郑观应再次到了合同期满的时候，李鸿章亲自出马，向朝廷说尽郑观应的好话。得到朝廷和李鸿章如此重视的郑观应感激涕零。然后，唐廷枢、徐润和盛宣怀三人轮番上阵，劝说郑观应入局。

其实郑观应一早就看出招商局“官督商办”的体制弊端。他知道进入招商局后肯定难展拳脚，一来地位不及唐徐二人，二来官督商办，事事或有官府掣肘。但最后，郑观应或许是出于民族主义情绪而转投招商局。他的理由是“我国无轮船往来各通商口岸，更为外人所欺辱”。

三大买办先后都毅然告别优厚而且能够世袭的洋行生涯，转而为朝廷所用。这当时商界堪称奇事一桩。当时的招商局可谓已经处于了巅峰时刻。只是后来，民营化联名书一事，盛宣怀夺权，唐、徐二人出局。郑观应与盛宣怀是好朋友，积极辅助盛宣怀。只是，体制的弊端不是其二人的才智所能消除的。自此，轮船招商局再无唐、徐二人时期的辉煌。

在招商局期间，徐润还力主营造更多的码头栈房，使招商局的码头从最初的天津、上海两处，扩大至牛庄、烟台、厦门、福州、广州、香港、汕头、宁波、镇江、九江、汉口等多处。特别是在上海，在原来的浦东码头之外，由于徐润的倡导，增修了金利源码头，附设三层楼栈房，扩充了泊位，方便了运输。

徐润早年他供职于洋行，从学徒做到买办，积累了巨额财富。洋务运动期间，他受到李鸿章垂青，领衔兴办实业并资助留美幼童，在中国近代航运、采矿、外贸、保险和留学等领域均有影响。19世纪70年代以后，他开始涉足房地产，投资经历之丰富，经营状况之起伏，在近代中国堪称罕见。

鸦片战争后，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并逐渐成为近代中国东南沿海最大的外贸港口。之后，由于租界设立和周边战乱等原因，上海人口大量增加。据统计，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上海开埠时仅有人口27万，到1910年（宣统二年）已逾百万，增长近4倍。

1872-1883年间，招商局的经营航线

然而，上海地狭人密，住房供应严重短缺。1860年（咸丰十年）前后，“华人约七万有余”，而上海租界外只有“华屋八千七百四十宅”。（徐润《上海杂记》）在住房需求激增、外贸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中外商人纷纷到此投资，上海的房地产交易量不断攀升，价格持续上涨。原每亩百余两的土地，由于争相购买，“加至四五倍不止”。（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由于租界引入西方市政管理制度，居住环境比华界舒适，时人多以在租界购房置产为荣，这就进一步刺激了上海租界住房价格的攀升。徐润也加入了置地行列。

1852年，徐润告别广东老家，进入上海宝顺洋行学艺。就在这一年，洋行大班韦伯任满回国，临行前告诉继任者：“上海市面此后必大……扬子江路至十六铺地场最妙，此外则南京、河南、福州、四川等路可以接通，新老北门直北至美租界各段地基，尔尽可有一文置一文。”这启发了在旁侍候的徐润对房地产业造富潜力的认识。

随着在洋行里职务的提升和佣金的增多，徐润有了一些积蓄，开始投资房地产。不过由于财力单薄，此时他主要还是与别人合买。先是与他伯父徐钰亭以48000两银子合购余庆里地产。又与人“合买二摆渡地方吴宅一所，计地基十亩，价银三万一千两”。1863年，徐钰亭见太平军多次逼近上海，时局不稳，打算卖掉余庆里地产，徐润认为上海百业振兴，万商咸集，地价将日益腾贵，竭力劝阻。事后证明，徐润是很有远见的。

1868年（同治七年），徐润离开宝顺洋行，开始独立经商。19世纪后期，茶叶作为中国主要出口产品之一，深受欧美顾客欢迎。他抓住这一机遇，创办多家茶栈，其中宝源祥茶栈逐渐成为上海地区最大的茶叶出口供应商。他由此赚取了丰厚的本钱，并开始摆脱合作模式，独立进军房地产市场。至1883年（光绪九年），徐润投在房地产的资金已达二百多万两。其名下拥有未建土地2900多亩，在已建房的320亩土地上，建成房屋两千余间，总市值达到350万两，较其投资之时增值57%，每年可收租金12万两，出租收益率达6%。无论从投资总额，还是物业拥有量，抑或是增值程度，徐润都算是晚清上海的“地产大王”。

房地产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徐润的资金实力虽然丰厚，但仍不足以购进如此多的地皮和房屋。徐润的计划是以创办宝源祥房产公司的名义，“招股合办，每股本银十两，集四百万两之大公司，先收股本二百万”（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英商顾林对此计划很感兴趣，提出将自己在伦敦的房产作抵押，得银200万两，20年为期，以4.5%的年息贷款给徐润，作为创办公司的股本。徐润颇为感动，在顾林回国筹资之时，以白银万两相赠。

然而，顾林回国后身患癫痫，继而音讯全无，招股融资的计划就此落空。顾林的爽约，令徐润深感招股合营容易受骗。此后，他不再利用外来投资者均沾利益和共担风险的方式，转而采取个人关系和信誉运作，以自有房产作抵押，贷款开发新的房产项目，再拿这批新项目作为抵押，进行新一轮借贷。通过这种滚动式操作，他先后从22家钱庄贷款100多万两。

此外，徐润在轮船招商局、茶业公所等企业均有股份。他将部分自有股票拿出来作抵押，贷银40多万两，就此将其他产业纳入宝源祥房产公司的资金链。

为了尽可能多地吸纳资金，徐润不惜将洋行房产抵款70多万两，存户款（类似于其他行业客户的预付款）30万两也绑缚在其房地产经营的战车上。经过多方腾挪，宝源祥房产公司筹资共250多万两。事实上，这些全是债务。不难看出，宝源祥房产公司的创办是粗放的，其筹资渠道有缺陷。一是没能建立股份合作模式，只能独立出资，独自承担风险。二是宁可借高利贷也不愿稀释股份，造成高达70%的负债率。这种滚雪球式的资金操作之所以收益较高，得益于徐润敏锐的市场眼光和内幕信息的获取。然而，一旦市场环境突变，他将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

1883年，中法交恶。法国舰队封锁上海港，盘查进出船只，并扬言要炮轰江南制造总局。两江总督曾国荃则制订了沉船锁江的防御计划。双方剑拔弩张，局势异常凶险。港口封锁，外贸停滞，直接导致银根趋紧。许多钱庄票号因收不回贷款，被迫破产；许多企业因货款不能及时结算，无力偿还贷款。

人心惶惶，大量居民外逃，上海本埠的消费和投资额锐减，加之国内水旱灾害导致的购买力下降，致使百业凋敝。这一颓势很快就蔓延到了房地产业。22家钱庄一同上门要债，令徐润难以招架。资金同样紧张的他恳请众钱庄将欠债转为宝源祥房产公司的股份。然而此时钱庄老板们最需要的不是房子，而是周转资金。金融危机导致价格虚高的上海房地产市场从热络瞬间变得冷清，宝源祥房产公司的投资价值荡然无存。无奈之下，双方只得各让一步，议定在两年之内清偿欠款。

为了还债，徐润别无选择，只有贱价出让所持有的资产。他先后低价变卖了多处房产，按时价计，亏损达八九十万两。此外，还卖掉了全部尚未建房的土地。由于当初拒绝合股经营，他成了投资风险的唯一承担者。而那些钱庄、存户，在拿到徐润归还的欠款后，几乎毫发未损。

钱庄的集体撤资，导致宝源祥房产公司的破产。此前徐润抵押轮船招商局股票贷款的事被曝光，与其素有利益纠葛的招商局监督盛宣怀借机发难。最终，盛宣怀不仅迫使徐润贱价出售房产来抵债，还趁机将徐润赶出了招商局。

1883年上海金融危机，使徐润近二十年房地产投资积累的财富大幅贬值。同年，“红顶商人”胡雪岩也遭遇了同样问题。然而与胡雪岩的一蹶不振不同，徐润没有气馁，而是改弦更张，东山再起。

卖掉了上海的大多数房产后，徐润离沪北上，全力投入开平煤矿的经营。但他仍在关注房地产市场的起伏。危机过后，沿海城市的房地产业复苏。鉴于上海投资的教训，他放弃了借贷投资的方式，而是以变卖金银首饰、古玩字画所得作为资本金，步步为营，稳健发展。他以6万两银子低价购进天津、滦州、北戴河等一千八九百亩土地，炒高后卖掉其中一部分，获利二三十万两，另一部分建房出租，利润颇丰。

1901年以后，天津城市化步伐加快，房地产价格攀升，徐润获利骤增。然而，随着身体的衰老，他的进取心逐渐减退，不复当年“地产大王”之勇。1905年底，招商局总办杨士琦调京，袁世凯又委任徐润为代理总办。徐润确也卖力，把局内的香港、广东股东拉到袁世凯一边，以削弱盛宣怀的势力。他本想借袁世凯之力再起，但任代理总办还不到一年，又突然被袁以办理财务“失算良多”为由免了职。

盛宣怀

在官督商办的招商局中，徐润作为商股的代表是无法与“官”权相抗衡的，因此他“有怀莫白，徒叹奈何”，不得不接受指责，不敢恋战。从此，徐润完全脱离了与他有着３０余年密切关系的招商局。买办出身的徐润成也地产，败也地产。徐润之败，败在摊子太大，资金链条太长，危机时缺乏应对能力。在19世纪后期中国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在金融危机冲击和官僚、外商的双重挤压下，他无力抵挡，举步维艰。徐润房地产投资的教训值得反思。

四大买办之三人的运势跌荡真是令人为之唏嘘，而终生恪守买办身份的席正甫，他的家族枝繁叶茂，富贵百年。从1874年起，席氏家族世袭汇丰大买办的位置前后长达55年。到了民国时期，席家与国民政府显要和上海望族关系十分复杂亲密。席家很像两晋时期的那些门阀，名字在金融界响当当，是金融界的门阀。1949年之后，席家子弟大多随外资银行退出大陆，他们投资的地产和实业股份也全数消失。

招商局的第一任总办唐廷枢，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商战大师。1892年，60岁的唐廷枢在天津病逝，十三国的驻津领事馆在公祭日下半旗志哀，李鸿章亲自主持葬礼，唐山百姓为他建立“唐公祠”。一个人，能赢得国内国外、官僚与百姓的一致认可，有如此大的交集，足见，他不是一个打嘴仗而是一个做实事的人。

但凡遇到麻烦，众人挑毛病的多，提建议的少，以实际行动帮助改善的就算凤毛麟角。唐廷枢便是凤毛麟角之一。  唐廷枢逝世时，上海《北华捷报》发表文章，称“他的死，对外国人和对中国人一样，都是一个持久的损失”。李鸿章夸他“胸有成竹”，丁日昌称颂他“才识练达，器宇宏深”。

晚清士大夫们认为，泰西各国商务的盛衰关乎国运，所以军民同心，利之所在，全力赴之。始而海滨，继而腹地，既蚀人之资财，并据人之形势，盘踞已久，便更加为所欲为。古之侵人国也，必费财而后辟土；西人之侵人国也，既辟土而又生财。因此建议：夫轮船招商，坚壁清野之策也，外洋贸易，直捣中坚之策也。“坚壁清野”，“直捣中坚”，都是战术，看来，他已经把商业战争化了。

后来，“实业救国”的口号，就从商战思想中产生。差别在于，商战思想还带有帝王学的背景，是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观念向商业领域的延伸，而实业救国，则纯然一商人以企业为本位的理想。商人藉此摆脱了行商坐贾的传统形态，非以民之末流，而以民之纲要、国之枢纽确立商人新形象。

商战，以市场为战场，虽然国家成为商战主体，但商战也会超越国家利益，因为市场毕竟大于国家。所谓大，不仅在于市场外部格局的全球化，更由于其内在本质的自由化。郑氏仅以一句“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是言不及此的。他注意到了贸易全球化，却未知还有自由化，他从来没有想过市场大于国家，可以取代天下。天下空洞化，市场把它充实了，天下模糊化，市场使它清晰了。

在市场里，商战取代兵战，商战之士取代耕战之士，很有点“赳赳武夫，王之爪牙”的味道，成为王权主义与国家主义纠结的洋务战士，以其“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而被重商主义的洋务派奉为国之利器。

郑观应

倡导商战，以全球化论之，是外争国权，由此而兴起民族主义；以自由化言之，是以商权争民权，因此，“商战”思想，实为中国近代民族、民主思想之滥觞，处于重商主义的发展阶段。

郑观应以后，商战思想已普及为社会思潮，据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指出，提出商战思想的25位代表人物中，仅有郑观应、鄢廷煇两人纯为商人，其余均来自科举制出身的传统士人。由此可见，商战思想，已在传统士人当中引起共鸣，他们以传统来回应。

晚清，列强环伺，刺激了商战，对于商战的回应产生了重商思想。然而，思想的来源及其思维方式，都来自中国传统，乃传统的本能反应。受了外来刺激，他们不约而同，用传统来回应。有人向郑观应问到：“书中皆言时务，何以首列《道器》”？郑回答说：所变者为器而非道，乃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

但他坚信中国传统思维的对立统一，不管“权术”与“常经”性质怎样不同，“富强”与“孔孟”有多么不合，只要入其范式，对立性就自然消解了。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事实是，作为“富强之权术”的资本主义，与作为“孔孟之常经”的儒教，很难以制度化的方式同构，以重商主义回应，则有可能出现儒教资本主义。

明清之际，浙东学派以黄宗羲为代表，也主张“农商皆本”，以商立国。其时，重商主义遍及全球，于浙东沿海，西人扬帆东来，其地得风气先，与之互动，而为我国重商主义之渊薮。至晚清嘉道时，林、龚、魏等都已具备商战眼光，有富民思想，如林则徐奏稿所言，华民莫不垂涎夷商获利之厚，只是因海禁，“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眼看着“利薮”转归外夷。魏源之于商战，除了对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还有对内“缓本急标”说，他在《圣武记》卷十四中谈到，农可暂缓，商战尤急，他不谈本末，而言“缓急”，是想以兵贵神速入商战？

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皆败北，割地，赔款，开商埠，元气大伤，门户大开，除英、法外，美、俄接踵而来，欧美诸国若西、葡、德、意、荷、比、挪威、瑞典、丹麦、秘鲁、巴西、阿根廷，以至于日本，均仿照英、法商约而略为变通。

五口通商后，中国贸易顺差并未改变，而且还有意外的增长，至同治时期，竟然出现了所谓“中兴”局面，所以，那时中国的洋务派们，对商战也信心满满。更何况，两次战败，朝廷虽感屈辱，却也吃下了定心丸，如徐继畬说：夷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并无攻城掠地割据疆土之意，所欲得者，中国著名之码头，以便售贾其货耳。

西人兵商合一，以商战为本，因此，中国也要“寓兵于商”，“商之所至，随之以兵，商之与兵，合为一事”，以公司轮船为兵船，船长即兵官，水手即战士，无事则行海载货，以商财养兵，有事则战于海上，以兵力护商。

无亡国之危，无易代之忧，惟商战是求，况且这是一个需要商战，并产生了商战之士——买办阶层的时代。对于这一新兴阶层，以国士待之，即为商战之士，如郑观应本人，也是买办出身。学者汪敬虞说，从1865年开始，花了约30年时间，中国社会共形成买办资本，大致在4000万两以上，很显然，五口通商后，买办成了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显示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

过去，一般认为，买办收入主要来自佣金，可汪敬虞指出，洋行与买办之间，起初没有佣金制，由洋行支付固定工资。186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设立佣金制。最初的佣金，一般为2%，其后下降，至1860年代后期，有的已下降到1%，到了1890年代初，则进一步下降为 0.5%以至0.25%。从1865-1894年的30年中，贸易总额累计为49亿两。30年间，佣金的数额按最高的比例计算，即使全部进出口贸易都经买办之手，并且都抽取佣金，也不到1亿两；如按最低比例计算，不过1200万多两。此数目，显然不足以构成买办暴富的主要部分。汪敬虞认为，买办自营商业成为暴富的主要途径。

通过自办企业，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中国最早一批民族企业，即由买办资本转化而来。仅抽佣金，买办哪能成为商战之士？一旦自营起来，其资本运动就有了独立属性，虽然他还在效法他原来的主人——洋人，追随他们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转化，但中国的买办们毕竟走上了同外国资本竞争的不归路，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愿意还是不愿意，买办们都注定了要成为与外国资本交手的商战之士。

买办转化，需要有一个国家背景。刚好洋务运动兴起，为转型提供了相应的背景。以买办出身的唐廷枢为例，李鸿章请他来办轮船招商局，他义无反顾，为争夺江运和海运，同老东家英商、美商展开了商战，居然通过商战，一举打败美商，收购了旗昌轮船公司。

然而，唐办局务，志在“商办”，力图“纯用西法经理”，建成股份制企业，脱离“官督”。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也由原来官方指派，改为商董推举，从由“官督”而来，转向“商办”而来。而且以日常局务管理“应照买卖常规办理”为由，强调经济规律，而非长官意志，主张股东集议，而非官方独裁。

本来，理应如此，可当时却竟难以落实。尽管他像孙猴子翻“商办”的跟斗，但还是翻不出“官督”的如来佛手心，任由你如何“商办”，即使“以商为主”，还得如李鸿章所言，“由官总其大纲”。

商战中，出现了一个新生事物，那就是“军事-工业复合体”，这个“复合体”，是类似亚政权的利益集团，体内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公私合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商助官办，产权形式多样化，“私”不一定是商，还可以是官员，朝廷并不限制官员投资他们自己创办的企业，反而鼓励官员入股，以分担风险，弥补朝廷投入不足。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复合体，究竟是什么所有制？说不清，既非国有制，亦非私有制，但它却是政权、军权、产权的一体化形式，是近代新型军事工业及其产权结构在传统军政制度。

招商教父与商战“军事-工业复合体”领袖李鸿章

“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老大”，首先得是朝廷任命的督抚之类的地方长官。但这还不够，老大还得自练新军，自办工厂，还得兼军队统帅和企业老板于一身。总之，老大以军队为核心，以兵工业为半径，来划国防的圆，以国防为纽带，来带动国民经济，使军权与产权合一，政治和经济一体。

唐廷枢那一套，商战有效，却对不上“老大所有制”的榫卯，尽管李鸿章在唐的葬礼上说过“中国可无李鸿章，不可无唐廷枢”，但他还是要用盛宣怀来换唐。因为盛宣怀懂得，在“老大所有制”里，不能像唐那样搞“西体中用”、“商体官用”，要反其道而行之，搞“中体西用”、“官体商用”。

做公司，当然要把公司做强做大，但更要把老大做强做大，要使公司发展服从、服务于建设“老大所有制”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的需要。在盛宣怀看来，唐毕竟是买办出身，不懂仕途经济，哪晓得老大“齐家治国”的战略部署？哪能理解老大“内圣外王”的抱负？而他一直紧跟老大正道而行，从正经的官道出身，尽管他那个官也是捐来的，但究竟来路不同，所以，想法也就不一样。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他要老大给他一个支点，他可以为老大撬动中国。老大说，那你就去上海吧！这个支点在上海，就是“轮船招商局”。唐廷枢只会在“轮船”上下功夫，办航运公司，而他盛宣怀却要在“招商局”上做文章，为老大招商引资，搞军事化的金融产业集团，作为老大治国平天下的“户部”。

为助老大建立“亚财政”和“准金库”，盛“提出保险（放心保）存款及各省存款一百数十万两”，并招商，“做一小小银行”，为老大运作资金，先将“已成之船、电两事办好”，然后“扩充商务”。

中国19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纺织、银行、煤矿、铁政、铁路等新式企业，绝大部分都有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投资在内。有人认为，他投资，是做“空心大佬”，玩“无本生涯”，“独揽轮船、电报、铁路、煤矿和纺织诸大政”，以期“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岂止“十六颗”？他投资19项，总计312万两，而同期招商局资本总额才400万两，所投重大项目有机器织布局、华盛纺织局、湖北铁厂、萍乡煤矿和通商银行等，这些项目，同招商局的本来业务无关。

盛氏转型，符合老大原教旨，因老大曾言，“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则大”。唐专意“海运”，能为“尚小”，难为“则大”。而盛氏却能从“大”处下手，将国防的杠杆，放在产业的支点上，用来撬动“国体、商情、财源、兵势”，以造就军事化、工业化的国民经济体系。此种能力，是着眼于商办的唐廷枢所不具备的。唐的优势在于以商业模式办企业，而盛氏的强项是能以政治手段搞商业，以权力支配经济，当然运用之妙，还得由老大拿捏。

李鸿章曾评价购买旗昌一事为“利权可渐收回”，“大局转移，在此一举”，并赞徐润是“殷实明于”的人才。徐润自己也常常以此事向人夸耀。不过，也有人对此事持有异议，时任两广总督的刘坤一即曾向上参奏，说徐润几乎是以新制原价收买旗昌，吃了大亏，且当时旗昌公司即将倒闭，股票下跌甚剧，面招商局此举反使其股票猛涨，让美商获得大利。
老大不爱官办，官办事难成，也不爱商办，商办与他何干！那么官商合办呢？很难，不是官家资产流失，就是商家产权被侵犯，一旦办好了，还会被朝廷拿走，办不好，则被朝廷追究，因此，他喜欢官督商办，官不出资，办好了，朝廷拿不走，但可以“官进民退”，转化为老大所有；办不好，则以“官督”追究“商办”。故设局之初，老大就指示，“毋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开办费，则由老大奏请户部借领官款，“只取官利，不负盈亏责任，实属存款性质”。

借了官款，自然由官来督办，可还清了官款呢？唐廷枢表示“无所适从”，盛氏转达老大指示：公款还清，亦必应官督商办。且致函马建忠：“总办仍应大宪酌派。虽公款还清，仍是公局，必须官为扶持。中西情形不同，未便悉仿西法。从前唐、徐屡言不要官问，究不可靠。”“大宪”是什么？是老大，招商局最高老大，就是直隶总督李鸿章。

唐廷枢的总办身份，是老大札委，本兼有“官督”和“商办”两种职能，可他“悉仿西法”，故“商办”有余，而“官督”不足。本来，他在经营上搞他那一套“西体中用，商体官用”也就罢了，老大对此亦颇能理解，本不予追究，可他竟然搞到所有制上来了，所有制的水太深，老大在此“潜龙勿用”。

可见，早期的洋行与外商公司都是通过买办的代理业务，才得以在中国市场上通过诡序的商战打开局面，但是买办本身有其独立的办事机构和经营管理方式，他们同外商之间更像是一种中外商人之间的合伙关系。直到一战以后，一些外国公司才开始通过在华雇佣高级职员的方式，替代买办的职能。早期在中国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外资企业，如琼记洋行、太古洋行、沙逊洋行以及汇丰银行等公司的洋老板都深刻体会到，只有接受并采用中国传统市场上作为主体的经营者处理人际关系的某些方法和伦理道德观念才能生存和发展，只有通过在中国社会中有地位、有势力的买办与中国官府、士绅、富商乃至包括黑社会势力在内的各种帮派、团体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进行合作经营，才能在中国市场上站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