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修德 | 战争与反抗

白修德本名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arold White），1915年出生于美国。毕业于哈佛大学。抗日战争时长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常年报道中国的抗战情况，并将河南大灾报道至国际。电影《一九四二》中亚德里安.布劳迪扮演的美国记者的即是白修德。

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

电影《一九四二》剧照，亚德里安.布劳迪饰演白修德

文| 白修德

摘自《追寻历史》

1939年4月10日，我所乘坐的飞机降落在长江之上，重庆，我来了。环顾四周，飞机跑道就是用石头铺砌过的河口沙洲，沙洲两边是奔腾的黄色河水，裹挟着亚洲腹地的泥沙，穿越一个个峡谷，朝大海而去。这条简易的飞机跑道只有在冬天与春天河水水位低时才能使用；夏天和初秋，西藏融雪，水位上涨会淹没机场。河上有一座步行桥，桥下的河水形成了旋涡，桥的另一端位于对岸灰色悬崖底部。悬崖高处是重庆的古城墙。

一着陆，飞行员就把我们赶下了飞机，让外面等候的乘客赶紧登机，登机完毕马上起飞，伴着轰鸣的引擎声，飞机转眼间就飞走了。飞行员知道，多在陆上停留一刻都有被日军巡航飞机发现，并遭受其攻击的危险。

我终于来到了一个战乱中的国家，而且是在其战时首都。此地位于长江上游，距离海洋1400英里，距离日军战线400英里。

中华民国的国家“政府”之所以把战地指挥所建在这个古老的城市中，是因为它控制着通往中国最大也最富庶之省—四川的入口。四川地理位置优越，朝西背靠亚洲屋脊，朝东以群山峡谷为障，占据了整个中国最肥沃的土地，它就是一个拥有5000万人口的亚热带内陆王国，可以自给自足，几乎坚不可摧、无法撼动。

1939年春，我抵达重庆，此时，日军已经占领了所有沿海城市（上海、广州、天津、北京)，整个华北地区，以及从汉口往下游所有长江流域城市。不过，汉口以西是难以穿越的峡谷，重庆就位于这些峡谷后方；这里就是个天然堡垒，中华民国政府将在这里指挥国民党完成整整6年的抗日战争。

战争爆发前，重庆有约30万人口。战争爆发后，有25万民国政府职员为躲避日军来到这里，这还只是我抵达之前的数据；从我抵达开始，直到战争结束，还会有25万政府工作人员来到这里；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外国人，从像波土顿这样遥远的地方而来，为该政府服务。这些政府职员从小生活在中国沿海城市，在那里的大学接受教育，习惯了电灯，习惯了有抽水设备的厕所，习惯了下水道系统，习惯了公交车、有轨电车，习惯了报纸和图书馆；他们的妻子习惯了厨房、浴缸、汽车、电影院和西药。这些现代化的东西在重庆是非常罕有的。举个例子，重庆只有一家电影院，这家电影院1940年放映的还是1936年的新闻影片。因此，这些避难者不仅仅是被迫远离沿海，深入内陆，还被迫远离现代，重回了落后的过去，这样落后的生活环境让他们非常恼火。就像纽约、波士顿、华盛顿最能干、最忠诚的高官被迫远离家乡，到遥远、落后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去抗击敌军一样。

在宋美龄领导「妇指会」的推动下，大批军衣缝製完成，送往前线。这项爱国活动成为中国妇女积极支援抗战的重要象徵

重庆是这个自治省份的首府；此刻，它跌跌撞撞，被拖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国民党政府的最高领导层，从搬到这里的第一刻起，就看不惯当地悠闲轻松的生活方式，认为要有严格的纪律才能适应战时艰苦严峻的政治活动。1938年末，鸦片被禁。在我抵达的四个月前，公共浴室也被禁了。公共浴室是众所周知的妓院，商人会在这里聚会饮宴，上菜空当儿，他们会步履匆匆地往返于蒸汽腾腾的浴室间，里面有女人为他们提供洗、搓、涂抹精油和其他服务。严格节制是战时改革的主题——很快，饮酒也被禁了。法律还明令禁止了传统婚礼的铺张浪费；随后，政府还打算用简单的火化取代同样铺张浪费的葬礼仪式。政府不但给所有黄包车、轿子发放了号码和许可证，还计划禁止人们在大街小巷吐痰。不过，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里，除禁止鸦片那一条命令外，其他法令根本执行不起来。尽管蜂拥而至的新来者正在一点点占据这座城市，充斥了它的大街小巷，但这一表象之下，古老的生活方式仍在继续，未曾改变。

崇高是我对这些避难政府官员的第一印象。他们可以如成千上万的同胞一样，选择留在被日军占领的沿海城市，受日本侵略者奴役。但他们没有。他们甘愿忍受重庆夏季令人烦躁易怒的烘热，以及冬季没有暖气的潮湿寒冷的室内；这里医疗条件落后，他们的孩子一旦患病，往往就会夭折——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愿屈服。

政府官员不是唯一宁愿反抗不愿屈服的。与他们选择同一条道路的还有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和大学教授，迫于战火，他们到重庆避难，在这里建立了临时校区。沿海许多小商小贩也来了，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致富，仅仅是出于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固执地想保住中国人的身份。紧随其后的是厨艺精湛的厨师，他们不愿留下服务敌人。在战争结束时，除了偶尔在巴黎、纽约吃到的美食外，全球真是没有哪个城市的美食能比得上重庆这里的了。高档餐厅的主厨们带着自己省份的特色菜肴，从福建、广东、上海、北京、湖北、湖南齐聚重庆。

我发现，所有这些人——政府官员、学者、军人、店主、厨师一都有着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浪漫情怀。现在再来看这段历史，你很难想象当时他们是多么值得钦佩。在战争结束时，通货膨胀令纸币一文不值，催生了腐败，美国的援助分离了国民党人与农民，国民党人满脑子想的都是与共产党的内战。此时的重庆已经被腐蚀到了内核。不过，在我刚到重庆时，拜访那些官员是会令人内心鼓舞的事。他们的孩子在政府办公楼前的台阶上玩耍，妻子在宿舍楼与办公楼间拉起绳子，晾晒湿答答的衣服。他们吃饭都在公共食堂，闲假时还会训练孩子躲避轰炸，等春天过去，雾气散掉，日军势必会展开轰炸，他们要让自己的孩子提前做好准备。

1940年的重庆市中心街头

每位政府官员每月的配给只有几袋米和一点点食用油。他们都住在政府提供的宿舍中，一家人只有一个房间，冬天只有炭火盆可取暖。刚刚迁至此地的政府几乎占用了重庆及周边的所有酒店、半现代化办公楼和校园建筑。随着逃难至此的政府人员越来越多，一些人不得不住进农村的简陋棚屋，这些棚屋是竹条编织结构，糊上泥，再用粉浆刷白。每天早上，最先响起的都是中华民国国歌，遍布城内各处的国民党人一同唱着，歌声中充满悲切：“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我每天早上都是在他们的歌声中醒来，后来，我把这些歌词翻译成英语，给西方朋友们看，他们都会被歌词中的严肃认真给逗笑，他们觉得这股子认真是滑稽的。这首歌的曲调虽然悲伤，但具有鼓动人心的神奇力量，每次听到，都会令我心潮澎湃。同样令我心潮澎湃的还有每天夜里城内各处响起的军号声，伴着军号声，中华民国国旗缓缓降下。

在他们身上，吸引我的不仅有他们为事业拼搏的精神，还有他们显而易见的美国化。

在亚洲，甚至在全球，你再也找不到重庆民国政府这样被“研究美国的学者”渗透得如此彻底的政府。而且，也没有哪个政府会如它一般被美国思想、援助和建议摧毁得如此彻底，非要找出一个，可能也只有越南南方共和国政府了。重庆民国政府的所有官员，无论男女，并不是被美国人征召，供其驱使了，是他们自己主动追求美国的思想和方式。半个世纪以前，传教士就已经开始扰乱中国的传统思想了；传教士建立的大中小学加深了美国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力；迫切渴望让中国现代化、西方化的奋斗者们，追求着美国的学问、技术和文化，仿佛美国掌握着一切生命的奥秘。

这种渗透是自上而下的，位于顶端的是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的夫人。蒋夫人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在她的游说下，蒋介石成为循道公会教徒。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曾就读于欧柏林学院和耶鲁大学，外交部长1904年毕业于耶鲁，教育部长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立法院长孙科博士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及加州大学学位。情报部长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中央银行行长、后来成为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是1915届哈佛毕业生。除他们之外，重庆政府中还有不计其数的官员曾留学美国，从卫生官员到盐政官员再到外贸官员。该政府的驻外使节更是如此，基本都毕业于常春藤盟校；驻华盛顿大使曾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驻伦敦大使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驻巴黎大使顾维钧不仅有三个哥伦比亚大学学位，还担任过该校校报编辑，如今他又多了一份骄傲，他的儿子进入了哈佛大学校报《哈佛深红报》编辑部。我的哈佛学历在这里比在波士顿要管用得多。后来，我还在这里组建了一个中国哈佛校友俱乐部，哈佛毕业生在蒋介石重庆政府高官中占比之重，是他们在约翰·F.肯尼迪华盛顿政府高官中都达不到的。

当然，现在再回头去看，才会发现这一切就是场大悲剧。在这里待了一年多，我才发现，这个“国家”政府中所有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中国高官都与自己国家的人民严重脱节，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国民，甚至都不了解脚下的这座古城，因此根本无法帮助我了解中国真正的现状。除了蒋介石以外，这批人无论生活、做梦、思考、交流用的都是英语。

蒋介石是这个政府中非常地道的中国人。我对他，一开始是尊敬和钦佩，然后是同情和怜悯，最后是鄙视和不屑。蒋介石不会说英语，也看不懂英语，他出生于一个盐商家庭，幼年丧父。现在回忆起来，蒋介石选来装点自己政府门面的研究美国的学者们就像一个现代的电子系统操纵板。按下按钮就有光闪烁。但操纵板背面的电线并没有与外界相连，开关板也并没有与操纵系统相连。后来，为帮助蒋介石政府，美国来了一大批顾问、援助专家和军事专家，在终于发现这个开关板压根儿不起作用时，他们都爆发了激烈但无力的愤怒。只有少数美国人可以见到蒋介石，绝大多数都会被拒之门外，只能看到蒋介石政府大楼外的石墙；两个哨兵把守着入口，门外一条蜿蜓曲折的道路通到山上，在山上突然转向，消失不见了。它消失的地方就是中国另一个“政府”的诞生之地——这个“政府”控制着前线的军队，有必要时也会与军阀结盟，这个“政府”通过几条现代化的公路，深人了农村、城镇，在那里创立了保甲制，为真正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鲜有美国人能理解这个“政府”，它诞生在美国化中国官员的管辖范围之外。但也鲜少有中国人能理解一大票美国顾问所带来的美国体制。蒋介石邀请这些顾问来帮助自己的政府，因为他认为美国人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和技术，可以直接移植到他的政府中，又不会改变其政府原有的东西。

数年后，美国顾问体系将在中国发挥神奇的作用。从那时开始的35年中，我亲眼见证了美国顾问和美国间谋如何像幽灵一般遍布全球，他们在拯救一些国家的同时，也在摧毁另一些国家。重庆正是我这趟观察之旅的开端。

陈纳德

简言之，在来到重庆的第一个夏天，我受邀参加了一场美国顾问的晚餐聚会，他们每晚都会相聚在循道公会布道所，享用美式晚餐。已从美国陆军航空兵团退役的克莱尔·陈纳德上校是其中很资深的一位，他是一个沉默寡言但彬彬有礼的人，时任重庆政府航空顾问。他当时致力于重组国民党的空军。陈纳德绝不会在空袭中躲避，他会仔细观察逼近的敌机，研究日方编队，就像足球教练研究下一个对手的比赛影片一样。通过这一研究，他找到了日本零式战斗机（JapaneseZero)的优缺点——具有高度机动性，但动力不足且炮击不准。他发现，相比之下，美国新的P-40战斗机在飞行高度及速度，还有打击精确度方面表现更佳，该型号战斗机采用的是平台装置式机枪。如果将它投入战场，美方应该采取的策略是，让它保持高于日本零式战斗机的飞行高度，在对方从自己下方通过时，从上方发动突袭。不久，这一策略的正确性就得到了印证。除他以外，重庆政府中还有一位无军方背景的航空顾问威廉·兰霍恩·邦德(Wiliam LanghorneBond)。在他的教导下，我学会了如何根据炮弹破空的尖啸声识别炮弹类型，更重要的是，学会了观察敌机：如果发现远处出现敌机，找根电话线杆，站到它后面观察，如果敌机的飞行路线平行于电话线杆，且沿杆向上，那么就要赶紧找地方躲避；如果它的飞行路线与杆不平行，那么它的炮弹就不会击中你。和我们一起用餐的还有好些金融顾问；他们格外严肃地讨论着中央银行系统和税制的问题，讨论后的建议会逐级传达给蒋介石。我对经济学家的不信任很可能就是从当时开始的：他们将现代中央银行系统教给中国人，让他们知道中央银行如何印刷钞票；知道这些后的中国政府兴高采烈地照办了，最终结果却是纸钞贬值，几成废纸。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像教一个青少年如何注射海洛因一样。

要说在这个美国顾问团中谁最风趣幽默，那就非“奥斯本”(Osborne)莫属了。他自称“奥斯本”，全名是赫伯特·O.雅德利(Herbert O.Yardley),据说是个皮革商人。他是“一战”时期美国密码学及密码破译部门的创始人和奠基人，该部门后来发展成为国家情报局（NationalIntelligence Agency)。奥斯本—雅德利在重庆担任的是蒋介石政府的技术员，负责拦截日方无线电电报，并破译其中的密码，他的这一工作也为后来美国海军“二战”期间的密码破译工作奠定了基础。当时，美国的战略情报局尚未建立，中央情报局（CIA）的诞生就更晚了。

不知为什么，“奥斯本”很喜欢我。他是个幽默十足、热情满溢的人，而在他热衷的事物中有酒、赌博和女人。与我成为朋友后，他决意要教会我玩扑克，教导方式是，让我站在他身后，观察他如何用双手扫荡牌局。在他看来，性也是我应该了解的，他在自己家里办了一场宴会，邀请了好些人间尤物，想以此说服我尝尝女人的滋味。我并不愿意，在波士顿形成的观念仍牢牢扎根在我心中。他教了我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从其他美国顾问或学者那里没学到的：遭遇空袭应该怎么办。雅德利的理论是：如果炮弹从上方直接命中你，那你必死无疑。据他说，空袭中的主要危险因素是被震碎的窗玻璃碎片，因此，在听到防空警报时，你应该先喝一杯，然后躺到沙发上，用两个枕头盖住自己—一个盖眼睛，另一个盖腹股沟。玻璃碎片可能会伤到这两个重要部位，二者中无论伤到哪一个都会令你生不如死。在原子弹出现前，这一建议对地面工作人员来说是非常实用的；我个人就采纳了这一建议。雅德利对我格外友善，一如蒋介石重庆政府中的许多长辈对我一样。

重庆轰炸中会出现几米高的巨大火焰，是九八式7型6号燃烧弹造成的，这种炸弹落地后，内部的铝热剂起火，让17.8公斤的铝合金迅速燃烧爆炸，产生2000-3000度高温，能烧透20厘米的混凝土

在蒋介石政府的美国顾问团中，我是等级最低的，几乎没什么存在感。23岁刚刚毕业的我毫无经验，之所以能被这个美国化的中国政府接受，获得中国宣传部顾问的头衔，全凭常春藤盟校毕业生的身份。不过这份工作我完全搞砸了，我根本不知道这份工作要做些什么。没人可以为我解释。如果按照标准的社会主义说法来说，在当时那个追逐潮流的年轻自己眼中，我是个“反法西斯斗士”。不过事实上，蒋介石政府聘请我只是为了操纵美国舆论。美国对其抗日的支持是该政府幸存的希望；要得到支持，左右美国媒体至关重要。该政府认为欺骗美国媒体是必要的，只要能说服美国相信中美之未来在于联合抗日，那么一切手段都是必要的。这是1939年我来到重庆时，蒋介石政府所采取的唯一的战争策略，我的工作就是不惜利用谎言来践行这一策略。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负责监督“中国新闻委员会”的新闻特写报道。政府给我的月薪是400元（中国货币），按当时的外汇折算，相当于65美元；我还可以自由接政府以外的活，只要我发表的内容是有利于中国抗日事业的就行。

刚到重庆的头几周，我住在一处布道所中；后来，意料之中的轰炸来袭，布道所被炸毁了，我就搬进了位于新闻委员会办公室楼下的政府宿舍，与好几个中国人同住，早饭和午饭都在政府食堂吃。后来，随着越来越多重庆建筑被轰炸摧毁，国民党政府宣传部在其后院为外国记者建了一个媒体招待所，我与其他新闻记者一同搬了进去。

没过几周，所有人都发现我是个业余记者。我属下那六个负责撰写新闻特写的中国职员说得一口不逊于我的流利英语，他们的年纪都介于30-40岁之间，曾担任过沿海城市英语报纸的记者，是非常能干的新闻工作者，如今拿着只够糊口的工资为政府工作完全是出于爱国主义。年仅23岁的我要负责指挥他们撰写报道，并对他们的报道进行编辑。我并没有他们对自己政府的那种热爱与忠诚，他们的政府对我来说是个谜。我辩证地研究着这个政府；我努力为美国媒体提供在此工作期间能够挖掘出的所有信息，无论多么微小。对我来说，好的报道就是好的报道，与它是不是好的宣传无关，而我的客户是迫切需要新闻的外国新闻记者，无论是常驻重庆的，还是途经重庆短暂停留的。他们都是被派遣到这里报道战争的战地记者，每天都得有新闻上交，但真正的战场位于下游数百英里远的地方；从这里到前线要一周的时间，从前线回来还得要一周。无论多小的悲剧都会成为他们的报道素材，没有什么是他们不报道的；中国记者也是如此，不过，在中国报纸上是无法看到当下真实战况的。在翻译军政部午夜发布的战报时，有些特殊行话是必须迅速掌握的。日军绝不能叫日军，要叫“倭寇”。在战报中，日军永远不会“袭击”，他们的军队都是“鬼祟潜行”（这个词是用来形容深更半夜劫匪的行为的）。1938年，日军成功占领汉口，将侵略战争推向了高潮，这么重大的新闻，一周后才在重庆公布，说法还是“汉口发现敌军踪迹”。国民党军队只要撤退就会被报道成：我军参与了一次“重大的战术性侧翼包抄行动”。日军新占领了一座城市或乡镇就会立刻被报道成：“我军已成功诱敌，令敌军进入了”布置在刚沦陷城市的“陷阱”之中。如果前线打了场小胜仗，报道结尾都是中国军队缴获武器无数。

重庆大轰炸期间，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也要经常跑防空洞

此类新闻让外国媒体很失望。某些外国记者是可以操控的。比如娶了中国老婆的美联社代表，一个叫戴恩（Dane)的年轻人；还有本来就是中国人的路透社驻华总编；其他媒体也派遣了忠于中国政府的驻华代表。这些人是中国政府提供什么就报道什么。当然也有无法操控的，排在最前面的两个，一个是年轻的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Robert Marin),一旦情绪来了，他能写出极其优美的诗句；另一个是《组约时报》的F.迪尔曼：德丁（F.Tillman Durdin),在报道亚洲的外国记者中，他是顶尖之一，非常正直，就连中国政府官员在对他说谎时都会胆战心惊。最好操纵的记者都是些名人，经验丰富，是大型英美报社中突然崛起的新星，他们飞过来，待四天，就能发回关于抗日战争及中国抗战精神的通讯稿，稿件中充斥着他们的主观臆断。在我担任政府宣传人员的短暂生涯中，遇到他们是我最大的幸运，让我认清了很多东西；一个外国记者，到重庆的当晚就获得了政府的宴请，整整四天都沉溺在杯盏之中，往往是酒还没醒，就东倒西歪地去赴另一场宴会了，他们的通讯稿都是我在新闻委员会的办公桌上代笔完成的。

短短几周，我就被降了级，丢了主编的职位；负责人非常委婉地告诉我，我文章写得非常好，亲自去写新闻特写报道才不浪费才华。这样做不仅“顾全”了方方面面的“面子”，还提供了更适合我的职位，从这段经历中，我也学到了很多虚实混杂的传奇人物报道方式。

作为国民党政府内部的“知情者”，记者们都很不客气地要求我提供真实信息，好丰富军方公报中难念又简短的地名，写出正儿八经的报道；合众社记者每天至少要凑够一组不少于500字的电报；路透社是每天至少两千字，无论有没有新闻发生。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我真是绞尽了脑汁。有一次，中国报纸上一则短讯吸引了我的目光：在浙江省的某个地方（后来被日军占领），一个叫蔡黄花（音)的中国女性，朝日本军人聚集的戏院扔了一颗手榴弹，杀了许多日本军人，自己活着逃了出来。我在翻译“黄花”时用了字面意思，因此她成了游击队队长“金花”（Golden Flowers)蔡女士，她是一个高大强悍的女人，是一群抗日勇士的领袖。我把这则报道稍微充实了一点，引起了所有外国记者的兴趣，德丁是其中唯一的例外。这些记者所在报社总部要求他们为这则报道配上照片。我在新闻委员会的同事帮忙找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她年纪轻轻，身着军装，腰上别着两把手枪。这张照片让她成了“别枪的金花女士”。这些记者想要更多信息，新闻部门就不断、不断、不断地提供。好几个月，我一直在提供关于这则报道的新闻素材，“金花”蔡也成了仅次于蒋介石夫人的抗战女英雄。这些故事送到美国，经过重新编辑，她的英雄壮举成了传奇。三年后，也是我离开中国政府新闻部门很久以后，《美国周报》（现已不存在）给她做了整版的头版报道。那时候，我暂任纽约《时代》周刊的远东主编，有人提议《时代》重新再做一次这个报道，逼得我不得不跳出来反对，并承认这个虚假报道就是从我这儿开始的。

我的更多功夫都用在了报道影响广泛的混乱时局与战争悲剧上，因为这与记录历史有关，也将记录历史与新闻工作联系了起来。我写了很多关于难民及其悲惨遭遇的报道。全国赈济委员会声称自己有统计数据，并解释说：这些数据显示了，自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到1938年汉口陷落的14个月间，该委员会多次进出难民营，为难民们提供了约2500万顿饭—一饥饿的难民可以迈着吃力的步子，到临时避难所排队领取米粥和其他食物，每人每天最多能领到两顿。请注意，他们的数据是2500万顿饭，而不是2500万人。一些人拿到我的报道后断章取义，把这个统计数据错误地解读为，在中国抗日战争刚开始的那几年，有2500万人逃离日本侵略者。这个数据通过电报传到了其他国家，并定格在了各媒体的资料库中，印刷在了杂志文章中，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关于中国战争的学术著作中。该数据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如今的我才明白，永远没人能知道日军侵华给中国带来了多深远、多广泛的影响，这将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选择逃离而非屈服的中国人可能有200万，也可能有500万。不过，被白纸黑字印刷在绝大多数历史书中的数字是2500万。

1939年8月，重庆一间教会学校被全部炸毁，两位女老师站在废墟中

中方对美国的新闻报道极其敏感。某些通讯稿会被新闻审查员拦截，翻译成中文后交给蒋介石亲阅。任何要发往美国的通讯稿，只要出现任何蒋介石政府部长的名字，该部长都会接到电话通知，并有权扣下该稿件，决定是否允许其发送。这些新闻审查员与我住在同一栋政府宿舍中，两人负责日间审查，一人负责夜间审查。我和他们三个都是朋友，我们会一起吃饭、喝酒、玩乐。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也住在这栋脏乱的宿舍中，夜间审查员每次遇到不知该不该清理掉的通讯稿时，都会直接拿去给副部长。

我的房间旁边就是厕所，只隔着一堵薄薄的竹墙，偶尔夜里还能偷听到他们内部的审查对话。这位副部长有长期便秘的困扰，不过，作为一个体面人，他不会因自己的三急而耽误其他工作人员白天的工作，所以总要等到深夜去排便，一蹲就是一个小时，非常痛苦。当他在隔壁狭小的厕所隔间内顺应自然召唤时，我常能听到薄墙后传来的抱怨声、申吟声，甚至是啜泣声。有时候，夜间审查员会拖着沉重的步伐，拿着打算发到美国的通讯稿，跑到楼上，站在厕所门外，用英语念给他听，他一边听，一边仍蹲在厕所里痛苦地呻吟。念完之后，他们会用中文大声讨论，我只能听懂其中个别的中文词。可怜的副部长会与夜间审查员一起，考虑这份通讯稿将如何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然后共同判定，自己是否有权批准发送这份通讯稿，如果无权，他们会通知这位重要的外国记者，这篇通讯稿必须获得他们上级的批准才能用电报发到美国去。他们不是故意要欺骗美国，他们只是在为自己的国家服务。许多情况下，他们只是在欺骗自己，他们质疑的不是该记者对中国的友好，质疑的是他的准确性。他们会隔着一道厕所门问对方：“你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他们自己对自己国家的情况都不清不楚的。他们并不知道中国当时正在发生着什么。没人知道。他们和我一样，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都在为我们所以为的抗日指挥所服务；其实，我们都一样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