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或耻辱”——兴登堡、格罗纳与OHL的斗争

作者: Kristallnacht

随着1918年同盟国战况的急转直下，德意志帝国也随之崩溃，德皇的退位，在当时的舆论看来，为德国与协约国谈判提供了重要条件。1918年11月11日，在OHL（Oberste Heeresleitung，最高陆军司令部）、政府专员埃尔茨贝格尔（Erzberger）和协约国代表的谈判下，一战正式停火。

在西线和巴尔干战线上的德国军队都在返回德国的路上，此时，德国的左翼和极左翼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激化，随着格罗纳与艾伯特总统的谈判与磨合，逐渐确定了要求返回的军队镇压革命的总政策，但实际上，军队对KPD的压制效果并不算高，德国军队的军纪和士气已经在1918年回国时自行瓦解，停火与革命让这些部队的厌战情绪得到了宣泄：

“有一些部队在撤军返乡的途中，打算一开始驻军就要消灭革命者，特别是水手。但当他们在军营中时，所有这些美好的设想都被遗忘了，军官的影响力也消失了，每个人都希望尽快复员。对房屋、对庭院、对家庭的担忧超过了爱国主义，一些师迫不及待地想被装上列车。”——威廉·格罗纳 时任第一军需总监

但是在国民制宪大会后，德国的政治态势还是得到了稳定，在民主选举下成立的谢德曼政府致力于赢得和平。1919年年初，巴黎和会召开，德国需要参与和会以争取其利益，而此时，作为先前与协约国谈判的主导者OHL的存在则显得十分尴尬，因为OHL实际上是为了而战争存在的，但西线已经实现了停火，且新的政府已经确立，OHL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

兴登堡——鲁登道夫时期的OHL 堡子挺有型的

而且，协约国一方的很多人也并不喜欢OHL中的很多人——从兴登堡到马肯森，以及这个组织本身。兴登堡一直被指控为“旧军国主义”的象征，而OHL也实际上在继续运行着征兵和战争谋划系统——尽管并非打算违反停战条约，而是一种预防和协调性的运行。埃尔茨贝格尔指出，协约国对于裁军的执著，OHL的存在应当担责，而兴登堡在1919年2月16日给鲁登道夫辩护的信件则“（在国外）给人留下十分不好的印象”（埃尔茨贝格尔语）。当然，兴登堡似乎也不再希望留在OHL。

“鉴于威尔逊抵达后下周将在巴黎进行的重要谈判，埃尔茨贝格尔建议解散OHL…大家普遍同意，问题的解决必须与兴登堡元帅达成友好协议，而兴登堡元帅却一再要求解雇他，而不是继续成为他的职责的牺牲品。”

对解散OHL的努力已经开始，但是随着谈判的继续进行，事态发生了新的变化：协约国对德国的处置引起了一些不满，这其中有协约国的傲慢与欺压，也有德国人自身对于已经付出的牺牲和在东线获得的利益的吝啬，由外交导致的第一次内阁纷争就是由于对延长停战条款中波兰问题的意见不一导致的。

实际上，德国与协约国早就已经产生了外交上的摩擦，OHL在1918年的停战谈判之初处于主导地位，而随着协约国的不配合和阻挠，在斯帕（Spa）地区举行的和平谈判就出现了进展缓慢与毫无成效的问题，而协约国在莱茵河左岸地区对德国士兵的非法抓捕和驱逐应征入伍者，以及非法没收财产的行为更加剧了这一点。随着协约国方的谈判逐渐被福熙将军所领导，协约国在谈判中变得越来越强硬，并被OHL怀疑在“榨取德国的利益”。在1919年3月4日的关于斯帕的工作讲演上，哈默施泰因（Hammerstein）将军直接称谈判的对方为“敌人”，可见OHL的不满。

在东线问题上，OHL与政府的意见普遍是较为强硬的，德国国家总理府档案中，研究人员认为埃尔茨贝格尔已经基本放手了，但显然对东线来说并非如此：在年初协约国要求波兰的约瑟夫·哈勒将军（Józef Haller）的军队在但泽（格但斯克）登陆后，政府恐慌于波兰吞并西普鲁士其他省份的可能性，因此政府极力避免除波兹南外进一步损失其他省份，因此在内阁档案中关于波兰问题的讨论与辩论卷轶浩繁。

菲利普·谢德曼内阁——政府第一次内阁会议

当然，无论如何，政府都在致力于和平，但是在协约国的压迫下，OHL的军人们却并不尽然如此。军队中的一些人又重新燃起了抵抗的火焰，兴登堡作为军队的象征，也作为军方态度的传声筒，他在6月23日的讲话可以体现部分军人在凡尔赛和约制订期间的强硬态度：

“如果敌对行动重新开始，我们将在军事上重新夺回东部的波森省并控制我们的边界。在西方，鉴于协约国的人数优势以及他们在两翼包围我们的能力，如果我们的对手发动严重进攻，我们几乎不能指望成功——因此，整体行动的有利结果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但作为一名士兵，我必须更喜欢光荣的失败，而不是可耻的和平。”——兴登堡

但是也有很多理智的人认为强硬的武装抵抗毫无意义，因为结束停火继续战斗的话，就德国的状态，即使是保全领土这一目标也看起来机会渺茫。尽管兴登堡与鲁登道夫、赫尔弗里希一同提出了“背后一刀”理论，但是在停战复员后，面对已经开始瓦解的德国武装力量，他也在私下里并不看好撕毁停战协定，反对凡尔赛和约，选择继续交战的前景，并表达了对处于尴尬地位的格罗纳的同情。（属于是假慈悲了，就是你的好面子和坚持才让格罗纳还有政府背负骂名）

德国接受凡尔赛和约的结局是现实、现实派与疯子们斗争的结果，而不是和约的反对派与赞成派斗争的结果——几乎每一个人都反对凡尔赛和约，由于凡尔赛和约的内容在实质上分裂了德国这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宪法上都是无法容忍的，即使是领导政府的菲利普·谢德曼也是凡尔赛和约的坚定反对者。

“来自莱茵兰、萨尔地区、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波兹南、西里西亚、格但斯克和梅梅尔的议员们，以及来自受威胁州和省的代表们，如果我们的反对者的意志成为法律，我们最后一次作为德国人的身份在德国人间见面，那么，在这沉重而神圣的时刻，我将全心全意地与你们同在，只有一条戒律可以仍然屹立：我们在一起。”（谢德曼的演讲 1919年5月12日）

在政府中，反对派的势力很强大， 不过在对新生的魏玛共和国分裂与进一步陷入战争浩劫的恐惧下，其中并没有多少主张拒绝签订条约，结束停战状态的疯子。

“我们不再战斗了，我们渴望和平。我们惊恐地看到了敌人的例子，惊恐地看到暴力政治和残暴军国主义的扭曲。我们战栗着从多年的谋杀中惊醒。”（谢德曼的演讲 1919年5月12日）

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战派就不成气候，理论上说，主战派是可能得到部分底层军队的支持的，可是在格罗纳与艾伯特及时的联盟下（《艾伯特-格罗纳协定》，这昭告了在革命势力威胁下，军方与社民党政府的同盟），这一可能性被降低。实际上，对于和平最危险的阻挠来自政府上层——战争部长瓦尔特·莱因哈特（Walther Reinhardt）便是强硬的主战派，根据格罗纳的回忆，他在1919年5月14日的会面中第一次非常清楚地表达了暂时放弃德国统一以抵抗来自东方的敌人（波兰）的想法。这一思想认为，即使在战争的阴云下，南德和西德会选择脱离，那么德国也可以在东方获得胜利后争取到与措手不及的协约国的更好的谈判地位，而后就是迅速的，与南德意志诸邦的重新统一。

但格罗纳并不对此感到乐观，他认为：

“在我看来，这不仅与德国人民的历史发展相矛盾，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政治和经济形势黯淡，德国人民已经存在的离心力受到了新的刺激。”

而且对于南德意志是否会保持忠诚的问题上，也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法国人入侵德国南部意味着德意志国的终结。即使符腾堡想留在德国，也不确定人们是否能够经受住从长远来看会出现的诱惑。一旦建立了新的莱茵联邦，以后就很难再把事情恢复原状了。”——6月19日国会会议上符腾堡总理的发言（而巴登总理也同意其发言）

为了赢得一个更加有利的和平，战争部长甚至在阴谋策划一场在德国东部的叛乱，旨在重拳出击击败波兰，以冯·洛斯伯格为首的一些将军“缺乏战时参谋长的清醒、清晰和逻辑思维”，在旧的情报指导下期冀于赢得胜利，并天真地认为这最终会让协约国妥协。这立刻导致了一场政治危机，而政府内部也无法得出统一结论，在6月19日开始的一场气氛紧张的会议上，国防部长诺斯克和格罗纳据理力争，在内阁辞职（由于大量的成员反对签订和约，导致内阁意见严重分裂，进而辞职）的必然背景下，诺斯克威胁说他可能会成为具有独裁权力的暂时总理，而他身为领导者，将不会支持这一行动。同时巴登、萨克森、符腾堡、黑森的州政府代表的警告也提供了帮助。上西里西亚的意见在该问题上也起到了作用：“人民不想要战争。在上西里西亚，我们的边缘人口没有明显的民族感。它会表现得很被动，有时甚至会站在波兰人一边。”

这一图谋与其导致的论战，在军方层面发生的原因，从格罗纳的角度看来是这样的：“他们活在过去的普鲁士记忆中，认为东方的完整性是国家复兴的先决条件”（这也许是“东进”——“Deutscher Drang nach Osten”神话的记忆遗留？）,甚至出现了与俄罗斯人结盟的呼声，而”莱茵河畔的哥萨克”口号也出现了。最后格罗纳表示：“也许这就是为何南德意志人更容易清醒地思考，因为那个时代的记忆并没有吸引他。”这个论述也在文化和思想上表明了该行动可能对南德意志人的民族向心力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同时，也有不少军方上层表示在现实中对此事的成功率表示悲观：

“如果我们的对手发动激烈进攻，鉴于协约国的人数优势以及他们在两翼包围我们的能力，我们几乎不能指望成功。”——兴登堡

最终，讨论结束于偏向和平的结果，鉴于德国人民对于战争的疲倦和不支持，以及一个明显的事实——“若不在西线进行战斗，也无法在东线进行战斗”，战争豪赌的成功机会渺茫。

“好战精神，作为军事胜利的绝对前提，基本的民族热情和最高的牺牲精神，是在殊死斗争中所必须的要求，却不能在全体人民中找到。”——德国总理府会议档案

而后续的历史我们也都了解，在一系列磋商、人民的厌烦、政府的辞职和协约国的威胁下，德国接受了耻辱。

不合时宜的对所谓荣耀的渴望，以及基于刻板印象、片面的信息和对危险的过高估计导致了部分人的疯狂，这些疯狂的人不曾，也大概不会去思考战争可能造成的惨痛代价：战争不会在轻松摧毁波兰的抵抗后结束，他们不得不去绝望地面对协约国的大军，更好的和平绝不会到来，到来的只会有战争和死亡。

“符腾堡总理宣布，法国人入侵德国南部意味着德意志帝国的终结。即使符腾堡想留在帝国，也不确定人们是否能够经受住从长远来看会出现的诱惑。一旦建立了新的莱茵联邦，以后就很难再把事情恢复原状了。”——德国总理府会议档案

没错，德国人的荣誉和骄傲抗拒了和平的耻辱，让人“不得不拒绝向这种耻辱低头”（兴登堡语），但是战争所影响的不止是士兵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每一个人，即使兴登堡愿意选择死亡，他也无权让德意志国家和德意志人民走向毁灭。死亡意味着终结，但耻辱却绝不意味着永远的卑贱。一个民族的“共和国”的政府和军队，不是为虚幻的民族传说服务，不是为表面的民族的“荣耀”服务，而是为了一个个切实的，一个民族的人民服务。

OHL最终或被动或主动地解散（OHL拒绝看到无条件的和平），而后，兴登堡也离开了科尔贝格，尊严地开始了他的退休生活。

而负责任的格罗纳呢？7 月 12 日，格罗纳在一场谈话后告诉兴登堡他给艾伯特的建议（和平）时，兴登堡回答说他——格罗纳—— “必须再次演奏（钢琴的）‘黑键’。”（这是不是扮演不光彩的角色的意思？）

“迈出这一步，我承担了很大的责任，我将知道如何承担。”——格罗纳

格罗纳选择同魏玛共和国一起承担了这一必须有人承担的耻辱。

国民议会各党派一致通过的声明：

“在祖国遭遇最严重不幸的时刻，德国国民议会感谢德国国防军为保卫祖国而做出的牺牲。尽管我们的军队表现得有英雄气概，但强加给全国人民的和平对我国士兵的荣誉提出了巨大而沉重的要求。德国人民满怀信心地期待，陆军和海军、军官、士官和士兵，不忘初心，在最困难的时期树立克己牺牲的榜样，携手并进，与其他同胞一起重建我们的祖国。如果每个人都履行自己的爱国义务，它也必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