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寇淑婷 曹顺庆
摘要 郑成功在中国大陆及台湾、日本可谓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日本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学创作，自江户时代以来绵延不绝、代有高潮，这与近代日本对外殖民扩张具有深度关联。江户时代，日本文人以郑成功为原型塑造了日本武士“和藤内”形象，实现了郑成功本体的他国移植，这为日本利用郑成功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做了文化上的准备。此后，在日据台湾时期，日本文人又将郑成功打造为“日本人的英雄”，并接合于台湾本土的英雄崇拜情结，使之亦作为“台湾人的英雄”，强化日本与台湾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从此一个原初的中华民族英雄被纳入日本对台湾进行殖民再造的话语体系，变成一个新的匪夷所思的文化符号。郑成功形象在日本的变异过程是研究三百余年来东亚地区文化政治学的范本。
郑成功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在日本也享有盛誉。他1624年出生于日本平户，以反清复明、驱逐荷兰殖民者的壮举而备受日人尊崇，这也是日本文人热衷书写郑成功的主要原因。关于日本文人对郑成功形象的塑造，目前中日学界已经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1]然而，其中多数研究皆关注于《国性爷合战》中的郑成功形象，对日本文学史上郑成功形象之变迁缺乏整体性把握，更对日本通过郑成功形象的塑造而对台湾实行文化殖民这一重要问题浅尝辄止。本文即以此为研究方向，探讨日本文学中郑成功形象的变迁及其特征，论述郑成功本体被移入日本对台湾文化殖民话语体系的政治要因。
日本文人对郑成功的关注和形象建构，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有着日本“莎士比亚”之誉的著名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开此先河，他在《国性爷合战》[2]中塑造的“和藤内”形象，是郑成功形象日本化转变的起点，为此后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定下了基调。
1715年11月，《国性爷合战》以日本传统净琉璃剧形式在大阪竹本座剧场上演，创造了连续十七个月持久上演的空前记录。该剧的成功引发了日本的“国姓爷”热潮，此后郑成功题材的文学创作便不绝如缕，并时呈“异彩”。迄至今日，撮其荦荦而委曲小变不计，除了江户时代外，日本还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和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出现过“国姓爷”热潮。此三个时期皆为中日两国关系史的关键时刻，由是而观之，日本的“郑成功文学”[3]始终与中日关系史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其“国姓爷”形象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性的阶段特征。江户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国姓爷形象，无疑是近松在《国性爷合战》中以郑成功为原型所塑造的具有日本武士特点的和藤内。
《国性爷合战》中的“和藤内”这一人物形象，其名字兼具日本（“和”代表日本）与中国（日语中“藤”与“唐”的发音相同，代表中国）的寓意，和藤内的父亲是中国明代朝臣郑芝龙，母亲是日本人，但其混血身份的设定与历史记载大相径庭，尤其对于郑成功母亲的出身，中日两国学者的观点迥异，中国学者主张郑成功的母亲是在日华裔，而非日本人。[4]近松在《国性爷合战》中，将和藤内与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武士楠木正成等相提并论，极力强调和藤内的忠义英勇。剧中，和藤内声称自己为日本人，并在甘辉、吴三桂等明臣的配合下与鞑靼合战，复兴明朝，这一壮举无疑彰显了其作为日本人的作用，折射出剧作者强烈的国家主义创作意识。特别是在第二幕，和藤内“千里竹林虎退治”的情节设置，将其日本武士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藤内与老虎搏斗之时，母亲提醒他：“和藤内，你出生在神国，身体发肤都受神明保佑。不要害怕畜类，离开日本前，我已在五十铃川祛秽，请了伊势神宫的御祓，天照大神的神威会保佑你的。”[5]在日本神明的保佑下，当和藤内将护身符指向老虎时，老虎立刻俯首帖耳，如同天之斑驹（即日本记纪神话中出现的毛色带斑的神马）一般顺从。虎并非生活在日本的动物，而中国是虎的主要栖息地，在此情节中，虎是代表“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和藤内在日本神明的保佑下征服了老虎，暗含征服中国之意。
和藤内接着又与前来争夺老虎的鞑靼兵展开搏斗，在杀死了敌军首领安大人后，他抚摸着老虎的背部对被收服的安大人部下说道：“你们侮辱日本人，说它是小国；日本人的大能，这回你们见识了吧，连老虎都害怕！我乃传说中的郑芝龙老一官之子，日本九州平户生人和藤内，邂逅了先帝的皇妹栴檀皇女，为报答三世之恩来到父亲旧邦，前来治理国家之乱。”降兵们表示自愿跟随和藤内反清复明，和藤内命令他们：“既然成为了我的兵，就剃成月代头穿上元服，名字也改了吧。……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出生国的名字。”[6]所谓“月代头”，乃日本武士的固定发型，为武士身份的象征；“元服”则是日本成年男子的标准服饰。而和藤内收复的部下来自东南亚各地，漳州（中国福建）忠左卫门、东浦寨右卫门、吕宋（菲律宾）兵卫、东京（越南）兵卫、暹罗（泰国）太郎、矮鸡（蕃国）次郎，以及莫卧尔（印度）左卫门、咬留吧（爪哇）太郎兵卫、圣多默（印度）八郎等等，[7]并且都被他要求剃成月代头，穿上日本元服，从中可明显看出日本征服整个亚洲的狼子野心。
在《国性爷合战》之后，近松又创作了《国性爷后日合战》和《唐船噺今国性爷》，合称“国姓爷三部曲”。不仅如此，自1715年《国性爷合战》初演至明治维新之前，涌现出大量《国性爷合战》改作剧，[8]而且这些戏剧皆上演数十次、数百次之多。直至今天，《国性爷合战》作为经典剧目，还会定期在大阪和东京的国立剧场上演。在日本，和藤内这一形象已经与国姓爷郑成功合为一体，对日本社会、文化影响深远。《国性爷合战》所反映的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也逐步渗透并演变为民众的思想，促进了日本江户时代华夷观念的转变。
在中国历史上，郑成功曾受南明隆武帝赐国姓“朱”，由此也被称为“国姓爷”。这一荣誉称号体现了郑成功作为明朝皇室之人的身份特征及其反清复明的正统性。《国性爷合战》中也有和藤内受封国姓爷的情节，这一情节设置将和藤内与“国姓爷”身份相连接，实现了国姓爷的日本化转变，如此一来，具有国姓爷身份的郑成功也就转化为具有日本武士特征的英雄了。尽管不免有些牵强，但有了这种身份的嫁接，“国姓爷”英雄既可以是郑成功，也可以是和藤内：近松的逻辑也算是讲得通了。不仅是《国性爷合战》，这一时期的其他日本文人也极力强调郑成功的日本血统，如儒学家朝川善庵的《郑将军成功传碑》（1850）就将郑成功视为“吾大东日本之人”，并对郑成功驱逐台湾荷兰殖民者的壮举如此写道：“成功使人告知曰，台湾即先人故地，当归于我，若珍宝，不急之物，听汝悉载去，荷兰乃降。成功既有台湾，改台湾为安平镇，以赤崁城为承天府，总名曰东都，设府一曰承天，县二曰天兴、曰万年。”善庵肯定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功绩，其所言郑成功命人向荷兰殖民者表达的“台湾即先人故地”，指出了中国人首先发现台湾以及郑芝龙时期对台湾进行开拓的事实。但碑文的末尾写道：“郑氏自成功初起，迄克塽，凡三世，三十八年而明朔亡。明末之乱，清兵百万，乘运乱入中国，当此时，世臣名家，屈膝乞降，辫发自甘，不知愧也。成功独处孤岛，存故国衣冠于海外，奉其正朔。以恢复为任，虽志不遂，而三十八年之久，犹保明统于不绝矣，是不谓义乎？又可不谓勇乎？吾乾斎公勇乎见义而为之，故以成功有勇有义，不愧其为日本人，命鼎作之传，勒石于千里滨，以存古迹，盖亦奉先公赐宅地之意也，谨作郑将军成功传碑。”[9]可见，善庵对郑成功及郑氏功绩进行评价同时，更津津乐道于郑成功不愧为日本人。可以说，在《郑将军成功传碑》中，善庵认为郑成功勇义兼具的英雄特征皆由其日本血缘所致，与其父作为中国人之表现判若云泥。无独有偶，在川口长孺的《台湾郑氏纪事》（1828）、叶山铠轩的《延平郡王庆诞芳踪》（1852）碑等作品中皆表达了相似观点。[10]
江户时代，郑成功形象的日本化转变，反映了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此期，日本对中国的华夷观念发生骤变，《华夷变态》（1732）一书记录了自1644年至1717年长崎奉行上报给德川幕府的中国局势变化情况，该书序言开篇这样写道：“崇祯登天，弘光陷掳，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11]这既揭示了《华夷变态》一书的主旨，也反映了日本社会华夷观念转变的实态。另外，儒学家山崎暗斎、荻生徂徕等对中国儒学原典的批判，以及贺茂真渊、本居宣长等倡导的国学，都是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文化之拒斥的具体表现，彰显了日本文化优越性的国粹主义思想。江户时代末期爆发的“尊王攘夷”运动，促进了日本的时代更迭，成为明治维新的原动力，深刻揭示了当时日本民族主义发展的态势。
综上所述，江户时代的日本“郑成功文学”已经完成了郑成功形象的日本化转变。这一本土化转变，首先通过近松在《国性爷合战》中所塑造的具有日本武士特点的“和藤内”形象实现。其次，日本文人通过强调郑成功的日本血统，完成了国姓爷郑成功形象的再国籍化。这一过程一方面承袭了江户时代盛行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为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预流”了文化条件。
江户时代日本的华夷观念发生剧烈转变，国家主义意识膨胀。明治维新后，日本实行“脱亚入欧”政策，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积极进行对外侵略扩张。1894年日本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又通过与中国签订的《马关条约》，开始了对台湾长达半世纪之久的殖民统治。
日据台湾时期，日本文人将郑成功塑造成“日本人的英雄”。如依田学海的《国姓爷讨清记》（1894）一书扉页即写道：“诸君，读吧！读吧！声名远扬的国姓爷具有日本人气象，本书记录了他与满清交战的大雄略。占领台湾！快快占领台湾吧！以慰藉国姓爷亡魂！国姓爷是日本种子发出的芽。诸君！快来读这国姓爷讨清记吧！”这看似为《国姓爷讨清记》做宣传，实则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人欲侵占台湾的野心。其书中声称：“明末之际，兼具忠节义气，名气轰动中国八百余川，据守台湾与满清征战的豪杰就是延平王朱成功，乃我日本长崎生人，母亲乃我日本烈妇翁氏。” 并且一再强调郑成功“出生在大日本之地，接受了东方的精气”，生于大日本的“成功为人性直、侠气，遗传了他母亲的基因，具有日本魂”。而所谓“大日本”是意图表明日本文化的优越性，显示出浓厚的帝国主义色彩。郑成功在南京战役兵败后，励志收复台湾，亦因台湾乃“吾父的旧地，且吾身乃日本之产，攻取台湾，向日本将军请援，再举大义。永历十五年三月，成功亲自率领三千二百大军，攻入台湾”。显然在依田学海看来，生于日本、具有日本血统的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功绩，也就是日本人的功绩，郑成功开创的台湾郑氏王朝在经历了郑经、郑克塽时代之后被清朝统一，如今日本人取得台湾的统治权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因而他在书的结尾宣称：“攻入台湾，让我大日本的大旗迎着海风飘扬，以慰藉国姓爷在天之灵。杀尽清朝人，恢复唐虞殷周以及历代以来的衣冠风俗，让那里的一切皆归我日本所有，岂不快哉！”[12]毫不避讳地扬言日本攻取台湾是慰藉国姓爷的在天之灵，而且要逐步杀尽中国清朝人，让一切皆归日本所有。这充分暴露了日本欲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野心，占领台湾只是日本大东亚战争的开始。
在日据台湾时期的日本“郑成功文学”中，日本文人极力渲染郑成功作为“日本人的英雄”形象，以此强调对台湾殖民统治的正当性。1895年，日本的国学者丸山正彦在《台湾开创郑成功》一书的序言中写道：“郑成功将军怀着遗恨而终，我日本仁义之师与清朝抵抗，终于迎来媾和修好的结局，整备善邻旧交，将军终焉之地台湾归入其生国日本的版图。平定匪徒指日可待。如今将军在天之灵定会无比欣慰，定会感激我日本大君的皇恩。”[13]该书出版之际，日本已获得了台湾的殖民统治权，因此在丸山正彦看来，怀恨而终的郑成功终于可以瞑目。这种殖民者的侵略逻辑，同样出现在鹿岛樱巷的剧作《国性爷后日物语》中，该作品1914年出版于台北，正值爱国妇人会台湾分会成立五周年之际，其开篇即写道：“郑成功倾注心血的台湾，已经归入我日本版图。对台湾有巨大功劳的郑成功，自然是我日本的豪杰。成功在天有灵，得知日本夺取了台湾，日本的豪杰想必在地下也瞑目了吧。”[14]这些表述与上述依田学海等人的论断具有一致性。
《国性爷后日物语》讲述了郑成功在台湾的生涯，以及郑成功后人治理台湾的功绩。剧中，陈永华的真实身份为日本武士，其第三幕即借陈永华之口向郑成功表达了日本的侵略计划，而郑成功则表示会效法丰臣秀吉，征讨三韩以扩张日本领土，而且还会远征南洋。这种情节设置和书写契合了当时日本狂野的大亚细亚主义政治构想，并赋予这种侵略逻辑以正当性。
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思想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时代，1893年，樽井藤吉在《大东合邦论》中指出，东亚国家是单一的种族，面对西方列强对亚洲的渗透和侵略，东亚应该实现以日本为首的一体化，日本应该与中国联合、与朝鲜“和邦”。这种东亚属于单一种族的思想后来被演化为东亚“同文同种”论，成为“大亚细亚主义”的一个理论源头。以大亚细亚主义为指导的大东亚战争，第一步就是侵占朝鲜，第二步便是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取得台湾的统治权。1916年，小寺谦吉在《大亚细亚主义》中指出日本占领台湾的原因：“彼依《马关条约》而割让台湾者，亦当然之理也。当时法国既占据安南，英国领有香港，俄国更在渤海以求立足之地，德国亦在中国沿海各地而无色适宜之地。夫形势如斯。设台湾复为他国所占有，则黄海、渤海、日本海亦殆为其势所压迫之也。彼太平洋之制海权，必为此等列强所掌握之也。故日本占有台湾，可除此危险，永保太平洋之均势，维持东亚全体平和也，不敢谓之曰乘中国之衰微以侵夺其领土也。” [15]照此逻辑，日本侵占台湾不仅是为了拯救中国，也是为了拯救亚洲，从而不让帝国主义列强插手亚洲，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
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宣言，试图以“大东亚共荣圈”为整体，建立日本、东亚、东南亚“共存共荣的新秩序”，并企图以台湾为据点，建立“南方共荣圈”。1940年，日本作家西川满的小说《赤崁记》，表现了日本这一时期的政治意图。西川满在三岁的时候，因父亲工作的关系到达台湾，在台湾生活多年，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1933年在《台湾日日新报》就职，1940年创办了《文艺台湾》杂志。《赤崁记》就发表在这一年的《文艺台湾》上，该作品是以郑成功之孙郑克臧为主人公创作而成。世传在郑氏子孙中，郑克臧有郑成功的遗风，是一位治世之才。郑克臧是陈永华的女婿，当时已经被郑经指定为继承人。但在郑经去世后，郑氏政权内部围绕继承人的问题发生了政变，郑克臧被指为“螟蛉之子”而遭夺监国职位，后被杀害。文献记载：“长子克臧，旧为监国。藏，郑氏螟蛉子也；原姓李。经嬖妾林养之。其事秘，经莫知也；以永华女配之。及经西寇。委政永华；永华请克臧为监国。克臧严毅，颇傚成功；诸第畏之。迨经败东还，永华亦没；以国付臧。亡何，经死；诸弟扬言曰：‘克臧非吾骨肉！一旦得志，吾属无遗类矣’。董即命收监国印。”[16]
在《赤崁记》的描述中，郑克臧非但不是螟蛉之子，而且他还自认为身体里流淌着日本人的血，“幼时曾经常听祖母讲述祖父成功的义烈、勇武。祖父的母亲是日本人，据说这也是祖父引以为自豪之事。在我这五尺之躯中，无疑也流淌着日本人的血。拥有日本血统的我，应该勇于向南方开拓。……现在我拥有舰队，若夺取安南，那里可作为国防第一线。消灭与西班牙联合的荷兰以及清朝之后，以这里为基地，前后夹击可将西班牙占领的吕宋纳入我的版图。那时，地下的祖父定会莞尔一笑吧”。[17]通过郑克臧这一人物，西川满对日本的南进计划进行了构想，并且强调郑克臧继承了郑成功的日本血统，日本的南进计划也是为了完成郑成功的心愿。西川满以郑克臧为主人公也具有特殊意义，所谓“螟蛉之子，蜾蠃负之”，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的身份，即把原本不属于日本领土的台湾，当成日本的领土来治理，这与“螟蛉之子”的身份颇具相似性；而其指出郑克臧并非“螟蛉之子”，则寓意着对台湾统治的正统性。最终，西川满又将郑克臧的南方开拓计划的理想源头加之在了郑成功的身上，以郑成功的遗志为出发点，更加强化了日本南进计划的合理性。
日本文人通过利用郑成功的所谓日本血统，将其塑造成为“日本人的英雄”，以此为日本大东亚战争的侵略行径寻求理论依据。同时，他们也在努力建构郑成功作为“台湾人的英雄”形象，以达到教化台湾民众之目的，实现对台湾殖民统治的正统性。这一时期，日本殖民者对郑成功的形象建构，以对青少年实施的同化教育最具代表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将郑成功的故事以小说、绘本等形式，在青少年读者中广泛传播。日本出现的最早的郑成功绘本是尾関トヨ1886年出版的铜板儿童读物《绘本国姓爷合战》。1898年，著名小说家幸田露伴面向青少年的小说《郑成功》问世，其开篇即以郑成功“慷慨壮烈，真正具有日本武士之风”[18]的论调，强化了具有武士精神的郑成功形象，这无疑会对台湾青少年产生影响。1939年，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出版了精美绘本《国姓爷合战：和藤内物语》，以通俗易懂又饶有趣味的方式讲述“和藤内”故事，说他是日本九州平户人，父亲为中国的郑芝龙，母亲为日本武士之女，他自幼与众不同，五岁的时候力大无比，可以举起连大人都无法移动的巨石，而其主要情节与近松在《国性爷合战》中的叙述具有相似性，内容包括“千里竹林虎退治”、被封为国姓爷等，最后和藤内大败鞑靼军，“夺回了明朝都城，明朝人都把和藤内奉为神明”，明朝皇帝也“大赞和藤内的忠义，封和藤内为延平王”。[19]值得注意的是，该绘本宣扬了“和藤内”忠于国家、热爱国家的“忠义”精神，旨在培养青少年的“爱国心”，而这里的“国”则是指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以及本土日本。
二是在日据台湾时期，郑成功的故事还被写入了台湾公学校的教材，成为教育青少年的手段。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至上、日本优越论的思想便在日本社会盛行，致使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后对日本人和台湾人进行差别教育，分别设立日人子弟小学校、汉人公学校和蕃人公学校。日据台湾时期，台湾总督府根据台湾殖民地的特殊情况，于1919、1922和1941年三次颁布《台湾教育令》。其中，1922年颁布的法令原则上规定中等学校以上为日台共学，但实际上台湾人始终未能与日本人平等共学，而且当时汉人的就学率很低，从日本殖民者的角度来讲，他们也不希望汉人受到很高的教育。
在1901年台湾总督府编纂的公学校教育用书的第一号《台湾教科用书国民读本》（全十二册，1901年至1903年）中，《郑成功》被写入了该教材。就在这一教材发行前，曾作为公学校教谕的高岗武明指出，应该对台湾教育会提出的公学校修身科的教材方案进行检讨。他强调，台湾人赞赏明朝遗臣郑成功的伟业，尊敬郑成功，那么大肆鼓吹台湾人的祖先并非清朝臣民，则台湾人定会产生服从的意识。因此，他认为修身科的教育理念不能仅停留在穿日本的服装、说日本的语言上，还应该从内部精神进行同化，从这一点看，采用郑成功故事，使台湾人“服从”日本人统治，也是精神同化的过程，即养成“爱国心”的一个重要环节。[20]由此可知，郑成功故事被写入专门面向汉人的公学校教材，是日本殖民统治者为了台湾的文化殖民统治而专门定制，意在从精神上同化台湾民众，而且是从儿童期就开始进行同化教育了。那么，台湾公学校教材中的《郑成功》究竟叙述了一个什么故事呢，笔者对该教材卷十第十三课《郑成功》的内容翻译如下：
郑成功出生在日本九州平户。父亲郑芝龙，是支那人，很久以前来到我国，娶了田川氏为妻，生了福松和七左卫门两个儿子。这位福松，就是后来声名远扬的郑成功。福松七岁的时候，跟着父亲回到了支那。后来，在支那，明朝与清朝发生了战争，成功虽然年仅二十二岁，但是却为了光复明朝而与清朝抵抗。在征战过程中，他的父亲投降了清朝，母亲被清兵包围而自杀，成功虽然悲痛欲绝，但是仍然尽忠于明朝的天子，一直与清军作战。后来，他带着明朝的家臣来到台湾，安顿人民，修养军队，在备战清朝的过程中，突然生病去世。现在台南市仍然保存着供奉郑成功神像的庙宇。台湾人感念郑成功的恩情，都很尊敬他。[21]
从这则课文，可以读到的信息是：郑成功出生于日本，而且母亲是日本人；郑成功是明臣，一直与清朝作战；郑成功一直尽忠于明朝，具有忠义精神；郑成功对台湾人有恩，台湾人都尊敬他。而且课文以“我国”来指代日本，台湾既已归入日本版图，那么对于台湾的汉人来讲，郑成功是他们的祖先且是日本人，则日本就是他们的祖国。如此，日本殖民者通过郑成功为台湾人英雄的形象塑造，达到了其对台湾青少年的教育、同化之目的，成为日本对台湾实行文化殖民统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课文，《郑成功》的内容也随时代而逐渐发生变化。1939年《台南市读本》的第十八课《郑成功》的内容如下：
肥前平户的浪潮向西而去 山翠水青远方的白纱摇曳的青松 千里滨上涛声高/平户侯赐与房屋 藩士田川嫁与女儿/老一官郑芝龙 在日本居住三十年/宽永元年七月半 千里滨的送风/应和着的是 郑福松呱呱坠地的声音/福松受父亲的召唤而去 平户只留下母亲与弟弟/独自踏上旅途时 只有七岁而已啊/依着父亲居住在支那 仰望着东方的天空/但愿母亲仍健康地生活 眷恋着日本的天空/追随父亲的成功 谒见了隆武帝/那年二十二岁 被赐与成功的名与国姓/然而成功自己 不敢被称为国姓/所以一直自称郑成功 世人还是称他为国姓爷/后来父亲离开明朝 降了清朝 可是成功/不放弃复兴明朝 一再进行忠义之战/不论时运如何不济 正义之战如何不利/暂时将希望寄托于台湾岛 图谋恢复明朝/百余艘船舰上有二万余军队 渡海而来/澎湖岛首先攻陷 台南、安平再占领/降服荷兰人 时年皇纪二千三百二十一年/后西天皇之御代/郑成功称呼台湾 叫做东都/荷兰人所筑的城改称为承天府/整备台湾 开辟全岛土地/暂时修养他的气/然而领有的第二年 成功的雄图成空/年纪轻轻三十九岁 男人最鼎盛的时期/与这片土地上的露水一同消失 被奉祀在开山王庙/此后，明治期间 改为开山神社/社前的树木茂盛枝叶翠绿 啊，真是美 丽/与成功的功绩共在一起 神宫飘来梅花的芬芳[22]
将这篇课文与《台湾教科用书国民读本》中的《郑成功》课文内容相比较，就会发现这篇更加强调郑成功与日本关系之密切，不仅将郑成功故事与日本的风物相互映衬，而且突显郑成功英年早逝的悲剧色彩和郑成功的日本人特征，也增强了作为日本人应该继承郑成功遗志的使命感。
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除了在公学校教材中采用郑成功故事之外，在《公学校唱歌》还创作了《郑成功》颂歌，作为《公学校唱歌》，要求在各级学校传唱，其歌词内容如下：
赞叹勇敢国姓爷，不灭勋业郑成功，父亲之名是芝龙，母乃平户田川氏。/朱氏命运既倾颓，中原大地为沉沦，开辟南边荒陬地，保全仅有之义军。/终究大厦已腐朽，一木如何得撑支？敌军巨浪逆捲来，痛击攻破南明师。/郑氏独得以身免，募军抗敌不忘辱，即便社稷已倾倒，不应仅食首阳粟。/郑氏奋起率义军，贮存兵器与粮草，驱逐赶走红毛人，舟师横渡台湾岛。/哀哉苍天对斯人，命如一瞬之日晕，十又七年艰与难，皆成幻泡了无痕。/谁言志业终难逐，明治圣代光辉中，君之伟业得昭显，开山神社月色清。[23]
这首颂歌赞扬了郑成功的丰功伟业，慨叹其面对南明王朝的没落“一木如何得撑支”的境况。郑成功字“大木”， 以“一木”指称郑成功，又有虽大木亦难独撑之意。如今“明治圣代光辉中”，则郑成功的遗志应该由日本人继续实现。这样就一方面凸显了郑成功的伟大，另一方面也使被统治的台湾人寻找到精神的归属。日本文人对郑成功同为“日本人的英雄”和“台湾人的英雄”的形象建构，意在强调日本与台湾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亦是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思想的具体呈现。
综上可知，日据台湾时期，日本文人在将郑成功塑造成为“日本人的英雄”以强调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正统性的同时，还将郑成功的形象建构成为“台湾人的英雄”，通过出版物传播、公学校教材、传唱颂歌等形式，向台湾青少年传播郑成功的故事，将郑成功纳入日本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的话语体系，生产、强化台湾民众与日本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推进台湾民众的皇民化转变。
三、阐释的政治学：郑成功本体被纳入日本殖民话语体系的所谓“依据”
日本通过对郑成功形象的建构，强化其与台湾民众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将郑成功纳入了日本对台湾文化殖民的话语体系。郑成功被强行移入并整合进这一异质性的政治话语体系，对于日本官方和参与这一过程的日本文人而言，有以下三个所谓“依据”。
其一，郑成功反清复明、收复台湾的英雄事迹契合了日本的尊王攘夷思想。“尊王攘夷”这一最早出现在春秋时代儒家经典的词语，在日本始见于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的《弘道馆记》。“尊王论”和“攘夷论”本来是两种不同的思想。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佩里的“黑船”来航，强迫日本开国并与之签订不平等的《日美和亲条约》。日本面对内忧外患，将“尊王”与“攘夷”结合起来，爆发了“尊王攘夷”运动。而“尊王攘夷”思想的源头是日本至上、日本中心、日本优越的“皇国史观”。明治时期，皇国史观与日本神道相结合，逐渐演变成为大亚细亚主义、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思想。
自江户时代开始在日本文人的建构下，郑成功形象实现了日本化转变；日据台湾时期，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实行同化政策，向台湾民众灌输具有“忠君爱国”“义勇奉公”精神的《教育敕语》，试图使台湾民众尊崇日本天皇。而所谓“日本人的英雄”郑成功反抗满清夷狄、光复明朝，驱逐荷夷、收复台湾的事绩，正好迎合了日本的“尊王攘夷”思想。
对于满清的夷狄形象，《国性爷合战》中这样写道：“大明国兴三皇五帝礼乐，知孔孟儒教，尚五常五伦之道。天竺讲佛教因果崇尚断恶修善。日本也有正直中常的神明之道。鞑靼无道无法，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欺强凌弱。不分善恶愚智，形同畜类的北夷狄，就是所谓的畜生国。”[24]与明朝、天竺、日本不同，鞑靼被近松称作“无道无法的畜生国”，这样的表述充满了对满清的蔑视。将日本与中国明朝、印度相提并论，以夷狄满清为敌，突显了日本在文化上的先进，充分体现了日本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来区分华与夷的观念，此为江户时代日本社会华夷观念转变的真实写照。满清对于明朝而言是夷狄，荷兰对于台湾而言也是夷狄，郑成功反清复明、驱逐荷夷的壮举正是“尊王攘夷”的体现。当然，郑成功忠君爱国、尊王攘夷的道义光芒超出了民族、国家甚至文化的界线，从而在异域日本受到全社会的景仰，也正因为如此，日本文人对郑成功形象的再造才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民义共鸣。
其二，日本殖民统治者利用郑成功所谓日本血统，宣扬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的正统性。日本文人在进行郑成功形象建构时往往强调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为日本人，郑成功出生于日本，所以郑成功不但具有日本血统，而且受到了日本文化的深刻影响。正如齐藤正谦在《海外异传》中对郑成功的评价那样，“郑大木之王台湾，亦我皇国之余烈”，“郑大木慷慨唱义，招颓日于虞渊，以孤兵当勃兴之敌，百折不挠，有我楠中将之风。及其子孙，奉正统于一隅数十年，亦与楠氏相类矣。蓋孕我东方之精故欤”？[25]其所极力强调的是郑成功的日本母亲和日本文化对其忠义精神的影响。
对于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清史列传·郑芝龙传》中这样记载：“郑芝龙，福建南安人。明末，入海寇颜思齐党为盗；后受抚。累官总兵。”[26]“总兵”是郑芝龙受明朝招抚后作为明臣的官职，其实在“芝龙投降后，不数日即被挟往北京。明永历七年（清顺治十年，西元一六五三年）满清封芝龙为同安侯。自是而后芝龙及其家人失去行动自由，但暗中与成功通信，永历九年因此被劾下狱。十一年清廷流芝龙及其家属于宁古塔，终于在十五年，清廷照谋叛律将芝龙及其在京诸子一律处死”。[27] 在郑芝龙决定降清之时，郑成功曾极力阻止父亲，“成功曰：‘清兵不足患也，闽粤吾所自有，父欲得之，则乘时练兵集饷，号令天下，岂无应者？’不听。子弟劝入海，不听。成功又谏曰：‘父教子忠，不闻以贰！且北朝何信之有？倘有不测，儿只惟缟素复雠而已！’又不听。”[28] 郑芝龙降清之后，清廷曾采取多种手段对郑成功进行招抚都以失败告终，更加突显了郑成功的忠义精神。
郑成功父亲降清之事，也成为日本文人以郑成功的忠义精神乃受日本文化之影响的口实。作为“日本人的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夷、开拓台湾的功绩就是日本人的功绩，郑成功是开台圣王，则日本统治台湾就是在“慰藉国姓爷的在天之灵”，是理所当然之事。这也是日本将郑成功纳入对台湾文化殖民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日据台湾时期，台湾人对郑成功的宗教信仰已经形成，视其为神明，是崇拜的对象。清朝统治期间，台湾人为表达对郑成功的思慕之心，曾私建开山王庙祭祀郑成功，并尊其为开台圣王。清朝同治十三年（1874），受到“牡丹社事件”的影响，福建船政大臣巡台使者沈葆桢视察台湾和澎湖时发现，郑成功信仰在民间悄然流行，故奏请清廷，公开为郑成功赐谥并专门建立祠堂供奉祭祀。清廷批准了沈葆桢的奏请，并于1875年动工，将原来的开山王庙拆除扩建，建筑材料均从郑成功的故乡福建采购，兴建了具有福州建筑风格的延平郡王祠。
日据台湾时期，为了同化台湾民众，台湾总督府将郑成功信仰纳入了日本的神道体系。1897年1月13日，拓殖省下达“台甲114号”指令，批准台湾总督府的申请，将祭祀郑成功的延平郡王祠改为“开山神社”。但从台湾总督乃木希典上书拓殖省的表述：“郑成功此人为恢复明朝，举兵作战失利，遂占据本岛，虽可谓为明朝之一忠臣，然尚且不能以我帝国之忠臣称谓，且乎其母虽亦为我帝国之臣民田川氏，然此亦不过仅与我国有点渊源，是以倘若祭之以国币社，则可谓破例之大矣。”[29]可以看出对于日本官方来说，郑成功最多是中日混血儿，并非纯正的日本人，不该享有神圣的日祀。这与日本文人在构建郑成功形象时强调日本攻取台湾是慰藉国姓爷亡魂之类的表述产生了裂缝，却真实显露出日本对郑成功形象的种种建构是为其殖民统治台湾所服务这一文化政治学秘密。
要言之，郑成功本体被纳入日本对台湾文化殖民话语体系，成为日台“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喻体象征，是经过蓄意的文化政治学阐释与篡造的。郑成功反清复明活动、收复台湾的功绩正契合于日本走向殖民扩展的“尊王攘夷”思想，而通过强调郑成功的日本血统，可以达到对台湾殖民统治的正当化与合法化，利用台湾人对郑成功的宗教信仰，又实现了其对台湾民众的潜意识同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