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月同天|百年前，那些在成都打工的日本人
撰文|季札 蔡兰
115年前，也就是1905年。
那时候的成都并没有开埠，但外国商人的商店也十分多。其实很简单，成都人和老外都很活络，“……诸店，皆借中国人之名义。”
当时，青羊宫附近小饭店，成都男女分棚饮食。或因这风俗之于国人司空见惯，所以并不见记载。而也从日本人的游记中，我们才得知。
表面上看来，中日之间的交流是双向的——1905年，蒲殿俊被官费选送日本东京梅谦法政大学留学。三年后他回到成都，开始从政。
而这一年的三月，日本人山川早水也来到成都，开始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四川生涯。
但谁都清楚，这种“双向”之于普罗大众是不存在的。
▲停在望江楼外当时四川总督锡良的船只。By 山川早水
那个时代，两地之间的跋涉堪称史诗级。
今天，成都到大阪的直航航班不过耗时四小时余。
但当时，日本来一次成都，艰辛程度不亚于杜甫。
以山川早水为例，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他从神户出发，3月22日和同行草野金松，以及双流县人陈瑄（字心尧）在上海见面。
当时他受聘成为四川高等学堂（四川大学的前身之一）的日语教师。
到了宜昌之后，去成都有两种选择，都是水陆并进，但各有取舍。一是从宜昌乘船到万县水路868里，大约14天，然后走陆路1307里到成都（17天）——这个路程一共是31天；还有一种，直接坐船到重庆，1598里逆航，一共要30天，然后再选择陆路1000里，12天到成都。这样要42天。
他们选择的前者。
单身人士一般选择搭乘大船，较为便宜方便。所谓大船，就是指装载量为15万至20万斤的船。他们包了小船，在宜昌万县之间通常价格为银子50两，宜昌重庆之间在一百两左右。
日本人为什么要来成都？这个问题，窃以为是西化之后的日本的必然选择——他们想要更多了解、涉身这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而中国人，也想从这个新崛起的邻居学到新东西。
以山川早水为例，他不过是一位普通的日文教师，但举止动静，颇为得法。
他对范成大的《吴船录》和陆游的《入蜀记》非常熟悉，经常对照此前700多年的风物。
中国人自己编撰的《巫山县乡土志》搞乱了巫山十二峰的位置，一度让人以为其分列江两岸——其实十二峰皆在江北。山川早水也是这样记载的。
日本人眼中的成都，比上海更好。
1905年，属于成都管辖的有11个府，同一知府；成都直辖九州，五十七个土司。
在成都城内排名第一的东大街，足有十七八米之宽。“与不能两条并行的上海城区街道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全城划为三处，东为华阳县志，南门一带为界，中为成都府，其他为满城。
▲1904年天长节，在成都关帝庙聚会的日本人，一共13人，内缺两人。
当时在成都的外国人国籍为英、德、美、法和日本等。除日本外，男女共计100多人，其中法国人最多，英美德次之。如德国，听说除领事之外，只有一两个人。就其职业而言，除英法德的领事各一人之外，英国学堂教习一人，其他皆属商人。
▲德国驻成都领事魏司所摄的成都街景，时间约是1904年。
法国也有学堂教习若干人，其他大部分是传教士，德国只有机器局工程师二人。英国、美国也有学堂教习若干人，其他也属于传教士兼医生。日本人观察到，除了按规定年限侨居者外，这些西方人好像大部分都准备永久定居，携带妻子且具有宽大的房屋。
“与日本人屈指数归期大有不同”，山川早水感叹。
▲成都武备学堂合影。中为西原廉之助，其右为太田资事，其左宫崎喜代松。
清代最早在四川考察的日本人是竹添进二郎，他在1876年对四川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著有《栈云峡雨日记》。
1892年，安东不二郎的《中国漫游实记》也对四川有一定的记载。
但仅就业而言，是从1903年11月开始。当时，四川武备学堂设立教习之位，日本侨民最先来到成都，其中武官松浦宽威、皆川季孝、宫崎喜代松和田村田四，都是这一批来的成都。
相对来说，西洋人在成都是作为“明显”的外国人，外加有某种限制，比如在旅行时禁止测量山岳，禁止出入矿井所在地之类的事情。而之于日本人，相对更宽松。
侨居成都的日本人，总的来说其职业都是教习，如详细分类，可分为学堂教习与工艺教习两类。
工艺方面又分为两类，制革公司石塚丰次郎等一批人与官报书局的今村辰等三人。
官报书局，也就是印刷局，每个省都有一个，兼作书籍出版与印刷。今村及另外两人是作为印刷局的活版、铸制、钢板等技师，1905年2月被聘请来蓉。
石塚丰次郎最初在重庆经商，成都设立劝工局被评为干事招聘。同时又从日本招收制革师两人，泥金画师一名，金工一名，一名共四米，1904年12月末抵达成都。
石塚丰次郎与日本技工、中国的职工共事约一年，此后，这方面的日本人减少到只有石塚丰次郎与制革师小西织之助两人。
劝工局总办沈秉堃和石塚丰次郎重新商议，另外建立了一个公司，和劝工局脱离关系。沈秉堃任总办，石塚丰次郎总经理，小西织之助是总工程师。
这个公司以十万两的资金开设，其主要营业项目为制造四川军用皮革以及一般常用皮革，还设计毛毯针织，其主要目的是供军用，其中一部分材料是用日本或者是西洋的。作为主要材料的牛皮或者羊皮，全部使用四川土产。
羚羊产于四川省内西部山中，其皮毛可做铺垫，皮革尤为适合做鞋。公司成立时的总督锡良和与沈总办，后来都转任云南。所以，这桩生意，后来日本人认为很难继续下去。
学堂方面是1903年所招聘的日本人，第一批就是武备学堂的松浦宽威一行。后来，各类学堂的建立陆续聘用了日本人，1906年还请来了两名女教员。根据1906年5月调调查事项，各学堂的教习人数记录在案。
共计16名，含帝国大学毕业生4名，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6名。
一般而言，日本的女子很少有远涉重洋者，但亦深入四川。当时，四川的女子教育仅有两所相当于日本高等小学程度的女子学校：一是成都的淑行女塾，一是泸州的泸州女学堂。淑行女塾是成都的有志者共同创立的，有学生三十人左右。当初高等学堂池永氏的妻子做那里的教员，后因故辞职。她辞职后不久，学校就关闭了。1906年春，该校从东京招聘了加藤峰、今野八重两位女教员，学校重新开课。泸州女学堂也在淑行前后招聘了一名女教师。
穿着方面，在重庆不同职业的日本人一般穿不同的中国服装，而在成都，除妇女外，日本人都穿西装。
但城内无一家西装裁缝店，无一家西装洗衣店（以前城内有一家日本人开的洗衣店，因某种原因那个日本人归国了）。如衬衫、衬衫领可以送到重庆去洗（编者注：我去……），但往返要一个多月，远水解不了近渴。像衬衣之类，有时有幸可以顺便托人由日本或上海一带寄来，可是往往要等到本人已经忘了你有包裹寄来时才收到实物。如果给日本发普通邮件，东西寄到，往返至少也要花六十天以上。如果是包裹自发出之日起要经三个月之久。正因如此，平常在室内多着和服，一定不要把西装弄脏。
可想而知，身居中国内地者有多少人感到不便。
居住方面，教习除携带家属者以外全都住在学堂。学堂建筑既有西式也有中国式。两室甚至五室，而且提供桌椅之类的家具，因此居住方面并不感到不便。如果想在城内租房，一个月至少也要三十两租金，要租中等以上的房屋，必须要交一百两以上的押金。
与生活物价低廉相反，租房价格高得惊人。因为成都城内的宅地有限，除了现有的老房子以外，很难再盖新房（编者注：大清并没有开发房地产）。故旅游者临时停留时只有投宿客栈，柴米油盐费合计每月十元左右就够了。
食物方面，现以住学堂的人在学堂食堂吃饭为例。一日三餐，每餐三四个菜，每月大概四五两银子左右。当然，“要能忍受纯粹的中国菜”。
如果自己做一些简单的日本菜或者西洋菜的话，材料除海鲜外，一般都可以配得齐。但像日本酱油、日本豆酱、干松鱼等成都买不到的东西，要依靠重庆太和洋行。然而等拿到实物需一个多月的时间，有时脱销，一瓶酱油也买不到。如果酒也在太和洋行订货的话，可以买到日本的丹酿酒。
▲丹酿酒是日本著名的清酒，产于伊丹。这是成都后来的伊势丹百货。
洋酒类，如日本麦酒以及葡萄酒、香槟、威士忌等城内洋货店都有。在我侨居期间，日本麦酒卖到一瓶一元（银元）的高价，大约相当于上海的两倍，本国的四倍。其他如罐头类、西洋糕点等一般的东西，无一不全。其价格如果考虑到搬运的成本，决不算贵。衣食住三者中最为方便的就是食品。
当然最难的是和本国日本的通信，这里本篇我们就暂时不说了。
分散居住在各条街上的日本人相互都有往来。离得近的每天来往，离得较远的每周来往一次或者两三次。在一成不变的话题中，忘记了故乡的遥远。山川早水入城前特地在市内租借一屋。虽然那里有日本俱乐部，但那是以前所设，撤销之后再没恢复。
▲二十多年来，在成都商界大放异彩的伊藤掌门三枝富博。
祝贺、迎送同胞，或者有时也举行宴会，一般都在城内的骆公祠、西来寺、满城内的关帝庙或者南门外的望江楼举行。这些地方在成都有公园或准公园之称，中国人多把它当做聚会场所，其中山川早水去的最多的地方除了骆公祠、望江楼外，还对亭榭园池感兴趣。
日侨聚餐是他们最快乐的事。各自拿手的绝技、新学到的流行歌曲，这时都毫无保留展示出来。新来的人按照惯例必须演一个节目，以定结社之仪，这是一条天真浪漫的规矩。
侨居中最为恐怖的是疾病。
成都没有像云南、贵州一带那种毒气性强的瘴气，也没有像上海那种特有的地方病，然而是肺病多发的地方，很容易受到感染。
即或患其他病，因缺医少药也得不到完全的治疗。日本人认为，中国的世袭儒医不适合菜食人种。虽成都有肯莱特与基尔波恩二位西医，但如果体质不习惯西药，除非华佗、扁鹊在世，否则我们不能完全保住性命。
去重庆虽然有比较近的医院，走水路要五天以上，走陆路要十天以上，这样带着生病的身躯还要长途跋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病无灾之日既不想医生，也不想药，然而一旦身体不适，谈笑情绪骤变，那就是濒临死亡。
今有一日本人入城后，不到一个月就身染内疾，照例住进了传教士医院，但仍不见好，临床半载，最后辞职，带着药回国了。又如某人贻误了治疗，直至病情恶化才回国，不久病逝。如果身居如此遥远偏僻的地方，普通的病应自己可以治疗，平时应备有药典、部分药品、一只体温表，以防病于未然，若有此种思想准备，不至于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山川早水回忆，当时在顺庆（南充）师范学堂当教习的一位日本教员，不幸染痢疾去世，当时南充全境没有一个日本人——讣告传到重庆后，侨居的日本人专门出差，火化之后带回他的骨灰。
日本在成都经商，其实颇有自省精神。
山川早水写到，“我国（日本）的商品从前曾有各种杂货品，出入成都，因价格比较低廉，畅销一时。但因品质问题，有时会当即遭到中国人的排斥。当然，并非完全灭寂，如名古屋生产的座钟大阪的阳伞还保持相当的势力。也不是因为质量好，而是因为考验他们的使用受命的机会少。若问这是什么意思？钟表主要用于装饰阳伞，多用于周日品质的好坏，他们还没来得及深究。如果晴天，雨天都带遮阳伞，如果把中作为报时器随身携带。那结果就很难说了，不知能否能维持今日的声誉。现在举一个我们日本人供供给中国人劣质商品的实力。四川某县的一个学堂由东京购入博物标本。上面还标有“运往中国不良品”之笺。后来，一位日本侨民揭发，我在这里再次提起以戒后人。”
1902-1903之交，一艘德国炮舰在长江的牛肝马肺峡沉没。前文提到的成都制革公司的石塚丰次郎在船上，小船救人的时候，以为是中国人，就没有理他。石塚用英语喊“我是日本人”，才得救。
但山川早水说，石塚每念及被认为是中国人就“见死不救”的场景，就暗自悲伤。
作为四川高等学堂的日文教师，山川早水曾拜会过总督锡良。
他回忆说，和后来接触到的其他官员的会客室相比，锡良的会客厅是“最简朴的”。
在四川境内，我们查了一下，他拜会官员时，基本上只有顺庆府以“不敢当”而婉拒。
这种待遇，其实也是很高的。
原因之一，日本当时已是强国，其国民已在国际社会得到平等地位，之于当时的清国，也进入了“洋人”层面。
明治初年，日本改革国内体制，正式进入国际社会。他们生逢其时，当时英国迎来了格莱斯顿和迪斯累利等著名首相，迎来空前繁荣，但苦于驯服爱尔兰。美国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忙于整顿国内。俄国通过克里米亚战争，重提受挫的南下计划，忙于扶持巴尔干地区的亲俄势力。法国在普法战争中被战败，一蹶不振。德国和意大利在完成内部统一，德国为1871年，意大利为1870年，没有力量顾及东方，所以说日本在没有外国大规模干涉的情况下，顺利实现了推翻幕府，进入现代国家。
但我们认为，如果仅从“幸运”的角度来理解日本的崛起，肯定也不对的。
▲1868年，胜海舟正式将江户城移交给新政府军，标志着德川幕府三百年天下的终结。此即日本史上著名的“江户无血开城”。
日本带有批判地接受中国文化，比如宫廷制度拒绝接受宦官，最晚进入科举圈但最早退出，都值得思考。
经过唐末五代的骚乱之后，中国文化在日本看来已经衰败了，而他们已经从文化的接纳者变成了输出者。尤其是佛教，日本从唐朝吸收并积极消化，取得了很大发展。例如，源信曾经将自著的《往生要集》托宋朝商人送给天台山，他所赠之书中还包括了自己已故老师良源的《观音赞》和庆滋保胤的《十六相赞》，《日本往生传》、源为宪的《法华经赋》等。据说《往生要集》在宋朝深受遵崇。还有一次，宋朝的天台山僧人送去了《法华经珠指》等7卷经书，同时要求得到在中国国内失传的几卷经文。日本人给了他们，然后看了这些来自中国的新书，觉得过于肤浅，就将其毁掉了。
坂本太郎曾认为，二战时，日本一再期待的天佑，始终没有出现。但到了战后，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天佑”。当今社会的规律就是：只有那些不抱有过分奢望，而各自忠实于自己本分的人，才能得到上天授予的运气。
我们觉得，这也是成都人、中国人要的“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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