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冷战史与“列宁德奸案”的前世今生（上）

来源: 经济导刊     作者: 吕新雨

一、缘起：《明镜》周刊的“间谍”案

2011年辛子陵有一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文章：《形势和前途：2011年2月10日在科技部离退休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第四部分标题为：列宁是德皇威廉二世的间谍。它首先引用的是德国《明镜》周刊：

《明镜周刊》组织了六位专业作者撰写这篇文章，披露了历史的真相，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与德皇陛下的密使联系，获得皇家政府暗中大量资助，成功地制造了十月革命。文章说，列宁想要颠覆沙皇，而威廉二世皇帝则要取得在东线的胜利。解密的档案证实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合作的规模。德意志帝国接连数年以千万计的马克和后勤援助支持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没有德国的支持，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无法维持执政最关键的第一年（1917至1918），很可能也就没有苏联的出现，没有共产主义的崛起。柏林用马克、武器弹药支持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德国外交部直到1917年年底至少给了列宁2600万德国马克，相当于今天7500万欧元。

文章详尽地描述了一个爱沙尼亚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名字叫赫尔方特Helphand，他是德国情报人员。从解密的档案来看，是他向德国情报机构介绍列宁，建议给予资助，是他与列宁保持秘密联系。《明镜周刊》发掘了欧洲多国的档案资料，瑞典、瑞士和英国的安全机关档案，普鲁士警察机关的文献，德国外交部和俄国档案中的备忘录，以及瑞士银行的流水帐单。还有当时驻节俄国的欧洲外交人员留下的日记和笔录材料。这些密档和历史文献证据确凿，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列宁与德国政府之间的真实关系。

2007年12月10日，即俄国十月革命九十周年之际，德国《明镜》周刊50期刊发表封面文章，标题为《德皇陛下的革命家》，副标题为“被收买的革命”[ http://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54230885.html。]，讲的是列宁作为德皇奸细的故事。

2007年，德国《明镜周刊》以封面文章的形式报道称，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是为德国做奸细。

2007年，德国《明镜周刊》以封面文章的形式报道称，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是为德国做奸细

其实，辛子陵说的赫尔方特（Helphand）并不是爱沙尼亚人。在《明镜》周刊的报道中，爱沙尼亚人是另外一个，“凯斯屈拉为他的服务总共获得250 000马克，这笔钱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证实到达布尔什维克手中”[ 网民李士勋翻译：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adf1540101at46.html，以下引文也出于此博客。]。那位爱沙尼亚人只是为“赫尔方特”出场做的铺垫，“这个1867年生于明斯克的犹太人献身于推翻当时的沙皇，因为他的政府镇压信仰摩西的人”。但是，这却不妨碍误读的辛先生继续发挥：

1917年7月，俄国法院下达了逮捕列宁的命令，列宁逃往芬兰。由于赫尔方特Helphand没有出现，列宁知道，彼得格勒法院没有掌握过硬的人证和物证，……。列宁的自我辩护很有效果，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是清白的。遵守法制和尊重证据的临时政府就把列宁放过了。

辛子陵对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法制尊敬有加，可惜却对其指控列宁等布尔什维克的黑材料所知甚少，那时赫尔方特不仅出现了，而且是临时政府的重要证据。《明镜》其实是在炒作早已馊掉的冷饭。

这里，不妨对比一下亲历者托洛茨基的相关描述：

15日，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在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派报纸上（这报政府不敢来封闭）解释他们为什么认为不可将自己交给政府机关：“根据前任司法部长配勒凡则夫一封信，星期日发表于《新时代》报上的，我们就完全明白，所谓列宁等人做侦探活动之‘案’，完全是反革命党有计划的阴谋构陷。配勒凡则夫公然说出：他将那未经证实的控告传播出去，只为的激起士兵的气愤（他自己的话，）反对我们的党。这是昨日的司法部长之自白呀！……此时俄国毫无司法保障。将自己交给政府机关，那不异于是将自己交给米留可夫、亚列克新斯基、配勒凡则夫等人之手，交给那些疯狂的反革命派之手；在反革命派看来，对于我们的控告不过是国内战争之中一个简单的插话而已。”现在只消记得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命运，就足够解释国内战争之中一个“插话”这句话的意义了。列宁晓得如何先见一着。[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5.htm。]

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控告究竟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回头去打捞这段历史，做一个学术史意义上的新闻调查。

二、七月事变、“西森档案”与案件的出炉

列宁“德奸案”最早发生于1917年俄国“七月事变”。由于对二月革命以来的现状不满，工人和士兵们自发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要求布尔什维克出来掌权，而列宁则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因此是布尔什维克党力图把示威控制在和平的范围内。

事件发生之后，俄国恰好在一战前线溃败，为了把失败归罪于布尔什维克，克伦茨基临时政府下达了对列宁的逮捕令，右翼报纸为配合这一政治行为而发布系列“文件”，指控列宁和托洛茨基接受了德国总参谋部的津贴。对此，著名托洛茨基传记作者、波兰史学家多伊彻（Isaac Deutscher）曾指出，列宁是在英、法等其他路线都被拒的情况下，才决定取道德国返俄。当时对七月事变的官方调查表明，约有500名俄国流亡者从瑞士经过德国回国，其中400名是反布尔什维克者和“社会护国主义”分子。“总参谋部需要对最近的军事溃败作保全面子的解释。温和社会党人感到脚下的土地裂开了。找替罪羊和骇人听闻的罪恶祭品是压倒一切的需要”[ （波）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 托洛斯基 1879-1921》，王国龙译，第243-24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这才是列宁被构陷的真正原因。对此，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做了充分的驳斥。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专辟一章详细披露了“大污蔑的一个月”（七月）是如何捏造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党人是德奸的动机与经过。[ 同上，第244-246页；“大污蔑的一个月”见：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5.htm]

其实，这个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同时发生在一战期间的美国。1917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想去欧洲参加一战以打击德国，并报复德国邀请墨西哥参加战争联盟和鼓动墨西哥夺回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州的土地。为了克服国内浓重的反战情绪，政府成立了宣传部：公共信息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PI），招募7·5万名志愿者在全国各地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在该委员会最后颁布的宣传册中，有一个名为“德国-布尔什维克阴谋”（The German-Bolshevik Conspiracy）的册子，引起很大争议，讲的就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被德皇政府收买的故事。它由CPI组委会的埃德加·西森（Edgar Sisson），前芝加哥记者，化了大价钱专程在1918年春从彼得堡买来的文件，共计68件。之后，西森就荣任CPI海外部头目。这个册子被CPI发行了137,000份。[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sson_Documents，；]

这些文件当时在欧洲被普遍认为是捏造的，美国国务院也对此表示怀疑。威尔逊总统先是把这些文件压了四个月，至1918年9月15日，威尔逊和CPI还是不顾警告，把这些文件分成七期让媒体发表。开始时，大部分美国报纸都毫无怀疑地照登不误，比如《纽约时报》就在《文件证明列宁和托洛茨基受雇于德国人》的标题下讲了这个故事。[ Oliver Stone 、Peter Kuznick ：The Untol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p9-10. London：Ebury Press, 2012.]

但是争论很快爆发，特别是《纽约晚邮》（New York Evening Post）强烈质疑其真实性，这些主要的指控几个月前在巴黎就已经公布了，而且总体上已经被认为不可信。一周之内，《时代》周刊和《华盛顿邮报》都报道了曾任苏俄记者的芬兰社会革命党人、情报局局长S. Nuorteva的观点，即这些文件早就普遍被认为是“无耻的捏造”。一系列针对文件真实性的争议蔓延开来。对此，CPI的主席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和西森都用政府的名义来为这批材料背书。克里尔声称：指控材料捏造就是苏俄的宣传、谎言，美国政府可以为材料的信誉担保；并且威吓《纽约晚邮》说，在国家危机的时刻，该报支持美国的敌人会被追究，政府担保这些材料，每一项都被确认真实才会公布[ Ibid.]。

为了获得公众信任，CPI决定找专家来增加真实性。国家史学委员会（The National Board for Historical Service ）同意给予帮助，并任命《美国历史评论》杂志的创办人和资深编辑、华盛顿卡内基历史研究部主任杰姆逊（J.Franklin Jameson）和芝加哥大学俄语教授哈珀（Samuel N.Harper）共同完成档案真实性调查。只用了一周时间，两位专家研究了69份即将发表的档案，结论是：54份涉及十月革命之后的档案，毫无怀疑，这是西森档案的主要部分；涉及十月革命之前的，很少可疑。但事实上，杰姆逊完全不通俄语，唯一能调查的只有哈珀一人。哈珀在他死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坦率地拒绝评论西森文件提供的结论，即列宁穿越德国边境时不仅和德国总参谋部接触，而且已经是德国间谍。我和杰姆逊准备陈述说：在当时的情境下，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俄国爆发，从军事观点看列宁客观上已经在帮助敌人。我们被告知这样的陈述无助于提高（公众）激情去动员所有的资源投入战斗。然而，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就像小册子里呈现的那样。但是现在一般观点都认为我们宣称档案的真实性毫无疑问，另外，西森的结论也像档案那样需要我们去负责，这最后出现的状态让我忧虑。国家在战争状态，学术人被政府号召用他们的专业才能为战争目的服务总是会遇到两个不同方向的责任问题，也会发现恰当的自我保护很困难。[  George Kennan：The Sisson Documents，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28，June 1956，p132. 引文部分系笔者自译。]

没有出版的手稿部分还透露出更多受到外在压力的信息。不过，西森档案和两位专家的报告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很快就随着一战在1918年结束而丧失。因为越来越多对西森档案的怀疑，1920-1921年国务院决定重启对其背景和真实性的调查，但是遭到了威尔逊总统的断然拒绝。他说现在没有时间腾出手来管这些事情，他会给它们一个适当的处置（make the proper disposition of them）。当威尔逊离开白宫之后，这批材料就不见了，官方的后续调查也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Ibid，pp]

一直到1952年底，杜鲁门总统准备离开白宫，这批文件才从白宫的保险箱里找到，发现者已经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之后，它们被送到国家档案馆存档。1956年，曾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著名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当代历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8，June 1956）上，发表了名为《西森文件》（The Sisson Documents）的长达24页的文章，详尽地考察了这批档案，结论是所有这些文件都是伪造的。[  Oliver Stone 、Peter Kuznick ：The Untol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p9-10. London：Ebury Press, 2012.]

在当时非常有名的乔治 ·凯南，被认为是苏联专家。同时此公也是一个铁杆反共分子，率先提出“对苏遏制论”，为美国在政治与外交上掀起冷战做准备

凯南指出西森档案是建立在违背基本历史事实的荒谬论断上，包括：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签署期间，苏俄领导人都在暗地里站在德国总参谋部的立场上，他们不仅在当时成功地做到了，而且在今后几十年都做到了，甚至对最亲密的党内同志也隐瞒了；德国总参部不仅实际上操控了1918年1月的最高苏维埃选举，还掌握了大批群众的选票，包括大多数党的领导人；等等。凯南指出，只要对列宁的生平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签署期间苏维埃党内激烈斗争的历史有基本了解，就应该知道，无论你如何理解列宁，他都不可能是反苏维埃共产主义运动的奸细。同样，从德国方面说，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签署的历史档案中，包括参与签署的外交部、军方以及德皇本人，都没有发现任何与西森档案相关的信息，相反，这些档案都实实在在地证明列宁里通外国的关系并不存在。[ George Kennan：The Sisson Documents，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28，June 1956，pp134-135.]

凯南列举了大量西森文件中的硬伤，多为文件中描述的机构、人物和事件不符合既有的历史史料或史实。还有很多文件违背了间谍工作特别是在战时状态的基本要求，需要高度保密的文件列出了不必要的人名和机构名。比如文件7 是德国总参部通告他们“坚持”在选举中必须被选上的苏俄外交部委员名单，但是德国会把这样的要求用一个正式信函来递交吗？苏俄会接受这样的信函还把它放在文件里存档，不怕在党内引发争议？[ Ibid，pp136-138.]

另外，文件本身也存在大量技术性硬伤。这其中很多硬伤恰恰是德国官方1919年在柏林出版的册子里指出的，时任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理的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为此写了序言，正式宣布西森档案完全是伪造的。威廉·格勒纳 (Wilhelm Groener)将军代表德国军方签字，否定西森文件中提到的大量存在。西森本人不认可这个德国的官方声明，因为来自敌方。但是，凯南指出，这个声明是以完全政府权威作为担保的，如果卷入谎言，极易被德国反对派抓住把柄来攻击。

凯南详细列举了七个部分的硬伤：1，信的抬头错误，比如号称总参部的下属部门Grosser Generalstab, 这个部门的确存在过，但在1914年就取消了，战争时也从没有恢复，还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另外，很多抬头德语的拼法其实极少出现在1918年的德国官方文件里，比如用Bureau代替Büro等。2，语言问题，来自德国官方的信函都是用完美的俄语写就，而当时大多数苏俄领导人都懂德语，列宁和托洛茨基更是精通德语。作为德国总参部在俄国的派驻机构，如果翻译和打字员都是俄语为第一语言的雇员，意味着保密有问题。一些高级官员签名用的是斯拉夫语字母，这对德国人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3，日历问题，1917-1918年冬天是俄国政府从旧历（儒略历）到新历（西式格里高利历）的转换期，官方正式使用新历开始于1918年2月1日，在这前后，为了避免混乱，是同时标注两种日期的。但是西森档案中没有一件同时有两种日期。4，形式，所有的德国官方文件都有两个签章，一个来自高级官员，另一个来自副官。这种签名制度在俄国常见，但在德国军方从未实现。5，封印，所有来自德国总参部驻俄国办事处的文件都没有封印，来自俄国的文件同样也没有封印。6，签名，所有德方签名都来自三到四个人的手，而苏方签收很可能只有一个人。7，打字，所有文件都是来自五台打字机。[ Ibid，pp138-143.]

档案的来源涉及到一些有意味的人物。一个是叶夫根尼·谢苗诺夫（Evgeni  Semenov），彼得堡记者，供职在一家叫做《晚间报》（Vechernee Vremya ）的小报, 该报为反德、反犹、反布尔什维克的著名保守派阿列克谢·苏沃林（Alexsei Suvorin ）拥有。七月事变之后，谢苗诺夫参与了临时政府对黑材料的编造。十月革命后，《晚间报》 被苏维埃取缔，他跑到顿河哥萨克的地盘，加入科尔尼诺夫将军的白军。1918年1月，他带着使命回到彼得格勒，即从协议国大使处获得贷款支持顿河地区的反苏维埃力量。在他到达不久，西森档案就开始获得协约国的注意，但是这些老档案效用有限，即便可信，也属于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前，甚至不能证明德国政府也卷入其中，这些钱更可能来自友好的德国社会主义团体。于是,新的来自德国总参部的材料很快就出现在美国大使馆官员的办公室，证明德国与布尔什维克的联盟不仅还在继续，并且就是德国战时的官方计划。谢苗诺夫在访谈中提到《晚间报》的同事，一个波兰裔俄国传记作家安东·奥森多夫斯基（Anton Ossendowski）曾交给他文件。

奥森多夫斯基1903年曾在海参威活动，日俄战争期间到过哈尔滨，任职于铁路部门。一战爆发时，他已经回到彼得格勒，在《晚间报》上以Mzurad 为笔名持续攻击在俄的德国商人A.Dattan是间谍，他本人和整个报纸都从德商竞争对手那里获得报酬。1917年夏，奥森多夫斯基和谢苗诺夫一起与临时政府的情报部门建立了联系，他也参与了政府支持的“揭发”布尔什维克的计划，作为反德宣传专家，他们俩从临时政府的情报总部获得财政支持。他的反德活动受到莫斯科财阀、俄罗斯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以及临时政府首任陆军与海军部部长古契科夫（A.I.Guchkov）的安排与支持，后者曾大力支持科尔尼诺夫的军事叛变。。苏维埃掌握政权后，他把预备交给俄协约国大使们的材料交给了谢苗诺夫，这时的谢苗诺夫正从哥萨克领命回来。这些材料中，代表苏方签收的所有笔迹都来自奥森多夫斯基。[ Ibid，pp143-148。]

西森档案提到的很多德国间谍都来自海参威一个叫做Kunst and Albers 的公司，它是西伯利亚著名的批发和零售商，在远东很多城市拥有商场。一战期间公司负责人A.Dattan是俄国公民，他在文件9中被当作德国间谍。事实上,早在战前苏沃林的报纸就持续攻击Kunst and Albers公司超过五年，奥森多夫斯基在1915-1916年期间担任主攻手。因此，Dattan 在一战爆发后被被流放到托木斯克，一直到二月革命。1915年，奥森多夫斯基被该公司起诉诽谤和勒索，但在二月革命前没有可能进入法庭审理。十月革命使奥森多夫斯基从被调查中解救出来，1918年5月他从彼得格勒飞往西伯利亚，因为判断德国人很可能占领彼得格勒，而彼得格勒的报纸则认为协约国武装干涉西伯利亚迫在眉睫。西森文件29号日期是1918年3月9日，内容是关于远东的德国间谍，属于唯一一份不是直接交给西森，而是请另一位美国大使转交，——它表明这是一份西森3月3日离开彼得格勒之后制造出来的文件，也正是协约国干涉西伯利亚的消息被媒体披露出来的时间。由于担心自己再度被起诉，奥森多夫斯基把黑材料预先交给协议国就成为一项自保的方案。[ Ibid，pp148- 150.  2013年，一本关于Kunst and Albers公司历史的英文书面世，Lothar Deeg：Kunst and Albers Vladivostok: The History of a German Trading Company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1864–1924，epubli, 2013；德文版：Klartext, 1996。其中披露了更多相关文献，其中第七章：被战争钳制的公司（1914-1924），重点讲述了奥森多夫斯基陷害和勒索Dattan为德奸的详细经历。] 大量证据表明，奥森多夫斯基是西森档案的主要炮制者，他本人属于俄国反德波兰人团体。[ George Kennan：The Sisson Documents，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28，June 1956，pp150-152.]

凯南在最后一章中讨论了西森档案的两个附件。附件1包括15件档案，其中7件信函没有原件或照片，完全没办法判断真伪。正是这些档案夸张地涉及列宁、托洛茨基和高尔基的名字，即便哈珀和杰姆逊也没把它们列入可信任之列。附件2大部分是真实可信的，但是讽刺的是，这些文件并不能证明有一个德国-布尔什维克阴谋存在。[ Ibid，pp153-154.]

最后，凯南指出，从1917年春天到夏天，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为主要中转支援苏维埃的外部力量很复杂。在苏维埃领导人和外界之间有大量的通讯联系，其中很可能涉及财务往来，这其中德国政府是否涉足其中？财务是否只来源于外部友好的社会主义团体？西森档案本身并没有证明这些。但即便苏维埃在十月革命之前接受了德国官方的财务支持，也没有证据表明苏维埃获得政权之后在道义和政治上需要对德国承担责任，而德国也没有这样的幻想。事实正相反。[ Ibid，p154.] 但是，凯南对《西森档案》的研究在大众传媒上却反应寥落。

其实，托洛茨基三十年代初在《俄国革命史》中早就指出事实的真相：

1918年，即十月革命之后，美国政府出版局很得意地印行了一本集子，专收那关于布尔什维克派勾结德国人的文件。这个笨拙的伪造，经不起一点考证，却被好多受教育的有见识的人相信，直至后来发现了：那些文件原稿大家以为是从各国产生的，其实乃是同一架机器制造出来。伪造者并未依照普通规则对待主顾：他们显然认为政治上对于暴露布尔什维克派罪恶之要求可以盖住考证批评地声音。他们这样想并没有错，因为他们卖得了高价。[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5.htm.]

“西森档案”实在是美国政府的一项丑闻，这也许是凯南出来做此项工作的原因。最后，需要说明的正是，其实乔治·凯南从政治立场上是严重反苏的。他就是最早提出对苏联进行“遏制”战略的冷战设计师和操盘手，极大地影响过二战后美国的外交战略。就在1946年凯南任职苏联大使馆期间，他以一封著名的八千字电报向美国国务院提出“遏制”政策的建议，史称“长电报”（the long telegram）。1947年，则在《外交季刊》上以“X”笔名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完整地提出了“遏制”的战略思想。

三、谁是“赫尔方特”（Helphand）？

回到这篇长达十一页的《明镜》周刊的报道。

它其实是一篇特稿，或者说间谍小说，充满了推测和臆想。文章开篇便宣称：“没有威廉二世对列宁的帮助，九十多年前的十月革命就不可能发生。更有甚者：没有德国的支持，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几乎不会度过掌权后决定性的第一年。估计也就不会有苏联，不会有后来共产主义的发展，大概也就不会有几百万古拉格群岛死者的控诉了”，“柏林用马克、弹药、武器支持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其他革命者达四年之久并以此为终结沙皇王朝做出了贡献。单是外交部支付的款项，到1917年为止瑞士银行的户头结单，至少有二千六百万马克，折合成今天的货币价值在七千五百万欧元。”

今天，这种镰刀与王冠之间的世界历史上的联盟几乎完全被忘却了，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出现过对这个题目出色的研究。当然仍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德国对布尔什维克支持的规模。因为在外交部那些支出的收据在审计之后都被销毁了。《明镜》做了这件事并在全欧洲十几个档案馆进行调查研究时偶然发现了迄今为止尚不为人知的或者尚未被利用过的资料：瑞典、瑞士和英国安全局的分析和文件，普鲁士警察局的卷宗，外交部的档案以及俄国档案中的附注，瑞士银行的户头结单 。[ 网民李士勋翻译：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adf1540101at46.html，以下引文也出于此博客。]

令人疑窦丛生的是，通篇没有一句提及“西森档案”，它是否属于所谓“出色的研究”中？如果不是，这些出色“研究”究竟是什么？是否因为凯南对“西森档案”的彻底调查已经使得《明镜》必须完全避开这个名词？是否意味着要做翻案文章必须另起炉灶？不错，炉灶必须重起于一战时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正是在这里，错综复杂的政治力量得以交锋。

值得注意的是，《明镜》承认七月事变与列宁“德奸”案有直接关系：

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像列宁一样是一位律师，不过他1970年才在流亡中死于美国）领导的临时政府，在好战的党内积极分子试图进行一次政变之后，曾于七月中旬给布尔什维克一次沉重的打击。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被逮捕，报纸被禁，十几个人受到审判。当时也是因为德国的钱。[ 同上。]

在西森档案彻底破产之后，《明镜》“偶然发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铁证”？另起炉灶的看点就在于，文章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个叫做亚历山大·黑尔凡特（Alexander Helphand）的间谍与德皇政府的关系。而涉及列宁的部分是这样的：

几乎不能想象，列宁没有利用这个网络向彼得格勒输送金钱或者也将一部分在俄国的收益转入党的金库。很说明问题的是后来人们在列宁的狭长地址簿上发现了黑尔凡特公司的地址。瑞典的调查卷宗里写着总经理费尔斯滕贝格定期前往俄国。

通篇搜索下来，其实都是“想象”大于实证。

所有“偶然发现”的新“资料”，只是证明德国试图支持俄国反对势力黑尔凡特，并不能证明列宁从黑尔凡特手中直接得到资助，——这一证据已经被寻找了将近一个世纪！“很能说明问题”的证据，却根本不是证据，即列宁的地址薄中有黑尔凡特公司的地址，即便这一孤证《明镜》也没有给出来源。该文偷换概念，其实玩了一个空心汤团的把戏。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看，也是一篇有严重缺陷的违背报道基本原则的特稿，与《黄色间谍》的报道方式殊途同归。

有趣的是，号称调查了十几个档案馆得出结论的文章，最后的注脚只有五条，其中三条来自已经出版的书，包括一本1964年出版的德文传记《革命的海盗：帕尔乌斯—黑尔凡特》[ Winfried B. Scharlau,、Zbynek A. Zeman（ 威尔弗里德.B.沙尔劳，茨比内克.A.齐曼）: Freibeuter der Revolution Parvus – Helphand，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Köln 1964;]。该书两位作者A. B. Zeman，W. B. Scharlau在1965年以《革命的商人:亚历山大·黑尔凡特（帕尔乌斯）1867-1924》为名，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英文版。[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请记住作者之一齐曼（A. B. Zeman），我们后面还会碰到他主编的《俄国革命与德国——1915年至1918年的档案资料》在《炎黄春秋》杂志中的出现。这些是否就是文中所指的几十年前的“出色研究”？但是该传记并没有证明黑尔凡特给了列宁大量经费，两位作者也不认为列宁是德国的间谍。

五个注脚的另一条来自2007年《明镜》周刊自己的报道；只有一条是所谓证据：一张收剧：“1915年12月29日，从德国驻哥本哈根公使手中得到资助俄国革命运动的一百万卢布（……）纸币。A.黑尔凡特博士”，但是该证据同样不能证明它与列宁有直接关系，详见下文。

《明镜》这篇文章作者多达六位，但没有一位是在高校任职的专业历史学家。排名第一的Wiegrefe, Klaus是《明镜》周刊作家，自1997年始是该刊历史版的负责人。Altenhöner, Florian是自由职业的历史学家。排名靠后的几位作者也都不是在大学工作，没有教职，网上也没有比较详细的个人简介。

那么，这个神秘的“黑尔凡特（赫尔方特）”究竟是什么人物呢？

事实上，这个以“帕尔乌斯”更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史所熟知的名字，根本不是《明镜》发掘出来的。帕尔乌斯（Parvus）是赫尔方特1894年在考茨基创办的德国著名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Die Neue Zeit）上发表文章的笔名[ Ibid，pp28-29.  ]。他是1867年出生于俄国的犹太人，后移居德国参加了社会民主党，是早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革命家和理论家，曾与罗莎·卢森堡等一代左翼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交往密切。

在中文学术界，郑异凡1984年根据上述1964年德文版传记，发现他是最早对伯恩斯坦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的人。1898年初, 帕尔乌斯就在其主编的《萨克森工人报》上连续写文章批判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他反伯恩施坦的斗争得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普列汉诺夫在给考茨基的公开信《我们为什么感谢他？》中高度评价了帕尔乌斯在反伯恩施坦主义中的作用, 他不同意考茨基所说的和伯恩施坦的斗争“只是现在才开始”，“因为伯恩施坦所提出的问题在帕尔乌斯的论文刊登以后就已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解决了。这是帕尔乌斯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所立的一个大功劳”。帕尔乌斯的斗争也引起列宁的重视，1899年9 月1 日列宁在流放地写信给妈妈, 要妹妹玛丽亚设法给他寄去1898年的《萨克森工人报》,包括帕尔乌斯反对伯恩施坦的文章,和刊有普列汉诺夫《我们为什么感谢他? 》一文的报纸。[ 郑异凡：《帕尔乌斯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批判》，《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1984年02期，第145-151页。]1900年与列宁第一次在慕尼黑见面，彼此在理论上已经互相欣赏。[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p56-5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他在流亡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两个圈子之间起了很多沟通作用。

帕尔乌斯1904年2月开始为《火星报》撰写系列文章《战争与革命》，表现出极大的理论洞察力，预告日俄战争之后就是俄国革命的时代，预告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他提出可以利用外部战争来激发内部的反抗和革命，并且从马克思那里引发出“继续革命”的策略，这组文章也深刻地影响了托洛茨基，后来被托洛茨基发展成著名的继续革命理论。帕尔乌斯认为“俄国的革命会动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俄国工人阶级将担任社会革命的先锋队的角色。”[ Ibid，p64.  ] 当时德国的反间谍组织也渗透到社会主义机构中，他预测日俄战争俄国会输掉战争，然后引发动乱与革命，——他的准确预言，使得德国情报部门认为可以用他来反沙皇。

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帕尔乌斯回到圣彼得堡进行革命活动，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与托洛茨基一起被捕，在监狱留下了一张著名的与托洛茨基等人的合影。他在被判三年流放西伯利亚后逃回德国。由于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斗争和策略失望，并且卷入与高尔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关于《在底层》戏剧出版的经费纠纷，名誉受损。为此，1910年他离开德国去了维也纳，后由此去了土耳其。在德国总参部的支持下，在巴尔干战争中通过做军火生意获利颇丰，并成为土耳其青年党的财政与政治顾问，也是其军队的粮食供应商。在亲德的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根据自己在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他从理论上阐明道，分解俄国、使俄国在一战中失败就是最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他认为在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目标上，社会主义者可以与德国政府在策略上合作，虽然动机完全不同。[ Ibid，p136.]

在当时的帕尔乌斯看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派别林立，任何一派都没有能力组织一场大罢工，因此可以在德国支持下，使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这样俄国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犹太人组织崩得（Band，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乌克兰Spilka党，波兰的两个社会民主党，以及立陶宛和芬兰的社民党，就可以在一个中立国召开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大会，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方式：一个世界主义视野中的反沙皇力量大联合，在此蓝图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占有重要的位置。他还曾设想通过德意志帝国的帮助，使得社会主义成为欧洲的主导力量。[ Ibid，p147-150.] 在德国外交部与帕尔乌斯的联盟中，其实双方都意识到彼此在冒险，一个要的是东线的停战，一个要的是革命与社会主义。帕尔乌斯希望一方面联合欧洲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结成统一战线反对沙皇，另一方面让俄国内部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宣传、罢工和破坏的方式促使自己的国家垮台。

他通过土耳其德国大使给德国情报部递交了一份二十多页的报告，提出以德国政府支持的大罢工使俄国瘫痪，支持俄国社会劳动党、支持各民族地区独立、支持反对沙皇的作家。特别是乌克兰，它是帝国的基石，一旦被搬走，帝国就会崩溃。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纳粹准确地执行了这个计划。[ Ibid，p160.] 半个世纪后苏联的瓦解，也正是与乌克兰独立互为前提，美国在乌克兰公投前承诺会尽快承认其独立，正是推动乌克兰独立的重要因素。而今天的克里米亚危机，不过是二十世纪最敏感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延伸。帕尔乌斯也对芬兰寄以同样的希望，芬兰曾在1809年被沙皇俄国兼并，十月革命之后，是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根据民族自决原则于1917年12月18日颁布法令，承认芬兰独立。帕尔乌斯对于高加索地区不乐观，这里的独立运动比较碎片化，他建议土耳其政府支持高加索的穆斯林在当地基督徒的帮助下对俄国发动圣战，他希望美国人和格鲁吉亚人都能够大力协助，通过乌克兰独立运动，土耳其可以引导北高加索的哈萨克人暴动。这的确是一份有预见性的建议。

克拉拉·蔡特金，国际妇女权益运动的重要领导者，“社会主义妇女联盟”和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列宁、斯大林和宋庆龄的亲密战友。苏联最高国家荣誉“列宁勋章”获得者。1922年，在蔡特金的协助下，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承认劳动妇女节。并将国际劳动妇女节设定为苏俄法定节日和共产国际的“共产主义节日

但是，这些主张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引发的是怀疑与质疑，社民党主席Hugo Haase甚至警告同志们不要与帕尔乌斯有任何接触，他被怀疑是俄国间谍，或者土耳其间谍。罗莎·卢森堡与她绝交，李卜克内西、蔡特金等过去的激进左派社会主义老朋友都不再待见他。蔡特金是在他当初与伯恩斯坦做斗争时唯一站在他一边的老朋友，现在骂他是“帝国主义的婊子”，把自己出卖给德皇政府。他与德国社会主义左翼的分裂由此开始，并从此分道扬镳。[ Ibid，pp153-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