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大迁徙

作者: 孙佳良

一

前言：1949年，国民党全线溃败，退守台湾，成为了人类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渡海迁徙，翻天覆地的变化自然也波及了小小的梨园，面对去留的抉择，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原因，最终做出了不同的决定……

1949年12月12日，身在成都的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得到消息，时任西康省主席的刘文辉（即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地主刘文彩的弟弟）准备叛变，并欲擒蒋家父子向中共献礼，事已至此，侍卫们劝蒋家父子由住处的后门逃出，而后乘飞机离开，蒋介石厉声斥道：“余由军校正门进来，必由正门离去。”他因愤怒而有些失态，而后父子二人高唱民国国歌由正门离去，飞往台湾，终其一生未再回到大陆。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路摧枯拉朽，国军则是节节败退，军队行至深圳河边，两万余国民党残部退往香港，毛泽东则指示解放军不要打过深圳河，留着香港作为国共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同时也是为了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留一个窗口，一时间，香港成了无数人的“避难所”。

朝代更迭，江山易手，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并不会带来太大的改变，历经战火洗礼，老百姓依旧生活在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即便是外族入侵，也是如此，绝大部分人都不会随着失败的政权迁徙或是殉葬，而那些前朝的精英人士，头面人物则不同了，他们必须作出选择，是留下，还是离开。

顾正秋离开了，这位坐科于上海戏剧学校的“青衣祭酒”，梅兰芳的弟子，于1948年底便带着自己的顾剧团来到了台湾，于台北的永乐戏院继续演出，正如电影《霸王别姬》中所说“是人他就得看戏”，在台湾的人也要看京剧，只不过他们的心中的首都是南京，北京只是北平，京剧叫做“平剧”。正所谓“朱砂无存 红土为贵”，更何况顾正秋也绝不是一般的红土，数以百万计的人迁徙至台湾，看平剧是他们回望故园的途径，台上的顾正秋光彩熠熠，台下常常是高朋满座，这其中也包括已有家室的蒋经国，蒋经国不仅来看顾正秋演出，唱罢谢幕，他还常常去后台犒赏，而顾正秋面对蒋经国半台面的追求，却并没有靠近，依旧是只是在台上为蒋经国唱着一出出英雄儿女的风月繁华，1953年夏，顾正秋告别钟爱的舞台，顾剧团解散，晚年的顾正秋笃信佛教，虔诚礼佛，直至2016年逝世，享寿87岁。

京剧界有不少“师以徒贵”的例子，年逾百岁的戴绮霞便是如此，人们对于这位梨园老寿星知之甚少，但她却有一位声震梨园的弟子——关肃霜。1942年，戴绮霞在汉口收了鼓师关永斋的女儿关大毛为徒，并随师姓，又以凤凰的别称“肃霜”为名，叫做戴肃霜，戴肃霜聪明伶俐，学戏认真刻苦，文武兼备，很受戴绮霞的喜爱。1948年，戴肃霜学满出师，恢复本姓“关”，而后关肃霜受云南大戏院曹百岁之邀赴昆明，戴绮霞则于当年年底率团飞赴台湾，而后因班社成员星散，戴绮霞不得已合入台湾空军大鹏国剧队，演出的同时也课徒授艺。1992年，关肃霜在一次晚会演出中，因所得薪酬远低于流行歌手毛阿敏，而负气发病，猝死家中，戴绮霞得知爱徒去世的消息不胜悲痛。时至今日，戴绮霞依旧健在，生于1917年的她已经有102岁了。

马连良曾于1942年赴伪满洲国演出，抗战胜利后就曾因这段经历而被国民政府整治，此时的马连良深怕再一次被新生政权清算，1948年，眼看国共两党胜负已分，马连良于淮海战役前夕与中国大戏院的经理孙兰亭一起来到了香港，而后张君秋、俞振飞也先后赴港。1950年，大局已定，周恩来亲自过问马连良的情况，直至政府答允替马连良垫付欠债、不再追究赴伪满洲国演出之事且依旧允许他抽大烟，马连良遂放心由香港返回大陆。1966年，马连良在那场亘古未有的大动乱中含恨而逝，早知如此，当年在香港时便应讨得一件丹书铁卷。

李少春也是想走的，1949年5月上海解放，李少春其时正在上海天蟾舞台演出《野猪林》，连演数十天，经久不衰，但随着炮火声起，演出也只得终止，班社的所有行头被扣留在剧院，剧院经理则跑到了香港，李少春也准备飞赴香港，机票已经买好，与之同行的并不是发妻王次君，也不是妻子侯玉兰，而是电影明星李丽华，李丽华出身梨园世家，后又拜穆铁芬、章遏云学艺，16岁进入影坛，魅惑众生无数。后由石挥介绍，于十里洋场，莺歌燕舞的上海滩结识了李少春。1949年江山易主，李少春最终留了下来，李丽华离开上海去了香港。1975年，李少春终究没有挨过那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逝世时仅56岁，2017年3月20日，小李少春五岁的李丽华逝世，享寿93岁，曾有某台的一位导演与我联系，说想拍摄一部关于李少春的纪录片，让我提供一份采访者的名单，当时李丽华尚在人世，我按年龄顺序将李丽华列在第一位，如今李丽华也已不在人世，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这里不妨再插一句题外话，文章一开头提到的那两万余国民党残部，在退到香港之后便搭建了大面积的难民营，港英政府无奈，只得将香港郊区的一座山给这些残兵败将暂作栖身之用，国民党残部在中将葛肇煌及其他十几名国民党军官的带领下在这里建起了一个独立王国，在这里他们不树港英旗而是继续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并且建立了关隘和武装，屡屡赴香港市区打砸抢烧，与港英政府作对，因为首的有十四名国民党军官，故称为“14k”，之后葛肇煌手下一名叫做向前的少将又另立山头，成立了另一个组织“新义安”。

二

中国人总是喜欢创造各种各样的组合和序列，或是四个一组，或是三个一群，例如四大天王、四大名医、岁寒三友、龙潭三杰等等，但即便身在同一个序列之中，因抉择的不同，各自的命运也是迥异的。

青帮，又称清帮、安清帮。原是清代漕运水手组成的一种帮会组织。结社的初衷全在于保卫自身的利益，与官方作斗争。始建于雍正五年至七年间（1727年-1729年），是清初以来流行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秘密结社之一，同洪门、哥老会并列晚清民国时期最具实力的三大帮会。旧时梨园艺人，为了安身立命，少不得去拜望当地的帮会首领，口中往往还会说一些江湖切口，如是“金码头，银码头，来到老哥贵码头，山清水秀，人豪地杰，不周不到之处望老哥海涵恕过”，有的艺人更是干脆就入了青帮，如周信芳、李洪春、小达子都是青帮弟子，艺人为了寻求庇护，加入帮会组织本也无可厚非，因为在社会部件失灵的特殊时刻,江湖规则似乎更保险,也更让人信得过，但艺人加入青帮毕竟还只是出于自保的目的，真正处在帮会组织顶端的领导，是当时声名显赫的青帮三大亨，即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

张啸林由于公开叛国投敌，1940年便被蒋介石授意戴笠实施刺杀。而后来到1949年，刚刚统一了全国的国民政府，在短短三年之内便失掉了天下，一时间江山易手，风流云散，此时的黄金荣不问世事已久，自认为不会受到新生政权的清算，便决定留了下来，随后，黄金荣响应新政府的改造号召，开始扫大街。

杜月笙由于“四·一二”的一笔血债，是必须要离开了，他认定“好马不把双鞍配”，对于冯玉祥、傅作义、陈明仁一类的二臣他是不屑的，但他也不愿意就此来到台湾，便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携带家眷来到了香港，期间他也想过移居法国，但终因盘缠不够未能成行。杜月笙在香港，孟小冬自然也随他一起，当年被梅兰芳抛弃之后，杜月笙接纳了她，1950年秋，已是重病缠身的杜月笙光明正大的迎娶了小自己20岁的孟小冬，孟小冬从此有了“杜太太”的名分，“人民艺术家”没有给她的名分，“末路流氓头子”给了她，结婚后仅一年，杜月笙就因气喘辞世，临终前打了五次强心针，仍旧吊着一口气不走，直到台湾来人带来了蒋介石为其手书的“义节聿昭”四字方才放心的撒手而去，几个月之后，应宋美龄之邀，师姐姚玉兰（即杜月笙四姨太）来到了台湾，孟小冬则留在了香港，终日深居简出，此后大陆方面再三邀请孟小冬，但孟小冬最终选择了定居台湾，并在台湾终老，杜月笙的尸骨也移葬在了台湾，墓碑冲着上海的方向。

“四块玉”本是元曲曲牌，后用在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四位女学生身上，她们是李玉茹、侯玉兰、李玉芝和白玉薇，面对大的时局变化，四姐妹最终有两位留在了大陆，另有两位选择离开。

有道是嫁夫随夫，李少春留在了大陆，侯玉兰自然也留了下来。李少春原有发妻王次君，且为李少春生有一子李浩天，但在很长的时间里，王次君都是随着公婆住在北京高碑胡同的老宅中，而侯玉兰则是随丈夫住在外交部街1号的寓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天翻地覆的红潮袭来，李少春深陷其中，侯玉兰也未能躲过，他们被赶出了外交部街1号的家，红卫兵当着李少春的面将他自题自画的一百把折扇付之一炬，并把他心爱的一把老琴当众撅折，李少春最终没能熬过这场亘古未有的浩劫，于1975年9月逝世，侯玉兰处理完丈夫的丧事，强颜欢笑的应付完前来吊唁的领导，于1976年1月散手人寰。

四块玉中，白玉薇应是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位，她即非幼儿失学，也不是出身艺人家庭，甚至一度就读于美国人开办的学校，眼界与格局较其他的艺人也是较高的，1949年白玉薇同丈夫一起来到台湾，先后任教于国府官办的大鹏（空军）、陆光（陆军）、海光（海军）三所戏校，为京剧在台湾的传出延续做出了贡献，除培养专业演员之外，林青霞等影视明星也纷纷向她请益。或许跟自幼就读于美国戏校有关，1978年，白玉薇和丈夫最终移居美国，同丈夫及四个儿女居住在洛杉矶，得以善终。

李玉茹和李玉芝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姐姐李玉芝出科后曾搭杨宝森的宝华社演出，常献演于沪上，李玉芝成婚较早，1945年即随丈夫旅居香港，而后定居日本，1997年于日本逝世。相比于姐姐按部就班的人生设定，妹妹李玉茹则是丰富的多，特别是在感情方面，李玉茹自幼与师哥王金璐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真真是一对“金”童“玉”女，后王金璐与名门小姐李墨缨订婚，李玉茹还曾一度以绝食相抗，但最终无果。

李玉茹又迷上了大才子曹禺，可那曹禺本是有妇之夫，妻子郑秀当年为了同曹禺结婚，不惜中断了自己的学业，随曹禺由北京来到南京，曹禺在与郑秀婚姻存续期间,既与第三者方瑞相濡以沫,同居10年之久，,又与李玉茹在交往之中,在向李玉茹倾诉自己婚姻不幸的同时向李玉茹表达自己的爱意，只因李玉茹的母亲反对,二人才没有继续发展。

后来曹禺与方瑞结婚,李玉茹不再与曹禺联系，方瑞去世后,曹禺与李玉茹重续前缘,结为夫妻，李玉茹与曹禺皆沉浸于男女感情的纠葛之中，那些改朝换代、城头变化大王旗云云便不足道哉了。

三

蒋介石败了，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党着实有战斗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斗，1948年蒋介石被迫下野，桂系李宗仁任中华民国代总统，欲与中共划江而治。

桂系，也叫“新桂系”，这里的“新”是相比于老一代桂系军阀陆荣廷而言的，新桂系的核心人物是李、白、黄三位，即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1949年，国民党败局已定，李宗仁虽是代总统，但实际的权柄依旧掌握在蒋介石的手中，眼看国府退守台湾，桂系三巨头也分别作出了不同的抉择。

李宗仁是不可能去台湾的，与蒋介石明争暗斗一辈子，这时再与蒋介石共守孤岛，是决计不会有好下场的，于是李宗仁选择出走美国。本可在美国安度晚年的李宗仁，不知是出于对蒋介石的切肤之恨，还是对大陆方面抱有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1965年7月，李宗仁经瑞士、中东来到北京。一生浮沉，历经了政治的波谲云诡，李宗仁这时意识到还是钱比较靠得住，于是他在归国之前，先行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批字画送到北京，要求中共方面帮他变卖，并明确开价11万美元。大陆方面立马组织专家对李宗仁的古董字画进行鉴定，结果发现这批字画都是赝品，毛泽东得知后对周恩来说，恩来啊，我们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说11万，咱们就给12万，这就投石问路嘛。于是李宗仁拿着变卖假古董所得的12万美元高高兴兴的来到了北京。1966年李宗仁夫人亡故，中共遂将胡蝶的私生女赐予李宗仁，以示荣宠，但始终没有给李宗仁任何职务，1969年李宗仁去世，多年以来都称他死于癌症，直到1978年，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到，李宗仁死于康生安排的慢性毒药，李代总统的一生才画上了一个明白的句号。

黄绍竑1949年作为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赴北平参加国共谈判，谈判破裂后出走香港，而后又返回大陆。1957年黄绍竑首当其冲的被打为右派，1966年红潮袭来，黄绍竑又毫无悬念的被卷入其中，黄不堪其辱，服毒自杀两次未遂，最后以剃刀歌喉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小诸葛”白崇禧选择来到了台湾，但依旧是难逃厄运，来台之后先被授予了一个穆斯林促进会会长的闲差。白崇禧一生跌宕的命运给子女的成长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其中就包括五子白先勇，白先勇以自己家族退守台湾后的生活为基础，将所思所想融入其中，创作了短篇小说《台北人》，且白先勇在昆曲研究方面颇具造诣，当年由其执导的青春版《牡丹亭》在戏曲界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当然也有裴艳玲等老艺术家们称他是“是左道旁门”，这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如果说梅兰芳在去留问题上还颇有些踟蹰的话，周信芳则是坚定的留在了大陆一边。1949年9月周信芳应邀赴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而后积极的响应中共方面的戏曲改进运动，并依旧活跃于舞台之上，大陆方面也给予了他非常荣宠，文化部、全国文联、中国剧协等先后联合举办“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50周年纪念”及“周信芳舞台生活60年纪念”演出活动，周恩来、贺龙亲自发来贺电，此时的周信芳被推上了一生中政治舞台的最高峰。旧时京朝派与海派互不相容，周信芳每每进京演出都是铩羽而归，甚至还一度被迫当了行李铺盖，这次是真的改天换地了，周信芳非但受到首都文艺界的热烈欢迎，还将一众当红的生行演员收入门下，这一切恐怕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当然还有更令他想象不到的事情在等着他。1964年，周信芳与夫人一同看《智取威虎山》彩排，期间江青从场外走来，周与夫人立马起身相迎，周夫人边与江青握手，边说道：“我们好久不见了，”不想听到此言江青立马脸色大变，散戏后周信芳埋怨妻子说错了话，周夫人却不以为然的说：“她不就是蓝萍嘛，”也就是这么一句简简单单的问候为后来的周信芳埋下了祸根。大革命一开始，周信芳就首当其冲的被卷入了红流，周信芳演出《海瑞上书》被诬蔑成“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自此后周与他的家人就被日复一日的批斗。一次周信芳被押上车，拉去批斗，儿子周少麟也挤上了车，周信芳对 儿子说，你来干什么！他们要打你！周少麟却道，打我就可以少打你了。斗完之后，不明真相的群众散去，周信芳与儿子周少麟相互搀扶着向家中走去。

而后周夫人裘丽琳在批斗中被打成重伤，周信芳也被抓进了监狱，四天后裘丽琳伤痛而死，1975年3月8日，周信芳因被红卫兵暴打致病死于家中，孙女周畅被逼疯了，若干年后跳楼而死，周少麟在父母故去之后先是痛哭，而后发笑，只皆因如此父母便不用再受摧残了，早一点故去比较好。

四

1949年，蒋介石失去了大陆，退守台湾前夕，他需要与中共展开一场关于中华道统存续的争夺战。南北朝时期“三教合一”的趋势逐渐显现，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领袖逐渐成为了中华道统的象征之一。

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由东汉时期的张陵所创，而后张陵的后代便被历代中央政府册封为“天师”，驻锡于江西龙虎山嗣汉天师府，1949年，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随国民党政权一同到达台湾，并带走了世代相传的“玉印”及“法剑。1950年，张恩溥在台北创建台湾省道教会，出任理事长，并设立“嗣汉天师府”驻台办公处，继续在这孤岛之上开展教务，传授法箓。

孔圣人的后代也享有这般继子荫孙的富贵，宋至和二年，孔子四十五代孙孔宗愿受封“衍圣公”，从此相沿，至民国二十四年国民政府改“衍圣公”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1949年4月，国民党政权见大势已去，遂邀末代衍圣公孔德成迁往台湾，孔德成抵台后，在台北 复建家庙，倡导儒学。衍圣公虽迁居台湾，然而曲阜的“三孔”（孔庙、孔府、孔林）却是搬不走的，1966年，北京师范大学造反派头目谭厚兰率众到山东曲阜孔庙造反，谭厚兰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带领井冈山战斗队（那时的北京成立了无数的战斗队，有其中有井冈山战斗队、宝塔山战斗队，当然也可能有八宝山战斗队）200余人，联合当地造反派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自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在曲阜打砸抢烧29天，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700多册。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刨平孔坟（经陈伯达批准），挖开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即孔德成之父）的坟，对其曝尸批判，将专治经学的周予同教授被解押到场，逼其亲手挖孔子的坟墓。押着当地各级领导干部和高赞非等参加过1962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陪孔子塑像游街，称之“为孔老二送丧”。真不知当时困居孤岛的孔德成得知祖庙被毁，祖坟被刨的讯息之后心中作何感想。

佛教虽是外来宗教，但千百年来早已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中国的佛教大致可分为汉传、南传和藏传三支，其中汉传和南传佛教虽有宗派之分却无隶属关系，一座寺庙即是一个山头，而藏传佛教则由于长期与政治相联系，以至政教合一，有较强的威权，其中又以格鲁派为尊，有清一代，清王朝册封了四位格鲁派大活佛，其中藏区两位，即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蒙区两位，即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及至民国，中原地区长期陷于军阀割据的状态，中央政府实际上丧失了对藏区的控制，到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之时，十世班禅仅11岁，十四世达赖喇嘛也只有13岁，他们对新兴的政权并不抵触，便留了下来，至于五十年代风云突变便是后话了。

1949年，六世章嘉活佛由成都赴台，1952年，中国佛教会在台湾复会，六世章嘉活佛当选为理事长，同年，以中国佛教首席代表身分赴日出席第二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并向日本政府交涉，迎回了玄奘大师顶骨，1957年，六世章嘉活佛于台北市圆寂，世寿六十八岁。

四大活佛中经历最复杂的当属哲布尊丹巴了，由于第八世哲布尊丹巴离奇圆寂，第九世哲布尊丹巴的合法身份始终没有得到确定，1949年他先是留在了藏区，后于1959年随达赖喇嘛出走，而后迁居外蒙，直至2012年在乌兰巴托圆寂。

如果说京剧界也有一个精神领袖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应该是谭家，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谭门却传承七代，绵延至今，我们且不去讨论谭六、谭七的艺术水准，仅以谭家在京剧界的象征性与代表意义便是其他人所无法比拟的。1949年，面对江山易主、风流云散的大变局，谭家最终选择留在了大陆。艺人总归是靠艺术来换取生存的空间与地位，毛泽东是喜欢谭派的，尤其喜欢谭富英的唱腔，对于谭家一门及当时谭门族长谭小培也是礼遇有加的，谭家在新朝站稳了脚跟，似乎又可以顺利无虞的延续谭门的艺术血脉，直到1966年风云突变。谭富英因指出样板戏的声腔过于高亢，有失京剧声腔的美感而触怒了江青，被打为黑帮，（当然，座谈会上一味恭维的袁世海也被打成了黑帮，革命小将还给他起了一个诨号叫”黑旋风“），直到1966年国庆，毛泽东亲自向谭元寿询问了谭富英的健康情况，京剧团革委会才宣布了谭富英不再是黑帮，而是革命群众，而从那以后谭富英也彻底离开了京剧舞台。谭富英过关了，而早已辞世的谭鑫培却在这场浩劫里遭了殃，谭鑫培死后葬于北京潭柘寺的庙产之中，门头沟的红卫兵小将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位备受西佛爷青睐的谭贝勒，准备刨了谭鑫培的坟，后由于门头沟一带贫下中农的劝阻，谭鑫培墓才躲过一劫。

传承数代的运气似乎在这时抛弃了谭家，1968年一群红卫兵闯进了谭家居住了130年的老宅，抄了谭家，将谭氏一族扫地出门，1973年谭富英被迫写了一份退党申请书，直到文革结束才得以恢复党籍，而谭元寿却又在文革结束之后“被”办十个月的班，令其揭发江青，交代与江青之间的往来，谭元寿被关押在一间小屋，被迫写了十个月的交代材料，十个月之后此事不了了之，没有任何结论，这也成了谭元寿心中的一个心结，故而，自粉碎四人帮至今，谭元寿决计不唱《沙家浜》，哪怕是一句也绝对不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