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百年: 刀俎上的胜利

作者: 延鹏、易辛

1914年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大战，将六大洲的33个国家、15亿人卷入战火。其中，包括了距离战场万里之遥的中国。

炮火纷飞的战场上，14万中国劳工组成了一支特殊的“军团”。他们不是提枪上阵的军队，却以血肉之躯为协约国一方提供着战争支援。他们建工事，挖战壕，修铁路，架桥梁……以中国人特有的勤劳坚忍从事着艰苦的战地后勤工作，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投降，协约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4万华工就是中国北洋政府被列入战胜国最充分的理由。对积贫积弱的中国而言，战胜国的滋味阔别已久，值得欢呼雀跃。而对14万华工来说，那是血汗和生命换回的酬劳。但是，他们的牺牲并没有带来公正。本期节目为您讲述——一战百年（上）：刀俎上的胜利。

战场如屠场

一战爆发之初，没有几个人认为这是一场如此漫长也如此残酷的战争——无论是主宰国家命运的人，还是成为炮灰的人。怀揣着盲目的自信，整个欧洲神情轻松地踏上了战场。德皇威廉二世在1914年8月对出征的将士说：“你们在叶落之前就会凯旋。”一名即将开赴前线的德国军官说，他预计于9月2日在巴黎的咖啡馆吃早餐。

德国的敌人——俄国军官也预计将在大约相同的时间进入柏林。他们考虑的问题，不是是否取胜，而是需要打2个月还是3个月，认为需要打6个月的人，会被认为是悲观的挫败主义者。法国人更是孤注一掷，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速战速决上，连重要的铁矿区都没有守卫，理由是“胜利时，这个地方自然就会收复”。平民百姓也对战争的到来欢呼雀跃。在街上，人们喜气洋洋地迎接战争，新兵们笑着向母亲们高喊：“圣诞节我们就回家了。”

美国学者斯科特·安德森在《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一书中写道：“在1914年夏天，绝大多数人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细节：在过去的40年中，武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于武器的老观念都已经过时了……就是因为这个疏忽，欧洲将闯入一场与大多数人的预期大相径庭的杀戮。”

古典的战争理念，遭遇了马克沁机枪等现代武器，一战的巨大悲剧就此产生。1916年索姆河战役首日，英法联军有5.8万人伤亡。索姆河战役141天时间里，英法联军阵亡61.5万人，德军阵亡65万人。整个战役，英军只往前推进了两英里，平均每推进一厘米阵亡两人。到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时，已经死了950万军人。欧洲几乎整整一代人，丧命于马克沁机枪的枪口下……

【索姆河战役的血腥让很多士兵精神失常】

一战爆发时，中国刚刚结束封建帝制三年，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在谋划着他的“皇帝梦”。这时候，如何处理和欧洲列强的关系微妙而复杂。袁世凯政府的做法是“谁都不得罪”。1914年8月6日，中国继美国和一些欧洲小国之后宣布中立，准备在一战中置身事外。

可中国根本没有置身事外的条件，和一战没有直接关系的日本跳出来趁火打劫。1914年8月8日，日本舰队出现在胶州湾海面上，他们向德国宣战，要攻打的却是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青岛。战火烧到家门口，中国该如何应对？袁世凯的幕僚中有人提出，既然无法在战争中脱身，索性就加入战团，或许能减少侵害。

梁士诒是极力主张中国参战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向袁世凯建议：“趁今日本未动兵之前，密与英约……即日与德使磋商，刚柔兼施，一面派兵前往围守青岛，强彼交还，迅雷不及掩耳，使日本无所措手。”

抢在日本动手前收回青岛，以绝日本之口，听上去似乎很有谋略，但真要实施起来，恐怕只是想当然。且不说德国会不会甘心把青岛交还中国，日本攻占青岛的计划已经箭在弦上，找个借口实在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袁世凯没有听梁士诒的建议，“严守中立”，听任日本从德国手里抢去了青岛。没能借一战爆发之机收回青岛，梁士诒等并不死心。他们反复游说袁世凯正式参战，以战取利。袁世凯也有所动，但探问了一下协约国主要国家的态度，马上按下了参战的念头。日本的极力反对是自然而然的，协约国在远东正有赖日本的协助，也不敢邀中国参战而得罪日本。

 【梁士诒曾怂恿袁世凯称帝】

招募中国劳工实属情势所迫

中国参战的想法被协约国拒绝了，但他们并不拒绝中国提供私下的支援。英国公使朱尔典找到梁士诒。当时香港的英军主力被调回欧洲参战，防守空虚，朱尔典请中国方面帮助补充枪械。这是一个与协约国拉近关系的机会，梁士诒马上命人全力协助。

正在梁士诒苦于“投靠”协约国无门时，1915年，协约国主要成员法国的驻华公使康悌主动找上门来，与北洋政府秘密谈判中国劳工招募事宜。招募华工赴欧参战的设想正中梁士诒下怀，两人一拍即合。梁士诒认为：“以工代兵，则中国可省海陆运输饷械之巨额费用，而参战工人反得列国所给工资，中国政府不费分文，可获战胜后之种种权利。”

法国向中国寻求劳动力支援，实属情势所迫。这场战争的规模和惨烈程度史无前例，战场近乎屠场。根据法国政府的统计，一战中，年龄在15至30岁的法国男子，每三个人便有一个死于战火。即便把法国男子年龄段的上限提高到49岁，死亡率也高达13.3%。对当时只有4000万人口的法国来说，这样的损失非常可怕。

当时，法国的男性青壮年几乎都被征召入伍，送到前线，后方劳动力奇缺，工厂里大量的岗位不得不由妇女承担。随着战事扩大，法国国内人口连提供兵源都已经捉襟见肘，繁重而危险的战争后勤工作无以为继。而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后，后勤就成为决定胜负的砝码。于是，法国把寻找劳动力的目光投向了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

 【一战前的欧洲地图】

法国驻华公使康悌同梁士诒磋商之后，于1915年6月9日向法国政府报告，中法可以就使用华工问题达成协议。当年底，法国退役少校陶履德被委任为国防部代表，组织招工团招募中国工人。

招工团的团员都是法国军官及政府雇员，招募是明确的政府行为。而中国北洋政府已经宣布中立，为避免得罪德国，不愿以政府形式出面。梁士诒便与康悌商定，中方设立民间机构惠民公司，由商人代政府负责，陶履德来华身份是“农学技师”。

1916年5月14日，法方由康悌全权担保，陶履德签字，中方由惠民公司经理梁汝成签字，正式订立招工合同。三个月后，第一批约一千名中国劳工到达法国马赛。当地报纸这样描述：“这些华工是通过仔细挑选而招来法国的。他们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北方。他们比安南人更加能忍受我们国家的气候。另外，医疗体检报告结果认为绝大部分的华工身体健壮，这对我们国家继续在那儿招工是一个好消息。”

 【整装待发的中国劳工】

另一个华工的主要招募方英国，行动迟了一步。梁士诒和法国方面商谈“以工代兵”的时候，曾找到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推销此计划。不过，这个设想被朱尔典称为“天方夜谭”，拒绝了。英国是列强在华强取不平等权利的开创者，也是最大受益者，他们非常清楚中国“以工代兵”的用意，不会接受中国与之平起平坐。

不过，惨烈的现实很快让英国低下了傲慢的头颅。英国本土虽然不是战场，但作为最主要的参战国之一，英国的人员损失一点儿不比法国少。1916年夏季，英国处境相当危险，尤其索姆河一战，英军伤亡40万人，元气大伤。

所以，法国刚与中国签订了招工合同，英国就援例为之，依照法国合同的条款，与北洋政府签订了类似的合同，算是一种平等的用工合同——尽管这一点实际上并未实现，但参加一战的中国劳工与此前被称为“猪仔”的出国劳工有了根本不同。

法国在中国招募劳工的范围很大，招募点遍布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江苏等省份。起初，英国准备把招工基地设在香港，但在比较了中国各地人口特点后，改在了另一个租借地威海卫。

英国人显然比法国人更了解中国。英国人认为，中国北方人特别是山东人，身强体壮，吃苦耐劳，便于管理，而且山东的气候条件与欧洲类似，这里的人更容易适应欧洲。

所有这些都被战场对面的同盟国看在眼里。实际上，英、法刚开始大规模在华招募劳工，德、奥驻华公使就向北洋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指责其不守中立，暗助协约国。北洋政府一概以“华工不参与战务”作答，德、奥在欧洲战场上已经焦头烂额，对北洋政府这样“装糊涂”倒真是没什么办法。

【在码头排队乘船的中国劳工们】

危机四伏的赴欧之路

1917年春天，江苏丹阳的朱桂生在街上看到一则广告：“带着至少5年的合同去法兰西吧！你的年收入将达到2000法郎，回来时你将成为大富翁。”这样充满诱惑力的标语，轻易打动了一无所有的朱桂生，他很快去报了名。20世纪初叶的中国尚未普及白话文，这则广告是数十年后朱桂生给后人讲述的，具体原文已很难考证。

也是在1917年春天，山东青岛的崔志卿站在威海卫码头的劳工队伍里，准备登船，远远地和码头外的妻儿挥手告别。孙子崔树新记得，父辈曾回忆过，他的祖父在欧洲做工时，家里每月能收到30块大洋，在当时算是相当丰厚的收入，足以保证一家老小衣食无忧。因为崔志卿此前一直在青岛的洋行里工作，外语熟练，他是作为翻译被招工的，处于华工收入的第二档——副翻译兼正工头。

招工合同的条文细致而复杂，华工们不一定都能读懂，但他们有着朴素的理解：到法兰西工作三到五年，包吃包住，每月能挣十多块大洋。对当时的中国民众来说，十多块大洋的月收入极具吸引力。当时，一块大洋能买30斤上等大米，将近10斤猪肉。而那些体力劳动者的月收入，能有三四块大洋就已经不错了。

按当时的汇率，1银元相当于5法郎。以每周工作六天计算，普通华工每个月收入大约15块银元。普通华工之上，还有小工头、副工头、工头、正工头等几档，最高的华工管理者，在欧每日工价能达到5法郎，在华每月60银元。贫苦的中国劳动者对这样的待遇趋之若鹜。他们并不知道，在英法人眼中，他们不过是极为廉价的劳动力——欧洲战场上最底层的法国士兵，每天的薪金也有10法郎，相当于普通华工的三到四倍。

英国在威海卫设立了招工局，一批又一批从山东和其他省份招募的中国劳工集中到这里。在威海刘公岛对岸的合庆南山上，英国建起了一座可容纳千人的简易劳工营，劳工们先要到这里进行筛选和培训。华工绝大多数属于最底层劳动者，英、法对他们的文化水平没什么要求，要的是身体强壮、能够从事最原始的重体力劳动的“工蚁”，身体好，没有传染病即可。

通过了筛选的华工，领到了统一发放的服装、餐具和洗漱用品。每个人还有一个“铜镯子”，套在手腕上，直到三年或五年工期结束后才能摘下——那是他们每个人的编号。

培训是准军事化管理和简单的体能训练，包括编队、队列行进等。虽然英、法和北洋政府对外都宣称华工不涉及任何军务，但华工内部却实行了军队化的编制，合同中的小工头、副工头、工头等职务，在这里变成了班长、排长、连长。更高的营长一般由工程司的外国人担任，中国翻译协助，相当于中方的营长。华工的领导层甚至有军衔，当时担任副翻译的崔志卿回忆，他的职务是“上尉副通译”。

威海卫是最主要的华工输出港口，此外，天津、青岛、上海，都有大批华工踏上了远赴欧洲的航程。最初，劳工乘坐的轮船都经太平洋取道苏伊士运河，然后穿越地中海到达法国，但这条路线危机四伏。德国对协约国发动了无限制潜艇战，任何协约国的船只都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1917年2月，运送华工的法国轮船遭到了德军潜艇的伏击，被鱼雷击中，船上的540名中国劳工不幸遇难。

后来为了保证安全，华工运送路线改为绕道非洲好望角，或者横渡太平洋抵达加拿大，再从陆地横穿加拿大，越过大西洋到达法国。尽管躲过了德国潜艇的威胁，但大大增加了行程，一般要走三个月以上。

在运送华工的轮船上，英、法两国并没有兑现合同中规定的食宿条件，华工被关在狭窄、封闭的船舱里，密不透风，湿热无比。漫长的行程加上恶劣的航行条件，很多华工都得了病，在缺乏医疗救治的情况下死去，尸体被直接丢到海里。究竟有多少华工葬身大海，永远无法考证。

身价低廉的“工蚁”

当崔志卿、朱桂生们到达法国马赛港时，他们在海上漂浮了三个月的心终于落了地。他们甚至来不及舒展疲惫的身体，就立刻被送到了前线。先后到达欧洲的14万多华工，有9.6万人被分配给英军，3.7万人由法国支配，另外还有1万多人在美国赴欧远征军中服役。

按最初约定，华工的工作是以工代兵，并不参战，但事实上华工的工作无不与战争相关。法招华工多被安排到军工企业，从布雷斯特到马赛，从里昂到敦刻尔克，不管是在国有兵工厂还是在冶金、化工、建筑行业的私营企业，都有华工的身影。

1917年8月中国向德国宣战以后，法国把中国劳工推向了最前线。他们虽不直接参与战斗，但要负责运送伤员，在战争的间隙去战场上搬运尸体。有的华工还向前线运送弹药，另一些人就留在了战壕中修缮掩体，维护机枪阵地。

英招华工则几乎全部被投放到前线，挖掘战壕、修筑工事、野战救护、掘埋尸体、清扫地雷、筑路架桥、押运粮草、装卸给养……但凡战争所需，几乎无所不为。另一些则替代了被派往法国的英国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人，这样使得英国工人能够回到英国从事他们的职业。

一位叫张邦永的华工后来写过《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断回忆》，文中讲述：“有些地方与敌人战壕相距不过50码。我们站在敌人战壕前挖战壕，战壕挖好后，英兵才进来……”身处前线的华工们，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入战争。在1917年法国皮卡第的一场战斗中，德军冲入了英法阵地，修缮战壕的华工们不得不用铁锹、镐头与德军展开搏斗。当援军赶到时，大部分华工已经战死。

 【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

在欧洲战场上，华工们超强的适应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份1918年的英国陆军部报告写道：“中国劳工是所有外国劳工中最优秀的……大多数劳工都能熟练地工作或者说能很快掌握工作技能，而且他们一直都在铁路、兵工厂和坦克车间高效率地工作。”

法国军队总司令福煦也在给法国总理的信中写道：“华工是非常好的劳工，他们可以成为最好的士兵，在炮弹的狂射之下他们能保持很好的姿态，毫不退缩。”

然而，华工的付出和回报是不成比例的，特别是在没有一个强大国家作为后盾的时代，他们只能任人宰割。比如原本合同中承诺的“包吃包住”，其实是要在华工的薪金中扣除的，于是，伙食费要扣、置装费要扣、医疗费要扣，收入最低、人数最多的普通华工，甚至有将近一半的薪金拿不到手。

1919年的英国议会会议备忘录不得不承认：“华工比其他有色种族的劳工担当了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们甚至连几块小小的军功章也未能得到。”

对中国劳工而言，繁重危险的工作和微薄的工资都可以忍受，难以忍受的是来自英法军队不公正的对待和歧视。在协约国军方眼中，华工是他们雇佣的苦力，没什么尊严可言。军方所推崇的华工管理方式是：要凶要狠，不要吝惜暴力。

法国人天性自由散漫，对华工的管理相对宽松，但也有限，只是允许华工穿平民服装、进入咖啡馆和酒吧等。这些在英军的管理中是被绝对禁止的，理由是“防止华工逃跑”。法国些许的宽松还招致了英国的抗议，认为“加大了英军管理华工的难度”。

英军甚至禁止华工使用英国人的厕所。1917年，华工第13营的一名华工因为内急触犯了规定，遭到英军的残酷殴打。这一下激怒了中国劳工。以山东人为主的华工中有不少会几手拳脚的“练家子”，他们冲上去与英军打成一团。冲突被英军用枪炮平息，华工的死伤情况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离乡万里的中国劳工们】

与西方女子的爱情意外生长

在男性奇缺的法国，东方男子与西方女性的爱情意外生长，算得上14万华工在欧洲战场上遭遇的唯一一抹浪漫。1918年7月的一天，一位法国姑娘跑进华工服务中心，急切地恳请工作人员按照中国传统习惯为她保媒，她要嫁给华工中的一个“杨先生”。

历史学家蒋廷黻，那时正在巴黎的基督教青年会华工服务中心担任干事。他本来在美国留学，一战爆发后自愿到法国参加战地服务。蒋廷黻接待了这个法国姑娘，提醒她说，中法两国生活习惯不一样，而且华工合同到期后是要回中国的。

可法国姑娘非常坚决，表示愿意跟“杨”到中国定居。她还说，如果失去这次机会，她可能就没机会结婚了。即便嫁人，也可能嫁给一个莫名其妙的法国人，挣一点钱就喝酒，喝醉了回家打老婆。她和“杨”接触了一年多，从没发现他喝酒，而且他身上有很多法国男人不具备的优点。这是蒋廷黻回忆的一段轶闻。“杨”的全称叫什么，现在已经不知道了，这段跨国爱情的结果也不得而知。

当时的法国，劳动力奇缺，以致很多女性不得不进入工厂，顶替男子的岗位，随时都能与华工接触。不少法国女性对华工产生了好感，她们发现，华工会把每月工资的大部分节省下来，按时寄回家，余下的生活费也不会像法国男人那样去酒吧或咖啡馆里挥霍。中国人质朴、坚毅和自制的生活方式，颇受法国女子青睐。

越来越多的法国女子希望嫁给中国工人。这一现象，一度成为中法两国政府关注的焦点。1917年5月，一份来自勒阿弗尔的治安报告指出：当地部分法国人对华工极不友好，甚至聚众抗议当地华工。他们抱怨说：“我们继续打仗还有什么意义？最终结果只会使中国人、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娶走我们的妻子和女儿，并且迟早瓜分我们在前线为之献身的法国领土。”

法国内务总长鲍慕司甚至在媒体上发布通告说：“我们法国的妇女，为什么不嫁给那些凯旋的法国士兵，而偏偏打算与黄皮肤的苦力联姻呢？希望广大法国女子迅速觉醒。”

【吃苦耐劳的中国劳工颇受好评】

按当时的法国法律：本国女子若嫁给外国男性，则自动失去法国国籍。因而，法国政府没有给一对法国女子和华工办理结婚手续。这时，来法国准备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素有“民国第一外交家”之称的顾维钧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可以代负相关责任。江苏籍的华工张长松和他的法国妻子露易丝，就在中国驻法大使馆完成了结婚登记手续。

【中国劳工朱桂生】

朱桂生也娶了一位叫巴蒂斯特的法国姑娘，定居法国。据战后统计，大约有3000名华工因与法国妇女结婚，或者得到了新的雇佣合同而留在法国，成为中法关系史上第一批移居法国的中国人。2002年3月5日，朱桂生去世，享年106岁，是最后辞世的一位一战华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