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不满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苏联的解体

作者:［美］彼得·雷德韦

苏联为什么会解体呢?

从 1985—1986 年开始，戈尔巴乔夫集团试图通过经济和政治改革来为经济注入活力。各种各样的经济改革导致了混乱、通胀和民众更多的不满。政治改革很快就不再受克里姆林宫的控制，因为这些改革把长期以来的民众不满释放出来，这种不满相当普遍，超出了领导层的预期。民众的不满因为各种因素而加剧，如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官方对自己鼓吹的新型自由如选举自由的操纵以及草率而定期的政治压迫。

许多不满最终变成了反对联盟的情绪和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

这些反对联盟的情绪和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 ( 至少在暗地里) 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且后来证明是很有威力的。支持联盟的力量在 1991 年 8 月举行了一场孤注一掷的集会，不过为时已晚，但他们无意间促使苏联迅速崩溃。

上层改革者

我们不讨论重要的“外部”因素，比如苏联与西方在科学技术、武器等方面越来越大的差距，苏联过度地向国外扩张以及苏联的外交孤立。我相信苏联内部促使整个体制垮塌的第一个因素，是由戈尔巴乔夫及其在党的领导层中的一些同事作出的一个战略性决定，即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发起一系列经济与政治改革，以便稳定共产党在苏联的统治。通常被称为改革总设计师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将这一战略描述为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我认为他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他说:
“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简单真理，即改革是由极少数党和政府领导人发起的 …… 在波兰，变革的推动力量是反对派……在我们国家则是‘党政官员’。我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反对派。”
在另外一个地方，他通过指出改革的思想起源阐明了这一思想: “改革的观念早就在知识分子的头脑中酝酿了，但它是由党内的高层人物开始实施的。”

不同政见与不满

在大多数行业中都有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的观念或道德榜样影响了许多同事，而且至少从 1982 年开始，也通过像塔季扬娜·扎斯拉夫斯卡娅这样的倾向于共产党的持不同政见者影响到了党内改革派领导人。在物理学界、数学界、生物学界、历史学界、哲学界、律师、作家、艺术家甚至军界当中都有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另外，还有大量的苏联公民通过西方的广播，接触到由这些人写的或关于这些人的地下出版物材料，并受到了他们的影响。1986 年宣布“公开性”时 ，有许多知识分子乐于作出回应。

公开性是为了鼓励与政策相关的讨论，并在那些将要贯彻或配合上面提出的诸多改革措施的人群中引发热情。许多知识分子公开表达并讨论在过去 20 年中持不同政见者写作时所提到过的那些观念。这些观念涉及权力分立、法治、司法改革、公民自由与政治自由、移民权、取消对某些民族和宗教派别的歧视、刑事制度改革等。

由于推行公开性和民主化，这些问题很快变成政治和立法的题材，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也被公开地授予荣誉，并且从 1989 年开始，他们还当选为全国性、地区性或地方性的政治家。

起初，尽管公开性政策带来了草根阶层的几乎完全的自由，但在大众媒介层面，党还是严密地控制着。然而，到1989 年 ，这种控制开始放松 ，越来越多的团体和个人能够利用印刷品和广播媒介来动员不同部门的民众。不过，在动员民众以获得支持方面，政治行为主体很少有或根本没有真正的政治经验。持不同政见者如果开始组织某种明显带有政治性的团体 ( 更不要说政党了) ，总会遭到镇压，甚至人权组织也经常遭到逮捕和镇压。

除了持不同政见者或宗教团体的成员，一般公众根本没有将自己自主组织起来表达其长期要求与抱怨的经验。而且，由于他们对苏联共产党的空洞宣传记忆深刻，他们本能地不信任政客作出的承诺。在这种背景下，持不同政见者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他们敢于公开地说出大多数人只敢私下说的话。

不过，有时候他们持有一些更加激进甚至公然反共的观点。改革计划最初之所以得到大量的支持，其原因在于: 它似乎提供了大多数公众想要的那种政治自由化和对私营企业的容忍; 其观念或多或少与主流和半主流的持不同政见者观念是一致的; 党内有一群人数虽少但却很有权势的人支持改革，并认为改革是确保党长期执政的最好办法。

然而，直到 1989—1990 年，戈尔巴乔夫集团还没有因为改革而得到或维持足够的支持。

因此，尽管这个集团尤其擅长减少党内高层的反对，但很快证明它没有能力控制改革进程对社会的影响。一旦公开性、民主化和改革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最 关键的发展便是领导人失去对它的控制。失去控制的部分原因在于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支持各种各样计划的独立团体，这些计划有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平等主义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反对当局或反对共产主义的。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面对日益严峻的挑战，在大多数加盟共和国( 包括俄罗斯但不包括中亚各国) ，党内高层的重要人物都放弃了严格的党的“民主集中制”原 则，即放弃了对中央命令的绝对服从，而且，面对戈尔巴乔夫以及联邦政府日益发狂地呼吁维护国家团结一致，他们很少加以理会。

相反，加盟共和国的每一个领导人都试图维护自己的权力，也维护他所依靠的 地方黑社会组织的权力。同时，这些领导人又向莫斯科方面声称，这是让他们的国家保持在联盟中唯一可行的办法。

没有一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任何阶段受到过严厉处罚，这一事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这些领导人与黑社会组织之间明显达成的共识来解释，即联盟很可能注定要垮台，最好的状况便是领导层要保持最大程度的连续性，实现平稳过渡。

为什么许多苏联问题专家很少注意到这些发展的意义和影响呢? 也许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普遍忽视了或不相信关于苏联的非官方信息来源，即来自地下出版物作者、叛离者或移民的材料，或外国人所提供的未经审查的一手叙述。这种忽视和不相信的态度大多是因为他们将原本被设计来研究非共产主义制度的社会科学方法过于僵化地运用到苏联身上，或者担心利用了这样的材料可能会造成无法获得访问苏联所必需的签证，或者是由于种种反西方或亲苏联的偏见，或者以上因素兼而有之。对像苏联这样的半封闭社会的严肃研究要求在那里生活相当长一段时间，以便对其民众和制度有准确的直接认识。这样便有可能揭示出一个事实，即许多苏联公民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公开谈论的是正统的东西，但是私下却对现存秩序有着更多的批评。也会更容易注意到，当媒体承认“在个别地方”问题还有待纠正时，事实上这些“缺点”往往是普遍存在的。

最后几年，苏联当局究竟如何看待持不同政见者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明朗了。领导层非常害怕持不同政见者，对此，有力的证据——包括统计数据——来自广泛的官方档案。这些文件无可争辩地表明，克里姆林宫方面非常认真地对待民众和知识分子的不满。

克里姆林宫方面绝对要优先考虑如何维持共产党不可挑战的统治。从这一观点来看，苏联领导人严肃地处理持不同政见者是对的。反帝国主义、反共产主义及反当权派的观点和情绪确实对党的统治造成了真正的潜在威胁。与东欧相比，这些观点和情绪在苏联发展得更慢，而且或许也没有那么广泛。

不过，与东欧不同的是，如果苏联的统治衰弱了，或者有垮台的危险，将没有一种外部力量来挽救共产党。因此，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他们有很好的理由将各种不满扼杀在萌芽状态。

毫不奇怪，东欧国家每一次暴乱发生后，克里姆林宫方面就立刻带着极大的热情干这种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暴乱极大地增加了苏联内部的不满情绪。

不满与戈尔巴乔夫

那么，戈尔巴乔夫为什么在 1985 年当权后很快便偏离了在民众不满所造成的危险这个问题上传统而非常理性的观点呢? 事实上，最初他并没有与这种观点分道扬镳。当经济出现停滞时，他把安德罗波夫的解决之道用作主要的应对措施，即提高经济管理效率并向全体人民施加更为严格的纪律。这有助于他稳固自己的权力，但是并没有产生很好的经济效果。

因此当权一年半以后，他决定改变策略。他在 1987 年 1 月和 6 月两次著名的讲话中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他的策略。
当时，主要的目标变成了市场社会主义和政治体制的部分民主化，这是为了克服来自党内和政府各级机构对这种激进主义的不可避免的强烈反对。这种民主化还将有利于另外两个目标。一方面，它可以缓和社会上的许多矛盾，这些矛 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1979—1985 年间压制各种形式的不同政见与异端行为造成的; 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给西方留下深刻印象，使得西方国家的政府更乐于在经济问题和武器控制措施方面与之合作。

但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并不认为民主化对党垄断政权来说是很危险的呢?

因为他相信，民众对他的民主化及其推动的经济迅猛发展的感激之情可以使得任何反对者保持中立。他有这种信心是因为他相信民主最终可以由社会的领袖人物操纵和控制。

在 1987 年的一次讲话中，他多次反对民主会颠覆社会主义或公共秩序的论调。在另一次讲话中，他表达了由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以及一些亲斯拉夫派所支持的那种以“聚合性”而为人所知的共同体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任何一个共同体都可以通过其成员之间真诚的讨论而达成一致，即便是对那些有争议的问题也能达成一致。

因此，正如戈尔巴乔夫后来清楚地指出的那样，不需要反对党，反对党只会引起社会的人为分裂。

萨哈罗夫令人吃惊地获释是 1987—1988 年释放大多数政治犯的前奏。当戈尔巴乔夫让政治局同意到 1989 年初从阿富汗撤出全部苏联军队时，他解决了民众不满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1989 年之前 ，戈尔巴乔夫明显希望这些政策能够为他赢得更多的支持者，虽然党内的强硬派厌恶其中的大多数政策，并因此而试图组织起来反对他。但是在 1989 年，他的自由主义所产生的未能预见的后果开始削弱他对形势的控制能力。

为了说明民众的不满以何种方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一进程，我们要按时间顺序将最重要的那一段历史分成几段。

1988 年 ，一些“人民阵线 ”以及在戈尔巴乔夫默许下发展起来的类似组织已经开始日渐成熟。到 1989 年，这些人民阵线有的已经变成了民族主义的工具，尤其是在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最近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具有民族主义立场的持不同政见者在这些阵线中占据着显赫的地位。在 1989 年初选举新的、具有半民主色彩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的代表时 (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次自由选举) ，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的人民阵线引起了轰动，因为他们击败了共产党，赢得了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席位的3 /4。

同时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许多较大的城市 ，一些在位的共产党候选人( 包括一些大人物) 也输给了以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自由派。在莫斯科，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共产党候选人输给了名声不好的原政治局成员叶利钦。

那么，如何解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结果、1990年加盟共和国和边疆地区选举的结果以及 1991 年俄罗斯总统选举的结果呢? 这些选举中所表达的是民众的何种不满? 这种不满的程度如何? 从 1989 年到 1991 年以及在不同的地方，这种不满又是如何变化的? 尤其是，官员究竟是如何阻碍选民自由表达自己的偏好的? 所有这三次选举都是大众观点的晴雨表，也是真正变革的途径。

但是没有进行系统的选后民调，大多数候选人在竞选时都只是提出政治上很模糊的个人政纲，而且选举的政治环境非常不稳定，变化很快，以至于选举的结果很难解释。一些分析家断定，1989 年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是一次对共产主义制度有组织的、革命性的颠覆。

还有的人在下述事实中找到了答案，即公开性允许非官方组织的形成，而这又将民众的不满调动起来，从而导致了借助于选举来实现变革。

我认为，从斯大林时代后期开始，苏联民众当中就存在一种普遍的、非革命性的但却是很强烈的政治与经济方面的不满。从 1986 年末到 1989 年初，也就是戈尔巴乔夫持一种准民粹主义立场的阶段，他有意识地利用了这种不满。他发表一些歌颂民主的演讲，并在全国巡回演说以鼓动大众( 如莫斯科的叶利钦) 起来把那些不能自我改革的官员赶下台。

在 1989 年 3 月 26 日苏联人民 代 表 大 会 选 举——这次选举第一次出现大多数席位不只一个候选人竞选的情况———的准备阶段，各种公共媒介详细报道了这一信息。它们也解释了真正民主的选举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并讨论了苏联的选举在过去是如何被滥用的。

这些主题当然也得到了非官方组织的支持，不过这些组织几乎无法使用媒体，而且在它们所在的城市，地方官员经常阻碍它们集会和散发资料。那么普通民众对选举前的竞选活动和选举操纵作何反应呢?

首先，尽管他们大多一直以来就至少有一些不满，但是他们对改革计划很感兴趣，戈尔巴乔夫和部分媒体让他们看到了公平选举的希望，他们也不再害怕根据自己的真实意愿进行投票，多名候选人参加竞选的选举改革也让他们很感兴趣，这一切使得他们很想参与选举。

其次，那些在政治上更为清醒的人，尤其是党员，已经非常警惕不民主的选举方式。

第三，普通民众看到了大多数地方的地方官员是以何种方式( 而且通常会成功) 操控候选人提名和登记的。在工厂和其他工作地点，候选人都是事先得到了共产党秘密赞成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公民的极大抱怨。如果有人提出了官方不喜欢的候选人，官方通常拒绝颁发必需的提名会( 至少要有 500 个选民参加) 许 可证，或者直到最后一刻才颁发，因此提名会不可能达到法定人数。要么，他们就选 500 个他们自己的支持者去参加提名会，然后把门锁起来。如果官方不喜欢的候选人通过某种方式仍然获得了提名，那么地方选举委员会通常会 想办法不给他们登记——往往是以“技术”为借口。

第四，普通选民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媒体发现人民代表大会的 750 个“团体席位”( 占全部席位的 1 /3) 是如何产生的。普通民众看到，不仅一些团体的成员在新的议会中获得了额外的代表 ( 因为他 们作为公民也有代表) ，而且他们的团体代表显然是以旧办法选出来的，即由当局秘密挑选，而不是在自由选举中产生。《真理报》甚至报道说，它收到许 多党员来信，抱怨党以这种方式破坏了选举原则。

最后，有超过 1 /4 选区 ( 1500 个选区中有399 个) 的选民指出，尽管戈尔巴乔夫说选民有必要在候选人之间作出选择，但是事实上像过去一样，他们的选票上仍然只有一个候选人。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在投票日到来时，许多普通民众最初都希望是一场比较公平的选举，但是现在，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些希望已经破灭了。这可以解释一个现象，即如果有一个可以接受的候选人，他以某种方式反对现状，那么他们很有可能都会投票支持他。否则，他们将可能通过划掉选票上所有候选人的名字的方式来表示反抗。

因此，叶利钦获得了将近 90% 的选票，因为正如一名传记作家所言，他恰好赶 上了民众反对官僚机器的好时机。换句话说，尽管在某些大城市非官方组织在动员民众反抗方面以及在领导波罗的海国家的和平革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苏联的其他地方，普通公民看到戈尔巴乔夫的论调被地方上的实践所推翻，这很好地解释了当局在选举中的败绩。

比如，尽管 87. 6% 的新代表都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当中很多人都不是从党政机关中产生的，至少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独立的迹象，而其中一个完全独立的便是叶利钦。

在来自加盟共和国和边疆地区的191 位参选的第一书记当中 ，有 153 位当选，38 位落选 ，包括所有 32 位敢和对手叫板的第一书记。其他几位候选人没有竞选对手，但还是落选了，因为他们未能得到 50% 的选票，而这是当选的最低票数要求。这意味着有超过一半的投票者划掉了选票上唯一的名字。

在整个俄罗斯，有1 /6 的投票者划掉了选票上的名字 ，而在乌克兰几乎有 1 /4 的投票者这样做 。

在那之前，没有任何候选人有竞选对手，也没有任何候选人的得票率低于 90% 。在 这样的政治体制中，1989年选举的结果对苏共来说是一次重大挫折。一位地方领导人说，他所在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官员准备在即将举行的地方苏维埃选举中竞选，因为失败似乎是确定无疑的。

另一方面，如果有很好的组织、强有力的领导以及努力的工作，要想调动起大众对正统共产主义的不满、对苏联帝国主义的不满或者对当局的不满，是非常有可能的。如果候选人以前因为自己的信念而蒙过羞或被监禁过，或者，如果在竞选时他们相当大胆地攻击民众憎恨的上述对象，那么在那些更加政治化的城市以及在所有波罗的海国家，他们就更有可能当选。

还有一件事对于理解民众不满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非常重要。1989年 4 月，苏联军队在驱散第比利斯非暴力民族主义分子举行的长期示威活动时杀死了 19 个格鲁吉亚人，其中很多是妇女。不过这次行动事实上引起了恰恰相反的效果，使得民主派和民族主义力量发起了新一轮更加勇猛的攻势。波罗的海各国和外高加索国家的民族主义团体在反对莫斯科的命令方面和相互协调彼此的行动方面变得更加大胆了，甚至公开地这样做。其他一些非官方组织也更加反共，或者至少对党内的反民主力量更具敌意。

另外，建立了几个委员会来调查这次屠杀行动，而包括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在内的高层政治领袖则试图否认对此负有责任。许多军事指挥官和政府官员断言，军队一定不能再用来处理国内治安问题。结果，党内官员、内务部和克格勃以及军队的指挥官在将来的类似治安行动中可能杀人的决心大大地削弱了。随着媒体接连数月指责各类官员和机构，这类行径越来越少了。

这些事件的一个结果是，在越来越多的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里，民族主义迅猛发展，而且越来越具有分裂主义的倾向。

这主要包括: 全国范围内对于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屠杀行为所产生的反感，随后军队指挥官关于不再参与类似的行动或有所限制的声明，克里姆林宫方面对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不顾戈尔巴乔夫的劝说和威吓稳步走向独立只施加了最小的惩罚，克里姆林宫方面对1989 年末大多数东欧国家内共产主义倒台无所作为并保持沉默，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领袖决定在很多方面公然违抗莫斯科并且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而在政治斗争中利用当地的民族主义者。

1990 年 1 月形成了第一个具有民主倾向的团体的全国性联盟，即著名 的“民 主 俄罗 斯”。反对力量统一起来的趋势有助于他们利用民众的不满推进自己的目标。首先，在 1 月和 2 月，他们在莫斯科组织了多次人数多达几十万的游行示威。

这些游行示威得到了戈尔巴乔夫集团的暗中帮助，并迫使苏共中央委员会在违背很多成员意志的情况下支持了反对派的要求，即苏共对政治权力的法定垄断地位通过修改宪法第六条加以终结。这一修正案在当年 3 月很快由第三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它在事实上认可了其他政党的成立。

有趣的是，戈尔巴乔夫最初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六条，理由是苏共还没有准好如此激进的变革。但是后来在萨哈罗夫以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其他成员的压力下，他让步了。

对于舆论评价来说，广泛而仔细的调查通常比选举结果更能说明问题。到 1989 年末，由扎斯拉夫斯卡娅领导的全联盟公共舆论研究中心在七个加盟共和国进行了一次调查。有两位学者对这一调查的分析非常有趣。他们的结论之一是，民众对政治改革的支持是很坚决的，但是并不支持“彻底放弃社会主义原则”。国家必须保障这些原则。这两位作者还发现，40% 的被调查者认为公共秩序比言论自由更为重要。

我认为可以用两条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公开的反共主义除了在一些大城市外并不多见。

首先，精明的选举策略在 1990 年和 1989 年的选举中表明，强烈的反共产主义立场会使候选人得不到许多仅仅在名义上是共产党员的选民支持，而且还会增加一种危险，即共产党保守派可能会觉得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免除戈尔巴乔夫的职务并重建共产党的专政。

第二，1990 年，候选人可以得到两种好处。一种来自于对自己所在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及其自决权的支持; 另一种来自于对贪婪、浪费、专制而无能的联邦政府的谴责。

由于这些论调不符合共产党员选民服从莫斯科的党中央的义务，候选人更明智的做法便是不要去加剧他们的两难困境，而是要强调加盟共和国的爱国主义( 一种民族主义) ，并低调地展现明确的反共产主义立场。这样，他们便能够赢得众多的支持者。

在这一点上，叶利钦在 1989 年、1990年的选举和 1991 年的总统选举中都做得很出色，尽管他最终于 1990 年 7 月退出了共产党。总之，选民们更容易为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差异所动，而不那么容易为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差异所动。比如，如果选民相信或有点相信一个共产党候选人作出的增加工资或消除党的特权的承诺，那么他们会愉快地投票支持他。叶利钦和他的顾问们本能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从 1988 年开始，就以熟练的政治手腕操纵着非官方组织和“民主俄罗斯”。

在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萨哈罗夫和其他民主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叶利钦与其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如说是一个专制主义者。但他们出于策略上的理由而支持他，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能够带来实质性变革的候选人。不过就本文的目的来讲，我们可以说，叶利钦在俄罗斯赢得权力要归功于多方的支持，包括民主派、不满的公民、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而且他的胜利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是一个重大的因素。

1990 年的选举是在比1989年选举更加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尽管学者们对于如何描绘选举的结果还有分歧，但我们可以说，反对派获得了进一步的胜利，尽管还不是非常可观的胜利。

然而很快，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越来越不得民心的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持续 的、适得其反的反对，叶利钦以 4 票的优势当选为俄罗斯议会议长。后来，在 1991 年 6 月，他以 57% 的得票率赢得了俄罗斯新设立的总统职位，他组建的政府开始悄悄地攫取联邦政府的某些权力，从而削弱了它并制造混乱。如果没有把民众的不满动员起来，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而这些事情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引起了一种政治化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其他几个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相提并论。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不是一种种族式的民族主义，也不是波罗的海国家那种分裂主义式的民族主义，但是它坚持要求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并主张订立一种新的联盟条约，这种条约比戈尔巴乔夫所希望的要松散，事实上只是一种同盟性质的条约。这样，在 1990 年，戈尔巴乔夫和联邦政府不断地失去民众的支持与合法性，部分社会成员因为不满走向了加盟共和国争取主权甚至分裂的运动，而且由于这种不满，他们还投票支持那些被认为是在与当局作对的独立候选人。

他们公开地谴责戈尔巴乔夫，说他把革命性的反联盟、反共产主义力量释放了出来，这些力量现在联合起来要推翻共产主义并分裂国家。10 月，他们便强 迫他不再支持沙塔林院士激进的经济改革计划。11月和 12 月，他们又促使他开始用强硬派来取代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政府官员，并在言论自由方面采取 更加专制的措施。

1991年 1 月，他们又以武力迫使他批准用军事行动来镇压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政府的分裂主义。当第一次军事行动导致了维尔纽斯和里加 18 人死亡时，戈尔巴乔夫要求暂停军事行动，以便对局势作出评价。他发现这次军事行动损失惨重，却没有产生任何好处，也无望产生任何好处，除非他准备杀掉几百人。那 18 人的死并没有使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议会的上千名捍卫者逃跑。事实证明，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作好了牺牲的准备。而且，在 48 小时内，那 18 个人的死导致全苏联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叶利钦强烈谴责屠杀行为，并号召俄罗斯的部队不要开枪。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的几个军事指挥官公开表示，他们不会发出开枪的命令。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都对苏联进行了威胁，甚至采取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制裁措施。

因此，如果戈尔乔夫现 在想坚决执行整个军事计划，那么在维尔纽斯和里加的行动所造成的这些严重后果将成百倍地放大。他所珍视的自己的国际声誉，即在国际上被看做一个人道的热爱和平的人，也将毁于一旦。像格鲁吉亚这样的非波罗的海国家将在反抗中退出联邦，将没有足够的军队愿意阻止这些加盟共和国退出，甚至在不确定的将来控制动荡不安的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也将成为问题。

总之，戈尔巴乔夫很容易向强硬派表明，他们的镇压政策无法奏效。会有大量的官员和民众起来反抗，也许包括内务部、克格勃以及军队里的人都会起来反抗。

1991 年 1 月是决定性的一个月 ，这个月表明苏联不能够再维持下去，也许 只能作为 15 个加盟共和国中的 9个或 10 个国家组成的松散同盟而在短时间内存在。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俄罗斯内部主张改革的反对派维持着产生于他们对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屠杀事件的反抗的动力，他们现在集中力量要把戈尔乔夫在 1990 年末所偏向的强硬派立场扭转过来。许多城市都组织了数十万公民举行游行示威活动。3月 28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游行示威是一个标志性的胜利，因为它是在联邦政府彻底禁止的情况下举行的。当局动用五万军队来实施这一禁令，这支军队被派到莫斯科市中心。

在最后一刻，戈尔巴乔夫决定按兵不动，显然，他打的是和两个月前一样的算盘，当时他也突然决定暂停镇压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运动。

更有甚者，在 3—4 月份，煤矿工人又大规模地重新开始了他们于 1989 年夏天举行的罢工。因此毫不奇怪，在 4 月份，戈尔巴乔夫不得不非常勉强地逐渐放弃他的强硬政策。4月 23 日，他去安抚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为此，准备认真对待新的联盟条约，这已经晚了两年。但是很快，强硬派 8 月 18—21 日 短暂的政变加速了联邦政府和戈尔巴乔夫统治的垮台，并在12 月导致了苏联的终结 。

黑社会与共产主义的终结

很少有来自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学者能够在读了阿卡狄·瓦克斯伯格 ( Arkady Vaksberg) 的大作《苏联的黑 社会》之后不重新思考他们关于苏联制度的某些评价。

瓦克斯伯格揭示了一个问题，即政治头目和各种层次的黑社会头目之间长期隐蔽的互利关系是如何在越来越腐化的勃烈日涅夫时代形成的。黑社会为官员提供财物、现金和其他服务。官员则为黑社会头目提供活动自由，并且保护他们不遭逮捕。尽管大多数官员并没有正式加入某个黑社会组织，但任何一个官员如果作出对整个黑社会组织利益不利的决定，或对某一个黑社会组织的重大利益不利的决定，就有可能会发现自己面临强大的压力。

黑社会已经深入或接近了制度的核心。政客与黑社会头目之间这种松散联合的最重要利益就是政治稳定和他们的商品及服务的垄断价格。增加他们的势力范围或他们能够提供的商品与服务的范围也很重要。长期的政治不稳定为黑社会组织既提供了挑战又提供了机遇。

显然，它们大多数 ( 至少在莫斯科是这样)并不支持而是反对强硬派 1991 年 8 月的政变。它们也许看到，联盟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它们的利益在于推动局势和平地过渡到后联盟时代，政治权力仍然尽可能地掌握在共产党内它们现在的伙伴手里。

苏联解体后的狂欢

结论

总之，通过对种种复杂过程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民众对苏联帝国主义、正统共产主义或“当局”的不满在苏联解体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俄罗斯，这种不满使得民众投票支持由民主派和各色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叶利钦派联盟，这一联盟领导着反对当局的力量。在某些行业，尤其是采矿业，这种不满支持着罢工行动，而这些罢工行动在 1989 年夏天和 1991 年 3—4 月份的关键时刻严重动摇了政府的决心。这种不满破坏了“强制机关”的意志和可靠性，没有这种机关，苏联无法存续。这种不满引起了诸多事件，迫使苏共及其黑社会同盟采取守势，迫使他们作出反应和艰难的个人选择，从而分化他们。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说民众的不满在苏联解体中是一个比本文开篇所提到的其他不可或缺的因素更为重要的因素。

也不是说戈尔巴乔夫掌权六年后苏联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戈尔巴乔夫去世 或早点被赶下台，或者，如果他更缓慢地推进政治自由化，或者他在 1988 年接受了萨哈罗夫与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的建议而早两年开始协商新的联 盟 条 约，那么苏联或许还能存在得更久一些。

事实上，以加盟共和国为基础的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很快便对苏联的生存造成了最严重的威胁，这些民族主义是由公开性和改革所引发的，并因为1990 年初加盟共和国的选举而大大增强。

说得更清楚一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与经济政策使得各种民族主义运动和反联 邦的运动——包括叶利钦在俄罗斯领导的运动——比克里姆林宫的其他任何可以想象到的政策都更为迅速地促使了国家的分裂。

戈尔巴乔夫无意中成了一个世界一流的破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