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明：一个女作家的沉浮

近几年，苏青的《结婚十年》重见天日。先是广西漓江出版社排印出书，继而又有上海书店、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出版，一时形成苏青热，真是奇迹。

记得十年前认识苏青时，她的女儿曾经托我寻访《结婚十年》，她说：“妈妈写了好多书，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一本著作也没保存下来。现在她病倒了，好几次对我说，想找一本《结婚十年》看看，我一点路子都没有，你搞文字工作，在上海文化界还有些熟人，请帮忙借一本给她看，妈妈和我都会感激你的。”

也许斯文一脉的缘故，教人听了心酸。在那个极左浪潮冲击全社会的时候，广大知识分子犹如涸辙之鱼，能够逃脱类似厄运的实在太少了。虽然时已进入八十年代，国运转机，但极左阴影并未完全消逝，我一打听，《结婚十年》还列入禁书之列，想借到手还有难处。最后和作家魏绍昌兄讲起，他听说苏青处境潦倒，染病在床，就慨然应允找了一本，条件是速阅速还，不要污损。为了安慰病中的作者苏青，就出高价复印了一册送给苏青。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苏青的著作。翻阅后，才知道《结婚十年》是自传体小说，很有生活气息，感情真实，全书内容与政治和色情都无瓜葛，把它算作禁书，诚令人大惑不解。书的底页上注明印了三十六版，更使我惊奇。我不曾在上海“孤岛”生活过，根本不知有个叫苏青的女作家，更不知道《结婚十年》有如此魅力，在这么多的读者当中流传，实属罕有。

在我接触到《结婚十年》的同时，还从她女儿的介绍和一些文字材料中，了解到苏青的身世。

苏青本名冯允庄，早年发表作品时，署名冯和仪。浙江宁波人。祖父是清末举人，父亲是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母亲是教育工作者，苏青就出身于这样的“书香门第”。她在著作的散文集《浣锦集》中自述：“我是生长在宁波城西有一个叫做浣锦的地方，其名称的来历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家的房子很大，走出大门不远处，有一石桥曰锦桥。幼小的时候，我常常随着祖父到桥边去。”

苏青

她在宁波中学就读时，受到良好的教育，每次学校周会，浙江籍的名流陈布雷、张其昀、陈果夫都到学校讲学，在家庭和学校教育的熏陶下，她的学习成绩优异，还在校刊上发表文艺习作，受到全校注意，被同学看作是“天才的文艺女神”。中学毕业后，考取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英语系，后来因与专攻法律的李钦后结婚，中途辍学，随丈夫到上海定居。婚后的苏青，本意是做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但不幸的是，因为家庭经济左支右绌，夫妻间关系失和。有一次，她向丈夫索取家用开支，发生激烈争吵，李钦后竟打了苏青一记耳光，还说：“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就为这一记耳光，没有写作愿望的苏青被推上文学创作道路，开始用作品换取稿费，争取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结婚十载，她已是三个儿女的母亲，夫妻反目，终于导致婚变的结局。

家庭残破给苏青带来心灵上的创伤，归丈夫抚养的小儿子刚刚学会走路，她怕引起儿子伤心，避而不见，感情上又难以割舍。就到邻居家的楼上泪眼模糊地偷看儿子玩耍，突然儿子仰头瞥见了妈妈，立刻甩掉拖鞋往楼上跑，她抑制不住慈母柔情，迅速直奔而下相迎，母子抱头痛哭。

丈夫去世后，三个子女回到苏青身边，刚刚步入中年的苏青也曾有过重建家庭的想法，还结识了颇为富有的对象。有一次，当她和男友吃饭时，三个孩子站在门口张望不敢上前，此情此景，引起她的感伤，她想，倘如再婚，如果男方嫌弃自己的亲生骨肉，儿女就要受苦，她将遗恨终生；于是下定决心，不再考虑再婚的问题，此后要全身心地为没有父亲的子女克尽做妈妈的责任。

苏青以卖文为生之前，早在1935年少妇时代因受阅读文艺作品的影响，写过一篇散文投寄给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杂志，很快就发表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写稿发表，引起上海文坛注意。如果说离婚以前写作是客串性质，离婚后以卖文为生，可以算是正式“下海了”。这是“一·二八”淞沪抗战国军撤退、上海沦为孤岛时期。

苏青不仅为生活写作，统观涉笔范围大都属探讨现代家庭问题，她发表的现代母性、女性的将来、救救孩子、科学育儿经验谈等等篇章，都体现她的思想认识，这些文字后来都收入《浣锦集》、《涛》的单行本中。她结集出版的著作还有《诗》、《饮食男女》、《逝水集》、《鱼水欢》、《苻小眉》等单行本。苏青属时下所说的女强人型，出书自己发行，自己收帐，都很成功。正像有人说的，宁波人做生意是全国闻名的，料不到宁波出来的一个女人，也有这样精明的头脑，在文化圈中，很难找得出几个。

太平洋战起，上海处于日寇全面统治之下，网罗一些无耻文人作吹鼓手，宣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王道乐土”。后来，有些人以为苏青是敌伪时期红得发紫的女作家，便主观臆断她可能投入法西斯文人行列为敌张目，却不了解她从来没有写下一个字替敌伪唱赞歌。

在她的著作里，没有表现强烈的民族意识是事实，但字里行间却可以找到由于日寇侵略造成民族苦难的描写。日本投降前一年，她在《结婚十年》后记中写道：“原因这故事描写着现代，说话得避些忌讳。”在《结婚十年》续集的代序中，她又作了这样的自白：“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

苏青这一番自白，起因于抗战胜利后，一些自命为正人君子的人和“地下工作者”对她泼污水，进行人身攻击，她才作出这一表白。台湾的烛微先生撰文说：“她所叙述的一切，坦白而直率，却可使人对她有充分的了解，也可使人对当时的上海混乱环境有比较清晰的印象……平心而论，苏青在敌伪控制的地区‘卖文为生’，但并未参加伪组织，所写的东西，也与政治无关。政府有关单位，胜利后也并未正式对她进行调查，或者提出检举。因之各方对她的攻击，未免有点过分。”(1987年2月台湾《世界日报》)

上海沦为孤岛时期，跻身文坛的女作家还有张爱玲、潘柳黛等人。其中以张爱玲和苏青最为情投意合。经常出入相伴，如影随形，收在苏青散文集《涛》中的《苏青张爱玲对谈记》和他人编着的小册子《苏青与张爱玲》，都说明两人交情的深厚。据苏青次女崇美说：“妈妈和张爱玲常常交换衣服穿着，从来不分彼此。”俗话说，文人相轻，苏青和张爱玲却不是这样。也许出于偏爱的缘故，张爱玲对苏青的文字倍加欣赏，予以高度评价。

张爱玲与苏青

五十年代，苏青正当盛年，她的名字却在文坛上消失了，为了温饱，她和越剧尹派创始人尹桂芳合作，参加剧团编剧，历史剧《屈原》是她的处女作。她有古文学修养，一方面得力于书香门第家学的熏陶，在宁波中学就读时，又得到名师讲授国文，获益不浅；她攻读过《左传》、《战国策》、四书、十三经、《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使她能够胜任编写历史剧工作。继《屈原》一剧之后，又着手编写历史剧《司马迁》，为了把司马迁形象塑造得丰满些，她写信给贾植芳教授求教，教授热情诚恳地回答了她的提问。两人还在一次饭局上见了面。贾植芳说，苏青不施脂粉，布衣布鞋，端庄朴素，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

1955年，出现了胡风事件，贾植芳被卷入，打成“胡风分子”，抄家时发现苏青给他的信，虽然这只是一封探讨司马迁学术问题的信件，她和胡风毫无瓜葛，也被看作形迹涉嫌，把她请进提篮桥监狱，尝了一年半的铁窗风味才恢复自由。历史剧《司马迁》由此流产，更使她苦恼的是，人们对她另眼相看，她又没法子向人家解释清楚。她还担任过红旗锡剧团编剧，胡风事件后，她的名字也列入辞退人员名单，名声与生活同时陷入狼狈境地。不得已，向至亲骨肉要求给予一些物质帮助，对方为了和她划清界限，毫不通融，并断绝往来。十年动乱中，她又吃了不少苦头，心灵上的创伤，生活水平的下降，健康状况随之逐步恶化，她病倒了。1975年1月，上海黄浦区五七干校通知退休，退休证上，记载着她的生活待遇：原月工资六十一元七角，按七折计算，实发退休费四十三元一角九分。

在穷愁潦倒的处境中，问暖嘘寒的只有次女崇美和小外孙，祖孙三代相依为命，当女儿上工，小外孙上学的时候，她还能勉力扶病出门散散心，或者侍弄盆栽花草排遣寂寞。

我是1980年初认识苏青的，她讲一口宁波话，可惜我不能完全听懂，语言障碍影响我们深谈，不能更好地了解她。陪她看过一次淮剧，发现她不仅爱好地方戏曲，也在行。还陪她吃过一次小馆子。她热爱生活，带病延年，遗憾的是由于病魔的加重冲击，以后就很少出门了。我也多次到她的住处探望，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住着三代人，每次往访，给我局促的感觉，想到她文名大噪的风光岁月，平添一份惆怅。看望她的人日渐稀少，过往密切的只有王伊蔚老人。

1932年，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的夫人刘王立明创办《女声》半月刊，以反映妇女问题为中心，主编就是王伊蔚女士。何香凝、章乃器、薛暮桥等名流学者，都为《女声》撰稿。年轻的苏青从事文艺创作，笔墨重心投向女性，因而和王大姐缔结了文字交。晚年卧病在床的苏青，便和这位大姐姐书信往还，以向王大姐倾吐心曲为快：

“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

“我的花大都是草本，我想十年树木也不必了，也不耐烦去服侍名花。”

“有两句话可以包括，‘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一门关煞，与人不搭界……”

苏青

苏青原住瑞金路，因为和邻居共享厨房和卫生间，经常受人欺负，迫于无奈，就和普陀区郊野人家调换了住室求得安宁。在给伊蔚姐的信中，诉说她的境况和心情：“我今年已经六十九岁了，带病延年，也不服药，第一年搬来，我就在冬天大发气管炎，咳喘齐作……我的朋友都不大来了(有的老，有的忙，有的势利)……寂寞惯了，心境很舒服。”

世态人情，她看得很透彻，病中寂寞凄清，她说“心境很舒服”是安慰老朋友的话。真正带来些许慰藉的只是面对室内花草之时。

苏青在给王伊蔚大姐最后一封信，也是她留下的绝笔：“天天想写信，天天没有如愿，原因是想细诉心曲，欲‘细’反而不达了……我近来认识了一个老人，家有花圃，主要种月季花，我已去不成公园，三天两头到他花圃中去坐坐，也空气清新。我今年连买五盆月季，都种不活(原因是施肥太勤，欲速不达)。现在他给我弄了两盆，正在盛放，十分可爱。我每天蒙蒙亮起来，看花要看二三个小时。他答应等花谢后，仍把花送到他花圃去培养，可以顺利过冬(只说托他代买，其实是他自己培育出来的)。其中有一盆品种很好(紫红)，另一盆普通。我家的芙蓉、菊花也都有了花蕾，快要开了。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侣，我并不悲观，只是安心等待上帝的召唤……可我不能来看你了，实在怕走，只想安静。结防所(指黄浦区结核病防治所——引者)来人叫我去拍片(已二年不拍片了)，我也一味拖拉，现在决定不去了，也决定不来买花，不来看你了。但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一息尚存，总是想念你的。”

“上帝”终于向苏青发出召唤。

1982年12月7日，身患糖尿病，肺结核多种病症的苏青，大口吐血后，结束六十九个春秋的生命旅程，静悄悄地走了！

身后萧条。在西宝兴路殡仪馆火化之日，只有女儿、小外孙、儿子及其未婚妻、女婿来到灵堂瞻仰遗容，她躺在铁架车上，面目清秀，乌黑的短发向后梳，蓝布长衫、布鞋，双目紧闭，神态安详，仿佛为得到人生最大的休息感到安慰，对坎坷的一生毫无愠色。灵堂里听不到哀乐，看不到花圈，也没有悼词。送葬的时间只有几分钟，主持火化的工人把她送到化尸炉，留下骨灰一盒。世事茫茫，难以逆料，三年以后，苏青次女和小外孙先后赴大洋彼岸，带走了苏青的骨灰盒，重温祖孙三代生者与死者的团聚生活。人间自有真情在，苏青如果泉下有知，当会感到欣慰。有多少人知道她晚年凄苦寂寞的生活和悲凉的结局，恐怕是少而又少，她名噪一时的作品也几乎被人遗忘。

在海外，倒是不断地被人提起，1953年香港《大成》杂志发表怀念苏青的专文；1988年旅美作家喻丽清女士把苏青的《浣锦集》、《饮食男女》、《逝水集》三个散文集汇编成《苏青散文》结成一书在台湾“五四”书店出版。也就在近几年，散见于台湾《世界日报》和美国华文报纸上，李钦慈女士、烛微先生、钱刚锐先生等都发表纪念苏青的文章。反之，在大陆报刊上倒显得异常沉寂。原因也许苏青其人其书较多争议，这也不足为怪。不过，历史是公正的，苏青的是非得失，是客观存在，留待后人评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