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的转折: 昭和男儿的奋起与毁灭(二)

作者: 王陶陶

一、美国从伙伴变成对手

摘要：从1931年到1939年，日本是如何让美国从人畜无害的伙伴，变成令人生畏的对手的？

在日本帝国走向灭亡的过程中，对美外交的失败，乃是这一国家悲剧的最关键直接原因。那么，日本的对美外交何以走向失败，在日美关系走向恶化的过程中，日本决策者究竟有什么具体失误呢？

美国对日的消极态度

尽管后世多次提及美国在抗战中对中国的援助，但事实上，至少在1939年2月之前，美国政府对中日冲突的关注是极为冷漠的，或者说仅仅限于道义层面的微弱倾向性对华同情。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刚刚爆发、日本违反《九国公约》的行迹尚未显露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美国的态度实际上是偏向于日本。该年10月，美总统胡佛在公开讲话中甚至表示，“（考虑到中国人1927年以来对外国人的仇视）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安全，维持在华正当利益，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主要是厌恶1927年以来的中革命外交）。

到了1932年，随着日本侵占整个东北，并公然违反《九国公约》策划满洲独立时（《九国公约》要求维持中国领土完整），美国的态度终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作为《九国公约》的发起国，美国不能不抵制日本的主张，时任国务卿史汀生对此发表了著名的“不承认”声明，这里必须要说的是，美方声明的初稿原本是“绝不承认”，但发布时却被改为“无意承认”——这种改动，无疑是为了坚持《九国公约》原则的同时，尽量不激怒日本。

即便到了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哪怕是上海淞沪战火滔天，美国的态度依然是非常冷漠的。

1937年8月18日，在上海地区有着巨大利益的英国期望美国与其联合行动，使上海中立化保护列强在沪利益，但遭到美国拒绝，理由是美国在华利益有限（英国当时是在华投资最大的国家，仅在上海就投资2.5亿英镑，美国相比要少得多）。

1937年10月，英国提议美国发起《九国公约》签约国开会，调停中日战争，但遭到了美国毫不犹豫地拒绝。最后英美说服比利时做东道主，在布鲁塞尔召开列强中国事务会议（日本和德国拒绝参加），由于美国力避卷入，会议仅仅以极为微弱的语调含蓄地批评了日本（甚至没有说日本是侵略者）。

“制裁是个可怕的字眼”

——美国总统罗斯福1937年10月6日回答是否制裁日本的提问

就像她的行动所展示的那样，美国最初无意参与中日冲突，而1937年12月“帕奈”号事件引发的短暂外交危机，仅仅只是验证了美国不愿干预的态度。

近卫文麿，日本前首相，正是在他统治时期，日本外交逐步走向了真正的绝望

新秩序与美国对日态度的转变

如果说“满洲国”的成立，使得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从理解变成消极批评，那么日本1938年底远东政策的公开变化，则使得美国政府对日政策走向消极反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

1932年日本策动满洲国分裂中国之后，虽然已经完全违背了《九国公约》，但当时的日本公开外交政策尚能打出维护《九国公约》的口号，声言日本旨在维护《九国公约》而非破坏。当时的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推出”协和外交“，其公开目标就志在于此（至少口头上是如此）。即便中日在1937年陷入全面战争，但日本的外交政策并未出现公开变化，依然宣称要维护《九国公约》。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决策者当然对日本依然抱有期望或者说幻想。

但是，到了1938年11月，随着日本攻克武汉、广州等城市，军事攻势取得巨大进展，当时日本举国上下得意洋洋，自以为局势在握。近卫内阁乃发表了著名的第二次对华声明，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不再强调保障列强利益之《九国公约》的重要性，反而扬言要构建日本支配下的东亚新秩序”，这种变化对美国的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帝国所期求者，在于建设可确保东亚永远稳定的新秩序······各国也将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适应东亚的新形势。”

（1938年11月3日近卫声明）

在这份声明中，日本不但宣称要构建新秩序，而且扬言要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适应这种变化。这种新说法一经宣布，便引发了美国政府的深切忧虑，后者为此与日本进行了多次交涉，以摸清日本的意图。

近卫声明发布第二天，美国国务卿赫尔即发布声明回应：“美国对中日之间纠纷的态度，是受众所周知的国际公约和中日之间的条约所指导的“，赫尔的讲话听上去含糊其辞，但其实是就是以外交术语委婉地提醒日本，不能罔顾《九国公约》保障下的美国在华利益。

到了11月21日，美国看到日方对此毫无反应，美驻日大使格鲁乃发布了更为明确的对日讲话，他说”我国政府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指代日本）能够在一个重要的广大地区（指代中国）上强使其企图及意志成为无争论余地的和排他性的，不论这个政府有什么动机，只要它试图这样做，其结果一定是伤害自己的国家，也伤害其他国家。”虽然没有点名批评日本，但这句话中的“排他性”指的是，日本绝不能将美国排除于中国之外，同时暗示否则美国将不得不反对日本。

然而，日本方面似乎对美国的关切毫无反应，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的公开文件不仅不回应美方，而且还进一步宣布：“为了加强日满华的经济合作，第三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和权益当然要受到限制。”这里面的”第三国“受限制，实际上是赤裸裸要排斥美国在华利益了。

面对日方冷漠（更可能是无知）的反应，美国在百般无奈之后，于12月31日对日本发布了以下照会，以表达自己的强烈不满。美国政府称：

“美国政府不得不重申她的已经表示过的看法，即（日方）对于在华美国公民各种活动所强加的种种限制……毫无疑问，这实际上是对美国在华的合法权益的歧视······美国政府表明它的坚定信念：日本的排他性作法不仅是不公正和无根据的，并且严重违背日美双方，以及包括其他一些国家自愿签订的若干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

这种正式照会的发布，实际上表明了美国对日态度发生了改变，面对日本政府彻底背弃《九国公约》、不断侵犯美国在华利益的行为，美国不得不采取措施。

日本前外长重光葵（中间穿黑色西装者）在他的《外交回想录》中这样描述了1939年11月到12月日美外交关键一个月内日本高层的对美态度：

“（内阁）要么认为美国人只是说说而已，要么认为美国人没什么好怕的，要么都沉浸在刚刚的大胜（1938年10月，日本赢得对中国武汉会战的大胜，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将很快一败涂地），于是，我们的外交没有对美国的多次急切喊话做出任何认真回应，最终使得哪怕是最亲日的美国人也对我们感到失望”。

美国对中国转向支持

自1931年中日彻底交恶后，美国作为一个整体，其对中国的态度转变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民间道德态度的转变，第二个是官方外交态度的转变。

美国民间对中国的支持实际上比较早，早在1937年8月淞沪战役爆发后，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凌、屠杀和掠夺逐渐曝光于西方媒体之下，西方特别是美国对日本的观感急速恶化。当时的美国舆论充斥着对日本的愤怒和对中国的同情，南京城下帕奈号事件日军对美国记者和外交官近乎谋杀的轰炸行为，某种程度上是对其反日报道的报复，但这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美国舆论对中国的同情心，尽管他们大部分强烈反对美国出兵干预战争，只是发起各种支援中国、抵制日货的民间活动。

这种心态转变在早1938年6月的时候就发挥了作用，由于美国社会对日本轰炸中国、杀戮无辜民众强烈不满，民间掀起了对日战机出口的民间禁运，推动美国商务部发布了不具约束力的对日”对日道义禁运“，这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当然，这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军队对在华美国人的敌对心态，当时的日本人完全不能理解美国人有什么资格以道德的名义抨击日本的行为。

“美国人总是喜欢抱打不平，自诩正义，但是美国人似乎忘了，你们也曾发起过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

——日本外交官松冈洋右谴责美国同情中国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社会的反日情绪和对中国的同情心，很大程度上加速促进了后来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支持。

相比之下，美国官方外交态度对中国的支持则要冷血现实的多，也要慢很多，其真正出现在上文所讲的近卫声明发布之后，当1938年11月初日本明确否决《九国公约》，声言建立排他性的东亚新秩序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终于接受了美国支持重庆民族主义政权抵抗日本的必要性。

1938年12月，当近卫声明发布之后，美国财政摩根索向罗斯福提出援华的建议，称：

“美国有必要援助中国。如果采取援助，财务往来所带来的政治利益远大于经济利益。假设中国战败，美国不得不花费更多的钱来扩充海军。以一艘战舰的代价援助中国是一笔合算的买卖，尽管贷款可能无法还清。另外，放眼将来，来自中国的好感也很重要”。

罗斯福接受了这个建议，并迅速推进相关工作。1939年12 月 13 日，美国进出口银行同意向重庆政权控制下的环球贸易公司（注册地美国）提供 2500 万美元贷款，中国用桐油贸易的收入来还这笔贷款。这就是抗战史上意义重大之桐油贷款援助的由来。

这也预示着，美国对日态度从消极的中立，走向了消极的反日。当然，对于日本来说，这只是个危险的开始，也并非不可挽回。美国政府对日政策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她并未真正下决心与日本走向对抗。这也意味着，在走向毁灭的道路上，日本还有幸存的希望。

二、错判、南进与走向对抗

摘要：1939年2月，日本军队入侵并占领海南岛，3月30日，日本宣布南沙群岛归日本所有，4月初，美英开始举行针对日本之两强海军合作秘密谈判，4月15日，美国将部分大西洋舰队调往太平洋地区，7月26日，美国突然宣布废除《日美通商条约》，日美贸易战正式爆发，整个日本陷入了震惊。

我们中国人在记录抗战史时，往往侧重于本国感情、话语权或战场本身，对当时其他真正决定性大国间围绕着中国相关问题的斗争过程，反而极少着墨。但实际上，这些被忽略的列强外交史才是对于现代中国最有价值的部分。

在上文《国运的转折点：美国从伙伴变成对手》我们讲到，在1938年11月初的近卫声明及11月底的御前会议中，日本决定构建排斥英美法等国的东亚新秩序，使得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从消极中立，变成了消极反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美关系就不可挽回。这一点，从当时日美双方的外交文件中可以看出，至少在1939年2月之前，无论是日方，还是美方，当时都没有下决心把对方视为真正的敌人。

1937年-1939年1月日美关系的相互评估

与大多数事后的想象相反，从1937年-1939年的日本外交、军事政策制定文件来看，日本诸多决策者都认为，涉足远东的主要强国中，美国是最不可能与日本冲突的国家。为什么当时日本方面会有这样的判断呢？不外乎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源于日本方面认为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最少，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冲突最少。

日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主要体现在列强之中国租界处置上。那个时代，英、法、意、比等国不仅在中国有产业，而且还有受这些国家直接管辖的租界，这些租界实际上相当于列强的海外领土，主要分布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地。中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对这些城市的占领，就产生了严重的外交问题和避不可免的冲突。

在日本的占领区内，列强的租界往往沦为中国反日力量和中国金融机构的避难所，而且中国的法币在这里得到了承认和使用，日本的军票不是对手，在这种情况下，重庆政府就可以借租界获得物资援助，并以此影响日本占领区的金融秩序。就这样，西方列强的租界就很大程度上成为日本侵略的障碍。

因此，为了抓捕中国抵抗者、摧毁中国遗留的金融机构和经济影响力，日本乃多次施压英、法、比等国，甚至直接出兵包围租界，在层出不穷的摩擦中，日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也就急剧恶化起来。

然而，美国人在中国不仅没有租界，而且在华贸易额相比英国也非常少（1860年后，美国人被清政府赐给了一片天津租界，但屡经波折，都没能获得美国政府同意，乃在1880年和1896年两次尝试归还租界于清廷，在未获回应下于1902年交给英国人管理。）。除了美国舆论对日本的猛烈抨击外，双方的真实利益冲突其实相对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决策层乃得出了一系列“日美不会对抗”的结论。

1937年8月，日本海军省在关于英国对中日战争反应的军事战略报告中写道，“战争（中日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在华利益有限）我国与美国直接利害冲突很少，双方交战没有任何好处”，“（战争中）利害冲突更多在于英国，以英国为目标扩充军备是我国紧要课题”（土井章监修编撰的《昭和社会经济史 海军省资料第四卷》）

1938年1月，时任日本内务大臣的末次信正（海军大将）在接受记者山本实彦采访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英日关系的确在急速恶化）但很难相信美国会受英国指挥，日本与美国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所以这种事很难想象”。（《时局对谈》之《改造》1938年1月号、269—270页）

1939年1月，面对美国突然而至的对华桐油贷款支援计划，日本颇为错愕，但熟悉美国的日本商界在向日本政府提交的报告中，以这样的论断排除了日方决策者的忧虑，“由于英美贸易争端的尚未解决（当时英国推出帝国特惠制），美国与英国存在着经济对立情绪，两国不可能在中国问题上合作”。（土井章监修编撰的《昭和社会经济史 海军省资料第四卷》）

第二个原因，在于日本决策者认为日美经贸利益高度重叠，日方认为，与日本交战完全不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

以下数据可以看到美国与当时统治远东之日本帝国贸易往来的重要性。从 1933 年到 1937 年，在美国出口到亚洲的所有商品中，日本所占比例超过 49%。仅 1938 年，日本 44%的进口物资来自美国。相比之下，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额可谓微不足道。

当时的美国商界强烈反对任何与日本交恶的外交举措，目的就在于此。相当多的美国企业界当时不断表示，“良好的日美贸易对美国经济的恢复和健康至关重要”——这里要特别指明的是，当时日美贸易是美国顺差极多。

从真实的情势来看，日本对美国的判断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即美国与日本真实利益冲突并不多，再加上日美经贸利益对美国极为重要，美国并不愿意与日本走向对抗。

美国政府的这一态度，哪怕是日本1938年底宣布将建立排斥美国的东亚新秩序之后，也是如此，并在随后英国政府对美国的外交试探中得到了体现。

1939 年 1 月 26 日，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莱琪向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提议两国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格鲁认为制裁日本未必能收到效果，美国对日政策还没有最后确定。

事实表明，美国的对日政策依然在摇摆，她尚未决心与日本走向对抗，最多只是消极反对日本。恰如当时美国国务卿赫尔所言：“与日本交恶，我们会背负沉重的负担。因为美日贸易的总额是欧洲国家与日本贸易总额的两倍。如果对日摊牌，不只很可能引发战争，美国还会因此背负沉重的负担。”

那么，是什么原因迫使美国最终决心与日本对抗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说一下日本帝国的南进政策。

1939年2月日本进军南洋的尝试与美国对日态度的急剧恶化

“确保主要航道的友好安全，乃是关乎合众国生死的重大利益”

——美国前总统西奥多 罗斯福

1936年4月，日本海军中强硬派为了追逐陆军满蒙生命线的地缘新概念，隆重推出了“南洋生命线”的《国策要纲》，扬言日本的崛起必须占据南海地区，获得了日本舆论的狂热吹捧，日本《东洋经济导报》赞之为日本振兴的真正战略。
但是，日本政府深知这些行为必将激怒英法甚至美国，所以在当年通过的《国策之基准》中，虽肯定了南进的价值，但依然强调了日本要以经济手段和平推进，避免发生冲突。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横扫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使得中国沿海战略价值极高、防御薄弱的诸岛成为近乎无主之地。战争之初，由于顾虑战争进程尚未明晰以及与西方大国的关系，日本对这些岛屿保持了克制（英法美等国强烈反对日本军队占据这些岛屿，他们害怕退出海军公约的日本在此修建机场和海军基地），然而，到了1938年底，随着武汉会战的胜利及日本与英法关系的急速恶化，日本决心在行动上不再顾忌西方的看法。

一战后《五强海军公约》不仅规定了英美日三强的海军比列（5：5：3），而且不允许三强在西太平洋增加基地设施和防御设施，其中日本承诺不在台湾和托管诸岛修建海军基地，英国不得在香港及东经110度以东地区修建海军基地，美国不得在夏威夷以西修建海军基地，这些协定乃是一战后太平洋英美日三大强国互信的根本基础。

但昭和之初的日本青年并不懂现代外交，且深信大炮即真理，他们认为这个协定是英美对日本的残酷压迫。于是，伴随着昭和青年的影响力增强，日本在1935年后逐步退出了协定，进而破坏了英美日之间的互信，也种下了日本帝国灭亡的肇因。

1938年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强调“在华南沿岸的特定岛屿设立特殊地位”，“在华南沿岸特定岛屿及相关地点驻屯及若干舰艇部队”，这个特定岛屿，实际上指的就是海南岛。

就外交后果而言，日本政府自信地认为，“进军海南岛和南洋诸岛，将威胁印度支那（法国控制）和马来亚、新加坡（英国控制），势必影响与英法的关系”，“但相较而言，美国绝无可能因此与我为敌。”

在这种预期下，日军于1939年2月，出动了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庞大海陆空兵团入侵海南岛，击败微不足道的守军后占领该岛。3月30日，日本公开宣布南沙群岛归日本治下的高雄总督府管辖。这些举动引发了西方列强的抗议，其中英法最为激烈，美国则相对和缓。正是由于这种和缓，使得当时的日本政府认为美国不会干预，以致于占领海南岛后，日本制定的事后海军作战计划《昭和14年度帝国海军作战计划》（1939年2月27日）中，主要阐述了与英法中作战的情况，竟然没有与美国作战的准备。

在入侵海南岛的作战中，日军不仅出动航母编队，而且天皇的兄弟高松宫宣仁亲王（如图）亲自督战，足见日本对此的重视

然而，日本政府忽略的一点就是，日军对海南的占领和南沙诸岛的染指，虽不能使美国立刻下决心与日本摊牌，却足以改变美国对日本角色的定性（如盟友、伙伴、对手、敌人）：

即如果入侵海南之前的日本，在美国眼里只是一个试图独占中国市场的侵略者，虽然令人讨厌，但与美国无关，那么入侵海南之后并在此兴建海空军基地的日本，在美国眼里则变成了一个对其具有真正现实威胁的敌人，已不仅仅只是讨厌。

这一点，在当时外交官员的信札和文件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1939年2月下旬，日本入侵海南之后的十多天后，美国驻日大使、著名的亲日外交官格鲁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以前所未有的忧虑之心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他说：“如此一来，日本获得了一个能够建设航空兵、海军的强力基地（海南），日本对美英法以及荷兰领土的作战行动距离进入600迈。香港将被阻断，马来也将被轻松地覆盖。这是日本实施掐断南洋航道南进冒险政策中，最有逻辑性、最无可反驳的一次布局”（相泽淳《海军的抉择》）。

到了1939年4月，面对日军在南沙的部署尝试，美国国务卿赫尔在笔记中写道道，“日本对南中国海地区的南沙群岛以及其他无数的岛礁提出了主权要求，并试图部署军队，她对世界野心的轮廓现已逐渐变得明朗“（《美国国务院外交事务文件，1939年远东》）

这种对日本定性的不同，必然预示了美国对日本政策的实质变化，并很快兑现。

1939年4月-1939年7月：英美太平洋防务划分与日美贸易战争

日军入侵海南的一个多月后，美国与英国两大海军超级强权开始协商针对日本的海军合作，并提出了“由美国海军负责针对日本之太平洋防务，英国海军负责欧洲的“战略构想。（相泽淳《海军的抉择》）。

1939年4月15日，也就是日军入侵海南岛仅仅两个月后，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WilliamLeahy的强烈建议下，美国政府正式决定将隶属于大西洋防务的加勒比海舰队调往太平洋方面，这也意味着美国行动上将日本视为自己的真正潜在敌人。

1939年7月26日，日军入侵海南岛五个多月后，在日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突然宣布中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六个月后自动废弃）。这也意味着，原本被视为两国关系基石的日美经贸关系开始转向脱钩，日美贸易战正式开启，地狱之门终于露出笑脸。

那么，当时统治远东的日本帝国是如何在震惊之中面对这种突然而至的冲击呢？她又采取了哪些对策呢？

三、第一次日美贸易战、谈判与临脱钩

摘要：20世纪日美之间爆发过两场震惊世界的贸易战，大部分人只知道80年代的第二次日美贸易战，却不知道真正最具有历史借鉴价值的，乃是1939年7月-1941年7月的第一次日美贸易战。那场贸易战永久决定了日、美、中三大民族的百年命运。

“美国终止日美商约是伟大而辉煌的举动······美国的行动非常及时，可以缓解中方担心的由英日妥协而造成的极其危险的局势（此前对日妥协的《英日协定》）。中国人民不会忽视美国所采取的这一极为重要的一步。我向总统先生和国务卿先生表达自己以及中国人民的感谢”

——1939年7月26日，日美贸易战爆发后，与日本苦战的重庆政权领袖蒋介石欣喜若狂，他于7月30日召见美驻华大使詹森，向美发布了以上感谢信，历史证明，三个民族的运道因此改变（《美国国务院外交文献，1939年远东》）
上文《国运的转折点：错判、南进与走向对抗》谈到，1939年7月26日，美国突然宣布终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并按照规定留给日本六个月的时间挽回（六个月后条约正式废止），这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史和日美关系史上的大事，该事件永久地改变了日美关系的性质，并促成了日本帝国的灭亡和中国的复兴。

在这个事情发生演变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先是不敢置信，然后是强硬，接着是试图缓和，但种种努力终归失败，因为美方提出的条件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苛刻，而外部环境和两国政情的变化又使得真正的和解越来越困难，两国经贸脱钩逐步变成了现实，这最终为美国对日后续的商品、技术禁运和经济打击奠定了基础。

时代周刊的人物——负责对美贸易谈判的日本外交官野村吉三郎，他是当时日本高层中为数不多的现实主义者

日美经济利益共同体：美国商界的强大亲日力量（1931年-1939年2月）

“（对日）贸易对美国经济恢复是非常必要的。维持和增加出口额是政府和企业的目标，在过去它可以促进国内商业和就业······”

——美国商业联合会就当时日美贸易纠纷的公开声明（《Peter C.hoffer.American Businessmen and the Japan Trade, 1931-1941》）

1939年之前，美国与实质上统治整个东亚的日本大帝国间贸易往来相当密切。从 1933 年到 1937 年，在美国出口到亚洲的所有商品中，日本所占比例超过 49%。仅 1938 年，日本 44%的进口物资来自美国，日本与欧洲其他国家进口总和的两倍，美国在对日贸易中获得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全部是黄金交易）。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美国对日贸易额有所下降，这主要在于美国民间兴起的“道义禁运”和“抵制日货”所致，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在此期间对日军工出口的比重逐年递增，1937 年占 53.66%，1938 年占 64.06%，1939 年占 71.28%，某种程度上，是美国的军工业支撑了日本的侵华暴行。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自1937年12月日本军机轰炸美舰“帕奈”号以来，美国国内便屡次出现经济制裁日本的呼声，其中以美国远东司事务长霍恩贝克（1937年后担任国务卿特别顾问）为最。从1937年12月开始，霍恩贝克就以坚决要求美国政府废除1911年签署的《日美通商条约》，并在此基础上对日本进行严厉的技术和商品禁运。但是，至少在1939年2月日军进军南洋之前，他的主张都无一例外遭到强大的阻力而未能实现。

这股阻力主要自于在日美贸易中获利丰厚的美国商界。

要理解这种力量的源头，我们必须对当时美国商界在日美贸易问题上的惊人的获益和近乎麻木的贪婪有所知晓。日美贸易不只是惠于某个美国产业，而是为美国钢铁、机床、汽车、飞机、铜锡、木材、矿浆、棉花、纺织等各个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无论是工作岗位，还是企业利润。

这一点，从当时美国商界看法就可以意识到：

《商业和财政通讯》发表文章，认为（美国政府）制造日美贸易纠纷是愚蠢的表现，并警告当时的国会反日政客说：“这种行为（对日贸易战）有可能导致美国失去日本这个棉花、废钢、铁等战略物资的大市场”（《珍珠港之路：日美关系1931-1941》）；当时的美国丝织厂主、棉花场主和加利福尼亚船运主乃是最著名的亲日派，德克萨斯州代表詹姆斯甚至为日本乞求国会：“我把棉花卖到世界各地，我不愿意竭力驱赶德克萨斯仅有的最好的消费者（日本）”；1938 年美国商业协会成员、洛杉矶船业巨头美森则宣称：“断绝对日贸易不仅影响西海岸，而且会波及全国”；美国西北生丝加工者、南部和西南部棉花种植者及全国石油业也是当时声名显赫的日本之友（《Peter C.hoffer.American Businessmen and the Japan Trade, 1931-1941》）。

正是在这些产业界人士的激烈反对下，霍恩贝克的激烈反日运作始终难以生效。对此，美国国务卿赫尔的颇为著名之无奈陈词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奉行反日政策的困境之处：

“经济制裁日本，我们会背负沉重的负担。因为美日贸易的总额是欧洲国家与日本贸易总额的两倍。如果对日实行经济制裁，很可能引发战争，美国还会背负沉重的负担。（《赫尔回忆录》）”

美国发动对日贸易战：日本社会的震惊及最初反应（1939年2月25日-1939年8月）

“当前的对日外交，已不能只考虑商业利益了”

——1939年6月，日军开始进军南洋后后，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表示

1939年2月10日，日本军队发动了对海南岛的入侵，正式掀开了南进序幕，这引发了包括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等亲日派政客的极度忧虑（5月回美，10月返日）。两周之后的2月25日，霍恩贝克在上级的要求下，正式拟定了中止《日美通商条约》的对日政策备忘录；5月，美国务院中立场较为温和的助理国务卿塞耶首次认可了霍恩贝克的建议；6月，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与英法等国外交官商讨后，认为确有必要对日采取经济措施，即同意霍恩贝克的建议。

7月17日，美国民主党提交一份议案，要求赋予美政府对日实行技术和商品禁运的法案，但受到了《日美通商条约》的限制而未能通过；7月18日，向来较为亲日的共和党同样在参议院递交了一份提案，要求美国政府中止《日美通商条约》，以便赋予美国政府对日实行严厉禁运的权力。就这样，再加上7月22日《英日协定》的刺激，7月26日，美国务卿赫尔突然向日本驻美大使堀内谦发出如下照会，宣布中止《日美通商航海条约》：

“近些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研究与各国签订的通商航海条约，以确定哪些内容需要更改，从而使条约能够与时俱进。经过研究，美国政府得出结论，1911年 2 月 21 日在华盛顿签署的《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的某些款项需要重新考虑。为了此种目的，同时也为了维护和促进美国在新形势下的权益，美国政府按照该条约第17款的规定，特此通告日方终止条约的愿望。通知阁下，美国决定此条约及其附件自今日起 6 个月后终止。”

在当时日本社会来看，美国对日本发动的贸易战无异于袭击。因为自1939年1月以来，美国政府对日本从未有过公开、明显的指责，日本原本对双边关系甚有信心。因此，当美国的突然废约照会到来时，日本社会深感震惊，日本股市当天陷入暴跌，日本贵族院议员冈部长景子爵也陷入迷惑，他发表安抚人心的谈话时称，“此次突闻美方宣告废止之迅，实使吾人感觉震惊”。

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最初有点不知所措，乃派员探询美驻日大使馆参赞杜曼，以平淡的外交术语问道：

“美国此次行动突然，而且所给解释又十分简短。所以很难弄清美国此次行动的真实动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与日本达成符合东亚新形势的条约，日本当然会很高兴与之合作。”（《美国国务院外交文献，远东1939-1941》）

杜曼并未给出明确答复，随后，日本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对美政策审议研究委员会”，网罗了五名日本知名专家或官员，作为智库集中研究对美应对措施，同时设立的还有五人干事委员会，但成员基本上都是昭和时代成长起来较为轻视英美、较为杰出的精英官员或学者。

在该政策研究会中，美国课第一课长藤村信雄乃当时日本最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身为革新派官员的藤村以真挚的爱国热情感染并主导了该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意见方向，他认为，“日本必须对美国实行强硬的压迫政策，才能维护日本的利益”，这种看法使得他在后来的对美交涉中，与当时负责具体谈判的外长野村吉三郎多次发生激烈的冲突。

贸易谈判的最终失败与日美临脱钩

“使美国充分认识日本的强大实力和贯彻东亚新秩序的坚强决心，即若无日本协作，美国在东亚只会事与愿违。”
——藤村信雄之对美政策审议委员会干事会决定《关于美国废除日美通商条约通告的对策方针提案》(1939 年 8 月 8 日)。

1939年8月8日，在日本对美问题研究专家藤村信雄的主导下，日本召开了对美研究会议，13日，委员会做出决议，这实际上确定了当时平沼内阁对美的交涉基调，日本对美研究委员会认为：

1、美国此举的目标就是废除《日美通商条约》；

2、美方没有缔结新条约的意向；

3、美国对于（日本）帝国使臣，态度傲慢。

据此，藤村提出了他的对策，那就是日本必须向美国展现决然态度，应该立即召回驻美大使，促使美国反省其错误行为《关于美国废除日美通商条约通告的对策方针提案》(1939 年 8 月 8 日)。

然而，藤村的外交政策尚未完全施行，8月的《苏德协定》使得力主“联德制苏”的平泽首相陷入两难，在这种情形下，平泽内阁以“国际形势错综复杂”而宣布总辞。8月30日，阿部内阁成立，9月25日，相对务实的前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就任日本外长，在与美方进行接洽并声言日本的诚意后，野村开始接手对美贸易谈判。

在1939年7月-1941年11月长达两年多的危难时刻，野村吉三郎（图左）先后就任日本外相和驻美大使，常驻华盛顿，专责负责对美交涉，他利用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良好个人关系，与美国谈判代表国务卿赫尔（图右）进行了45次艰苦卓绝的谈判，但终究未能挽救大和民族走向衰亡的国运——这反过来决定了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

作为对美谈判代表，野村的很大精力实际上用来与强硬派藤村信雄等人的争论，直到10月24日，野村方才排除重重阻力，努力说服阿部首相意识到“日美关系对日本国家利益的极端重要性”，并设法提出了一份被内阁含糊认可的对美协议几个原则，作为恢复日美正常贸易的协议基础和底牌，此被称为著名的“野村四条”：

1、彻底中止排英美的民间运动；

2、合理调整被损毁的英美财产；

3、适当调节对中国的轰炸；

4、部分开放中国长江通商口岸于英美。

几天之后的1939年11月4日，野村与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进行了第一轮贸易谈判，这场会谈中气氛良好，但未能触及新约修订的实质问题；12月4日，双方举行第二轮谈判，野村希望日本与美国至少能够达成临时性的协议，但未获对方明确回应；12月18日，日美进行第三轮谈判，由于废约之期限将至，急不可耐的野村向美方做出更多让步，抛出“野村四条”的底牌，希望日美能够修订新约，这获得了美国政府较为积极的回应，美国务卿赫尔认为，“日本似乎颇有诚意，美国或许可以考虑与日本修订新约”；12月22日，野村与格鲁进行了第四轮谈判，野村不顾藤村信雄的激烈反对（藤村认为野村乃日本“天诛之贼”），对美国做出了范围更大的让步，格鲁认为，“会谈非常积极，日美有望取得进展。”

然而，野村终究只是不受国民欢迎的外相，他的想法很难主导日本的政策。就在第四轮谈判六天之后的12月28日，日本海陆外三相颁布了《日本对外国策纲要》再次明确强调要建立日本主导的东亚新秩序，30日，日本与汪伪政府签署承认“日本在中国支配地位的新约”。美国国务卿赫尔据此认为，“日本绝无与我谈判之诚意”，美国开始对谈判变得完全消极。

1940年1月5日，阿部内阁垮台，野村失去外长职务，暂时离开了对美交涉的舞台。新上台的米内光政政府多次寻求与美国恢复谈判，但均遭到美方冷遇。二十天后的1月26日，《日美通商条约》正式作废，美国外交部当天发布公告称：
“在 1939 年 7 月 26 日，美国政府通知日本将废除 1911 年《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美国决定废除条约是为了解决日美间因中国形势而出现的问题······日本政府认为进一步向美国政府阐明自己的立场，寻求两国关系的调整是合理的。

为此，我国政府不断施加影响，同时，双方进行了有关新条约的谈判，至少是阻止无条约情况的出现。很不幸，目前没有达成协议，从今天起日美间没有条约。”

从此，日美关系进入“无条约”的临脱钩时代，双边贸易往来变成所谓的“排日交易”，美国政府终于有权力对日本施加任何商品和技术的无限禁运，也为即将到来的太平洋两大强权全面摊牌奠定了基础。

1939年8月出版的《日本经济年报》，专设分析日美商约废除将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影响。该报考察了日美贸易的现状及各自国内的具体情况，得出了非常乐观的结论。该报认为：

进口方面：

日本进口的原油大部分来自美国加州，若美国禁止原油出口，当地的经营者也要受到打击；

太平洋沿岸的废铁经营者会反对对日本禁输废铁，即使禁输，现阶段钢铁流水线上仍在不断增加的生产也会缓和其带
来的不利影响，而且和石油一样，商人们可以寻求经由第三国转运钢铁。

出口方面：

若禁止输入日本生丝，美国会出现制袜业者的失业。因没有进口生丝的替代国，美国不可能单纯地实行禁输政策；
棉织物去年总输出 240 万日元只占总输出的 10%。；其他商品在日美贸易中所占比重较少；

最后得出结论，美国政府对日钢铁、石油禁运无法做到，也无法限制日本部分商品输美，最终对日本经济影响有限。

四、国运的转折：美国的恐怖禁运与日本的绝望反击

摘要：日美贸易进入”无协议“时代后，随着日本与德国的迅速靠拢和南进步伐的加快，美国先后对日本发动了五次毁灭性的商品、技术的禁运，无情地摧残了日本经济，面对拥有绝对技术资源优势的强敌，日本被迫对美国发动近乎绝望的反击，试图拼得一线生机。

上文《国运的转折：第一次日美贸易战、谈判与临脱钩》讲到，1940年1月26日，日美关系正式进入“无协议”时代，这就为美国对日施加严厉的商品和技术禁运奠定了基础。

那么，日本政府在此之前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呢？美国又是如何回应的？这其中的成败节点，就是本文将要为大家讲述的。

日本社会的乐观（1940年1月-6月）

面对美国的贸易战攻势，日本社会最初并未预料到后果究竟会有多么严重，他们受过往经验的局限，认为即便日美之间没有贸易协议，也不会对日本造成多少影响，他们的判断主要基于两个方面：

1、日本对美研究学界认为，即便日美没有协议，美国也不太可能对日本施行大规模禁运，因为这种禁运会严重伤害美国特定从业者的利益。

1938年8月24日，日本顶级经济外交智库专门在《日本经济年报》（第38集，162-165页）撰文中分析了美国对日本大规模禁运的可能性，基本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对此的乐观预期，这篇文章认为：

日本进口乃是美国加州原油企业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对日禁运将严重伤害当地经营者的收入；西太平洋沿岸大批废铁销售企业纯粹依靠日本的订单维持，对日禁输将激发他们的强烈不满；至于日本对美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生丝，美国也无力禁运，因为其国内企业短期内不可能找到替代国，禁止输入会迅速伤及美国制袜业者，这是劳工密集行业。在日方看来，这些禁运都会造成极为不利的选举影响，另外，日本智库还认为，即便美国禁止输入，日本还可以找到第三国转运。

总而言之，日本人认为影响不大，他们不相信美国真的会对日本开展无限禁运。

2、日本政界领袖同样认为美国不可能对日本发动禁运，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两国彻底决裂， 他们最初不认为美国敢于冒这样的风险。

1940 年 3 月 23 日，针对美日无协议后的贸易情势，时任日本首相的米内光政（亲美派）发表公开讲话，他表示：“美日两国的经济分离和相互禁运对双方都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如果走错一步，两国就都要面临危险。我不相信美国会冒险对日本实行全面禁运。”

日本朝野，正是以这种认知迎接“无协议”的日美贸易新时代，他们并不清楚，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梦魇。然而事实却是，禁运在美国决策者眼里，已经是一项正被切实考量的政策。

1940年3月，美国国务卿赫尔在传送给商务部的文件中明确表示：

“考虑到日美贸易的规模，对日禁运，固然会对美国企业造成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可控的，也是值得的。我和总统都相信，大规模的禁运完全可以成为美国对日政策的有力武器”（《美国国务院外交文献，远东1940年》）。

日本的急速亲德与南向（1940年5月-9月）

到了1940年2月，当与西方的贸易往来不再有保障的时候，随着日美之间互信的迅速瓦解，对于日本帝国来说，无论是为了产业技术升级，还是为了寻找稳定的资源供给，她都需要寻找美国的替代者。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德国就再次成为了日本眼里的最佳合作对象。一方面，德国是当时唯一个支持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大国，且同样反对英美，双方的共同利益远比分歧更多；另一方面，德国不但能够在技术上部分弥补日本，而且德国一旦在欧洲取胜，业能够极大地帮助日本掠取南洋的稳定资源（南洋被英法荷所控制，这些国家正与德国交战），替代不再可靠的对美贸易——这意味着被美国激烈反对之日本南向政策将大大加强。。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日美贸易走向临脱钩后，日本帝国必然会向其他反美国家靠拢，无论是为了获取技术，还是为了拓展稳定的资源，反过来这种趋势会进一步恶化日美两国的互信，增强他们的敌意，并进一步加剧脱钩和敌对的速度，这是难以阻挡的地缘死亡螺旋。

在1940年4月之前，当欧洲战局还混沌不清的时候，日本并不敢与德国过多接近，那时候日本对欧洲战事的公开看法时，“帝国绝不介入欧战，致力于中日和平的外交方针”。但随着战事进入5月份，德军对英法的胜势越来越明显，英法荷比逐渐力不从心，日本逐渐抛开顾虑，不仅向德国示好，而且急不可待的抛售日本的南洋野心（这些大多数英法荷的殖民地），深恐耽搁良机——这必然会引发美国的激烈反应。

1940 年 4 月15 日，时任外相的有田八郎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对于随着欧洲战争之激化而可能导致的各种改变荷印（荷兰控制的印度尼西亚）现状的事态，帝国政府深表关心”（《日本外务省1941年》），初次表达了对西方控制之南洋殖民地的觊觎之心，这引发了荷兰的抗议，以及英美之刻意强调“南洋现状不应改变”。

到了6月份，德军横扫欧洲，英法在欧陆的溃败已成定局，南洋地区的英法荷殖民地顿时失去了保护，日本对该地区的贪欲也就愈来愈明显，其军机、战舰不断出没于法属印度支那（现越南、柬埔寨、老挝），英属马来亚（现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地区，展现出日趋逼人的态势，6月29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发表了外交史上极为著名的《有田声明》，公然宣称：

“（日本帝国）与南洋各地，在地理上、历史上、民族上、经济上，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相互之间应该互通有无，共存共荣，共同增进和平与繁荣，这是自然的命运。”

这实际上是日本政府首次阐明了其将对南洋地区（当时都是西方殖民地）的野心。

7月初，依旧顽固坚持与英美亲善的首相米内光政，在日本朝野爱国舆论的怒骂中倒台，力主亲德的近卫内阁得以组借，在历史抉择的关键时刻，日本外交政策的转向再无任何掣肘，南向、联德的速度进一步加快。

“我眼睁睁看着国家被不智的声音驱向灾厄，自己却孤立无援。”

——1940年7月，米内光政下台前与好友井上成美与山本五十六的谈话，三者都是亲英美派，米内下台后，山本为了躲避日本爱国者的“天诛”，被迫逃到舰船上避难

1940 年 7 月 12 日，日本陆、海、外务三省事务局协议会提出《加强日德意合作案》，将与德意的联合视为外交政策的原则。

“德国应尽力技术援助日本充实军备”，“日本则努力为德国提供资源和粮食”。

——《日本对德谈判方案纲要》

7月27日，近卫内阁正式拟定了著名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将南向掠取南洋，正式作为日本的国策，从此，日本迈开了向南洋大幅挺进的步伐；

9月27日，德国、日本、意大利在柏林正式签署《三国同盟条约》。

美国对日本的五次毁灭性禁运（1940年6月-1941年7月）

“与阻止日军进入印度支那相比，几个企业的破产根本不值一提”

——1941年的美国国务卿高级顾问、远东政策制定者霍恩贝克就对日禁运的谈话

当日本不断推进其对南洋的雄心时，美国也逐步动用他可怕的经济武器对日本进行打击。从1940年6月到1941年7月，为了阻止日本对南洋的推进，美国先后对日本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无差别毁灭性禁运。

第一次大规模禁运：1940年6月，随着法国战败和日本南洋野心的迹象愈来愈明显，美国商务部宣布对日本实行机床等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禁运，由于日本政府在1939年7月《日美通商条约》废约之后就开始大力采购囤积美国机床，此次打击对日本企业的无情打击在后来数年才展现出来；

第二次大规模禁运：1940年7月2日，出于对6月29日日本有田声明之“南洋日本天然论”的强烈反对（即日本宣称其对南洋有天然权利），美国宣布开始对日本实行多种高技术工业用品的限制出口或禁运；

第三次大规模禁运：1940年9月22日，日军公然侵占法属印度支那北部，27日，美国宣布对日本实行废铁禁运（对日本企业至关重要），同时对中国发放了巨额贷款；

第四次大规模禁运：1940年1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第三次连任成功，他的外交政策不再有连任压力。12月10日，白宫宣布对日本实行铁矿石、钢、生铁和钢制品等资源品的大规模禁运；

第五次大规模禁运：1941年7月21日，日军开始进驻印度支那南部，并在西贡机场（现越南胡志明市）布置军机，三天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正式声明，强烈要求日本军队撤出印度支那南部，白宫在连续两次召见日本大使无果之后，为了使自己的言辞更有力量，美国宣布冻结日本在美的所有资产，并断绝日美石油贸易。28日，英国政府宣布冻结日本所有资产，断绝对日所有贸易，30日，流亡的荷属印度尼西亚采取了同样举措。

谈判僵局与皇国兴废（1941年8月-12月7日）

“皇国兴废，在此一战，愿各员一同奋励努力！”

——日本帝国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在珍珠港袭击前鼓励部下

由于日本的石油储备仅够维持半年，美国的这一举措，实际上将日本逼入了绝境。

她要么与美国进行希望渺茫的谈判，服从美国苛刻的要求；要么孤注一掷，趁着日本的石油储备还能驱使她的战争机器，冒险发动一场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战争。

面对两种无望的抉择，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给近卫内阁的交涉时间是两个多月，因为如果继续迁延下去的话，日本的战争机器就会被严重削弱，那时候日本将失去战争的能力。

到了1940年10月，谈判依然陷入僵局，毫无突破的迹象，面对这种危局，害怕对美开战的近卫内阁被迫总辞（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批准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珍珠港袭击计划）；11月18日，号称“胆大”的东条英机临危受命组阁，决心将日本的命运付诸一场豪赌。

“日本外交已经无路可走，面对此种困境，非与英美一战外别无选择。”

——11月20日御前会议上东条英机的讲话

11月20日，美国拒绝了日本提出的《最后妥协方案》，日方据此认为谈判希望完全破灭；

26日，偷袭珍珠港的南云舰队受命起锚奔赴夏威夷，美国发出赫尔备忘录；

12月2日，日本帝国国会正式做出宣战决定；

12月7日，夏威夷时间凌晨06：10，停泊于瓦胡岛以北230海里的日本南云舰队开启对珍珠港美国舰队的第一波攻击，7时53分，日机发回“虎、虎、虎”的信号，表示奇袭成功。

日本联合舰队的精英飞行员，他们是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战士，在西方帝国令人窒息的技术和资源优势面前，决心以必死的信念要为大和民族赢得一线生机

12月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美国与日本帝国进入战争状态；

12月9日，重庆政权正式发布对日宣战声明；

48个小时内，战火烧遍了整个太平洋，就这样，日、美、中三个民族的百年运势，终于在两天之内走向了命定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