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鸿：十六国的华夏化：“史相”与“史实”之间（上）

现存史料中看到的十六国，是经过历史书写的层层润饰和过滤之后的“史相”。崔鸿以著有国史为选择标准编纂《十六国春秋》，注定入选的都是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华夏帝国政治文化的政权。而十六国的国史撰述本身，已经通过种种手法塑造其君主和政权的华夏正统形象，比如它们将君主塑造成华夏文化素养深厚，且生而具有华夏圣王的种种神异和奇表的人物；又通过“模式化叙述”，巧妙地将十六国历史与汉魏历史融合为一。这些史书呈现出的十六国的“史相”，既是与史实有别的假象，也折射出十六国政权积极利用华夏历史资源来实现自我华夏化的真实努力。

作者: 胡鸿

一、 “十六国”及其华夏化“史相”的反思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中，北方的各种非华夏势力被发动起来，最终他们脱离司马氏诸王的控制，攻陷了洛阳。华夏的晋帝国退守南方，北方从此开始了被史家称为“五胡十六国”的时期。正如这一名称所显示的，学者一般从族群的视角去把握此时期的历史，从而得出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相继兴盛与扩大、又衰落而消失的图景。因为族群被看作是这一时期历史的主体行动者，所以族群间的融合，如汉化、胡化、华夏化、鲜卑化等成为重点关注的问题。而解释这些变化，主要从语言(胡语和汉语)、姓氏(胡姓和汉姓)、生产生活方式(游牧与农耕)、社会组织(部族与编户齐民)、官僚制度(胡制与汉制)等方面进行。从这一路径进行的研究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成果，构成了我们对五胡十六国史的基本认识。

然而必须承认，十六国中没有一个政权是由单一族群组成的。即使是各国的统治集团，在族群意义上也是多元的，这一点也为众多学者所注意。如吕一飞指出，汉赵国的政治结构虽以南匈奴五部之众为核心，仍以“其他胡族”尤其是人口众多的氐、羌为准核心，再争取晋人大族的支持。①陈勇从对刘聪麟嘉二年(317)刘乂案的政治史研究出发，指出匈奴与氐羌的联盟是汉赵立国的政治基础，而这一联盟因刘乂案而瓦解成为汉政权由盛而衰的转折点。②氐羌在石赵政权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从蒲洪、姚弋仲受到石虎的优礼不难推知。而且以蒲氏和姚氏为首的枋头、滠头集团本身也不是单一族群的，苻氏集团中有南安羌，姚氏集团中有略阳氐。③前秦在淝水之战后一蹶不振，主要是由国内的异族势力如慕容鲜卑等的反叛造成，而慕容垂借以复国的力量中丁零翟斌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不能说仅凭鲜卑一族之力。刘聪时创立的以单于台系统管理“六夷”，从而实现“胡汉分治”的制度，为石赵、前燕、前秦等众多政权所继承，也说明各国都有数量众多的“六夷”需要特别管理。④在此意义上，如将汉赵称为匈奴国家，将前燕称为鲜卑国家，或将前秦称作氐族国家，都是非常不准确的。另外，被泛称为五胡的匈奴、鲜卑、氐、羌等并不以族群集团为单位进行活动，匈奴除了政治组织明确的“五部”之外，尚有众多“杂胡”与刘渊集团毫无关系，比如屠各路松多就曾起兵与刘曜对抗；⑤被冠以鲜卑之名的部落分布于从辽东到河西的广大地区，即使地域邻近如秃发、乞伏、吐谷浑，也始终处于势同水火的对立状态，并未因“族属”而产生任何认同感；仇池杨氏虽为氐族，终难免为苻坚所灭，落得民徙而地空的命运；当姚氏自立反秦之时，同为羌人的雷恶地却效力于苻登。以上种种都说明族群不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不能天然地作为历史学、至少不能是政治史分析的对象。

那么这时期的历史活动主体是什么呢?仍然是大小不同的各级政治体。可被观察到的一切历史活动，都是以政治体而非文化意义上的族群为单位进行的。其小者如石勒最初的“十八骑”，大者如苻坚混一北方的大帝国，只要具有一定的政治组织，就可以作为一个拥有自身利益诉求并可将其表达出来的活动主体。在急剧变化的局势中，大大小小的政治集团之间展开军事的、政治的竞争，有些逐步壮大，从一个数百人的小团体成长为帝国级政治体，另一些则在同一过程中被吞并、消灭，被整合进那些取得成功的政治体中。高级政治体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分崩离析，重新分裂为众多各自独立的较小型政治体。中小型政治体可以以部落、军阀等多种形式存在，但最高级政治体帝国，其制度和相应的政治文化则已有成熟的模板，那就是秦汉魏晋一脉相承且大体稳定的华夏帝国。后起的中级政治体在向高级演进的过程中，一般会袭用此现成模板——虽然未必能一步到位而出现许多变形，因为创制全新的制度和政治文化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苛刻的条件，并非随时随地都可能的。建立和完善一个华夏帝国式政治体的过程，可以称为政治体的华夏化。在文化领域，政治体首先关注的是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论证。袭用汉晋帝国模式的政治体，面对着一套写满华夷秩序符号的政治文化传统，他们要论证自身的统治合法性，最终不得不牵涉到华夏或非华夏的身份认同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族群意义上的华夏化不过是政治体华夏化的一个阶段或后果，故而华夏化的进程也应放在政治体的框架中去解释。这就是本文采取的政治体视角。

从政治体视角来看，既然此一时期有数量众多、规模不等的政治体在活动，为何仅有“十六国”受到特别重视呢?学界普遍认为“十六国”的概念来自崔鸿《十六国春秋》。崔鸿所作《呈奏〈十六国春秋〉表》言：“自晋永宁以后，虽所在称兵，竞自尊树，而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⑥崔鸿的标准是“建邦命氏”，即建立独立的国家级政治体。他以“战国”来比拟这些政权，又以“家”来称呼各政权的核心统治集团。如甘怀真所指出的，中古观念中的“家”即指一种以君臣关系凝聚的大型政治集团。⑦所以崔鸿的撰述是以各国政治体为对象的，不是以族群。在《呈奏〈十六国春秋〉表》和现存《十六国春秋》佚文中，崔鸿都表现出淡化族群的倾向。他在表文开头言“臣闻帝王之兴……必有驱除……故战国纷纭，年过十纪，而汉祖夷殄群豪，开四百之业”，是为了将西晋灭亡后至北魏道武帝称帝之间的“八十余年”定为战国，即看作北魏的“驱除”。因此反而需要强调这些“驱除”都是建立在“中国”的政权，就像战国一样，而淡化其夷狄的色彩。直到魏收才有意在刘渊、石勒等人传目上冠以“匈奴”、“羯胡”等字样，构成《魏书》“僭伪附庸”诸传。

尽管如此，崔鸿的标准还是多少令人费解的。若以政治体规模和稳定程度为标准，前仇池国、后仇池国、吐谷浑等，存在时间远长于十六国中的任何一个政权，政治体规模也不小于南凉、西凉，为什么没有被写入崔鸿的书里?若以占据两汉魏晋华夏帝国的旧土为标准，则仇池国一度控制的武都、阴平二郡一直在帝国疆域之内。若以政权覆灭后土地入魏而论，则成汉不当被计入。这些抵牾之处说明崔鸿在选择写作的对象时，应有另外的标准。《崔鸿传》在叙述他的著述动机时写道：

以刘渊、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苌、慕容德、赫连屈孑、张轨、李雄、吕光、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冯跋等，并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鸿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焉。⑧

其中“各有国书”、“因其旧记”两条特别值得注目，这说明崔鸿的著述对象是已经修撰了“国书”且其“旧记”能够被搜集到的政权。十六国诸政权的国史修撰情况，根据刘知幾在《史通》的《古今正史》和《史官建置》两篇中所举，⑨辅以《隋书·经籍志》霸史类的著录，⑩再参以其他史料，可以知其大略。如下表所示：

表1中修史者时代明确的，则与在位君主同列一栏，由此不难看出绝大多数政权都修撰了当代国史，有些君主还修了起居注。表中一些无法与某个君主同列的撰史者，其实仍是任职于该政权的，比如《燕书》作者范亨《隋志》标为“伪燕尚书”，《秦纪》作者姚和都实为姚泓从弟，是后秦政权的重要人物，而段龟龙则是“伪凉著作佐郎”。他们署名的史书即使不是在职时官方组织撰述的，也是在国灭之后依据某种起居注或实录追撰的，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十六国政权的自我叙述，应不致大错。上表所列是今天所知的十六国旧史，崔鸿所见的应不止于此，他说“各有国书”，并非夸张。崔鸿在《呈奏〈十六国春秋〉表》中自云“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诸国旧史，属迁京甫尔，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驱驰数岁”，说明诸国旧史是他撰写《十六国春秋》的基础史料，缺少这些他的著述就无法进行。其中《蜀录》收集资料的曲折尤可作为佐证：

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不获，所以未及缮成，辍笔私求，七载于今。此书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其起兵僭号，事之始末，乃亦颇有，但不得此书，惧简略不成。久思陈奏，乞敕缘边求采，但愚贱无因，不敢轻辄。(12)

崔鸿因为尚未收集到常璩所撰《汉之书》，竟至辍笔以求。如果没有此书，关于成汉的资料就会变得过于简略，与其他各录的撰述风格不合。这也从反面说明其他各录都是以详细的国史为基础撰写的，“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之言不虚。根据崔鸿之子崔子元的上奏，崔鸿直到魏正光三年(522)年才终于购得常璩《汉之书》，前后搁笔等待了12年的时间。崔鸿执著地寻购《汉之书》，不是因为在他的观念中成汉是十六国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是他知道常璩这本著述的存在。他的目标对象既是所有已有旧史的政权，自然不愿放弃成汉。从他的上表文来看，最初计划的《十六国春秋》为100卷本，正始三年(506)完成了95卷，因未得常璩书，特为《蜀录》留下了五卷的空白。

说崔鸿根据已有的旧史来确定撰述范围，还有一条材料必须做出解释。《隋书·经籍志二》“霸史”类著录各国史书24种，其中除了《天启纪》和《吐谷浑记》以外，都不出“十六国”的范围。(13)《天启纪》乃“记梁元帝子谓据湘州事”，可以不论。唯《吐谷浑记》若是吐谷浑的国史，崔鸿为何不据以撰写《吐谷浑录》呢?首先，《吐谷浑记》归入霸史类或许是不准确的。据《经籍志》，《吐谷浑记》的作者是宋新亭侯段国，此人在《宋书》中未见提及，姚振宗亦云“其始末未详”(14)。《水经注》、《初学记》、《太平御览》中皆引过段国《沙州记》，因吐谷浑阿豺自号沙州刺史，论者以为即《隋志》著录之《吐谷浑记》，清人张澍据此辑出二十余条。从张澍辑本来看，《沙州记》实为使臣行记的性质，如其中有这样两条：

六月二十六日，发龙涸。昼夜肃肃常寒，不复得脱褥袴。将从七十二人，面尽黎黑，口唇青淤。(辑自《太平御览》)

自龙涸至大浸川，一千九百里。夜肃肃常有风寒。七月雨便是雪，遥望四山，皓然皆白。(辑自《太平御览》)(15)

这两条明显是使臣记录行程及沿途见闻的文字，与《隋志》归入地理类的诸“行记”、“风俗记”更为接近，绝非一国之“霸史”。吐谷浑国可能没有自己修撰的国史，南朝诸史的《吐谷浑传》，其史源应即来自《沙州记》这样的使臣行记，故其风格更接近《史记·匈奴列传》。《魏书·吐谷浑传》原阙，今本补自《北史》，主要内容与《宋书》《南齐书》同源，仅在魏太武帝时期以下加入北魏与吐谷浑之间的册封、通使、战争等内容。这些都印证了吐谷浑自己没有留下“国史”，关于它的信息基本来自他国使臣的记录。其次，吐谷浑终北魏一代始终独立存在，不能作为北魏受命的“驱除”，这或是崔鸿不将吐谷浑列入十六国的另一个原因。加之吐谷浑占据的地域处在汉晋华夏帝国直接管辖范围之外，故而吐谷浑在北魏的帝国秩序中得以被视为现存的“四夷”之一，而不是已往跨僭一方而终于覆灭的“驱除”。

崔鸿既然是以“国”、“家”、“建邦命氏”的政治体视角来看待十六国史，又仅著录已有“霸史”的十六个政权，这两个标准是否有关联呢?答案是肯定的。如学者已经反复论述的，在汉晋华夏帝国旧壤建立的“五胡十六国”政权，随着政治体规模的扩大，普遍袭用两汉魏晋的官僚制度来组织政府，(16)运用华夏式的礼乐制度来进行各种仪式，(17)在论证政权的合法性时，也利用华夏原有的符号系统如祥瑞、图谶、德运等等。甚至利用华夏传统的天文星占和史书编撰体例来论证自身的正统地位。(18)可以说这些政权都是采用了汉晋政治文化的帝国，用崔鸿的说法便是“建邦命氏”。而在华夏的政治文化传统中，修史关系到本政权的历史形象和现实合法性，是一个帝国必须进行的事业之一。那些修撰了国史的政权，更可视为奉行华夏帝国政治文化的政权，而它们的国史书写，又将进一步强化作为华夏式帝国的形象。崔鸿的两个标准——“各有国书”和“建邦命氏”，正是在此语境下，统一为一个标准，即是否为华夏式帝国政治体。崔鸿从当时的诸多政治体中挑出拥有史学撰述的华夏式帝国政治体，构建了“十六国”的历史图景，这一选择本身相当于对历史进行了一次“华夏化过滤”。

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十六国”霸史大多是当朝修撰的国史，或者是以起居注、实录等当代史料为基础，由该政权旧人追述的，他们传达了该政权自己的声音。十六国君主大多重视修史，南凉在十六国中算是距离华夏文化核心区较远的一个，而秃发乌孤“始定霸基，欲造国纪，以其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使撰录时事”(19)；石虎刊削徐光等人所撰的石勒史事，为了“使勒功业不传”；苻坚因为在赵渊等所撰的史书中看到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其本”(20)；赫连勃勃占领长安以后，召见隐士韦祖思，既而嫌其恭惧过礼，是“以非类”视己，并言“我今未死，汝犹不以我为帝王，吾死之后，汝辈弄笔，当置吾何地”(21)，遂杀之。“汝辈弄笔”正说明赫连勃勃担心自己在史书上的形象。以上诸例皆可见十六国君主对于史书中呈现的“史相”的重视。在政治文化的隐性要求和君主的直接干涉下，这些用中文写成的“十六国”霸史，使用了大量的叙述策略来掩饰本政权及其君主非华夏的一面，而突出强调其华夏化的言论、政策和制度，下几节将作详细证明。这可以看作是在崔鸿之前已经完成的第一次“华夏化过滤”。经过这样的两次过滤，史料中呈现的十六国“史相”必然与“史实”之间有了相当的距离。现代学者再根据崔鸿整理的十六国“史相”去论证“五胡的华夏化”，不免又进行了第三次过滤。这样似乎陷入一个循环论证，使得“十六国的华夏化”这一论断建立在重重过滤的“史相”而非“史实”的基础上。

那么如何才能跳出循环论证的陷阱呢?第一步应该从认识十六国的“史相”与“史实”的距离开始。这就要对十六国史料的性质、形成过程以及叙事风格等进行分析，以避免简单地从史料推导出史实的错误，为进一步分析史实奠定基础。这绝不是说十六国的华夏化仅是虚构的幻象，毕竟有关制度和重大事件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但是在一些叙述细节上仍有不少虚构或拔高，只有对这种叙述偏向有清醒认识，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十六国华夏化的真实进程。另一方面，十六国史料最初的来源是各政权的国史，它们对本政权“华夏化形象”的记述，本身就是这些政治体接受华夏帝国政治文化的表现之一，本身就是华夏化的重要一步。以下第二、三节即对十六国史中的华夏式帝王形象这一最重要的“史相”进行分析，第四节进而讨论十六国如何复制前代华夏史书的某些叙事模式，以此具体说明十六国“史相”与“史实”的距离和关联，作为对上述设想的一个实践。

二、十六国“史相”辨析之一：“僭伪诸君有文学”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立有“僭伪诸君有文学”一条，专论十六国中的非华夏君主的文化素养。文虽略长，但搜罗材料堪称齐备，故具引如下：

晋载记诸僭伪之君，虽非中国人，亦多有文学。刘渊少好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鄙隋、陆无武，绛、灌无文。一物不知，以为君子所耻。其子刘和亦好学，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和弟宣，师事孙炎，沈精积思，不舍昼夜。尝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尝不反覆咏之。刘聪幼而聪悟，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刘曜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亦善属文，工草隶。小时避难，从崔岳质通疑滞。既即位，立太学于长乐宫，立小学于未央宫，简民间俊秀千五百人，选朝廷宿儒教之。慕容皝尚经学，善天文。即位后，立东庠于旧宫，赐大臣子弟为官学生，亲自临考。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儁亦博观图书。后慕容宝亦善属文，崇儒学。苻坚八岁，向其祖洪请师就学，洪曰：“汝氐人，乃求学耶。”及长，博学多才艺。既即位，一月三临太学，谓躬自奖励，庶周、孔之微言不坠，诸非正道者悉屏之。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至是学校渐兴。苻登长而折节，博览书传。姚兴为太子时，与范勗等讲经籍，不以兵难废业。时姜龛、淳于岐等皆耆儒硕德，门徒各数百人，兴听政之暇，辄引龛等讲论。姚泓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王尚、段章以儒术，胡义周、夏侯稚以文学，皆尝游集。淳于岐疾，泓亲往问疾，拜于床下。李流少好学。李庠才兼文武，曾举秀异科。沮渠蒙逊博涉群史，晓天文。赫连勃勃闻刘裕遣使来，预命皇甫徽为答书，默诵之，召裕使至前，口授舍人为书，裕见其文曰：“吾不如也。”此皆生于戎羌，以用武为急，而仍兼文学如此，人亦何可轻量哉。(22)

赵翼所举，在《晋书·载记》中都有据可查。除了沮渠蒙逊和赫连勃勃的事例稍嫌单薄，上列君主的“文学”大多有细节性的事实支持，如所习之经、所从之师、所著之文、所兴之学等，看起来是确凿可信的。这些材料常被现代学者引用来说明五胡十六国政权在文化上的“汉化”。若仔细分析，《载记》叙述了“十六国”中的14国的历史(比通常所说的16国少了华夏势力建立的前凉、西凉两个政权)，赵翼列举的人物分别属于其中汉赵、前燕、后燕、前秦、后秦、成汉、北凉、夏8个政权，《载记》中为君主立传的后赵、后凉、西秦、北燕、南凉、南燕6个政权未见提及。前凉、西凉的君主既为公认的华夏人物，北燕冯跋也自称华夏，均可置之不论，南燕与后燕一脉相承也可推而言之，那么没提到的只剩下后赵、后凉、西秦、南凉。为什么赵翼不提他们?不妨从这四国的记载开始分析。

(一)后赵石氏

石勒虽号称羯胡部落小率之子，但从其幼年经历看实处于普通非华夏编户的地位。此后他一度沦落为田客与奴隶，还有过“两胡一枷”被执卖山东的遭遇。(23)他没有机会像刘渊父子一样从师读经，《世说新语》明言“石勒不知书”，事实上连他的华夏式姓名“石勒”都是起兵以后牧率汲桑取的，石勒在华夏经典文化上的素养几近空白。或许出于这个原因，赵翼没将石勒列入“有文学”之列。

然而细读《石勒载记》，又不难找出石勒“有文学”的一些证据。当石勒得知刘曜停授殊礼，撤销对自己的赵王加封之时，怒而下令，其文中即有“孤惟事君之体当资舜求瞽瞍之义”(24)一句；其后假意辞让群臣上尊号之请的诏书中，也有“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犹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况国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之语(第2730页)。当然，这些诏令文书出于词臣之手，尚不能直接代表石勒的才学。然《载记》中又有如下情节：

勒因飨高句丽、宇文屋孤使，酒酣，谓徐光曰：“朕方自古开基何等主也?”对曰：“陛下神武筹略迈于高皇，雄艺卓荦超绝魏祖，自三王已来无可比也，其轩辕之亚乎。”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其群臣皆顿首称万岁。(第2749页)

此段记述若为实录，则石勒在宴会上即兴说出的话，没有词臣代笔的可能，只能说明他对两汉魏晋的历史不仅熟知，而且有自己的思考。按照《载记》的叙事，石勒的历史知识大概是听来的：

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其天资英达如此。(第2741页)

此段亦见于《世说新语·识鉴篇》：

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25)

比较两段材料不难发现，《载记》删去了“石勒不知书”五字，易以“勒雅好文学”。“好”与“善”意义有别，但毕竟将他与“文学”关联起来。又隐以“虽在军旅”来解释何以不自己阅览而使人讲读，以进一步掩盖其“不知书”的痕迹。在这段叙事之前，《载记》写道：“勒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这是利用同样的模糊手法，给人以石勒亲自考校经义的印象。不仅如此，《载记》中多处叙述石勒尊礼儒臣、招引贤良、在中央与地方兴立学校的举动，与赵翼所举的刘曜、慕容皝、苻坚无异。石勒又为其太子弘取字“大雅”，使其“受经于杜嘏，诵律于续咸”(第2752页)。总之，《石勒载记》展示给读者的石勒，虽少无学术可称，但长而好学尊儒，随着地位的逐步升高，言谈举止中的华夏文化素养也随之增长，最终完成了从羯胡小率、田客牧奴到华夏帝王的转变历程。

(二)后凉吕氏

后凉的建立者氐人吕光，《载记》言其“不乐读书，唯好鹰马”(第3053页)。或即由此赵翼不将他列入“有文学”之君。然而《载记》中至少可以举出三例，旨在描写吕光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其一在破龟兹时：

光入其城，大饗将士，赋诗言志。见其宫室壮丽，命参军京兆段业著《龟兹宫赋》以讥之。(第3055页)

其二：

光后宴群僚，酒酣，语及政事。时刑法峻重，参军段业进曰：“严刑重宪，非明王之义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诸侯；吴起之术无亲，而荆蛮以霸，何也?”业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临四海，景行尧舜，犹惧有弊，奈何欲以商申之末法临道义之神州，岂此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光改容谢之，于是下令责躬，及崇宽简之政。(第3058页)

其三：

著作郎段业以光未能扬清激浊，使贤愚殊贯，因疗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诗《九叹》、《七讽》十六篇以讽焉。光览而悦之。(3059页)

在第一段记述中，没有明言赋诗者是否包括吕光本人，但从他主持这一仪式性的举动来看，至少他是想展示自己“有文学”的一面。第二例颇似上文中石勒评论古帝王的场景，也是在必须即兴发言的酒宴上，故而同样显示出他对古代治国学说的熟悉。而借助段业之口，尧、舜作为帝王最高典范的地位得以重新确认，与石勒自言“轩辕岂所拟乎”一样，史籍借此表现出“五胡”君主们对儒家塑造的华夏古圣王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的认可。第三例再次表明吕光具有解读诗歌中微妙的“表志”、“讽喻”的能力。被赵翼标为“有文学”的姚兴，也曾因为好田猎，引起京兆杜诞著《风草诗》、冯翊相云作《德猎赋》的讽谏，“兴皆览而善之”(第2983页)。吕光在此事上的表现与姚兴无异。这些用诗赋讽谏的传统，即使不追溯到《诗经》的《国风》，至少也可以在“司马相如——汉武帝”以及“扬雄——汉成帝”的史事中找到原型。不只是对诗赋的解读能力，而是这种“诗赋讽谏——览而悦之”的行为本身，就已经起到塑造华夏式贤明君主的作用。

(三)西秦乞伏氏与南凉秃发氏

乞伏氏与秃发氏进入华夏文化圈的时间比较晚，在建立政权之后，也仅仅占据着原华夏帝国中较为边缘的地带。乞伏氏将本族的族源追溯至乞伏可汗讬铎莫何，传说他是大如陵阜的巨虫所化，也就意味着自他以上的世系已不可知亦无须追溯，即他被看作是乞伏部的始祖。这位乞伏可汗不过是活动于西晋泰始年间的人物。秃发氏所追溯的先世谱系中，确切可考的英雄人物是树机能，而树机能之祖父寿阗，即被看作是因寤生而获得“秃发”姓氏的人物，即本部族的得名始于此时。寿阗之父匹孤，便是本族记忆中第一位姓名可知的人物。树机能是泰始年间陇西的风云人物，上推至寿阗，应该活动于汉魏之际。乞伏部族记忆中的始祖乞伏可汗讬铎莫何出生于从大漠南迁的路上，其后的祖谱跳跃至“韦占邻”，他“率户五千迁于夏缘，部众稍盛”(第3113页)。此句中“夏缘”二字，若为地名则史籍中仅此一见，无法考证其方位。故有学者将缘字下属，仅以夏为地名，并以赫连勃勃建夏及北魏夏州为据指此为河套以南之地。(26)此说难以成立，首先“缘部众稍盛”文辞不通，其次用后代出现的地名来解释之前的事件也不妥当。林幹认为夏缘不是确切的地名，而是“接近中原的边缘地区”(27)。这一思路更有道理，但与其说接近中原，不如说这里的夏就指代华夏帝国，也就是指他们从塞外进入华夏的边缘地带了，这一地区很可能就是河套以南。祐邻代表的是乞伏部对“入塞”的记忆。而秃发部始祖匹孤也是“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的人物。总而言之，后来的乞伏与秃发两部族的历史记忆，都将起点设定于迁入华夏边缘地区的时段，其始祖则被设定为率领迁徙的人物。这种对塞外历史的“结构性失忆”，是华夏化以后的历史想象，其中对入塞时间的记忆，反映了两部进入华夏地域时间较短的事实。(28)

乞伏与秃发二部，不仅接触华夏文化的时间和机会有限，而且有史料表明秃发部仍保持着游牧的社会和军事组织。秃发利鹿孤的将领鍮勿崘曾说：“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发左衽，无冠冕之仪，迁徙不常，无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号，诚顺天心。然宁居乐土，非贻厥之规；仓府粟帛，生敌人之志”(《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5页)，因此建议放弃城居。他们在战争中热衷于掳掠牛羊和人口(即“徙民”)，也体现了游牧社会的战争习惯。乞伏部的情况与秃发不会相差太远。史料中所见的两国人物，除了占领州郡之后吸纳的华夏人物，基本都没有华夏式姓名，其国君姓名皆为音译无疑。《魏书》与《晋书》中的乞伏炽磐及其子慕末，在《宋书·大沮渠蒙逊传》中被称为“乞佛炽槃”、“茂蔓”(29)。聂溦萌注意到《宋书》此传以沮渠北凉为中心撰述淝水之战后西北地区各政权的历史，而北凉沮渠茂虔曾献书刘宋，由此推测《大沮渠蒙逊传》就是以茂虔献书中的北凉国史《凉书》为基础写成的。(30)其说可从。如此则“乞佛”、“茂蔓”等为北凉一方的译写。音译常无定字，也说明通行于西北的不是他们的华夏式姓名，而是某种胡语的发音，只有到要写成文字时才取汉字来对音。更为复杂的是“秃发”，秃发与拓跋乃同音异写，自钱大昕以来学者已无异议。《隋书·经籍志》有《讬跋凉录》十卷(第963页)，《旧唐书·经籍志》作《拓跋凉录》(第1993页)，被认为是南凉国史。因而南凉官方认定的译名不是“秃发”而是“讬跋”。姚薇元认为“秃发”乃魏收所改，(31)罗新更将其推前到孝文帝时代，指出其后崔鸿作《十六国春秋》已尽写作“秃发”。(32)事实上，在《宋书·大沮渠蒙逊传》中已经出现了“西平虏秃发傉檀”的名字，目前没有发现版本异文，如上所论这可能是沮渠北凉国史中的贬义译写，因而崔鸿所为或许只是借用了《凉书》中已有的做法。总之，秃发南凉与乞伏西秦一样，姓名的译写在当时尚不固定。这一点也说明了他们接触华夏文化不深。正是因为这样显著的事实，《载记》中对乞伏和秃发君主的直接描述从未涉及其“文学”，仅仅是“雄武”(乞伏乾归)、“骁勇善骑射”(乞伏可汗讬铎莫何)、“勇果英毅”(乞伏炽磐)、“壮果”(树机能)等体现武勇的字句，最多加上“权略过人”(乞伏炽磐)、“有才略”(秃发傉檀)等，然谋略与“文学”仍然没有直接关系。这些源自本国史臣之手的描述再次表明，西秦与南凉的君主在华夏式文化素养上，的确乏善可陈。赵翼当然洞见及此，故而列举“有文学”诸君主时没有提及西秦和南凉。

然而，读过《晋书》中乞伏、秃发诸国君《载记》的人一定会注意到，西秦、南凉两国的君臣谈吐儒雅，甚至动辄引经据典，不让苻姚而远过二石。如乞伏益州战败，乾归引咎自责，史言：

乾归曰：“孤违蹇叔，以至于此。将士何为，孤之罪也。”(第3118页)

“孤违蹇叔”是出自《左传》的典故。秦穆公不顾蹇叔的劝阻派遣军队远袭郑国，不克，更在归途遭到晋军的伏击，致使三帅被俘。三人被释放回秦国时，秦穆公“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曰：‘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33)此处乾归派遣乞伏益州出征姜乳，也受到边芮、王松寿等大臣的谏阻，但他执意而为，终于导致益州战败的后果，这一事件的确与崤之战的故事有相似之处。只是乞伏乾归脱口而出《左传》中的典故，而且用得如此恰当，岂非甚有文学的明证?在另一个场合，乾归对诸将说“昔曹孟德败袁本初于官渡，陆伯言摧刘玄德于白帝，皆以权略取之，岂在众乎。光虽举全州之军，而无经远之算，不足惮也”(第3119页)。又显示出对汉末三国历史的熟悉。

再举南凉秃发傉檀的例子。当为质于秃发政权的乞伏炽磐逃归被执回时，秃发傉檀阻止利鹿孤杀炽磐，说道：“臣子逃归君父，振古通义，故魏武善关羽之奔，秦昭恕顷襄之逝。炽磐虽逃叛，孝心可嘉，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第3148页)这里也是脱口而出两个典故，“魏武善关羽之奔”见于《三国志·关羽传》，广为人知，但“秦昭恕顷襄之逝”则大有问题。据《史记》，楚怀王被秦国扣留，太子自齐国归而立为顷襄王，并非逃归。而楚怀王欲自秦国逃归，中途被追回，这与炽磐被执颇为相似，但怀王不久即死于秦，故无“恕”事可言。其后楚顷襄王之太子完又为质于秦，顷襄王病，太子在黄歇(春申君)的谋划下成功逃归楚国，后即位为考烈王。秦昭王始欲杀黄歇，在其相应侯建议下最终无罪而归之，这符合“秦昭”、“恕”、“逝”三个要素，但逃亡的人是楚太子完而非顷襄王。(34)或许因为这里面涉及数次与秦、楚有关的逃亡事件，读者久之不免记忆淆乱。用来关联乞伏炽磐的被执和被宽恕的“秦昭恕顷襄之逝”，糅合了楚怀王的逃亡被执、顷襄王的成功归国、楚太子完的“逝”以及秦昭王对此事件的“恕”等复杂的元素。作为一个用典修辞，它无疑是错误的，因为“秦昭恕顷襄之逝”从来不曾发生过。但想要犯这样的错误，至少需要知道与秦楚两国有关的这三次逃亡——尽管记忆有些混乱。这一错误本身反而显示了说话人对战国历史的丰富知识，《载记》中此人竟是戎马一生的秃发傉檀，不得不令人怀疑其真实性。

傉檀曾在与姚兴凉州主簿宗敞的对话中引用“《诗》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来表达对其父宗燮的怀念，之后又说“卿鲁子敬之俦，恨不与卿共成大业耳。”(第3148页)这里不仅提到鲁肃，且“恨不与卿共成大业耳”亦绝类陈寿笔下刘备对田豫所说的“恨不与君共成大事也”(35)。面责其湟河太守文支时，傉檀说“二兄英姿早世，吾以不才嗣统，不能负荷大业，颠狈如是，胡颜视世，虽存若陨。庶凭子鲜存卫，藉文种复吴，卿之谓也”(第3155页)。又是一连用了两个春秋时的典故。傉檀对春秋战国和汉末三国史事的谙熟，又可通过他与姚兴史臣的会面得到印证：

傉檀与宗论六国从横之规，三家战争之略，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致清辩。宗出而叹曰：“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拔烦理乱、澄气济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复自有人。”(第3151页)

所谓“六国”“三家”之事，正好可以概括上面傉檀引经据典的范围。春秋战国与汉末三国是华夏历史上群雄逐鹿的时期，与十六国所处的时代有诸多相似之处，五胡诸君主如果想要了解华夏的历史，或“以史为鉴”，则这两个时代的历史最有实用价值。他们可能的确通过种种途径获得了一些相关的知识。另一方面，修史者如果想要用历史典故来比附当下，也自然会首选六国、三家时的人与事。

以上详细分析了赵翼没有言及的后赵、后凉、西秦、南凉四国君主是否有文学的问题。其结果是矛盾的：一方面，有诸多史料支持赵翼的常识性判断，即这些君主的华夏文化素养不高；另一方面，在史料记载的对话、诏令中，他们又常常口出雅言，动引经史，显示出对华夏经史典籍的熟悉，给人留下“有文学”的印象。熟知史书形成过程的赵翼当然不会轻易将史料当成史实，故而对《载记》塑造的十六国君主形象，采取了怀疑与甄别的态度。他在这对矛盾的史相中选择了相信前者，后面那些文雅之辞或被归为史臣重重润色的结果。从上述分析来看，尤其是乞伏、秃发诸君主，其儒雅程度很显然被严重夸大了，而且其润饰的手法都十分接近。赵翼的判断是合理的。那么是谁在润色这些君主的儒雅形象呢?

前面第一节中已经论述了十六国各政权撰述国史的情况，可惜这总计达数十种的“霸史”皆已无完书流传。清人汤球曾辑18种“霸史”佚文为《三十国春秋辑本》。(36)最近日本又有《五胡十六国霸史辑佚》一书出版，(37)这是日本五胡研究会众学者历时19年集体工作的成果，收集佚文1940条，搜罗得十分细致，可以认为霸史佚文的辑录已基本完成。霸史佚文有助于我们了解十六国国史的原貌，也确认了《晋书载记》、《十六国春秋》与十六国国史的因袭关系。自撰的“国史”是集中体现一个政权塑造自身形象的文本，十六国“霸史”所具有的国史性质，也保留到了《十六国春秋》与《晋书载记》之中。在十六国国史零碎不全的情况下，《晋书载记》和《十六国春秋》成为我们探讨十六国政权历史书写的最主要材料。特别是其中具有溢美性质的言辞，与其说出于唐代史官或者北魏崔鸿之手，毋宁说是十六国政权的史官苦心润色的结果。

因此，我们可以暂时放下五胡诸君主是否有文学以及赵翼的真伪鉴定是否正确的问题，转而将秃发、乞伏等君主的“文学素养”看作一种有意塑造的“史相”。姑且不管它是否与“史实”相符，至少它代表了史书撰写者的意图。而如第一部分所述，这些史书的撰写者往往是仕宦于该政权的官僚，有些史书还是在君主命令之下写作的，这种历史书写意图也应是统治者所认可的，甚至就是他们意志的体现。进而，赵翼所列举的刘渊、苻坚、姚泓等人固然拥有真正的华夏文化修养，但是他们的文化修养以及尊儒兴学的行动被特意强调，也是给我们留下“有文学”印象的重要因素。尽管与“史实”的相符度可能较高，它仍然是一种有意塑造的“史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