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慎思: 关于安重根和伊藤博文
安重根纪念馆
2014年1月19日下午，位于哈尔滨火车站的安重根纪念馆正式开馆，由候车室改建。出资方和管理方，是哈尔滨市政府和铁路局。
消息一经媒体传播，立刻成为热点，还引发中日韩三国外交上的口舌之辩。1月23日上午，我特意“百度”了一下“安重根纪念馆”，搜索到的新闻条目接近十六万条。“生”下来才五天，竟如此火爆，多少有些匪夷所思。
从公开的报道中，不难看出，安重根纪念馆的落成，跟韩国总统朴槿惠2013年6月的访华，有直接关系。韩联社消息说，访华期间，朴槿惠公开称赞安重根，说他是韩中两国人民共同敬仰的历史人物，并表达了希望能在哈尔滨为安重根竖立纪念碑的愿望。这一提议得到中方的积极响应，“并建立了更高规格的纪念馆，这体现了韩中两国在涉日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共识”。
针对韩国在哈尔滨竖立安重根纪念碑的动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2013年11月19日上午发表言论，说“不利于日韩关系”。下午遭到韩国反驳，说菅义伟的发言是“无稽之谈”。傍晚，菅义伟在记者会上声称，韩方“反应过度，我只是不带感情色彩地表达了我国的一贯立场而已”。当天，中国外交部表态说，“安重根是历史上著名的抗日义士，在中国也受到尊敬。中方将根据设立涉外纪念设施相关规定研究推进有关工作。”日媒认为，这个表态，显示出支持韩国的倾向。
不难得出结论，安重根纪念馆，是中国“研究推进”的结果，变韩为中，变碑为馆。至于韩国是不是还要按原计划竖立纪念碑，不得而知。
临刑前的安重根
安重根纪念馆人气飙升的原因，我认为至少有三点：一是，安重根是中韩公认的“抗日义士”，中日关系眼下正处在紧张而微妙的时段，中国需要这个“抗日”元素；二是，安重根刺杀过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自认“这是韩国独立战争的一部分”，有重大事件为背景；三是，韩国对纪念馆的建立，表现出极大关注和热情，而韩日关系，眼下也处在紧张而微妙的时段，韩国也需要这个“抗日”元素。
简而言之，安重根纪念馆，是中韩联合抗日的一个符号。
消息刚刚传出，日本就有了反应。2014年1月19日当天，日本政府向中韩两国政府表示“遗憾”。20日，菅义伟再次表达官方立场，向中韩两国政府提出抗议，以安重根是“恐怖分子”为借口，说纪念馆是“对恐怖分子的礼赞”。
韩国的反应也非常迅速。开馆当天，韩国外交部表态说，韩国政府对纪念馆的落成表示欢迎并给予高度评价。第二天，韩国强硬回应日本，称菅义伟“无知和反历史”的言论令人惊愕。还说，安重根义士是为实现祖国解放与东方国家真正和平无私捐躯的伟人，伊藤博文则是主导对朝鲜半岛的武力侵略、破坏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和平的罪魁祸首。
中国外交部在22日也反驳了菅义伟的言论，肯定安重根是“历史上著名的抗日义士”，还接连发出两个反问：如果说安重根是“恐怖分子”，那么靖国神社里供奉的十四名二战甲级战犯算什么？如果把设立安重根纪念馆称作是‘对恐怖分子的礼赞’，那么日本领导人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行为又算什么？”
由好奇心驱使，1月23日上午，我还“百度”了“安重根”和“伊藤博文”，前者的条目有一百六十七万，后者条目达五百一十九万。都很“热”。伊藤博文更“热”。这种广泛的关注度，跟安重根纪念馆的建立有多大关系，我说不好。要说一点关系也没有，显然不符合事实。
我在“百度”过程中，看到一篇万字长文，是《北京日报》1月21日发表的《震惊世界的枪声：解密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以下简称《解密》）。这篇文章对刺杀过程叙述得很详细，相关背景，也都做了有选择的交待。奇怪的是，网上找不到作者的名字，只在文末，见到编辑的名字。这里向作者表示歉意，我找不到纸媒的《北京日报》，只能让作者“佚名”。
安重根和伊藤博文的名字，我早就知道。对他们的初步了解，是通过阅读阿成的短篇小说《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以下简称《击毙》）而来。阿成是我喜欢的作家，也是感情笃厚的朋友，他的小说，我最喜欢的有三篇，《击毙》是其中之一。这篇小说发表之初我就读过，至今有些年头了，结集出版后又读过几遍。这一回的安重根纪念馆风波，又勾起我阅读《击毙》的欲望。躬身屈膝，在书堆里找到收录这篇小说的文集。再读，还是感触颇深。我看得出来，小说中的叙述，哪些是作者的虚构，那些是严谨的史实。阿成是有志于为哈尔滨作传的作家，涉及到“史”的部分，他不会戏说的。
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
依据阿成的小说，我想告诉大家，安重根纪念馆所在的哈尔滨火车站，不是当年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火车站。那个老火车站，已经扒掉了。这个火车站，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重建的，延至今日，也算是老火车站。那个更老的老火车站，是个什么样子呢？小说《击毙》里这样说，“那座老火车站的确是一座珍贵的艺术品，它属于俄罗斯摩登风格的建筑”，外形“比较简洁”，门框、窗框和部分装饰，用的是“比较有力的弧曲线，窗户也很宽大”，总之，“俄罗斯风格的哈尔滨火车站显得是那样的豪华而富有气派，而且功能与形式合理而统一”。阿成很遗憾，说，“它不应当扒掉”，还说，“如果不扒，留着它供后人参观，会是一件很有风度的事”。
那些到哈尔滨火车站参观安重根纪念馆的人，都感受不到俄罗斯风格火车站的风度了。同样，也感受不到俄罗斯风格的老哈尔滨的风度了。
小说《击毙》里这样描述老哈尔滨：二十世纪初，“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榆树，很像俄国的新西伯利亚，所以又被称之为‘榆树之城’或‘森林之城’。而且这里的街道也多以树命名，像‘森林街’、‘柳树街’、‘夹树街’等等。总之，许多这样的树在簇拥着这座城市，也簇拥着这座火车站。太迷人了。”
这么迷人的风景没有了。那些以树命名的街道，是不是也都改名了呢？
再去哈尔滨，我一定要参观安重根纪念馆，看看布置成什么样子。也一定要拜访阿成，听他谈谈老哈尔滨。阿成的心里，有一座完整或比较完整的老哈尔滨。
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
“佚名”的《解密》一文，完全可以满足读者对事件发生过程的好奇，我没必要再絮叨。我只想把事件分解一下，把几个关键的节点，凸现出来，有助于分析研究。当然也能满足部分读者的好奇。
事件发生的时间，1909年10月26日上午九点半左右。
事件涉及到的人物，主角两位，一位是，韩国抗日武装“大韩义兵”参谋中将、特派独立队长安重根，是年三十岁；另一位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曾四次担任首相、时任日本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是年六十八岁；配角很多，重要的也是两位，俄国财政大臣戈果甫佐夫（另译柯克甫策夫），以及主管哈尔滨海关的大清国滨江关道施肇基。
伊藤博文是日本史上首个内阁首相
安重根来哈尔滨的目的，已经用他的行动告知整个世界。伊藤博文和戈果甫佐夫在哈尔滨见面，是为了什么呢？史料说，是为了修订《日俄密约》。这样说当然没错，就是太缺少耐心，无助于我们对事态的充分了解和理解。
国际政治这东西，是很吊诡的，国与国之间，是敌是友，何时为敌，何时为友，全凭利益所系。以大清为例，甲午战争之后，迅速跟俄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以俄制日；等受了俄国欺负，在日俄战争中，又暗助日本；日俄战争后，又跟美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抗俄抵日。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事件，正是在大清国抗俄抵日、引进美国资本进行“东北大开发”的背景下发生的。
当时的美国，对大清并没有领土要求，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双重考虑，提出满洲铁路中立化的要求，同时向日俄施加压力。德国也行动起来，积极筹划德美中三国同盟。这种局势，导致日俄迅速化敌为友。伊藤博文和戈果甫佐夫的会见，本质上是为抵抗共同的国际压力，为日俄寻找积极有效的出路。这就是为什么俄国对这次会见特别看重，专门派遣一个电影摄制组拍摄这次高峰会议，为伊藤博文安排了专列，还布置了两个排的铁路警卫队负责安全保卫，当然还有不少便衣警察。这里随便说一句，《解密》中说有“几千名俄国军警严阵以待”，不可能是事实，也不合乎常情。事实是，除了俄国的铁路警卫队，还有大清的警卫队，毕竟这是在大清国土上的会见，大清是东道主之一。这次会见对大清也很重要，涉及到满洲铁路的中立化和“东北大开发”，哪能掉以轻心。雪珥在《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以下简称《国运1909》）一书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分析，足以振聋。
关于“击毙”瞬间的描述，《国运1909》和《解密》大致相同，只有稍许的差别，足以采信。比较而言，《国运1909》提供的信息更多，特别是凸现了施肇基的“特别安排”。这个人物很重要，没有他的精密运筹，刺杀事件的“后事”，说不定会给大清惹上麻烦。
《解密》里提到，伊藤博文被刺的整个过程，都有俄国随军记者、摄影师考布切夫的镜头在跟踪，尽管现场一片混乱，考布切夫还是镇定地把整个事件全部拍摄下来。当时的报纸报道说，这部纪录片的胶片“共长五百尺”，“先为伊藤到哈之情状，次为与科克淑夫（戈果甫佐夫）相见之状、各官相见之状，次被弹状，次将伊藤尸骸装入火车，及刺客被获之状。”这部记录片随后在哈尔滨公映，轰动甚巨。几天后，一个自称来自日本东京印刷局的日本人，用当时堪称天价的一万五千日元买走全部拷贝，纪录片从此销声匿迹。
仅就阅读感受而言，我更偏爱小说《击毙》中对“击毙”瞬间的描述。小说的魅力不可小视。第一次阅读，我就被小说中的安重根给震住了。“他掏出枪后，微微地向后侧身，然后举枪，勾动扳机。整个风范有点像‘牛虻’。”这刺客，太潇洒了！
小说《击毙》中，还有更为离奇的笔墨，弥漫着浓厚的“浪漫主义”。阿成说，早年哈尔滨城里的蝴蝶非常之多，“就在年轻人举枪击毙伊藤博文的几分钟之前，他还像一个大孩子一样，凝神地观看落在他袖子上的那只蝴蝶。”用真实的生活情状去考量，我怀疑这个传神的细节。10月26日，不管是哪一年，在我的居住的辽南小城瓦房店，都是深秋季节，几乎是正北方向且相距八百四十多公里的哈尔滨，应该是一片初冬景色。初冬的哈尔滨，会有很多蝴蝶飞飞停停么？不过我还是喜欢小说中的离奇和“浪漫主义”，从气氛上，一下子把安重根的潇洒给“烘”出来了。
安重根被捕画面
刺杀事件中的两位主角和一位重要配角，是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方向汇聚到哈尔滨的。最先到达的是戈果甫佐夫，从西往东，沿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进入中东铁路，到达目的地。当时的报纸，10月24日报道了他视察“东清铁路管理局”时发表的言论，第二天又报道他“到远东考察来哈”的消息。第二个到达的是安重根，从东往西，出发地是海参崴，沿中东铁路于10月22日晚到达，途径绥芬河小镇的时候，还在停车的一小时零九分时间内，雇用一个叫柳东夏的中国人做他的俄文翻译。阿成在小说中强调，那时候，“俄语是哈尔滨市面上很流行的语言”。最后到达的是伊藤博文，从南往北，沿南满铁路再进入中东铁路到达，下车不久就摊上大事了。
事发之后，另一位重要配角施肇基走上前台。别说大清官员都昏庸无能，这位官职不高的道台，可谓精明强干。据《国运1909》陈述，这位施道台的处置手段相当明快老辣，先命令电报局停发所有对外电报，严密封锁消息，同时急报北京大清外务部，建议此案调查清楚之前，绝对不可对外发表任何正式声明，“若有人问及此事，政府千万不可有‘保护不周’之道歉语句，贻日人以口实”。此后，凶手招供“车在中国地段，恐累中国官吏，乃改在车站俄国队伍中乘间击之”。参与审讯的施道台闻言，迅速电告外务部，并草拟一份英文新闻通稿（此君留学美国多年，精通英文），委托外务部转交北京的英文媒体发表。等新闻稿见报后，也就是抢占了话语权的先机之后，才下令电报局恢复正常业务。一场潜在的外交危机化为乌有，日本对大清连一声抗议都没吭出来。
施肇基在美国
施肇基这事办的，也很潇洒，可赞！
三个关键词
在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事件中，有三个关键词，有必要在这里解释一下。这三个关键词是：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大韩帝国。不过，要解释这三个关键词，还必须把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俄韩之间繁复而又纠结的利益冲突，先作简要交待。把这些说清楚，三个关键词，也就迎刃而解。
1895年4月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让大清跟朝鲜名义上的藩属关系，也化为乌有，朝鲜随后宣告独立。这所谓的独立，也仅仅是名义上的，严格说来，是被日本控制。日本驻朝鲜先后更换三任公使，都强压朝鲜改革内政，同时由日本为朝鲜“代练新兵”，也就是编练新型军队。朝鲜这个国家很倔强，跟大清一个德行，特别讨厌改革，谁让它改革就反抗谁。由于厌日，朝鲜倒向俄国，朝野出现了一股“亲俄狂流”。1895年8月，喜欢弄权的闵妃以一个偶然事件为借口，解散新军，导致新军勾结大院君和日军联合兵变，史称“乙未事变”，混乱中闵妃被杀。此后日本对朝鲜的控制越发加强。朝鲜不甘心，俄国当然也不甘心，眉来眼去的结果，是1896年2月朝鲜国王离宫出走，到俄国使馆躲藏，联俄抗日，史称“俄馆播迁”。这又导致日俄之间爆发冲突。为平息此次政乱，日俄先后签订《日俄汉城协定》和《日俄莫斯科协定》。日俄在朝鲜的缠斗，为后来的日俄战争埋下隐患。而日俄战争更直接的诱因，是它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之争。
受到战败刺激，尤其是俄国牵头搞的“三国干涉还辽”（1895年5月，日本明治天皇发布诏书，要求全体国民“卧薪尝胆”，把俄国视为头号敌人），让大清对俄国顿生好感，“以夷制夷”的国策，具化为“联俄抗日”。1896年5月，李鸿章赴俄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期间签订《中俄密约》。第二年，德国占领山东胶州湾，俄国出兵进驻大连和旅顺，名为帮助大清对付德国，实则为了占据旅大，并于1898年3月，与大清签订《旅大租地条约》，5月又签订《续定旅大租地条约》，名正言顺占据旅大。此举让日本感到深受威胁。1900年由“义和团运动”直接导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俄国除了派出军队进攻北京，还派出军队打进东三省。大清很受伤，转而联日抗俄。日本的表现非常积极，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为俄国撤军一事忙得团团转，好不容易促成1902年4月签订的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可俄国撤走第一批军队之后，突然停止撤军，提出七条苛刻的“追加条件”。大清很愤怒，日英美也提出抗议，尤其日本，利益攸关，更是坐立不安。1903年5月，俄国远东舰队还在旅顺口外的黄海，举行一场大规模军事演习，向中日示威的意图很明显，日本受到强烈刺激，于同年8月，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通牒也不见效，只能开战。1904年2月，日本突袭俄国舰队盘踞的旅顺军港，日俄战争爆发。这场被后人称作是“第〇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905年9月，在美国的调解下停战。日本惨胜，随后签订日俄《朴次茅斯和约》，接管俄国在辽东半岛的全部利益。此后，两国关系逐渐缓和，并由共同利益驱使，转而结盟，于1907年7月，签订《日俄密约》，到1916年，这个密约总共签订了四次。所谓密约，实质上是指《日俄协议》中的秘密部分。第一次密约的主要内容是：将中国东北划分为南满和北满两个部分，分属日本和俄国势力范围；两国不插手对方势力范围的任何事务；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利益，“不阻挠此种关系之继续发展”；日本承认俄国在中国外蒙古的“特殊利益”，不加任何干涉。1909年，伊藤博文和戈果甫佐夫的会见，是打算在这份密约的基础上，继续协商合作与发展事宜。
下面该说说那三个关键词了。
第一个关键词，中东铁路。
中东铁路是俄国根据《中俄密约》的相关条文修建的，1897年动工，1903年全程通车。初名为“东清铁路”，民国后改名“中国东方铁路”，简称“中东铁路”。雪珥在《国运1909》中采用旧称“东清铁路”，是有来由的。
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点，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旅顺，全程约两千四百公里。
中东铁路
俄国修筑中东铁路的最初目的比较单纯，是为了西伯利亚铁路能够直达海参崴。此路如果不进入中国东北，只能在俄国境内穿越黑龙江流域，需要多绕五百多俄里，而且施工困难。早在《中俄密约》签订前的1895年5月，关于修建东清铁路的议论，在俄国报纸上好一阵沸腾，弄得大清驻俄公使许景澄赶紧向北京汇报，提醒清廷注意俄国的舆论动向。同年7月，俄国不经大清同意，擅自派人到东北勘察路线，对大清地方官的干预置若罔闻。大清受此震动，亮开嗓门一通嚷嚷，俄国你别扯淡，要修铁路，也是俺大清自己来修。结果呢，等第二年李鸿章到了莫斯科，俄国如愿以偿。
第二个关键词，南满铁路。
南满铁路是中东铁路的支线，是俄国以《中俄密约》为背景，根据《旅大租地条约》和《续定旅大租地条约》以及随后签订的《东省铁路公司续定合同》兴建的，由哈尔滨通往旅顺。1897年与中东铁路干线同时动工，1902年底完工，1903年7月通车。
1905年日俄《朴次茅斯和约》规定，以长春宽城子站为界，以南的铁路交给日本，改称“南满铁路”。日本于1906年11月在东京成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管理南满铁路。此后加修多条支线，与韩国的铁路线衔接，在南满地区铺下了一张铁路网。
与南满铁路相对应，俄国原东清铁路没有割让给日本的那部分，后来也称为“北满铁路”。
第三个关键词，大韩帝国。
1897年10月，朝鲜国王李熙对国王这个称号感到厌烦，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李熙早就想当皇帝，朝野也有一股强大势力，推动他当皇帝，还在1895年10月演习过一次，改国号为“大朝鲜帝国”。这个帝国运气不佳，由于俄美英三国公使坚决反对，很快流产。这次称帝，只得到日本的支持。等李熙跟日本人闹翻，玩了一次“俄馆播迁”的游戏之后，局势稍微稳定，他的皇帝瘾又发作了。
大韩帝国的运气，比此前的“大朝鲜帝国”要好一些，延续了十三年，到1910年8月与日本签订《日韩合并条约》之后，才消失在风中。
李熙当皇帝，朝野那股强大的力量推动他当皇帝，是为了摆脱以往充当大清藩属国的阴影，也是为了彰显以后不给任何国家当藩属的勇气，期望从此走向真正的独立。
有趣的是，大清帝国对大韩帝国予以正式承认，用雪珥的话来说，展现出一种“奇怪胸怀”。
李熙以及他身边的那些人，可能没有想到，“独立”这件事，不是用嘴说说就行；“朕”也一样，不是用嘴说说就当得成真皇帝。那时候，俄国与日本的争斗，还远远没有结束，韩国的亲俄势力和亲日势力之间的较量，也还在继续。这就注定韩国的这湾水，不可能长期平静。幸运的是，当时俄日两国，对韩国的利益诉求，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局的水面相对平静。
日俄战争爆发后，事态发生巨变，日军迅速开进汉城，捅破韩国的“中立”水泡，强迫签订《日韩议定书》，约定韩国必须协助日本跟俄国作战。随后又强迫韩国签订《日韩新协约》，控制韩国的财政和外交。日俄战争后，日本对韩国更加不客气，数万大军包围皇宫，用枪口和刺刀起草了《日韩保护协约》。韩国哪敢不签字啊。这一签，让日本“名正言顺”成立“韩国统监府”，掌控韩国内政外交主权，把韩国完全“保护”起来。日本向外界公开了保护协约的内容，大韩帝国名存实亡。随便说一句，在韩国扮演“卖国贼”角色的，共有五个人，为首的是外部大臣朴齐纯。这件事跟韩国皇帝无关，皇帝“病了”，不能理事。
《日韩保护协约》的签订，在韩国掀起滔天巨浪，民族主义思想肆虐成海啸。韩国《皇城新闻》把签约真相公开，并发表《是日也，放声大哭》社论，称协约公布之日是韩国“全民哀悼的日子”。韩国成为一个哭声震天的国度，不久，“大韩义兵”蜂起，抗日游击战全面爆发。这场游击战非常惨烈，有史料说，从1907年7月到1908年年底，就牺牲了一万五千名游击队员。
在这一重大事变中，日本的领衔主演，是伊藤博文。强迫韩国签字的是他，担任韩国统监府第一任统监的，还是他。
韩国人恨伊藤博文。一个叫金台根的农民，在大街上向他投过一块石头，可惜没打中。没打中就更恨他了。安重根是“大韩义军”的骨干成员，当然更恨他。
1909年6月14日，伊藤博文辞去朝鲜统监职务，担任枢密院议长。此时距离他的死亡，不到四个半月。
我对安重根和伊藤博文的看法
这个话题，说，还不是不说，让我颇费思量。我知道，稍有不慎，就会引来误解。误解，是一件很让人头大的事。但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说说吧，简单说几句也好。一句不说，心里堵啊。
被捕后的安重根
先说对安重根的看法。
我对安重根个人的大义之举，非常敬佩。不是站在“抗日”的角度，也不是站在中国或韩国的立场。是从人的角度，人眼看人。我对安重根的敬佩，从早年阅读阿成小说《击毙》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么潇洒的刺客！小说中说，“安重根完成任务后，并没有离开，而是站在那里没动。”没动就对了，是一种从容就义的态度。他要是贪生，选择逃跑，我对他的敬佩会大打折扣。既为国恨而来，何妨为国恨而就义。阿成是一个狡黠的小说家，他故意忽略了一个真实的历史细节。真实的情况是，安重根扔掉手枪，用俄语高呼：“高丽亚乌拉（朝鲜万岁）！”好多史料都提到这一点，阿成不可能不知道。知道，故意不说，是觉得不说话更潇洒，一切尽在无言中。我也这样认为。
刺杀案发生以后，面对世界舆论的高度关注，日本方面也不敢造次，关东都督府高等法院对安重根进行审判时，指定两名日本律师为之辩护，还同意一名俄国律师和一名英国律师参与辩护。安重根对刺杀行为供认不讳，只是辩解说，他不是刺客，而是“战俘”。他把这次刺杀行动，看作是“大韩义兵”针对伊藤博文的一场游击战。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安重根这位抗日英雄，竟然赢得日本法官和宪兵的极大尊重。有些日本人还到处游说，希望能免其一死。在旅顺监狱关押期间，安重根也得到优待。读书，写信，写文章，都可以。有些日本宪兵还经常向他索要题词。那些题词，如今已成为文物，常常在某个拍卖会上扮演“珍品”。
安重根绝笔书法
比较而言，那时候的“有些日本人”，也让人尊敬；眼下日本政府中的“有些日本人”，也就是把安重根说成是“恐怖分子”的那些日本人，实在太没有风度了。
我在敬佩安重根的同时，又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雾霾情绪所笼罩。当时的伊藤博文，在吞并韩国的问题上，是日本“鸽派”首领，力主缓进。安重根把鸽子头拧下来了，“鹰派”自然要大显身手。这个角度上看，安重根的行动，是盲目的。你个子矮，眼界也不高，为韩国的未来考虑，你应该去把鹰头拧下来嘛。由此我说，爱国可嘉，盲目去爱，反倒添乱。1910年3月，安重根在旅顺监狱死于绞刑。五个月后，一纸《日韩合并条约》让大韩帝国彻底灭亡，连国名都没有了。
安重根的刺杀行为，也让中国和美国不爽。大清与美国合作的“东北大开发”，因此受阻。伊藤博文和戈果甫佐夫，当时都同意把本国在东北的铁路卖给美国，两个人的会见，自然也会谈到这个问题，结果伊藤一死，计划泡汤。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说：“伊藤博文未被暗杀的话，历史的进程可能会走向与以后的事态完全不同的方面。”这个分析是中肯的。
安重根受审
有些中国人倒显得很爽。身在日本的梁启超写了一首《秋风断藤曲》，道是：“黄沙卷地风怒号，黑龙江外雪如刀。流血五步大事毕，狂笑一声山月高。”
再说我对伊藤博文的看法。
伊藤博文在韩国当统监，所作所为，与甲午战争前在朝鲜的袁世凯，有相似之处。差别在表面上，伊藤博文是名副其实，袁世凯是有实无名。本质是相同的，都是为本国利益对朝鲜严加控制。我在随笔《甲午揭秘：袁世凯的锋芒》里边，对袁世凯在朝鲜的作为，有比较详细的叙述，这里懒得再详叙伊藤博文在韩国的作为了。性质相同嘛。
我对伊藤博文的敬佩度，要超过对安重根。这也是抛开国界，从人眼看人的角度来说的。安重根的大义之举，是外在的，破坏性的，是感性的宣泄，成就的是个人名声，于国运无补。伊藤博文却用他几十年的辛苦奔波和唇剑舌枪，为日本谋得巨大利益，说他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国宝人物，绝不过分。他的言行是内在的，建设性的，是理性的思考，成就的是国家民族大业。这样的人，即便是我们的敌人，也值得我们敬佩，这是最起码的胸怀。当然，假如伊藤博文是中国人，我的敬佩度还会升高，高到顶礼膜拜的程度。
伊藤博文有很多中国“粉丝”，李鸿章应该排在首位。
早在1885年，六十二岁的李鸿章跟四十四岁的伊藤博文，为《中日天津条约》的签订进行谈判时，就对伊藤博文的才能赞赏有加。条约签订后，李鸿章给清廷上过一道奏折，《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说伊藤博文是“强干之政客”，“实有治国之才”，预测“十年之内，日本必将成为强国”，“必将成为我国之大患”。仅仅因为日本有个伊藤博文，李鸿章竟忐忑到出此不祥之言。可叹的是，李鸿章的乌鸦嘴，说得千真万确。
李鸿章 伊藤博文
十年后，七十二岁的李鸿章到日本，跟五十四岁的伊藤博文为签订《马关条约》进行谈判。两人谈及十年来两国国力的进退，感慨万千。一番言语之后，李鸿章开始掏心窝子，说“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有意思的是，两个人还换位思考了一番。李鸿章说，我要是在你的位置上，不会比你干得好。伊藤博文说，你在我的位置上会干得更好，我要是在你的位置上，也干不出什么名堂，你们的“国情”不对头啊。
可以看出，李鸿章在十年之后，对伊藤博文更加敬重。
梁启超也是伊藤博文的“粉丝”，在赞美安重根的那首诗中，他也赞美了伊藤博文，道是：“千秋恩怨谁能讼，两贤各有泰山重。”并称他们为“两贤”。遗憾的是，这“两贤”，都被安重根精心改制的“十字花子弹”葬送了未来。
耐人寻味的是，伊藤博文年轻的时候，跟安重根拥有同样的侠肝义胆，排外思想特别严重，多次策划对外国公使的刺杀行动，还焚烧了法国使馆。后来走出国门，眼界大开，立场迅速改变，成为明治维新的风云人物。
安重根本来有望成为伊藤博文那样的重量级人物，是满腔仇恨遮蔽了他的双眼，主动放弃了这样的机会。
旧事重温，两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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