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自主限关的茶禁政策

作者: 贾小兵

无论是“闭关锁国”，还是“自主限关”，它都是明清两代专制统治者独裁做出的决定——“闭关锁国”是皇帝的独裁，“自主限关”也是皇帝的独裁。所谓“自主”，是作为统治者的皇帝自主，而被统治者的民众只能乖乖服从。明初的茶禁政策是明代自主限关下茶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明代的茶叶生产及其流通具有深远的影响。

朱元璋主要关心的是建立并永远保持一家一姓的专制统治，他不关心经济的发展。朱元璋对臣民的控制，超过了历朝历代。明代政府不仅没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没有创造发展经济的条件，而且积极反对介入商业活动。为了维护政权，明代颁布了锁海与禁耕的禁令，不惜妨碍经济发展。

明初，太祖朱元璋扫除元蒙的残余势力，重建封建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为了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需要有强大的军队，而战马是当时重要的军需品，正如明人夏言所说：“国之大事在戎，戎之大用在马”。
当时的汉族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不产马匹。因此，必须向藏族地区输入战马。藏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藏族地区以畜牧经济为主，盛产马匹。
“西番之人，资生乳酪，然食久气滞，非茗饮，则亦无以生之。番饶马而无茶，故中国得以摘山之利，易彼乘黄。”

所以，茶马贸易是汉藏之间传统商业往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洪武初年，明朝政府“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这些设于陕西、四川等地的茶马司，是明朝政府管理、经营茶马交易的机关，专与藏族进行茶马贸易。通过这一贸易，明朝政府取得优良的马匹，源源不断地供给自己的军队，增强了军事实力。而藏族人民取得茶叶，以满足他们日常生活的必需。

明初的茶马贸易，不仅仅是为了取得战马，而且还有更重要的政治意义，这就是为了“壮中国之藩籬，断匈奴之右臂，其所系诚重且大，而非可以寻常处之也”。

通过茶马贸易，增强汉藏之间的政治团结，“行其覊縻之道”，以强固明朝政府之“藩籬”，从而孤立蒙元贵族的残余势力，巩固明朝初建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所以，明朝政府必须把茶马贸易控制在自己手中，实行官府的垄断经营。
明朝为了垄断茶马贸易，必须运用封建国家的政治力量，颁布茶禁法令，制订有关的经济政策，严禁私商贩运茶叶与藏族进行贸易。据《明会典》记载：“洪武三十年诏：榜示通接西蕃经行关隘并偏僻处所，著拨官军严谨把守巡视。但有将私茶出境，即拏解赴官治罪”。当时对茶叶走私出境罪，处置极严。“在太祖高皇帝曰：私茶出境者，斩。关隘不觉者处以极刑”。

为了防止私茶流入藏族地区，又禁止民间蓄茶，规定每户茶叶“所蓄不得过一月用，多皆官卖”。同时，又严禁茶户私卖茶叶，“小园茶主将茶卖与无引由客兴贩者，初犯笞三十，仍追原价没官，再犯笞五十，三犯杖八十，倍追原价没官”。茶户生产的茶叶必须卖给政府准许贩茶的有“茶引”的商人。明朝政府制订了如此周密的法规和政策，企图把茶叶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以达到官府垄断经营茶马贸易的目的。

尽管如此，茶叶的走私活动仍然十分猖狂。这是由于当时将茶叶贩运到藏族地区能够获取极高的利润。西藏“俗贵茶，中国携茶与之，即以金赠，虽一手掌茶，可博金一握”。走私商人在巨额利润的引诱之下，往往置明朝政府的禁令于度外，纷纷违禁走私。正如明人杨一请所说：“茶禁愈严，则茶利愈厚，利之所在，趋者澜倒，伺便而发，乘除而动者，难保必无”。

另外，在走私商人中还有少数明朝政府的贵戚，他们视政府禁令为儿戏，以权谋私，肆无忌惮地践踏政府法令，一股劲地干着走私茶叶的勾当。于是乎，上行下效，使得茶叶走私活动猖狂一时。如洪武三十年，“私茶出境，三市者少，马日贵而茶日贱，启番人玩悔之心。……边吏失讥，私贩出境，惟易红缨杂物。使番人坐收其利，而马入中国者少，岂所以制戎狄哉！”从而，使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蒙受重大的损失。

朱元璋认为必须对走私活动进行严厉的打击，而不能使茶禁法令成为一纸具文。他下谕户部指出；“贩鬻之禁，不可不严”。同时又派遣佥都御史邓文铿等官员巡察西川、陕西等地走私情况。但是，在走私活动中最为猖狂的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的“爱婿”——欧阳伦。

当时，一般走私者私贩茶叶，“包藏裹挟，不过四五斤、十斤而止，行则狼顾鼠探，畏人讦捕”。而身为驸马都尉的欧阳伦，不仅走私茶叶数量惊人，而且还利用职权，倚势横暴，“令陕西布政司移文所属，起车载茶”，动用国家运输工具，进行走私活动。《明史》卷一百二十一，“安庆公主传”所载颇详：

“安庆公主，宁国主母妹。洪武十四年下嫁欧阳伦。伦颇不法。洪武末，茶禁方严，数遗私人贩茶出境，所至绎骚，虽大吏不敢问。有家奴周保者尤横，辄呼有司科民车至数十辆。过河桥巡检司，擅捶辱司吏。吏不堪，以闻。”欧阳伦走私案发后，朱元璋不徇私情，大义灭亲，“赐伦死，周保等皆伏诛。同时，责斥了陕西布政司对欧阳伦走私罪行不检举的过失，对兰县河桥巡检司吏与走私活动进行斗争的行为进行“嘉劳”。

由于朱元璋对走私罪犯的惩罚能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即使是勋戚驸马犯罪也严惩不赦。所以在当时，各级官吏对走私活动都能进行有力的打击，从而保证明朝政府对茶马贸易的垄断经营。明朝政府每年大致“用茶，五十余万斥，获马万三千八百匹”，贸易盛况，尤为空前。

由于朱元璋严格地执行了“茶禁”政策，从而使政府垄断了茶马贸易。这样，不仅使汉藏间的商业往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增进了藏族与汉族间的经济联系，而且通过茶马贸易，明朝政府得到大量的战马，加强了军队建设。明人解说：“太祖高皇帝……置茶马司河州，岁运巴陕之茶于司，官茶而民得以马易之，夷人亦知有法禁忌畏，杀害之风帖息，而茶之缪恶亦少。数年之间，河州之马如鸡豚之畜，而夷人亦往往来知识，效信义，有仕为臣者，不但茶马之供而已”。
总之，明朝政府垄断了茶马贸易的经营以后，达到了“虽所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实所以系番人归向之心”的双重目的。这对保证明朝军队的马匹供应，反击蒙元残余势力的骚扰，巩固和加强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融合，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官府垄断茶马贸易以后，为了取得茶叶，政府对茶户征茶课税，强制压价收购茶叶，结果造成茶户生活艰难，茶园荒芜。同时，为了取得廉价马匹，任意扩大茶马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对藏族地区进行不平等的民族贸易，弄得民怨鼎沸。

洪武以后，“茶禁”政策日益成为一纸空文。至弘治三年，明朝政府不得不放弃对茶马贸易的垄断。至此，明代茶政为之一变。此非本文论述范围，容当另加研究。

朱元璋在推行自主闭关的茶禁时，在他的主导下，明朝的另一个基本国策——“路引制”出台。

什么是“路引”？路引，就是百姓出门所需的通行证，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介绍信或绿马之类的。

“路引制”自明朝初期就开始实行，《大明律》曰：“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渡关津论。”也就是说一个普通百姓在没有“路引”的情况下，每日不得离家百里，否则严惩不贷。

这个“路引制”对于“士农工商”各阶层都有着比较细致的规定，不管你是出门务农还是做工经商，你去了哪里，什么时候回来，身上带了多少钱，带了多少货，都要说给你的邻居知晓。如果你没回家，你的邻居就要及时向衙门报告，知情不报者要受罚。到了洪武十九年，又搞了一个升级版的“知丁法”，不仅不准老百姓自由流动，甚至也不允许他们自由择业……

在如此严厉的管制措施下，升斗小民真不知何以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