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上的大师: 1949年后的抉择

本文节选自《荒野上的大师》  张泉 著

一、前夜

1949年1月19日，傅斯年在枝丫斜刺的院墙上，看到一个支离破碎的月亮。他不知道，还要经过多少轮月圆月缺，他才能重新回来。

史语所的图书、仪器、标本、档案及其他资料，已经分两批运抵台湾。每个人都在频繁地计较得失，斟酌去留。李济抱定与文物共存亡的决心，押送第一批文物赴台，董作宾也已起程。被傅斯年寄予厚望的夏鼐，却直接拒绝了他的邀请，不肯押送文物前往台湾，决意留在大陆，多年后，夏鼐将成为大陆考古界最重要的主持者。

陈寅恪的态度最为微妙，他拒绝乘坐教育部长陈雪屏派出的专机，不过，当胡适出面邀请时，陈寅恪表示，“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但他没有前往台湾，而是从南京取道上海，最终前往广州。尽管傅斯年屡次催促，陈寅恪还是暂时不打算到台湾或香港，而是留在广州迟疑观望。其实，傅斯年早就看透了老友，抗战时他就曾毫不客气地责备陈寅恪：“兄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然而一误不容再误也。”这一次，陈寅恪终究还是选择了“拖”，辜负了傅斯年的厚意。

北平围城时，傅斯年列出了滞留的著名学者名单，说服政府派出两架飞机前去迎接。他四处奔走，帮学者们办理各种手续，到了中午，便和秘书在新街口随便吃一笼包子，始终闷闷不乐。他已竭尽所能，然而，专机飞回南京，他等候在机场，却发现，走下舷梯的只有寥寥 数人。大多数旧日的朋友拒绝了他的邀请，决定留在北方，迎接他们向往的新时代。

傅斯年

面对空荡荡的机舱，傅斯年失声痛哭。现在，轮到傅斯年自己来做这样的抉择。

他所顾虑的不只是个人的生活，更要考虑如何安置同仁，为他们找一处稳妥的地方，有一份维持温饱的收入。但此时的傅斯年，早已不是十二年前那个风华正茂的青年，这一次，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

他随身携带着大量安眠药，一度做好了自杀的准备。二十二年前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殒命时，傅斯年并没有像陈寅恪那样饱受震动，但是现在，他却开始孤独地思考这个沉重的命题。

史语所的前途愈发黯淡。踌躇再三，傅斯年宣布，史语所可能会解散，他会竭尽所能帮助大家安排介绍工作。

听了他的表态，大家悲切不已，于是，他又不得不强颜欢笑，承诺自己必将尽一切可能，确保同仁们的生活与研究。

面对这个承诺，听者五味杂陈，有的人无比感动，也有的人以为那不过是空头支票而已。但是，对傅斯年自己，这个承诺却重若千钧——他真的决定用残年去兑现它。

中国人向来安土重迁，这一代人偏生不同。他们先撞上一个国门洞开的时代，又逢上接踵而至的战乱与离合，从乡村到县城，从北京到欧美，从北方到南方，再从大陆到台湾，一步一步，不能回头。

去留之间，终见分晓。“中央研究院”只有“一个半”研究所迁台，包括史语所的全部文物和图书，以及数学所的部分资料和仪器；八十一名院士中，也仅有王宠惠、朱家骅、王世杰、吴敬恒、傅斯年、凌鸿勋、李济、董作宾、李先闻九人前往台湾，另有十二人寓居海外，剩下的则悉数留在大陆，拥抱他们期盼的未来。

许多年后，李济的得意门生张光直这样回望大陆时代的史语所：

三四十年代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一个人才荟聚的宝库。所长傅斯年先生雄才大略，学问眼光好，又有政治力量和手腕。他以“拔尖主义”的原则，遍采全国各大学文史系毕业的年轻菁英学者，把他们收集所里，专门集中精力做研究工作。所以三四十年代被他拔尖入所的学者多半是绝顶聪明、读书有成、性情淳朴、了无机心的书生……这批人才的储集，可以说是傅斯年先生对中国史 学上最大的贡献。

傅斯年用二十多年精心布下这一局好棋，却无法等到收官的一日。

二、归骨于田横之岛

“半年多来，校外攻击斯年者，实不无人，彼等深以不能以台大为殖民地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半为何物，故如遂其志，实陷本校于崩溃。鉴于一年来同事同学对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难之时，决不辞职，决不迁就，决倍加努力，为学校之进步而奋斗！”

1950年1月23日，傅斯年在台湾大学校刊上发表公开信《致台大同事同学》，一连串“决不辞职，决不迁就，决倍加努力”，干脆决绝，霸气不减当年。这段话很容易让人想起几年前叱咤政坛的傅斯年，当时，他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接连“炮轰”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迫使这两个权倾一时的“国戚”下台。

此时，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也仍是史语所所长，不过，压力未能稍减，反而成倍增加。

入主台大时，人们希望他题几个字以示喜庆和勉励，一向乐观的傅斯年却援笔发出不祥之音——“归骨于田横之岛”。

身体每况愈下，学术前景堪忧，都令他满腹伤感。来台之初，史语所的同仁们一度住在教室里，生活完全没有保障。搬迁费还没等用来盖房舍，就因货币贬值蒸发得所值无几。他通过台大和史语所合聘的形式，为同仁们争取到两份薪水，勉强维持日常生活，但是，对史语所的前景，他并不乐观。在写给朱家骅的信中，他再次严肃地探讨解散史语所、遣散众人的方案细节。

在台湾大学，傅斯年面对的是更加复杂的人际关系，更让他无奈的是，许多旧日的朋友都选择留在大陆，他无法像主持北大时那样自如地为学生延聘名师。但他仍努力设法增设教室和实验室，充实图书馆，试图推行德国的讲座教授制，并要求资深的教授也能给一二年级学生上课。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台大建设得像柏林大学、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一样。

梅贻琦

政府提供的有限的经费，他都用来扩建教室、宿舍，购置图书、 仪器，努力聘请有名望的老师，改善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这些务实的工作，却频频遭人质疑。有人指责，政府给台大拨款，却根本看不出成绩。有一天，蒋介石的心腹干将陈诚问他，为什么不买点石灰，粉刷一下台大的墙。可是，傅斯年想要的“成绩”，并不是这些面子工程。他想让更多有才华的学生有读书的机会，可以衣食无忧，心无旁骛地学习。他时常会悄无声息地跑进学生宿舍，看学生们吃的是什 么，倘若伙食不好，他就更加自责。

台大只有校长和总务长有汽车，傅斯年的夫人俞大綵也在台大教书，但是每次往返学校，都只乘公共汽车。有一个假期，总务长开公车带恋人外出，傅斯年闻讯后厉声斥责：“你要知道，汽油是人民的血汗！”

他苦心经营台大之时，政治的阴霾正步步紧逼象牙塔。

1949年4月6日，大批军警以逮捕共产党为名，闯入台大与台师大，逮捕了两百多名学生。“四六事件”令傅斯年拍案而起，他无法容忍政治干预学术。他公开宣布“学校不兼警察任务”，还对“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彭孟缉说：“你今天晚上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1950年7月，他宣布彻底整顿台大，“要在三至六个月之中清算台湾大学中一切败类”，依稀仍是几年前“炮轰”行政院长时的豪气干云——“我誓死要和这班败类搏斗”。可惜，他却等不到兑现诺言的一天。

这一年夏天，他因胆结石入院手术，出院后没有休养一天又开始工作，这样一直挨到12月19日那个寒冷彻骨的冬夜。他的夫人俞大綵后来回忆：“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对面，缝补他的衣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他是台湾大学校长、史语所所长，但他的裤子甚至不足以御寒。

傅斯年说着忽又起身：“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我死后留给儿子。我要请董作宾先生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几个字。”他又絮絮叨叨地转向妻子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这是傅斯年在家里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可以预期的将来。他留下的这许多叹息与叮嘱，并不是谶言，而是在心底早已做出的决定，早已拟好的安排。

次日，他整整一天都在各处奔波，开会，做长篇发言。下午5点40分，他原本已经回到座位休息，不料郭国基突然起身质询，傅斯年不得不第二次登台回应，苦口婆心地解释，台大需要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困难，给他们营造安定的环境，才好要求学生们认真读书。他越说越激动，不禁大呼：“我对有才能，有智力而贫穷的学生，绝对要扶植他们。”半小时后，他疲惫地走下讲坛。陈雪萍发现他步履不稳，急忙上前搀扶，傅斯年已经突发脑出血晕倒在他身上。

蒋介石闻讯大惊，命令陈诚召集全台名医会诊，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尽管傅斯年曾一再攻击孔祥熙、宋子文，屡次让蒋难堪，尽管他甚至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放肆地讲话，蒋介石还是非常敬重这个注定与自己不会同路的书生。蒋介石整晚守在电话前，要求陈诚每过半小时就向他汇报一次抢救进展，直到深夜。

夜里11点20分，五十四岁的傅斯年在台北去世。他曾天真地宣誓“决不辞职，决不迁就，决倍加努力”，但他敌不过死神夜以继日的追袭。

最痛切的悲剧，不是失败，而是出师未捷却先殒命。

和他的“丁大哥”丁文江相仿，傅斯年起初也可能成为第一流学者，却被纷扰烦琐的政事所误。他无疑是“中国现代学术界的设计师”，却又同时扮演着工兵般的角色——为了争取研究经费，为了帮助同仁解决生活问题，他消耗了太多精力。他的一生，几乎都在为他 人作嫁衣。他其实也不是一个足够好的管理者，他做事过于事无巨细，亲力亲为。这是他的性格悲剧，却也正是他的人格光辉。

他甚至也不是一个“好导师”。“好导师”是胡适对他的评价。1947年，胡适曾在日记里感慨：“史语所中很有人才。孟真确是一个好导师。”傅斯年去世后，蒋介石送的挽匾也是“国失师表”。但是，傅斯年崇尚的是“拔尖主义”，他只对他认可的年轻人青眼相看。他有时行事颇为霸道，无论对下属还是对朋友，常有“家长作风”，有时也不容易控制脾气，盛怒之时，常有无辜的下属被莫名地“误伤”。傅斯年深知自己的缺点，却也只是感叹：“叫我不二过可以，叫我不迁怒，我实在做不到。”

傅斯年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正因他的执拗、他的天真、他的桀骜、他的坦荡，他才让他的时代难以忘怀。

傅斯年去世的消息，大约在十天后传到大陆。陈寅恪悄无声息地写了一首诗《霜红龛集望海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

不死不伤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陈寅恪晚年作诗多用曲笔，这首也不例外。他兴的是时代更迭的喟叹，写的是明末清初的傅青主，却暗藏着对傅斯年的缅怀——悄无声息的缅怀。没有当年悼念王国维时那样酣畅淋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的只是隐忍的深情。

没过多久，向达、邓广铭、周一良、傅乐焕、夏鼐等人都收到陈寅恪寄来的新作《元白诗笺证稿》，他们都是傅斯年同辈或学生辈的故人。在每本书的扉页上，陈寅恪都抄录下这四句诗，却并未言明原因。但他们自然看得出，双目已盲的陈寅恪努力将这些字句誊写得清楚工整；他们也看得出，藏匿在这些字句里的那个再也回不来的故人，以及那个再也回不去的时代。

三、命运的辑补者

傅斯年去世六年后，李济给远在美国的赵元任写了一封信。他想举荐“考古十兄弟”中的“老九”高去寻出国访学。李济写道：“他进所虽不太早，但曾赶上安阳发掘，为思永所赏识。现在他整理侯家庄的工作及思永遗著，成绩甚佳。在考古组内中国书读得最好，英文及日文的阅读能力亦不差，现在日本的梅原末治教授来此，对他的渊博甚为敬佩。孟真在时久有送他出国之意，以时代非常，屡遭挫折，只能怨命了。此次若有成功的希望，亦算我们完成了傅公一未完之愿也。”

高去寻1935年从北大毕业时，胡适很想把他留在北大，他却坚持要跟随史语所参与考古发掘。后来，他被崇尚“拔尖主义”的傅斯年选中，又获得梁思永认可，被聘入史语所。傅斯年认为他“很可造就”，“大有可为”，梁思永觉得“此人实好”，“可称难得”。参与殷墟发掘后，他也被梁思永视为接班人。

1954年，梁思永在北京去世。当年他对殷墟西北冈大墓的研究整理工作，刚刚起笔就因病搁下，也就此交到高去寻手上。

正如李济在信中所描述的那样，高去寻原本也有出国机会，却屡次被时局所误。未能送高去寻出国，也是傅斯年临终前的遗憾之一。1956年这一次，或许是高去寻最后的机会。

经过李济和赵元任推动，高去寻终于成行，但他已经年近五十，最好的年华都被漫长的战争吞噬。三年后，他从美国回到台湾，决定心无旁骛地完成老师梁思永未竟的工作。他所能凭借的，只是老师刚刚起笔的二十多万字的书稿《侯家庄》，以及库房里海量的文物和一摞摞厚重的墓葬登记表、田野记载表，还有发掘日记。他清楚地知道，如此庞杂的工作，他可能用尽一生都无法完成。

最关键的是，侯家庄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

然而，看到扉页上老师的名字，他突然感到别无选择。

高去寻

这个决定，耗尽了高去寻的整个余生。从1959年到1991年去世，三十二年间，他都在重复着这件庞杂而烦琐的工作，“有时一件器物的找寻，或一件破断器物的接合，势须将西北冈甚至小屯的此类出土物全部清查一遍才能解决；有时一件田野登记号已失或模糊不清的器物，是否1001墓出土，需要翻阅全部墓葬登记表、田野记载表、附图、发掘日记、照片等等才能确定”。

就这样，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库房里，高去寻从清晨枯坐到黄昏。他再也无法回到安阳，回到殷墟，但他其实每时每刻都穿行在殷墟的每一个探方，打量着四面八方扑面而来的文物和不断被唤醒的回忆。三千年以降的光阴，数十年以来的梦想，就这样侵蚀着他的健康，蚕食着他的生命。

曾与他并肩进行田野考察的刘燿、夏鼐等人，成为大陆考古学界的扛鼎之人，比他年轻十多岁的张光直、许倬云、李亦园等人亦陆续前往美国，成为享誉国际学术界的大家，高去寻却孤独地在时代的夹缝中搁浅。

张光直后来感叹：“高先生花这么大的力气写西北冈大墓的报告，完全是出于对史语所李济先生，尤其是对老师梁思永先生的义务感和责任，而他自己研究的主要兴趣并不在此。但是这番努力的结果，使中国近代考古学上最重要的一批原始资料公之于世，而且由于高先生的细心和负责的态度，使那些‘枯燥无味’的‘破烂东西’转化为价值连城的史料，这几本报告也成为中国近代考古报告中的精华楷模。”

《侯家庄》系列发掘报告一本接一本出版，每一本都重达十几公斤。高去寻几乎全凭一己之力编撰了三十二年。然而，在每一本发掘报告的扉页上，他都写上“梁思永遗稿，高去寻辑补”。

没有一个智者愿意重复别人走过的路，没有一个学者不在内心深处希望开创自己的时代，没有一个人甘愿放弃自己的年华去填补别人的遗憾。人生如寄，倏忽即逝，何况漫长的三十二年。

在高去寻的有生之年，他终究没能完成《侯家庄》的全部报告，一些扫尾的工作，交给了他的“二哥”石璋如。

他已经竭尽所能。反刍大陆时代的记忆，也成为两代人难以逃避的命运。到台湾后，杨时逢同样用了很多年整理当年在湖南、四川等地所做的方言调查。

《四川方言调查报告》出版时，距离当年的考察已经五十年之久，而他再也未能重返四川；石璋如直到临终前还忙于编写《殷墟百人传》，为所有参与殷墟发掘的人物逐一立传，他的老师们，他的兄弟们，以及那些朝夕相处的工人……他们这样夜以继日地回顾着，书写着，仿佛生怕哪一天自己会突然丢了记忆，生怕哪一天中国会忘了那个时代 和那一代人。

四、自由主义的创伤

1958年，胡适即将返回台湾的消息不胫而走，终于为百废待兴的台湾学界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代理“中研院”院长职位长达十八年的朱家骅最终不容于蒋介石，被迫辞职。风雨飘摇的十八年里，朱家骅勉力完成了“中研院”的大迁徙，凭借迁台的“一个半”研究所，苦心经营，重新奠定了“中研院”的规模，并在台北南港找到一块容身之地。与此同时，史语所也进行了改组，民族学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相继脱离史语所，独立成所。

朱家骅被迫辞职，据说是因为他在1949年时与李宗仁走得较近，令蒋介石一直耿耿于怀。何况，“中研院”直属“总统府”，不仅为当局提供智力支持，也是知识界的表率，如此，蒋介石更难容忍异己的存在。

听说朱家骅被迫去职，胡适愤愤不平。选举新任院长时，他专程写信委托王世杰代表他把选票再次投给朱家骅。大多数在欧美的评议员，也和胡适保持了同样的步调——无论如何也要把朱家骅再次推为候选人。

正如十八年前朋友们靠着一腔书生意气选胡适一样，这次他们同样为了他们的stand for做出一个demonstration。第一次投票时，朱家骅获得八票。十八年就像一场轮回，选举似乎又陷入僵局。

与此同时，又像十八年前一样，一个据说是来自蒋介石的意见被传达给书生们——蒋介石希望大家选胡适为院长。尽管许多人确有此意，梅贻琦还是代表书生们义正词严地反击：“胡先生如能当选，自会选出，我们并不奉他人的意见而选举。”

蒋介石此时尊崇胡适，其实别有深意。

1954年，大陆开始批判胡适。从前在北平，许多人亲切地称他为“我的朋友胡适之”，然而此时，这个“好人”却被他的敌人、朋友甚至他的儿子集体鞭挞。他把许多批判文章都收集来看，并逐一加注反驳，最让他迷惑的是老友金岳霖的突然转向，他写道，“问岳霖何以不要自由”。

胡适毕生致力于寻求个人乃至整个国家的自由。没有一个统治者会喜欢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但是，由于大陆批判胡适，蒋介石决定反其道而行之。

选举结果最终皆大欢喜。胡适领先，获得十八票，时隔十八年，再度被指定为院长。

胡适

蒋介石对胡适充分示好。当听说胡适担心回台湾后找不到合适的居所，他就特地从自己写的书的外文译本版税中，拨出四十八万新台币，在“中研院”里为胡适择地造了一座房子。蒋介石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对文化人的尊重，他捐出的是自己的稿费，而不是政府拨款——他是站在一个书写者的角度而不是政治领袖的立场来向胡适致意，无论出于真心还是假意，都算不易了。

他还出席了胡适的就职典礼，但他没料到，自己竟会遭到胡适公开奚落。在开幕式致辞中，针对大陆的胡适批判，蒋介石特地赞扬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并希望“中研院”能配合政府“反共抗俄”。不料，胡适登台却说：“‘总统’你错了。”这句话让台下掌声雷动。胡适继而说，自己之所以在大陆被批判，“并不是清算个人的所谓道德”，而是自己在青年们“思想上、脑筋里留下了许多‘毒素’”。他又不厌其烦地讲起年轻时代的那些“新学问、新文化、新思想、新思潮、新的思想方法”，他还明确表态：“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

胡适也没有按照蒋介石期待的那样与他共进退。1960年，胡适就公开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抗议他为了谋求连任而修改“宪法”。此后发生的“雷震案”，更让两人心生芥蒂。

暮年的胡适，心脏病接连发作。然而，除了推动学术研究，他还打算再做些什么。他试图恢复学术的温情，希望在写给院士朋友们的公文上添上“吾兄”两个字，想把公文变得有人情味。他也时刻叮嘱大家，不要叫自己“胡院长”，而改称“胡适之先生”。但他能带给学术界的影响与改变，早已不复当年。

1962年2月22日，他忽然想起他的学生、以“胡适的斗士”自命的傅斯年。胡适叫来秘书王志维，要求他帮忙找一处房子。这个要求让王志维大感迷惑，因为蒋介石用稿费帮胡适盖的房子，似乎并没有出什么问题。胡适并非对这座房子不满意，他说：“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之一，就是不准在宿舍打牌。我也不应该不遵守傅先生留下的规矩。”

他惦记着傅斯年当年留下的规矩，不想破坏了这个规矩和这些 “好传统”。固然，是天才、勤奋和机遇塑造了这一代人的学术地位，但是，却正是对这些“传统”的尊重与坚守，成就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

两天后，“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选出了新一届院士。这一天，胡适没有像1948年时那样穿长衫，而是换了一身西装，迎接从美国回来的学生们。对他而言，这一天意义非凡。“今天是‘中央研究院’迁台十二年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院士会议，令人高兴的是海外四位院士也回来参加这次会议……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个孤岛上，可算是离群索居，在知识的困难、物质的困难情形之下，总算做出点东西。”

这一天，胡适和院士们被李济带领着，参观了古铜器展览。晚上的酒会结束前，胡适再度上台，展望“中研院”的未来，也讲到自己四十年以来挨过的骂，说到激动处，他努力平静下来，走下台与客人们逐一握手告别。就在转身之际，他忽然脸色苍白，仰面摔倒，后脑撞上桌沿，随即重重地倒在地上。

胡适之死震动台湾，送行者达三十万人。蒋介石题写的挽联则颇有些五味杂陈：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之后，一代人迅速凋零。次年1月3日，朱家骅去世；6月18日，董同龢去世；11月23日，董作宾去世。1969年，避居广州的陈寅恪闭上了失明二十余年的双眼。

1984年，胡适去世二十二年后，有一天，七十四岁的夏鼐翻开《胡适年谱长编》第五册，忽然百感交集。他读到的，是1947年的一段往事——那是夏鼐第一次见到胡适。那时，年轻的夏鼐正代理史语所所长，胡适对他大加赞赏，专门在日记中提起他，认为这个年轻人前途不可限量。

此时，曾被胡适、傅斯年、李济寄予厚望的年轻人，已经白发苍苍，他的老师们早已全部去世。夏鼐想起了老师们曾给他的鼓励与恩情，也想起了自己从20世纪50年代起对老师们的批判。几十年过去了，记忆使他独自搁浅在人世的彼岸，不能回头。他蠕动着嘴唇，却好像有什么哽住了喉咙，遂默念起陈寅恪当年抄给他的诗句：“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时隔三十多年，他终于理解了这首诗真正的含义。

五、一生的迷城

“在我闭上眼睛以前，还打算写一本书。”1973年，李济告诉来访的日本考古学家国分直一，他打算用英文写一本书，也希望出版日译本，至于中文版，他补充道，就不必了。

这本书将要记录的，是他梦中的安阳。

南渡台湾之后，李济的日子同样不轻松。1949年7月，经过几个月的郁郁寡欢，他终于重新拾起田野调查的兴趣，为瑞岩泰雅人做了身体测量。五十五岁的李济一路翻山越岭，但在行程的最后，他不得不依靠两个年轻的泰雅人的帮助才终于抵达目的地。他意识到，自己老了。半个月后，他在台湾大学创办考古人类学系，并定下极高的目标，“台大的学术标准与‘国家’研究所是同一水平的”。

许倬云在大一时选修了李济的“考古人类学导论”。他没有料到，老师居然布置了一门匪夷所思的功课：要求大家记忆四大人猿类体毛的密度。过了很久，许倬云才开始理解老师的苦心，“他只是要给学生严格的训练，正如同新兵入伍要踢正步一样”。李济还反复给学生们讲一个故事：“假如你要在一片草地上找一个小球，最靠得住的办法，就是将草地画成一根一根的直线，循着直线来回 走，走遍草地，你一定会找到这个小球。”这个方法看起来并不聪明，但一定很可靠。

李济希望学生们知道，学问没有捷径可走，必须安稳扎实，就像考古发掘一样，只有一铲一铲地挖下去，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考验。在许倬云的记忆中，李济的考古课上布满了无数把青铜小刀，它们像一条河那样蜿蜒排列着。文明就在这些符号中无声地涌动，沉默地传承，“看上去琐碎，然而它却真正教导了我们怎样从零碎的现象中归纳出文化演变的趋向”。

晚年的李济，也曾屡次被政务所扰。朱家骅辞职和胡适去世时，李济甚至两度代理院长，但他没有忘记学者的本分。从1964年到1972年，每隔两年，他便针对一种器形的青铜器发表一篇重量级的学术论文，古老的世界可以让他暂时忘记时代的隐痛和人世的离散。当时，他的儿子李光谟远在大陆，生死未卜。那是他经历抗战劫难之后唯一幸存下来的孩子。1949年，李光谟原本已经随李济南渡台湾，但是，同济大学开学在即，李光谟坚持要回学校完成学业。回到上海后，他又希望留在大陆见证一个新时代的诞生。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几年后，曾深受李济、董作宾恩惠的郭沫若宣称，李济们“或兢兢于古器物尺度轻重的校量，或则根据后来的历法推谱的‘殷谱’，真可以说是捧着金碗讨饭了”，把他们比作蜥蜴之类的爬虫。李济最器重的弟子夏鼐，也成为批判他的急先锋。1959年，李济和他的学术思想更是遭到《考古》杂志疯狂的批判。“文革”开始后，李济更加不敢想象儿子的处境，中断联系的许多年里，他和妻子强迫彼此相信，儿子或许早已死去。自然，还有一些事情，是他们更加难以想象的。离开大陆时，李济将女儿的遗骸托付他的学生、旧日的“考古十兄弟”之一尹焕章照管。尹焕章一直信守承诺，把遗骸藏在文物仓库里，悄然守护了十七年，不料，“文革”中却有人告密邀功，强迫他交出遗骸，当场砸烂。在这场浩劫中，尹焕章最终自杀身亡。

李济

远在他乡，李济得以暂避这些人世的干戈，专注于学术研究。但是，在大陆所有的历史、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教科书中，“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的名字彻底消失了。一张20世纪30年代的著名合影，更是清晰地反映出这种让人凭空消失的魔力——在这张鲁迅、李济和杨铨的合影中，李济被剪掉了，他的身影要一直等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能重新出现，被挂进鲁迅博物馆。

即便在台湾，人文学科也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边缘化。20世纪70年代，当王汎森到台湾大学读书时，李济的名字已经在许多学生心中变得陌生起来。三十多年后，王汎森在“中研院”副院长办公室里回忆起李济的最后一次演讲，依然唏嘘不已。那时，年轻一代更热衷西方的新思潮，关心社会的民主与自由，没有多少人对考古学这门古老的学问感兴趣，以致系里不得不专门组织学生前去捧场。

一切仿佛是一场轮回。李济在台湾大学的最后一场演讲，就像他20世纪20年代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开讲的第一堂课一样，执着，落寞，与时代格格不入。

晚年的李济，却仍攒足最后的气力，只为了回望安阳。那里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还是他这一代人的学术起点和人生最隆重的时刻。

然而，命运不断地对这个执拗的老人施以重创。他向国分直一讲出夙愿后没过几个月，就不慎摔伤了左腿。医生没有给他做手术，因为他还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只能保守治疗。

他却硬是在病榻上开始书写安阳。1977年，《Anyang》在美国出版。此时，距离殷墟第一次发掘已过去四十九年，当年与他并肩作战的史语所的朋友们，都已去世多年，甚至连年轻一辈也多已凋零。

这一代人生在苦难频仍的时代，却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他们忍受病痛和饥馑，饱尝离散与困苦，但似乎没有什么能够真正击倒他们。

除了死亡。

两年后，李济在台北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