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情报， 84名苏联士兵与约200名圣战者对阵。敌人在战场上留下了36具尸体。
“这就是所有人……不会有直升机……。
我们在心中向彼此道别。到12点时，我们的房子里还剩下大约20名能战斗的士兵。即使是轻伤员也强忍着脚上的疼痛，没有离开他们的防线。我很抱歉我不能一说出他们的名字，尽管他们都值得我这样做。活着，被他们的指挥官出卖，在谎言面前无能为力，疲惫不堪，目瞪口呆，他们现在正在准备迎接死亡，慢慢地，仔细检查他们的子弹，装进他们的弹匣……。”
伴随着1营战术突击队的降落，机降行动于凌晨5点正式开始。1营中最先降落的是1连（代理连长谢尔盖·扎科洛迪亚日内上尉），AGS排，空中突击排（苏洛夫采夫中尉，11人）。科托夫中尉的迫击炮排（10人）随着第3架MI-8降落。
左一—列夫丘克. И.- 于 5 月 11 日阵亡；左二– 上尉绍尔尼科夫.Н. — 5 月 11 日阵亡 ，悲剧的责任人之一。 左起第三个 —中尉科托夫.И.В. 右二—德塞维奇.Я. – 于 5 月 11 日阵亡，最右—贝尼塞维奇—于 5 月 11 日阵亡。
迫击炮排排长伊戈尔·科托夫中尉回忆说：
当时，我们营必须将叛军赶出峡谷，我军两年来都没能攻下这条峡谷……
9点15分—在河边，我的小伙子们收集了水并继续前进。我们没有隐蔽—他们在射击，但懒洋洋的。跟随我们的步兵挤在河边，而我们则设法移动到离河五十米远的地方。然后绍尔尼科夫上尉命令我们组成一个纵队，沿着沿河道路前进。第一排的人停下来，后面的人开始收紧队形。我的排的一部也停了下来。所有服从这一命令的人非死即伤。
命令如此愚蠢，即使在30多年后，人们都不禁地因为政治副连长这个懦夫的决定咬牙切齿。
当连队刚排好队准备与机降的主力部队会合时，他们就从三个方向开火。有100多支枪响了。有2挺DShK，大约50挺机枪和狙击手在“干活”。一连串的炮火扫倒了部队的一半。还击。试图抵抗。恐慌。伤者的惨叫声。所有人都跑到河边，在那里他们迎来了自己的死亡。绍尔尼科夫（9：30-10：30）—背部左肾附近受了致命伤，萨尔科夫受了重伤（他的部下带他脱离了战斗，在14点死在阿基莫夫准尉的怀中），苏洛夫采夫（9：30-9：40）阵亡。这时，我的排大的部分人也死了。受伤的人顺着河水漂流，或沿着岸边爬行，用沿岸的岩石做掩护。
9点25分—在穿着黑衣的巴基斯坦教官的带领下，圣战者从村庄的一侧发起了攻击。(梅里姆斯基将军后来就圣战者中是否存在这种衣服这个问题折磨我和扎科洛迪亚日尼)。大约有50至60人参加了这次攻击。他们射杀落在沙地上的伤员。其中一些伤员被砍刀砍死。连的残部泡在河里被淹。有人设法冲入激流，他们被冲到离战斗地点2-3公里的营部。战斗很可怕。为了摆脱恐惧，你要像机器人一样扣扳机、换弹匣，持续不断地射击。在远处，一小撮战士对圣战者进行了惨烈的反击。
第66独立摩步旅坦克营坦3连的T-62坦克，当然他们并没有参加哈拉村之战，就是给大家看下第66独立摩步旅的方块战术标志而已。
9点30分，一连和苏洛夫采夫中尉的排（空降兵）的5或7人端着突击步枪冲向前进的圣战者。
9点45分—扎科洛迪亚日内上尉在哈拉村最外围的房子里组织防御，看起来很疯狂，这在军校里是没有教的。五个人正在开枪，处于震惊状态的其他人躲在房子里和墙后。我的左大腿中弹了。子弹已是强弩之末，我就用手指把它挖了出来。在附近，德列文琴科（Деревенченко）进行了火力掩护。我给自己注射了四毫升的Promedol（二甲哌替啶，麻醉药物）。五分钟后，我开始兴奋起来。
9点55分–几分钟后，我和列兵德列文琴科—我排里剩下的全部人马）（注意：这个括弧是表示微笑，自嘲）与扎科洛迪亚日内的小组汇合。防守房屋的士兵总数约为30人。我的另一名部下—列兵迪迪克藏在离主力部队防线四十米远的地方。他不得不单打独斗了一整天。
10点 – 随后，圣战者组织的第二波攻击开始。躲在褶皱中的一连残部几乎全灭。在岸边，大约有10-15名阵亡者的尸体。剩下的人在接近午饭时间时到达了营部。一些人在岸边据守（如果地形允许）。那些留在岸上的人将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死亡。这时，扎科洛迪亚日内上尉把AGS架在房子的护墙上，几乎是平射进攻的圣战者。他有些让人想起了战神。他在喊着什么。子弹呼啸而过，伤员在倒下，但他根本不屑一顾。他不停地捶打着这些圣战者，直到弹药耗尽。
AGS-17榴弹发射器，重量较轻，可以依靠人力机动，阿富汗战争中苏军重要的支援武器之一。
从10:00到12:00，攻击是连续不断的。前一轮攻击一结束，新的攻击就开始了。这是我们第一次遭遇圣战者组织使用的这种战术。他们把所有机枪和自动步枪的火力都对准了守军，而另一部分圣战者则一枪不发地跑向苏军士兵坐着的房子。在战斗的高峰期，我们呼叫炮兵对自己开火。无线电操作员是一个冷静的人，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不断向营部传送信息，一个勇敢的孩子。
谢尔盖·扎科洛迪亚日内，1连代理连长。
12时—不断向空中力量或炮兵连呼叫支援。我们感觉差一点……就完了。在这场战斗之前或之后，从来没有连续两个小时扣动扳机。我的肩膀很疼，手指在流血。每个人都筋疲力尽。圣战者怎么说呢。他们也在跑来跑去，一定是吸食了大量的大麻，X子们。当米-8在山顶上开火，遏制圣战者的攻势时，我们设法吃了口饭。你不会相信，我亲眼看到一个士兵一边快速地吃大麦粥，一边在用餐间隙用AK-74射击。我们的损失为10人。我们将尸体堆放在附近的一座土制建筑中，伤者躺在附近，他们的数量并不多。再也听不到从躲在沙地的连队那边传来的还击声了。
参战的AGS排人员。
12.30分 —炮兵连开始工作。一发炮弹直接射入进攻的圣战者队形的密集处，他们损失惨重，大概有7-8人被炸成了碎片。122毫米炮弹在离我们20-30米处爆炸。我告诉你，轰鸣声令人印象深刻，我的耳朵嗡嗡作响。我周围所有熟悉的面孔都被沙尘覆盖。几分钟后尘土散去。第二发炮弹落在三连一个排的阵地上，他们隐蔽在山顶上，阵地恰好处在炮弹飞行路径下，两人被炸死。在这片空地上，炮击停止了，因为有可能打到友军的阵地。
据斯米尔诺夫O.E.将军说，炮兵随后轰击了圣战者基地，喷吐了600多枚炮弹。这次炮击落在了查尔达拉峡谷深处可能的圣战者聚集地。我读过他关于哈拉战斗的回忆录—完全是胡说八道。但关于这一点，请看下文。
这时，我们看到一架正在接近的MI-8（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飞行员自信的声音：—伙计们，表明你们的位置……（和）攻击哪里？
你能相信吗，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13时 —敌人的狙击手开始开火。温度超过50度，没有水，医疗用品用完了。又有两名战士丧生，其中一个人跑到50-60米外的河流。他设法带来了大约5瓶水，但他自己却被杀了。这点水拯救了其他人的生命。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迈出这样勇敢的一步。第二个人是在吃饭时被杀的，他背靠着墙壁。他倒下了，几乎没有声音。那时，战斗强度已趋近于零。
16时—圣战者派出一名使者来找我们。他接近到20-30米的距离。他身材高大，左手拿着一面白旗。他喊着什么，挥舞着旗子。要求投降？屋子里的每个人都用枪指着他。在扎科洛迪亚日内的命令下，一名狙击手 “射杀”了他。以眼还眼。我们得知，阿基莫夫准尉在营部受了重伤。两处伤口—手臂和胸部穿透伤。
直到下午5点—休息。没有交火，没有攻击。我们注意到约有一百名圣战者（也可能是二十人，毕竟恐惧的眼睛会放大一切）正在离我们三百米的地方过河，向“我方”的河岸走去。”这就是结局”，我在脑海中对自己轻声说道。敌人对我们的优势达到20(或10)倍! 简而言之，谁他X知道什么。但他们的人数超过了我们。在这样的战斗中生存的机会是零。天开始变黑了。
17.10分—圣战者再次发动进攻。攻击是猛烈的。他们的DShK向我们主力藏身的建筑物的屋顶开火。一个想要改变位置的人死了，一颗DShK子弹击中他的胸部。夜色变得更浓了。从头顶的火光中，从扎科洛迪亚日内阴沉的自言自语中，可以用三个词概括：伊戈尔 ，我们完蛋了！（Игорь, нам пиздец!）
我们像蛇一样爬行，或者像虫子一样蠕动。怎么比喻都可以。我们的肚子压在地上，DAN在石头上摩擦。
18点50分—圣战者正在突破防线。他们在墙的后面，你可以听到他们之间的呼喊。几个圣战者正爬上紧邻的建筑物的屋顶，从上面开枪射击。但我们还活着，能把手榴弹扔到10米远的地方，让它们的弹片像伞一样覆盖在圣战者身上。让我告诉你怎么做。
你拿着手雷（F-1），用拇指按住棱纹弹体，拉动戒指（安全环），松开手指。安全夹飞出（手雷仍在手中），然后才把它扔到房子上。爆炸几乎是在一瞬间。
以前伤员和死者都堆积在建筑内，但现在没地落脚了。他们躺在脚下，干扰了活动。鲜血令我们的脚打滑，尸体的气味让你感到恶心。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双方之间的距离减少到五六米。实际上，仅仅是一堵厚厚的墙将敌对的双方隔开。时间被压缩到金属的密度。
19点–卡金巴耶夫连队由阿里克·马米尔库洛夫指挥的一个排向哈拉出发。他们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出发了，可能在天还亮时。他的排在一个高地上，如果算直线距离—离我们2-2.5公里。在山地，如果徒步–都要五六公里的路程。而如果考虑到敌人的火力— 行进的时间将不少于3 – 4小时。
到了晚上7点半，由于弹药充足，我们可以通过整夜不停地射击，将圣战者保持在一个可控的距离。而且我们不断地扔手榴弹。我不关心他们去哪里。活着的人不超过15人（包括受伤的人）。我们不指望能得到援助。
一个列兵的人头奖励是15万阿富汗尼，一个军官的人头奖励是25万阿富汗尼，这对阿富汗人来说是一笔财富。
突围的决定是正确的，但仅仅是因为没有其他出路。没有足够的力量坚持下去。我想睡觉。有些人全然不顾子弹的尖啸声，当场就睡着了。如果我们留下来，所有人都会死。圣战者就在周围。包围圈正在被打破。与二十多个圣战者肉搏（根据扎科洛迪亚日内的回忆）。我们用枪托和拳头战斗，没有刺刀。一边是伤员的惨叫声，另一边也是。我再也没见过这样的情景了，只有在多年后电影院里的愚蠢电影《第九连》中。我设法突围到河边。有人听到在离突破口不远的山上有战斗的声音。
一些受重伤的人被留在我们离开的房子里。那时，我已经脱离了大部队。而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扎科（扎科洛迪亚日内）所说的。
我们的战士刚一离开土屋，圣战者几乎立即冲了进去。扎科说，从房子的一侧，我们可以听到重伤的小伙子的惨叫声，我们几乎无法把他们拉出来，因为每个人都带着各种负载。在那里，圣战者们正在屠杀那些被留下的人。我无法说这件事是真是假。
21点—机降部队的残余人员只能在水里沿着岸边行走。伤员被自己人背着走。圣战者在沿路徘徊。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冰冷的水。如果遇到危险，我们会定住，把枪口指向岸边的方向。寒冷透骨。周围漆黑一片。当时我们有多少人出来了？TM的谁知道，我认为是十、十二、十五。我记得我们走的时候，我背着一个伤员，他紧紧地把住我的喉咙。而当我们到达己方地盘时，他已经死了。我们慢慢地离开了河边。我们站都站不住。我们坐下来休息。只歇了一会后，我们继续走。我们在晚上到达营部（在河流下游2-3公里处）。哨兵的声音阻止了我们：“停下，谁来了？”我们的眼睛里充满了喜悦的泪水，我们找到了自己人。
而在指挥部，所有的人都在睡觉。
摩步营代理营长科西诺夫睡得正香，营里的代理参谋长克尼亚泽夫也在睡觉。
当我进入他居住的棚屋时，他用：“你怎么这么久才来？”来迎接我。
1980年5月13日，我们再次路过哈拉。没有一个幸存者被派往后方。没有人在乎。甚至在战斗结束两天后，我们在河岸上看到大约40具圣战者和几具我军士兵的尸体。记者来了。两个。来自莫斯科。采访的主角是科西诺夫大尉。仿佛如果不是因为他，所有人都得完蛋。他才思敏捷，兴高采烈地讲述了战斗的恐怖。正式营长佩雷瓦洛夫和参谋长奥列尼奇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奥列尼奇大尉当着科西诺夫上尉的面说：“他让整个营都处于危险之中。”他以他自己的方式做了正确的事。但科西诺夫根本不在乎，他已经看到自己胸前戴上“战斗红旗勋章 ”了，给他自己、克尼亚泽夫和绍尔尼科夫的奖励申请通过同一次航班发出。
14点20分，我和扎科洛迪亚日内上尉被叫去与梅里姆斯基将军（士兵们给他起的绰号是“死亡将军”）和斯米尔诺夫中校谈话。谈话发生在公墓里的一个老坟前。那场战斗的所有幸存者都蹲在十米之外。没有佩带肩章的上司们穿着带口袋的精致迷彩夹克。斯米尔诺夫比梅里姆斯基高10-12厘米。梅里姆斯基正在 “激怒 ”扎科洛迪亚日内。我听到了一句话。
– 情报在哪里？什么巴基斯坦人？他们去了哪里？
谢尔盖·扎科洛迪亚日内回答了一些问题。他谈到了火力口袋（见上文）。然后将军转向我。
– 你在哪里，中尉？
我的回答是…… “我们在射击，没有机会……抬不起头。嗯，是一场战争，将军同志”。将军对这个答案感到很愤怒。他脸红了，喊了起来，并开始与伟大的卫国战争进行对比。当数以百计的炸弹从空中落到地面时。
我仍然记得谈话的最后一句话：
“……不给任何人奖励！”。
梅里姆斯基·维克多·阿尔卡季耶维奇上将（Мери́мский Ви́ктор Аркадьевич，1919-2003），在苏军第40集进入战备状态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在阿富汗战争初期，他策划和指挥的战斗遭到了挫败，因此并不受基层官兵欢迎。
在战场上，大约有四十多具尸体！圣战者的尸体躺在周围（其中许多尸体被圣战者带走了），整个峡谷因为新坟杆子上系的纪念带而被 “绿化”了，在。根据情报，有200多个 “圣战者”被杀，但这是就我军在佩奇达利亚峡谷进行的一直持续到1980年5月底的整个行动而言的。
这场战斗并不是回忆中最好的部分。而事实上，这也是第66旅参加的最艰苦的战斗，一营参加的最艰苦的战斗……
这就是科托夫中尉的回忆录，但是从字里行间中可以看出他有很大怨气，因此也有第66摩步旅的士兵对他的描述不满，所以仅供参考。从同样参战的士兵尼古拉·尤苏波夫的描述看，科西诺夫是因为行动前营长和参谋长出了车祸才成为代理营长。而行军路线选择出现了问题，走在河边而不是高地，留给圣战者可乘之机，同时由于后方2个连行动脱节，导致了前方连队被动挨打。绍尔尼科夫死亡时间在他人回忆中不是9点半，也不是一个不堪的军官。但是在哈拉村的行动犯了先前近103师镇压叛军行动一样的错误，机降部队由于配合不力和指挥失误，小部队遭到了损失。不过对于苏军而言，这只是阿富汗新的战争形态的热身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