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的转折: 昭和男儿的奋起与毁灭(一)

作者: 王陶陶

一、日本对华外交的失控

摘要：只有从日本角度去看从大正到昭和的外交史，才能理解日本国运衰亡的变幻节点。1926年大正繁荣之下的日本，没有多少人会认为日本未来会走向孤立，1931年，没有多少人会认为日本将与英国走向决裂，1939年，没有多少人会认为日本会与美国走向对抗。

日本帝国的衰亡：远东秩序的崩溃征兆

“冲突的双方从来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都能从不同的原则中找到支撑自己仇恨的正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2年2月，日本、中国（北洋政府）、英国、美国、法国等在华盛顿签署了《九国公约》，该条约主要有三个目标：

1、确保一战后列强自满清以来在华特殊利益的合法性，特别是如何瓜分战败国如德国的利益分配问题。这个目标旨在两点：一方面确保中国尊重列强在华特殊利益，另一方面确保列强间在华利益冲突可控；

2、确保中国的领土完整，这不仅仅是基于维护中国利益，也是为了防止一些列强趁机扩大在华势力范围，从而威胁其他列强的在华利益；

3、确保列强之间及列强与中国关系的协调，从而阻止苏联在远东的扩张；

该条约签署之初，各个大国都是满意的。英国认为该条约保证了自己与日美两国的亲善关系，也认可了英帝国在远东日趋无力保卫的巨大财富；美国则为该条约拆散英日同盟而窃窃自喜；至于日本政府，即便他不满于英日同盟的解体和海军比例的劣势，但同样也为该条约将德国远东利益转赐自己而有理由感到满足。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该条约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三个强大政治力量强有力的反对。

对于中国民族主义者来说，《九国公约》不过是对中国屈辱史的现实继承，乃是必须被挣脱的束缚。

对于日本新生一代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来说，日本民族支配东亚乃是其天生的使命，但《九国公约》却限制了日本民族的大国雄心，这些一战之后的年轻人并未怀有明治时代深谋远略之日本英杰们对西方的敬畏，不劳而获的新一代们天生就是强国的子民，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使他们怀有过高的自信，决心蔑视并挑战深不可测的西方。

如果再考虑到苏联的远东利益诉求被完全排除在《九国公约》之外，这个强大国家远东外交的目标就旨在改变现状，那么公约奠定的远东秩序从一开始就很容易被动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28年之后的斯大林俄罗斯采取了韬光养晦的态度，收敛了勃勃的野心，变成了一个形式上无害却最终收获最大的国家。

实际上，《九国公约》最脆弱的环节就是中国，虚弱、腐败、分裂的北洋政府既没有真正的实力，也得不到虚幻的尊重。当广东的民族主义者得到苏联的鼎力支持后（1924年-1927年），不仅站稳了脚跟，还敢于挥军北伐，庞大的北洋军团在革命军面前不堪一击，混乱的北洋政府面临着土崩瓦解。

中国民族主义的新军队对遍布中国的外国租界和外国特权怀有本能的敌意，这种情感使得他们对《九国公约》的效力不屑一顾——至少最开始就是这种态度。在1927年1月份，中国民族主义者先后借助民意，以群众冲击的方式收复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这种大规模行动的背后离不开中国民众对列强侨民充斥着暴力的混乱冲击。

列强们误以为《公约》和军队能够保证他们的在华特殊利益不受道德和武力的侵犯，以致于当中国政权更迭之时，伦敦、华盛顿和东京的决策者们却不得不面对不懂国际法且手无寸铁之中国民众。这种冲击在1927年3月南京事件中达到了高潮，混乱中，包括英美日等国多位身份较高的大批列强侨民失去了性命，其中日本损失最为惨重，事后，英美等国立即采取行动，以大炮猛烈轰击南京作为报复。但当时的日本政府基于巨大在华利益的考虑，深恐失去中国民族主义新政府的对日善意，乃采取了一种最为克制的反应，日本外长币原喜重郎严令日舰不准攻击南京。

然而，在流血死亡激起的举国愤怒之中，这种基于国家利害的冷血克制在舆论看来不过是一种耻辱。袖手旁观的日本舰长随后自杀，主张对华忍耐的礼次郎内阁和币原喜重郎也因此紧接着垮台，继承他们的，将是以强硬著称的田中义一，后者决心以日本的实力优势而非《九国公约》的契约道德来阻止南京政府的民族主义诉求。

这是1927年4月20日的重大历史事件，从此，日本走向了一条原本旨在以实力维持《九国公约》，最终却一步步、身不由己地走向截然相反的失控之路，而这也是从大正到昭和的真正国运转折点。

日本帝国的衰亡：失控的对华强硬政策

“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失控往往会刺激另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失控”

从1927年到1931年，英、美、日、法等列强都对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深怀忧虑，他们都对《九国公约》在中国的命运感到不安。中国人与国际社会再一次陷入互不理解的鸿沟之中：那些令中国人激情如火、天生正义的修约诉求，并不能激起列强的同情，相比之下，列强更看重冷冰冰国际条约的法律效力是否得到保障。

秉持民族主义理念的南方北伐军，高调地宣传“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总理遗训，在大军北进的过程中，对外国租界和外国侨民的攻击层出不穷。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军方密切关注着中国形势的发展，汉口、九江英国租界的失陷和南京侨民的遭遇，难免不让敏感的日本社会产生兔死狐悲、朝不保夕的忧惧之心。

在日本看来，她对东北南满铁路和关东州（大连、旅顺，日本在东北的租界）的特殊权益，不仅是其日俄战争付出巨大代价赢得的果实，而且也是日本帮助中国赢回东北主权的应有馈赠，更重要的是，东北的特殊权利也被日本国内视为其国家利益生死攸关的一部分。但现在，南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却誓言要将这些特权的收回，尽管在1927年10月，访问日本之南方领袖之一的蒋介石似乎采用了模糊的言辞来安抚田中义一的不安，但由于双方的信任非常有限，事态的发展也就不受控制。

田中义一政府决心在北方采取强硬手段以震慑民族主义的北伐部队。1928年4月，日军出兵济南。5月初，南方北伐军进入济南，零星的冲突竟然导致了日本军队基于南京事件耻辱的剧烈报复，中方死伤极为惨重。事后双方都进行了大量的公开宣传，以猛烈攻击对方并为自己辩护。此次事件强化了田中义一强硬对华的政治形象，但也彻底恶化了南京政府与日本帝国之间的信任——事实上，这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的转折点。

从长远来看，这产生了两个效果：

一方面，中日之间的民间感情自此之后全面恶化，中国社会对日本在华侨民和利益愈来愈不满，民间冲突越来越频繁——民族主义运动针对的矛头从自五卅运动以来的反英帝国主义，从此变成了反日帝国主义；

另一方面，随着冲突的加剧，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情感也愈来愈负面，由于大量日本人在华都有投资和亲属（尤其以东北为甚），他们在目睹、经历种种事件及无效处理之后，再加上舆论的煽动和既得权利的担忧，要求政府或军方采取更强硬对华政策逐渐成为日本社会的共识。就这样，对华奉行激进政策逐渐拥有了强大的社会道义基础，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外交征兆。

我常常对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攻克前，拉丁人和希腊人之间毫无必要的敌意深感哀伤，民间的误会虽然微小，但频繁冲突下的日积累积之后，却足以在时间的加持下形成坚不可摧且极为深远的仇恨，最终铸就无可挽回的巨大悲剧。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田中义一的强硬政策，并没有超出《九国公约》的范畴，作为一位老练的传统政客，他的目标依然停留在认可中国东北主权的大框架下，确保日本在东北地区的特殊利益不受内地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对于这一点，田中义一的最初方案是说服张作霖放弃在关内的统治，建立一个由日本操控、与秉持反日主义之南京隔离的东北地方自治政权，但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擅自炸死张作霖，使得这一计划胎死腹中。

更为糟糕的是，河本大作的擅自行动及事后不受惩罚，实际上昭示了日本外交政策两个巨大的风险：

1、  田中义一原本计划基于向国际社会交代严惩河本大作，却遭到了日本陆军总参谋长宇垣一成的强烈反对，乃向昭和天皇改口称乃中国北伐军所为，因此遭到了在野党和天皇的猛烈责难，被迫下野。日本下级军官犯下重罪，但首相却不能惩罚还因此垮台，这开启了以下克上的先风，也使得日本青年军人敢于蔑视政府。三年之后的九一八事变，不过是更大规模的以下克上而已。

2、  以河本大作为代表的日本军队和社会中的青年强硬派，在历经南京事件、济南事件之后，已经对传统政客维护日本在华特殊利益的能力不抱希望，他们对《九国公约》缺乏尊重，对国际关系不屑一顾，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充满焦虑和恐惧，迫切要求采取更为直接、大胆的行动，这种看法在东北日本人中开始出现，并在随后几年逐渐成为主流——九一八事变，就是这种思潮的结果。

这是何等可怕的预兆啊，蔑视政府的日本青年军人秉持着蔑视国际规则的理念，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来应对政府无力应对的中国民族主义风险。

改变日本民族命运的毒素在1928年就有了若隐若现的征兆，这也意味着，田中义一开启的强硬对华政策已然出现了失控的迹象，尽管币原喜重郎似乎随后接掌了日本帝国的外交大权。

二、走向地缘陷阱

摘要：为什么要从日本的角度看待日本帝国国运的变迁？因为只有这样，那段历史才能真正对今天同样身为强国的我们具有借鉴意义。

1931年9月18日的沈阳事件，在中国被称为“九一八事变”，在日本则被称为“满洲事变”。从事态演变的外交后果来看，该事变对日本的负面冲击远大于中国，并最终促使该国走向了不断孤立的自毁之路，相比之下，中国尽管付出了巨大的损失，却也在事变之后摆脱了1927年以来的外交孤立局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

回溯九一八事变的决策过程，无疑会加深对日本帝国国运衰败节点的理解。

日本帝国的衰亡：如何看待《九国公约》，两条外交路线的斗争

无论是强硬派田中义一，还是忍耐派币原喜重郎，他们对待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手段虽然不同，但他们的目标和框架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在《九国公约》的体系下，尽可能地维持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

即田中和币原始终将日本的角色定位为一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非挑战者或改变者，这实际上是一种比较老练的看法，也是一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在当时的传统日本政治家看来，与英美开战，在大多数情况下乃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英日关系在1931年之前还是比较亲密的）。

但是，在很多日本青年军人、外交官和学者眼里，传统的日本政治家已然太过谨慎，或者说不够自信，这些年轻人尽管缺乏经验，但却不乏挑战西方的胆魄。

1882年出生的当时日本副外长森恪，相比于他的前辈币原喜重郎和田中义一，显然更具有冒险精神，他自视为东洋的塞西尔罗兹（19世纪英国非洲扩张主义者），对国际公约不屑一顾。在他的组织下，铃木贞一、石原莞尔、武藤章等青年军官经常聚会讨论，畅想他们眼里完美的日本外交政策。

据山浦贯一的《森恪传》记载，这些年轻的军人和外交官怒斥《九国公约》对日本的限制，主张完全废弃《九国公约》，他们都认为日本必须敢于凭借自己的力量行事，面对中国日渐高涨的反日浪潮，日本对自身在华利益的维护不应再受《九国公约》的约束。

这种主张的最初呈现，乃是在1927年6月针对中国民族主义浪潮而召开的东方会议。在该会议上，森恪借助当时南京事件后的恐慌情绪，力主日本面对中国民族主义浪潮，应采取更强硬激进的政策，以维持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会议最终通过“（面对中国情势）日本对满洲和平具有重大责任”，“（日本）应做好准备，采取措施保护（日本在满洲利益）”的决议，但会议依然表示，“满洲的稳定，以当地人民自己努力为最佳上策”，表达了不深度介入的传统政策看法。

这实际上日本尊重《九国公约》的传统对华政策与蔑视《九国公约》的新对华政策，在中国民族主义浪潮下的争执隐现。即新的政策已经颇有影响，但传统政策依然占据着优势。

日本帝国的衰亡：对《九国公约》效力的失望与九一八事变

1928年5月济南事变之后，南中国民族主义政权与日本政府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这不仅仅是血腥冲突引发的仇恨，更重要的是南京政府基于民族主义原则对《九国公约》的不断破坏，这加剧了日本政府对自身在华利益能否得到维护的忧虑。

1929年4月，南京政府照会美、英、法、荷等国，要求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随后南京开启了接连不断的租界收回行动：1929年11月11日，强行收回镇江英租界；1930年9月17日，强行收回厦门英租界；1931年1月15日，强行收回天津比利时租界。1928年，南方军二次北伐成功后，南京又与除日本以外的列强进行关税主权谈判，收回了关税自主权。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认定南京政府不会容忍其在东北至关重要的特殊利益，同时她也观察到，南京对《九国公约》的不断破坏尽管遭到国际社会的反感，但未受到有力阻止，这加深了日本政界对《九国公约》约束性条款的失望。

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军加入了南京政府，东北当局自诩其接受了南中国的民族主义理念，这使得日本的东北政策空间进一步缩小，而随后的一些事态，更让以森恪为代表之蔑视《九国公约》约束的日本激进强硬派进一步抬头。

在东北易帜之前，自济南事变之后的中国反日民族主义浪潮主要集中于中国关内地区，东北鲜有出现。但东北易帜之后，这种情势变得普遍起来。以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为代表的民间反日民族主义在南京的支持下逐渐推广到全东北，该运动强烈要求东北当局效仿内地收回旅顺、大连租借地和南满铁路，取消领事裁判权，同时，他们还向日本移民的中国房东施压，要求他们对日本人提高租金，迫使日本人离开东北。由于日本在东北移民颇多，这就客观上使得东北地区的两国民间信任急剧恶化起来。

另外，张学良在南京的鼓励下，同样发起了对日本东北利益的强有力挑战。张开始大举铺设与日本控制之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运输线，同时修建葫芦岛码头，一旦铁路和码头竣工，日本的关东州（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价值必然被严重削弱。

再加上1929年经济危机的到来，使得日本在东北的企业和居民面临更加困苦的局面，张学良的反日政策加剧了这种痛苦，这就使得东北的日本普通移民和普通军人不仅对张学良极为不满，也对日本政府受限于《九国公约》而坐视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被不断削弱而极为恼怒。后来的“满青联盟”、“雄峰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这些组织一方面针对的是中国人的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另一方面则针对的是日本基于《九国公约》的传统对华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朝野都极度忧虑其在东北利益的命运，为了挽回局势且安抚人心，当时日本政府试图采取各种手段来抵消越来越多的激进情绪。

1931年6月，面对满铁上下和关东军越来越不耐的情绪，当时的币原外长紧急任命日本政界大佬内田康哉为满铁总裁，让其与张学良交涉，以劝阻张学良雄心勃勃的竞争性铁路计划，安抚关东军和日本社会急躁的心态，但收效甚微；同时，币原设法与南京政府交涉，希望其能够体谅日本政府对南满铁路利益和关东州租界的关注，以及这种体谅的政治意义。

然而，南京政府并未过多在意日本的意图，在1931年的《外交声明》中，南京政府的外长王正廷公开表示，南京政府要在限定的日程内，收回关税自主权，收回治外法权，收回包括关东州（大连、旅顺，日本最关注的租界）和南满铁路（日本控制下最关注的铁路）在内的租界和输运线权力。据日本前驻华大使和外长重光葵《外交回想录》记载，“此项声明的发布，实际上使得最认可《九国公约》的日本政务官也失去了信心，事实证明，《九国公约》已无法维护日本的利益”。

就这样，日本政府基于《九国公约》的对华协调政策在关东军和日本移民看来已完全失效，石原莞尔和他的追随者不再犹豫，这位日本青年军人据此认为，“必须采取超出国际规则的断然措施”，“才能维护日本满蒙生命线的安全”。
不久之后，日本关东军和东北移民擅自行动，发动了对东北军的突然袭击，九一八事变就此爆发，而中日两国政府却同时陷入茫然之中。

三、九一八与日本的外交孤危

摘要：国运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真实存在的事务看，她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中日两国之走向，即阐明了这一点。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的中下级军官们擅自行动，发动了攻取中国城市沈阳的冒险，随后，他们又威逼上级不断派出军队，侵占了吉林和黑龙江，从而囊括了整个东北。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政府多次试图阻止下层军人的行动，但在国内民意压力下，最终未能成功，并不得不在内阁更迭之后半喜半忧地接受了这一现实。

在行动过程中，日军损失极为有限，却获得了巨大的表面成功，遭到的各种抵抗也微不足道。日本社会为此举国狂欢，其舆论普遍相信自己的国家将从此实现更为伟大的崛起，与之相应的是，中国社会则陷入了深深的愤怒之中，一种前所未有的亡国之忧蔓延开来。

然而，历史老人的真实意图往往与愚昧的社会情绪截然相反，这两个民族以此分界的沉浮同样如此。

九一八事变和随后的满洲国成立及日本对其的承认，不仅仅带给日本以可见的利益，更带来了两种完全不可见的巨大隐患，正是这两种隐患日后扮演了毁灭日本国运的关键角色。

一方面，事件的发生及后续进展，使得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开始陷入了孤立和危险。

1931年9月18日之前，总体而言，日本在国际社会中被普遍视为国际法则的维护者，受到各国的认可。1900年夏，当中国发生针对国际侨民的大规模骚乱时，日本派出相当大比例的军队与列国一起稳定了局势，这在当时被赞誉为对国际责任的履行，考虑到日本事后并未过多索取利益，这一行为在国际社会看来就尤为难得；1904年2月，针对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无限扩张，日本作为英帝国的盟友，在大多数列强的支持下，抵抗了沙俄对国际法的践踏，确保了远东地缘秩序的稳定；1918年之后，面对汹涌激烈的革命浪潮，日本同样扮演了远东现有秩序维护者的角色。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基本沿袭了大保久利通、伊藤博文以来的明治天皇时代之老练外交政策，即以维护国际规则的方式，尽可能拓展日本的国家利益——简称协调外交，这实际上日本自明治天皇以来国家崛起的外交利器，即如同伊藤博文反省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后的感言，“皇国的扩张，不能只看眼前的领土，更要关注到后续的国际反应”——实际上，哪怕是日俄战争胜利后，在伊藤博文的力主下，日本也未如甲午战争后那般妄自尊大地谋取吞并辽东半岛的全部，而是在当时国际规则的容许下，将原本被俄国占领的大连与旅顺化为租界。

但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青年军人们的一系列扩张行为则完全不同，如果九一八事变本身还能够得到英国、法国、美国等深受中国民族主义修约浪潮苦恼的列强理解，存在被国际社会接受的可能，但后续关东军对东北三省的入侵特别是策动满洲国独立，则是不折不扣违背《九国公约》“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精神之侵略。

实际上，事变刚刚开始，关东军侵略行迹未彰显之时，与大家所想完全相反，国际社会基于《九国公约》的精神反而普遍同情日本。

譬如，1931年9月20日的英国《星期日报》认为是南京的激进民族主义政策迫使日本奋起自卫；《伦敦日报》9月21日的报道更夸张，称事变爆发是因为日本数次忍受中国人的欺辱，被迫反击，显然是带入了英国人自己对当时中国的厌恶感情；而10月2日的《泰晤士报》更认为中国应该承认日本的基本权利，因为中国修建平行铁路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中日条约和两国互信。法国、美国同样具有相同的舆论倾向，当时主要强国没有多少同情中国——对于中国来说，这是自1927年以来的革命外交的地缘反噬。

可以看出，事变之初，西方普遍认同日本。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的行动仅仅停留在入侵沈阳，或者哪怕是入侵吉林，以此情势迫使张学良和南京让步，趁着中国外交极度孤立的困境，确保并进一步拓展日本在华利益的话，那么，日本不仅仅能够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还能继续向西方展现自己《九国公约》维护者的形象。

然而，擅自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关东军青年军官们，无论是石原莞尔，还是武藤章，他们显然不能理解这种利害的微妙界限。事实上，关东军不仅先后入侵了吉林、黑龙江，从实质上摧毁了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的《九国公约》，而且不久后又策划了满洲国独立，从形式上也彻底撕碎了《九国公约》。

这些大大咧咧的破坏行为，让原本同情日本的英、法等国瞠目结舌，列强从未想过日本会如此行事。

以致于最同情日本的英国外长西蒙（他拒绝了美国国务卿史仃生对满洲国的协调“不承认”原则），也不得不在李顿调查团报告发布后，支持国际联盟对日本侵略的谴责，这促使日本在1933年2月21日做出了退出国际联盟的激烈回应。这意味着，日本从此退出了主流国际社会，走向了一条被日渐孤立的道路，也开启了其地缘环境急剧恶化的第一步。

自此之后，日本再也无法与主流国家维持友好信任关系，面对充满猜忌的前合作伙伴，她不得不以扩充军力、激进外交等手段来构造虚幻的安全感，这进一步加剧了彼此的疑虑，到头来，为了寻求匮乏的国际支持，日本与德国、意大利这些同样激进和孤立的国家慢慢走进，最终整个民族走向了历史的绞刑架。

国际联盟通过谴责日本侵略的李顿报告后，日本外交官松岗洋右做出了“再见”的演讲，宣布日本国际联盟，从此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此举被日本战后《战败检讨》称为最大外交失误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日本因满洲国问题与国际社会决裂之后，全日本除了与伊藤博文关系甚密之前首相、明治时代的政坛大佬西园寺公望等少数人感到忧惧之外，大多数舆论和外交官都感到欢心喜悦。被战后《战败检讨》称为史上最愚昧外交官的森恪，在当时因为主张极限强硬而被舆论视为英雄。面对满洲国的独立与日本敢于无视西方策动满洲国独立，森恪兴奋地向石原莞尔表示：

“日本承认‘满洲国’，等于向全世界宣布日本外交从以往对西方的委曲求全变成了‘独立自主’，更寓意着日本与自大保久利通以来六十年盲目崇拜西方文明的诀别，日本终于重新找回了她的伟大。”（山浦贯一《森恪传）》

然而，在森恪做出乐观估计的仅仅八年之后，日本帝国就被迫走向了一条与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中国等同时开战的自灭之路。当新的战争开启的时候，连武藤章这样在1931年、1937年极度好战的军人都感到彻骨恐惧。就这样，无双英杰大保久利通、伊藤博文所开创的日本帝国霸业终于毁于一旦了。

大保久利通，明治三杰之一，世界历史上最杰出的外交家和改革家之一，他以残酷无情手段推动日本的西方化改革，同时致力于使日本融入西方，被同时代的人视为远东唯一能与俾斯麦媲美的政治家。

四、帝国失控与地狱之路

摘要：事变摧毁了这个国家政府必不可少的行政威信，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有实力的军方部门还愿意全力服从他的指令，特别是这种指令与其部门利益不协调的时候，抗命就会成为常态，这也导致日本任何稳定局势的努力都不可能获得成功。

日本右翼保守派报纸《读卖新闻》曾就二战中日本的毁灭过程做出一份详细回溯，其中重点提到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称为满洲事变）的负面效应。

在今天中国人看来，九一八事变好像是日本代价轻微的巨大胜利，而我也常常看到有些人说，“如果日本当年牢牢地耕耘东北，必然能够拿到九一八事变带来的收获，同时避免后续的负面后果”。其实，每当看到这种论调，我都不禁叹息国内对远东近代外交史和日本国内政治史了解的匮乏，以致于是完全脱离当时不可能的现实去假设问题。

事实上，日本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当1932年日本以“满洲国”的形式牢牢控制了中国东北之后，日本的决策层就下定决心要坚决“友爱列国，开发满洲”，绝无过多的野心：

大的政策方针上，无论是关东军，还是日本政府，以及最激进的外交官森恪等人，都认为，“占据满洲之后，日本应以此为止步”，譬如在当时日本军部、外交部等协调推出的《国际关系所见之时局处理方针案》中，日本决策者着重强调了要，“利用各国的特殊情况，全力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增进友好关系”，“对与各大国的恢复协调，必须要抓住一切机会”，“对其他大国在上海、广东、长江沿岸及华南的利益要予以尊重”；

而日本各部门和实权人物的具体政策也体现了一点，哪怕是那些最鹰派狂妄的人当初也是这样设想的。1955年出版的《日本外交年表》记载，在1932年8月27日的军部方案中明确提到，“应把握机会，促进日法两国在远东的谅解”，《年表》也记载了当时关东军为了笼络英法，在东北投资中，优先对英法企业开放，拿出了很多难以想象的便利条件；

1932年4月，九一八的策划者板恒征四郎在他的《情势判断》怀有同样的认知，他写道，“由于美国在帝国的投资和对日贸易额远远大于中国，所以美国绝不会因中国问题而与帝国开战”，“为了消除美国的反对意见，我（板恒）认为必须加强美日经贸往来，鼓励满洲国引入美国投资”。

《年表》还记载了关于日苏关系的具体意见，当时的日本军方认为，“鉴于当前的国际关系，避免与苏联发生冲突是极为重要的。我方切勿采取主动刺激苏联的行动”。

有足够可靠的资料证明，当时无论是日本高层，还是军方人士，都认为日本应该满足于吞并东北，全力修复与包括苏联在内的列强关系，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日本应继续对外冒险扩张，这是日本高层普遍认可的大战略。石原莞尔那些满足于东北的想法，在当时根本不是什么天才绝世的政策秘籍。

但问题是，为什么日本后来的行为竟然与此截然相反？

关键的原因，其实是日本决策者根本做不到，九一八事变后所谓“开放满洲，友爱列国”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是天方夜谭。说起来，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两个，而且本质上都是九一八事变造成的，或者说至少是加剧的。

第一个原因，就是九一八彻底摧毁了日本的政府权威甚至军方高层的权威，使得以下克上真正泛滥起来，并失去了控制。

按照日本宪法的规定，日本军队的统帅是天皇，其历来不受政府和议会约束，军队的征伐调遣法律上不受政府管辖，再加上日本社会对军队的崇拜，实际上使得日本军队常常出现一些对政府要求的抵制。但是，即便如此，在九一八事件之前，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大范围的抗拒上级更是很难想象的。

但九一八事变却完全改变了这一切。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回溯一下九一八事变的日方经过，就明白不过了：

使得九一八事变从沈阳事变演变为全东北事件的，乃是关东军参谋板恒征四郎联合石原莞尔，胁迫关东军高层行动的。当时，日本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根据内阁会议的决定，严厉禁止关东军扩大东北行动的范围，但板恒和石原等以集体辞职要挟关东军司令，迫使其出兵吉林，二十天后的反张学良声明和轰炸锦州，更是他们胁迫上级所为。在这个过程中，日本驻朝鲜军擅自行动和违背日本政府公开命令进攻黑龙江，更是将抗拒上级进一步表面化。

但是，这些违背军令的行为带来什么后果呢?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和军方高层原计划严惩这些抗命者，重建军队的权威，但实际上当代表高层的白川义则大将抵达沈阳后，不但没有惩罚这些人，反而主动安慰他们，为何？因为这些军人的擅自行动获得了民意的支持，还没有立即遭到政府所警告的后果，结果，在民意和反叛的双重压力下，代表政府最高权威的礼次郎内阁却在这场危机中不得不垮台了。

就这样，板恒征四郎、石原莞尔作为军人公开蔑视日本政府和日本军方高层，不但没有带来任何惩罚，反而获得了巨大的光荣，以及随后的提携。

这分明表示，几乎形同反叛的抗命者不但不会被惩罚，反而有机会迅速荣登显要，更展露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代表国家最高权威的内阁不但没有能力在施展权威，反而在抗命者面前低头崩溃了。这种糟糕的事态演变实际上摧毁了日本政府的正常决策的有效施政能力，其国家政策从此走向紊乱。

在后续的交涉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32年到1937年，日本先后与英国、美国和中国多次达成谅解，试图践行其拟定之“开发满洲，友爱列国”的政策，以稳定局势。但这些行动结果都毫无例外的失败了。为何？

不是因为日本政府没有智略，甚至不是因为军方高层不予配合，而是日本军官们，自九一八之后就不再把日本政府甚至军方高层放在眼里了。九一八的事态发展，无疑向他们昭示了一个清晰可见的道理：擅自行动代表了胆魄，不服指令代表了独立，蔑视政府代表了爱国。

1935年日本外长广田弘毅力推之与英美至关重要的海军谈判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海军拒绝任何妥协，坚决要求无限制扩充海军，这导致了英日、英美互信不复存在；1934年-1935年在南京政府亲日派的主导下，中日两国签署了《何梅协定》，这几乎就使中国默许了日本的特殊地位，两国也有了恢复和平的机会，但日本的天津驻军随后挑起事端，彻底破坏了广田的努力。

你可以明显看到日本政府并不缺乏明智，她多次试图稳定局势，好好品尝已经得到的收获，但是，九一八事变摧毁了这个国家政府必不可少的行政威信，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有实力的军方部门还愿意全力服从他的指令，特别是这种指令与其部门利益不协调的时候，抗命就会成为常态，这也导致日本任何稳定局势的努力都不可能获得成功。理解了这一点，你才能理解日本为九一八事变支付了多大的代价。

实际上，日本裕仁天皇在战败之后，作为核心亲历者回溯过去，对于战败得出了这样的教训，他说：“（政府）统帅极度缺乏对部下的威信，令出无从，酿成了种种无法控制的结果”，裕仁的看法，显然很有道理。

再好的国家战略，政府权威荡然无存，军队不听命令，还有何意义？因为这根本不是战略问题，而是政治失控的问题。

第二个原因，就是日本对东北的占领，彻底点燃了中日两国的矛盾，使得中国不能不发誓与日本敌对，倾全力收复失地，这使得日本外交和军事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不得不转向中国，以防止这种情况，这引发了后续一系列的外交失控。

裕仁天皇

九一八之后，夺回东北、抵抗日本成为当时中国所有政党的公开目标，无论是国共，还是各个军阀，其任何行动要想获得基本的认同，就必须举抗日的大旗。

南京政府在九一八之后为此不断筹备，这极大地加深了日本对此相应的忧虑：事变后，南京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扩军计划，大肆购入新式装备，现代师团逐年迅速递增，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其目标都是东北；另外，南京政府的实力和威望也在扩充，她在英国帮助下恢复了财政秩序，强化了对国内的统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从1933年开始，南京开始与苏联寻求同盟，共同针对日本，这实际上是日本最为担心的外交奉行——需要特别注明的就是，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强迫南京放弃与苏联的友谊。

南京对东北的企图、力量的积蓄和外交目标是如此的明显，怎能不让日本决策者忧虑？就像割取法国阿尔萨斯和洛林之后的德国，即便有着国力上的巨大优势，同样也能够感受到法国一方无法熄灭的复仇之心，并为之深深不安。

面对充满赤裸裸敌意的中国，战略上的忧惧反过来逼迫或刺激日本不得不进一步强化他对中国的侵略。1935年，土肥原贤二构建的华东自治，就是希望所谓的”满洲国“能有一片与南京反日力量之间自欺欺人的缓冲区，以弥补实际上根本无法补救的战略不安全感。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九一八之后，使得中国反日情绪极端高涨，大批反日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对日本的仇恨宣传遍布全国，考虑到日本在中国内地拥有巨大的侨民群和商业活动，这些人难免不受到冲击，各种人间悲剧必然会数不胜数。再加上舆论的煽动，日本民间仇华的失控和国内要求军方报复中国的呼声几乎是层出不穷。日本报界疾呼”怒惩暴支“，驱使日本多次入侵上海、汕头、青岛等地，以压制当地的反日骚乱。

但问题是，大英帝国（利益极多）、法兰西（利益较少）和美利坚合众国（利益较少）在中国内地有着广泛的利益，日本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内地的不断侵略，实际上严重触犯了列强的利益，进而加剧了列强与日本的疑虑，他们最终从伙伴走向对手，从对手再走向敌人。

内地的中国就是一个捆着列强血肉的皮球，安全困境和民意压力使得日本不得不踢这个皮球，但每踢一次，都会伤及列强，她与列强原本协调的关系就恶化一份。

这就是日本帝国为九一八事变付出的真正代价，九一八的短暂表面胜利，带给日本的，只是失控的政府和走入死角的地缘形式。前者造成了决策的无效和失序，后者则为步履蹒跚的日本帝国铺就了一条与列强决裂的地狱之路。
这就是被舆论所忽略了大国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