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开放和包容

唐代造船材料，多用坚硬耐用的楠木；其次则用樟树、杉树或柯树等。所造船大致可分内河船及海洋船两类。

内河船有各种不同的大小式样。有一种车船，为唐德宗时代李皋所发明。此种车船不用帆桨，而用轮子拨水前进，为李皋在江西南昌时所建造，它“挟二轮踏之，鼓水疾进”。其快速犹如帆船，用以作战。

当时造船场多设于江浙一带。如刘晏为漕运所建之船，便在今江苏仪征的扬子县船场所造。当时刘晏提议每船给建造费100万。而有人批评，国用方乏之时，宜减其费，每船出资50万已很多了。刘晏不以为然，认为多付建造费才能造出高质量的船，乃在扬子县建立十个造船场，派十位专官管理，所造船质坚耐用。50余年后，继刘晏者克扣建船费，因此用木廉薄，耐用性能大不如前。

唐代有所谓万石船，其实仅可载八九千石，所谓“船不过万”。事实上能载重万石的船不多，但在代宗大历与德宗贞元年间，有俞大娘的大航船。居住船上者，诸凡养生送死嫁娶，都在船上举办，还在船上开巷辟圃。操驾之船工达数百人。

此船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每岁来往一次，获利甚丰。此船所载已超逾万石了。当时洪州（今江西南昌）、鄂州（今湖北武昌）的水道多，居住水边者几乎与居住城邑的相同。当时富商多拥有大船，船上婢仆如云，歌舞不歇，其盛况可知。

海洋船方面，唐代远航外洋的船甚多。唐太宗时，阎立德在江西南昌造浮海大船500艘。自东海、黄海直上高丽。另一方面亦有远至红海的商船。

唐德宗时，中国南方海岸已有官员自造海船从事海上贸易。所造海船乃按载重量大小分为5000料船、2000料船及1000料船等。据此可知唐代海外贸易已盛。

唐代对外侨财产处理，亦有明文规定。如外人在华经商时不幸病故，其遗产由中国政府代管。如逾期三个月未见有遗族来领回时，则没收之。当时孔戣认为三个月时间似嫌太短，故政府修改法律，予以无限期延长。其遗族如能提出可靠之证据，即可获政府随时发还。

唐代法律中亦有关于中外通婚者。凡住于中国境内之外国人，允许其娶中国女子。但中国法律不正式承认此中华女子为此外人之妻室。如该外国人离华返国时，亦不得携同中国女子出境，以免其在外国遭受欺凌。上述各项，《唐律》中均有详细规定，可见当时在华外侨与中国社会关系之密切与复杂。当时亦有外国人在华做官的，如唐玄宗时，有外国人名康谦者做了将军。

又如唐宣宗时，有大梁连帅范阳公，他把大食国（即阿拉伯）人李彦升推荐给朝廷。天子诏礼部官考其才华，得进士而名显一时。于是有人批评，以一个堂堂的刺史兼节度使大官，受命于大唐天子，得禄于大唐朝廷，但他推荐贤才却求之于夷狄，难道堂堂中国真无人才可用乎？难道真只有夷狄可用乎？

范阳公此举实令人有所疑惑也。但也有人说，以地域来区分，固然有华夷之别；但如以教化言，则是华是夷，当察看其心意与趣向。如果此人出生于中州，但言行却乖悖乎礼义，则是有华人之形而具夷狄之心；如生于夷域，其言行却合乎礼义，则是有夷人之形却具华人之心也。故范阳公推荐阿拉伯人李彦升，亦有其激励夷狄以归化于中华文明之意也，其意不可谓不善。可见当时已无歧视外人之心。

唐时胡商来华经营珠宝贸易者甚多。中国之消费品丝绸等物常用来换取外国之宝玩。有一故事可证明中国之富有。当时的长安每年举行一次宝贝展览评判大会，互相观赏。

安史之乱时，有一位魏生，极为富有。某次，他邀请外国人举行宝玩大会，有外人展出四珠，蒙大众赞许并得冠冕奖。但有一中国人拿出更大之宝贝，而获得了最高荣誉。

当时中国的酒菜饭馆多雇用胡姬，即所谓外国女招待，以招待外国客商。李白的诗中提到的很多。如《金陵酒肆留别》中道：

风吹柳花满店香，

吴姬压酒劝客尝。

又如李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前四句道：

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

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

这里说明了长安城青绮门内的酒菜馆用胡姬招待来宾，即使国人也用此等高级酒肆，主客醉酒饯别，引为韵事。

唐代时，中国有钱人的家中，常养有“昆仑奴”，是一种黑脸奴仆，即所谓外国当差。但主人并非命其做苦工，乃是用来养在家中摆阔。今日自地下坟墓发掘所得的明器中，尚可见到所镂刻的昆仑奴像。

曾有一位自南洋来的康昆仑，当时是一位一等知名人士，弹得一手好琵琶。

有一次，唐德宗时，长安大旱，德宗命人民举办求雨大会，便在长安之天门街，由街东与街西两端之市民，定期举行各项比赛。其中有一项乐器演奏比赛，街东建一彩楼，请康昆仑弹奏琵琶，街西亦不示弱，于是爆出冷门，同样筑一彩楼，有一女子亦弹奏琵琶。会后，康君自叹不如，甘拜该女为师，并欲谒见。

原来该女子为段和尚所假扮。消息传入皇宫，即召段僧入宫弹奏。德宗欣赏后赞叹不已。亦谓应将此绝技传授给康君。段僧命康君再奏一曲，奏毕，段僧评其所奏本音太杂，技巧不纯，且有邪气。康君承认初随一女巫学习，后再从数名师学习。段僧认为如一定要拜他为师，则康君必须停奏十年，从头学起，才能有成。

康君一一从命，以后尽得段僧真传，成为第一流之琵琶师。由此亦证明了中国当时物质文明之富与音乐造诣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