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粤省政局的权力博弈与政治生态

大体言之，1936年“六一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对广东地方的党政军人事重新调整，使广东开始了从“陈济棠时代”向中央直接领导的时期过渡。但军权独大的后遗症，使粤省军、政摩擦不断。李汉魂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省党部主委后，为掌握实权极欲排除军方余汉谋对政治的干涉。待到陈诚等人莅粤，虽将该省军、政权限加以厘清，自此两方看似可以并肩抗战，实则开始了新一轮对各自权力边界的试探。党务作为军、政的中间地带，转而成为双方争夺的目标，省党部亦变成各方炫技的竞技场。

此时，身在中央的朱家骅亦欲向广东伸展势力。1938年4月，朱家骅先经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后于1939年11月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朱氏因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同为浙江人，早年又与二陈过从甚密。因而，常被时人划入CC系阵营。但随着朱家骅势力的崛起，其与CC系的矛盾日益尖锐。朱取代二陈掌控中央组织大权后，外间便将自成一系的朱家骅与其所属，冠以“新CC系”“朱家骅系（派）”或“新干部派”等名号。[1]朱氏虽属浙籍，却与粤省颇有渊源。北伐期间，朱曾南下与戴季陶共同主持中山大学校务，1930年代初，更被蒋介石委以中大校长。昔日培养的一批门生故吏，如今成为朱家骅在粤扩张权势可供驱策的人马。这些人对朱自然也寄予厚望，期待通过朱氏获得更多的党政资源。由此，朱家骅为掌握广东党权，有意利用粤省军政之间的既有裂隙，通过联合军方余汉谋等势力，成功地将原主委李汉魂驱逐出省党部。但李去职后，继续运用其省府主席职权，予党务多方掣肘，以达其借政抑党的目的。

本文拟通过追述陈济棠下台后，广东省权力格局的演变，在细绎西南一隅党政军三方关系的同时，兼及讨论各方势力在其间对党务领导权的争夺与运作，从而呈现出抗战背景下国民党省级权力斗争的复杂面相。[2]

陈济棠自1931年起，便把持着广东党政军大权与南京政府相颉颃，使广东始终维持半独立状态。“六一事变”后，陈济棠下野。国民党中央令余汉谋将陈之旧部整编为第四路军，正式纳入国军编制。而在省政方面，蒋介石将陈济棠时代主政粤省五年的林云陔撤换，代之以与余汉谋有旧的粤籍将领黄慕松。[3] 孰料黄慕松在粤执政不满一年，便于1937年3月病逝。蒋介石遂致电余汉谋商议省府主席继任人选：“能与兄合作者，似以吴铁城为宜，或林云陔亦妥，兄意如何?”[4]此时已调离广东，出任中央审计部部长的林云陔虽再次成为蒋之考虑人选，但中央最终任命吴铁城为新一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吴铁城，祖籍广东，与粤籍实力派关系密切，实非蒋介石心仪人选，只为迁就余汉谋而任之。吴上任未久，蒋便致电宋子文：“拟委兄为广东省府主席，兄意如何?”[5]随后，蒋又电询孔祥熙：“子文已安抵港，拟即发表子文为粤省主席，暂调吴铁城为实业部长，未知兄意如何?”[6]数日后，蒋意又有所徘徊，其在日记中写道：“派子文赴俄乎? 主粤乎?”[7]1938年初，蒋再次询宋愿否担任粤省主席。[8] 直至同年7月，蒋仍在反复考虑：“粤主席与美大使人选”“粤党政问题，子文之任务”等事宜。[9] 可见，蒋对吴铁城主粤并不放心，至此仍在考虑是否由更可信任的宋子文接掌广东省政。

1938年10月21日，广州失守使蒋介石再次考虑广东人事问题。[10] 11月下旬，南岳军事会议时，蒋突然召见粤籍将领李汉魂，询以“对军事、政治哪一种有兴趣?”李答以：“本属军人，虽无成绩，希望可以无过；政治从前虽颇有兴趣，但现时粤局残而且乱，实无把握，恳另简贤能。”[11]翌日，陈诚亦前往劝说李接受蒋之安排。李向其表示：“仍请给以考虑机会。”[12]李汉魂虽略有踌躇，但最终同意出掌粤政，并开始预定省委及各厅人选。[13]随后，蒋电示吴铁城这一人事变动：“省府拟将改组，以李汉魂同志继任，以兄在军时期多不便，另以任务属兄。”[14]蒋介石此时运用军人主政，应是受广州失守的影响，出于战时需要的考量。

与此同时，蒋在军队人事上亦作出调整，张发奎被任命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此前该战区由军政部长、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司令长官，但何仅为挂名，实际职权由副司令长官余汉谋代理。[15]而蒋最初欲任命薛岳为副司令长，遭到余汉谋的反对。余向蒋推荐了张发奎。但张对此并不欲受，因深知余对其并非真心欢迎，仅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据张发奎称，其与余并无宿怨，但也谈不上深交：“我同余汉谋是广东同乡，是同学，也是第一师老同事。他的职位一直比我低得多：我当团长时，他甚至还未当上营长；他的飞黄腾达是在他推翻陈济棠之后。”[16]从张发奎的描述中，可以体味出他对余汉谋资历与晋升方式的不屑。最终，在蒋向其表示会派李汉魂接替吴铁城予以协助后，张发奎才接受了这一任命。

但蒋介石对军政人事的重新部署，并未能使广东各方关系得以融洽。据张发奎回忆：他虽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但军权实际掌控在副司令长官余汉谋之手，“我想调动一些不称职的师长与其他军官，但余汉谋不同意。除了四战区的部队，我不能调查属于我管辖的部队之内部事务。在赏罚方面，我没有发言权”，“我的困扰是余汉谋掌握军权，不听我的话。”[17]而省主席李汉魂与余汉谋自从在陈济棠手下任职起，双方关系就不曾和睦。余汉谋对李从其手中拿走六十四军使之直属中央一事感到不满。[18] 吴铁城卸任时曾对李诉说：“在粤年余，误于委曲求全四字，而经手所放之百余县长中，出自己意者只十二人。”李决定：“可知此路已走不通，予此后当不再走。至若县长予固欢迎介绍，但用否之权在我，我要九十余县长个个都由我衷心放出。”[19]李所言之“路”，系指与军方余汉谋相妥协的政治路线。因此，李汉魂上台后开始大量撤换吴任主席时任命的县长与专员。[20] 而这些职位大多由军方余汉谋的人担任。这便使得李汉魂与余汉谋间的矛盾激化。

由于张发奎、李汉魂与余汉谋间均存在矛盾，便为张、李两方合作抗余创造了契机。张发奎首先向余汉谋发难，致电中央要求派员指导广东党政军机关重组，分割各自职权。中央随即指派白崇禧、陈诚与梁寒操三人赴粤解决军、政权限问题。对此，吴铁城曾意态消沉地向陈诚提出“解决”余汉谋的三项建议：“（一）改造环境。（二）脱离军队。（三）率部离粤。”[21]但陈认为上述办法甚为不妥，主张对余开诚布公，最终议定：“将所有属政府者一律归还政府”，将余之军队“拨一军归吴奇伟指挥，一军归夏威指挥”。[22]并由陈诚召集张发奎、余汉谋与李汉魂三人谈话：“说明须三位一体，负起抗战建国之责，打破过去各自为政，互相摩擦之弊。”[23]经此，余汉谋在粤军政权力虽被削弱，但广东军政之间并未就此息争。

二、党部嬗变

陈济棠时代，广东党务始终把持在陈之亲信林翼中手中，有“陈家党”之称。“六一事变”后，蒋介石要求彻底整顿广东党务组织。[24] 据时人观察，改组后的省党部主要是CC系与粤系实力派的斗争。其中，CC系以曾养甫、谌小岑为代表。实力派则有钟天心、李煦寰、陈策、邓彦华、余汉谋和香翰屏等人，几乎均属军界人士。当时广东96个县市党部中，由军人实力派掌控的占六成，CC系占三成，其余各派占一成。1937年4月，吴铁城继任省政府主席后，省党部做了局部改组。[25] CC系虽一直设法在其间扩张势力，并取得些许进展，但军人实力派在省党部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改进党务，在省一级改设执行委员会，并采主任委员制[26]，广东省党部依此须进行改制，蒋介石亦打算趁此更换主委。7月，蒋突然命陈果夫密保粤省党部主任委员人选。[27] 陈密保何人目前虽缺乏直接史料证明，但陈布雷曾致函朱家骅：“粤抗战紧张，拟即任曾养甫同志为粤省党部主任委员，俾得领导全省党员积极协助抗战，此事已以委座名义电精卫、哲生、海滨诸先生询其意见。”[28]曾养甫被提名很可能是因陈果夫的推荐，其若能够顺利就任主委，对CC系在粤省党部扩张势力将会起到重要作用，但广州失守使蒋意突变。10月27日中常会决议：“前奉总裁谕以吴铁城为广东省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养甫为广州特别市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并经常务委员会决定提前发表在案。”[29]

1939年1月，随着广东省政府主席的易主，蒋介石再次考虑粤省党务问题。[30]此时，为求党政统一，中央任命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兼任省党部主委，余汉谋、丘誉、缪培基、黄麟书、伍智梅、蔡劲军、高信、余森文、姚伯龙、孙甄陶、邹洪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并以朱家骅系的余森文兼省党部书记长。[31] 但蒋介石精心配置的广东人事，并未使省党部运转自如。改组未久，白崇禧便向陈诚表示广东军政均有进步，唯党务不妥。陈在日记中写道：“其意似在余森文与蔡劲军，余当以不可存畛域观念，凡中央所派人员即无一胜任者。”[32]几日后，白崇禧和张发奎约同省党部李汉魂、邹洪等人，以及在粤中央委员罗翼群、梁寒操、邓青阳等，以“粤省党委亟待整理，分区指导尤不容缓，惟现在到部委员不敷分配，工作无法开展”为由，要求蒋介石对省党部人事再予调整。[33]

为此，中央秘书长朱家骅权衡各方利益，进行人事调整计划。[34]但改组之议似乎并未落实，因陈果夫听闻粤省党部“有兼职之委员一律撤销”的消息后，曾致函朱家骅力保执委高信。朱回复称：“粤省党部改组一节系李主任委员之要求，白张二兄亦曾电总裁建议。经再三考虑，结果已决定不予改组。”[35]其实，即便按照朱家骅所拟议的调整方案执行，省党部内的权力格局也并不会发生较大改变。此次人事更调，名义上虽为充实省党部执委力量，但李汉魂最主要的目的是欲借势踢走朱家骅系书记长余森文，代之以己方干部。因此，李仅在书记长一职上参与意见。[36]朱家骅就该职人选致电中央:

朱家骅为此虽曾去电安抚李汉魂：“余同志返粤前，弟已切嘱凡事秉承我兄处理，余同志从弟多年，其人热忱忠实勇于任事是其长处，有时稍嫌鲁莽，常□措施欠当，至祈我兄纠正。”[40]但余森文回粤后更加举步维艰：“此间情形在生未返粤前似陷僵局，会内生所介绍之重要工作同志已全部被迫辞职，及生返韶与主任委员倾谈之后，彼甚表悔气也，也许又是一套做作之姿态。”[41]数日后，余森文再次致函朱家骅，要求其帮助联络CC系与三青团等方面关系，以避免孤立:

三、党权竞逐

李汉魂主政广东后，虽集粤省党政权力于一身，但在党务方面并不能随心所欲，遭遇诸多掣肘。据李称：“粤省的基层党组织和省党部委员，一部分为军方所控制，一部分仍听命于原粤省主席吴铁城，我实际上没有掌握全省的党组织。在韶关附近的桂头我办了一个干训团，用来培养党政干部，立刻就有流言说是‘桂头造党’。”[46]事实上，彼时粤省党部内形势较李汉魂所言更为复杂。

自1939年3月改组后，广东省党部除主委李汉魂外，执委人事又发生了几次更调。至1942年前后，时任11名执委分别为：郑丰、高信、许成业、李伟光、袁晴晖、李伯鸣、谢鹤年、冼家锐、陆冠莹、萧宜芬、余建中，袁晴晖兼任书记长。其中，冼与谢均为余汉谋同乡，属军余方人士。袁、陆、郑为政李方势力。许、萧与李伟光三人毕业于中山大学，均以朱家骅门生自诩。而高、余二人，则与CC系关系密切。李伯鸣虽由叶楚伧荐为执委，但之后被朱家骅所争取。[47]彼时广东省党部各执委派系所属，情况如下:

如果说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前，朱、李两方仅是暗斗的话，那么十中全会的召开便拉开了双方明争的序幕。此次全会中央要求：“今后各级党部应速完成选举。”[49]这使朱家骅系遭遇棘手问题。此时，朱系一方在粤党务所掌握的县份仅20个左右，加上可联合的军余力量，也仅达到三分之一。而以高信为代表的CC系力量，最多占有十分之一县份。CC系虽可联络，但萧宜芬担心：“选举时彼必权术利害，而与较有力量方面合作也。”[50]而李汉魂在粤经营党务多年，加之在政势力，其在省县选举中的操控力不可小觑。若想在未来的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应付裕如，朱方必须控制半数以上县份的党务。这使朱家骅意识到必须加快对各县党部的控制，才可最终赢得粤省党部实权。不过，此次全会还做出规定：“省党部主任委员应以专任为原则。”[51]这便为广东更换主委提供了契机，亦使省府主席兼党部主委的李汉魂，面临被夺去党权的危险。

为改变上述窘境，朱家骅从调整省党部人事、加强自身阵容着手。首先，谋求以“忠厚和平而可配合者”代替李汉魂。[52]继而，再争取由己方人士兼任书记长与组训处长二职，并设法除去李汉魂系执委陆冠莹，以减少党部摩擦。[53]于是，朱家骅上呈蒋介石以方觉慧接替李汉魂，以时任广西省党部执委兼宣传处长的亲信郑绍玄取代陆冠莹，并兼任书记长，原书记长袁晴晖专任执委。[54]但此前，蒋介石已向吴铁城征询粤省书记长人选。吴以广东省政府委员方少云与方觉慧为旧日同事，可加强党政联系为由相推荐，并获蒋之核准。[55] 朱家骅知晓后，为将书记长一职掌握在己方手中，便以该职职责繁重，应以专任为由，致书蒋：“方（少云）同志现任粤省政府委员，使任书记长恐难兼顾，方同志人亦虑及种种事实困难，其不愿担任之实情，吴秘书长现已明悉。”[56]

听闻中央有以方觉慧接任主委的消息后，余汉谋立即致电中央表示支持，并力保余建中、李伯鸣、冼家锐、谢鹤年、萧宜芬、李伟光、许成业七人蝉联执委。[57] 余汉谋的这则电文不仅与朱家骅调整省党部的人事计划遥相呼应，也使由上述七人所组成的广东省党部“反李”阵营浮出水面。

面对朱家骅与余汉谋的联合，李汉魂也并未坐以待毙。十中全会期间，李宗黄曾提醒李汉魂“应致力以党为重心”，使其大受启发，并在日记中写道：“政治地位有时失败，而党则无失败，故应注意以党为重心。”[58]此时，李虽日渐意识到党权的重要，但中央做出省党部主委专任的规定，也使其感到主委位置难保。为此，李汉魂改变先前策略，尝试从搞好党务的“天线”和“地线”入手。“所谓搞好天线，就要对中央党部攀得紧；所谓搞好地线，就要对各县党部抓得住。”[59]

于是，李汉魂转而试图与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谋求妥协，但因与之素无历史渊源，便指派心腹郑丰组织中山大学同学会，并担任理事长，借以与朱联络。据称：“此时朱家骅正要利用旧日中山大学员生来供自己驱策，因此郑丰便被朱家骅看重。”[60]与此同时，李还设法通过郑丰、袁晴晖、陆冠莹等人，拉拢省党部内各朱系执委，借以拆散其与余汉谋及CC系的联盟。袁曾对萧宜芬表示决意引退，欲以李伟光任书记长，萧任宣传处长。萧分析这是李汉魂旨在安定局面，饵塞朱系人士之口的策略。另一方面，李汉魂出席十中全会时，眼见“二陈在党的势力大而人才亦多”，亦开始了对CC系的联络。[61] 据说：“前陈部长抵粤时，伯豪与其在互励社谈一小时。此外，伯豪亦极力拉拢高信。陈部长愿否与伯豪联络充线，当较易判断。”[62]

与此同时，李汉魂也加紧处理省县党部选举问题，不仅开始选派较有党务经验者充任县长，以加强县长对县党部的控制力，并“以省干训团为中心，利用各县训所教育长监视县书记长，时有密报。近来党部派任之县书记长，十之八九为干训团人物”。[63] 除极力把握各县书记长外，政李亦利用各区分部人员，借派人出巡名义试图控制各地方参议会及各社团。与此同时，李汉魂还使其亲信分赴闽、赣、湘、桂、滇各省活动，意在联络西南各省党部以与中央组织部对立。[64]

眼见李汉魂在省党部主委一职上摇摇欲坠的张发奎，此时挺身而出，致电中央对李极力挽留。这或许使蒋介石态度有所动摇，遂令朱家骅：“宜使伯豪兄专其事权，不宜多所更张。即至万不得已而党部必须改组，主委必须更换，则对人选方面亦拟请特赐垂询。使伯豪兄得就各中委中之能匡助省政，堪以继任者举以上闻。”[65]

对此，朱家骅态度强硬，寸步不让，致书蒋介石要求维持原议：“主委应以专任为原则，十中全会有此决议。现在省主任委员兼任者计有陕、冀、甘、青、宁、粤、桂、滇、湘、皖、晋等十一单位。本部依据全会决议，拟定实施计划进度，亦顾及地方若干困难。拟于本年十二月份以前，先调整半数为专任。”[66]朱认为，各省施行缓急应以实际情形为准。省党部在工作上须适应军事、政治需要，在人事上须与军政各方协调，而广东省党部之症结便在于军政不能协调并进。朱称：“此间同志与粤省方面，均对方（觉慧）同志继任消息反应甚佳，前呈书记长人选即系与方同志商定拟呈者。若因李主委来电要求，而即予寝置，似未免有损中央威信。”[67]“此间同志”与“粤省方面”，应分别指代省党部内的“反李”阵营和军方余汉谋势力。此两方对方觉慧继任均反应甚佳，折射出的则是对政李主党的不满。“军政不和”而“朱余相和”，使得腹背受敌的李汉魂下台指日可待。

然而，方觉慧赴粤之行悬而未决之时，蒋介石又有派其赴藏之意。朱家骅见此便极力劝说蒋：“惟方同志赴粤准备业已就绪，而入藏一节又恐非一时所能实现。似可先令赴粤就任，俟赴藏有期，再行调往。”朱担心省主委更调计划就此搁置，立即为蒋拟定了另外三位候选人:“如钧座拟即令方同志入藏，不克赴粤，则关于粤省党部主任委员继任人选，拟请就陈策、陈耀垣、欧阳驹中择派一人。”[68]此三人均属粤籍，陈策与欧阳驹出身行伍，纯粹军事将领；陈耀垣早年经商发迹后加入同盟会，但多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此三人涉猎党务较浅，又乏从政经验，却被朱氏推荐为广东主委，其意可测。

欧阳驹曾致电朱家骅表示：“粤党主委时势必更动，弟意倘乏理想者以继方，似仍以筹硕兄担任较为适宜。”[69]其所言“筹硕兄”即陈策，而朱亦正有此意。[70] 但“以他方力主外籍未果”[71]。“他方”应指军余对主委人选的干涉。由此可见，广东省党部新一任主委至少须得到朱家骅与余汉谋两方的共同认可，而方觉慧便是这样的人选。政李一方对此亦有所洞悉，郑丰向朱家骅控诉：“彼等拟第一步先以第三方面人做省党部主任委员，第二步即取而代之。俟取得党的力量后，彼等即可与省府更多之困难，以遂其攫取省政之目的。”[72]

广东省党部主委调整一案几经周折，当蒋介石试图暂且搁置时，朱家骅又向蒋抛出广东地方对李汉魂的密控。朱早在1942年11月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前，便收到了对李控诉的密报。但彼时朱仅批示密交组织部人事室主任参考，引而不发。[73] 翌年七月，广东省党部冼家锐等人再次以“排除异己、任用私人、蔑视党务、把持包办、营私取巧”等项罪名，联名将李上告中央。[74]而此时，朱家骅伺时机成熟，将此作为打击李汉魂的有力武器，径直签呈蒋介石，矛头直指李在粤办党不力。[75]

1943年11月，执委袁晴晖、李伟光、李伯鸣与余建中4人，又以环境困难、责任日重、应付乏术等由，联名致电朱家骅要求分别辞去省党部书记长、组训处长、宣传处长与监察专员各职。[76]高信、冼家锐、谢鹤年、许成业、萧宜芬5人亦电朱，以示声援。[77]上述4人辞职的原因，据李汉魂言系中央改派李伟光、李伯鸣二人兼任组训、宣传处长，而李汉魂因省党部并无向中央报请改派处长之意，便向书记长要求查明真相，遂引起书记长袁晴晖及李伟光、李伯鸣的不满。余建中则因李汉魂未保举其为社会处长事，而电请辞职。[78]

但在此之前，萧宜芬曾向朱家骅汇报：“晴晖要求生等与彼一致，借以转□伯豪。并谓倘若失败，则惟有六人辞职，共同进退。”[79]袁晴晖虽被视为政李一系，但与李汉魂交情未深，李对其并不信任。[80]袁因在省党部郁郁不得志，又长期受到陆冠莹等人的排挤压迫，颇思脱离李之掌控，遂逐渐与朱方接近。据此可知，上述四人联名辞职的真正原因并非如李汉魂所言，而是执委联手胁迫主委下台的手段。当侍从室就此事函询朱家骅时，朱则维护其所属称，曾由李汉魂面告该省党部处长须加改选，调整方案制定后，由袁晴晖转陈李汉魂征询意见，并得其同意。“此电系由该省政府驻渝办事处长李敏亲自送来，显非他人所能擅发。”且袁晴晖等虽请辞职，但经严斥后，已照常工作。因此，“原电所称该员等请辞兼职缘电，实系臆测之词。”[81]朱家骅的这一回应，使得李汉魂未得任何转圜余地。

鉴于省党部下设秘书、组训、宣传、监察四处，四处处长的联名辞职无异于省党部的解体。李汉魂因此大受刺激，视之为自1927年叶挺、贺龙举兵后，部属又一次“叛变”。[82] 身陷四面楚歌的李汉魂，最终不得已以领导无方为由，向蒋介石请辞粤省党部主委之职，并推荐由在粤多年，且对新县制富有研究的中央委员李宗黄接任。[83] 1943年底，吴铁城与朱家骅再次签呈蒋介石，推荐方觉慧和陈肇英为广东省党部主委候选人。[84]蒋介石最终圈定方觉慧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

四、尘埃未定

卸任主委后，李汉魂将省政府作为最后的根据地，将省党部作为御敌的外围堡垒。阳取守势，暗中仍极力活动，试图以政抑党。1944年4月1日，方觉慧正式到任后，最感棘手的便是人事问题。方本欲更换省党部组织科、训练科和民运会等部门负责人。但李汉魂则以各职均与省府社会处及省干训团有关，力争保留。此外，李还利用曾随方氏工作过的省政府财政厅长张导民，令其对新主委“诱之以情感，动之以利害”，使党之措施迁就配合行政，以保持政李在党部之一席之地。而在县一级，李汉魂则运用县政府、参议处、田赋处和税捐处等机关，收买当地人员，企图利用行政力量控制各地党务，以便在省代表大会中操纵选举。[85]

1944年2月，李汉魂与余汉谋应召参加南岳军事会议。会前有广东“军政不和亟须调整”的流言传出，李认为这是“乘此机会肆其攘夺目的”，便转变态度，改与余汉谋联合，努力营造军、政和谐的氛围。[86] 而对内，李也欲借缓和同军余关系，打开僵局，减少阻力。据称，李汉魂曾以省府名义与余汉谋长官部人员举行联欢，但“以政方未臻诚意，而军方主干人员又复对李未能谅解”[87]。因此，政李的曲意联余策略收效甚微。

李汉魂为扩大阵营，还试图通过高信，加紧与CC系联络。在省党部内，李与高原本对立，但李下台后，便转而拉拢高。令其负责党团及社会方面设计与指导活动，更以教育厅长一职相许诺。而“高为沽取职位，坚李信心，乃将各委员托带函件，献于政李，以为告密”。高信阳奉二陈之命，大卖政李之力的行为，引起军余方面及冼、谢等委员的不满，认为高不惜放弃中央立场而卖友求荣。中央委员李次温到粤视察后，亦尝有函与二陈指摘高信。[88] 由此，李汉魂联络CC系的管道亦未疏通。

李汉魂卸任主委前后，朱家骅便开始俟机淘清政李在党部内外的潜在势力，如执委郑丰、陆冠莹以及由其任命的督导员、科长和各县书记长等。朱方干部认为:

李虽失党权，但尚主政。其若反击，必借行政权力制造党政摩擦。朱氏深知若想党务工作顺利开展，必须行政力量予以配合。朱之属下早先便有劝其效仿二陈，设法插足省府之议:“如高信之小有成就，固有其特殊之条件，如中政校之基干，二陈之支持，与在粤历史之悠久，均非吾人所能及。然彼能于省府方面获得一席，一方面可以提高声望，另一方面可以在各县布置人事，发展自易多之也。”[92]朱家骅系若能在省府有所涉足，自然如虎添翼。但此时，政李对外严防死守，欲行此举实无可能。

此时，朱家骅系若想继续扩大势力，唯有整合在粤各方资源。方觉慧继任后，余汉谋及其左右虽对新任主委争取甚力，但仍可继续与朱合作。吴铁城亦对广东局势极其重视，以其弟为在粤代表，将税务局、电报局、港澳总支部等单位作为落脚点，也颇能与朱方步调一致。[93] 除此以外，朱家骅亦谋求与旧日所忽略的力量合作。许成业向朱建议，展开对中央军校骨干分子的联络。如将时任省府委员兼中央军校毕业生在粤调查处主任吴廷宪，提补为省党部执委。由此不仅可以容纳军方人士，更可借“吴同志籍属穷（琼）崖，该区十余县党务向由现任曾三省督导员把握。而曾为陈方旧关系深切干部，将来对国省选代表恐成问题，如能提以吴廷宪为省委则该区便可控握矣”。[94] 张嘉谋则建议朱加强对广东教育文化界的联络，如设法将各中学党部改为省直属党部，再进一步取得第七战区编纂会、粤省文化运动委员会及中山大学区党部领导权，以作联络中大教师及领导学生之场所，通过知识分子争取广东民众团体，以削弱政府影响力。[95]

正当朱、李两方排兵布阵，准备对广东省党政权力展开最终角逐时，中央组织部的突然易主，顺势改变了省党部的权力斗争风向。1944年5月，蒋介石让陈果夫接替朱家骅掌组织部后，广东省党部中朱系人马不仅逐渐被淘汰殆尽，主委方觉慧亦请辞职，后由CC系人士余俊贤接充。[96] 而李汉魂的省政府主席之职，亦于1945年8月由罗卓英所取代。

五、结语

广东自北伐以来，军队一向保持地方性，政治、党务亦由军事将领把持。陈济棠下台后，国民党中央虽得以直接控制广东局面，并对该省的党政军权力重新分配。但黄慕松与吴铁城短暂主政时期，采取与军方余汉谋相妥协政策，使陈济棠时代军权独大的态势得以延续，党政权力始终不彰。直至李汉魂上台之初，军事干政的情况依然存在。因此，广东的军政矛盾有其由来已久的原生性。

而在党务方面，自“六一事变”后，广东省党部主要被CC系与实力派人士所充斥。后者以其在粤历史渊源与地缘优势，长期控制着该省党务领导权。CC系虽在其间活动甚力，但终未占据优势。这也为日后第三方势力朱家骅系的介入创造了有利条件。朱家骅出掌中央组织部后，逐渐将以“中大校友”为特征的亲信队伍安插进入省党部，无形中便改变了原有的执委人事结构。而省政府主席李汉魂被任命为省党部主委后，并不甘于徒负虚名，亦思将党权收入囊中。这便使得省党部内的权力争夺愈趋复杂。而若想全面理解这场斗争，则必须对广东的党政格局展开剖析。

李汉魂虽为党部主委，但实权究有几何? 若真如余森文所言，蒋介石让省府主席兼主委仅是挂名，真正意图是要书记长当权的话，那么，李汉魂的主委头衔，仅是为了促进党政联系，并不具有实际掌控党务的权力。事实上，李被任命为主委之前，省党部确实由书记长余森文负责。[97]因此，李汉魂到任后，若欲取得主委实权，必须将书记长收入麾下。李亦深知此事，更将书记长列为其最重要的干部之首。[98]书记长一职早先尚由主委提请中央任命，但后因“省党部工作艰巨，为加重书记长责任起见”，改为中央委派。[99] 这便使得李汉魂只能被动地接受中央派任的人选，待书记长到任后再制造矛盾，设法将其汰去。正如中央候补监察委员邓青阳视察广东党务后所言：“书记长一职必由主任委员推荐，否则意志不能一致，措施不能贯彻。”[100]

然而，朱、李两方对书记长人选的争夺，仅是赛前的热身。李汉魂将朱系书记长排挤出省党部后，朱家骅也由此窥知其欲掌握党部实权的野心，便开始设法将其调离主委之位。朱利用广东军政不睦的既有条件，联合军方余汉谋与在粤CC系势力，在省党部内形成多数优势，对李汉魂施予三连击。首先，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规定主委应以专任为原则，以体制不合为由，上书蒋介石要求对李汉魂进行调整。但蒋对此颇有犹豫，朱力争未果后，又将地方对李的密控径呈于蒋，利用舆论声势，制造主观恶感。而省党部“反李联盟”的多人借故联名辞职，则无异于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使得李汉魂最终穷途末路，唯有主动请辞。军政关系的不睦，不仅为朱家骅将势力打入广东提供了有利契机，也给予其运作党权的空间。余汉谋在此间一直居于幕后，对朱家骅施以声援，其所欲获得的是在粤政治地位的扩张。而朱家骅则通过让渡某些权益，使双方在省党部的权力分配上达成默契，在保证新任主委由非粤籍且忠厚和平人士担任的前提下，结成了牢固的朱余联盟。

反观李汉魂，其上台主政后，一改先前两位省府主席之态，极欲排除军方对政府的干涉，以掌握政治实权。而李汉魂、张发奎、余汉谋三人间又各有渊源，微妙的过往关系使得李、张在削弱军余权力一事上达成共识。但张发奎在党、政两界素无实际力量，能为李氏提供的仅是一条向中央申诉的管道。除此以外，李也未行合纵之术。虽在上台之初，曾与政学系过从甚密。但十中全会后，李见政学系势力大减，双方结合便趋于瓦解。[101]此后，李虽对朱家骅、余汉谋与CC系均做出曲意联络之态，但或因成见，或因利益冲突，使其最终仅能凭一己之力固守阵地。即便如此，李汉魂尚可与朱家骅和余汉谋等形成的联合势力较量一番，则主要得益于其在政权力。

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时，曾对中央至地方各级党政关系重新调整，在省一级采“党政联系”的方式。由省政府主席兼省党部主任委员这一设计的初衷，便是希望党政工作步调一致。此时，省府主席若不热衷党务，乐得兼一虚衔，由中央组织部所派书记长掌握实权，省一级的党政关系勉强尚能维持。但如李汉魂者，欲思获取党部实权，不仅会引发权力争执，被迫去职后，更会利用其政界势力对党务多方掣肘。地方政治权力的辅助，对同级乃至下级党务的开展至关重要。据传李汉魂在新任主委方觉慧履新之时，曾当众问其携带若干人员来粤，并以手拍口袋曰：“余口袋内有不少呈请辞职之条子，方先生需用若干人，余便批准若干人辞职。”[102]因此，即便李氏下台，也并不意味着朱家骅可以高枕无忧。当这场针对党权的竞赛胜负未分之时，广东党政军权力便被再次重新洗牌。

但若将广东与战时其他省份相对比，朱家骅在这场党权角逐中基本居于主动地位，掌控了运作权力的节奏。这主要得益于CC系势力在广东的缺失。自陈济棠下台至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CC系尚未从地方实力派手中夺取粤省党务领导权，朱家骅便在中央取代了二陈掌理党务。在广东，CC系能与朱家骅步调一致，展开合作。但在抗战时期的大多数省党部中，两方则缠斗激烈。由于双方力量悬殊，朱方始终处于狼狈应对的困境。如果从这一角度评判，地利加之人和，使得广东省成为朱家骅成功运作党权的一个案例。

国民党仿照俄共体制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与行政层级相并行的党务组织系统。中央党部之下依次设立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分别与行政系统相对应。党政两大组织系统双轨并进，形成一种双重衙门体制。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控制体制由单轨制向双轨制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至少在两个方面与中国传统官僚体制明显区别开来：一是政权的“组织成本”成倍增长，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急剧膨胀；二是政治系统的运作方式发生改变。[103]除此之外，内忧外患的时局，使掌控武力的实力派军人成为各级政坛上不可轻忽的力量。与帝制时代相比，党治时代的多元权力结构为政治权力竞逐增添了更为纷繁复杂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