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摧垮东汉帝国的黄巾起义，其实是一场乌龙？

作者 | 刘三解

黄巾四起，初衷真的是武装起义吗？

中平元年是一个神奇的年份。汉灵帝在光和七年度过了十一个月零五天之后，于十二月乙巳日下诏改元为“中平”，这就让中平元年成为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只实际使用了二十五天的纪年。之所以如此，全因这一年的年头，发生了一件大事。

“春正月，巨鹿人张角谋反。”

“中平元年春二月，巨鹿人张角自称‘黄天’。”

张角起义，史称黄巾起义，战争持续了近一年，战乱波及七个州。自此之后，东汉王朝进入了遍地烽火的动乱状态。

可是，意义如此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存世的记载却相当有限，展露出的史实也存在诸多矛盾。那么，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对这次起义细节最详细的记录，见于《后汉书·皇甫嵩传》：

在起义爆发前，京城的寺门、州郡的官府，已经反复出现了白土写就的“甲子”字样。直到某一天，一个叫马元义的首领，事先组织起了荆州、扬州地区的张角信徒数万人，约定好了在邺县起事的日期。不仅如此，马元义还反复来往洛阳，邀请中常侍封谞、徐奉担当内应，约定在三月五日同时举事。不想，张角的弟子济南国人唐周突然上书告发，马元义因此被捕，在洛阳受车裂之刑。

之后，汉灵帝在洛阳诛杀了一千多太平道信徒，又派出使者到冀州抓捕张角。张角得知秘密泄露，“晨夜驰敕诸方”，通知各地信徒一齐起事，三十六方“一时俱起”，头戴黄巾为标志，被时人称为“黄巾”或“蛾贼”。而朝廷方面却是“州郡仓卒失据，二千石、长吏皆弃城遁走”。

“二千石”与“长吏”是汉代的法律名词，前者特指太守、国相，后者则包括中央任命的县令、县长、县丞、县尉等秩禄二百石至千石的地方官，与百石及以下的“少吏”对称。把这段记载合起来看，各地的太平道信徒一集结，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就拔腿逃跑了，信息传开之后，京师震动自然毫不奇怪。

更有意思的是，从二月张角起兵到三月壬子卢植出征前，史书中都没有黄巾军攻城略地的记载，唯有一条相关信息，在《后汉书·灵帝纪》中：“安平、甘陵人各执其王以应之。”本地百姓抓住安平王和甘陵王响应黄巾，之后，二王都幸免于难，安平王刘续被国人从黄巾手中赎回，甘陵王刘忠也被释放。

这还是与黄巾有关的“应”，另有借机而起的人物，比如张燕，“黄巾起，燕合聚少年为群盗，在山泽间转攻，还真定，众万余人”。在山泽间转战，还要养活万余人的队伍，张燕的部众不可能不劫掠邑聚。至于焚烧官府，在中平二年（185年）所立的曹全碑中就有表现：“妖贼张角，起兵幽冀……而县民郭家等复造逆乱，燔烧城寺，万民骚扰。”

也就是说，黄巾军有没有做过这些事情，难以稽考，但“天下响应”之后，却有很多不属于黄巾的“群盗”“县民”各自施行相关的恶行。这个因果关系，在《三国志·孙坚传》里就写得很清楚：“三十六方一旦俱发，天下响应，燔烧郡县，杀害长吏。”

黄巾先发，天下响应，种种乱象接踵而至，而黄巾军本部却异常安静，既没有建立政权，也没有攻城略地，或是抢掠地方，只是向冀州魏郡邺县运动。

史书上说，“张角起于赵、魏，黄巾乱于六州”，赵为赵国，魏为魏郡，六州应为初起时的黄巾势力，后期逐步蔓延至七州、八州。那么，为什么黄巾军要如此卖力地到邺县集结呢？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的吗？

旧说的解释是，邺县是冀州刺史的治所，据此可以控制冀州。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自汉光武帝在常山国鄗县即位，鄗县更名高邑后，高邑一直是冀州刺史的治所，直到张角起义失败六年后的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冀州牧韩馥才为讨伐董卓屯兵邺县，之后袁绍、曹操相继以此地为治所。可见，黄巾起义时邺县根本不是冀州的政治中心。

邺县对黄巾之所以重要，只在于它的谐音。《搜神记》中记载：“初起于邺，会于真定……起于邺者，天下始业也，会于真定也。”自“邺”初起，取“业”的谐音，象征着天下大业的起始，到达常山国真定县，则取其真正安定的好彩头。

从邺城开始，到真定结束，跨越魏郡、巨鹿郡和常山国，是一个小循环，距离汉王朝的统治中心洛阳有数千里之遥，就算是冀州的治所常山国高邑县，也不在路线之内，无论是问鼎天下，还是割据河北，都完全不搭边。

这正是黄巾起义的第一个疑点，为什么起义军没有第一时间发动武装进攻，攻城略县或是抢占战略要地，乃至于进攻帝都洛阳；反而四处屯聚集结，并向着距离洛阳千里之外的冀州行进？

更有意思的是，尽管史书中对黄巾反叛的浩大声势着墨不少，可真正描述黄巾起事场景的记载只有一条，那就是晋人杨泉在《物理论》中所说的：“黄巾被服纯黄，不将尺兵，肩长衣，翔行舒步，所至郡县无不从，是日天大黄也。”意思是黄巾军的装束是全身“纯黄”，无怪乎《搜神记》中说晋朝黄色的道袍是由此而来。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将尺兵”，就是手里不拿任何武器，肩上还披着类似今天披风一样的衣服，身体前倾、张开双臂，缓步迈进，经过的郡县到处是跟随他们的人。当天，天空也变成了黄色。

不拿任何兵器，宽袍大袖，前趋张臂，效法的无疑是鸟类飞行的姿态，后世道教又称成仙为“羽化”，道士也有别称为“羽人”“羽士”“羽客”，取变化飞升之意。后世道士所服的“鹤氅”先由真鹤羽毛编成，后演变为纺织品，形制如被巾，无领，无袖，呈长方形，穿着时以钮扣绾结于颈，正与上述“肩长衣”的表述近似。

也就是说，这群黄巾信众的行动是效仿能够飞天的鸟类或“羽人”“仙人”的和平巡游。在《太平经》描绘的仙班之中，除了各种模拟朝廷官员的神仙，还有“部领三十六万”的仙人部曲。很明显，张角的“三十六方”就是由此设名，所以，甲子日这些行为怪异的黄巾徒众，模拟的正是他们想象的仙人姿态。

由于两汉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还没有清晰的儒道分野，都共享着类似的世界观，上至帝王将相，中到士大夫，下到升斗小民，无不憧憬着“太平世”的到来。而张角所传的《太平经》在“致太平”之外，还继承了之前民间流传的“甲申末世论”，宣称唯有行善行道的“种民”才能在大灾中幸存。而下一个甲申年就是二十年之后（204年）。在此条件下，信奉张角道，跟随组织“行道”，就变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自我拯救行为，所以，信徒们才会如此狂热。

这就是黄巾起义的第二个疑点，无论张角是用什么方法煽动起信徒百姓，可数十上百万的黄巾信徒，不拿兵器，该如何造反呢？哪怕是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获取兵器困难，也曾经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黄巾军“不将尺兵”，难道是要念咒念死敌人吗？

不仅如此，史书中对张角称号的记载，也是五花八门。有说“黄天”的，有说“黄天泰平”的，有说“大贤”的，还有说“大贤良师”的，比较统一的是起兵后张角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既不称帝，也不称王，比起汉质帝时代称“黄帝”的九江人马勉和称“黑帝”的历阳人华孟，张角在“造反界”可谓低调得让人无法理解。

也就是说，张角在全国各地聚集了几十万人，既不攻城略地，也不直捣帝都，既不称王僭号，也不大封百官，甚至连兵器都不拿，反倒学着仙人的姿态，穿州过郡地游行，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呢？

黄巾口号之谜

要搞清楚黄巾的诉求，就必须破解黄巾的口号：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苍天已死黄天立。”

一般文言文翻译多将“黄天”视作黄巾军的自比，而将“苍天”视为汉朝统治者的化身。但一个难以逾越的问题横亘其间，那就是汉代人眼中的“苍”色是绿色、青色，按照五行五色的对应，“青”“黄”为青木、黄土。可按照“五行相生”和“五行相胜（克）”理论，木不能生土，土也不能胜木，逻辑不通。对此，前人提出了诸多解释，也是莫衷一是。

然而，前人的解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张角领导武装起义”为出发点。前文中已经一一列举了黄巾起事之后的种种疑点，尤其是“不将尺兵”，完全符合《太平经》中希望统治者禁绝兵器的观念，而其行动特征，更近似于一场大型巫术祭祀活动。

早在1985年，刘九生先生已经结合《太平经》和《素问》的文本，提出了黄巾口号实际上是一个通知全国信徒起事时间的“谜语”，并触及了《太平经》中宗教仪式的内核。

《素问》虽是医书，却也收录了与天文时令有关的“五运主时”学说，以“土王四季”为基本规律。简单解释，即“木火金水”各主“春夏秋冬”，自“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开始各主七十二天，“土”主当季剩余的十八天。如春天，就是“木气”主立春开始的七十二天，剩下的十八天则为“土气”所主，因为“土”为四季之王气。主宰上述规律的通称“五天五气”，“苍天”即“苍天之气”，“黄天”即“黅天之气”。因为天地之气所交之处，就是人的居处，故此，人体五脏也有五行之气流转，更会受到天地之气的影响，生理、病理都与此有关。

了解了原理，再看黄巾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正是“木气”与“土气”交替。木主春季，立夏前十八天，正是季春三月，而“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中的“甲子”实际上是一语双关，既是甲子年，也是甲子日，即中平元年（184年）三月十九日，正好落在前述范围内。

那么，在这个时间点，张角到底要做什么呢？

答案就在《太平经》中收录的“王者无忧法”里：“夫子乐其父，臣乐其君，地乐于天，天乐于道。然可致太平气，天气且一治，太上皇平（应为上皇太平）且一下。”

这里的“乐”是“取悦”之意，子对父、臣对君，地对天，这是下对上的取悦，实现了这个取悦的过程，那么，上皇太平就可以降临，这也是《太平经》中的最高理想，可以消除世间万物承负的所有“厄”。“厄”是各种灾殃病症的根源，类似于释家所言的“业力”。而以上所有环节中最关键的就是顺应天地之气地行“道”，因为“道”是天之心、天之头，帝王采纳使得“道”行于世，则“太平气”和“上皇太平”自然到来。

“上皇太平”这个词被《太平经》赋予了诸多意义，但在历史文本概念下，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史书记载的“自称黄天泰平”。“泰”通“太”字，所谓“黄天泰平”，应该是“上皇太平”的讹误，将“黄天当立”的口号与迎接“上皇太平”的宗教理想混在了一起。

其实，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也出自太平道的教义。

《太平经》中将道人、德人、仁人统称“三贤”，要求帝王以“道人”为师，行道治国，而天、师、帝王是相互关联的：“天不出文，师无由得知；师不明文，帝王无从得知治。”

这一表述继承了汉代对孔子的神化策略，天造神书，借师传授帝王神书，帝王再依据神书治国，师是高于帝王的。“大贤”二字所指，正是“三贤”中居首的“道人”，则“大贤良师”四个字已经袒露了张角的诉求——像孔子一样，为王者师。

那么，如果帝王不接受这个师和神书又怎么办呢？

道人当然无法控制、逼迫帝王行道，却可以反向控制天，因为《太平经》中提到“好行道者”可以得到“天地道气”的帮助，只要深思要意，就可以让“太平气”立刻来到。这里的“深思”不是思考的意思，而是一种术法。刘九生先生早年在文章中已经指出《太平经》中的“悬像还神法”就是一种古老的“气功疗法”，方法就是按照季节轮转，画一尺高、不同颜色的小孩儿像，画像数量也遵循“土王四季”的逻辑，“黄土”的童子要多两个，男人看男孩画像，女人看女孩画像，人看着高兴，魂神就回来了。

深思、思守都与张角让病人叩头思过的治病方法一脉相承，重点是一个“思”字。一个人思过可以治病，如果是三十六万人呢？一个人思守可以应四季五行之气来“还神”，如果是三十六万人呢？

在太平道的信仰逻辑里，当然是效果倍增。

事实上，在《太平经》中就有一句“谶语”：“潜龙勿用坎为纪”。它对应的就是帝王不接受传道之后的预言。

“潜龙勿用”本为六十四卦中乾卦的爻辞，在《太平经》中，潜龙代表甲子年、冬至日，意为“天地正始”，而“勿用”是指真人所出的天书不得君王所用。“坎为纪”则是转机出现的时间点，“坎”是六十四卦中的坎卦，“子为坎”，甲与子各自代表阳和阴、天和地、纲和纪，两者结合的作用就是“致太平气”的重要条件“天地和合”：“此可为有德上君治纲纪也，故言坎为纪也。”

通俗地解释就是，甲子年三月甲子日，正是“天地和合”的好日子，可以立刻吸引来“太平气”，也是汉灵帝这位有德上君接受《太平经》，治理天下纲纪，开启新纪元的好日子。这时，上皇太平会降临人间，消除一切厄，带来最大的乐，从而进入长久的太平盛世。

所以，张角各地信徒约定于邺城会聚出发，到真定结束，就是一次有“三十六方”数十万人参加的行道活动，要在天地和合的黄道吉日，用数十万人的虔诚深思换取天地道气的帮助，吸引“太平气”立刻到来，引导汉灵帝信行大道。这也是黄巾起义历史中诸多谜团的真正谜底。

汉灵帝为什么要屠杀忠于自己的太平道？

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汉灵帝不但不反感“太平道”，甚至还有些喜欢。

《后汉书·襄楷传》记载，汉顺帝时有个琅邪人宫崇，曾经把他老师于吉在曲阳泉水旁得到的天赐神书《太平清领书》献给皇帝，被朝廷有关部门斥责“妖妄不经”，扣下了。汉桓帝时，襄楷又献了一次书，这位好神仙又祠老子的皇帝不但没收，还因为襄楷用五行天象把自己重用宦官骂了一顿，判他下狱。可等到汉灵帝即位后，反倒“以楷书为然”，汉灵帝认可的，当然不只是痛骂汉桓帝的部分，自然也包括与《太平清领书》有关的五行灾异部分。

《太平清领书》就是《太平经》，如今存世的《太平经》内容可以追溯至东汉。这两个事实，不少前辈学者都论证过，就不赘述了。

要知道，张角传道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从中平元年（184年）三月壬子汉灵帝下诏“大赦天下党人，还诸徙者，唯张角不赦”来看，张角应该也是遭禁锢的党人之一。这也能够解释，张角“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而不是自己亲自出面传教的原因。作为党人被禁锢归乡里，还要受到监视，甚至承受后续的迫害，“时禁锢者多不能守静，或死或徙”。

张角是冀州巨鹿郡人，汉灵帝原为解渎亭侯，封地在冀州河间国，两者在地理上相距不远。张角的信众扩张，肯定先从冀州近处开始，汉灵帝家族对于张角的双重身份，不可能没有耳闻，而汉灵帝本人其实不止一次表达过对党人的认可，这就意味着他很可能早就知道张角的教义核心是“辅汉”，而非“代汉”。

这一点，在朝野应该都不是秘密。张角的信众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信徒都不远万里，抛家舍业地投奔他，路上死的人就数以万计。作为一个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的古代王朝，汉朝大臣不是没有危机意识。

汉灵帝的老师、司徒杨赐早在光和四年（181年）就曾提出对策，要地方州郡对张角信徒“简别流民，各护归本郡”，汉灵帝并未同意。到了光和六年（183年），侍御史刘陶又与奉车都尉乐松、议郎袁贡联名上书，指出张角想要谋反，请求汉灵帝悬赏抓捕，结果还是“帝殊不悟”，根本就没当回事。

皇帝是这个态度，身边人的态度当然会跟着走。中常侍“（张）让等实多与张角交通”，这个“等”里，当然包括勾结马元义事发的中常侍封谞、徐奉，张让的宾客与黄巾通信还曾被王允举报，这些都是有直接证据与黄巾勾搭的阉宦。间接的，有被同伙出卖的已故中常侍王甫、侯览，还有史书里明载，与封谞一起为董太后敛财的中常侍夏恽，应该也很难置身事外。

要知道，中常侍虽然是阉宦，却是东汉中晚期真正的执政者，有名有姓与张角势力关系暧昧的就有六人，不知名的更是不计其数了。

朝廷中央是这个态度，州郡地方官自然上行下效。跟得紧的，就是“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挑起大拇指夸张角教化百姓，所以受人拥护；跟得不紧的就装糊涂，不提这事，“州郡忌讳，不欲闻之，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所以，朝廷上下对于杨赐、刘陶等人的提醒，只会置若罔闻。

不过，对于汉灵帝这么一个贪财、好色、爱享受的皇帝来说，“大道”和“小儒”都是为自己服务的，至于《太平经》讲的故事，他是信也可，不信也可。唯有一个底线不能破，那就是不能影响他的皇位。

结果，一次诬告的举报，彻底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告密者济南人唐周，史书中说他是“上书告之”，也就是写了一封揭发信。按《后汉书·皇甫嵩传》的行文，唐周所告，应为马元义在京城谋反，而《后汉纪》则明言为“上书告角”。可这位唐周既没有官职，也不是名士，汉灵帝凭什么听他的？

因为唐周根据自己掌握的有限的信息，给汉灵帝编了一个十足的恐怖故事：中平元年（184年）正月，张角等人在巨鹿密谋，派人传出了四句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向天下信徒传递信息，约定在甲子年三月五日，同时起兵，届时会有数十万黄衣人聚集在洛阳城外，城里还有不计其数的信徒里应外合。证据，就是洛阳各个官署大门上的白色大字——甲子。

时间、地点、人物齐备，汉灵帝宁可信其有，这才把唐周的奏章传示三公、司隶校尉，而验证信息的最好办法，自然是抓一群旁证，所以，汉灵帝派出钩盾令周斌，统领三府（即三公府）掾属。钩盾令是少府属官，汉灵帝时由宦官出任，本职是管理皇家园林，统管园林中的武装，是纯粹的皇帝私兵，而三公掾属则是最高等级的“预备干部”，由他们一起抓捕宫省直卫和百姓中的张角信徒，最后“诛杀千余人”。从这个办案部署，完全可以看到汉灵帝的恐惧和精明，由于宫省直卫也拥有武装，他甚至不敢走正常的司法程序，经廷尉或是洛阳令来抓捕，而是用王朝最不可能反叛的力量对洛阳城内的底层人群进行清洗，优先保障自己的安全，同时派出使者去冀州抓捕张角这个罪魁祸首。

注意，是派使者，而不是派兵。至少说明，这时汉灵帝对于张角会武装起义，仍旧将信将疑，他也拿不准，唐周到底是不是诬告。

事实上，唐周确实是诬告，他告发的张角于三月五日起兵，就与《三国志·孙坚传》中记载的三月甲子存在抵触。因为中平元年（184年）三月五日的干支是“庚戌”，三月十九日才是“甲子”。那么，是不是唐周胡说八道呢？

也不是。唐周虽自称是张角弟子，却没有“八使”“大方”的职务，对于深层次的密谋或许所知寥寥，但却完全可能得知某支黄巾队伍经过洛阳的时间节点，毕竟信徒的迁徙不是流寇，总会有行程的事先传达。

那么，结合“大方”马元义多次来往京师，与中常侍封谞、徐奉交往联络，可知马元义的原计划是，率领他辖下的荆、扬二州信徒，自南阳郡北上，经过洛阳所在的河南尹，北渡小平津进入河内郡，东进魏郡到达邺县，这是奔赴“三月甲子”之约行程最短的路线。如果能在小平津上船，经黄河水运到达漳水边的邺城，就更加便捷。

也就是说，来自荆州、扬州的数万太平道信徒，会在三月五日抵达洛阳城外，再走十四天，就可以赶上三月十九日的甲子日，在邺县集合。

在这个计划里，就没有里应外合夺取洛阳的时间，马元义到洛阳接触封谞、徐奉的目的是交买路钱。

东汉不像现代，人口可以自由流动，自西汉初年就颁布了《津关令》，出入关、渡河都要持符传，几万人的人口流动，还要通过京师附近关卡，北渡黄河，没有高层的特许根本办不到。哪怕是中常侍们，也不敢自作主张，所以，马元义必须找一个有足够分量的人物来为自己放行。

而封谞和另一位中常侍夏恽，在史书中最知名的事迹，其实是替汉灵帝的生母孝仁皇后收贿。孝仁皇后姓董，原本是解渎亭侯刘苌的夫人。儿子当了皇帝后，给她上尊号孝仁皇后，宫号为永乐，所以，史书也称她为“永乐后”“永乐太后”或“董太后”。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称她为太皇太后是不对的，汉灵帝给她上的尊号只有孝仁皇后，哪怕是汉灵帝死后，何皇后尊为太后，董氏仍旧只是孝仁皇后，并没有上“太皇太后”的尊号。

这位孝仁皇后最大的特点就是爱财，甚至连汉灵帝西园卖官都是她鼓动的，史书的原话是：“使帝卖官求货，自纳金钱，盈满堂室。”可见，只要钱给够了，她什么都敢卖。

把这几条信息串在一起，就很清楚了，马元义往来京师，与封谞联系，应该是给孝仁皇后送“买路钱”；与洛阳太平道信徒的联系，则可能是为了筹款和联络。

问题是，唐周在太平道中的地位不高，当然不可能知道马元义和孝仁皇后的交易细节。他只能知道结果，那就是，马元义已经在太平道组织内通报，会有几万名张角信徒畅通无阻地通过洛阳周围的八关天险，于三月五日来到洛阳城下。之所以这么顺利，是因为太平道在城里有内线。

根据这些信息，唐周自行脑补了一套“反谋”呈给了皇帝，确实揭开了一场大乱的序幕。可他捕风捉影的告发太过荒谬，所以，当一切水落石出之后，唐周这个人自然就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连一点封赏的信息都没见到。

其实，经历了中平元年（184年）二月的大搜捕之后，汉灵帝应该已经掌握了太平道更多的信息，基本能够确定张角的目的。所以，他并没有立刻展开军事部署，对黄巾进行讨伐，而是继续观望张角的态度。

一直到三月初三，汉灵帝才任命皇后的哥哥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营士屯都亭”，并设置八都尉镇守洛阳周边关津要隘，同日，“召群臣会议”，讨论对黄巾的态度。从史书零星记载来看，会上的争论相当激烈。

这次会议中，发言记录最详细的是北地太守皇甫嵩，他是绝对的鹰派，主张赦免党人，出中藏钱和西园厩马武装军队，发兵讨伐黄巾。附和他的是中常侍吕强，不但提出赦免党人，防止其参与叛乱，还要诛杀左右奸邪，清理地方上的贪腐州郡官。

汉灵帝本人倾向于这派，三月初七即下令采纳皇甫嵩意见，发天下精兵讨伐。

另一派的观点就没有这么明显了，《后汉书·杨震列传》中说：“赐被召会议诣省合，切谏忤旨，因以寇贼免。”杨赐是汉灵帝的老师，数为三公，堪称国宝级重臣，却违逆汉灵帝的意志，反复劝谏，以至于被罢太尉。

结合汉灵帝坚决镇压的态度和杨赐之前给汉灵帝的上书可知，杨赐应该不认可出兵。在他看来，张角没有反汉的意图，只是由于政治腐败，才走到了这步；以辅汉为宗旨的组织借机聚集流民并不可怕，只需要廉能的地方官安置百姓，孤立后抓捕魁首，就可以避免大规模动荡。这种政见在当时属于谬论，在魏晋之后更是不合时宜，所以史书才隐讳了细节。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汉灵帝的态度急转呢？

表面上的契机是南阳太守褚贡被杀，南阳是东汉“帝乡”，具有仅次于帝都的地位。《后汉书·孝灵帝纪》记“（三月）庚子，南阳黄巾张曼成攻杀太守褚贡”，《资治通鉴》也予照录。问题是，当年三月根本没有庚子日，二月廿五日和四月廿六日才是庚子日，结合张曼成杀太守屯宛下百余日至六月的记载，以及“二”“三”易误写的惯例，褚贡应死于二月廿五日。这个噩耗在几天内传到了洛阳，促成了汉灵帝的翻脸，双方的静默期至此结束了。

南阳郡地属荆州，张曼成所部应该正是马元义约定日期通过洛阳北渡的荆、扬黄巾主力，这是一支早已集结，等待北上的队伍。自南阳郡宛城至洛阳，需走古夏路，自宛城向北翻越伏牛山至鲁阳县，继而转向东北至梁县，北经阳人聚、广成关、伊阙关，可达洛阳。两地直线距离二百公里，且多山险阻，实际路程超过三百公里。

数万人马于二月廿五日出发，三月初五至洛阳，扶老携幼的情况下，十天走三百公里，绝无可能，所以，他们出发的时间应该要早得多。

问题是，南阳太守褚贡不可能让他们通过辖区，所以，出兵将数万太平道众堵在了南阳郡内。双方原本处在一种和平对峙的状态下，等待马元义在京师疏通的结果，结果等来的却是张角对各地徒众的召唤。此时，褚贡再主动出兵镇压，寡不敌众，丢了性命。在他死后，南阳郡治宛城在黄巾军的围攻下，还坚守了超过一百天，说明了褚贡不是城破被杀，而是各地太守中唯一一个主动出击的勇者。

褚贡之死，是马元义入京谈判失败的必然结果，数万黄巾不可能不北上，褚贡也不可能放他们到帝都城下，冲突不可避免。

所以，汉灵帝下定决心之后，在函谷、广成、伊阙、大谷、辕、旋门、小平津、孟津等洛阳周边关津设八关都尉统率驻军。其中广成、伊阙、大谷三关正卡住南阳郡到洛阳的必经之路；辕关则是颍川郡至洛阳的捷径要冲；旋门关在成皋，一般认为即后世虎牢关之别名；函谷关自不必说，居关东、关西交通之要冲；小平津和孟津则是洛阳之北黄河渡口的名称。

设立八关都尉营兵并不等于出兵镇压黄巾，而是巩固洛阳防御的外部防线，洛阳城内部则命大将军何进屯都亭镇守京师。这个都亭依秦汉制度应在洛阳城西部的金市内，即市内的市亭，因悬挂旗帜，也称旗亭，有楼可以瞭望，市内又可驻扎兵马，这就形成了内外两重防御体系。

由于洛阳居于天下之中，当八关防线建成，各州黄巾立刻处于被分割的状态。三月初七，伴随赦免党人诏令的，还有对北中郎将卢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的任命，大发州郡兵讨伐各地黄巾。

这之后，黄巾军的战果陡然增加。颍川黄巾波才击败朱儁，又将皇甫嵩包围在长社；汝南黄巾在邵陵击败太守赵谦；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南阳黄巾在被新任太守秦颉击败，损失了神上使张曼成之后，推举赵弘为首领，兵马扩充到十余万人，一举占领了宛城。这是黄巾军第一次占领郡治大城，也是唯一一次。

这一切都说明了，除了南阳张曼成部与褚贡早已交手，其余黄巾军各部，都是在汉灵帝转向全面镇压之后才开始武装反击。

在北线的主战场上，卢植的进展比较顺利，不但将张角、张梁所部驱逐出了魏郡，还一路追击到了巨鹿郡南部的广宗县，将张角等人包围，采取深沟高垒的战术予以围困。而另一支由张宝带领的黄巾军则北上巨鹿郡最北端的下曲阳，距离常山国真定县咫尺之遥但难有寸进。东线的东郡黄巾卜巳则一直据守仓亭，此地最大的价值就是黄河渡口。

综合以上信息，大体可以还原出黄巾军的布局态势，在魏郡邺县起事之后，张角、张梁率偏师和行动迟缓的妇孺辎重，缓慢退往广宗吸引卢植，主力由张宝率领北上真定，谋求完成原定的“行道仪式”，被巨鹿太守郭典阻击在下曲阳无法前进，而仓亭渡口的卜巳军的主要任务是保障青、徐、兖等方向的信众北渡支援本部。完全被分割的是荆州、豫州的黄巾军，其中，豫州的颍汝黄巾主要作战地域都在郡界边境的东、北方向，荆州的南阳黄巾则长期在宛城与南阳太守、荆州刺史纠缠，各自悬隔，毫无配合可言。

由于汉灵帝全面赦免了党人，又“诏公卿出马、弩，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车”。曹操就以公卿子弟应征，曹家是巨富，不仅曹嵩，曹洪、曹纯的父亲也饶有家资，于是组织起一支不小的骑兵队伍，曹操得以授职骑都尉，统兵支援颍川战场。类似的增援源源不断，官军的实力越来越强。

从卢植对张角本部的“斩获万余人”，到颍川黄巾在长社被“斩首数万级”，汝南、陈国黄巾战败后“余贼降散”，豫州刺史王允等得以“受降数十万”；皇甫嵩东进后生擒卜巳，“斩首七千余级”；朱儁在南阳“斩首万余级”“复斩万余级”；此后，皇甫嵩代董卓攻广宗，“获首三万级”，又于下曲阳围歼张宝所部“首获十余万人”；再加上“其余州郡所诛，一郡数千人”，有记载的被杀者远超三十万。

荒诞的是，这场“不将尺兵”的宗教运动以“辅汉”起始，换来的却是惨绝人寰的屠杀和白骨垒成的京观。之后的武装斗争，与其说是起义，不如说是理想之世并未如约到来后的绝望自杀，故此，才有《后汉书》中的一行血字：“大破之，斩梁，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

投河自杀的太平道信徒可能到死都想不明白，曾经的庇护者汉灵帝为什么要对自己痛下杀手。

其实，归根结底是政治角力。汉灵帝自己对太平道是庇护的，对母亲孝仁皇后、中常侍们与张角的交往应该也心里有数，毕竟孝仁皇后收钱后给马元义办事，想要获得通行许可，无论是亲自向皇帝打招呼也好，派代理人旁敲侧击也罢，总要求汉灵帝下令。

可是，哪怕在洛阳城外有数以百万计的黄巾军拥护他这个“有德上君”，在宫省之中仍是宦官一家独大，就连汉灵帝都要称张让为父，赵忠为母，孝仁皇后也被宦官牵涉其中。如果宦官引数十万黄巾势力为外援，或是以孝仁皇后犯法为借口发难废立，他的皇位也就坐到头了。

所以，汉灵帝不但不能怀柔，还要镇压，血腥地镇压。这是他政治上的最优解，不但可以翻脸不认自己姑息养奸的责任，还可以借机对政敌发难。

继派出钩盾令搜捕黄巾信徒之后，汉灵帝在“群臣会议”后又兴起了大狱，他下诏派廷尉、侍御史主持搜捕，目标明确为宫省左右。省中原称禁中，后避讳改名为省，特指皇帝的住处，宫中则包括一大批侍从、顾问官，省中左右的代表是中常侍、小黄门、尚书，宫中左右的代表是侍中、侍御史、侍郎、虎贲郎、羽林郎等，前后“死者数千人”。要知道，袁绍等人诛灭宦官，“无少长皆杀之”也不过杀了两千多人。

宫省左右，包括侍中、黄门侍郎、尚书、侍郎、议郎、郎中、诸大夫、羽林郎、虎贲郎，总数也不到六千人。汉灵帝的这次屠杀清洗，绝不只是为了惩治其与黄巾的勾结，而是有意识地削弱控制宫省的宦官力量，彻底扭转陈蕃、窦武在灵帝初年诛杀宦官失败后，宦官专权压制皇权的局面。

所以，当汉灵帝愤怒地给十常侍传阅郎中张钧弹劾他们引发张角起事的奏书时，他们吓得只能免冠磕头，乞求自己去洛阳狱中服罪，家财捐作军粮，子弟送到部队打前锋。眼见中常侍态度端正，灵帝反倒替他们说话：“这人有些疯魔了，难道十常侍就没一个好人？”这就是典型的“一打一拉”的权术，而且对于张钧全面消灭、否定中常侍群体的政见，他不可能认同，毕竟既要防备宦官集团的绝境反扑，也要考虑朝堂上的制衡。

这轮清洗应该持续了很长时间，中常侍封谞没能逃过一劫，但他的同党夏恽却躲过了屠刀。汉灵帝还曾拿封谞、徐奉对中常侍们说事：“你们常说党人要行不轨之事，把他们禁锢不许出仕，还诛杀了几个，现在党人为国出力，你们这些宦官反倒和张角暗通款曲，该不该杀？”中常侍们也聪明，都趴地上叩头解释：“这都是已死的中常侍王甫、侯览干的！”灵帝才放过众人。

王甫、侯览都是桓帝朝的权阉，都被汉灵帝借大臣之手消灭，说他们生前与黄巾有勾结，未必是诬陷。可更重要的是，他们主持了对党人的打击，所以，十常侍的表态更多的是对汉灵帝赦免党人决策的服从，这才让灵帝满意。

很明显，灵帝封何进为大将军掌握京师兵权，并在赦免党人之后屠戮宫省，想的就是恢复东汉初年外戚、士大夫、宦官互相牵制的旧制，又不想何氏独大，才敲打十常侍不要用封谞牵连孝仁皇后，以保留董氏外戚的存在——平衡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向栩这种忠臣的死活，黄巾这种顺民的死活，灵帝不在乎，他的眼睛里只有自己的宝座，这是他的帝王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