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2011年，苏联解体二十周年的时候，周刊决定派记者实地调查，制作一期封面报道。我有两组同事前往俄罗斯。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里，我们选择了面积最大，和俄罗斯纠葛最深的乌克兰。
打开一张乌克兰地图，你能看到，首都基辅几乎就位于乌克兰的正中心。我的旅程从这里开始。在基辅，我很快就感受到了这个国家纷繁复杂的局面。地缘政治、民族认同、历史的遗产与包袱，对于乌克兰人来说，种种纠葛并不是遥远的纸上谈兵，这是他们亲历的过去，日常的现实。
离开基辅以后，我向西行至利沃夫，向东行至哈尔科夫。在地图上，两座重镇几乎分别贴近乌克兰的东西国境线。在两地，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分裂局面一目了然。尽管如此，在那时候，历经了苏联解体、橙色革命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人们依然在憧憬一个稳定的，更美好的未来。
两种叙事
10年前的冬日，我拜访了冬日的博亚尔卡小镇。小镇距离基辅大约20公里。如果你熟悉保尔•柯察金的故事，你也许记得：1921年隆冬，白匪阻断了铁路运输，基辅城内的人民没有取暖的木柴。年轻的保尔·柯察金和他的300名战友必须赶修一条窄轨铁路，连接森林和火车站。正是那次艰苦的劳动让保尔患上了严重的伤寒。而他所修筑的铁路的目的地正是博亚尔卡。
不到下午五点，天色已经昏暗。在博亚尔卡的一幢独栋小楼里，83岁的克劳迪娅·库德里亚肖娃要筹备一场下午茶。她打发孙子安东去镇上买些点心，将橱柜里珍藏的茶具和那些不再闪亮但雕花依旧精美的银勺子取出来。她扶着壁橱，点起脚尖试图将窗帘拉上。壁橱上的断臂维纳斯石膏像映衬在她多年前的一幅静物习作之下。右手边的小餐桌上放着安东的笔记本电脑——旧时的画作一页页翻过去，列宁招牌式的挥手形象显现出来。这一瞬间仿佛容纳了她的一生。
画家库德里亚肖夫夫妇和他们绘制的海报见证了乌克兰过去70 年的历史
库德里亚肖娃穿着合体的套装，满头白发一丝不苟地束在脑后，她不拘言笑，一双眼睛似乎能看透一切。那年夏天，在基辅的一家画廊，库德里亚肖娃展出了自己从二战后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所创作的数百幅海报。其中的一些被私人博物馆收藏，另一些曾悬挂在许多乌克兰普通家庭的墙壁上。80年代，在节日里，她的作品曾被制成4米高的巨型海报，和领袖肖像一道安放在首都基辅的“十月革命”广场上。
我去拜访库德里亚肖娃正是因为她是历史的见证者。夏天里的那次展览是20年来她第一次公开展出自己的作品。她说：“在回顾过去之前，也许人们需要一些时间。”
库德里亚肖娃的家中，各个年代的海报靠在地板上，从逼仄的门厅两边一直延伸到客厅里，占据了会客室的半壁江山。年代的久远并没有遮盖画家当年的精心描绘和考究用色。列宁、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的各色肖像簇拥在系红领巾的少年、扎头巾的农妇、戴安全帽的工人和扛枪的战士们之间。
库德里亚肖娃出生于俄罗斯。50年代，她先后在乌克兰的利沃夫和基辅学习美术，并在利沃夫结识了自己的丈夫、同为美术家的伊凡·库德里亚肖夫，从此将自己的大半生留在了乌克兰。
1952年，政府找到库德里亚肖娃向她预定了第一组海报，海报的主旨是号召人们努力学习和工作。那时，苏联刚刚经历二战之后的第一波经济急速增长。人们在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热血沸腾。创作这些作品对库德里亚肖娃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想，从孩提时代起，我就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拥有许多成员国的大苏维埃联盟之中感到自豪。”
库德里亚肖娃的创作给她带来了难以置信的名望和财富。在苏联时代，她每月的薪水高达1000卢布，如果创作大型的系列海报，收入还能更高。而当时乌克兰工人的工资大概只有100到200卢布。库德里亚肖娃记得，她过去常常带上一只小提箱去领工资，因为钱包实在太小。她用这些钱修建了在博亚尔卡小镇的这个家。
这个艺术之家发出的声音并不统一。“每次我在餐桌上想说些什么，她都会制止我。”库德里亚肖夫说。1972年，伊凡·库德里亚肖夫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嘲讽苏联时代的官僚主义。在一幅画里，他画着一个长着猪脸的男人隐匿在伏特加酒瓶背后。在另一幅画里，他用风向标取代了一位官员的脑袋，讽刺他们见风使舵。库德里亚肖夫试图趁机在那年夏天出版这些作品，因为夏季是政府官员们度假的日子。但这些海报最终命运是在自家的院子里被烧掉了。库德里亚肖夫被处罚两年不得出版任何作品。
一贯遵照政府的委托进行创作的库德里亚肖娃也有例外的时候。1979年，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她奉命为此绘制海报。这一年，孙子安东刚刚2岁。她让儿媳抱着安东做模特，用浅灰、淡蓝和粉红的轻柔色调描绘出母子的形象。这如今成了库德里亚肖娃的代表作之一。她把它命名为“我们养育儿子并不是为了战争”。
尽管如此，库德里亚肖夫一家从没有想过乌克兰将会独立。1991年独立公投的结果令一家人感到失望。“我不相信苏联会解体，也不希望如此，一个庞大的国家更加强盛，而现在我们是如此弱小”，库德里亚肖夫摇着头说：“虽然我不信任苏联的意识形态，但我依然信仰共产主义。我支持乌克兰的独立，但我所支持的是真正的独立，而不是现在这样。现在，少数权贵掌握着国家，他们是独立了，但大多数乌克兰人并没有。”
“我始终相信苏联的意识形态，我现在依然相信”，库德里亚肖娃笃定地向我点头：“我是受到那样的教育长大的。那个时代有着我美好的青春记忆。” “那时的人们真心实意地在为建设伟大国家而努力”，她挑出海报中的一张，一个年轻女孩灿烂的笑容映衬在钢筋结构的背景下：“你可以看出她的喜悦是发自内心的，正如我的感受。”
高脚杯里斟上红酒。库德里亚肖夫提议为列宁和毛泽东举杯。库德里亚肖娃特地提醒我们，撒满巧克力细屑的蛋糕出自基辅市里有名的食品工厂。吃进第一口，浓厚的甜腻就将我带回童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家庭，人们也曾迷恋那种名叫“麦淇淋”的坚硬的人造黄油。第二天，我悄悄问陪我一同去的女孩奥克萨娜·法利纳：“昨天吃的蛋糕是乌克兰的一种传统食品吗？很像多年前我吃过的点心。”“在苏联时代人们常吃那样的蛋糕”，奥克萨娜说：“现在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依然喜爱那种味道。怀旧大概也便成了传统。但我想，他们喜欢它，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别无选择。”
乌克兰各地至少有三个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纪念馆，但年轻人已经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他写过一本叫钢铁什么的小说。”奥克萨娜·法利纳说。奥克萨娜·法利纳1984年11月出生于基辅。她出生的第二年，戈尔巴乔夫宣布推行“新路线”。奥克萨娜是《基辅邮报》的记者，作为乌克兰独立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她带着我们参观她的家乡，给出的是另一种历史叙事。
在刚下过一夜雨夹雪的初冬早晨，我们在玛莉英斯基公园散步。斑斓的落叶铺天盖地。露天剧场和旁边嵌在山坳里的迪纳摩足球场空无一人。第聂伯河的风光从枝枝蔓蔓的树丛间闪现出来。
发源于俄罗斯第聂伯河从北至南奔向黑海，将乌克兰和首都基辅一分为二。1831年，尼古拉·果戈理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形容这条河流：“天下没有一条河可以和它匹敌。没有一颗星星可以逃得出它的怀抱，除非已经在天空熄灭。”人们常说，伟大的俄国作家果戈理的这段描述是俄罗斯文学的经典片段，但从民族的角度看，果戈理是土生土长的乌克兰人，他将这段盛赞献给了乌克兰传说中反抗异族侵略的英雄丹尼洛·布鲁尔巴施。
人们习惯通过俄罗斯历史文化的棱镜来审视乌克兰，却容易忽略这个事实：瓦良格人在公元9世纪建立的基辅罗斯才是俄罗斯文明的源头。10到11世纪前后，基辅罗斯曾经是欧洲最大的国家，而基辅则被称为“俄罗斯众城之母”。
独立广场向西不远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基辅人的圣地，安葬着基辅罗斯大公雅罗斯拉夫。1036年，雅罗斯拉夫征服了芬兰南部，暂时阻止了佩切涅格人对罗斯的侵袭。他从波兰手中夺回东加利奇，随后与波兰国王缔结盟约。乌克兰人心目中的伟大君主在当时的雅罗斯拉夫城中心建立了这座中世纪拜占庭风格的东正教教堂。他在这里接见外国使节，签订国际条约。这里还是斯拉夫民族第一个图书馆的所在地。
圣索菲亚奇迹般地躲过了二战的战火。苏联时期，政府有意将它拆毁，一群历史学者建议将它改建为博物馆，古老的壁画因此得以保存下来。
圣索菲亚大教堂
从圣索菲亚的钟楼向东北方向看去，在一条大约500米长的道路的另一端，淡蓝白色的外墙和金色屋顶的圣米迦勒修道院显得崭新。上世纪30年代，刚刚经历过大清洗的乌克兰科学院物质文化研究所认为，这座与圣索菲亚建于同一时期的修道院缺乏历史和艺术价值，不值得保留。这一结论支持了苏联当局拆除整个修道院的计划。当时，只有一位名叫尼古拉·马卡连科的教授拒绝签字同意，他后来死在了监狱里。1991年，乌克兰获得独立后，拆毁这座修道院被视为罪行。重建工程直到2000年5月才基本完工。此后，乌克兰和俄罗斯政府进行了历时4年的谈判，源自圣米迦勒的镶嵌画以及其他艺术品才陆续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回到了基辅。
整个苏联时代，乌克兰人的宗教生活发生了断档。“我母亲小时候在学校里接受教育，老师们说世上不存在上帝，可是她回到家里却常常看到外祖母在悄悄祷告”，奥克萨娜告诉我们：“这让她感到十分困惑。现在她已经是一个教徒，我当然也是。”根据乌克兰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调查，2003年，75%的乌克兰人声称信奉上帝，37%的人会定期参加教会活动。在苏联时代，只有使用俄语听命于莫斯科大牧首的乌克兰东正教会被允许存在。2006年，全国登记注册的宗教组织和教区就已经超过3万个。
独立后，乌克兰人不断地修复大大小小的教堂，这些场所全都恢复了宗教职能。在第聂伯河畔，人们正在维修始建于1051年的彼切尔洞窟修道院。这个规模宏大的宗教建筑群落在12世纪时曾是东欧宗教和文化中心。教士们在这里将经文译成斯拉夫语，并翻译外国文学。现在，山上97米高的巨大钟楼为正被脚手架团团包围。身着黑色长袍，蓄着长须的修士们从我身边匆匆走过。向河岸以南看去，山脚下的几座教堂已经修葺一新，金色的屋顶在灰暗的天空里闪闪发光，风头已然压过了旁边山顶上屹立的“祖国母亲”塑像。而那曾一直是第聂伯河右岸最醒目的建筑。
在圣米迦勒修道院，成群的小学生在展室里学习这一文化遗产的历史。人们关于这些教堂的历史记忆已经悄然发生改变。彼切尔洞窟修道院在二战时期几乎毁于一旦。奥克萨娜告诉我们，在她上学的时候，老师们告诉她，这些遗迹毁于纳粹德国的轰炸。而她的弟弟，小四岁的萨沙在学校里已经听到截然不同的说法：是苏联趁机毁了它。
和俄罗斯数百年的纠结历史在基辅城里处处留下印迹。圣索菲亚大教堂门前的小广场上屹立着哥萨克首领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青铜塑像。雅罗斯拉夫大公之后，基辅罗斯衰落。11到13世纪，外喀尔巴阡地区被匈牙利占领。13世纪上半叶，蒙古鞑靼人血洗了基辅。14世纪初，立陶宛和波兰开始瓜分领土。16世纪，乌克兰全境都处于波兰的统治之下。1648年，赫梅利尼茨基率众起义，与波兰军队殊死搏斗。虽然乌克兰人倾向于视他为一位为国家统一与独立而奋斗的英雄，但他所创造的历史却并非如此。
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赫梅利尼茨基被迫向强邻莫斯科公国求援，并签订了历史上著名的《佩利亚斯拉夫协定》，承认乌克兰与俄罗斯统一。这之后，俄国与波兰进行了长达13年的战争，最终签订了停战协定，规定第聂伯河右岸的西乌克兰属波兰，左岸的东乌克兰归俄国。很快，俄罗斯就相继把乌克兰黑海北岸大片地区并入自己的版图。到1795年，除了西部的加利西亚以外，乌克兰其余地区均在沙皇俄国统治之下。现代乌克兰语的奠基者，19世纪的民族诗人塔拉斯·舍普琴科曾这样评价赫梅利尼茨基：“你炫耀，我们曾经，把毁灭带给波兰。没错：波兰垮台了，但你也紧跟着被摧毁。”
圣索菲亚大教堂前的这尊塑像是沙皇俄国时代建立的。赫梅利尼茨基手中的权杖指向东北莫斯科的方向。这一姿势象征着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伟大联系。苏联时代的档案认为：“乌克兰人民只有和伟大的俄罗斯人民联合在一起才能获得拯救。”
穿过彼切尔洞窟修道院一直向北，在沃罗迪米尔卡山山顶的公园里，有一座直径50米的钢结构半圆拱门。它建于1982年，被称作人民友谊拱门。拱门下有两个雕塑：青铜的一个是一位乌克兰工人和俄罗斯工人共同托举着苏联人民友谊勋章。这枚勋章用于奖励那些促进种族团结和国际合作的个人及组织。另一尊花岗岩雕刻的哥萨克人群像则是为了纪念《佩利亚斯拉夫协定》。“你看那个拱门，人们说那是马刺的形状”，奥克萨娜说：“马刺在乌克兰文化里意味着奴役和束缚。这个雕塑并不是在说什么友谊。”
在基辅，人们必须时刻做好语言切换的准备。在库德里亚肖娃家，大家说俄语。法纳利一家来自西乌克兰，奥克萨娜在家里说乌克兰语，但如果她要去工作，那可能又是俄语的世界。
基辅国立大学莫希拉学院比较政治学教授奥莱克辛·哈兰是在苏联时代接受的教育。那时，乌克兰语有合法地位，但实际情况却很微妙。“我的父亲出生成长于一个乌克兰小村庄，他的母语是乌克兰语，但当他搬到城里的时候，他必须改说俄语。因为俄语是精英语言，乌克兰是农民语言。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父母从不对我说乌克兰语。等到我上学的时候，他们把我送去说俄语的学校。我经常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你需要俄语，不需要乌克兰语”，哈兰回忆说：“等我去了大学里，老师们会在课堂上问，你们想要用俄语上课还是用乌克兰语？每个班里都会有一些从格鲁吉亚、白俄罗斯等苏联其他加盟国家来的留学生，他们会说，我们听不懂乌克兰语。于是，老师也就名正言顺地使用俄语。”
这种情形的结果是，在乌克兰独立后，第二任总统库奇马不得不重新学习被列为唯一官方语言的乌克兰语。语言在乌克兰一直是一个大问题。亚努克维奇上台时许诺要把俄语列为第二官方语言，以此赢得了东乌克兰选取的不少选票。
利沃夫城里的老人。与乌克兰东部城市不同，西部的利沃夫人只讲乌克兰语，不说俄语
人们常说，乌克兰有两个，一个是乌克兰语的乌克兰，在西边，一个是俄语的乌克兰，在东边。
从位于国家版图中心的基辅到西部重镇利沃夫有572公里路程，需要坐一夜的火车。到达利沃夫的清晨，城里刚刚飘过一场小雪，房檐和路肩上像撒过一层糖霜。7点多钟，朦胧的晨光笼罩下老城熙熙攘攘起来。色调明艳的有轨电车和棱角分明的老式轿车塞满了狭窄曲折的灰色街道。在道路交汇的尽头，广场的钟楼与暗绿色的教堂屋顶是天际里最巍峨的建筑。
西部重镇利沃夫有小布拉格之称。城市的风貌只是利沃夫独特内质的表象。我们达到的第二天，城里突然拉响防空警报。当地人说，我们赶上了防空设施大检测，这种检测每2、3年就会有一次。
与早早并入俄国的东乌克兰人相比，利沃夫人的历史记忆大不相同。1914年到1991年间，这座城市的政权发生过7次变化。18世纪末，一直被波兰控制的利沃夫落入奥地利之手。一战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倒台，波兰和乌克兰战争在这里爆发。1918年10月底，西乌克兰人在利沃夫建立西乌克兰国家共和国，但没能支持多久。1939年，二战初期，根据苏联和纳粹德国签订的协议，苏联从东部进入波兰，占领了包括利沃夫在内的西乌克兰。但此后德国向苏联宣战，利沃夫又沦入纳粹之手。二战结束后，分裂数百年的东西乌克兰终于在苏联统治下实现统一。
利沃夫建于中世纪晚期的老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1900年建立的宏大歌剧院见证了城市的变迁。波乌战争后，歌剧院门前的道路改名为军团大道，用来纪念镇压乌克兰反叛者的波兰军队。1941年，纳粹德国将其更名为“阿道夫·希特勒大道”。几年后，列宁的名字取代了希特勒，直到独立后被“自由大道”取代。伫立在歌剧院门口的列宁塑像是独立以后利沃夫人推倒的第一个建筑。他们很快就用乌克兰民族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的形象填补了空白。
我到访利沃夫的2011年，历史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冲突依然在延续。2011年5月9日是苏联卫国战争胜利66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在利沃夫，一群据说来自东部地区的“亲俄分子”试图在埋葬着红军战士的荣誉山上打出一面30米长的苏联红旗。这一举动激怒了当地民族主义政党“乌克兰人联合党”的成员及其支持者。很快双方就开始互掷石块和烟雾弹，十余人在冲突中受伤。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人联合党”是利沃夫地方议会最大的派别，2011年5月底，他们还成功地发动了一场有五千到一万人参加的示威，抗议政府纵容“亲俄分子”。
利沃夫伊凡•弗兰柯国立大学历史研究中心主任雅罗斯拉夫•赫利特萨克告诉我，利沃夫人对二战的记忆是导致人们对苏联时代态度分歧的重要原因。苏联的存在，让西乌克兰人觉得，这并不是解放，而是一场新的占领。
二战期间，苏联和当地民族主义者之间爆发冲突。起义军被苏军一直赶到波兰东部，最终在1947年的苏波联合行动中被镇压。零星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50年代。作为回应，当局放逐了超过20万的西乌克兰人。赫鲁晓夫后来承认，斯大林曾经想通过大规模迁移来弱化西乌克兰的民族主义，但是“他们人口太多，没有地方来安置”。在西乌克兰教徒众多的希腊天主教会也被关闭，许多教士被关进监狱，财产被转交给俄罗斯东正教会。
2007年10月，利沃夫人在城里立起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领导人斯特潘·班德拉的塑像。班德拉堪称乌克兰最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在1959年被苏联克格勃暗杀之前，他一直在西乌克兰领导着以反对苏俄为目标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在1939年到1941年苏占利沃夫期间，他甚至不惜与纳粹德国合作。
利沃夫市树立的头两尊班德拉塑像都被反对者炸毁。现在保留下来的一尊由民兵组织把守。有趣的是，在首都基辅也有一尊被人把守的塑像。那是在塔拉斯·舍甫琴科大街的尽头，乌克兰共产党搭起了两栋红色的小帐篷，身着迷彩服的党员日夜守卫着基辅城里的最后一尊列宁像。
利沃夫市位于乌克兰西南部，该市的亚美尼亚教堂建于14 世纪，是当地最古老的教堂之一
根据2009年的一项调查，在包括利沃夫所在的西乌克兰三省，超过半数的人认为班德拉对乌克兰历史有积极影响，而在东部和南部，只有1%的被调查者持同样观点。2010年1月，受到利沃夫人大力拥戴上台的总统尤先科授予了班德拉“乌克兰英雄”称号。一年后，依靠东部和南部选民当选的新总统亚努克维奇就正式废除了这一荣誉。
在苏联的绝对控制时期，利沃夫依然是苏联全境“苏联色彩最淡”的城市。不像基辅，苏联并没有对利沃夫的老城面貌做实质性的改变。现在不大的城里遍布着110多个教堂，其中的一些可以追溯到12、13世纪。尽管它们曾被改用作音乐厅，但基本悉数保存了下来。“这里是重要的边境地带，苏联政府对利沃夫的政策非常谨慎。他们知道利沃夫和其它地方不一样，在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民族意识非常强烈。”雅罗斯拉夫•赫利特萨克教授说：“一个例子是，在乌克兰其它地方以及俄罗斯，苏联时代得主要的报纸是《真理报》，但利沃夫却有自己的乌克兰语报纸。”
25岁的纳塔丽娅·索洛沃纽克告诉我，在苏联时代，84岁的祖父也称得上爱国者，他一辈子在国家的油田里工作，但这个家庭对于历史的感受是复杂的。祖父常常回忆起自己的亲戚：在1938年，祖父的叔叔被斯大林政府逮捕并处决。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祖父的婶婶身上，因为她支持了班德拉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祖父常常说：“这样的人在乌克兰有很多，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在1991年的独立公投里，祖父和父亲都支持了独立。尽管独立后生活一度艰辛，他们都未曾感到后悔。
八十年代末，利沃夫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对现在的许多中年人来说，那是一段难忘岁月。在利沃夫乌克兰天主教大学，我见到纳塔丽娅·克里莫夫斯卡，她是这所大学的发展部主任。她的父亲曾是一名共产党员，但这并没有改变他内心里对独立国家的渴望。这个家庭也一直未曾遗忘过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不能去教堂，但也会在家里悄悄庆祝一番。”
利沃夫街头的持花老人。在家中布置鲜花是乌克兰人的习惯
1990年1月21日，超过30万乌克兰人组成了一条482公里长的“人链”，连接着利沃夫和首都基辅。这是当时声势最为浩大的运动。人们打出蓝黄相接的乌克兰国旗。这面旗帜上次出现在这块土地上还是在1918年。那时，基辅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并在1919年1月22日和成立于利沃夫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签署统一法案，短暂的实现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和独立。
克里莫夫斯卡也是这条人链中的一环。在严冬的寒风里，她穿着乌克兰传统服饰，高唱着乌克兰传统歌曲。“我们想用连接基辅和利沃夫的人链说明，我们想要的不是西乌克兰的独立，是整个乌克兰的独立。”但这条人链到基辅为止，人们并没有向东走得更远。
2011年底，我在乌克兰的最后一站是哈尔科夫。基辅和利沃夫的人们告诉我，那是个体验苏联风情的好地方。所言不虚，从哈尔科夫火车站出来，只要乘坐地铁，沿途站点的名字立刻能让时光倒流：苏维埃站、无产阶级站、苏维埃红军站、劳动英雄站。
这座城市的中心是哈尔科夫人引以为傲的广场。尽管外界说法不一，人们还是会向我介绍说，这可是欧洲最大的广场。独立后，哈尔科夫人抛弃了克格勃创始人捷尔任斯基的名字，把广场更名为自由广场。但他们并没有像基辅和利沃夫一样，推倒广场中央巍峨的列宁像。哈尔科夫国立经济大学女生纳塔利亚告诉我，尽管在历史课本里，关于列宁的评价已经走上了中间路线，但她的祖母还时常提起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哈尔科夫像一位老兵，胸前挂满了退色的勋章。在列宁塑像的对面，广场边上有一栋毫不起眼的13层高筋混凝土大楼。这座国家工业大楼建于1928年，是苏联全境第一栋“摩天大楼”。马克西姆·高尔基还曾热切的称颂它：“以不可思议的和谐表达着工人阶级的精神。”
哈尔科夫人也为自己的历史感到骄傲，但那骄傲的内容却和西乌克兰人截然不同。“苏联对于哈尔科夫来说是一段荣耀岁月。”玛利亚·阿齐波娃和我闲聊。她穿着裘皮大衣，精心地化了妆，倚在剧院门口等朋友。这座苏联时代修建的剧院经常上演传统剧目，剧目开场前，上了年纪的观众悉数到场，完全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看戏是玛利亚·阿齐波娃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苏联时代，她曾经是学校里的英文教师，独立后就退了休。“来剧院很便宜，花不了几卢布。哦，对不起，是格里夫纳。瞧，我总是记不住。”
18世纪末，一度控制今天乌克兰大面积领土的波兰彻底衰落。1793 年，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的波多利、沃伦、布拉茨拉夫等四个省被划入俄国。1795 年，俄国又得到了东部沃伦，控制了今天乌克兰土地的80%。
沙皇时期对乌克兰的基本政策是实行“俄罗斯化”。1839年，沙皇查封了领土上的所有的希腊天主教会，并将其教区转交给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现代乌克兰的首所大学于1805年成立于哈尔科夫，另一所大学于1834年成立于基辅，学校都以俄语教学。初级教育也使用俄语。教育俄罗斯化的短板很明显：绝大多数乌克兰人是赤贫的农民，并没有能力进入教育系统学习。
但是，沙俄时代的经济政策对于今天乌克兰东、南部地区的民族构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8世纪末，俄罗斯开始在黑海沿岸的西部建立所谓新俄罗斯。为刺激当地的开发，凯瑟琳二世给予愿意定居此地的俄罗斯族人4000英亩土地。新的港口城市因此在第聂伯河下游和黑海蓬勃发展起来，包括今天的赫尔松、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敖德萨等城市。
乌克兰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曾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的首都，也曾是苏联的第三大工业、运输和教育中心。如今该市自由广场上，依然保留着苏联时期的列宁雕塑
19世纪末，乌克兰的农产品出口已经成为俄罗斯帝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支柱。乌克兰的首条铁路于1865年铺设，把主要粮食产区和敖德萨港口连接起来。同时，乌克兰东南部顿巴斯的铁矿和煤矿被广泛开发。顿巴斯就是今天的顿涅茨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部乌克兰就成为已经成为帝国工业中心，当时兴起的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城市今天依然是乌克兰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区域。
工业化改变了社会和人口结构。由于大量地主圈住农民，大多数乌克兰人还是生活在农村。工厂主不得不从外部引进劳动力，而劳动力主要就来自俄罗斯。19世纪90年代，顿涅茨克80%的工人是莫斯科来的新工人，而整个乌克兰超过40%的工业劳动力出生在乌克兰以外。到20世纪初，这些区域内讲乌克兰语的人已经变成了少数族裔，俄罗斯人和犹太人占据了行政、文职工作和贸易等部门和行业的主导地位
从上世纪初开始，位于乌克兰和俄罗斯交接地带的哈尔科夫就是乌克兰东部最繁荣的城市。在当时的圣尼古拉斯广场周围遍布着包括俄罗斯亚洲银行、圣彼得堡国际公司在内的大公司。苏联进一步激发了这座城市的潜力。1932年，第一次锂核裂变是在哈尔科夫的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中心完成的。有学者说，苏联1/4的物理研究成果都诞生在哈尔科夫。40年代，哈尔科夫的1200家企业雇用着30万工人，让这座城市成为整个苏联除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外的第三大工业中心。在哈尔科夫国立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奥莱克辛·穆兹耶佐多夫看来：在那个时代，哈尔科夫代表的不仅是经济繁荣，也是意识形态：它简直就是工人阶级建立共产主义的完美化身。
从哈尔科夫市中心往东南方向的市郊区，逐渐可以看见成片的厂房和陈旧的居民区。涡轮机造型的塑像装点着冷清的马路。在苏联时代，哈尔科夫一度是重型机械、航空器和坦克等军工设备的制造要地。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在门前两侧的宣传栏里广告着新产品。除此之外，这里恐怕和几十年前没什么不同。庄严肃穆的大楼上还可见苏联共产党的标志。这是曾经是苏联最大的拖拉机制造厂之一，工厂骄傲地保存着过去的荣耀：大楼前脸最显要的位置一排挂着五面刻着斧头、五角星、列宁图案的徽章。这是苏联时代的褒奖。在哈尔科夫国立经济大学的教学楼里，他们的教员也曾骄傲地向我们展示过一枚，那意味着，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大学之一。
工厂和工人们居住的地区仿佛一座城镇。在五十年代，这个城镇设立着十二所中学，五所工人夜校，一所机器制造中等技术学校，一所农业机械化中等技术学校，还有工业学院的分院。现在，我们很难去找到这些机构的踪影。距离一片被废弃的游乐场不远，我们试图去居民区的普通人家看看。看门的老太太将我们推出了大门。陪同我们的司机解释说：“这一带失业率很高，治安状况不好，大家对陌生人都很警惕。”
比起乌克兰其它城市，哈尔科夫在独立后的转型更为艰难。基辅经济学院教授丹尼斯·尼泽洛夫告诉我，军事工业在独立前的乌克兰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独立后这些企业都面临着转型难题。在黑海沿岸的敖德萨，一艘还没来得及交付苏军使用的潜艇被改成了博物馆。这已经算得上是成功经验。在军事工业重地哈尔科夫，情况则没那么乐观。哈尔科夫的马尔舍夫坦克制造厂在鼎盛时代曾有36000名工人，以生产t-84系列主战坦克著称，是乌克兰最大的军工企业之一。就在我到哈尔科夫前不久，哈尔科夫经济法院已经受理了马尔舍夫坦克制造厂破产案。
哈尔科夫国立经济大学教授纳塔丽娅·乌科娃告诉我，哈尔科夫的另一个难题是它失去了在苏联时代享有的交通枢纽的地位。那时，从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大都通过哈尔科夫中转。现在，哈尔科夫依然视俄罗斯为自己的经济机会。2009年，哈尔科夫国立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奥莱克辛·穆兹耶佐多夫曾经对哈尔科夫人的认同感进行调查。哈尔科夫人喜欢和俄罗斯城市做比较，觉得自己“介于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人之间。莫斯科人总是吵吵嚷嚷，而列宁格勒人总是安静而富有教养。”而对于西乌克兰，心理上的距离似乎更加遥远：“利沃夫有他们的魅力，那种西方范儿”。
199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一份报告断言，由于东西部区别巨大，乌克兰将分裂成两个国家。在2011年的乌克兰，和我交谈的所有人都承认这个国家面临着复杂的局面，但没有人希望或真的相信国家会走向分裂。
“完全无法适应独立”的库德里亚肖夫还在创作，延续着自己针砭时弊的风格，讽刺美元的世界霸权，批评政府腐败，抨击寡头对乌克兰的控制。他特意向我展示了他的一幅新作品：上蓝下黄的乌克兰国旗上印着上脚印。蓝色部分的脚印朝向东，黄色部分的脚印朝向西。这是库德里亚肖夫最大的担忧。
人们喜欢说，是政治家的权术阴谋在夸大东西乌克兰的隔阂。至少在年轻一代身上，这种差别越来越小。在利沃夫，雅丽娜·米哈伊尔什和朋友们喜欢摇滚和美国大片。在哈尔科夫，电影院和酒吧是大学生们的最爱。2008年，英国老牌摇滚乐队在哈尔科夫的广场上举行了专辑“震撼宇宙”的盛大演唱会，惊人地吸引了35万年轻人。那场演唱会的录像被命名为：生活在乌克兰。
“如果你看电视、看报纸，你会发现乌克兰东西部在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上已经趋同”，在利沃夫国立大学教授雅罗斯拉夫·赫利特萨克看来，历史的包袱已经在年轻一代肩上远去：“在西乌克兰以外的地区，你几乎可以在所有大城市看到列宁塑像，但实际上，如今的人们已经不觉得它们有什么额外的意义。特别是独立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甚至不知道列宁究竟是谁，他们会说：‘那可能是个俄国作家？’”
对于普通人来说，历史、政治，那些宏大叙事都不如日复一日的努力生活来得真实。
在基辅，奥克萨娜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父亲伊万在电视里留意过新闻，觉得“北京看上去比基辅现代许多。”“我们家里到处都是中国制造”，他兴致勃勃地拉着我到处看家里的中国货。厨房里的全套红色橱柜新添置不久，“从中国运到乌克兰组装的，1500美元，比乌克兰国产的还是要便宜些。”他将摆放好的餐盘翻过来，让我们看背后的产地说明，拿出家里中国产的笔记本电脑，甚至还从厨房的墙壁上取下了挂钟。
我们做客的这天恰好是父母结婚28周年的结婚纪念日。今年对于这家人来说也是值得纪念的年头，他们搬到肖科维奇纳街16A号刚好20年。
1991年8月，苏联局势急剧变化。戈尔巴乔夫在乌克兰黑海沿岸村庄弗罗斯遭到短暂拘禁。24日，乌克兰即宣布独立。在那段波诡云谲的日子里，法纳利一家的心情是轻松愉悦的。因为在这个夏天的尾巴上，他们终于得以从基辅城的外围搬到城中心来。在新国家建立的当口，卡尔·李卜克内西街更名为肖科维奇纳街。16A号公寓换了门牌，外墙也粉刷一新。
大楼建立于1916，是当时一位乌克兰将军妻子的财产。十月革命后，它被收归国有，充作集体宿舍。1986年，戈尔巴乔夫开始实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这栋使用了70年的公寓终于等到了大修的机会。3年后，一个青年居民联合体开始着手公寓的修复工作——国家把大楼分给了一群年轻的科学家，条件是他们必须自己动手修好新家。父亲伊万在大学里从事物理研究，恰好获得了这个机会。
奥克萨娜一家向我们展示了当年人们在工地里的合影：鼻梁上架着厚厚镜片，留着络腮胡须的青年学者们戴起了棉线手套和安全帽，用沾了灰土的工装外套裹住整齐格子衬衫。一些同伴组成了后勤炊事班。负责掌勺的女士穿着围裙，顶着白帽，手里还握着一束小葱。
1991年8月，法纳利一家搬入公寓大楼的时候，房间的壁纸还没贴上，木地板和瓷砖尚无踪影，天然气和自来水都没有接通。奥克萨娜记得，新家建设过程中的尘土和混乱让妈妈感到十分头疼，而且这一头疼就持续了13年。“为什么装修要13年那么久？”我好奇地问。一家人都笑了：“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钱一次性完成所有的工程。有些闲钱的时候就这次买点壁纸，下回买几块瓷砖，只能一点点地修整起来。”
这一年是法纳利一家（左）入住肖科维奇纳街16A号的第20 个年头。红衣女孩是他们的邻居
独立后，转轨中的乌克兰遭遇了独联体国家历时最长、程度最深的经济滑坡。在情况最恶劣的1994年，国民生产总值一年里下跌23%，直到1998年才出现1%的微弱增长。奥克萨娜记得，那时母亲常常感叹，如果她不再需要为每一个戈比斤斤计较，她将会是多么开心。但在孩子的记忆里，在肖科维奇纳街16A号度过的童年依然充满了欣喜：姑母用妈妈年轻时穿过的青绿色进口雨衣改制了一件小夹克，背后缝上了美国动画片《猫和老鼠》的卡通图像。这简直让奥克萨娜乐疯了。
尽管日子捉襟见肘，但法纳利一家总能填饱肚子。只是母亲常常会告诫孩子们：不能拿勺子舀酸奶油吃，那是留给红菜汤的；不能打开蛋黄酱瓶子，剩下的只够做橄榄沙拉；鸡蛋也不能动，要留给炸肉排做配菜。法纳利一家能有这些食物全要归功于父亲。身为物理学家的伊万身兼数职，去餐厅、酒店等各种场所做装修工。大学里的物理实验室一度就快关闭，所幸美国金融大亨索罗斯提供了一笔捐助。
虽然艰辛，但伊万仍觉得自己一辈子还没有遇到过特别艰难的时候，“我的一些朋友们曾经几个月都吃不上肉”。奥克萨娜说，学校里最热衷的游戏叫“蝗虫”：班里有个孩子家的冰箱总能塞得满满当当。同学们就去他家，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所有东西吃光。她的一位朋友多年以后才告诉她，在90年代早期，他吃的是最便宜的罐装食品，从垃圾堆里翻找玩具。“现在，我的这位朋友一切都很好。他抓住市场机会，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房地产买卖，有了两套公寓和两辆车。但他依然不愿意回忆那段艰难的童年时光。”
家庭的经济状况从2000年起逐渐有了起色。2004年，法纳利里购置了第一台家用电脑。两年后，奥克萨娜有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2008年，父亲伊万还贷款买了一辆车。不幸的是，两个月后，全球金融危机席卷了乌克兰。10月7日那天，乌克兰货币格里夫纳以惊人速度贬值，兑换点的工作人员几乎每半个小时就要更换一次牌价。11月，格里夫纳的官方比价贬值已经超过33%。对于手头刚刚有些宽裕，正在通过贷款改善生活条件的乌克兰家庭来说，这比当时16%的通货膨胀率麻烦多了：乌克兰人的工资以格里夫纳发放，而银行贷款则要以美元偿还。根据基辅经济学院教授丹尼斯·尼泽洛夫的说法，在这场经济危机里，乌克兰的中产阶级规模缩水了10%到17%。
奥克萨娜已经想不起1991年8月24日那个历史性的日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她所记得的，是她无法像往常一样带着弟弟，和妈妈溜达去玛莉英斯基公园，给喷泉池里的小鸭子喂食。因为欢欣雀跃的人流挥舞着蓝黄旗帜，淹没了肖科维奇纳街大街。
类似的情景在过去的20年里又发生了很多次。90年代中期，带着头盔的煤炭工人为抗议拖欠薪水涌入肖科维奇纳街；2000年后，“乌克兰没有库奇马”运动几次将这里作为战场；2004年，橙色革命的参与者前来安营扎寨。此后直到2005年冬天，特警们一直埋伏在16A号楼周围。和当时的许多基辅人一样，法纳利一家也加入了示威洪流。一面支持尤先科的橙色大旗从位于五楼的阳台上垂挂下来。父亲伊万甚至曾彻夜参与游行。
橙色革命掀开了政治家的幕帘。作为记者，奥克萨娜可以得到除了总统以外所有高级官员的手机号码。当人们打开电视，4、5个实况时政辩论节目轮番上阵，几乎所有官员都可能在电视上受到苛刻的诘问。乌克兰基辅国立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奥莱克辛·哈兰很享受这样的开放：“我曾经在俄罗斯参加过他们的政治脱口秀节目，我们录制了两个小时，可是只有四十分钟播放了出来。而在乌克兰，这种节目是直播的，这是本质的不同。”“我参加过在雅尔塔举办的年度欧洲战略会议，这个会议总统也会参加”，他拿出一张合影：“你看，这是亚努克维奇。即使我对他持批评态度，我依然会被邀请，并且能够在会上自由辩论。”
但对普通乌克兰人来说，生活依然起起伏伏。“橙色革命以后，乌克兰人都不再喜欢参与示威游行，因为觉得这无法改变现状。”伊万说。橙色革命的时候，人们反对竞选舞弊，希望候选人尤先科能够重拳打击腐败和特权，减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现在，人们能够看到财富在基辅这座城市里酝酿和膨胀：进口豪车充斥着大街小巷；豪华酒店和高级餐厅陆续开张；奢侈品广告牌子在夜幕下的城市里闪闪发光。“但如果你开车去到基辅以外一百公里的地方，就会觉得自己是坐上了时光机，回到了100年前。”奥克萨娜说。
法纳利一家最不能接受的是教育系统里的腐败。他们告诉我，乌克兰有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合格录取的学生可以享受免费教育，另外也招收部分自费学生。但行贿和找关系仍然是最流行的做法。妈妈在教育系统工作过，她记得行贿的数额大概是4000美元，而弟弟萨沙觉得实际价格更高：“如果通过这样的方式进入大学，你就能获得公费学生的待遇，在奖学金等机会上占便宜。整个基辅也就只有一所大学不这么干。”
有一次，居民们曾经差点失去了自己的家。一家出售伏特加的公司租用了公寓的一层，但却随即锁上了整栋楼的大门，拒绝居民进入。住户们举行了一场团结一心的斗争，并最终获得了胜利。
2011年的冬天，距离乌克兰危机还有2年，那是的人们也未曾想到11年之后，战争将重回这块土地。起起伏伏中，生活似乎仍在蹒跚走向光明的前途。在独立后的二十年里，在肖科维奇纳街16A号，有一位年轻女士去世，两个新生命降生。一位穿着婚纱的新娘出嫁，留下洒满糖果和硬币的楼道。一些人抓住了经济危机前的机遇，以好价格卖掉了房子。人们买的汽车陆续占据了门前的空地。许多住户对公寓进行了欧洲风格的翻修，换上新式的塑钢玻璃窗，装上宽带和无线网络。
每个人都承认，生活的变化令人目不暇接，未来的前途似乎也充满变数。我问50岁的伊万是否曾感到难以适应。“在过去20年里，我所考虑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为这个家，为孩子们创造最好的物质条件，我甚至从来没有时间停下来想想这个问题。”现在，伊万的目标是拿到被耽搁了多年的博士学位，他觉得在事业上自己还能有更大的成就空间。令他满意的是，他终于“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让他确定，在过去半生里，“这是最好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