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档案记录中的1970年苏联霍乱

来源: 近卫T34

1970 年，敖德萨爆发了霍乱——这是苏联历史上最著名的传染病事件之一。

看守人柳季科夫之死

霍乱在苏联的爆发是1961年爆发的第七次霍乱大流行的一部分，当时埃尔托霍乱在世界不同国家（1961年，从印尼苏拉威西岛向周边地区蔓延, 波及 140 多个国家, 报告病例至少有350万例。埃尔托型霍乱弧菌于1961年7月出现在我国广东西部沿海的阳江、阳春等地）蔓延肆虐。大流行的高峰是在1970 年。关于危险疾病的病原体埃尔托型霍乱弧菌如何到达苏联领土有两种主要说法：从伊朗经里海或从印度或巴基斯坦出发去苏联的商船携带。7 月，巴统和阿斯特拉罕爆发了霍乱，8 月，敖德萨和刻赤爆发了霍乱。俄罗斯出版物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克格勃向乌克兰共产党领导层发送的有关霍乱及在乌克兰领土上进行的抗疫活动的每日报告中选择了最有趣的内容，编纂了那一段时期的日史。建议大家结合近两年发生的事情思考，这样就会发现没有那么多新鲜事。

8月4日

（以下不是所描述事件的日期，而是克格勃向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报告的日期。事件本身通常发生在报告的前一两天或更早。）

第一个警报来自敖德萨。8月3 日，56 岁的费奥多尔·柳季科夫 被送往市医院。他是座落在地区中心附近灌溉田里的基洛夫国营农场的看守人。该男子被怀疑患有急性小肠结肠炎。病人本人深信他是被熏鱼毒死的。他在深夜去世。化验表明，柳季科夫患了霍乱。

克格勃注意到最近有乌兹别克斯坦的亲戚拜访过看守人，死者家属被隔离。

文件确定了柳季科夫死于霍乱， 1970年7月27日，来自塔什干的亲属拜访了他。

以下是敖德萨历史学家帕维尔·乌苏描述的这座城市发生的事情：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70 年 8 月 3 日至 4 日的夜晚被敖德萨许多官员铭记了一生。早在凌晨1点30分，防疫指挥部就开始运作，很快就有内务部一个连的士兵赶到，封锁了传染病医院、指挥部和其他机构。与此同时，不愉快的消息也通知了第一批人—地区委员会秘书П.科兹尔（П.Козырю）、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A.杜德尼克（А. Дудник）、乌克兰共和国首席公共卫生官员M. 梅尔尼克（ М. Мельник，立刻赶到敖德萨），以及警察和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在8月4日凌晨和前半天，当局分别为病人和疑似病例设立了医院，为接触者设立了隔离病房。一队传染病医生被派往沙坝和哈吉贝耶夫斯基路一带。”

8 月 5 日

在医院里，防疫单位不仅隔离了看守人柳季科夫的亲属，还隔离了最近几天与他有过交流的人。死者的房子被警察把守起来。白天，又有六人因疑似感染霍乱入院。其中四个人的测试结果已经出来了—全部都是阴性。乌克兰共和国最高领导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彼得·谢莱斯特亲自报告了霍乱。

很明显，在萌芽状态下扑灭霍乱的传播是不可能的。在敖德萨成立的特别抗疫委员会（Чрезвычайнаяпротивоэпидем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缩写ЧПК)决定封锁这座城市。霍乱的第二个主要焦点是刻赤。

8月6日

前一天入院的六名患者中又有一人确诊霍乱。此人是И.达舒克（И. Дашук），最近从高尔基飞抵敖德萨。

敖德萨的另外三名居民因霍乱病征被送进医院。8月6日，地方当局正式在该市实施隔离检疫。只有在观察后才能离开敖德萨：在医生的监督下，在专门指定的房间里住几天—为此分配了少先队营地、学校、港口的机动船舶等。正如德米特里·乌苏 (ДмитрийУрсу) 所指出的，隔离措施半心半意：城市没有被封锁，火车站和港口继续运作。措施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反而在城市中爆发了恐慌。

8月7日

已有12人因疑似患有霍乱被送进医院。5个病例确诊。另有353人因与患者有过接触处于隔离状态。除了柳季科夫，还有两名患者死亡—科朱什科和乔拉克。三人病情严重。

1970年8月3日至7日，敖德萨有12人因霍乱症状入院治疗。

8月3日—卢蒂科夫，8月5日—达舒克、格拉西缅科、科祖什科、乌尔马谢娃；8月6日—加尔金娜、乔拉克、克鲁提姆；8月7日—斯维达、邦达尤克、米特罗法诺夫、比亚科夫斯基。

经实验室确认5例霍乱

有3例死亡—柳季科夫, 科朱什科, 乔拉克, 3人情况严重。

已有353名接触者被隔离。

敖德萨全部地区都报告了感染病例。疫情蔓延到邻近地区：28岁的土木工程师В.里希特是尼古拉耶夫州派沃迈斯克居民，从敖德萨出差归来后，立即因霍乱病情严重去了医院。他的母亲和妻子也很可能被感染了。

8月8日

在四个地区的患者中发现了霍乱症状—增加了赫尔松和克里米亚地区。

8月7日至8月8日白天，5人因霍乱临床症状住院：朱皮扬斯基 Д.Я.70岁，渔业海洋学校的看守人，冈察尔Н. 55岁，捷尔任斯基工厂的衣帽间服务员。格卢沙科夫娃 К.М. 54岁，敖德萨基辅区斯塔罗-布戈沃村的居民。敖德萨，齐伯莱布 Н.И. 59岁，沃洛夫斯基工厂负责人。沙拉古特Н.Г. 69岁，敖德萨列宁区教堂的牧师。

在刻赤，有两名住院患者确诊。73岁的П.沙罗夫（П.Шаров）可能是被乘拖网渔船抵达刻赤港口的巴统渔民传染了霍乱，死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8月6日至7日，有5万人乘坐火车、客车和飞机离开奥德萨。第二天，市政府实施了全面隔离：敖德萨和周边地区被军队和警察封锁，离开的人必须接受观察。与此同时，这一决定并未在任何地方正式公布。

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层准备平息谣言，并指示查明敖德萨是否因敌对势力故意而出现霍乱传播：

“在乌克兰共产党部长会议和乌克兰克格勃下属的克格勃中成立了特别工作组。正在采取措施防止可能出现的不良风向和事态、挑衅性和恐慌性谣言的传播。<…> 共和国克格勃机构正在调查出于敌对目的传播疾病的版本的可能性。

8月10日

全国各地医院有数百名霍乱疑似病例。在扎波罗热和切尔尼戈夫两个地区首次出现确诊病例，还有六个疑似病例。病人中的大多数集中在刻赤而不是敖德萨了。

来自敖德萨的17列火车被扣留，一千五百名乘客接受了霍乱检查。五人被带下火车并被送往医院。

克格勃记录了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用乌克兰语广播的霍乱报道：

在尼古拉耶夫州和赫尔松州，今年8月8日到9日没有变化。

在扎波罗热州有一人入院。1人被确诊为霍乱。

在利沃夫州，有6人因疑似霍乱住院。

在切尔尼戈夫州，有2人因疑似霍乱入院。1人被确诊为霍乱。

在基洛沃格勒州，有2人入院，6名接触者被隔离。

在切尔卡瑟州，有2人入院。

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有1人被送入医院。58名接触者被隔离。

在苏梅和基辅地区，有1人因疑似霍乱而住院。

从1970年8月3日开始，乌克兰总计有125人住院。有30人被确诊为霍乱。共有961人被隔离。四人死亡。

1970年8月3日至10日期间，共有125人在共和国境内住院治疗。

30人被确诊为霍乱。共有961人被隔离。有四人死亡。

对于苏联公民而言，直到疫情结束，“敌人的声音”将是有关霍乱的唯一信息来源。当地报纸、广播和电视“顺便”含糊地、概略地提到了“急性肠道感染”。

8月11日

另一起死亡事件：前一天从敖德萨抵达的切尔卡瑟33岁居民А.尼古拉耶夫33岁死亡。8月10日上午，刻赤被隔离。市民们对水和食物的问题、下水道系统的糟糕状况“持否定态度”—并被记进了 “契卡” 的报告。

档案内容

工程师 O./基辅市/观点：

“霍乱在我市的大规模传播，是因为我市的供水系统毫无用处，现有的过滤器和沉淀池不能提供高质量的水处理。进入城市的水是未经处理的。此外，供水系统老旧，管道漏水–所有这些现在可能都有影响，但以前没有人想到，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第聂伯”出版社的一名员工说:

“霍乱源自阿斯特拉罕大量鱼类的死亡，鱼类的腐烂和腐化。其也许有其他来自国外的人参与其中”。

城市里的情况：

敖德萨市的情况是正常的，然而，某些人们担心蔬菜短缺，对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的恶劣状况感到不满，以及反阿拉伯情绪，这与阿拉伯人带来疾病的可能性有关。

在敖德萨，霍乱弧菌从埃及经海路来到该市的说法正在流行。一种假设是，这是一名从埃及执行任务后返回的苏联军队教官带来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恰恰相反，来苏联学习的埃及军人应该负责。克格勃表示，在这种背景下，反阿拉伯的情绪在城市中不断增长。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件事让我很气愤，那就是我们的医学报纸和普通文学作品竟然说，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可能有瘟疫和霍乱这样的疾病。没有采取预防肠道疾病的措施，也没有进行监测。然而现在，事实证明，正如他们已经写过的那样，我们有极其多的肠道疾病。那么，逻辑在哪里呢？而这种无稽之谈何时才能结束？” – 基辅航空厂的工人M.抱怨说有错误的信息。

也有一些人倾向于怀疑外国秘密机构。“也许有其他来自国外的人参与其中”，“第聂伯”出版社的一名员工认为。

8 月 12 日

又有两人死亡，均在刻赤。白天，接触者人数创下了记录—1520 人。

1979年8月2日，在敖德萨的列宁区发现了一份打印传单，内容如下：

“法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致全体公民。所有居住在敖德萨市的公民以及游客和外国人颁布了一条法令，要求其不要惊慌，保持冷静。不服从和违抗最高苏维埃的行为，将不会被姑息。如果你不服从，不听话，你将被当场枪毙。同志们，不要喝生水，不要在海里洗澡，不要去公共场所，不要吃没洗过的蔬菜、水果，吃饭前要很认真地洗手，等等，等等，这些你们已经知道了。同志们，不要被任何挑衅所迷惑，要勇敢和热爱自由，不要急着去死。你最好受点苦，就像你的祖先曾经受苦一样。要勇气，同志们，祖国不会忘记你们。来吧，同志们，让我们走向死亡，这将使你们从许多痛苦中解脱出来。每个人，每个人，每个人。同志们，如果你们有霍乱的迹象，就躺在床上，安然死去，因为霍乱是不治之症/IO感叹号（就是！）/。

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位领导人的名字/”。

/保持了文本的拼写/

在敖德萨，他们发现了一张打字的流氓传单，上面写着勃列日涅夫的名字，敦促市民不要惊慌：“同志们，要勇敢，热爱自由，不要急着去死。你最好受点苦，就像你的祖先曾经受苦一样。”而如果有病征，作者建议去睡觉，“安然死去”，“因为霍乱是不治之症”。

基辅有传言：

霍乱是外国人带进来的；

流行病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行为”；

在敖德萨，每天约有 300 人死于霍乱；

基辅也有人死于疾病。

克格勃指责西方电台“煽动不良情绪”：“有从警戒线外对恐慌谣言传播施加影响的尝试。”

8月13日

倾盆大雨加剧了敖德萨居民的痛苦：雨水淹没了 97 所房屋，并淹没了下水道系统，这可能会加速霍乱的蔓延。在捷尔诺波尔车站广场，50 岁的弗拉基米尔·帕莱茨被拘留。他喝醉了，大喊是“莫斯科人”把霍乱带到了敖德萨。对他提起了刑事诉讼。

信件和逃亡

在敖德萨和刻赤（仅敖德萨就有大约 30 万人）受疫情波及的数十万度假者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回了家：根本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供他们使用。其余的直到隔离解除前都无限期地停摆了。也有人试图冒着危险和风险冲破警戒线。

8月14日

敖德萨又有一人死亡，使乌克兰的霍乱受害者总数达到10人。

克格勃检查并扣下了“含有恐慌信息”的信件。“托利克。克里米亚周围的霍乱区已经封闭。周围都是恐慌和混乱。隔离期达75天。我无法思考任何事情，我无法写作。为我们祈祷吧……”—这是一封截获的从塞瓦斯托波尔发往基辅的信件所提到的。

基辅一位外国妇女写往法国的信：“这次旅行太糟糕了。莫斯科之后，我们去了敖德萨。这是一个可怕的城市，但48 小时后我们被告知要紧急收拾行李，因为该市正在流行霍乱，如果我们当天晚上不离开，城市就会被封闭。我们被送往基辅。我忘了告诉你，离开时状况是可怕的。人们争先恐后地拥上火车，一片恐慌，每个人都害怕自己无法离开。尽管我们已经预订了座位，但我们在火车上还是站着或者坐在地板上。我一夜都没合眼。”

克格勃特别关注外国人的通信。在克格勃的一份报告中暗示，安全部门正在调查这种流行病是否是敌人破坏的结果：“正在调查苏联公民与曾去过有疫情的地区的外国人的接触，外国人的行动路线，他们的可疑行为和对供水、污水系统和废水处理设施的可能的兴趣”。

8月15日

刻赤报告了两例新的霍乱死亡者（一天后发现一个人确实死于其它原因），敖德萨有一例。

П.波利斯丘克（П. Полищук）是基辅地区白教堂（城市）的电容器厂的车工，由于批评国家领导层并怀疑外国人与疫情有关而引起克格勃官员的注意。他说，苏联帮助外国“朋友”（显然是亚洲和非洲的亲苏政权）但自己却得到好处，作为回报，他们“给我们带来了科罗拉多马铃薯甲虫和霍乱”。

8 月 16 日

在邮局截获了一封信，作者在信中讲述了他是如何离开敖德萨前往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乌克兰西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的首府）的：“斯拉瓦开车没有休息，路上到处都是障碍物，但斯拉瓦不择手段地绕过了它们。即使在切尔诺夫策也有这种疾病的病例。所有港口城市都已经封闭。”

涉及违反防疫规定的信息已移交给警方。

收到了来自切尔尼戈夫的意外消息。在那里，通过“业务手段”（很可能是通过密探或者线人），契卡得知一群老年女信徒向当地（切尔尼戈夫和苏梅地区）主教弗拉基米尔提议在城市周围组织一次绕城十字架游行—以防止霍乱肆虐。
关于宗教游行的报告。

8 月 17 日

三人死于霍乱：在敖德萨、刻赤和外喀尔巴阡地区斯瓦利亚瓦。

在捷尔诺波尔地区的巴什基夫齐村，80 岁的安娜·亚列姆丘克告诉村民，她家中的一幅圣像显灵了(Обновление икон)。8月14日，约70名邻村信徒来到该女子家。“……在场的一些人将圣像的‘显灵’和胃肠道疾病的爆发解释为本国政治制度发生变化的预兆。同时，他们指出，此类事件曾发生在二战前夕（1939年夏），并因此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变化，“现在就是这样，”国家安全官员报告说。

区委员会（KGB）的工作人员来到村里，没收了圣像。

在敖德萨地区，居民通过帮助那些想破坏隔离制度的人来赚钱。科沙里村居民通过米哈伊洛夫用船把这些人运过提利
古尔河口到邻近的尼古拉耶夫地区赚取钱财。当地有汽车的居民在不受管制的乡村道路上载人。

基希讷乌防空部队的两名军人无法从敖德萨返回部队。一个向导—也不是免费的—带领他们步行，绕过检查站。克格勃指出，该地区缺少巡逻的军事人员、运送病人住院的交通工具和病床：“8 月 14 日，收到 449 份住院申请，268份得到满足，8 月 15 日， 345 份申请中有245份得到满足。”

文件内容：

为在东部地区执行隔离任务，在从西恰夫卡车站到布拉戈达特涅村长度为52公里的路段分配了178名士兵，考虑到执勤轮班和崎岖地形，这显然是不够的。

有证据表明腹泻和接触者不能及时入院。

总部消毒组每天有30-37辆专用车，但需要70-80辆。

缺乏运输工具导致肠炎患者入院时间过晚，他们要等上24小时，有时还要等上几天/霍乱患者在2小时内就住院了/。
因此，8 月 1 日至 4 日，共收到449份住院申请， 268 份得到满足，8 月 15 日，在 345 份申请中， 245 份得到满足。
为了让接触性疾病和腹泻患者及时住院治疗

为使接触性疾病和腹泻患者及时住院治疗，需要在8月15日现有床位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备用床位，但不得少于700-900张。

一些想要离开隔离区的人利用货运列车的开放区域擅自离开当地。

“没有战争，但胜似战争。” 抗议和抱怨

对外国人涉嫌带来霍乱的指责被对当局疫情应对乏力的批评所取代。那些滞留在隔离区，等了两个星期都没排上队进行医学观察的游客尤为愤怒。数百名心怀不满的人涌向党的机关办公楼。

8月18日

敖德萨新增四名霍乱死亡者。

克格勃官员在报告中称，流行病的爆发是由于敖德萨不卫生的条件和卫生系统的脆弱导致的。医疗系统由医护人员们领导。

“这种疾病表明，卫生和传染病学部门没有为传染病做好准备，不能与之有效地斗争。这是由于这些服务单位的法律地位低下。”—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第二医院外科医生Ю.皮利彭科说。

“试想一下，如果敌人在可能的战争中使用霍乱型细菌，会发生什么情况。人们和医生完全没有准备，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霍乱，也不知道如何防治霍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中继设备厂的员工M.亚诺夫斯基说。

8月19日

敖德萨又有两人死亡。这一传染病已经造成20人死亡。因为检疫而滞留在敖德萨的度假者们提出去找党委，要求把他们送回家。“8月18日，有多达160人试图前往市委大楼，其中大部分是妇女”。

8月21日

因隔离不能回家的游客再次“造反”。这次是在刻赤。8月20日，300人聚集在奥尔忠尼启则执行委员会大楼，要求将他们安置在观察设施或对其进行居家观察。

文件内容

据克格勃克里米亚地区总局称，8月20日，约300名来自其他城市的人聚集在刻赤市奥尔忠尼启则区执行委员会大楼内，他们要求立即将他们安置在观察设施或离开城市，进行居家观察。

对收集到的问题，已向他们做出了适当的解释。

一些人打算在8月21日再次集会，向市委或共产党执行委员会提出同样的诉求。

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防止可能出现的过度行为。

8月22日

四名身份不明的男子从刻赤海峡岸边的一家寄宿公寓偷走了一艘双人船。他们越过海峡逃离了隔离区—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发现了这艘船。刻赤当局要求提供更多的军队和设备，以防止偷逃。

“我正在排队等候隔离，但可能要在9月才能结束，因为带着孩子母亲和残疾人优先，甚至可以走后门（по блату，俄语俚语，意思等于绕过规则，走后门）。我必须告诉你，在这个城市毫无组织。地方领导人担心如何保住他们的职位，所以他们才会做一些让人不得安宁的蠢事。我会把这一切详细地写给中央委员会。让他们对这些无能的组织者，即所谓的城市主人采取措施。”某位维克多在一封自敖德萨寄给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居民库塔科夫的信中愤慨地说。
疫情过去，谣言依旧。

1970年8月底，敖德萨和刻赤街道上的检疫和清洁工作以及用抗生素四环素进行的大规模预防工作取得了成果：传染病开始消退。

8月24日

克格勃在最新报告中对疫情进行了统计：自8月3日以来，乌克兰共有221人确诊患有霍乱，其中20人死亡。同时，历史学家德米特里·乌苏援引卫生防疫站（СЭС）的文件以及当年夏天在敖德萨一家传染病医院工作的一名医生的说法，声称仅在敖德萨州就有20人死亡。

共有3,403名接触者和62名带菌者被隔离。敖德萨有8.7万人接受观察，刻赤有9,200人。在敖德萨有43,700人正在接受观察，在刻赤有5,400人。

特别通报

在1970年8月22日上午8点到1970年8月24日上午8点的两天时间里，在共和国境内共发现23名有霍乱临床症状者，其中17人细菌学确诊，其中敖德萨4人，刻赤8人，赫尔松1人，切尔卡瑟乌曼地区—4人。290名接触者被隔离。

自 1970 年 8 月 3 日以来，共和国总计有 305 人因出现霍乱临床症状住院，其中 221 人经细菌学确诊。20 人死亡，其中包括：敖德萨 – 12、刻赤 – 6、切尔卡瑟 -1、外喀尔巴阡斯瓦利亚瓦地区– 4， 3408名接触者和 61名霍乱弧菌携带者被隔离。接受观察的人：敖德萨—87000人，刻赤—9200人。

通过观察：敖德萨 – 48700人，在刻赤 – 5400人。

观察通过离开：敖德萨- 38600人，刻赤 – 3600人。

在刻赤，来自莫斯科的 36 岁教师柳德米拉·阿维扬诺娃就观察的延迟向苏联卫生部写了一份投诉，并在其下附上了收集的签名。执行委员会主席与她进行了一次 “谈话”，探讨如何不再犯：“阿维扬诺娃说，她这样做是为了尽快离开这座城市，并在投诉下收集了75个签名。她进行了自我批评，并保证她将来不会再犯。阿维扬诺娃已被警告。”

8月25日

在奥尔忠尼启则区执行委员会的大楼前，来自其他城市的公民再度聚集—已经超过了一千人。人们对疏散委员会成员、莫斯科工程师尤里·艾赫瓦尔德（供职于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涉嫌滥发观察推荐信的问题”感到愤怒。艾赫瓦尔德受到威胁，民警将他从不满的人群中带离。

在刻赤的一所寄宿学校，780名接受观察的人在得知一名工作人员被确诊携带霍乱弧菌后拒绝进食。当地党的领导层不得不安抚抗议者。

8 月 26 日

已经有一周没有新的受害者了。尽管如此，关于疫情规模前所未有的谣言仍在继续流传。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扎雷奇村的居民巴赫马特告诉朋友，敖德萨仅三天就有600人死亡。

克格勃在敖德萨找到了8 月 12 日上报的“勃列日涅夫签署”的煽动性传单的作者，原来是 16 岁的中学生尤里·鲁德涅夫。他在一家皮革制衣厂兼职，看到企业总机工办公室里有一台打字机，就决定这样玩一玩。“契卡”与这名少年及其父母进行了预防性谈话。

今年8月12日，467/ф报告提及一张打印机打印的关于敖德萨列宁区的霍乱爆发的挑衅性传单。传单的作者被找到了：
鲁德耶夫·尤里·根纳季耶维奇，1954年出生，敖德萨第101中学10年级学生，临时在皮革制衣厂任机械师。

尤里·鲁迪耶夫承认制作了传单，并称自己因考虑不周才打印，他可以畅通无阻地接触到服装厂总机工办公室的打字机。其否认受人教唆。

其父亲鲁德涅夫·杰尼亚季·梅克斯莫维奇，生于1928年，苏共党员，“沃诺霍塔”（“Военохота”）工厂厂长，其母亲鲁德尼扎·丽娜·鲍里索夫娜，生于1926年，皮革制衣厂的技术工程师，被告知他们对其子遭到的指控负有责任。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8月27日

“在列宁格勒、里加，人们说敖德萨被铁丝网包围，街道上成堆的尸体，健康的人穿着连体防护服，戴着口罩走路……整个敖德萨都被军队和警察包围，”敖德萨的A. 马里欣在给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居民A.克雷缅科信中写道“……一家集体农庄主席开着车去敖德萨的地区执行委员会，军方告诉他行，他命令他的司机开过去，军方下令开火，士兵想朝汽车的轮子开枪，击中了主席并杀死了他。”

在基辅“维塞尔卡”出版社的员工中流传着一个阴谋论：国家没有足够的食物，因此当局发明了一种传染病，以减少向城市输送的食物。

9月5日

到9月初，霍乱已经完全从当前的议程中消失了：克格勃在报告中只引用了信件和谈话中的个别节选。

国家安全委员会地区分部和内务部地区分部的工作人员前往事件现场。

收到的与该国霍乱病例有关的数据。

目前尚未发现霍乱病例。

有人在散布各种关于传染性肠道疾病的谣言。

利沃夫州旧桑博尔的佩鲁茨卡娅·朱莉娅告诉美国人索尔加尼克·博格丹：
“尤济克让我再写些东西，但我不能在这里（信中）写，因为在俄罗斯、克里米亚和敖德萨有可怕的霍乱和瘟疫，我不知道还有什么。”

利沃夫的皮德盖纳Г.П.给阿根廷的格里查诺伊·玛丽亚写信：

“我们的克里米亚在流行霍乱和鼠疫，所以到处都在隔离。世上还未曾见过如现在这般的事情”。

利沃夫州德罗霍贝奇的派纳 M.告诉民主德国（ФРГ）博德纳尔·弗拉基米尔：

“外喀尔巴阡有很多人得了斑疹伤寒，所以那里的东西不能运到我们这里来卖，避免我们被感染。

另外，在敖德萨，有一种非常变态的疾病，一个人在三天内就会死亡。它叫霍乱。”

一个不知名的人从法国给基辅居民博日科·娜杰日达写信：

“我们这里的广播和电视都在喊，在苏联，他们已经封锁了很多城市，不允许人们进出，包括基辅。他们说有很多人得了霍乱。’

9月4日，敖德萨的一家报纸首次在报道中使用了传染病的真名。但随后从克里米亚传来又一个受害者也是第21个受害者的消息。63岁的叶夫根尼·亚特耶维奇是莫斯科人，来普兰斯耶（现在的科克泰贝尔）度假。9月2日，该男子发病，晚上被送往费奥多西亚医院，第二天早上死亡。医生最初诊断为心脏病发作，但测试结果显示是霍乱。

隔离区尚未解除封锁，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说8月份有几个人从克里米亚逃出。例如，刻赤修船厂的工人泽列涅茨基、切列帕欣和察里科夫穿着商船水手的制服，潜入渡口，试图乘坐渡轮驶往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卡夫卡兹港。没有成功—他们被拘留，检察院启动了刑事诉讼程序。

9月8日

在刻赤乳品厂的奶油和酸奶样品中检出了霍乱弧菌。该工厂被关闭进行消毒，产品也从商店下架。此后，克格勃的报告中再没有提过霍乱。9月16日，敖德萨的隔离正式取消。很快，刻赤就恢复了正常的生活节奏。

至此，克格勃关于敖德萨霍乱的报告就结束了。虽然没有多少人看，但是这些报告值得一看，因为很多事情都似曾相识，在过去的2年里，大家也经历了很多。另一方面，苏联对传染病的反应和行动能力颇为出色，无论是1960年的莫斯科天花危机还是1970年的敖德萨霍乱，克格勃和内务部都进行了深度介入，既要进行流调等传染病防治工作，也要提防外部势力，维持社会秩序。同时，苏联一如既往进行了严格的保密工作，这也是苏联传染病防治的常态，敖德萨霍乱规模大，所以留下了较为清晰的文字记录，而很多小规模的人、畜传染病爆发事件悄无声息地就平息了，只留在亲身经历者的口口相传之中。总而言之，虽然苏联的传染病防治这个话题很冷门，但深入了解之后，却别有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