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分岔，细思恐极

来源: 最爱历史    作者: 朱兆一

今年春节期间，我和几个好友相约走访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奥地利、捷克和匈牙利三国。

我们一行沿着哈布斯堡家族的遗迹漫游，当置身于维也纳美泉宫金碧辉煌的厅堂时，一幅特殊的展品吸引了我的目光：一卷十八世纪的敕令卷轴，上面用德文记录着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与波希米亚女王玛丽亚·特蕾莎颁布的一条法令。

据讲解员介绍，这是1760年代特蕾莎女皇推行义务教育的诏书，规定帝国境内6至12岁的儿童必须入学接受基础教育。卷轴上的文字依稀可辨，字里行间透露出这位女君主欲“开启民智”、提高全民素养的坚定决心。

▲玛丽亚·特蕾莎。图源：网络

然而，站在美泉宫展厅里，我不禁联想到大洋另一端几乎同时代发生的另一幕历史场景：

首先是康熙年间，西方传教士便已将欧洲最新的科技成果带入了中国宫廷，康熙皇帝本人也对西方天文学、数学和机械技术表现出浓厚兴趣，但他严格限定这些知识仅供皇室和朝廷官员研究使用，从未允许民间广泛传播和学习，深恐民众“开智”后对统治带来不利的影响。

其次到乾隆晚年的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遣使马戛尔尼远涉重洋，给乾隆帝献上蒸汽机、织布机、战舰模型等工业革命最新成果。这些象征西方先进科技的礼物最终却未能引起乾隆的兴趣。据史料记载，乾隆不仅将马戛尔尼使团奉上的奇巧装置悉数封存于圆明园库房，而且谕令不许身边人过问研究，视其为“奇技淫巧”，不值得大清效仿。乾隆帝在给英王的复书中傲然声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根本无须借助外夷之物。这种态度的背后，是清廷对待新知和科技的一种刻意封闭。

一边是女皇在宫廷中颁布法令推动平民识字，一边是皇帝将世界最先进的机器束之高阁禁止问津。同处18世纪启蒙时代的东西方帝王，为何会在“开民智”这一问题上做出截然相反的选择？

美泉宫卷轴与圆明园封箱，仿佛成为两个帝国文明走向分岔的隐喻：前者开启启蒙之路，后者陷入蒙昧之途。代表西方帝制的特蕾莎女皇和东方帝制的乾隆在权力结构与思想政策上到底有什么样的显著差异，又如何影响了各自文明的兴衰走向？

▲乾隆皇帝。图源：网络

一、特蕾莎的“开明专制”与乾隆的“维稳式蒙昧”

玛丽亚·特蕾莎的教育改革并非单纯出于慈善，而是有其深刻的权力考量。

首先，在宗教与王权的博弈中，她希望借教育削弱教会对民众思想的垄断。

18世纪中叶之前，哈布斯堡领地内的教育主要由天主教会（如耶稣会）掌控，教会不仅教授宗教，也在基层社会拥有巨大影响力。特蕾莎逐步推行世俗化教育：1773年耶稣会在欧洲被取缔后，她没收了教会财产，用于兴办公立学校，务求将启蒙知识传播至平民子女（这一举措也削弱了教会经济基础和影响力）。

通过建立国家主导的初等教育体系，哈布斯堡皇室意在夺回对“民智”的解释权，将臣民培养为忠于王室、服从世俗法治的顺民，而不再完全听命于教会。这在客观上削弱了罗马教廷的影响，强化了君主对思想领域的控制。

其次，军事和经济的压力倒逼哈布斯堡推行教育改革。

玛丽亚·特蕾莎曾经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对新兴普鲁士王国的强大印象深刻。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治下，国家行政效率和军力源于其父辈实行的官僚改革与国民教育。为了不在强敌环伺的欧洲列强竞争中掉队，奥地利迫切需要提升人口素质，培养合格的士兵、军官和公务人员。英国《大英百科全书》的分析指出，18世纪经济结构的变化要求奥地利提供更良好的受教育劳动力，而旧有教会教育已无法满足这一需求。

因此，1774年的义务教育令从国家战略出发，试图以启蒙理念塑造勤勉守法的臣民，改善帝国的人力资本储备。正如历史学者所评价，特蕾莎的教育改革“植根于启蒙思想，但其深层动机仍在于满足专制国家治理的需要”，因为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要求培养新的官员、军事和外交人才。

最后，欧洲封建契约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君主的“开明”举措。

在欧洲政治文化中，君主的权威并非高高在上无法制约，国王需要与贵族、市民阶层保持某种权力平衡。特蕾莎女皇在登基之初就曾向匈牙利等地的贵族议会承诺维护其特权，以换取对哈布斯堡王室的忠诚支持。这种君臣间的默契与契约，使君主更倾向于以提升公共福祉的方式巩固合法性。推行教育、兴办学校在当时也是君主展示仁政、争取民心的手段之一。因此，特蕾莎的义务教育令既有利于强化国家机器，又可以被视作王权与社会各阶层“统治交易”的一环：皇室提供知识惠民，臣民回报以顺从和效忠。

与哈布斯堡的改革冲动相反，清朝乾隆帝对待民智的态度更多是出于维持统治稳定的考虑。

首先，绝对君权下的统治逻辑使皇帝本能地防范民智开启对其权威的挑战。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中，皇帝被视为“天命”所归，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正当性。自秦汉以来中央集权体制逐步确立，皇权几乎不受制度性掣肘。乾隆时期，清朝皇帝权威达到顶峰，他个人即国家意志的化身。

正因如此，乾隆对任何可能引发臣民独立思考、质疑正统的事物都保持高度警惕。他强调以儒家正统学说教化百姓，同时严格限制思想言论。乾隆在位六十年间所制造的文字狱案件高达130余起，远超前代总和；据统计，清代查禁的“违碍”书籍数量是明代的十余倍。频繁的文字狱和书籍查禁说明，乾隆视“愚民”政策为维系纲常与社稷稳定的重要手段，担心民众一旦“开智”将不再驯服，甚至危及皇权根基。

其次，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的隐忧也使清廷对新思想、新技术格外排斥。

清朝的满族皇室以少数入主中原，为防范民族矛盾和反清思潮，往往对思想启蒙和异端学说采取高压政策。例如，清初雍正年间震动朝野的吕留良案，乾隆朝修纂《四库全书》过程中大量销毁禁书，都反映出清政府对涉及“华夷之辨”或反清倾向言论的零容忍态度。

一些西方传教士早在康熙朝便将欧式火炮、天文仪器等西学“奇技”传入中国，但清廷对此始终心存戒备，只允许在皇室和钦天监等有限范围内应用，不允广泛传播。而当18世纪末英国人以正式使节身份带来更加系统的西方科技时，乾隆的警惕更有过之。他将马戛尔尼船队献上的蒸汽机、纺织机等工业器械统统贴上“奇技淫巧”的标签，加以封存。

清廷档案记载，乾隆帝将英国视作与朝鲜、琉球无异的藩属小国，其所进贡的礼品不过“奇技淫巧”之物，我中华天朝物产丰盛，无奇不有，中国并无必要与西洋小国通商贸易。这种“天朝上国”的心态折射出清统治集团的封闭与自矜：他们宁可维持既有的朝贡体系幻觉，也不愿承认外部世界的新知识可能更胜一筹，更不敢让普通百姓接触这些新知，生怕由此引发思想上的震动。

通过上述比较可知，正是出于巩固权力的不同逻辑，特蕾莎女皇选择以开明方式提升国民素质，而乾隆皇帝则倾向通过压制民智来维持既有秩序。这种迥异的执政动机，直接影响了两国此后在文明发展道路上的分野。

▲伏尔泰。图源：网络

二、从特蕾莎与乾隆推导东西方帝制的结构性差异

为更深入理解上述现象，有必要比较中西帝制在权力架构上的本质区别。以下表格概括了清代中国与以哈布斯堡王朝为代表的欧洲帝制在几个关键维度上的差异：

维度

中国帝制（以清朝为例）

欧洲帝制（以哈布斯堡为例）

权力来源

“君权神授”的天命观，皇权无实质制衡

“双头鹰”结构：王权与教权并立，君主受宗教和贵族牵制

统治合法性

武力开国 + 世袭血统，依赖王朝传承

血统继承 + 契约协议，需贵族/议会承认和参与

社会控制策略

裹挟士大夫实施愚民政策，科举限于儒学经义

强调实用理性，推广教育提升国力，以知识富国强兵

首先是东西方权力制衡机制的异同。

中国自秦朝废分封、设郡县以来，中央皇权逐步摆脱了贵族阶层的掣肘。到明清时期，君主专制达到极致：明太祖废丞相、清朝设军机处以便皇帝直接控制决策，皇权高度集中。清代皇帝的权威几乎不受制度性限制，既无独立的宗教势力可以约束（皇帝兼任国家祭祀教化的最高领袖），也无类似议会的政治机构能对皇权进行有效监督。

相比之下，欧洲的君主传统中一直存在多元制衡力量。

中世纪时罗马教皇曾多次与皇帝分庭抗礼，甚至有教宗宣布废黜皇帝的先例（如11世纪教宗格里高利七世对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的绝罚事件，迫使后者在卡诺莎城下领罪）。尽管至18世纪时教皇权威已大不如前，但教会仍掌握社会道德话语权，让君主有所忌惮。此外，欧洲封建体制保留了贵族和自治城市的世俗权力空间。哈布斯堡统治的多民族帝国内，各地传统的等级议会（如匈牙利议会、波希米亚议会等）在某些时期能够对赋税、征兵等国政发表意见，甚至拒绝配合。这使得皇帝在推行政令时需要顾及精英阶层的反应，不得不采取更为协商和开明的统治术。

其次是精英阶层的角色差异。

中国的政治精英——士大夫阶层是通过科举考试从平民中选拔出来的官僚。他们的荣辱进退完全系于皇恩，一旦入仕便成为皇权意志的执行者。清代不少士大夫奉旨编纂书籍、钳制舆论，例如纪昀奉乾隆敕命总纂《四库全书》，其间筛毁“悖逆”书籍数千部，以儒家正统标准清洗文化典籍。科举制度虽然培养了文史素养，但八股取士模式局限于四书五经，使士人思想高度统一于官方意识形态，缺乏独立批判精神。

总体而言，清代士大夫更多扮演皇权助手的角色，对皇帝旨意鲜有公开抗衡之举。

而在欧洲，封建贵族和新兴市民阶层则是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拥有土地、领地和武装力量（贵族私军或自治城市民兵），在历史上不乏与君权抗衡的实例。例如13世纪英格兰贵族曾武装施压迫使国王签署《大宪章》，限制王权滥用征税和拘捕的特权；17世纪英国和法国也发生过贵族、市民反抗王权的内战和骚乱。

即便进入近代，哈布斯堡帝国的贵族仍掌控军队高层和庄园经济，城市资产阶级影响国家财政贸易政策。君主若一意孤行，可能招致精英阶层的联合抵制乃至叛乱。因此欧洲帝王往往通过赐予封号特权、召集帝国会议等手段，来寻求统治集团内部的合作平衡。这种多元权力中心的存在，使思想和知识有更多独立流通空间，精英群体也更愿意倡导或接受改革来提升自身地位。

最后是宗教与思想控制上的显著差异。

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家和基督教分别在中西帝国中扮演着双刃剑的角色。清朝统治者将儒家学说定为唯一正统，不容异端。儒学原本包含教化治理的理性成分，但在高压环境下逐渐异化为维护皇权的工具。

乾隆朝多起文字狱往往源于学者无意间犯忌，哪怕只是文辞中稍有牵强附会的不敬隐喻，也可能招致杀身祸。此种高压政策固然在短期内杜绝了思想上的不稳定因素，却也扼杀了学术和创意的多样性。

反观欧洲，宗教曾长期主导教育和思想，但宗教本身在近代经历了裂变。16世纪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将《圣经》译成德文广泛传播，“因信称义”的新教教义冲击了教会对于知识的垄断地位。此后，新教国家兴办平民学校，鼓励信众读经识字，提高文化水平；而天主教国家也不得不应对宗教改革带来的思想冲击。

再加上启蒙运动兴起，伏尔泰、卢梭等思想家公开抨击迷信与专制，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在欧洲社会日益传播。尽管教会有时仍实行审查（如伽利略因日心说遭宗教裁判所责难），但思想多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对于哈布斯堡君主而言，既要面对教廷的保守影响，也要应付启蒙理念在知识界的涌动，只能在传统与改革之间寻找平衡。例如特蕾莎女皇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即颁布宗教宽容令、解散部分修道院，以国家理性削弱教会过大的权力。总体而言，西方帝制因宗教的分化和世俗思想的崛起，孕育出相对开放的知识环境，远非清朝那种单一儒家意识形态所能比拟。

▲北京故宫。图源：图虫创意授权

三、维也纳的咖啡馆与清朝的鸦片烟馆

历史发展验证了两位帝王选择的后果。

特蕾莎女皇开启的全民教育在此后一个世纪为奥地利帝国积累了深厚的文明韧性。1774年义务教育法令实施后仅数十年间，哈布斯堡政府就在乡村地区新建了500余所学校。到19世纪中叶，奥地利尤其是其德语核心地区的识字率有了显著提高，接受基础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形成了蓬勃发展的市民社会。

维也纳的咖啡馆里聚集着思想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人们讨论学术、哲学与政治时事，孕育了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哈耶克等蜚声世界的学术巨匠。即便哈布斯堡帝国在1848年前后经历革命浪潮冲击，帝国内部民族矛盾重重，但得益于“开明专制”时期打下的社会基础，奥地利最终通过1867年的君主立宪妥协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转型。

与其说哈布斯堡家族因一战败局退出历史，不如说维也纳作为欧洲文明重镇早已融入现代世界——法国式的断头台剧变并未在奥地利上演，这个帝国得以在相对稳定中缓步迈向近代化。

▲莱因霍尔德·沃尔克《Café Griensteidl》，描绘19世纪维也纳的咖啡馆。图源：网络

反观清朝，乾隆一朝因循守旧的政策为其后的积贫积弱埋下伏笔。

乾隆之后的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的清帝国错失工业革命良机，国力相对西方急速滑坡。内部有白莲教起义等民乱频发，财政和军备每况愈下；对外则仍拘泥于“天朝上国”的旧式外交体系，对世界局势变化置若罔闻。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骤然爆发时，清军无论武器装备还是战略理念都远逊于西方对手，很快惨败于英军的新式炮火之下。这场战争直接暴露了清帝国的积弱积弊，也象征着东方古老帝制在工业时代面前因闭目塞听而酿成的悲剧。战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从“天朝”坠入半殖民地的屈辱境地。

值得玩味的是，与乾隆同时代的英王乔治三世虽然失去了北美殖民地，但英国凭借工业革命迅速崛起为“日不落帝国”，雄踞世界强国之首近百年。清朝统治者一直醉心于天朝幻梦，不思变革，不仅未能如奥地利般自我革新，反而在列强坚船利炮的撞击下才仓促启动“师夷长技”的维新自救，其代价是空前沉重的民族危机。

历史的巧合中也蕴含着耐人寻味的隐喻：19世纪的维也纳，以琳琅满目的咖啡馆文化享誉欧洲，成为启蒙思想和艺术创意的温床；而19世纪的中国却陷入鸦片烟雾弥漫的困局，无数国人沉溺于麻醉性的快感难以自拔。两大帝国截然相反的走向，在特蕾莎女皇宣布教育改革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注定。

结语

特蕾莎女皇与乾隆皇帝两百多年前的抉择，至今仍值得后世深思。清朝闭关锁国、禁锢思想的教训昭示我们：掩盖矛盾易，解决矛盾难，一个因循守旧的帝国或许可以苟延残喘一时，却无法永远拒绝变革的浪潮。

一个社会的进步与活力，取决于执政者是否尊重知识、拥抱开明，也取决于其制度能否形成健康的权力制衡和自由的思想流动。

特蕾莎女皇和乾隆皇帝所代表的两种道路，最终开出了截然不同的文明之花——前者启蒙，后者蒙昧；一念之差，引领两个世界走向了分岔的未来。历史证明，绝对的权力往往滋生绝对的蒙昧，唯有权力制衡与启发民智，方能真正孕育出文明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