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生根”：那些在战火中逃到新西兰的中国难民

作者: 吴敏超

在近现代华侨移民史上，华侨从外出谋生、落叶归根，到融入当地社会、落地生根，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也是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华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有时，这一转变是个别的、偶然的。更多时候，这一转变是伴随着时代大潮，充满曲折又势不可挡。二战时期的新西兰华侨女性，从以临时难民的身份暂居新西兰，到与华侨男性一起落地生根的过程，便属于后者，值得进行深入研讨，以此可关照华侨移民史与同化史、战争与女性等重要议题。

抗日战争前，前往新西兰的华人以成年男性为主。1938年秋，抗战烽烟蔓延到广东侨乡。以妇女和儿童为主的新西兰侨眷，被新西兰政府允许以临时难民的身份，前往新西兰暂居两年。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和新西兰成为同盟国，新西兰政府对华侨移民的政策有所改善。1947年，临时难民取得了永久居留权。本文利用新西兰惠灵顿国家档案馆相关档案、台北“国史馆”的“外交部”档案、新西兰华侨在抗战时期所办的中文期刊《中国大事周刊》和《屋仑侨声》、华人口述回忆和采访等资料，细致探讨这一历史进程。从新西兰华侨华人历史看，妇女和儿童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新西兰华侨原有的以成年男性为主的人口结构和因陋就简的生活方式，正式开启了新西兰华侨的家庭时代。从女性的视角看，她们得以离开战火纷飞的家乡，在异国他乡与丈夫团圆、繁衍生息。华侨妇女在新西兰虽然生活劳累、融入艰难，但相对于国内的战争威胁与局势动荡，移民并扎根新西兰是更好的人生选择。在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中，跨越了战火与国家的女性群像与命运，需要后来者关注与书写。

一、 临时难民：从战火纷飞的家乡到安宁的新国度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东部地区的大片领土逐渐沦入敌手。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广州附近的侨乡也很快成为沦陷区。战火无情，新西兰华侨考虑到妻子儿女的生命安全，非常希望新西兰政府可以允许家人来此避难。考虑到此前新西兰对华侨的排斥态度及对亚洲移民的限制政策，让这一希望变成现实，并非易事，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新西兰社会及华侨界，正在发生一些有利变化。

首先，就新西兰华侨本身而言，他们之所以能提出这样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与他们对抗日战争进程的密切关注，以及在新西兰的地位改善、团结有为密切相关。当时在新西兰的华侨有近3000人，大多从事蔬果种植业与零售业、洗衣业。与19世纪后期不同的是，抗战爆发前的新西兰华侨，随着致公堂、国民党支部和同乡团体的纷纷建立与发展，华侨彼此的联系增强，在新西兰社会中的地位也有所提升。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新西兰华侨即积极开展救国活动。1937年9月26日，新西兰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在惠灵顿召开。自此，新西兰华侨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全国范围的系统组织，便于所有华侨捐款捐衣，统一行事，增强凝聚力。这次会议由中国驻惠灵顿领事馆领事汪丰主持，会议选举了华侨联合总会的领导层，会长郭期颐，副会长周仲麟，秘书长赵国俊，三人均为侨界翘楚。从1937年抗战爆发至1945年战争结束，新西兰华侨联合总会共举行了10次代表大会，商讨内容大多围绕抗战爱国的主题展开，当然也包括本文所讨论的妇女儿童的避难及居留等问题。华联总会的机关报《中国大事周刊》创刊于1937年8月，与整个抗战过程相始终。该刊主要刊登国内战事消息，特别是广东地区的战况。所以新西兰华侨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祖国与家乡正在经历的战争劫难。当广州沦陷时，他们担忧家中妇孺，坐卧难安，遂萌发请政府允许侨眷以难民身份来新之念。

其次，恰在广州沦陷的1938年10月，中国政府基于新西兰政府对中国抗战的赞助，为推动中新关系的发展，将中国驻惠灵顿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领事汪丰也升任总领事。汪丰从1935年起任中国驻新西兰领事，在历任驻新领事中，属于任期较长、工作表现较为突出者。他不会说广东话，英语也不太流利，但非常热心华侨事务，办事富有效率。汪丰与新西兰华侨联合总会的关系也颇为密切。新西兰华侨正是通过中国驻惠灵顿总领事馆，向新西兰政府提出了避难申请。华侨团体与驻外机构的互动与携手并进，有利于华侨事务的开展。

最后，当时的新西兰由工党执政。工党政府于1935年上台后，对亚洲移民的态度大大改善。1936年，政府给予中国移民及一切亚洲移民领取养老金的权利。1938年施行的社会安全法案，规定中国移民也可享受失业救济、免费医疗和病假期间领取工资等社会福利。新西兰政府方面对于中国的抗战，亦有一定了解。在广州沦陷之前，总领事汪丰及夫人吴蔼庄曾邀集同情中国抗战的新西兰友好人士，成立了新西兰中国难童救济会（New Zealand Council for the Adoption of Chinese Refugee Children）。救济会主席为威廉巴那（William E. Barnard），时任新西兰众议院院长，对中国素有好感。救济会委员包括新西兰代国务总理彼得·弗雷泽（Peter Fraser）的夫人珍妮特·弗雷泽（Janet Fraser）、吴蔼庄等。该会的领导层构成，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新西兰上层人士对救济中国难童的重视。抗战8年内，救济会共收到捐款纽币14000余镑，均分期寄交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作为救济中国难童之用。1938年10月6日，在基督城（Christchurch, 今译克莱斯特彻奇）扶轮社、海军联盟、坚都布厘（Canterbury，今译坎特伯雷）旅行俱乐部和华联总会基督城分会等团体的组织下，救济会在基督城的冬季花园举行了一场市民舞会。舞会门票收入为600镑，用于救济中国难童。威廉巴那的夫人和吴蔼庄都参加了这次舞会。从此次舞会参与团体的广泛性与所募数额看，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威廉巴那夫妇、珍妮特·弗雷泽等救济处于战火中的中国儿童，反映了他们同情中国、关怀弱者的人道主义立场。同时，这也加深了他们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加强了与中国驻惠灵顿总领事馆汪丰及其夫人吴蔼庄等人的联系和友谊。中日两国发生战争，国际社会从人道主义出发，给予中国的同情援助，令人感怀。新西兰国家虽小，但亦不落人后。

在上述各因素的影响下，经过总领事馆的努力斡旋，1939年5月17日，新西兰政府正式准许华侨接妻子儿女来新西兰避难。5月22日《中国大事周刊》刊登的《驻惠灵顿总领事馆通告》，公布了华侨眷属到新西兰避难的具体办法：

现凡华侨欲携妻及幼子入境暂居者，得按下列手续办理之，入境暂居期为二年。

（一）请求人须照格式签具书状，声明入境之妇童，系其合法之妻子。

（二）请求人须缴担保金二百镑，于妻子离境时发还。

（三）请求人须缴妻子之照片。

（四）请求人须觅安保二人，签具保证书，承认如入境，妇童因生活上或法律上之关系，使纽政府垫付费用时，该保证人担任偿还。

（五）请求人须照格式签具保结，愿将其妻来纽时携入之子女，连同入境后生养之子女，于其妻离纽时，一并携出境，如有不照保结履行情事，具结人应纳五百镑之罚金。

从以上各条可知，华侨眷属到新西兰避难的暂居期为两年，需要缴纳每人200镑的保证金。而且，避难妻子离开时，需将携带来新的子女和在新生育的子女一起带回中国。这些规定，反映了新西兰政府虽然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允许华侨眷属前来避难，但亦有很明显的防范心理。当时一名普通华侨的年收入约为100镑，200镑的保证金可说是一笔巨款。这一时期在新西兰的华侨男子有2000多人，但在条例颁布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仅有200多名妻子提出申请，支付高额保证金的困难，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无论如何，当侨乡的妇女获知可以离开战时家乡，前往新西兰避难时，心情还是充满期待与欢喜的。抗战爆发时吴碧伦是一位少女，她晚年在新西兰回忆道：“抗日战争时，天天轰炸，所以母亲、弟弟、我和两个佣人便逃回增城乡下……有一次，空袭警报时，同学们很机灵，都跑到防空洞去了，我独个儿躲在教室空书桌下发抖。我看到窗外一个个炸弹落下，怕得要命，把手指头都咬破了。日军步步迫近，母亲便带了我和弟弟及一个佣人逃难到香港了。”不幸的是，吴碧伦的弟弟在香港得病死去，她和母亲又回到增城乡下，敌人来袭时便四处逃难。由于女性与生俱来的柔弱、敏感，她们对敌机轰炸、战火蔓延、家人离世等，较之男性更加惶恐不安、难以释怀。如能离开这混乱危险的境地，前往安宁的国度新西兰，与丈夫（父亲）团聚，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当然，从广东侨乡到香港，再坐船到万里之外的新西兰，对于第一次出远门的妇女儿童来说，一路上亦是困难重重。首先，妇女离开侨乡时，不得不考虑年迈的双亲将由谁奉养等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男性出洋挣钱，女性在家乡往往承担起养育儿女、侍奉双亲、耕田种地的责任。新西兰华侨历史研究者伍德明（James NG）回忆：日军入侵广东后，父亲便写信给母亲，“你必须离开台山”。母亲回信说：“可是谁照顾祖父呢？”确实，作为大儿媳，她有照顾祖父的责任和义务。后来决定，由伍德明的婶婶和她的子女留下来照顾祖父，因为伍德明的叔叔虽然也获得了允许妻子儿女前往新西兰避难的文件许可，但他要求妻子儿女前往避难的态度不是很坚决。1941年3月，日军入侵台山，随后撤出，1941年底又入侵台山。伍德明和哥哥随母亲，恰是在这两次入侵之间的夏天离开台山，前往香港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伍德明现在依然记得，当他们登上一座小山时，母亲环顾四周，看着山下的村庄，一句话也没有说。“这是她最后一次看我们的村子”，伍德明说。确实，一别就是一生，他的母亲此生再没有机会回国看一眼故里。但是若他们此时没有离开，不久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中国与新西兰之间的交通断绝，他们便失去离开战时中国的机会，一生的命运或将改变。

从台山的公益码头到香港，伍德明一家先乘坐的是小舢板。小舢板必须沿江岸航行，以免遭遇日本飞机的轰炸。在香港等船的日子也是难熬的。据另一位避难妻子刘月仙回忆：在香港时我们需要步步为营，因为人人都知道我们是等着上船的“金山婆”，有些坏人跟着我们，伺机下手。我永远不会单独在路上走。可以想见，妇女携带儿童、财物出门在外时，不安与防范之心，如影随形。从香港到新西兰没有直达轮船，华侨需要先乘船到悉尼。香港到悉尼的船行时间约为2—3个星期，对于晕船的人来说，航程是漫长而痛苦的。到达悉尼后，由于澳大利亚政府不允许前往新西兰的华侨临时踏上其国土，除非他们在悉尼一家由华侨经营的特殊旅店落脚。这家旅店的名字叫King Nam Jung。华侨需要在此等待每隔一周左右从新西兰驶来的轮船。

从悉尼到新西兰的屋仑（Auckland，今译奥克兰）或者惠灵顿港的航行时间，需要三四天。当华侨妇女儿童乘坐的轮船靠港时，往往有丈夫、同乡甚至领事来协助办理登岸手续。经过万里之行，终于平安抵达新国度，见到丈夫（父亲），妇女儿童都高兴不已。新西兰安宁与清洁的环境，尤为妇女所喜爱。当然，抵达陌生国度时的惧怕和疑惑，也会时时涌上心头。吴碧伦忆及：“我以前从未见过欧洲人，他们看来又白又大，他们人数又那么多，真是吓人得紧。我不会说他们的语言，他们又不懂我的话。”语言不通和陌生的环境，需要妇女们以坚强和学习的心态去慢慢适应。

从1939年5月法案公布至1939年12月31日的半年多时间里，华侨依法向政府请求接妻子儿女来新西兰，新西兰政府发出的许可证，给妇女的计240张、给儿童的计244张（1940年1月数据未统计在内）。未曾想到，1940年2月5日，新西兰政府宣布取消这一条例。中国的抗战仍在持续，广东侨乡的生存环境依然险恶，为何会突然取消这一条例？目前所查阅的档案中，有以下两点提示：第一，中国驻惠灵顿总领事馆此前估计，可能有150位左右的华侨会提出让其眷属来新避难的申请。但事实上，条例执行后，申请人数大大超过总领事馆的估计。这让新西兰政府感到意外与不快，因其一直不希望有太多亚洲移民到达新西兰。第二，至1939年12月31日，已经有146名妇女携带147名儿童到达新西兰。值得注意的是，华侨水果商（果农）让来新避难的妻子儿童在自家水果店（果园）中帮忙，原来店中雇佣的华工开始自立门户，部分华工接管了参战的白人水果商顶出的商店，这样就引起了当地白人社会的抱怨。可见，新西兰政府对允许华侨接眷来新避难，有较强的防范之心。新西兰方面并不希望华侨数量有大幅度增加，在水果、蔬菜种植和零售业中扩张势力，影响到原有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特别是威胁到白人同行的利益。

华侨对于新西兰政府突然停止接受其眷属来新避难的申请，难以接受。他们通过总领事馆向新西兰政府交涉，希望再准华侨接眷来新居留。直至1941年8月召开的华联总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样的呼吁仍在继续。但是，新西兰政府未再准许华侨接眷来新居留。另外，由于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交通断绝，华侨妇女儿童再从广东坐船至新西兰，事实上已不可能。

总之，1939年新西兰政府的避难允准条例，使249名妇女和244名儿童从战时中国来到新西兰。这一政策的施行，与新西兰华侨和中国驻新西兰总领事馆的努力，及新西兰政府对中国抗战的了解，都有关联。当然，政策的苛刻性与局限性，如需要缴纳高昂的保证金，新西兰政府开放的申请避难时间仅持续了8个月等，还是显示出新西兰政府对待中国移民的保守态度。不过，从新西兰华侨华人移民史看，避难妇女儿童的到来，大大改变了新西兰华侨群体的人口结构。249名妇女到达新西兰后的若干年内（1947年之前），她们与丈夫又生育了437名孩子，加上携带而来244名儿童，总计930名妇女儿童的出现，开启了新西兰华侨的家庭时代和落地生根的时代。据统计，1936年男女华侨人数分别为2432人和511人，男女比例为4.8∶1。到二战结束的1945年，男女华侨人数分别为3414人和1526人，男女比例为2.2∶1。而1951年时，男女华侨比例进一步调整为1.7∶1。另外，到1945年，新西兰华人中有27%的人口是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说明经过二战，原来新西兰华侨以成人男子为主的人口结构有了很大改变。可以说，避难妇女儿童的到来，是新西兰华侨发展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不仅是逃离战火的妇女儿童之幸，也是全体新西兰华侨之幸。

这一部分的讨论较多地使用了女性的口述回忆与当代的访谈，因此，充分展现了那个时代个体丰富细腻的人生体验。这也让我们有机会从诸多个体的不同声音，逐渐接近历史的中心命题。从妇女儿童的视角言，离开家乡、船行万里、踏上异国，都是生命旅程中至关重要的经历与体验。也正是他们勇敢迈出的每一步，影响到新西兰华侨社会的变迁。当然，从战火中国到达安宁的新西兰，仅仅是一个开始，能否在新西兰安居乐业，融入新社会，才是紧接着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 融合适应：新生活的开始与不确定性

华侨妇女来到新西兰后，首先是面对崭新的家庭生活。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妇女一样，先要扮演好作为母亲、妻子的角色。同时，因为她们的丈夫多为果农菜农、水果蔬菜店主、洗衣店主，她们还需要在管理经营中协助丈夫，争取在经济上有所改善。

养育照料孩子基本由华侨妇女承担。由于妇女从事的家务和家庭营生十分繁重，往往是大孩子帮着带小孩子。如黄玉兰回忆，她在楼下的水果店忙碌，孩子们在楼上，她会喊大点的孩子把奶瓶给小婴孩。而大孩子也会喊她上去给小婴孩换尿布。刘月仙是带着一儿一女到达新西兰的，此后她又生养了四个孩子。每天大的孩子上学，她带着小的孩子去水果店帮忙。等到午饭时，因为店里太小，无法做饭，她又回家做饭再送到店里，孩子们都是在店里吃饭。夜里孩子们睡着了，她还得缝缝补补。往往过了11点以后，她才可以休息。曾任达尼丁市长的陈永豪的母亲，是1940年到达新西兰的。他于母亲到来的第二年（1941年）3月出生，是家中的老大。此后，母亲又生了五个女儿。母亲一边在家中洗衣店帮忙，一边照料他们六个孩子。可见，华侨妇女生育的子女较多，由于几乎所有事情都是她们亲力亲为，在孩子身上花费的心血是巨大的。

除了照顾孩子外，妇女也很擅长烹饪、清洁。李影芳把买来的肉置于纱柜中，放在门边透风，用时便切下一块来。有时自己做包子、蛋糕和云吞，有空时还会做腊肉、咸鱼等较为复杂的食品。黄玉兰则会制作腊肠、腊鸭、腊肉、酱油和豆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来的货源断绝，这些东西可以自己吃，还可以拿来售卖，生意不错。妇女比较喜欢干净，勤于洗衣。在没有洗衣机的年代，妇女会用柴火烧水，在铜锅中烫洗脏衣服，认为这是唯一洗干净衣服的方法。所以，她们对于部分衣着肮脏的华侨很是不满。黄玉兰说：“有些唐人肮脏褴褛，连我也不想让他们进门来。他们都不穿好的鞋子。怪不得别人看不起唐人，不能什么都怪白人，我不恨白人。”对此，刘月仙也有同感，认为是华侨的衣衫不整、不讲卫生，引起了白人的恶感。华侨为何会如此衣衫不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男性孤身在此，一切因陋就简，没有任何讲究。妇女的到来，大大改变了华侨的卫生状况和居住环境，华侨可以更体面地出现在新西兰人面前。

妇女来到新西兰后，也是丈夫经营果店的最好帮手。水果店一般从早上8点营业到晚上10点。林来刘月仙夫妇的店8点开门，8点半林来去果菜拍卖场进货，一去三四个小时，刘月仙抵达新西兰三个星期后，便开始独自管理店铺。刘月仙学会了一些英文，足够日常使用。她学会开货车后，便可以独自去果菜拍卖场进货。孩子们也是在10岁左右，学会了摆放货品、卖货、清洁打扫，放学以后就开始在店里帮忙。李影芳的丈夫走街串巷卖水果，每个星期能挣7镑左右。她自己在1942年以300镑的价格买下一个菜园，从零开始，学会了除草、锄地、下种、剪枝。菜园种番茄、西芹、椰菜、椰菜花、葱等。每天的工作量很大，既担心天旱，又担心下大雨。但起初即使这么辛苦，也不能赚到钱，因为地瘦，要施用许多肥田料，又要买拖拉机和其他农用机器。后来，由于美国海军驻扎新西兰，她的菜园接到大量订单。海军方面订番茄、西芹、生菜、椰菜等，指明要最高级的蔬菜，当然也给很高的价钱。这样，李影芳辛苦操持的菜园，终于可以获利了。妇女对于家庭经济的巨大贡献，可见一斑。

来到新西兰的妇女，虽然生活艰辛，劳动强度普遍较大，但心情是愉快的。由于长辈不在身边，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减弱，夫妻儿女的核心家庭关系相对单纯，较少产生家内矛盾，彼此之间感情深厚。非常重要的是，对男人而言，因为妻子儿女的到来，他们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变，拥有更好的居住、饮食条件，业余时间可以享受天伦之乐，生意上也有可以协助商量之人，一家人从分离到团聚，格外珍惜。他们此前一个人在新西兰时，工作之余常觉无事可做，借助赌博、抽鸦片打发时间。原来被白种人视为不稳定因素的华侨单身男子形象，从此得以改观。可以说，华侨在新西兰被歧视的原因，如脏乱、嫖赌等，与他们没有家庭生活有很大关系。妇女的到来，让新西兰人认识到，华侨男性也是热爱妻儿、重视家庭的正常人，此前独自在新西兰工作挣钱是迫不得已。

当时妇女和儿童来到新西兰，身份是临时难民，所以很多华侨怀有一种暂居者的心态。这种心态，使向来重视教育的中国家庭，没有都把儿童送去当地的英文学校学习，因为担心学了英文又忘了中文。既然不久之后终究要回到中国，短暂的英文学习，似乎也没有太大作用。有一些去上学的儿童，因学校里很少有中国同学，加上完全不懂英文，插班学习时会被当地白人儿童捉弄。儿童们此时产生的孤寂、自卑心理，体现了在异文化中生活与学习的艰辛。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儿童们继续留在新西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去当地英文学校上学的孩子也逐渐增多。从小就读于英文学校的中国儿童，英语娴熟、与白人小孩一起成长，扩大了新一代华侨的社交网络，提高了融合程度。

儿童们的大批到来和出生，也促进了中文侨校的快速发展。儿童平时在英文学校学习，晚上和周末多学习中文，以便在将来战争结束、回到中国时可以尽量减少障碍。惠灵顿于1934年2月即成立华侨学校。1939年之前，学生一般只有20—30人。1939年避难妇女儿童到来后，学生骤然增加到50余人。原来的教学地点华侨教堂显得拥挤不堪，故在1940年年初迁至四邑牖民书社。学校的上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每天晚上5点至6点半，一年的收费为2镑5先令，十分低廉。校长赵国俊，主任教员伍本立。1940年起增加一名女教员，名为赵秀霞。学校每年年初举行开学茶会，年底举行结业茶会，除了学生及家长均来参加外，汪丰总领事、余职慎领事等亦参加典礼，为学习优秀者颁发奖品，仪式十分隆重。1940年10月，惠灵顿华侨学校获得中国教育部的嘉奖。

新西兰的另外两大城市屋仑和丹依顿（Dunedin，今译达尼丁），也在妇女儿童前来避难后，陆续成立华侨学校。屋仑华侨公立学校成立于1940年11月，开幕式在华联总会屋仑支会的大礼堂举行。吴砥伯担任校长，牧师周润森担任副校长，教员为钟炳球。这一学校的开办得益于华侨钟国财的资助。丹依顿华侨儿童补习学校成立于1941年3月，校长为杨耀墀，副校长兼教员为陈炳沛。开幕典礼上，当地侨领杨汤城、黄灼光等参加开幕式。因该校1941年的办学成绩良好，1942年年初即获得中国教育部的传令嘉奖。学校决定由杨耀墀、陈炳沛、陈羡珍、陈士章四人专责办理，且本着为社会服务的精神，义务担任教职，学生名额在1942年增加了60%。随着华侨学校日渐增多，进行一定的管理引导势在必行。1943年的华联总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丹依顿华侨儿童补习学校校长杨耀墀呈请大会酌议，由华联总会和总领事馆派员，会同调查新西兰侨校状况，每年巡视各侨校一次，并当场考验学生成绩，以振兴侨教。在1944年举行的华联总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一议案获得落实。全国范围的侨校，从此有了统一的领导和考核机制。

可见，1939年妇女携带幼童抵达新西兰后，促进了新西兰侨校的发展，较大城市的儿童有了学习中文的机会。为通晓中国文字，熟悉中国文化，家长纷纷将儿童送入这些学校。事实上，在华侨学校的筹备和运作过程中，在每年开业休业典礼上领事、当地侨领和教师的致辞勉励中，都潜移默化地培养了每一个参与者认同与热爱中国的感情。可见当时的华侨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生生不息。侨界和侨校所反复倡导的知礼义、明廉耻、爱国家等品格，亦在学校隆重的节庆典礼和平时的教育中逐渐养成。此时的中国，正在抗战建国的号召下重振国际地位。华侨也体会到作为弱国侨民的艰难与心酸，将儿童教育成为良好之国民，可助中国之强盛，亦可获得侨居国的认同。

妇女在新西兰的适应也有非常困难的地方，比如语言不通。这给妇女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困扰，特别是她们与学校老师、医院医生打交道时。在屋仑，会流利使用中英文的牧师夫人何美恩，常常在传教之余帮助妇女，例如帮她们写信回国，带她们去看医生，在她们去见学校老师时担任翻译，或替她们翻译学校通知、孩子成绩表等。何美恩和丈夫陈允求牧师把电话留给医院工作人员，让他们遇到华籍病人、需要翻译时便能找到他们。

不过，对妇女儿童而言，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难民居留证两年到期的问题。1939年被允许前来新西兰避难的妇女儿童，短期居留证到1941年即满两年。1941年，中国驻惠灵顿总领事馆代为请求延长一年，即至1942年止，获得允准。1942年居留证到期后，总领事馆又与新西兰当局交涉，得以续展两年，至1944年止。1943年7月，总领事馆未雨绸缪，商请新西兰政府，根据澳洲移民新律，简化相关居留手续，且将所有居留期满者的居留期，一律续展至1945年7月以后。可见，临时避难期限的不断延长，与领事馆的不懈努力有关。当然，此事也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新两国成为同盟国有关。这样，1939年被允许前来新西兰避难的妇女儿童，得以在新西兰度过安定的6年时间，而这6年，正是中国国内战火弥漫、通货膨胀的危险与艰难时期。

每一个避难妇女儿童来到新西兰，适应与融入全新的生活，都有或长或短的适应期，都有与自身、家庭、社区相关的故事。从事后看，避难时间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长，但在当时，“何时将离开新西兰”的不确定性，还是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修建房屋、扩展生意和儿童就学等现实问题。华侨妇女初到新西兰，便一身两任，一边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一边辛勤劳动，为改善家庭生计付出血汗。很多华侨妇女不分日夜，将全部精力用于自家经营的小店铺，儿童稍稍长大也会尽力帮忙。这种全家齐上阵的小商业经营模式，在全世界的华侨社会中有一定的普遍性。妇女儿童来到新西兰，切实地改变了男性原来因陋就简的生活方式，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准。一个团聚的正常家庭和其乐融融的家内生活，是每一个家庭成员的福祉，也有利于华侨社会的稳定。落叶归根的生活方式，在早期出洋潮中广泛存在。不管对于海外的打工男子，还是侨乡的妇女儿童，实际上都是无奈之举。一旦有机会改变，华侨社会便朝着家庭团圆、落地生根的方向渐进发展。

三、 落地生根：妇女与社会、国家共命运

妇女儿童在新西兰居留期限的延长，及最终获得永久居留权，与二战时期中新两国国家层面的良好关系、战争形势的客观发展，特别是新西兰民众对华侨的日益认可密切相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和新西兰面对共同的敌人——日本，成为同盟国。中新两国领导层开始有所交往，华侨与新西兰主流社会的关系也变得日益友好密切。1942年7月7日，是中国抗战爆发五周年的纪念日。新西兰总理弗雷泽致电蒋介石，代表新西兰政府与人民，对于中国人民在种种不利环境下的坚韧不拔、艰苦久战，表示仰慕。他认为中国人民所表现的不屈精神，恒足激励世界一切自由人民。蒋介石亦回复弗雷泽，表示愿与爱好和平、维护正义，及消灭人类丑恶、建立新光明世界为共同目标之国家并肩作战。他确信中纽人民之友谊联系，必为太平洋和平与兴盛之重要因素。虽然弗雷泽和蒋介石之间的电报往来，相互恭维与赞美，多属外交辞令，但中纽作为同盟国，最高领导人之间释放的诚意和友善，确为时势所然，也令华侨欢欣鼓舞。

1942年的双十节，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首个中华民国国庆日。这一天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参加国庆庆典的，不再仅仅是华侨，还包括新西兰人、英国人和印度人等，总人数达到500人以上，可见规模之盛大。总理弗雷泽夫妇也参加了庆典，弗雷泽在演讲中谈到：

今日我能参加庆祝中华民国的双十节纪念，是为第一次，与能得大众共聚一堂为荣幸。且得到大众待我以最隆重的礼貌，更为喜悦与感激。我回忆去年在英伦与顾维钧氏，并前几礼拜在华盛顿与宋子文外交部长、魏道明大使，彼此会面，同商重要各问题时，我曾讲及新西兰华侨对于国家战时帮助及救济难民孤儿等等工作，非常热烈。并对新西兰救国运动以协助，亦异常努力。此种表现，有赖于前者驻本国领事的助力，现在更得汪总领事夫妇与余领事、施领事、赖领事各位的协助更大，及华联总会领导侨众有方的成果，此诚足表示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自由的，令我非常欣喜，当时顾宋魏三氏亦极为赞许，且谓新西兰侨众对于国家帮助之热烈，为各地华侨冠，殊堪感佩云云。……再者新西兰对于中国，更当亲善，更当平等待遇，放弃不平等条约，因彼此在太平洋上，有非常连带关系，真是祸福与共，势不能有分彼此者，在本人就内阁之初，也当审此利害，努力图谋亲善与合作，并联合各国同保卫太平洋。故中国今日抗战所蒙受之痛苦，实为世界人类争生存、争自由的痛苦。正如新西兰军在澳洲、非洲、欧洲各地抗战，同一战线，同一意义。

当时6岁的黄耀兴，随母亲从广东的村庄一直走到香港

考虑到抗战之前，中新两国在国家层面几无联系交往，弗雷泽在这一演讲中传达的信息，格外值得重视。第一，弗雷泽在英国、美国分别与中国高层会面交流，展现了中新两国与英美诸大国的共同利益，特别是这几个国家在太平洋战场上祸福与共的关联。他高度评价了中国抗战在世界范围内的意义，这也说明了中国国际地位的大大提升。第二，弗雷泽盛赞了华侨对于战时祖国的热切帮助，及中国驻新西兰各位领事和华联总会在其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且引述宋子文、顾维钧等人的话，认为新西兰华侨的表现为“各地华侨冠”。第三，华侨对侨居国新西兰的救国活动，亦积极参与。通过弗雷泽的演讲，可以说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华侨热爱祖国、热爱侨居国的形象，在新西兰人的心目中有了很大提升。联系此前华侨在新西兰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可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改变。这一年的双十节，新西兰政府因同盟国的关系，与钦佩中国坚持抗战的精神，通令各地政府机关悬挂中国国旗，表示庆贺。华联总会区他哠修付仑（Otago-Southland,今译奥塔哥暨南岛）支会在省会丹依顿举行双十庆典的这一天，市政厅和邮政总局屋顶上飘扬着中国国旗，庆祝会场的大门前也悬挂着中国旗和英国旗。此举显示了当地政府对华侨庆典的支持，令华侨感到了作为炎黄子孙从未有过的骄傲，可以说一扫此前被歧视、被冷落的不快。

1944年12月，新西兰决定废除执行了40多年的移民律中歧视华侨的部分。回顾历史可知，新西兰1896年移民律规定，人头税从10镑提高到100镑，吨位限制提高到每200吨船只准载华侨1名。这些规定，经中国驻英公使和历任驻新西兰领事多次据理力争、迭请废除，一直遭到新西兰政府的拒绝。其中最大的原因，还是由于新西兰民间盛行的排华心理。抗战爆发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和新西兰成为同盟国，新西兰人民对中国的感情趋于友好。不过，由于1943年是大选年，工党政府为了取得连任，未在大选年之前对移民政策有所更张。待工党取得连任后的1944年，时任新西兰财政部长兼海关部长的工党副党魁沃尔特·那什（Walter Nash），在国会提议废止移民律中歧视华侨的上述相关律文。国会经过数度磋商，最终通过那什的提案。当时，在新西兰民间，还是有一部分人对废除相关律文持反对态度。如反对党质问，对华侨的教育测验是否仍旧？那什回答：华侨仅适用于其他一切外籍人士之同样测验，既不较多，亦不较少。这一回答，堪称掷地有声。1944年12月，新西兰国会废除移民律中歧视华侨的部分，表明从此以后华侨在移民法律上享受与其他外籍人平等的地位。

由此可见，华侨妇女来到新西兰后的命运，与战时大环境密切相关。他们到达新西兰的时期，也正是中新两国关系启航、新西兰主流社会与侨界互动频繁的重要时期。至关重要的是，妇女除了参与家内生活外，也投入华侨社会的捐款爱国、节日庆典等活动中来，在此过程中，她们开阔了视野，增强了工作与组织能力，并逐渐走出家庭的小圈子，获得社会认同。

时任中国驻惠灵顿总领事汪丰的夫人吴蔼庄，是一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极为能干的女性。她一直竭力鼓吹，妇女应该加入爱国救国的工作中来。首先，她在《中国大事周刊》《屋仑侨声》等中文期刊上发表文章，号召妇女从事救国工作，援助战时中国政府。1939年5月1日，她发表《希望全纽侨胞妇女总动员》一文。1940年“七七”纪念日，她又发表《“七七”纪念对旅纽中国妇女救国工作的感想》。在这些文章中，她希望新西兰各地的女侨胞分别组织起来，筹募捐款、捐集药品，寄返中国政府，救济前方受伤将士暨被难同胞。她还指出，经手募来的捐款，涓滴归公，手续要清楚，账目要公开。指定用途的捐款，不可随便拨供他用，以手续清楚和维持信用为重。她认为，新西兰华侨妇女的救国工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受过充分教育的妇女很多，曾在祖国目睹敌军暴行的妇女亦很多，但是在新西兰这样较安全的环境中，枪弹打不着，炸弹炸不着，就开始安居享乐。在历次华联总会全国代表大会和双十节纪念庆典上，吴霭庄作为领事夫人致辞时，也多次谈到男女侨胞应各尽其责的道理。事实上，随着避难妇女来到新西兰及救国工作的持续深入，由下文可知，妇女参与募集捐款等工作，在抗战中后期大有改进。

其次，吴蔼庄领导组织了惠灵顿中国妇女国难后援会，担任会长职务。这一团体是抗战期间新西兰较为活跃的社团组织。1939年3月2日，该会在惠灵顿致公堂召开全体会员大会。会上首先公布了两封电报，一封是宋美龄发来的感谢电（附收据）。1938年12月17日，宋美龄收到寄自新西兰华侨的中国法币13700元及英币108镑11先令4便士，特来电致谢。第二封是中国外交部1939年1月4日的来电（附收据），表示已收到捐款21393元法币，转给战时儿童保育会宋美龄主办。以上两笔捐款都属于难童捐款，中国妇女国难后援会不仅发动各地华侨踊跃捐输，还在白人中劝募，共计获得捐款1800余镑，而会务开销仅13镑，其余均寄到重庆。从捐款数额和有限的会务费用看，妇女国难后援会的筹款工作与具体运作是十分高效的。重庆方面还寄来难童相片100张，凡捐款在4镑以上者，可以索取一张难童相片，以为留念。1940年4月，妇女国难后援会又在华联总会会所举行粤剧义演活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到场观众有400余人，当即收到捐款300余镑。当天参加活动、担任劝捐员与协助会场工作的妇女，除了吴蔼庄之外，还有黄泽棠夫人、杨丽容女士、周利和夫人、黄同发夫人、周才锦夫人等。周利和、黄同发、周才锦等都是新西兰华侨爱国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可见，爱国活动中亦有夫唱妇随的因素。

除了以上谈到的难童捐款、伤兵难民捐款外，妇女国难后援会还于1940年发起药品捐，1941年发起伤兵医药捐等，募集到的捐款全部寄呈宋美龄。宋美龄收到捐款后，两次来电褒扬新西兰华侨妇女的爱国之举，向她们表示敬意。妇女国难后援会不仅为中国国内需要帮助的儿童、伤兵多次开展募捐工作，还参与到新西兰侨界每年举行的“七七”、双十纪念活动中，协助筹备开会事宜、布置会场等。1939年双十节，在惠灵顿举行的庆祝典礼中，吴蔼庄为响应宋美龄劝募前方将士棉衣号召，主持了一项义卖活动。这一年的双十节后，丹依顿的华侨妇女也投入为前方将士募集棉衣的活动。她们分成两队，沿门劝捐，一连两日，在丹依顿及附近各处共募得捐款200余镑。正是由于吴蔼庄领导下的妇女爱国运动的卓有成效，1940年，陈炎生提出在新西兰华联总会之下专门增设妇女部的提案。妇女部分任交际、劝捐等工作，使妇女得以实地参加工作，协助抗战大业。

妇女对新西兰生活的逐渐适应、妇女国难后援会组织领导的爱国运动，以及侨校的建立发展等，在时间的推移中改变了新西兰华侨生活的样态。这一点，在1940年以后每年的双十节庆祝活动中得以生动展现。1940年和1941年的双十节，惠灵顿华侨在华联总会礼堂开会庆祝，华侨学校女教员赵秀霞率领全体学生唱中国国歌，郭期颐的六个女儿合奏音乐，弹唱甚佳。妇女会的会员们售旗筹款。晚上则有国庆演剧活动。每逢国庆当天，全体华侨休业一天。惠灵顿1940年参加庆典活动的有300人，1941年增加到400人，可以想见当时情形之热烈。1941年，丹依顿的双十节庆祝也十分热闹，共300多人参加活动。当天举行的运动会上，“最精彩的要算是小童竞走，一群天真烂漫的儿童，活泼的充分表现出新生的中国！在儿童单车赛中，唯一的女性参加者黄倩芳姑娘很卖力，得到第三位（名）”。晚上，该市华侨青年团在市政厅游艺场举办游艺大会，很多西方人前来参加，总计有800人。游艺会上，首先是全体唱中国国歌，然后华侨学校的男生演出《四个渔夫》，依次还有《卖假药》《四季舞》《共赴国难》等节目。为了让西方人明了剧中大意，每演出一幕剧前，罗挺生用英语介绍剧情概要。1943年丹依顿的双十节国庆游艺大会，观众增加到1200人，市长韦伦亦参加并当众演讲，赞誉中国的英勇抗战。国庆庆典活动的丰富性，妇女儿童的共同参与，其乐融融的气氛，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西方人的乐于参与，亦说明华侨主办游艺会的用心用力，及华侨在当地地位的提升。

1944年和1945年的双十节，惠灵顿和丹依顿等地在郊区专门的运动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运动会，妇女、儿童也广泛加入。1944年的丹依顿国庆庆典上，设女子赛跑，儿童100米和幼童50米赛跑等项目。两人三足赛和两人接力跑也专门设15岁以下组。1945年双十节恰逢抗战胜利，庆祝规模格外盛大隆重。惠灵顿的运动会有800人参加，项目有男童和女童10岁以下的80码竞走，男童和女童11—14岁的100码竞走，妇女拾薯仔比赛等。可见，运动会中很多项目专门针对各个年龄段的儿童和女性，妇女、儿童也成为运动会的主角。新西兰华侨每年开运动会的传统，也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华侨联络感情和相互交流的重要形式，长盛不衰。

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新西兰华侨在分享喜悦与荣光的同时，也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1939年申请前来避难的妇女儿童以及六年来在新西兰出生的孩子，是否需要按照1939年的规定回到中国？这看起来有点不近人情。因为一方面，中国国内抗战胜利后，又发生内战，通货膨胀，生活艰难。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华侨已经适应了家庭生活，保持家庭团聚，对于每个华侨的身心健康和幸福关系重大。拆散已经团聚多年的家庭，显然不近人情。让学龄儿童离开他们的学校，突然终止与白人儿童、教师已经建立的友谊，同样也不人道。因此，1947年6月，丹依顿基督教教区公众询问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宣称他们同情华侨的困难处境，敦促政府制定一项规定，允许华侨难民妇女和儿童在新西兰定居。中国驻惠灵顿总领事馆也极力争取妇女儿童在新西兰的居留权。是年，新西兰政府宣布以下五类华侨拥有长期居留权：一是1939年批准入境的249名难民妇女，二是随妇女入境的244名儿童，三是华侨难民妻子在新西兰生育的437名儿童，四是93名中国男子，在他们的店主到中国探亲访问时，被批准临时来新西兰经商，而且在新至少已居住五年者。五是已经读完正规学校并在新至少居住五年的300名男生。这样，一共有1323名华侨获得永久居留权。临时避难的妇女儿童终于在法律上获得了在新西兰定居的权利，这使他们在心理上开始把新西兰视为自己的故乡，落地生根。

1950年代，黄耀兴（后排中间）与父母、哥哥、弟弟和妹妹

难民妇女和儿童获得永久居留权，确实得益于传教士的呼吁、新西兰政府的友善，但也与妇女儿童到来后整个新西兰华侨社会的改变有关。妇女除了承担养育孩子、协助果店菜园管理，把华侨家庭生活经营得井井有条外，还参与各种爱国活动和节日庆典，她们吃苦耐劳与重视教育的品德、较强的社交能力与积极的融合心态，也让西方人对她们产生同情与理解之心。可以说，华侨家庭时代的开启，1939—1947年间在事实层面已经发生，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华侨在更广泛的社会交往（如学校教育、节日庆典）中，与新西兰人加强了联系，最终在1947年获得法律上的认可。回顾历史，我们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两国关系的发展和新西兰政府对华侨社会的态度转变中，认识与关怀妇女儿童的命运，方为有源之水。可以发现，这一群体是在被动的情况下，以“临时难民”的身份来到新西兰的，却打开了良好的愿景与前景，从根本上改变了新西兰华侨社会的发展方向。我们以往对普通家庭妇女的认知和描述，往往置于历史一个相对狭隘的领域中，新西兰华侨妇女的经历，恰可展现时代变迁中一个小群体与外在大世界的联结与互动。

四、 结语

从新西兰华侨华人史150年的历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新西兰政府和人民对华侨的态度由排斥转为友好，华侨自己也开启了落地生根的新时代。抗战爆发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中新两国成为盟友，是为时代大环境。正是在这种客观情势之下，避难妇女儿童来到新西兰，并长期滞留、无法返回广东家乡。但是，历史的丰富与复杂性，让我们也必须重视客观情势之外的人为因素，如这一时期中国驻惠灵顿总领事汪丰及其夫人吴蔼庄的作为，华联总会在全新西兰华侨中的领导和组织作用，丹依顿传教士的友情援助等，特别是华侨妇女儿童自身的积极融入。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高估这一转折点的意义。中新两国距离遥远，在二战期间也未增加太多实际交往。抗战胜利后两国的友好条约商谈甚久，却迟迟未能签订，其中一个关节点便是新西兰政府在移民政策上持保留态度。这在1939年新西兰政府允许妇女儿童前来避难，在数量上超过150人的预期后，便决定立刻停止申请之事中，亦可见一斑。当然，1947年以后，因为中国内战的持续及后来政治形势的变迁，新西兰又允许一些中国人来新团聚、居留。而且，很少再有华侨返回中国。1947年，临时避难身份的妇女儿童也获得了永久居留权，新西兰华侨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落地生根的时期。

必须指出的是，落地生根时代的到来，与避难妇女儿童密切相关，但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新西兰移民政策的变化、中新两国战时战后政治情势的发展、新西兰华侨社会的变迁与华侨经济地位的巩固。妇女儿童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需要予以审慎的界定，不可无限夸大。退一步言，妇女儿童的到来，开启了华侨华人的家庭时代，这是华侨华人在新西兰落地生根的必要前提，但只有在上述各种主客观条件日趋成熟的情况下，才会从家庭时代进一步发展为落地生根的时代。总之，探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华侨史，离不开抗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与国共相争的时代主题。爱国主义对华侨社会的型塑、国际移民流动的限制与放松、中国与华侨侨居国的关系等，影响着华侨的切身命运，这些都在新西兰华侨中有具体而微的展现。

从华侨女性生命史的角度看，妇女儿童的避难之举，不仅改变了自身的命运，也改变了华侨社会的形态与进程。从中国到新西兰，她们需要更加勤劳地谋生，并存在语言不通、孤独寂寞（尤其在华侨较少的地区）等困难。当然，相比于广东侨乡战火中的妇女，来到新西兰的妇女还是幸运得多。她们在新的国度以辛勤和坚忍投入生活，获得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精神寄托。妇女生儿育女，支持儿女在当地英语学校求学，并让儿女在课余学习中国文化，同时协助丈夫经营菜园果店、洗衣店。二战期间美国士兵进驻新西兰，使华侨的菜园果店有了快速发展的机会，华侨在经济方面进一步改善。作为妻子和母亲，她们带来了华侨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在新西兰这块土地上，夫妻儿女的华侨核心家庭越来越多。岁月流逝，他们的儿女也逐渐长成，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有的成长为工程师、律师、医生、教师等专门职业者，实现了华侨职业上的突破与上升，融入主流社会。这也在客观上加速了新西兰华侨社会的同化进程，新西兰华侨社会从一个移民社会转变成一个定居社会。

进一步言，当我们讨论战争与女性的关系时，并不一定要聚焦于女性到底为战争具体做了什么——从这个角度衡量，女性与战争的关联度，显然大大低于男性，或者说，女性在战时相对而言是边缘的。不过，我们更要探讨的是，战争如何影响了女性命运，而女性又以她们的品格天性与社会责任，诸如勤劳坚忍、生儿育女、照料家庭等，如何改变着战时社会。从新西兰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看，避难妇女决定前往新西兰并在到达后所做的一切，日常而琐碎，并非惊天动地，甚至“避难”两字是带有被保护、被施舍的含义，但日积月累、润物无声，正是她们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新西兰华侨移民的样态和华侨社会的基本面貌。以此思考战争与女性的关系，无疑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与方向。

更进一步，从世界范围言，美国也在二战时期废除了旧的华侨入境法案，分配给中国移民相应的配额，特别是1945年《战争新娘法》的颁布，使得6000多名中国妇女以美国军人妻子的身份入境。1930年美国华侨男女性别比为3.9∶1，1950年则为1.8∶1。这一比例变化，与新西兰华侨社会具有极大的相似性。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华侨女性数量大大增加，二战后，美国华侨社会的发展也更加多元、稳定。当我们将目光投注于全世界华侨华人移民史时，特别是探讨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巨大转变时，不得不坦承，二战和女性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元素与视角。研讨二战时期新西兰华侨妇女的命运，也正是以此出发，关照全世界范围内华侨华人移民史中这一生动曲折、面相丰富又势不可挡的时代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