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都上海: 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

作者: 刘建辉   译者: 甘慧杰

选自《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刘建辉 著，甘慧杰 译

一、消失的魔性

支撑着上海摩登的人们

魔都上海之所以为魔都，无非是中国原有传统与西洋近代、周边内在习惯与外来文化在时间空间上的交错而产生的一种混沌状态。而所谓的上海摩登，亦来自于以这种混沌状态为特征的这个城市独特的半殖民地性质的性格，可以认为是一种过激的摩登主义。此外，之所以能在长时期内持续创出这些特质，皆缘于内外资本的不断投入与周边人口的迁移，以及这两者合力形成的金融、生产、消费等等这些上海城市空间内的往复运动。

这种往复运动究竟是什么？那就是：自19世纪末甲午（日清）战争战败后缔结的“马关条约”中规定允许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后，原先基本上以贸易商社为主的外滩（Bund），开始接纳内外银行的入驻，迅速变身为巨大的金融投资中心。从外滩流出的资本在上海边缘部建造了以纺织厂为首的众多工厂，从邻近地区吸收了大量的女工等外出打工者。当然，她们到底不过是低薪雇用的普通女性，但几乎都是十几岁的未婚人员，自始至终俨然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因此，她们平时出入的场所，是位于外滩和工厂地带中间的以南京路为中心的商店街，一旦因工厂不景气被解雇后，她们的归宿也就大致被决定，卖身为娼，流落于南京路南面相隔两条马路的福州路（四马路）的娱乐设施内。她们被当作“消费”对象分成四等、五等，从外滩及其周边过来的白领和蓝领男人们不分昼夜地集聚于此。

这样，近代上海150年间，最初的50年（1843-1895年）姑且不表，最辉煌的备受称赞的黄金期50年（1895-1949年）虽然时有沉浮，但在长时期资本和人员的流动而形成的城市空间结构中，上演了一场又一场悲喜剧。

促使魔都消失的两个因素

以上大体回顾了前面两个50年，虽然讲述得不够充分。今天，我们在追忆那个波澜万丈的魔都的历史的同时，亦有必要对“此后”的50年，即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到今天尤其是目前正在举办的上海世博会为止的历史足迹，作一简单介绍。若非如此，则拙著仅仅一本回忆性质的书，非但达不到当初设想的概观上海的目的，并且还算不上是一本能够解释今天令人瞠目的“繁荣”景象的参考书。

那么，“魔都”在此之后究竟变成了什么？从结论来看，排斥那种魔性，使那种过激的摩登主义消灭殆尽的，首先是日本的占领，其次是新中国的成立，也就是说，这两者不经意的“合作”，使上海此后的魔都性格消灭殆尽。

正如序章中提到的那样，上海，尤其是中心区域租界，从设立初始起便一直实行自治，作为一个“独立王国”运营着。长时期支撑租界的繁荣并且维持其独特性的，是从国内外大量进入的移民。来自于国内的，有民族资本家、科举考试落第的知识分子、外出打工者；来自于国外的，最初是贸易商人和基督教传教士，后来还有白俄、犹太流亡者、日本居留民等，其数量也迅速增加。对于这些中国人和外国人，“自治政府”工部局征收税金，但在其他方面却管理得极其宽松。日军进驻后，对于以租界为核心的上海，立马进行“帝国”式的管制，如：户籍登记、出入限制等。此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改变了以文化的错综交织为基本形态的这座城市的存在方式。

日军治下的户籍管制

1937年7月，以卢沟桥事变为导火索，日中两国进入全国战争状态，八月，日军迅速发动“八一三”事变（第二次上海事变），与中国军队展开了长达三个月以上的激烈攻防战，最终，除租界之外，上海全境被日军沦陷。此后，虽然对租界有所顾忌，但包围了它大约四年时间，使它成为一座“孤岛”，并且试图在各个领域渗透到它的内部。1941年12月8日，日美开战当天，日军便进驻除法租界以外的公共租界区域，一直统治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

在日本占领时期，由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总领事馆、陆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特务机关等五个系统构成的统治机关颁布实施了各色各样的政策，其中对上海的“魔都”特质打击最大的，是对内外移民及其财产的管制。

进驻三周后，以生活物资供应等为理由，宪兵队首先限制民众向市内移居，同时劝告非生产性人口回乡，到来年一月底，以强制或半强制的方式将大约60万人口遣返回其故乡。人口疏散后，便赶紧着手以全体市民为对象的户籍调查与户籍登记。近300万人口的调查和登记，这在上海历史上纯属第一次，有了这个，所有居民统统被置于统治当局的管理和监督之下。

不仅是户籍登记，到了五月份，又实施了“保甲”制度，两个租界分别被编成4,854甲（400保）和4,499甲（1,038保），甲的内部实行连坐制，又向居民发行“良民证”，平常必须随身携带。

对中国人，仅止于户籍登记和编入“保甲”，而对欧美居留民，在居住登记的同时还进行财产登记。特别是在财产登记方面，未经许可不得转移财产，因此，不仅是欧美居留民自身的财产和资本被冻结，就连存在各欧美银行的中国人的财产和资本也几乎被洗劫一空。另外，对那些“敌性国”居留民的统制逐渐强化，先是在1942年10月规定必须佩戴表示其身份的红袖章，接着在4个月后的1943年2月，除妇孺以外的所有男性被强制关进建于浦东的集中营内。

这样，在日军“接收租界”仅仅一年时间内，上海就已经完全丧失了支撑往昔繁荣的人员和物质基础，除法租界以外，与其他被占领地别无二致。徒有空壳的租界，后来以向美英宣战为条件，归还给了汪精卫为首的南京傀儡政府，于1943年7月31日被接收，其百年历史随之降下了帷幕。

朝着社会主义均一化迈进

抗战结束后，众多的上海原居民纷纷从战时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和避难地香港返回上海。美军亦以帮助接收为名进驻上海，此后，随着“中美友好通商条约”的签订，从美国舶来的文化和商品充斥着城市的大街小巷，上海仿佛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华光景。但是，那只不过是一种幻像，政府接二连三的失败致使上海的经济、产业和市民生活陷于半破产的境地，并且丝毫见不到恢复的迹象，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占领解放了上海。

解放后的上海，在强有力的新政权下，所有领域推行社会主义均一化或单一化。例如，金融方面，外资银行仅保留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英）这两个银行，其余如花旗银行（美）、慎昌银行（美）等大银行相继撤离上海。另外，中资银行，如中国通商银行、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悉数被人民政府接收，编入以人民银行为中心的新金融体系之中。普通投资方面，解放后不久，以取缔投机倒把为目的，查抄封闭了证券大楼，基本上杜绝了投机活动。

商业方面，从四大公司为首的百货店行业来看，1949年尚有12家店铺，此后相继停业、转业，到1954年，继续营业的仅存永安、先施、中国内衣三家，再到1956年，仅存永安一家。当然，取而代之的是众多的国营店，但其经营功能与以往大不相同。

另外，人口结构、职业结构方面，亦显示出解放后上海的巨变。众所周知，上海丰富的国际色调，无论如何是由高比例的外国人口“酿造”出来的。在日军接收公共租界的1942年2月，整个上海约有400万人口，两个租界约有240万人，其中，外国人超过15万。包括日本人在内的这些外国人，在此之后，先是因日本战败遣返了约10万日本人，解放战争时期，美国人一度增加到约4,000人，但在解放前夕几乎全部撤离了上海，到了解放后，高峰时期分别达到两万人和三万人的俄国人和犹太人亦断断续续离开了上海。虽然缺乏确切的统计数字，据说，1960年代末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仅为数十人，到了80年代中期勉强回升到1,200人左右。

职业结构方面，在短时期内进行了“改造”。例如，解放后不久便发布了解散帮会组织的命令，在旧跑马场一次性公开审判了2,000个鸦片贩子。对于超过12万人的游民（流氓、不良青少年）和娼妓，一边责令其停业、改行，一边造了“教养所”等设施，依次收容他们，让他们与过去的生活诀别。就这样，曾经支撑这块土地娱乐业的三馆——茶馆、妓馆、烟馆被连根铲除，此后很长一段时期上海的“夜生活”消失得无影无踪。

顺赘一句，在这一时期，抗战和解放战争造成的混乱总算被平复下来，上海人口迅速增长，从解放时的500万人，仅过8年时间，一下膨胀到700万人。面对这种态势，政府赶紧于1957年制定人口发展计划，将来自周边地区的新移民返送回乡，另一方面，对全体居民实行户籍登记，严格限制外来人口迁入，将人口的流动彻底置于管制之下。

二、上海“大爆炸”——向各地输出的摩登

从上海到香港

从“八一三”事变的1937年到解放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1957年，在大约20年时间里，掌握政权的当局者依次为：日本、汪精卫政权、国民党、共产党，上海在所有领域被施加了日增一日的“管制”，以往的所谓“摩登”和作为其过激表象的“魔性”，也逐渐消失，最终，整个城市完全变成了均质性的、单一性的空间。

但是，“上海”决没有完全消亡。近一百年培育的纷繁众多的文化经验和记忆，随着人员的迁移，象“大爆炸”一样，扩散到了香港、台湾、中国全境甚至日本和韩国。对日本的影响后文将作详述，这里先简单介绍一点“摩登上海”给香港和中国各地带去的影响。

上海的知识人、文化人和资本家迁移到香港或内地，始于日本占领上海初期，或更早一些时候。1937年8月上海攻防战开始后不久，一些著名的出版社，如：开明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发行最大的图画杂志《良友画报》的良友图书公司、上海杂志公司、生活书店、商务印书馆等，在几个月内相继转移到香港、武汉和重庆。此外，著名的报纸，如《立报》、《申报》、《大公报》也试图将据点转移到香港后复刊。跟随这些文化机关转移的许多文化人，例如：作家茅盾、剧作家夏衍、诗人戴望舒等离开上海后，都选择香港作为活动据点。不光是作家，这一时期，另有许多名人也踏上了相同的道路。帮会组织头子杜月笙、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等上海各界的头面人物几乎都以临时避难的形式移居香港。

这一系列的转移和迁移中，还包括众多的电影公司和电影业者。在1930年代的上海，以明星（1922年创立）、天一（1925年创立）、联华（1929年创立）三大公司为首，存在着数十家电影公司，每年制作出品的电影数达一百部以上。但是，日中开战后，许多公司破产了，仅剩几个人留在上海，大部分逃往香港、武汉或重庆避难去了。其中，天一公司原本就在南洋地区拥有市场，因此把全部财产转移到香港，后成立南洋影片公司，重整旗鼓。另外，逃到重庆避难的一部分电影人，例如，原联华和明星系列的蔡楚生、司徒慧敏、夏衍等后来将活动场所转移到香港，成立大地和新生等公司，持续制作出品以抗日主题为中心的电影。这两大公司的到来，给原先水准谈不上怎么高的香港电影界带来了很大刺激，可以说打下了日后香港电影发展的基础。

顺赘一句，1950年代以后的香港电影界，主要以长城（1949年创立）、凤凰（1952年创立）、邵氏兄弟（1957年创立）、电影懋业（1956年创立）四大公司为中心制作、出品、发行电影，前两者的创立，都跟原上海新华影业公司的创始人张善琨和原上海联华影片公司的导演朱石麟有很深关系，至于邵氏兄弟，就是原天一改名为南洋影片后，在此基础上创立的。

返回上海与脱离上海避难到香港、台湾

抗战胜利后，聚集在香港的许多上海知识人、文化人回到了上海。但是，转眼之间，国共便于1946年6月爆发了内战，随后，因国民党的镇压，左翼人士相继逃离上海避难到香港。接着，国民党败退，共产党开始掌握政权，这次似乎是换了过来，右翼分子纷纷逃到香港。前者有：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叶圣陶、郑振铎、夏衍等，不过，他们在香港短暂停留后，皆作为新中国文化领导人离开了香港，再次回到北京或上海。后者有：以张爱玲、徐訏为首，李辉英、黄思骋、阮郎、刘以鬯等“新进”作家，杰克、南宫博、高旅等大众（通俗）小说家，以及诗人马朗、批评家曹聚仁、林以亮等，这些文人从一开始就与新中国保持距离，此后基本上都扎根于香港，已经不可能继续留在上海从事他们的文学创作。其中，1940年代红遍上海的张爱玲，此后移居美国，始终把上海放在心里，她说：“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这种自我告白，仿佛她自身代表了“上海”一般。

人才向内地迁移

从上海流出的人才，有的去了香港，有的则去了台湾。但时间跨度最长的人才流出，是面向国内各地的人才输送，时间持续了三十多年。这就是被称作“支援内地”、“支援三线”、“支援边疆”、“上山下乡”的四次大规模的人才、人口、技术和资材转移。

首先是支援内地，这是指：解放后不久，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确立了重视重工业的路线，为了在全国各地建设重工业相关企业，从上海各工厂抽调了大约17万名技术工人和3万名工程技术员，派遣到全国各地并居住了下来。

接着是支援三线，三线是指：19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把苏联为首的外国当作假想敌，为防备其侵略中国，从沿海部到内陆部依次设定第一、第二、第三国土防卫线，三线即第三线，包括湖南省、四川省、贵州省等，为了支援三线，当时从上海转移了数百家工厂。

此外，支援边疆和上山下乡，这是以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为对象，于1960年代前半期把约5万人输送到新疆军垦农场，于196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后半期，把上百万名知识青年下放到遥远的黑龙江、内蒙古、云南、贵州等省份。
就这样，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牺牲”了自己，始终不断地向内地“输出”人才和资材。这些上海人移居形成的居住区，以及在那里形成的上海人社会，在各地被称作“小上海”，着实令人羡慕。它们最能体现上海“大爆炸”的幅射力，因此，这种“大爆炸”才算得上是近代性即摩登性的“大爆炸”，已经明白无误地被后来各种各样的事实所证明。

一度沉寂的上海，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起，完美地上演了一场“复活剧”。这无疑归功于1979年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4年升格为开放城市的决定，以及1990年作为国家项目被批准的开发浦东等国家和市府的政策。随着这些政策的实施，上海时隔数十年，国内外的投资蜂拥而至。其中，曾经与上海缘份很深的香港、台湾、日本，以卷土重来之势，其巨额资金如雪崩般地涌入上海。伴随着这些资本的流入，虽然不及抗战结束前的比例，但是，正如“台湾村”等所象征的那样，海外华人和外国人居住者迅速增加。

另一方面，“文革”时期被下放到全国各地的上海青年，也或早或晚于1980年代以后开始陆续“回城”。内外投资使市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施工现场，从外地来上海打工的“民工”数量猛增，这些人口加在一起，进入21世纪后，上海人口迅速达到1,300万，相当于刚解放时的两倍，成了名副其实的“大上海”。

在此过程中，2010年5月开幕的上海世博会，超越了过去的沉浮，作为开埠近两百年历史长河中所经过的一个站点，它无疑是指引未来之梦想的一大“节日”。背负着“魔都”十字架，正在重新构建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城市的全体市民，他们的“梦想”肯定早已深深地烙印于此吧。

三、从日本看此后的上海

对上海的乡愁

对于走过了上述历史过程的上海，曾经支撑其繁荣一角以及对其衰退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日本，此后是如何对这座城市表示兴趣的？又是如何接触这座城市的呢？

众所周知，1945年8月抗战结束，约有10万日本人滞留在上海。其中大多数人在临时转移、聚集到原先俗称“日本人租界”的虹口地区后，从12月开始在政府的安排下依次乘坐遣返船回归日本。在这些从上海遣返的回国人员中，有堀田善卫、武田泰淳、服部良一、山口淑子（李香兰）、川喜多长政、内山完造、林京子（抗战结束前回国）等人，他们回国后果真没有给日本带去任何东西吗？似乎已经无需赘言了。后来，服部良一说：“上海这个城市没了，作为音乐家的我也没了”，上海体验，在象他这样被“上海化”的众多日本人之间，此后仍然长时期地并且深深地存活着。

痴痴凝望归船靠岸，

久久盘桓在港口酒吧间。

听说只是听说哟，莉露！

上海归来的莉露，莉露。

甜酸苦辣，回忆满满，

思绪万千。寻觅的步履蹒跚。

莉露，莉露，你到底在何方哟，莉露！

谁人可知道，莉露你在哪？

看见你穿着黑色大衣，

看见你偷偷地噙泪抽泣。

快回来吧，来到我这里，莉露！

上海归来的莉露。

梦中的四马路，夜雾弥漫时，

默默无语你，唯有愁眸说道别。

莉露，莉露，孤伶伶独徘徊，莉露。

谁人可知道，莉露你在哪？

飘洋渡海归来，

形单影只地归来。

可别抛弃希望哟，莉露！

上海归来的莉露。

暗无天日的命运，两人共分担，

一起生活哟，如昔日重来。

莉露，莉露，今日仍未遇见你哟，莉露。

谁人可知道，莉露你在哪？

1951年，这首名叫“上海归来的莉露”的歌在日本国内广为流行。据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曾经作为华纳电影公司的电影《华清春暖》的主题歌由迪克·米内演唱的《上海莉露》（后来在电影《上海浮生记》中也出现过），与前者相比，这里的“莉露”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乡愁”的标志。变成“甜酸苦辣回忆”的，无疑是这个“莉露”所代表的上海本身。
正如这首歌所象征的那样，从1940年代后半期到50年代前半期，除一部分例外之外，大体上这种“乡愁”成了人们谈论上海之时的一种基调声音。例如，村松梢风的《回忆的上海》（1947年）、《燃烧的上海》（1953年）、内山完造的《相同血液的朋友啊》（1948年）、《中国四十年》（1949年）、《上海、下海——上海生活三十五年》（1949年）、《两边倒》（1953年）、《均贫富——中国的今昔》（1955年）、星野芳树的《上海弄堂里的人们》（1947年）、小竹文夫的《上海三十年》（1948年）等，皆属于此类基调。跃过60年代，到了70年代以后，金子光晴（《髑髅杯》，1971年）和松本重治（《上海时代》，1977年）等人又增添了一系列的“回忆”。当然，在此期间，武田泰淳和堀田善卫各自以上海体验尤其是战争结束时的体验为基础，发表了一系列作品，深刻地探究特殊状况下人们的生存状态，但他们只不过是少数派，而且把作品背景也仍然设定在过去的上海。

从“文革”到恢复邦交

有一个人，在1960年代后半期，亦即席卷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访问了上海，向日本传递了被那种狂热情绪包围的“实情”。他就是科学思想史家、原京都大学教授山田庆儿。根据他在归国后发表的报告书《公社国家的成立》（《世界》，1967年9月）、《红卫兵、权力、信仰》（《世界》，1967年10月）中所述，他从1967年5月下旬起花了一个月时间游历了上海、北京、西安等地，接触了以造反派干部为首的工人、农民、技术人员、军人等各色人等，观察并了解了动乱中国的实情。在上海，主要从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那里打听到了关于造反派成立上海公社和上海革命委员会的详细情况，访问了许多消灭了“差别”的人民公社，参观了其现实状态。综合这两者之后，山田抒发了他的感想：“中国正在变质成一个巨大的公社。中国显然已经迈出了‘国家消亡’的第一步”。这与他本人所憧憬的大相径庭。这些记录相当珍贵，让人们看到了彻底“均质化”的当时上海的情形。

1972年9月，抗战结束后第27年，日中两国终于恢复邦交，6年后的1978年8月，两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从此以后，曾经被林京子说道的“不是那么遥远”的上海，真的骤然不是那么遥远了。到了80年代，日本人能够便捷地渡航来到中国，许多象林京子那样的有过“上海体验”的日本人，纷纷来到上海，寻求一度在他们身上失落的“某种东西”，此外，从幼年时代便对“上海体验”耳熟能详的第二代日本人，也纷纷访问上海，他们一边追往抚今，满怀着乡愁与感伤，一边再次开始诉说这个城市。除了林京子的一系列作品之外，大城立裕的《清晨，伫立于上海——小说东亚同文书院》（讲谈社，1983年）、村松友视的《上海摇篮曲》（文艺春秋，1984年）、生岛治郎的《上海流浪》（中央公论社，1995年）等，也可以认为是这种类型的著述。

摩登上海复活

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冒险者”。伴野郎的《上海发出夺回指令》（中央公论社，1984年）、《上海通信》（朝日新闻社，1988年）、《遥远的上海》（有乐出版社，1992年）、《上海传说》（集英社，1995年）、森田靖郎的《上海骑着红色摩托车》（草风馆，1987年）、《上海同时代——年轻人、庶民、精英》（原书房，1989年）、《上海黑色摩登——大都市的原画》（朝日新闻社，1990年）、《上海摩登的传说》（JICC出版局，1990年）等等作品和报告，皆以作者们憧憬的上海为题材，一边转述着过去的“传说”，一边介绍“同时代”上海的现状。

不那么遥远的上海，不仅是体验者和“冒险者，还唤醒了众多其他人的“记忆”，他们经常在平面视觉艺术中反复再现上海。小堀伦太郎的《写真集  怀念的上海》（国书刊行会，1984年）、杂志《夜想12  特集·上海》（仙人球膏工房，1984年7月）、海野弘的《上海摩登》（冬树社，1985年）、上田贤一的《上海全景漫步》（新潮文库，1987年）、中川道夫的《上海纪闻》（美术出版社，1988年）、《上海快乐读本》（《别册宝岛》1993年11月）等，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当然，在此期间，以往稍显薄弱的研究者们也开始探究上海过去的历史。以加藤祐三的《上海》（《都市物语》，读卖新闻社，1982年）为首，丸山昇的《上海物语——动荡和混沌的街市》（集英社，1987年）、尾崎秀树的《上海1930年》（岩波新书，1989年）、村松伸的《上海·都市与建筑——1842-1949年》（PARCO出版局，1991年）、高桥孝助·古厩忠夫的《上海史——巨大都市的形成和人们的营生》（东方书店，1995年）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整理了波澜万丈的上海史，以飨读者。

向新上海迈进

这样，从1980年代到90年代，可以说掀起了一个热潮，上海被许许多多的人反复诉说着。那些为数众多的“传说”，夹杂着对过去的乡愁和感伤，不断惹起人们对上海的兴趣和憧憬。上海，即使过去经历了无数的不幸，但不知为何，人们不约而同地只回忆它摩登华丽的一面，“半帮凶”式地反复诉说着这座城市固有的形象，并且增厚了那些“传说”的篇幅。

但是，事实上，这种以“乡愁”为基调的回忆，随着前述的1990年代以后上海自身的迅速变貌，尤其是推进开发浦东后呈现的某种前卫气象的城市面貌，已经一点一点被修正过来了。进入21世纪后，上海的表象是：高楼大厦林立的浦东正在变成市中心，人们的兴趣也集中到了作为世博会会场的浦东。上海以及上海人自身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摇摆着，而已有超过5万人常居上海的日本以及日本人，一边背负着“过去”，一边朝着“未来”迈进，所以说，是到了必须创作出新“传说”的时候了。而这项“作业”，无疑将变成一个契机，使上海再次作为一个意义非凡的“他者”，与日本相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