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上海“怪西人案”

来源: 设计场

1931年6月15日上午7时45分，上海公共租界内的四川路235号4号室，传来一阵急促敲门声。巡捕们闯进房间，喝令房间内男子出示护照。

这位男主人自称牛兰（Hilaire Noulens），拿出自己的比利时护照。但巡捕们接过护照，马上指责他身份不符，以护照有“伪”为由将其拘捕。

巡捕们从西洋男子身上搜出二十七把钥匙，又从屋内搜查出大量的文件，其中有许多写给Noulens的信件，但所有寄信人姓名都被涂抹。

当天上午10点，巡捕们赶到南京路49号Central  Arcade大楼，向物业管理人员要来了C字30号房间钥匙，然后与牛兰身上的二十七把钥匙逐一对比，确认牛兰拥有C字30号房间钥匙。

巡捕们检查大楼物业的客户租赁登记册，查得C字30号房间是一位自称Alison（中译名：爱立生）的人从美国二房东手里转租来的。

开门搜查，巡捕们发现了三个保险柜，第一、第二个保险柜保存着“泛太平洋产业工会”秘书处在菲律宾、日本、印度等地的机密活动资料，第三个保险柜保存有各国共产党的各种报告材料，还有几个装着各种货币的信封。

笔迹比对，巡捕断定：爱立生和牛兰为同一人！

巡捕们又发现一张法文便条，内容是：“今天下午2点半再会。”于是巡捕们在屋内守候。

下午2点半果然等来一个人，用钥匙开门进来。

进门的是一位高雅的西洋女士，看到巡捕们，她嘴里嘟囔着法语，像是解释说自己“走错了房间”，转身要走。

当年混迹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包打听们，全是上海滩上的人精（人渣？），个个奸诈狡猾无比，见多识广，身怀绝技，语言能力超强。

一位巡捕马上用法语追问：“既然您说是走错了房间，就表明您不是这个房间的主人。那请您解释一下：您怎么会有此房间的钥匙？”

女士说：不清楚。但她一再声称自己是法国人。

巡捕说：“您是法国人？我们可以陪您到法租界的法国领事馆去确认一下，以便消除误会。”

洋女士又连忙改口说自己是比利时人。

巡捕们就以女士谎言不绝为借口，要进行搜身。他们逼她主动打开手提包，发现一张留有地址的收据票根。

巡捕们立刻按地址赶到沪西愚园路宏业花园74号，发现此处正是该女士的住处。巡捕房将该女士拘留盘问，最后弄清楚她就是牛兰夫人，使用的名字是汪德利曾，沪西愚园路宏业花园74号是他们夫妇的又一处住所。

牛兰夫妇

巡捕房根据已查到的牛兰持有的文件和二十七把钥匙，清查了其他六处地址，缴获了大量文件物品，包括各国共产党和红色工会的报告、请示文件和支付各个工会的资金明细账。

牛兰持有的银行账本，是以不同中国人名义在多家银行建立的账号，共有四万七千五百美元。

《永远的总理（二十一） 周恩来遇到的生命危险之十》中写道：

周恩来让“胖子”找来潘汉年，让潘立即拿一个存有5万银元（设计场：当时在上海，一块银元可以请客两份西菜套餐）的银行存折……

当时一美元可以兑换4枚银元，我们能知道四万七千美元的购买力。设计场也明白了为什么潘汉年那时可以随手拿出存有5万银元的银行存折。

查获牛兰持有伪造英国护照一本，伪造比利时护照两本。其中一本比利时护照的名字就是牛兰。

巡捕房根据查获的文件和电报，破获了部分无线电报密码。比如，破译了牛兰与日本共产党收发秘密电报的密码，据此破解了许多牛兰与日本联系的文件内容。此外，还查获一本以德文书籍为密码的解码手册。

从破获的文件中，巡捕们发现牛兰有三个助手，等查到他们身份时，发现他们都已不知所踪。

人们一定感到奇怪，牛兰这么重要的一个秘密机构怎么如此轻易地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破获？

原来，半个月前，1931年6月1日，英属新加坡警局以违反护照法为由逮捕了一个自称为Joseph  Doorooz的法国籍人士。他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信使。

警方早就监视了Joseph Doorooz 的行踪，并知道他另一个名字是Serge  Lefrano。

1931年2月，Lefrano从西伯利亚来到上海，有与他人广泛接触的记录。4月，Lefrano离开上海到新加坡参与红色工会及马来西亚共产党组织工作。全过程没有逃脱总部在新加坡的远东英属殖民地警察的暗中监视。

Lefrago被捕后，警方通过检查他所持物品文件，发现了一个在上海接头用的信箱号码“邮政信箱205号，海伦诺尔”。

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当即将这一情报通告给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巡捕房便根据这一线索，对205号信箱进行监视，发现此信箱的租用者是一个名叫“牛兰”的西方人。

进一步调查发现“牛兰”还用不同的假名在上海同时租用八个信箱。通过跟踪，查明“牛兰”住在四川路235号，同时在邻近的南京路49号C字30号房间还有一个秘密活动点。

于是就发生了6月15日那一幕剧情。

由于牛兰对自己的活动范围及与他人联络的情况始终缄口不言，警方最终未能摸清牛兰的真实身份及其他联系人的细节。

根据从牛兰处查获的文件，英国租界当局证实了不久前共产国际远东局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南方局”。

英国租界当局与港英政府当局联系。恰在牛兰被捕前几天，香港英国警察捕获了一名安南共产党人阮爱国，现得到确认，他就是南方局负责人。

阮爱国就是闻名世界的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

《派出中国军事顾问团 中国援越抗法战争（一）》中写道：

1890年5月19日，胡志明出生。1930年1月组建越南共产党，不久改名印度支那共产党。

同时，从牛兰处查获的文件中，发现了好几名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有联系的日本共产党员。英租界当局将材料转交给日本警方，日警也投入对日共产党员与正在日本工作的中共党人的追捕。

巡捕判断：牛兰是从事指导和联络远东共产主义运动重要人物，是共产国际间谍，是苏联间谍。

牛兰夫妇被捕后，坚称是比利时人，比利时人怎能替苏联和共产国际当间谍？

当年上海街谈巷议的百姓都感到十分惊奇，他们认为，爱祖国的人才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冒生命危险去当间谍。但一个比利时人，犯得着为苏联去卖命吗？

这个案子太奇了，这西洋人的动机也太怪了！

上海滩出现了新闻人物：怪西人！

“牛兰案”就叫“怪西人案”。

说牛兰是怪人，不仅因其行为、动机古怪，还因为他扑朔迷离的身份。

牛兰被捕后，面对巡捕的提审，坚称自己是比利时人，今年三十七岁，名叫“Vandwegruys”，上海住址是愚园路宏业花园74号，职业教师。

巡捕房马上就此事联络比利时当局。比利时驻沪总领事J. Van. Van Hauter马上对此进行调查。从比利时国内得到的资料表明，真正的比利时公民Vandwegruys夫妇此时仍在比利时，他们的护照在数年前丢失。

公民拿护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国8外遭遇不测时表明身份，进而得到本国政府的保护和帮助。牛兰拿护照却不是谋求签发国的保护，而是另有目的，这在当时的上海市民眼中，自然又很稀奇。

这是那时的人们孤陋寡闻，现代人看多了间谍小说、电影，也看了不少追捕罪犯的新闻，早就知道凡是持伪造护照或是他人护照的，大多是间谍，或者是杀人越货的重犯。

牛兰会说英语、德语、法语、比利时语，分别以商业会计师C. Alison、德语教师Hilaire Noulens 身份和工程师Marcel身份在不同场合出现，还有十几个别名，不同的名字对应不同的邮政信箱和多个电报挂号。

6月29日比利时驻沪总领事不承认牛兰具有比利时公民身份后，牛兰夫妇7月2日进行了绝食抗议。上海各界进步人士纷纷声援牛兰。

7月29日，设在公共租界的江苏省上海特区法院不为舆论所动，开庭审理“牛兰案”。

江苏省上海特区法院的前身就是上海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1927年中国人收回领事裁判权，会审公廨改为属于中国的上海特区法院，但采用的还是租界刑法。他们对“牛兰”的量刑还犹豫在驱逐出境或判处徒刑之间。

这时，发生了中共历史上最严重的领导人叛变事件。随着对他俩的审讯，“牛兰案”的进程被彻底改变了。

租界会审公廨

1931年，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为加强对蓬勃发展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指导，决定派去政治局常委张国焘等人。

《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与中共（一）》写道：

为促使张国焘能确实执行北上计划，而且考虑到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军力远较一方面军强得多，中共中央在7月12日通过了张闻天的提议，张国焘任中央军委总政委，取代周恩来成为军委的总负责人……

张国焘由中央特科顾顺章护送到达武汉。

《周恩来遇到的生命危险之九》写道：

顾顺章护送任务已经完成，应该返回上海。他借口搞交通线，滞留在汉口，用“魔术家化广奇”的艺名公开表演魔术，并在街头大贴广告。

顾顺章马上被捕。

国民党武汉行营侦缉处副处长蔡孟坚亲自审讯。

顾顺章向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提出三点要求：一，将他立即解往南京；二，要保密，在他到南京前，不要就他被捕的事向南京发电报；三，保障他的安全。

何成浚和蔡孟坚等，邀功心切，没有理睬顾顺章的要求，立即给徐恩增、陈立夫发报。

顾顺章

钱壮飞、胡底和李克农“龙潭三杰”为救中共中央而暴露自己。

《周恩来遇到的生命危险之九》写道：

30多年以后，1968年5月8日，周恩来还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说：“在1931年，顾顺章叛变，幸而有钱壮飞同志在中统徐恩曾处得讯最快，所以中央机关才得免遭破坏。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他们是在一起的，因此才派往中央苏区。后来，钱壮飞在长征中躲飞机时死去，胡底在与张国焘会合时被杀了……”

《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与中共（一）》写道：

这时，恰逢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来到方面军司令部，彭德怀当即决定“改派李克农随高福源去洛川”。

一个多月后，也就是牛兰被捕一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也被捕，旋即叛变。

《周恩来遇到的生命危险之十》写道：

顾顺章叛变后带领国民党特务抓了800多人，其中有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

钱壮飞

顾顺章与向忠发的相继叛变，使中共中央很难在上海立足，通往鄂豫皖根据地的路也被国民党军严密封锁，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全部秘密迁至江西瑞金，闽赣苏区就变成了中央苏区。

顾顺章供词中提到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其负责人是德国人，绰号“牛轧糖”。

向忠发的供词也有类似内容，他称：“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此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比利时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

“牛兰案”由租界巡捕房侦办，向忠发、顾顺章案由中统侦办，他们各忙各的，没有联系。

但后来“牛兰案”不但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还把欧洲许多国家牵涉进来，全世界为此议论纷纷。

这提醒了中统人员，他们把向忠发、顾顺章供词中的共产国际来人“牛轧糖”与“怪西人牛兰”联系起来，假定为同一人。

向忠发

沪淞警备司令熊式辉代表国民党中央政府向公共租界当局提出引渡要求。

《周恩来遇到的生命危险之十》写道：

沪淞警备司令熊式晖一抓到向忠发，就打电报给蒋介石。

蒋介石立即回电：就地秘密枪决。

蒋介石又收到向忠发开始招供的电报，马上改变主意，下令“暂缓处决”。

熊式辉已于24凌晨将向忠发枪决。

牛兰这时改称自己拥有瑞士护照，强烈要求瑞士政府出面干预，救出自己。

瑞士领事态度暧昧，曾一度提出要求，希望暂缓对牛兰的审理，引起南京政府的不满和谴责。

8月8日，江苏省上海特区法院裁定，牛兰移交沪淞警备司令部拘押，等待瑞士政府身份调查。

租界当局不愿招惹麻烦，把包袱抛给瑞士政府。

熊式辉

8月13日，瑞士政府决定放弃牛兰，他们也不愿惹这份麻烦。瑞士驻沪总领事发表声明：“根据本国调查的结果，被捕者非瑞士国籍。”

8月14日，熊式辉下令将牛兰夫妇解往南京。

牛兰被捕后，共产国际发出指示，尽一切力量营救牛兰！

国际赤色救济会是共产国际的外围组织，主席是共产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运动领袖蔡特金。

1931年8月20日，“国际营救牛兰委员会”在欧洲成立，委员除宋庆龄、蔡特金、高尔基、史沫特莱外，还有著名人士爱因斯坦、罗曼·罗兰和杜威等人。

一份份声援牛兰夫妇呼吁书，以宋庆龄和“国际营救牛兰委员会”的名义向全世界发送，而一封封爱因斯坦、罗曼·罗兰和杜威等署名的抗议电报发给南京国民政府。

宋庆龄不但带头抗议南京国民政府，要求释放牛兰夫妇，还亲自出面把牛兰夫妇年幼的儿子吉米从监狱中接出来，并找机会把他送回苏联。

右起：鲁迅、蔡元培、宋庆龄、萧伯纳、史沫特莱

宋庆龄找蒋介石谈判，建议南京政府释放牛兰夫妇，作为交换条件，苏联当局遣送蒋经国回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引咎辞职，年底又当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蒋经国正在苏联西伯利亚一家工厂当个小领导。

蒋介石以自己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为借口，婉言回绝了宋庆龄。

1931年12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部长（指牛兰），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余宁使经国投荒(流放的意思)，或任苏俄残杀，而绝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

苏共中央和红军总参谋部责成上海佐尔格小组与中共的中央特科密切配合，尽快营救牛兰夫妇。

就在租界巡捕房与南京当局酝酿引渡牛兰时，佐尔格小组成功地与被关在公共租界牢房的牛兰夫妇取得了联系。

牛兰夫妇被引渡到南京国民政府后，潘汉年及时安排特科“红队”人员出面，向中统总干事张冲支付三万元酬金，换来一张牛兰在监狱中的亲笔字条，向共产国际方面证实牛兰夫妇还活着。

《周恩来遇到的生命危险之九》写道：

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的二号人物。 这个让周总理临危前还念念不忘的《启事》宣称伍豪脱党，正是张冲蓄意制造的一起政治陷害事件，目的就是想借此中伤周恩来，破坏共产党的声誉，并离间共产党内部的关系。

负责营救的佐尔格经过多方筹谋，要求莫斯科寄来两万美元，用来收买南京腐败军警特务和法官。

共产国际派两位德国人充当秘密交通员，各携带一半钱款，分两路准时来到上海向佐尔格交割。随后他们见到了中共中央领导博古。

《周恩来遇到的生命危险之十五》写道：

开会了，朱总司令、周政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以及刚到前方的秦邦宪等同志坐在“讲台”后面的长凳上，到会的几十名青年干部坐在“讲台”的前面。

秦邦宪又名博古。

宋庆龄（右一）与牛兰夫妇的辩护律师琼·文森特夫妇

经博古挽留，其中一位名叫奥拓·布劳恩的同志同意留下支援中国革命，他就是后来指挥江西中央苏维埃红军的最高领导李德！

1932年，“怪西人”牛兰夫妇登上了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被告席。

南京检方指控牛兰夫妇触犯了中国《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证据就是公共租界巡捕房在南京路49号C字30号房间搜查缴获的七十六份文件和其他物证。

牛兰申辩说，南京路49号C字30号房间是向自己的德文学生爱立生租的，房间内的共产党文件都是爱立生的。

C字号30号房间房东及物业管理人员均认为被告就是爱立生。

经对比，在捕获文件的旁注笔迹，与所谓“爱立生”的签字及牛兰在租界留下的笔迹完全相同。

检察官认定牛兰本人就是爱立生，而且就是牛兰本人在缴获的文件上做注释。

还有，汪德利曾，即牛兰夫人在南京路49号C字30号房间用自备钥匙进入，警察在该房间缴获的文件中，发现有1931年5月27日由新加坡寄至上海的法文密码信一件，而在信中用墨水添注之字，与室内法文字条笔迹一致。

最后，牛兰进行了申辩，称自己是德国柏林一家公司驻上海的代表，从事外贸生意及教授德、法文，并未参与共产党活动。

国民政府驻南非总领事馆提供了共产国际在南非召开代表大会时的照片，其中就有牛兰夫妇。

牛兰夫妇依然拒绝承认被指控的所有罪名。

1932年7月11日，为做最后的努力，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邀请了上海文化界著名人士商讨如何给南京政府施压以营救牛兰夫妇。

会上，柳亚子、鲁迅和丁玲等三十六名著名文化人士联合签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居正、行政院长汪精卫、司法部长罗文干，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妇。

1932年8月19日，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一庭就“牛兰案”进行宣判。判词如下：

牛兰在1930年3月，汪德利曾在同年7月先后来华，二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或煽惑军人民众，或勾结叛徒，图谋扰乱治安，并有扰乱治安之实行且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行为，判处死刑。又依大赦条例减刑，改处牛兰夫妇各以无期徒刑。

柳亚子等人在报纸上发布要求释放牛兰的声明

因为法庭是在没有弄清被告确实身份的前提下做了判决，“怪西人”的真实面目依然是一团迷雾，使人疑虑重重。

审判的结果让佐尔格感到骄傲，通过对腐化的中国法官和政府进行贿赂，牛兰夫妇免受死刑，他的秘密收买成功了。

只要牛兰夫妇不死，就完全可以认为佐尔格小组的营救努力没有白费。

对中国老百姓来说，这是一起糊涂人断糊涂案。

特别是其中“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行为”罪名，就显得莫名其妙。牛兰夫妇是什么国的人？说他犯叛国罪，那就指控他叛了他的国家。既然如此，应该邀请其祖国的代表到法庭作证才对！

牛兰拥有的护照被所有国家否认。他看起来没有祖国。没有祖国，哪来的叛国罪？

1928年1月之前，中共中央及苏维埃红军与苏共中央（共产国际）没有直接的无线电电报联系，互相的联络都是靠信使传递信件。

但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特别是1927年4月北洋军阀袭击北平苏联使馆区内李大钊住处，收缴了大量共产国际收集的资料，使苏共中央措手不及。

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及其在上海的机构在中国的无能表现遭到苏共中央的严厉指责。

1927年11月，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决定派经验丰富的谍报专家亚卡夫·鲁德尼克来华开展活动，首次建立了苏共中央（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无线电报联系。

亚卡夫·鲁德尼克是出生在乌克兰的老布尔什维克。1917年十月革命时，他出任“芬兰团”政委并率队攻打冬宫。加入“契卡”（克格勃前身）后，他到欧洲多国执行过秘密任务。

1924年，他调入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担任与多国共产党联络的秘密信使。

1927年，鲁德尼克被共产国际选中，派往中国。他的秘密身份是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交通处派驻中国的“组织科”负责人。

鲁德尼克的“组织科”与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的远东局及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GRU，格鲁乌）驻上海的情报机构，三家都是苏联的驻沪机构，彼此之间有协作关系，但互不从属。

苏联红军驻上海情报机构就是如今家喻户晓的佐尔格小组，第一任负责人就是理查德·佐尔格。

在《诺门罕战役解析（一）》中写道：

如果不是对日军战斗力知根知底，即使苏联杰出间谍佐尔格向莫斯科报告了日本最高统帅部“1941年不向苏联宣战”决定，斯大林也未必能放心地从东线抽调防卫日本进攻的11个步兵师约25万人到西线作战，将德军遏制在莫斯科城下。

而上海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实际负责人就是兼任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

理查德·佐尔格

对中共来说，远东局偏重于政治领导，发指示下命令之类的；佐尔格小组是专攻军事情报的；“组织科”则是提供实际援助：给钱，负责秘密交通和秘密通信，且后者又同时为三家共享。

在上海期间，鲁德尼克使用多个假姓名，登记了八个邮政信箱，开设了七个电报挂号，前后租用过十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商社。

他身份多变且在言行上警惕性极高，他还频繁搬家，不断更换联络地点，不断更改电话号码。

鲁德尼克夫人原名达吉雅娜，出身圣彼得堡的显赫贵族世家，自幼就读于贵族学校。十月革命中，她加入布尔什维克，被委以重任，先后到多个国家开展革命工作。1930年初，她带着幼儿吉米从维也纳来到上海，在沪西愚园路开了一家服装商社作为掩护，协助丈夫工作。

鲁德尼克夫妇在上海租界向东亚各国的共产党分派经费，发展地下交通、设立秘密联络点。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操作，他们沟通了苏共中央及共产国际与亚洲共产党的联络。协助中共中央实现了与各省苏维埃红军的无线电报通信联系。

鲁德尼克严守纪律，他从不承认自己是苏联人，也从来不在苏联驻华的公开机构现身，尽量避免与中共联络员发生直接接触。

记录表明，他经手的公司从经费上大力支持了各国共产党，其中对中共的支持尤显慷慨，比如，从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平均每月援助中共的资金达两万五千美元，高出对其他党十几倍。

鲁德尼克还有一个身份是“赤色救难协会”驻沪代表。

1930年1月12日，中共领导的上海工联在英租界召开一个会议，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化装为工人出席。由于会议疏于防范，招致英租界巡捕房的关注，在会议进行当中，一群巡捕突然闯进会场，把与会成员全部押走，关进提篮桥监狱。

《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与中共（七）》写道：

8月25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和毛泽东联名致电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叮嘱王明无比恳切要求苏联方面正式给予援助。

当时王明刚从苏联回来，党内地位并不重要，也没几个人认识他，身上又没有搜出任何文件与材料，又被看作一个普通工人，照常理，他不用着急，用不了多少时间，就会被释放。再说，中共不会不管，总归要营救他出狱的。

有个小牢头从上司口中打听到王明只是个“小角色”，迟早要被放出去，想从王明身上敲点钱，就劝王明“花点儿铜钿买通关节换自由”。

求援信由牢头亲手交给王明的领导潘文郁。

《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与中共（三）》写道：

潘文郁，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是同窗。回国后被王明打击，调离领导岗位，1931年在北京被捕，黎天才保释了他。潘文郁登报声明脱党得以获释。

潘文郁此时出任中央宣传部秘书和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兼任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总编辑，还是当时中共中央前后两任最高领导人李立三和向忠发的执笔人。刚回国的王明被潘文郁安排到《红旗日报》当一名普通编辑。

当知道来人身份就是提篮桥监狱的牢头时，潘文郁大吃一惊！王明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暴露了中共中央最重要地下机关之一—-中宣部的所在！

潘文郁迅速向中央报警，中共中央果断迁移走中宣部。王明违规的事也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米夫当过苏联东方大学校长，王明是他的得意门生。

米夫求助于共产国际联络部部长，最后由鲁德尼克以“赤色救难协会”驻沪代表身份出面，交了一笔保证金之后，王明于2月18日上午出狱。

王明受到中共中央的纪律处分，迁怒于潘文郁。

1928年，中共中央设立了无线电台，负责中央与各根据地红军联系及向共产国际（通过鲁德尼克的电台）进行请示和交换意见。

这项工作由周恩来领导的特科第四科操作。

《周恩来遇到的生命危险之七》中写道：

1927年11月，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四科交通科，负责党中央同各地的电台联系、水陆交通线，科长李强。

后来交通科改名无线电通信科，科长还是李强，科内几位成员涂作潮、蔡叔厚、邓颖超等都是中共老党员，其中涂作潮还是1924年由张浩（林育英）在上海工作时发展的党员。

1923年，青年时代的李强

《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与中共（一）》中写道：

1935年11月18日，中共党员林育英为传达共产国际关于“抗日反蒋”策略方针的指示，从莫斯科来到陕北苏区，也传达了斯大林的建议：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

中央特科无线电通信科需要自己的电报密码。这第一套密码就是周恩来（当时化名伍豪）编制的，所以又称为“毫密”，邓颖超则是中共第一个译电员，使用的就是“毫密”。

《永远的总理（十四） 病重》中写道：

建国前，周总理曾经用过伍豪的别名，国民党伪造所谓的《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并将这则消息在多家报纸上大肆刊登，想以此离间我党内部关系，并未得逞。

由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佐尔格小组需要可靠的革命者的配合才能开展工作，而中央特科也需要接受他们的指导，就这样，特科第四科的蔡叔厚受指派参与佐尔格小组，充当电台报务员。

佐尔格因工作需要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张一萍也成了佐尔格小组成员。

蔡叔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苏两国重新开始在抗日问题上进行合作。蒋经国也回到了委员长身边。

1937年12月13日，南京保卫战失败，日军发起疯狂的南京大屠杀。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囚犯或逃了，或被日本人杀死了，但狱中的牛兰夫妇没逃，他们落入日本人之手。

1939年，《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进入谈判阶段，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伸手营救牛兰夫妇，表示愿意付赎金买人。

日本人同意了这笔交易。他们把牛兰夫妇从南京监狱放出来，让他俩回到上海。牛兰夫妇并没有急着回国，而是继续留在上海租界，到太平洋战争发生前才离开上海。

牛兰夫妇坚忍不拔的意志、坚定不移的立场，让耳闻目睹此案的所有人心服口服。

牛兰夫妇为自己感到骄傲：他们是以生命为代价，为暗存在心中的祖国谋取最大利益。

当然，他们的祖国不是中国，不是比利时，也不是瑞士，而是苏联，这才是牛兰案的真相！

季米特洛夫

牛兰夫妇就是鲁德尼克夫妇。

二万美金的交易，后来被证明是中统总干事张冲的阴谋，种种迹象表明，特务已经开始跟踪，寻找他们的踪迹，佐尔格小组因此被暴露在中统的视线之内。

为安全起见，1932年底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将佐尔格、张放和其他主要人员撤回莫斯科，只留下了一名叫陆海防的外围情报员。