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华：陆小曼与上海戏台风云
陆小曼在北京就喜欢唱戏，来上海自从认识了翁瑞午而跟他学戏，因体弱多病多亏翁瑞午擅长推拿手到病除，又跟他吸上了鸦片，徐志摩为此仄逼无奈。这一段家庭隐私给小报《福尔摩斯》作了影绰可辨的色情渲染，致使陆徐等人将该报告上法庭而闹得满城风雨。这些事我们都知道，凡陆小曼传记也都讲到她唱戏，但本文根据当时上海的报纸，颇多有趣的细节。其实陆小曼演戏这件事远非这么简单。我以前已提到她力捧小兰芬含有戏剧改良的意涵，实即推动了女伶崛起的潮流。而她所参与的妇女慰劳会更涉及当时上海的政治舞台，其间的戏中戏、戏外戏牵动各界名流、文化势力、传媒与大众欲望，比起当时流行的“革命加恋爱”“三角恋爱”的小说段子实在要闹猛复杂得多。
说来也是气数，起始于《思凡》和《汾河湾》，终于《玉堂春》，前后五个月陆小曼一塌刮子串了五场戏，灵光一现就此告别了舞台。算不上退出历史舞台，但从此这位名震南北的“交际明星”几乎在交际场中销声匿迹。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十七、十八日一连三天，在南洋大学举办了对上海人来说颇不寻常的“妇女慰劳前敌兵士游艺会”。以往这类游艺会有过不少，一般以赈灾募捐为目的，但这次游艺会借的是慰劳北伐兵士的名头。从游艺会节目单来看，三天里从下午四时开始到午夜，像大世界游乐场一样各类表演不下四五十种，除了个别小提琴或歌剧，武术、魔术、电影、话剧、京剧、滑稽戏、口技、大鼓书等应有尽有，极具本土特色。许多演艺界名人如胡蝶、郑正秋等都来串场子，特别是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承担多个节目，其爱女黎明晖的《大葡萄仙子》大出风头。当然演出出自自愿，比如节目里有杨耐梅唱《乳娘曲》，结果放了白鸽。会场里兜售东西是募捐的一种方式，洪深花一元四毛买了花和糖果，分给朋友吃。
陆小曼没跟这次游艺会沾边，然而七月十五日开幕前一日，《上海画报》特地制作了“妇女慰劳游艺会特刊”，她的玉照却出现于头版，标题曰：“北方交际界名媛领袖陆小曼女士”，介绍说：
小曼女士为徐志摩君之夫人，芳姿秀美，执都门交际界名媛牛耳，擅长中西文学，兼善京剧昆曲，清歌一曲，令人神往。顷任妇女慰劳兵士会委员，并于本月三十日在中央大戏院该会开游艺会时，表演昆曲《思凡》，及与名画家江小鹣君合演《汾河湾》云。
有种说法是游艺会没能完成募款目标，所以要继续办，但《上海画报》这么预告月底将再度举办妇女慰劳游艺会，那时南洋大学的游艺会还没开始，募到多少还不清楚，这说明慰劳会早有计划，且不再是综艺大杂烩，而是以租借大戏院售票的方式，因此像陆小曼这样的“名媛领袖”出场，意义就非同一般。
徐志摩、陆小曼来上海之后很快成为社交界新宠。六月里《上海画报》已刊出过陆小曼的大幅照片，接着该报记者鄂吕弓的《陆小曼女士的青衣》一文说她喜欢唱戏，“倜傥风流，有周郎癖，天赋珠喉，学艳秋有酷似处”。但是这回她担任妇女慰劳兵士会委员，要登台亮相确是个大动作，促使她这么做恐怕有各种因素。虽说小曼于京昆情有独钟，毕竟是个性要强，不甘在“诗圣”的光罩之下；她与徐志摩结婚已备受各方压力，与徐家关系也闹得很僵，从这角度她似乎要争口气活个样子出来。而且素来在交际场上迷倒众生，来到上海要么冷冻这文化资本，要么不鸣则已。果然一出场就盖住了南斗星唐瑛，就在这张《上海画报》上也有唐瑛的大幅照片，却被放到第四版上去了。陆小曼担任妇女慰劳兵士会委员也多少带点政治性，这也有家庭渊源，她的父亲陆定早年留学日本便加入了同盟会，在北京历任税务司长等职，现在国民党得势，表示支持也顺理成章。
陆小曼演戏很可能是受唐瑛等人的鼓动，然而她答应担任慰劳委员会的干事，详情不清楚，有个人物不能忽视，即郑毓秀。徐志摩在一九一九年的留美日记里写道：“郑毓秀女士，革命巨子。曾与汪兆民谋炸摄政王。其后历经印度、东瀛，留法巴黎大学，新以法律学士卒业，由美回国。今晚大放厥词，讲当日不签字经过情形，声容并茂。此君浓眉高额，雄喉杀眼，真女丈夫佩真、群英之俦匹也。”（《徐志摩未刊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所谓“不签字经过”指的是一九一九年六月郑毓秀随从外交总长陆征祥赴“巴黎和会”，而中国政府没在和约上签字，郑毓秀起了重要作用。徐志摩对她敬佩之至，却以“雄喉杀眼”来形容，大有吓煞宝宝的意味。徐陆在上海时，郑毓秀是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夫妇俩对她十分恭敬，这在下面还会说到。
1927年7月15日《上海画报》上的陆小曼
八月三日（报道原说演出在7月30日，后延期至8月4日）陆小曼演出前一天，《上海画报》又刊出“妇女慰劳前敌兵士会特刊”，不少戏装照片预先曝光，蹊跷的是陆小曼和唐瑛的照相。唐瑛的题为“少奶奶扇子中的少奶奶”，登在第三版。而陆小曼的一幅出现在第一版，直视镜头的双瞳笑意微漾，风情含蓄，前刘海发型，穿皮大衣，胸前一把打开的折扇，雍容华贵——分明一副少奶奶扇子的扮相！无论有意无意，似不免有抢风头之嫌。这张照片后来又用作九月号《良友》画报的封面。
1927年8月3日《上海画报》不同版面上刊登的陆小曼（上）、唐瑛照片
陆小曼演出之后传媒一片叫好，风头一时无二。看来陆小曼不仅有表演天赋，也可理解为何对唱戏如此迷醉，似乎在戏中更能安放她的丰富的情感世界。八月七日炯炯的《妇女慰劳会剧艺拾零》写道：“陆小曼女士昆乱俱擅，《思凡》与《汾河湾》，体贴戏情，前后俨若两人，思凡壮情窦初开之尼僧，《汾河湾》写极目天涯之思妇，均曲曲入微。”又如她所选择的《思凡》和《汾河湾》，一面是憧憬感情解放，一面恪守妇道，对于她的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来说也很富有象征意义。把新旧放在一起，不可能完全分而治之，有融合也会有冲突，但是不管发生来自内外的冲突，其中有着她一贯的感情逻辑在。
陆小曼演《思凡》（《上海画报》，1927年8月3日）
陆小曼演戏，徐志摩鞍前马后须臾不离。夫妻俩唱戏的美名已流播人口，妇唱夫随似乎体现了徐志摩的民主价值，堪作现代丈夫的典范。陆小曼在台上，他颇觉失落之时，机会在向他招手。原来节目单上欧阳予倩有一场演出，此时他与田汉都在南京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负责培养话剧人才计划。据《新闻报》上空我的《艳歌趣屑纪中央》一文，欧阳予倩被徐志摩催促着赶过来，根据节目单他要演《人面桃花》一剧，但角色道具等均未齐备，临时改演了《玉堂春》，徐志摩自己扮演了押送苏三的崇公道。（8月7日）另有人报道说：“徐志摩先生演《玉堂春》，人咸其疑非饰王金龙，即饰刘臬司，孰意饰解差崇公道。滑稽突梯，全场鼓掌，当堂开枷后，徐仍侍立，院子不能忍，乃令下去，徐鞠躬而退，台步亦有诗人之风焉。”（《上海画报》，8月9日）《玉堂春》也称《三堂会审》，除了巡按大人王金龙，另有地方官潘藩司和刘臬司，此文替徐志摩抱不平，怎么连个刘臬司也轮不上。说实在，我们的大诗人不是演戏的料，这个小角色也演得笨拙，这一点没有分享陆小曼的专业精神，不过能在同一天演出，他大概也很满足了。
一连数日有关慰劳会演出的不同叙事，犹如众多的纸上舞台，同一场戏透过各人的视窗可见文采纷呈，趣味各异，有不少涉及台上台下、戏里戏外的浇头，有时道听途说，有时听旁人说，常以“趣闻”为标题，皆有关名人的隽言妙语，这里摘录一二个。
关于志摩的表演，有不同说法。空我说徐志摩在台上“目插眼镜，身穿西装，气宇昂昂。当察院点名时，崇公道既承认兼任崔公差使后，徐君似乎慷慨而谈的发过几句议论，惜予立稍远，未聆其果作何语”（《新闻报》，8月7日）。因为站得稍远，空我没听清楚志摩在讲什么。照周瘦鹃的《红氍三日记》，徐志摩“登台跪公案之前，诉其连日筹备剧事主持前台之苦，累累如贯珠，闻者鼓掌不绝”。如果周氏没有听错，这里传递了一个暧昧却重要的信息，即这么“慷慨”陈词中我们听到的不是崇公道而是徐志摩自己的声音。换言之，徐志摩在表演中为表彰陆小曼把自己的私生活掺和了进去。须知这种募捐剧艺毕竟与专业演出有区别，本来以陆小曼、徐志摩等人作招徕，是因为名人效应。徐志摩是深度近视眼，脱不了眼镜，穿紫色花衣，光脚拖着鞋，这幅模样够发噱，观众报之以掌声，因为知道是“诗圣”徐志摩。当他自诉连日因为筹备演剧而不辞辛苦时，其实在当众秀他对陆小曼的一片至诚，观众报之以掌声，因为明白了其中的戏中戏，显然愈加过瘾。
周瘦鹃又说：“小曼女士见之大笑，几不复识其所爱之大大矣（按：愚曾倩志摩释‘大大’。‘大’者，英语‘大灵’，亲爱者Darling也）。叠呼大大者，以示亲爱之至也。”（《上海画报》，8月9日）陆小曼看了开怀大笑，不知在真实生活里徐志摩能有几回赢得她这样的笑声。本来这次义演中陆小曼就是主角，周瘦鹃捕捉到她的笑声，并使之出现在他的报章叙事里，说明陆小曼台上台下一颦一笑都成为公众的焦点。事实上很自然的，就像陆小曼以“大大”称呼徐志摩这一家庭细节一再经过周氏渲染已经传为美谈，且不断被炒作，如三天之后八月十二日《晶报》上一篇题为《大大大大》的豆腐干短文写道：“或戏问徐志摩君，夫人是否呼君为‘大大’？徐云：‘小曼固呼余为大大，余有时亦呼小曼为大大’。”（按：实即“太太”，记者故意误读为“大大”）像这样的问答尚无伤大雅，但是小报是一架感情机器，主要靠消费名流为生，在满足大众窥私欲的时候也承担着某种道德监察的义务，而作为名流来说，聪明的知道如何在保持公众的好奇心与保护自己之间拿捏分寸。
不光徐志摩有这种私密化冲动，《汾河湾》即将上场时，鄂吕弓在后台听到江小鹣和陆小曼之间一段对话。剧中薛仁贵在窑屋里看到一只男鞋，顿生疑心，怒声责问柳氏此鞋的来历。柳氏没直接回答，反问道：“你问这穿鞋的人儿么？”薛仁贵应该回答：“我不问这穿鞋的，难道是问靴子的么？”江小鹣想改成“难道问戴眼镜子的么”，“戴眼镜子”明指徐志摩。跑离原剧，给朋友幽上一默，对于这类表演并无大碍，也是为了讨好观众，期望博得观众会心一笑，由是给演出增加气氛，然而这么一改动就把薛仁贵变成了徐志摩，却触及徐陆的私生活。对于这个主意“小曼极力反对，故在场上并未更改”。（《上海画报》，8月9日）
陆小曼、江小鹣合演《汾河湾》（《上海画报》，1927年8月3日）
从“极力反对”来看，小曼头脑比较清楚，她对唱戏是认真的，并不欣赏这类玩笑。的确再仔细一想，不管她是否意识到，表面上秀夫妻恩爱，实际上涉及偷情之嫌，这个玩笑开得不得体，但是按照弗洛伊德的“漏嘴”理论，其中有力必多潜意识在起作用。
这些趣闻或如饭后擦嘴剔牙了无痕迹，却能映射出一种看戏的文人生态与报纸的文化消费，虽是娱乐消闲，却与社会习俗法规等息息相关。它们与本文后面要讲的故事多少有点关联，或许留存于记忆之中，说不定哪一天发起酵来会发生“蝴蝶效应”而成为一连串典故段子或脚本戏码。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六日、七日上海美术社团天马会在夏令配克戏院举办了两天的演出，陆小曼演了两场戏，第一日与翁瑞午、徐志摩、江小鹣合演《玉堂春》，第二日与著名坤伶琴秋芳合演《奇双会》（也称《贩马记》）。对于陆小曼这两日的表演，剧评赞多弹少，一致首肯其演技的进步。其实大多数观众是来看陆小曼和徐志摩的，两人来上海已经一年多，传奇色彩仍浓郁，正如一篇报道写道：“陆小曼徐志摩伉俪亦欣允加入串演，盛会罕觏，群欲捷足。”（《小日报》，12月8日）另一篇报道说:“陆小曼饰苏三，将上场时，新闻记者纷纷至后台，环立而观。票界怪人王燧之曰：‘他们都去观新娘子，我也去瞻仰瞻仰。’遂急趋而入。”（《小日报》，12月8日）记者忙于追捕幕后花絮，如《晶报》上转陶的《天马剧艺中之一对伉俪》一文：
陆小曼女士，尤为群众注意之点。陆所演之玉堂春及奇双会，博得好誉最多。新派诗人徐志摩在会场中，亦极奔波劳碌，然与陆形影不离。第一日郑毓秀博士戾止时，徐陆夫妇引入包厢；郑博士就坐，徐陆夫妇亦随侍于侧，文农即为速写一像。未几，陆女士戏将上场。化装时，徐亦随侍于旁，为调脂粉。陆有小婢，伫立以待驱使，而陆挥手令去，独让其夫婿在旁照料，可知徐诗人体贴夫人，别有独到处也。女士上装后，徐则时加慰问，陆女士亦屡问：“扮相佳否？”徐必答曰：“漂亮，漂亮。”陆女士始冁然微笑，从容登台。（12月9日）
文中透露出徐陆与郑毓秀的亲密关系，对此周瘦鹃的《天马剧艺会琐记》一文有所补充：“是夕司法界名人如王宠惠、魏道明二博士与郑毓秀女博士俱戾止。郑女博士与陆小曼为素识，特探之后台。会玉堂春将登场，因亲为化装，涂脂抹粉，有若内家，小曼称谢不已，化装既毕，款款登场。”（《上海画报》，12月15日）转陶此文给配上漫画家黄文农的速写，一幅是徐志摩牵着陆小曼的手，另一幅是徐陆站在郑毓秀的背后，形象颇为滑稽。
现在我们的聚光灯须移至《玉堂春》里的另一要角——翁瑞午。在开演前三天，《上海画报》刊登了他的一幅《春香闹学》的剧照，并介绍说：“翁瑞午君吴县人，幼承家学，书画并皆精妙，而推拿术更为海内独步。暇时喜研究戏剧，昆乱均所要优长，为票友中不可多得之人材。天马会因请其客串，翁君因事关提倡艺术，概允加入表演。翁君原青衣花旦，近改习须生，天马会串青衣。”（12月3日）在这次天马会演出中他有四场戏，戏份最足，作为名票友，无论是生是旦，演来皆当行里手。
翁瑞午《春香闹学》（《上海画报》，1927年12月3日）
翁瑞午字恩湛，其父翁绶祺是翁同龢的门生，官至广西梧州知府。说他“幼承家学，书画并皆精妙”，此言不虚，在四月一日的《联益之友》刊登了翁瑞午的一幅画，题曰：“名票友翁瑞午君之艳荷图，绘赠无锡花国总统谢文玉者，并有文学家赵眠云先生题句，为可珍。”所谓“花国总统”即经由选举而居榜首的花魁女，大多是文人品题的结果。看来翁是花界常客，颇有袁寒云的做派，只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翁瑞午
而对《玉堂春》的评论则集中在王金龙和苏三身上，且对两人的默契搭配赞叹有加，如迪庄的《天马会之第一日》：“小曼上妆后，娇小玲珑，较平时益美，嗓音不高却还清脆，叫板一声‘大人容禀’，如出谷雏莺，惟运腔转折处，略有特殊声浪，谅因久习昆曲之故。翁君本以青衣名于时，忽易钗而弁，居然能落落大方，一段南梆子唱来珠圆玉润，耳鼓一新。”（《小日报》，12月8日）陈小蝶说陆小曼演《玉堂春》，“得瑞午之王公子为配，顿觉生色不少，瑞午聪明隽逸，无角不能，予谓瑞午小生犹胜旦角，一片清新俊逸之神，与振飞有异曲同工之妙，使振飞为王公子，必不能胜瑞午”（《天马聆歌记》）。说王金龙这个角色如果让俞振飞来演，也绝对没有像翁瑞午那么出色，这等于说翁瑞午把王金龙演活演绝了，而对于小曼来说也幸亏得到这样一个绝配。至于剧中的江小鹣和徐志摩，有人也会提到，如周瘦鹃的《红氍真赏录》：“陆女士之苏三，宛转情多，令人心醉。翁为王公子，潇洒可喜。江被蓝袍作吏，一洗其法兰西风，亦居然神似”，而徐志摩则“台步如机械人”，令人发噱。（《上海画报》，12月24日）
其实就戏论戏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就像抛空一枚铜板卜彩头，对于艺术世界的虚构与真实，中国人善于翻云覆雨，最精粹的莫过于《红楼梦》中的表述：“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戏里的一对情人演得如此情深意真，观众也看得如此如痴如醉，在一旁穿着红袍的徐志摩是否会突然眼皮一跳，会把此当作现实生活中的情景？事实上据一则报道说，就在小曼演唱《玉堂春》时，“有人台下大叫：‘大家自家人，还要问些啥？’”看戏发生这种情况似乎很突兀好笑，也很可怕。正如作者解释的“盖江翁俱徐陆之好友也”（《罗宾汉》，12月9日）。说明有人不是在看戏，而是在看人，对真人的相互关系更为好奇，而“大家自家人”似话中有话。陈小蝶在《春申旧闻》里说自从翁瑞午演了《玉堂春》，“小曼的五百风流孽冤，却从此引起”。这么说过于戏剧化，可是对于徐志摩这恰恰是在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情景，而《玉堂春》像一场噩梦，几乎击碎了他的“妇唱夫随”的价值观。
关于陆小曼几时遇上翁瑞午有几种说法，陈小蝶的肯定不可靠。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忆》里说陆小曼时有晕倒不省人事，对这种“奇疾”医生束手无策，“后经人介绍，请瑞午推拿，他一搁小腹穴道，立即清醒如恒了，故志摩及陆氏夫妇遂认瑞午为最知己之人了。同时小曼遂向之学习《汾河湾》、《玉堂春》二剧”（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照这么说在八月演出《汾河湾》之前小曼就认识了翁瑞午。很有可能是通过江小鹣的介绍，同是票友。翁瑞午曾跟名医丁凤山学习推拿，得其丹田运气的真传。圈里人都知道翁瑞午，坤伶们也找他看病。再有徐志摩的《小言》、陆小曼的《自述的几句话》以及其他一些报道都说陆小曼跟徐老太太学的《思凡》，至于《汾河湾》是她原先学的还是来沪之后受高人指点，则未见说明。
靠谱的是周瘦鹃的《曼华小志》一文，刊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上海画报》上，说晚上“与小鹣、小蝶饭于志摩家，肴核俱自制，腴美可口。久不见小曼女士矣，容姿似少清臞，盖以体弱，常为二竖所侵也。女士不善饭，独嗜米面，和以菌油，食之而甘。愚与鹣蝶，亦各尽一小瓯。座有翁瑞午君，为昆剧中名旦，兼善推拏之术，女士每病发，辄就治焉”。这给徐陆的私密空间露出个裂隙，可知在中央大戏院演剧之后陆小曼已是奇疾缠身，好似身边总要有翁瑞午在。翁瑞午开始浮上媒体的台面，应当说在朋友中间已算不得秘密，如陈小蝶《春申旧闻》所述，翁瑞午“常为小曼推拿，真能手到病除。志摩天性洒脱，他以为夫妇的是爱，朋友的是情，以此罗褥襟掩，妙手抚裟之际，他亦视之坦然。他说：这是医病，没有甚么避嫌可疑的”。很可能因为陆小曼与翁瑞午的关系令人产生疑问，才会有志摩“坦然”的回应，且有他一套“爱情哲学”，对此陈小蝶作了深度评论：
瑞午本世家子，父印若历任桂林知府，以画鸣时，家有收藏，鼎彝书画，累箧盈厨。小曼天性爱美，则时时袖赠，以博欢心，而志摩不能也。又常教吸阿芙容，试之，疾良而已。于是一榻横陈，隔灯并枕。志摩哲学：男女的情、爱，既有分别，丈夫绝对不许禁止妻子有朋友，何况芙蓉软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叙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暗昧、最嘈杂的是打牌。所以志摩不反对小曼吸烟，而反对小曼叉麻雀。实则志摩的爱小曼，无所不至，只要小曼好，甚么也都能牺牲。但是女子的心理，是复杂、神秘的。小曼确是爱志摩，但她也爱瑞午，爱志摩的学问，爱瑞午的风流。
志摩的“爱”是从概念出发的，对陆小曼的爱也难说完全无条件。即使在狂热的追求期间，“我爱你朴素，不爱你奢华”，徐志摩没有花好桃好的满嘴涂密，对于“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之类的道学家训诫，陆小曼好像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却也暗示两人在性格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新婚之后必须面对各自和对方的真实，他送给小曼的“年礼”是一本《曼殊斐尔的日记》，代表他的“美的理想”。当陆小曼被置于这样一个“纯粹性灵”的模特儿旁边，不免会逊色。他说：“总有一天我引你到了一个地方，使你完全转变你的思想与生活的习惯。”结果到了上海，却坠落到失乐园里，他开始发现“最容易最难化的一样东西—女人的心”。这些日记里的话记录了他的理想的破灭。在陆小曼方面，也不外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人生，几年的婚姻生活感情上千疮百孔，说她任性也是有限的，最终也是为了一纸婚约如戳不破纸糊的灯笼。
千不该万不该演了这么一出《玉堂春》，徐志摩、陆小曼和翁瑞午把私密空间中暧昧的三角恋搬上舞台。如果徐志摩演的是王金龙，或者他干脆不参演倒也罢了，然而恰恰让这本戏造成角色错位，在众目睽睽之下坐实了小人之心的猜疑。如媒体反复提到的，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苏三的出场，如前面提到叫板一声“大人容禀”，“如出谷雏莺”，或如周瘦鹃说的“一声哭呀，已博得彩声不少”。（《上海画报》，12月15日）有人问唐瑛对《玉堂春》中陆小曼的观感，她回答：“扮相既美，唱工亦佳，几声‘大人容禀’，叫得人心花怒放。”（《罗宾汉》，12月9日）“心花怒放”的这个“人”，难道仅仅指观众？反正此时此刻无论君子小人在迷醉之余莞尔一笑，舞台与人生浑然一体，也不由人不浮想联翩，更堵不住人们嘴五舌六。
所谓“家丑不可外扬”这句话，是有身份要体面的人家讲的，乃上流社会的金科玉律。梁启超在徐陆的婚礼上的严厉训斥，与其是关乎两人的私德，毋宁是针对其高调炫耀的浪漫，也是讲给自家子弟听的。两人逃离北平而落脚上海，颇有冒险家色彩。上海固然更为包容，但在放逸风流的表象之下潜规则处处在是，其中首重家庭价值，而且尤其在半殖民五方杂处的条件下，家庭是激烈商战中凝聚战斗力的桥头堡。从这个角度看《玉堂春》这场戏是徐陆高调浪漫的余波，却踩着了公众的道德底线。
徐志摩与陆小曼
的确徐志摩有苦说不出，在日记中写道：“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里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了臃肿的袍服上舞台去串演不自在的‘腐’戏。”（《徐志摩全集补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一般认为徐志摩是被陆小曼硬拉演了《玉堂春》，其实很难说是小曼一个人拿主意，一只碗碰不响，何况卷入四个当事者。江小鹣几乎是局外人，有人认为他是“胡调”（即“掏浆糊”之意），故可不论。最受伤害的是徐陆，当然对于女人更为不堪。就徐志摩而言，你说他百依百顺也好，忍让也好，说到底做了他自己“美的理想”的牺牲。自来上海后大秀特秀其新婚幸福感，藉此显示自己无边的爱，似在对公众作一种自由浪漫精神的启蒙。常言道“入乡随俗”，他反其道而行之，不懂上海人的游戏规则，而且总觉得世上最优越之物莫过于“主义”，这也是中国精英阶层的通病。
在陆小曼方面，在演出《汾河湾》时反对江小鹣改动台词，不管她是否意识到“出轨”的陷阱，至少在舞台上下公私分际上她还是清醒的。按理说《玉堂春》的角色安排更为犯忌，她却迷糊了，此时她入戏已深，台上比台下更为真实，戏里人生更为过瘾。其娇弱资质堪比捧心西施，美人心不止有七窍，而陆小曼宁愿万窍生烟，当“一榻横陈，隔灯并枕”之时，香烟萦绕中雾里看花，什么都不真切，但是眼中的他——宁愿与她朝夕相处喷云吐雾谈戏说艺的俊俏小生，却万分真切——是她千载难逢的捧心人。因此此刻使陆小曼唱戏获得一种新生的意义，这次却是终极性的；而徐志摩与她渐离渐远，戏是唱给知音知心的人听的，就像苏三一声“苦哇——”只有王金龙能听懂，徐志摩在不在场似乎都无关紧要了。
的确《玉堂春》给陆小曼的人生带来了转折，接下来发生的《福尔摩斯》“侮辱”案使她颜面扫地，也无法改变或者更加固了这一转折。陈小蝶说“小曼确是爱志摩，但她也爱瑞午，爱志摩的学问，爱瑞午的风流”。但鱼与熊掌岂可兼得？这令人想起李笠翁的一篇叫《合影楼》的小说。代表“道学”与“风流”的两户人家各有一女一子，道学家长怕他们谈恋爱，在两家庭院之间建起一道高墙，神不知鬼不觉俊男靓女却隔着墙通过水中倒影互诉衷情，最后冲破道学的禁锢而高奏风流的凯歌，正所谓“机心一动，任你铜墙铁壁，也禁他不住。私奔的私奔出去，负窃的负窃而逃”。这可说是当日陆小曼的心理写照。徐志摩要飞，她也要飞，飞来飞去飞不到一块，她的心已经飞到别人的怀里，你要咋办也没戏，就陆小曼个性中的任性坚执而言，此刻在她内心里完成了一种选择——对于她可说是最疯狂、对志摩最残酷、在名人婚姻史上最具反讽与真谛的选择。
说到翁瑞午，男人遇到这样的情敌，就好似情场末日。可叹徐陆已给梁启超贴了封条，再也冲不破铁屋子，唉，说自由婚姻也是作孽。当日徐陆等把《福尔摩斯》告上法院的新闻轰动一时，如果发生在今天，翁瑞午必定要被网友狂轰滥炸千刀万剐。而网上的翁瑞午照片比《人间四月天》里的形象要好得多，这大概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不是站在徐志摩或张幼仪的立场，而是从陆小曼或她和翁瑞午的两人世界来看的缘故吧。
回到当日语境，如果考虑到“人言可畏”及其后果，《玉堂春》就不该这么演。徐志摩出于天真，却没能保护陆小曼，而对于老于世故的翁瑞午来说，应当更有责任，而且他对排戏更有话语权。其中内情难以知晓，想来已涉及三角情爱的细微纠葛。如果徐志摩自己想上台，或陆小曼要他来演，或是江小鹣的馊主意，翁瑞午也不好反对，怕人说闲话的理由怎能说得清楚？翁瑞午或许不会提议徐志摩参演，是否翁瑞午在背后唆使陆小曼硬拉徐志摩上台？那简直是阴谋论了。总之是不明不白造成了错误，一切都在不言中。
尤其在演出《玉堂春》当中所发生的一个插曲颇具杀伤力。根据剧情，王金龙发现阶下囚犯苏三乃旧日情人，声称头晕而休庭，于是一个医生为他把脉。原先安排扮演医生的是漫画家丁悚，但临时换了另一位漫画家张光宇，被誉为“无锡梅兰芳”的名票友。照惯例这个医生应当是个哑巴，但张光宇开了金口，在周瘦鹃《天马剧艺会琐记》一文是这么记载的：“为王公子诊脉时，谓此病不必吃药，应施以推拿之术。盖扮演王公子之翁瑞午君，为推拿名医，故调之也，凡识翁者，佥为失笑。”（《上海画报》，1927年12月15日）对王金龙说你的毛病吃药没用，应当请个推拿医生。翁瑞午是推拿医生，因此和他开个玩笑，但凡知情者都笑了，因为联系到陆小曼。弦外之音是你患的是心病，你用推拿替你的心上人医病，现在药也在心上人那里，所谓解铃尚须系铃人也。
张光宇为什么会改动剧本？据陈巨来说是他出的主意，在《安持人物琐忆》中对此事描写得绘声绘色：
此剧苏三上堂跪见按院大臣王金龙时，王骤睹旧情人即犯妇，头晕不能理案了，当时将苏三带下，当堂请医为王金龙诊病，此医生例为饰哑子，不必开口，诊毕即下。是夕饰医生者为漫画家张光宇，先在台下问余曰：“我做这丑角，可有法子引座客哄堂一笑否？”余云：“有有，但哑子须破例开口，只要诊毕后，对两个配角说：‘格格病奴看勿来格，要请推拿医生来看哉。’”张光宇照此说了，时观者均翁、徐、江、陆等至友，听了之后不仅台下哄堂，翁瑞午本人与陆小曼、徐志摩等均在台上失声而笑。一出悲剧几致变成闹剧了。
京剧里丑角念的是苏白，却被陈氏描绘得惟妙惟肖。《安持人物琐忆》于一九九〇年代末在《万象》杂志上陆续刊出，回忆往事如睹目前，文字一如当年小报风貌—上海文化也够轫够拧。“一出悲剧几致变成闹剧”，其实很正常，中国人向来天性喜乐，悲剧过去很少，将来大约也很难移植过来，何况天马会的拼盘演出中《玉堂春》那一星点哭啼算不了什么，变成“闹剧”说明上下互动，反有嘉年华畅享效果。但是这个玩笑开得促狭，不光是朋友们，当事人自己也“失声而笑”，台上台下各人心头大约滋味各异，在笑声中飞出蝴蝶无数，在陆小曼的绯闻气浪中翩翩飞翔，翅膀上已经沾着格士林（编者按：汽油），偶触火星便演成漫天之势，浮名盛誉的廊柱如多米诺骨牌轰然倒塌。
陈巨来说他与翁瑞午常出入吴湖帆家而相熟，又因翁瑞午认识了徐志摩、陆小曼等。陈巨来专精于金石刻印，其时已颇有时誉，一年前《上海画报》刊登袁寒云赠他一联曰：“学书迈两汉而上，治印在三代之间。”可见评价之高。画报也刊出过陈给袁刻的印章。《玉堂春》演出一个月之后《上海画报》上有陈巨来与其夫人况维琚女士的合照，说“女士为蕙风老人女公子，诗画皆精”，并刊出她的一幅山石图。“蕙风老人”即况周颐，清末举人，曾为张之洞、端方幕僚，以词名家，与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合称“四大家”。
陈巨来
文人骚客于谈文说艺之际，智辩宏论舌底生莲，或戏谑讥讽妙语连珠，无时不在无奇不有，如载于《世说新语》《儒林外史》皆属文坛佳话掌故而为后世称艳咀嚼。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上海的文艺娱乐极其繁盛，公共空间呈现新的景观，多半靠女性和小报。从跳舞厅游乐场剧场影院商场酒楼画室书店到私人沙龙，也同样属于女人世界。舞星影星交际明星到处可见，其间穿梭着小报记者，像没头苍蝇跑新闻探隐私挖边料，无所不用其极。《春申旧闻》和《安持人物琐忆》中有关陆小曼、唐瑛、阮玲玉、胡蝶、周鍊霞等等，对今人来说，与其在大报或新文学不如在小报或都市杂志里更可看到有关她们真实身影的历史富矿。
说徐志摩天真、陆小曼糊涂，是因为他们过于自信，高估了上海人的道德承受力。本来对两人已有不少腹诽微词，《玉堂春》更招惹闲话，演出过后戏里的情节仍在人们口头搬演，禁不住好奇的刺探、窥视的欲望和流言的传播，伴之以叹息、摇头、愤慨或同情。名流们尽管风流倜傥，却懂得保护自己，以维护家庭安稳为第一要义，中产家庭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古训，某种意义上女人更为安全。名媛闺秀出席公共活动皆中规中矩，尽量低调，如白崇禧夫人不肯让黄梅生给她拍照即为一例。旧派文人也有一套守则，玩得最嗨的莫过于周瘦鹃，其“紫罗兰”文学品牌引人遐想猜测，被比作他的情人，他也模棱两可，一面在他杂志上大肆吹捧“紫罗兰”，今天是北京妓女，明天是广东舞星；另一面常常带着太太观剧游览，将照片公诸于众，俨然是代表家庭价值的模范。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自爆情史，人们才知道紫罗兰真有其人，和他约会时有她的母亲伴随。有一回周瘦鹃开车带她在大马路上兜风，她用围巾障面，生怕被熟人认出。
徐陆轻视了大众传媒的能量。作为交际明星，稍不留意就会生出麻烦，媒体能把你捧上九重天，也能把你抛入十八层深渊，顷刻之间黄粱一梦。其中数《福尔摩斯》最能惹是生非，常和名流卷入官司纷争，当然是牵涉到不实报道或造谣污蔑而站在被告席上。其实徐陆等人应当早就有所警觉，自一九二七年八月里云裳时装公司开业以来小报“四金刚”就分成两派，《晶报》和《申报自由谈》《上海画报》为云裳公司鸣锣开道，而《福尔摩斯》《罗宾汉》与《金钢钻》则大肆抨击围攻，它们采取小民百姓的边缘立场，抨击云裳公司提倡“奢靡”、漠视“国货”，同时对陆小曼和唐瑛左一声右一声“交际花”，语含鄙夷，而称江小鹣为有“毒”的“艺术家”，尽挖苦嘲讽之能事。
打从妇女慰劳会开始在南洋大学义演，《福尔摩斯》就发出不协之音，七月十七日赵子龙在《为妇女慰劳会进一言》中声言要与妇女慰劳委员会“商榷”，说委员会里有不少“见利自私者”，因此要提防募款落入“经手人之私囊”，因此希望主持委员会的夫人们女士们“全始全终，躬亲采办，务使一涓一滴，尽入我革命健儿之手”。这种话当然不中听。此后对于中央大戏院的慰劳剧演《福尔摩斯》《罗宾汉》和《金钢钻》似乎要和政治保持距离，也一致不吭声。但到了天马会演出时它们一拥而上，在报道中常常是冷眼旁觑风言风语，如上文说到那些观察打听唐瑛如何在包厢里看陆小曼《玉堂春》的报道，不是《罗宾汉》就是《金钢钻》的记者所为。
这些小报本来就对陆小曼、江小鹣等有敌意，而《玉堂春》等于像成语说的“开门揖盗”：暴露家中的暧昧隐秘犹如裸身靶子，还免费给人弹药。“蝴蝶效应”终于发威，由《福尔摩斯》来挑头发难。据该报记者平襟亚的《两位女人与我打官司》一文，那晚他和主编吴微雨观看了《玉堂春》：
看后回到报馆闲谈，有人说陆小曼的苏三演得很不错，据说是翁瑞午一手教她的，翁原是个名票，曾和梅兰芳为配角演出《白蛇传·断桥》，翁不但演小生拿手，早年也演过旦角《花田错》。又有人插嘴说：“徐志摩从英国回来后，与前妻张嘉鈖（幼仪）离婚，和小曼在上海同居，俨然夫妇，可是，志摩是个忙人，上海和北平常来常往，未免使小曼感到寂寞，尤其是小曼经常有病痛，有人介绍翁瑞午替她按摩，同时教她学习京戏，迄今年余，她和翁的情感已经不正常，志摩竟置若罔闻。”另一人说：“今天的戏，理应志摩起王金龙才对，为什么让翁瑞午起王金龙，志摩起崇公道，那就仿佛把爱人牵上堂去给别人调情，这个穿红袍的江小鹣也是志摩的朋友，居然也胡得落调，他们是出丑出到戏台上大庭广众之间去了。”
这段话里说徐志摩与陆小曼“同居”等颇有谬误，可见当时口传历史的威力。过了几天，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福尔摩斯》刊出屁哲的《伍大姐按摩得腻友》一文（下称《伍大姐》），便是那天看完戏之后在报馆里众人七嘴八舌议论之后的产物，文中点出演《玉堂春》的四人，姓名借用古典诗词对仗与《红楼梦》中人名索隐的修辞手法，余心麻即徐志摩，伍大姐即陆小曼，洪祥甲即翁瑞午，汪大鹏即江小鹣。最后的“歪诗”点出《玉堂春》搬演三角恋爱，谓徐志摩却没能金屋藏娇，将爱人拱手让给第三者。然而文章简略交代陆小曼的两度婚史，又和江小鹣乱搞，把她说得像个潘金莲，然后如透过窗孔看到房中翁瑞午为陆小曼按摩的一幕，从虚虚实实浓描细写的大量象征与隐喻的意象，甚至描写到“推心置腹，渐渐及于至善之地，放出生平绝技来，在那浅草公园之旁，轻摇、侧拍、缓拏、徐搥，直使大姐一缕芳魂，悠悠出舍”。读者当然能意会到类似《金瓶梅》的黄暴情景。由于刊登了这篇文章，《福尔摩斯》大卖，其恶劣影响可想而知。
关于这篇文章的出笼过程，平襟亚说吴微雨根据大家的谈话写了一篇文章，第二天送给他修改，他把四个人的真名改成余心麻、洪祥甲等假名，又删去了黄色的句子，就交还给了吴微雨，没想到过了几天之后发现《福尔摩斯》把它登了出来，除了姓名之外，其他都没改动。但是卢大方在《上海滩忆旧录》中说：“陆小曼体弱多病，常请一个按摩医生名翁瑞午者到她家里按摩，日久情生，外间遂传出艳屑，当时笔者老友胡憨珠兄是时报的外勤记者，常以跑龙套、探子报等笔名，为福报撰述，得兹消息，便写了一篇《伍大姐按摩得腻友》的文章，引致各方的注意。”并说因此和“著名交际花”大打官司，“哄动了上海整个社会，使福尔摩斯销路为之激增”。据此很有可能原稿是胡憨珠所写，虽经平襟亚做了修改，但最后可能还是由吴微雨和胡憨珠拍板定稿。
这位平襟亚相当有能量，曾经因撰文揭露女作家吕碧城的隐私而被控告，蔡登山在《繁华落尽—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一书中言之甚详。平氏常熟人，少时到上海给报纸杂志投稿，遂以此为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以网蛛生的笔名发表长篇小说《人海潮》，名声大噪。后来办书局，至四十年代办《万象》杂志，可说是出版界的一个传奇。他也学过法律，曾编著《刀笔评论文选》《中国恶讼师》之类，一副尖刻犀利的做派令人侧目，徐陆等人以为这篇《伍大姐》之文也出自平氏手笔，实际上不是，因此后来在法庭初审时平襟亚即被开脱了。
《伍大姐》刊出后，各小报并无反应，唯有《小日报》横里杀出程咬金，在十八日刊出署名“窈窕”的《陆小曼二次现色相》一文，首先提醒读者说昨天在《福尔摩斯》上的《伍大姐》是一篇“近代小报之妙文”，作者把它当作像《陋室铭》那样的经典范本加以模仿。该文叙述徐志摩与陆小曼本来皆喜好戏曲，婚后“家庭间夫唱妇随，此唱彼和，融融穆穆”，后来通过朋友江小鹣的介绍认识了翁瑞午，“由是小曼得翁瑞午君之指教，久而久之，艺遂大进”。这篇文章看似在极力称道徐陆夫妇的恩爱，然而用意险恶，后面还特意点出《玉堂春》：“一日沪上举行天马大会串，小曼登台献技，配角即彼丈夫徐志摩，及江小鹣、翁瑞午两君。小曼唱做俱佳，娇怯之姿势，凄婉之声调，博得全场彩声。”本来《伍大姐》文中都是假名，只有知情人才能读懂，徐陆等人还可以装糊涂不予理会，但这篇《小日报》之文以实写的方式把《伍大姐》文中的假名一一坐实，而且诉诸广大读者。
一连数日《福尔摩斯》的律师詹纪凤照会《小日报》，指责其恶意挑拨，将为后果负法律责任，而《小日报》又加以反驳。这么做等于继续炒作，唯恐路人不知，这就使徐陆等无所逃遁，遂把《福尔摩斯》告上法院。
《陆小曼二次现色相》最后说徐志摩、翁瑞午与江小鹣“更将于二十三日共舞台慰伤病军士会中，与小曼女士同登台演玉堂春，记者又得饱眼福矣”。说原班人马又要演出《玉堂春》，同一日《晶报》也发了消息，原来由蔡元培和郑毓秀发起，组织一场规格更高的“中华妇女慰劳伤病军士会”义演，《玉堂春》仍是大轴。京剧表演之后还有游艺会，由郑毓秀的妹妹郑慧琛担任主席，将由蔡元培及其夫人、张溥泉夫人、宋子文夫人、褚民谊、王正廷的女儿等上台表演，节目有演说、昆曲、魔术、舞蹈等。
此时陆小曼与翁瑞午的绯闻几成丑闻而家喻户晓，陆徐等人准备告诉《福尔摩斯》，不光心绪不宁，且这番已风光不再，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再度演出《玉堂春》，尤其对于陆小曼来说，情何以堪！但是这出戏对于理解陆小曼的上海经验至关重要，且整个过程牵涉到上流社会和舆论如何斡旋处置这一危机事件，所以值得再说一说。
陆小曼显然一万个不愿意，但是义演日程和节目已经定好，对于主办者来说也是两难，事关上流社会体面，蔡元培和郑毓秀不可能充耳不闻。这次义演深具政治意义，如果取消《玉堂春》会引起议论，对主办方及徐陆他们都不利。看来徐陆二人在一番斟酌之后决定坚持演出，这样把小报所言当作造谣污蔑，藉此施以援手，维护他们的公众形象，对小报也是一种抗议的表示。于是蔡元培、郑毓秀对陆小曼做了一番工作。透露这消息的是黄梅生，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海画报》的“特刊”中说小曼：“自天马会一度表演后，即受医生之嘱，须静养年余，故有不再演剧之意。此次因郑毓秀、蔡孑民二博士再三邀请，蔡先生并亲访徐志摩君之尊人，以陆女士加入表演相要求，小曼女士因不得已，只得允诺，但自此以后，决不再演矣。”从中可看出陆小曼万不得已的情景。徐父一向瞧不惯这个媳妇，为什么蔡元培要请他出面？谈话内容不得而知，八九是跟小报谣传与家族声誉有关。
“自此以后，决不再演”，在作这一表示时小曼的内心凄惨不难揣知，这对她不仅是唱戏，而且对她此后在上海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逆转。
这次《玉堂春》的节目单意味深长，二十三日演出当天在《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等大报上发布，次日《上海画报》也跟进。上次天马会演出列出四人真名，这次却是江小鹣君、陆小曼君、六桂室主、海谷先生。后面两位是翁瑞午、徐志摩，都用了化名。这一改动是个高招，去掉了三角恋的真人秀成分，表面上能避开公众注意，可杜绝捕风捉影。此时对徐陆来说也巴不得自我淡化。显然这么做在主持者方面也可说是煞费苦心，也只能聊以亡羊补牢了。
媒体的回应值得推敲。这次《玉堂春》不那么抢镜，除了自身的原因，更因为高层云集，来头大的有的是，还有游艺会上郑毓秀的报告、蔡元培的演说及其夫人的表演，褚民谊从法国带回的魔术表演等。《上海画报》照例做了“妇女慰劳伤病军士会特刊”，登刊了蔡元培、郑毓秀等人的照片。这回上了《特刊》头版的是郑汉英，介绍说：“郑毓秀博士侄女公子。女士新自法归国，音乐舞蹈均所擅长。丰姿秀美，将舞却而斯登舞，其舞侣则为法领事之女公子。”那时上海刚开始流行“却而斯登”舞，比华尔兹、探戈等更富于热力和动感，同年茅盾因“大革命”失败返回上海，躲在弄堂房子里写了《蚀》三部曲，最后一部《追求》中的女角色章秋柳会跳却而斯登舞，很有狂热而颓废的意味。
在这个《特刊》的第三版也有陆小曼照片及一幅花鸟画，可谓给足面子。然而假如翻开《上海画报》对天马会剧艺会的报道，那时风头十足，一月之内却风云变色，不知她会作何感想。
《申报》记者金华亭《参观妇女慰劳伤病军士会以后》说：“江小鹣、陆小曼、六桂室主、海谷先生四君之玉堂春，陆的扮相很美丽，嗓音亦宛转自如，口供时的一段二六更妙，六室桂主亦不错，江君小鹣亦能敷衍，惟海谷先生的台步，不走便罢，一走就要令人发笑。但他几声哈哈笑，亦还不错。”（1927年12月26日）虽然在形容海谷先生，可是这么走台步已经成为徐志摩的招牌，只是不知有几人能体会他的苦中作笑。
《上海画报》力挺陆小曼一如既往，在二十四日的“特刊”中刊出小曼照片和画作一幅。然而微妙的是具体报道中有虚有实，周瘦鹃《红氍真赏录》一文说：“陆小曼女士、翁瑞午君、江小鹣君之《玉堂春》，已于天马剧艺会中，蜚声沪渎。⋯⋯此次戏目中，有一海谷先生，不知其为何许人，殆即当日御大红袍而台步如机械人之徐志摩君乎？”假痴假騃和盘托出，殊为有趣。二十七日刊出杨吉孚《妇女慰劳会观剧记》说：“陆小曼女士演玉堂春，较上次又有进步，开场即预留嗓音，从六桂室主之忠告也。”不点出翁瑞午，意在障人耳目。同一日有漫画家黄文农的《玉堂春》速写，题为“翁瑞午江小鹣徐志摩陆小曼之《玉堂春》”。
黄文农作了不少速写，被各报拿去，《晶报》在二十七日仅刊出题为“妇女慰劳伤兵游艺会”的一幅图，由漫画家黄文农所作，一个圆形当中画了十个人，大多是坐在包厢里观剧或演戏的大佬级人物，而陆小曼、徐志摩等不见影踪。对照上面十二月九日黄文农为转陶的《天马剧艺中之一对伉俪》一文的配图，前后风景悬殊。
小报的另一边，《罗宾汉》刊出《妇女慰劳游艺会趣闻》，仅三两句谓徐志摩因近视眼而走台步“如履薄冰”，略加嘲笑而已。《金钢钻》对慰劳会毫无表示。此时《福尔摩斯》已知道陆小曼等要告状，正竭力撇清，它声明说对于陆、徐等名人一向心怀敬意，《伍大姐》一文引起“误会”，但毫无中伤之意，对于妇女慰劳会有一篇燕尾的《郑汉英女士之妙舞》，对蔡元培夫妇等人的游艺会大加赞扬：“尤以郑毓秀博士侄女汉英女士之却而斯登舞，为最有精彩。郑女士留学法国七年，敦品励行，啧啧称道于巴黎人士之口中⋯⋯日前因博士之请，登台跳舞，姿态之曼妙，动作之敏捷，无出其右。舞时翩翩如林峰蛱蝶，袅袅如拂水柳枝，一时叹为绝艺，博得台下掌声雷动。说者谓：若女士之舞艺，不但中国人士中所罕见，即西洋人士中亦不多觏，想见其研究有素也。”（1927年12月26日）上文说过，郑汉英大有“明日之星”之概而受各报追捧，更何况是郑毓秀的侄女，这对于陷于窘境中的陆小曼来说倒可转移公众视线。《福尔摩斯》的这篇记者报道写得热情洋溢，显然极其“识趣”。
郑汉英
只是《小日报》仍然诡谲不已，玲珑的《共舞台慰劳会中》一文写道：“陆女士唱毕入后台，即呼曰‘冻煞了，冻煞了’。徐君即脱其所御红袍，裹女士以入。”然而接着又说：“余入座后，有数客人，殆小报癖者。当陆小曼女士上台时，彼等忽大谈其福尔摩斯小报上之稿，‘大姐大姐’，絮叨不已，心虽恶之，顾无如之何。乃移坐左首，讵意座后数人，亦复如是。再移一处，又如是，亦异矣哉。”（1927年12月25日）此文貌似形容徐陆伉俪情深，其实心存不良，说自己数次移座，却不断听到观众在议论“伍大姐”，刻意渲染《伍》文的轰动效应，因此作者说“恶之”，乃虚晃一枪，为自己涂了一层保护色。
总的来说，这些小报都较为“识相”，实在来说也起不了多大风浪，得罪不起主流社会，跟妇女慰劳会的政治性有关，何况黑道三巨头全部出场。这方面陆小曼的运气要比阮玲玉好得多。
法院接受了徐志摩等的告状，于十二月三十日开庭初审，初审未得结果，定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十日再审，最后法官宣判：“此案已经捕房起诉处罚，刑事部分注销。如原告确有何种损失，应向民庭另行起诉⋯⋯”此案以徐陆等败诉告终，再向民事法庭提出控告没多大意义，因此只能不了了之。
自《伍大姐》事件之后，陆小曼变了一个人，不再登台唱戏，也不再像以往作为“交际明星”出现在公共场合。但她并没有从公众视域消失，只是通过某些传媒，局限在朋友小圈子。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二日与五月三十日《上海画报》分别刊出她的“戏装”“旗装”两幅照片，似乎表明陆小曼这时期的生活重心，仍喜欢听戏，也学会捧角，且很快成为一位捧角名家。
伤病军士慰劳会之后媒体很少出现对陆小曼私人生活说三道四的文字。偶尔有关她和志摩的，也仍然是琴瑟和谐的样子。可是陆小曼与徐志摩的爱情童话已经破灭，显然她仍然特立独行，不那么在乎外界的评判。饶有意味的是一九二八年十月《联益之友》上刊出“名票友翁瑞午之新影”，照片旁边是小曼的题词：“眠云表兄惠存，翁瑞午赠，戊辰七月，时年卅岁，小曼戏笔。”眠云即赵眠云，《联益之友》的主编，陆小曼代翁瑞午题词，其亲昵程度可想而知。
陆小曼作品
翁瑞午作品
在这个圈子里陆小曼变得安分起来，除了听戏还拜师学画。不过到了一九三一年徐志摩遇难之后，陆小曼又变了一个人，当然戏也不听了。一九四一年二月《良友》画报上一整版刊出陆小曼和翁瑞午的山水画，各人三幅直轴，可说是两人朋友关系的公共展示。此后陆小曼与翁瑞午的情况，在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忆》中有所记述，两人历尽沧桑，却也好歹厮守在一起，这里就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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