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华夏边缘的漂移：谁是羌人

「羌」这个字作为一种人群称号，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此后，中国先秦文献里关于「羌」或「氐羌」的记载很少，而且含意不明确。到了汉代，河湟地区土著（当时中国人称他们为羌）曾与中国发生长期血腥的冲突。此时中国文献中才对「羌」这个人群有深入而丰富的记载。五世纪史家范瞱所著的《后汉书·西羌传》，主要记载后汉两次荒乱时期的汉羌战争经过，并追溯羌人的来源至春秋战国的戎、西周的姜姓族，以及其它先秦文献中商周的羌、氐羌、撮狁等等。

根据《后汉书·西羌传》、殷商甲骨文及其它先秦史料，历史学者对于羌族的地理起源、迁徙、分布有很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将商代到汉代的荒当作一个民族，他们由商代或更早开始，一波波的东迁融入华夏。留在西方的羌人又受到华夏的进逼节节西迁，部分形成汉代河湟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羌人。

在本章中，我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在此，「羌」并不是代代住在中国西疆的某一「民族」，而是代代存在华夏心中的一种对西方异族的「概念」。这个概念表达着「西方那些不是我族的人」。因此，由商代到汉代随着华夏的向西扩张，羌人的概念也向西推移。

一、殷代的羌人

在商代甲骨文中，羌字写作 。由字形看来，它由「羊」、「人」两个部分构成。甲骨学者大多将此字释为「羌」【1】。在甲骨文中，商人称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为羌方，称那儿的人为羌。甲骨学者曾试图考据羌方或羌人所在。由与羌有关的方国位置关系，陈梦家认为所有这些国家都在山西南部与河南。李学勤考据商王田猎区域地理，也认为羌方在山西南部或更西的地方。白川静得到类似的结论，他认为羌在河南西部的平原与丘陵相交的地方。岛邦男则认为羌与无方在陕西东北沿黄河的地方。虽然学者们的意见有些出入，但基本上他们都认为羌在殷的西方，地理位置大约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与陕西东部【2】。由于甲骨文中的羌地理分布广，学者们也指出「羌」可能被商人用作西方非我族类的通称【3】。

许多卜辞内容都说明，在商人眼中羌是相当有敌意的西方人群。卜辞中记录商或其属国与羌之间的战争。有时战争规模相当大；有一次，商王曾派遣五族的军队，另一回在战场上用了一万名战士。另一些卜辞，则记载被俘的羌人在商人的祖先祭祀中如牛羊般被宰杀，成为宗教仪式中的牺牲。甲骨卜辞还显示，有一些羌人战俘成为商人的奴隶。显然，在商人眼里羌人不仅是敌人，也是可以被视为「非人」的异族【4】。

殷代的「羌」，应是商人对异族的称号，而非某人群的自称族号。理由是，首先，羌有时也写做 ——形如一个被绳子系颈的羌人。这是一个带有污蠛意味的称号，不应是某人群的自称。其次，在周人克商之后「羌」在历史文献上消失了数百年：这也证明「羌」只是商人的异族概念与称号。再者，共同的自称族号是一个族群形成的标志之一。如果我们相信甲骨学者所言，「羌」分布在广大的西方，那么由当时人群的沟通与相应的社会结群发展程度看来，很难相信当时已存在一自称「羌」的广大族群。羌字由羊、人构成：很可能当时在商人之西有些人群，他们之所以被商人称为羌（羊人），或因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上羊有特殊重要性，或因他们像羊一样的被用为祭祀中的牺牲。但最有可能的是，如前所言，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农业边缘地区人群普遍以养羊取代养猪，并减少农业活动，这个经济生态上的变化让以种植为生的人群印象深刻，因此以「羌」来称这些牧羊人。总之，羌原来不是一群人的自称：在汉代之后直到现代，只有接受汉人给与「羌人」之称的人群，才自称「羌」或「羌族」【5】。

二、西周时羌在文献中消失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人结合西方各族群的力量共同克商。在此前后，周人与其盟友逐渐东方化；他们继承了许多商人的文化以及书写传统。西周时人留下的直接史料，最丰富的便是西周金文。在西周金文中「羌」字非常罕见，更无被用作人群称号的例子。有些先秦文献，如《尚书》、《诗经》、《逸周书》、《易经》、《左传》与《国语》等，其中部分材料被认为成于西周，或反映西周时的情况。在这些早期文献资料里，无只出现在《尚书·牧誓》、《诗经·商颂》与《逸周书·王会》之中。

《尚书·牧誓》是一篇武王誓师伐纣的文告，在此文告中，羌为周人阵营中的八个「异族」之一（其余为庸、蜀、鬃、微、卢、彭、濮）【6】。本篇文辞浅易，有些用语又是战国时才有的用法，因此许多学者皆指出《牧誓》为战国时人述古之作【7】。在这篇文告中包括羌的所谓「牧誓八族」大多不见于金文，而见于战国文献之中，也说明这不是商末的作品。《诗经·商颂》中关于羌的内容为：「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韩诗》与《史记》都称商颂是宋国贵族正考父所作，以颂美宋襄公之词。白川静、王国维对此都有考证而同意此说【8】。值得注意的是，这儿所称的远方异族为「氐羌」而非「羌」。在《逸周书·王会》中出现的也是「氐羌」。在商代甲骨辞例中，常出现有 （以羌），意思是掳获或征发羌人【9】。由字形看来，先秦文献中的「氐羌」很可能便是甲骨文中的「以羌」，只是意义有了变化。宋为商人后裔的封国：可能是，春秋时期的商颂作者仍可以看到祖先传下来的文献，但他们已不清楚「以羌」的真正意思，而将它当作一个异族称号。总之，在西周时并没有一个当时存在的族群被称作「羌」。

周代之戎、姜姓族舆羌的关系

虽然西周时没有称为羌的民族，但是姬姓周人的亲密战友兼姻亲，姜姓之族，却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羌人的一支。其原因为：首先，在字形与字音上羌与姜有密切的关联。其次，羌人与姜姓都是住在西方与商人敌对的人群。第三，更直接的证据来自《后汉书·西羌传》：这篇文献记载，汉代河湟西羌是「姜姓之别」。根据这篇文献，西周时的戎人也是羌人的一部分。《后汉书·西羌传》中的说法很值得怀疑。首先，在先秦文献与金文中，「羌」与「姜」从来不相混淆。其次，虽然姜姓族与羌都是商人的西方敌人，但他们的地位不同：羌是可以被用为牺牲的人群，而姜姓之族与姬姓周人都是渭水流域的重要氏族。姬姓周人曾受商人之封，为商政治圈的一员，因此他们的姻亲与盟友应不至于被当做野蛮的非人类看待。再者，姜姓之族的分布主要在渭水流域的中游，由宝鸡到西安一带。如果甲骨学者的考证可靠，那么羌或羌方的分布与位置是在商人与姜姓族的中间。

至于西羌如何成为姜姓的别支，我们从《后汉书·西羌传》的相关记载中可看出一些端倪。其文为：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濒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

由三苗与三危的线索，可以看出《后汉书·西羌传》作者如何得到此结论。首先，《尚书·尧典》中记载，三苗被放逐到三危。三危即在西羌所居之地（河关之西南），因此西羌便是三苗的后代。《左传》中又称，春秋时期「姜戎氏」的祖先原住在瓜洲。魏晋时期注释家杜预认为，这些被逐的「坏分子」所居的西方瓜洲、三危都在同一地。西羌传作者可能持同样的观点，因此姜戎氏也成了三苗的后代，西羌则是姜姓（姜戎氏）的别支。显然，这种结论是在中国注释家的传统中被创造出来的，而非根据历史学家的文献证据，更非是作者对当时人群、地理的实际观察采访结果。无论如何，「羌」是商人对西方异族的通称，「姜」则是西方某族群的自称。他们可能有部分重迭，但并非同一。

关于戎与西羌的关联，《后汉书·西羌传》中说得更是模糊而牵强。自司马迁着《史记》以来，四裔传成为中国正史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四裔传的内容，主要是对华夏边缘族群的风俗习惯、社会组织，及当代该族群与中国的往来关系作民族志式的描述，有时亦包括同一地区民族活动的传说与历史性记载。譬如，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司马迁首先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其次，他叙述匈奴的风俗，而后又用相当长的篇幅叙述戎翟的历史。但是，他并没有宣称戎狄与匈奴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似乎他只是将匈奴之前北方及西北的民族活动，置于可能有关的匈奴列传之中。

《后汉书·西羌传》的体例完全比拟《史记·匈奴列传》。传首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这是一段传说史料。接着描述羌人的社会及风俗习惯，而后叙述戎人的历史，其中穿插有关氐羌与羌的记载。然后，作者记述秦人灭戎的经过，以及戎人受秦所逼西逾汧陇，又变回到酋豪分立的状态。而后，作者又叙述汉代河湟羌族的始祖传说：「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显然不同于司马迁的是，《后汉书·西无传》的作者有意将姜姓、氐羌、戎与汉代西羌的历史衔接起来。

事实上，河湟羌族与「戎」在文化上、社会结构上、经济生态上有相当大的差别。河湟羌族直到西汉前期还与中国无甚关联，而诸戎则相当受华夏文化的影响。河湟羌族是游牧人群：戎相当依赖畜养动物，但春秋时的戎人并非游牧人群。河湟羌族为了适应游牧生活，早已发展出由大小豪酋统治的分裂性社会结构：各个戎的群体，则统于单一的领袖。《后汉书·西羌传》的作者似乎也注意到，春秋时陆浑、蛮氏戎的领袖自称「子」（华夏封建国的爵号之一），以及战国时大荔、义渠戎的领袖也自称「王」：这与西羌有相当的差异，因此他以「（戎）余众皆反旧为酋豪」来做解释。事实上，分裂性结构是许多游牧社会的特色，这与当地的经济生态与人群亲属关系都有密切的关联，并不是轻易可以变来变去的。

部分西方学者倾向于将「戎」视为具某种血统，或使用某种语言的人群，因此努力将戎与现代某种族或语族的人群联系起来。如 Friedrich Hirth认为戎与突厥族（Turkish）有关：Wolfram Eberhard则认为他们是先藏族（Droto-Tibetan）【10】。在这种学术传统下，E．G．Pulleyblank则将戎，以及华夏化之前的姬姓与姜姓之族，都当作是藏缅语族Tibeto-Burmans的一支，如此也将戎、姜、羌联系在一起【11】。这种看法值得商榷。首先，「藏缅语族」是现代语言学家的概念：是以语言学上某些客观特征的相似性来划分的人群范畴。这个人群范畴，与以主观认同来凝聚的民族没有绝对的关联。其次，事实上并没有任何证据可证明戎人说的是与现代藏缅诏有关的语言。甚至于，我们很难说戎人的语言与古汉语究竟有何差别。

《左传》中有一段记载，叙述姜戎氏首领对晋人说的话：「我诸戎语言饮食不与华同」。这段史料经常被学者引来证明，戎人的语言、文化与华夏不同是一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基于我在羌族地区的田野调查经验，我对这结论不那么有信心。理由是，在族群认同上最重要的不是语言的客观异同（语言学者的判准），而是语言的主观异同（土著的认知）。臀如，对语言学家来说，黑水藏族与茂汶羌族说的都是藏缅语族羌语支中的羌语，两者只有方言上的差别。但许多茂汶羌族认为黑水人也是羌族，所以他们觉得黑水人说的话与他们「差不多」。但是，当许多黑水人自认为是藏族，与东边的羌族没有关联时，便认为羌族的话他们听不懂。同样的道理，当姜戎氏说他们的语言与华夏不同时，他只表达了与华夏不同的认同：我们并不知道究竟他们与华夏在语言上的差别有多大。语言的客观同异，在族群认同上既非充分条件，亦非必要条件。而且，语言是一种经常在学习、假借与遗忘中的动态经验。因此，即使我们知道戎人与羌人说的是那种语言，也不能解答他们在族群认同与族源上的关联。

更重要的是，在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说明，由春秋战国到汉代「戎」与「羌」都是华夏对非我族类的称号。随着华夏本身族群意识的发展与变迁，「戎」与「羌」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所指称的人群范围也会随之变化。因此，不同时代的戎或羌，以及不同地域的戎或羌，都可能说不同的语言，或在体质上有相当的差异。

三、战国文献中的氐羌

春秋战国时期，陇山以东的戎人多被秦人征服。随着秦人的华夏化，他们也成了华夏的一部分。就在这时，「氐羌」出现在中国文献之中。除了前述《诗经·商颂》中所记载的「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外，《逸周书·王会》中也记载，一个远方异族「氐羌」以鸾鸟来向周王进献。在写成于战国末的《吕氏春秋》中，也有关于一个远方异族「氐羌」的记载：他们被掳后不担心被关进牢里，只担心死了尸体得不到火葬。同书中另一个记载则说，西方有些「无君」（不统于国君）的人群，其中之一便是「氐羌」。有火葬习俗的氐羌，也见于《荀子》一书中。类似的记载又见于《墨子》之书中，但这个火葬人群被认为是在秦之西的义渠，而非氐羌。《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在此氏羌又成为一个人名。

以上这些先秦文献，不同的篇章可能成于不同人之手，或成于不同时代。《商颂》写成于战国，争论较少。《逸周书·王会》中有义渠、楼烦、渠叟、匈奴、长沙等较晚的民族与地名概念出现，因此不会早于战国。同样的理由，《山海经·海内经》也不早于战国。《苟子·大略》篇，成于苟子的学生或汉代学者之手。《吕氏春秋》则毫无疑问成于战国末期。以上部分文献的完成年代可能还有争论，但所有这些作品大致能代表战国时人的思想。

这些作品的性质，以及有关「氐羌」的内容，可以让我们探索当时人的「氐羌」概念内涵。在《吕氏春秋》、《逸周书·王会》与《山海经·海内经》中，有关氐羌的记载都混杂着传说、神话。如《逸周书·王会》中，记载许多远方国家带来珍奇土产献给周王：其中许多国家与动物都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山海经》更不待说，以其荒诞神奇的内容著称。出现在《逸周书·王会》中的一些传说国名与动物，部分也见于《山海经·海内经》。在《吕氏春秋》中，氐羌也与许多传说国家或人物如饕餮、穷奇等一起出现。《吕氏春秋》与另一些著作，如《苟子》、《墨子》又有一共同特质：它们都出于战国思想家之手。我们知道，这些思想家经常只是借用些传说或典故来发挥其学说，所述却不一定是过去或当代的事实。这些作品中所提到的火葬氐羌，或无君的氐羌，都有如此的不确定性质。一个有力的证据是，记载当代及过去人事的战国历史文献如《国语》、《左传》、《战国策》等，其中都没有关于氐羌的记载。另外，在所有这些载有氐羌的先秦文献中，氐羌的确切分布地域都不清楚。在《吕氏春秋》、《苟子》，《逸周书》中，我们也只知道「氐羌」是指某西方人群。这也说明，战国时「氐羌」并非指某一与华夏经常有往来接触的异族。

总之，在战国时氐羌或出现在思想家们的著作中，或出现在记载一些虚构的、神话式的地理、人群与物产的作品中，主要指传说中的某西方异族。因此，当时「氐羌」不是某一族群的自称，亦非华夏对某一常有接触的异族人群的称号。战国时期的东方华夏对于秦以西的世界认识极少。这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秦用了太多的力量来成为华夏，并与东方诸夏争雄。相对的，他们在西方的进展很慢。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征服了天水一带的冀戎与邽戎，将这儿变成秦的郡县。过了三百年之后（公元前四世纪），秦人才灭了獂戎，将势力推进到渭水上游，今天的甘肃省陇西县一带。到了公元前272年，秦国才征服义渠戎，将洮河、大夏河流域纳入其势力范围。

四、秦与西汉时的羌与氐

战国之后，中国进入秦与汉帝国时期。这时中国是在一个政治统一，疆域与族群认同扩张的时期。在西方，中国官员、军队，中国的政治控制、中国式的农业与文化价值，都向西栘到任何可以开垦种植的地方。同时，由于对西方人的认识愈来愈多，「戎」已不适于用来描述所有西方非华夏人群。在此背景下，原来模糊的、神话式的西方异族概念「氐羌」，分裂成两个人群称号，氐与羌，被秦汉时人用来称不同的人群。

秦征服义渠之后，在新获得的西到永靖、东到陇山的地方建立陇西郡。公元前二世纪时的汉代陇西郡有氐道与羌道。《汉书》中记载，公元前187年武都道与羌道发生严重地震。《后汉书》中也记录，在汉景帝时（公元前156—141年），汉朝政府将土著首领「留何」所率的一族人迁到狄道、安故，与临洮、氐道、羌道县。但是「氐道」与「羌道」只是地名概念；在西汉初年，羌作为异族的概念还是很模糊。这一点，我们从《史记》中可以得到证明。

《史记》中的羌

《史记》大约成书于公元前90年左右：据作者司马迁称，这部史书对当代的记事止于公元前122年。因此《史记》中有关羌的记载，可以代表西汉前期学者对于历史上与当代西方地理与人群的概念。今本《史记》中提到「羌」之处不少，为了分析上的便利，我们可将之分为两类。第一类有关「羌」的记载，表达一种历中的或地理的概念。

（五帝本纪）：南抚交址、北发，西戎、析支、渠搜、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禹之功。

〈周本纪〉：式王曰：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髦、微、炉、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秦始皇本纪〉：地东至海及朝鲜，西至临洮、羌申，南至此向户，北据河为塞.

〈六国年表〉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

〈匈奴列传〉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

〈货殖列传〉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申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

第二类有关「羌」的记载，是指当代的、与汉人接触的西方异族。

〈汉兴已来将相名臣年表〉：（神爵元年）后将军充国击羌，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

〈平准书〉：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

〈李将军列传〉：（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尔。

〈匈奴列传〉：西置酒泉郡，以鬲绝胡与羌通之路。

〈卫将军骠骑列传〉：竟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而方南诛两越，东伐朝鲜，击羌、西南夷，以故久示伐胡。

〈平津侯主父列传〉：（严安文）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

〈淮南衡山列传〉：（伍被曰）南越宾服，羌僰入献，南瓯入降。

〈大宛列传〉：（张骞曰）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

〈龟策列传〉：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

乍看来，似乎《史记》中关于羌的记载不少。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史记》与其原始版本有些差距。首先，有些篇章早已散失，目前所见的是后代学者所补。其次，《史记》中对西汉的记事止于公元前122年，但今本《史记》部分篇章中出现在这年代之后的记事，或甚至有司马迁死后才发生的事。这是因为，后汉班固所著的《汉书》记录了整个西汉时期的史事，因此对于发生在公元前122年之后的西汉史事，《汉书》自然比《史记》记载完整。后世学者为了记事完整，便以《汉书》的相关内容来补《史记》的不足。以上《史记》中提到「羌」的文字，部分便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进入《史记》之中。

譬如，〈汉兴已来将相名臣年表〉、〈龟策列传〉早已失传，现有篇章为后世学者所补。而且，前者中提及有关羌的史事发生在司马迁身后，也证明非出于司马迁之手。〈平准书〉与〈大宛列传〉在《汉书》中都有类似的篇章。崔述与梁启超都认为，《汉书》中这一部分的内容，被用来补入《史记》的〈平准书〉与〈大宛列传〉中。〈平准书〉中所言「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是发生在公元前112年的事：这也超出了《史记》记事截止的年代.

〈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有关羌的内容，出现在该文所引严安的文章中。五世纪注释家裴驷引徐广之说，指出当时《史记》别的版本中并没有严安这篇文章。《汉书》与《史记》的一个不同之处，便是前者常引个别人物的长文在相关篇章中。因此非常可能〈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有关羌的内容（严安之文）是由汉书中补入。

《史记》记事截止的年代，是我们判断该书中某段文字是否为《史记》原文的重要依据。崔述根据司马迁自己的说法，认为《史记》记事止于公元前122年：梁启超也同意这看法。崔述又指出，汉书中某些内容被用来补入相关的《史记》篇章中：这些篇章中的一部分，即包括前述〈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与〈平津侯主父列传〉。更有趣的是，在这些《史记》篇章里，羌都出现在最后段落中，也就是崔述等认为不是《史记》原文的部分。另外，〈淮南衡山列传〉中有关羌的记事，正发生在公元前122年（淮南王谋反），但该文所引伍被之言「南越宾服，羌焚入献，南瓯入降」数语，似乎是公元前111—110年左右的事情。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所有以上这些《史记》中有问题的篇章，与前面所述同书有关当代的、与汉人接触的西方异族「羌」的记载（第二类），几乎完全重迭。除去这些有问题的数据外，剩下的只是第一类中的〈五帝本纪〉、〈周本纪〉、〈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匈奴列传〉、〈货殖列传〉等。在前面我们曾提及，这一类中的氐羌、羌中、西羌、羌等词汇或代表着地理概念，或代表历史上的人群概念，而非当代的异族。也就是说，在《史记》中司马迁可能根本没有提及一个当代的、称为羌的西方异族。

这并不是说，在《史记》的写作时代汉代中国人没有「羌」这样的异族概念。而是，在公元前122年之前，汉人对于除「秦人」之外的西方人群认识较少：汉人与陇西，河西与河湟地区非华夏人群的密切接触，以及由此产生的重要事件，都发生在公元前122年之后。因此，在西汉前期「羌」这样的异族概念较不明确、不普遍。但由于西汉初已有羌道、氐道等地名，而且，《史记》中称接近氐道的白马地区土著为「氐」，这都说明汉代中国人可能曾称洮河、白龙江流域的部分土著人群为「羌」。只是，由于在西汉前期，尤其是汉武帝在位的时期，中国势力向西迅速扩展，原处华夏边缘的陇西地区人群也很快的「华夏化」，使得「羌」这个异族概念向西漂移。

五、「羌」地理人群概念的向西漂移

《史记》中有一个地理名称，荒中。但是，从《史记》简略的记载中，我们很难知道羌中的确切地理位置，只知大约在陇西，临洮附近，或在更西的地方。在《汉书·地理志》中，羌中的位置较明确，而且不止一处有羌中之称。

首先，最早的羌中应在洮河到白龙江之间。《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桓水（白龙江）发源于蜀山（岷山）西南流过羌中。还有，洮水（洮河）发源于西羌中。由这两个例子可见，「羌中」指的是洮河到白龙江之间。其次，前汉时的「无道」是在白龙江流域的武都西北，东与氐道相邻：这个羌道的位置也证明羌中所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称秦的领域「西至临洮、羌中」：当时秦的势力尚未及河西与河湟，因此这羌中应还是指洮河与白龙江一带（见图九）。

在西汉中国的势力达到甘肃河西走廊时，羌中这地理概念便向西迁移，指这个新的西部边疆。在《汉书·地理志》中，河西张掖郡有羌谷水（黑河），发源于「羌中」，东北流入居延海。酒泉郡的呼蚕水（北大河）发源于「南羌中」，东北流至会水入羌谷。敦煌郡的南籍端水（疏勒河）与氐置水（党河）都源出于「南羌中」。这四条河都发源于今日的祁连山脉向北流；如果祁连山一带称南羌中，那么此「羌中」当然是指祁连山脉以北河西走廊一带，而不会是以南的青海河湟地区。上述数据中，南北流经张掖郡的河为「羌谷水」，以及呼蚕水流入「羌谷」，这些也都说明张掖、酒泉一带在这时被称作羌中。

汉武帝时，张迁从大夏归国，他原来试图通过但终于失败的路线便是，沿南山（祁连山）经羌中东行。这也证明当时的羌中是在河西一带。《汉书·赵充国传》中有一段关于匈奴史臣在羌中活动的报告，称「疑匈奴使已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坑，入穷水寨，南抵属国」。这个匈奴使臣在「羌中」的活动路线，据顾颉刚考证，就是经由居延海（沙阴）西南行到新疆的罗布卓尔（盐泽，即蒲昌海），回经长城（长坑），由张掖北的穷石山（穷水寨）转回张掖属国（属国）。这个地域还是在河西走廊，或包括西域的东部。

河西走廊出土的西汉竹木简册，是当时汉人在此活动留下的官私文书纪录。这些简册，直接反映了当地汉人的生活与观念。居延汉简中的一份官方文件，内容为一道命令，指示当地主事官员，如果属下官吏被「羌人」杀了，抚恤他们的家属葬钱三万【12】。另一件，看来是某人写给他的恩人（可能是当地长官）的信函，其中部分内容是说，因贫困被带到「羌中」安置多年，不知该如何报答大恩大德【13】。这两件汉简的书写年代，约当汉宣帝神爵年间（公元前61-58年）。它们的内容明白显示在西汉中晚期，河西地区张掖郡的汉人称当地为「羌中」，称当地的土著为「羌大」。这种将河西张掖一带当作羌中的概念，大约从武帝拓疆至河西走廊时便逐渐形成。

汉代中国人与青海河湟地区人群的接触较晚。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汉景帝时研种羌人首领留何降汉，请求替中国守陇西郡。于是，他与族人被中国安置在临洮、羌道一带。这个记载只见于《后汉书·西羌传》，在成书较早的《史记》、《汉书》中都无此记录，因此其可靠性可以存疑。再者，由临洮、羌道等地名来看，他们可能是陇西洮河流域附近被称作羌的土著。《后汉书·西羌传》中说，研（人名）很豪健，因此「羌中」的人称他的后代为研种。前面我们曾提及，西汉时「羌中」地理位置之一便是洮河流域。《汉书·武帝纪》中记载，公元前112年，西羌十万人造反，与匈奴相勾结攻打安故、枹罕。安故、枹罕在今洮河、大夏河流域，由地理位置来看，这里所谓的「西羌」可能还是陇西郡西部的土著，并非河湟人群【14】。

到了汉昭帝（公元前86-74年）与宣帝（公元前73-49年）的时期，汉人的势力进入河湟地区，羌的地理人群概念才扩及河湟。汉昭帝时中国积极向湟水河谷移民，此举引起河湟土著与汉人之间的冲突。宣帝时，中国将领赵充国，辛武贤等人与河湟羌人的战争，在《汉书·赵充国传》中有较详细的记载。从这时开始，汉代中国的势力才深入河湟地区，汉人也由此对河湟土著有较多的了解。

由《汉书》中我们知道，最早河湟土著与汉接触时他们被称为「西羌」，有时也被称为「南羌」。这显然是因为，如果我们将洮河流域当作「羌中」，则西方的河湟人群为「西羌」；如以河西地区为「羌中」，则南方的河湟人群为「南无」。但是，在《汉书》中陇西羌人从来不被称为「东羌」【15】，河西羌人也未被称为「北羌」。这也说明「羌中」并不是一个包括陇西西部、河西，河湟的地理概念，而是，在西汉时，无中与羌人这样的地理人群概念有一个漂移的过程。它首先出现在汉初或秦时，指洮河流域到白龙江一带的地域与人群，然后随着中国势力的向西发展，先指河西走廊张掖一带，然后又扩及河湟地区与当地人群。

东汉时，河湟羌人与汉帝国之间有长期、血腥的战争。中国的陇西、关中地区都受到极严重的摧残，河湟羌人更受到残酷的屠杀。这个历史事件造成深刻的历史记忆，使得河湟地区人群成为「羌人」的代表。相反的，陇西与河西的许多非华夏土著都逐渐华夏化了：他们原为「羌人」的记忆逐渐被华夏与他们自己淡忘。在河湟羌人的「叛乱」时期，陇西与河西的华夏在战场上有卓越的表现。传统上中国人认为，这是因为边疆地区的人南与异族接触，故民风骠悍，习武成风【16】。但是，我认为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某些华夏边缘人群进入华夏后，因仍有族群认同危机（深伯受华夏歧视），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对「异族」的敌意来宣称本身的华夏认同。

由后汉到魏晋时期，华夏心目中羌的概念更远至新疆的天山南路。历史文献记载，阳关之西有蜡羌、赤水羌【17】。魏晋时期，婼羌之西沿昆仑山脉至帕米尔更出现许多羌人族群，如黄牛羌、白马羌、葱茈羌等【18】。在塔里木盆地北缘的沙雅遗址发现一印，印文为「汉归义羌长印」【19】。这些资料说明，「羌」的地理人群概念，在东汉及魏晋时期仍在向西漂移。但无论如何，由河西往西域漂移的一羌概念已失去主流位置；河湟土著成了羌人的代表，而且在东汉魏晋时期汉人心目中的羌人概念由河湟向西南延伸。

六、「羌」地理人群概念往西南漂移

根据《后汉书·西羌传》，羌人还分布在汉代中国的西南边界上。该书称，羌人之祖无弋爱剑的一个孙子，印，畏惧秦人的兵威，率其族人向南迁徙，而后子孙分成许多不同的族群，与河湟羌人没有来往。印的子孙为：由北至南，靠近武都的参狼羌，广汉的白马羌，越巂郡西的旄牛羌。同书还记载，在公元94-108年之间（东汉和帝与安帝在位时），蜀郡檄外的大牂夷种羌、龙桥等六种羌、薄申等八种羌，纷纷来向中国请求内属【20】。

在前汉，除了武都有羌道之外，西南地区并没有被称作羌的地域与人群。譬如：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西南方人群都被称作夷，冉驰东北以白马为首的人群则又称为氐。在《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这一部分沿袭《史记》，也是没有称羌的人群。但是在《汉书·地理志》中，则称武都有氐也有羌。《后汉书·西羌传》中称西方、西南的人群为无如上述。但在同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白马被称作氐，其它西南土著，包括大烊与旄牛部，则被称作夷：冉驰地区则有六夷、七羌、九氐。由这些史料可见，在西汉时除武都附近一些人群被称为羌之外，其它西南地区人群还没有被中国人称为「羌」。当时汉人对西南土著最普遍的称法为夷，并称甘肃南部武都、文县与四川松潘一带的人群为氐。西汉时的刚氐道，湔氐道、甸氐道，都在涪江与岷江上游，这说明西汉时人曾认为此地为氐人所居。因此，《后汉书·西羌传》中所说的白马羌、旄牛羌，以及蜀郡檄外的大牂夷种羌、龙桥等六种羌、薄申等八种羌，都是后来才出现的「羌人」概念；汉人在长期接触西南夷之后，以「羌」来称呼在此之西他们所知甚少的土著人群。

中国历史学者常争辩氐、羌是否为一个民族，或白马是羌还是氐人。事实上，氐、羌、夷都是汉人对异族的称号，而非某族群自称。因此这是汉人与边缘人群的互动，以及汉人对边缘人群的认知与分类的问题，而非如《后汉书·西羌传》所说，某一羌人祖先（印）的后代，由于一代代的生养、分支、迁徙造成整个西南地区的羌人分布。一个族群是由一些有「共同祖源」的人群组成，这是一种人们对「族群」的误解。这种误解，使得许多现代民族史学者努力追溯某些族群的共同起源，也曾使得《后汉书·西羌传》的作者以「无弋爰剑的后代」，将从青海河湟到云南北部的一些「羌」联系在一起。

七、华夏西部边缘的漂移与确立

在商代，商人曾称西方人群，或西方某一人群为羌。羌是商人的异族概念，所以在商亡之后，羌这个概念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商末，戎起初可能指渭水流域善战、好战的人群，包括姜与姬。在周克商之后，以姬姓周人为首的人群开始东方化，相对的，未东方化的逐渐被视为异族或野蛮人。因此「戎」逐渐成为西方或北方异族的代名词。在公元前771年之后，华夏与戎的界线完全确立。在秦人与受其征服的戎人都成为华夏时，华夏的西方族群边界需要被重新定义。这个新的族群边界被称作「氐羌」：商代文献中的「以羌」，在战国时可能被误为氐羌，用来指传说中的西方民族。稍后，当华夏认识陇山以西的人群时，他们称天水到洮河、白龙江一带的人为氐与羌，氐在东而羌在西。这个过程大约完成在秦与汉初。

当汉代中国的势力逐渐扩张至甘肃河西走廊、西域，青海地区的河湟，以及西南夷之外的西方地区，并与当地人群有往来接触时，原来被称作戎、氐羌或羌的西方边缘人群不断融入华夏，于是汉人心目中「羌」的概念也向西漂移。陇西是一个出发点，汉人心目中羌的概念由此向三个方向扩张。往西北，在西汉中期「羌中」这地理概念由陇西栘往河西走廊。往西方，西汉中晚期之后羌人逐渐成为河湟土著的代名词。在西南方面，汉人心目中的氐由甘肃南部扩及四川北部，荒的概念则沿汉代西疆南移。终于，在《后汉书·西羌传》的写作时代，大约是汉末魏晋时期，所有在广汉、蜀、越岭郡之西的人群都成为羌。

如果我们将汉代的河湟羌、参狼羌、白马羌，大烊夷种、龙桥、薄申等羌与旄牛羌，由北至南连成一道线，这条线便是汉代以「羌」的异族概念来划分的华夏西方族群边界。由商代到东汉，这条线由豫西、晋南逐步西栘，所过之处的人群都成了华夏。终于在汉末魏晋时它移到青藏高原的东缘（见图十）。

在第四章中，我们曾说明河湟地区的游牧化过程，这过程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已完成。显然，河湟的自然环境使得人们难以用农业手段来利用它。中国文献中称，中国亟欲控制此地区完全是为了政治上的理由，而非经济动机：他们恐怕匈奴与西方甚至西南的异族联系起来。在这地区，河湟土著只能赖移动、分裂性政治结构，平等自主的社会原则来求生存。这样的社会，与以定居、中央化政治权威、阶层化社会的中国适成对比。中国难以将这儿的人变成华夏，这儿的人也无法接受中国式的农业、社会结构与中国式的政治管辖。所有青藏高原边缘的人群，无论是游牧的、或是在山上过着混合经济生活的都有类似的情形。于是，华夏与非华夏的族群边界便沿着河湟与青藏高原的东缘形成，并维持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