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佛，一场拯救唐帝国的运动

作者 | 范西园

本文节选自范西园《读一页就上瘾的唐朝史·帝国的挽歌》

1、寺院的生意

唐武宗会昌二年，一场运动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那便是对寺院经济的整顿。

经过二十年的休战，大唐的户口、财政都有了改善。但李炎和李德裕想要有为于天下，光靠前几代人积累下的那点存货，那是远远不够的。此时的天下局势并不安宁，北方的回鹘汗国发生内乱，一些部族开始南下侵扰边境；幽州镇发生内乱，内部再次发生迭代。若是朝廷有了战事，经年累月的话，经费就会再次陷入困境。

任何事情都可以归结到经济问题上，所以这才是治国理政的重中之重。李德裕虽然不是财政专家，但在看问题方面，他比寻常只会计算经济效益的专家更为毒辣。他的眼光一动，就放在了寺院上。

回长安这一路，李德裕又目睹了一遍寺院田庄的乱象。前几代天子都是信佛之人，宪宗皇帝甚至还花钱千里迢迢将一枚佛陀指骨舍利迎进了长安，受到了当时昌黎先生韩愈等人的强烈反对。有天子带头尊崇，寺院便雨后春笋般建了起来，单单长安城中就有上百家寺院。善男信女一掷千金，让众多寺院积累下了大量财富与土地。最初朝廷为了表示支持宗教事业，曾颁布政策免除寺院缴纳田赋的义务。可随着寺院田庄越来越多，朝廷可以收税的田地就越来越少。

更有甚者，寺院经济还盘活了一条条黑色产业链，一些富豪之家将自己的田庄挂到寺院名下，以借此逃避纳税义务。还有人将自己挂名在寺庙里，做假僧人、假尼姑，借以偷税逃税，躲避徭役。

会昌二年，唐廷下令天下所有违法僧侣还俗，并没收其财产，充入两税徭役，严控各寺庙僧侣数量，清查寺庙中在册的僧人，禁止私自剃度。同时，清理长安城中寺庙，仅留慈恩、荐福、西明、庄严四寺。

除了佛寺，天下各地还有信耶圣的大秦景教、信阿胡拉玛兹达的波斯祆教、信明尊的摩尼教，各自也都有大量信徒、大量寺产。朝廷也一并进行了打击，尤其是摩尼教僧人，由于具有回鹘背景，所以朝廷下令没收所有摩尼寺的庄宅钱物，焚烧其书籍图画，流放其僧侣。

政令作出，立刻遭到了长安寺院的激烈反对。僧人眩玄公开带领寺僧对抗清查寺院的京兆府差役。唐廷也毫不手软，直接以诳敕之罪处决了眩玄，出动金吾卫，开进了寺庙。最关键的是，在查处过程中发现寺院自有财产、田地、庄园的，立刻收纳作为官产。

寺院一事，牵连着长安各方的利益。每个香火旺盛的寺庙，背后都有不停捐赠香油钱的门阀，这些寺院的财产，虽然名义上是寺院所有，实际上不知有多少其实是门阀大族为了逃税而挂名在寺院中的。同时，寺院还与宦官牵连甚多，当时还没退休的仇士良，就兼任着左街功德使，是办个长安城宗教机构的管理官员。寺庙被拆后，不少番僧聚集在仇士良所在的神策军容院，请求庇护。而仇士良不由分说，收留了他们。

面对阻碍，唐廷不改决心，一步一步走，坚决地将毁寺政策执行下去。几个月后仇士良退休回家，杨钦义出任左街功德使，政策终于再无阻碍。在朝廷的严打之下，僧人作鸟兽散，仅京城长安一地就有三千四百余人还俗。

2、割除帝国的毒瘤

世上没有永不腐败的政权，没有永不崩坏的制度，这是由人性决定的。大唐立国之时，太宗贞观朝锐意进取，将政府官制、农村田制、府库兵制日益臻于完善，但随后，每项制度都在逐渐腐化、衰朽。幸好有历朝历代的君臣都兢兢业业地修补原有的制度，以适应当下的需要，这才维持了大唐二百二十年的统治。

可是到了大唐这第三个一百年时，朝廷制度开始露出了积重难返的端倪。

这个帝国已经腐化了，原因就是依附于国家机器上的寄生虫越来越多，吸取着帝国的财富。门阀与豪强不事生产，但却享受着巨额的财富。而寺院也不甘落后，依靠着朝廷的恩赏、信徒的供奉，而积累了海量的资产，其中就包括大量农田。这些本该由朝廷课税的田庄，变成了养活寺中僧侣的致富密码。

更可怕的是，门阀豪强与寺院还勾结在了一起，继续蚕食更多的社会资源。这一点，已经摧动了朝廷的根基。

百姓好比韭菜，朝廷官府一茬接一茬地割，韭菜源源不断地长，官府小心合理地割，那便是仁政；割得过猛，韭菜无法好好地生长，那便是苛政；要是把韭菜连根儿拔光，那便是暴政。古往今来王朝更替，就是一段段割韭菜的历史。可如今寺院和豪强一勾搭，对自耕农的田地巧取豪夺，那就是把属于朝廷的韭菜连根拔，种到自己的菜园子里。这让朝廷怎么割韭菜？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炎在登位之后不久便下达诏令，关闭寺庙、从寺院没收非法财产。朝廷在对寺院经济的整顿中，不仅查扣了大量寺院非法所得，还裁汰了多余僧人，成为了大唐缴纳两税的“新新韭菜”；收走了大量寺院名下的农田，成为了朝廷的“新新韭菜地”。朝廷一下子有钱了，军费便一下子充足了。

战争靠的不仅仅是君臣的决心，抑或是正确的指挥调度，它归根到底都是综合实力的比拼，考验的是动员能力、指挥体系，更重要的，是经济支撑能力。为了将来更为远大的图谋，李炎决定再往前跨一步，向那些与豪强们勾结在一起的寺院开刀。

会昌五年(845年)四月，李炎下令清查天下寺院及僧侣人数。五月，又命令长安、洛阳左右街各留二寺，每寺僧各三十人。八月，令天下诸寺限期拆毁；查封、没收括天下寺院四千六百余所，招提、兰若（私立的僧居）四万所。此外，大秦景教、波斯祆教等其余在唐教会，也一并下令禁止，那些景教穆护、祆教僧，全都勒令还俗。

依靠着平定泽潞积累下的巨大威信，这一次毁佛比三年前更加强势、彻底，朝廷也因此得到了更大的收益。

从寺院拆下来的木料，用来修缮政府廨驿、朝廷宗庙；金银佛像上交国库，铁像用来铸造农器，铜像及钟、磬用来铸钱。

朝廷还没收寺产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二十六万僧尼被迫令还俗，此外还释放供寺院役使的良人五十万以上。朝廷从废佛运动中得到大量财物、土地和户口，这些人都成为了大唐的编户齐民，将在未来缴纳税收。

对寺院经济的整顿，就在李炎、李德裕君臣的铁腕政策下推进。一时间，李炎成为了僧侣们心目中灭法的大魔王，被僧人们暗自咒骂。僧人们编出一个个荒诞不经的故事，说皇帝是猜忌他逃到民间落发为僧的叔叔，怕这叔叔抢了他的皇位，这才跟僧人过不去，要清除所有僧人。这个故事传得有板有眼，不少人还悄悄地真的信了。

只是李炎尚不知道这些事情，就算他听说僧人们咒骂他，他也定然不会在意。因为李炎笃信道教，不吃佛门这一套。

3、佛事

会昌六年正月，长安城正是寒风凛冽之际。此时，灭佛运动的各项举措已基本落地，天下寺院除规定保留的三十余所外，其余皆化为瓦砾，四万余所招提、兰若尽被拆毁的清单，早已由户部归档封存。

据《旧唐书・武宗纪》载，此次运动共“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这些数字并非虚言，洛阳白马寺遗址出土的唐代户籍残卷中，便有 “会昌五年，僧智圆还俗，授田三十亩” 的记载，印证了还俗僧尼编入户籍、承担赋税的史实。

武宗李炎的身体在丹药的持续损害下，已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他躺在大明宫的寝殿里，听着宰相李德裕奏报：“河东节度使刘沔奏，军粮可支一岁有余；淮南盐铁使送钱帛三十万缗，入库讫。” 这些消息的背后，那是用拆毁的佛像、还俗的僧尼换来的国力，是支撑王朝运转的筋骨。

三月二十三日，武宗驾崩，年仅三十三岁。遗诏中未再提及佛事，只叮嘱“军国大事，皆委李德裕处分”。

然而，继位的宣宗李忱自幼受佛法熏陶，登基次月便下诏：“会昌五年所废寺宇，有僧能营葺者，听自居之。”相比于到处得罪人的武宗皇帝，李忱的做法就讨巧得很。对于那些原本被取缔的僧人，李忱下令重新授予他们度牒，恢复合法的僧人身份；而之前武宗时期收归公有的寺院、田产，也一概恢复，交给僧人们。这道政令之下，李忱一下子成为了全天下僧人们心目中的“活菩萨”，佛家弟子无不夸赞李忱宅心仁厚，诚心向佛。更有僧人编出了新的故事，说：当年就是武宗嫉恨还是皇叔的大中皇帝，以至于大中皇帝遭受迫害，被迫出家为僧，武宗于是到处去追查大中皇帝下落，乃至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捣毁寺院；所幸大中皇帝吉人自有天相，最终逃过一劫，最后成功登上皇位。

不过，李忱的诏令中也特别强调“其已还俗者，不得复入僧籍；已收田产，依旧为税户”，这使得灭佛的核心成果得以保留。

长安西市的商铺里，新铸的“会昌开元” 钱流通日广，钱币上 “昌” 字清晰可辨 —— 这正是用销毁的铜像、钟磬熔铸而成。市井间，百姓谈论着 “今年夏税减免半成” 的恩典，那是国库充盈后朝廷给出的实惠，比寺庙的祈福更让人心安。
这场运动虽引发佛门非议，却实实在在为王朝注入了活力：数千万顷良田的开垦，让户部的存粮较会昌初年增长近三成；十五万奴婢转为编户，充实了劳动力市场；二十六万僧尼纳税，使朝廷岁入增加约一成，这些都在《唐会要・租税》的记载中留下了明确痕迹。

会昌六年秋，宣宗下旨恢复法门寺等几座祖庭的香火，但此时的佛教已元气大伤，再也无力恢复往日“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的盛况。那些被拆毁的寺院遗址上，渐渐建起了民宅、学堂，田埂上的犁痕覆盖了曾经的佛足迹。

大历年中骑竹马，几人得见会昌春？

这场被后世称为“会昌法难” 的灭佛运动，终以帝王的逝去画上句点。它如同一把锋利的斧，劈开了盘根错节的宗教势力，虽留下了 “毁佛太过” 的争议，却为晚唐的财政与民生，争得了喘息之机。而那些刻在史书里的数字与诏书，成为这场历史事件最坚实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